现代化关系探讨论文

摘 要：电影艺术与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电影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目前的文化态势、社会变革都表明，对于两性情感关系的探讨与研究，应该成为电影艺术创作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现代化关系探讨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现代化关系探讨论文 篇1：

媒介新技术:互联网与当代生活方式

近年来,根源于媒介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关大众传媒与生活方式变迁的关系探讨持续升温。媒介不仅是人感知器官的延伸,也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拓展,这已成为普遍共识。国外学者麦克卢汉、哈贝马斯,国内学者唐魁玉等,或从媒介技术角度强调它与人类器官延伸的对应性,探究“媒介-感知性-生活方式”的内在关系,或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媒介生活的关系维度,重视其重构交际理性的价值,或强调“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即“媒介化生存的过程”,主张探讨现代生活的传媒化特质。然而,或基于探究视角的特定性,或缘于研究成果的时效性,现有研究多探讨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大众媒介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近20年来,随着微电子、计算机、通信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媒介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及其技术范式,深刻而又不同以往地影响了当代生活方式。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网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进行互联网与当代生活方式关系的专门探讨,意义重大。

一

就呈现形态、技术质素而言,媒介新技术即“新媒介技术”,“新媒介”引领这一术语的实质。据著名广告学者威廉•阿伦斯考证,1967年美国人戈尔德马克首次使用“新媒介”(New media)概念,之后,它一般指称“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主要包括“互联网、商业在线服务、CD-ROM目录和杂志、独立式电脑亭和互动电视”等。互联网堪称“第一”新媒介。生活方式(lifestyle)范畴由马克思•韦伯首创,它指涉广泛,包括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个体社会化的性质、水平和方向,其变化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是主客体相结合、互动生成的一个综合性概念,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形式和事实存在,又是主体评价、选择、配置生活资源而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日常方式。生活方式理论源远流长,其发展得益于马克思•韦伯、凡勃伦等人的阐发,研究范式经历过心理地图式、价值论、后结构主义等多个阶段。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它“送给人类的,不是漂亮的羽毛,而是飞翔的羽翼”,其蕴含的巨大潜能一览无余。互联网是“融合了异质技术、社会礼仪和专业设计的聚合体,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社会效果”[1]39,它深刻影响着当代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过程、体验、权力和文化的运作与结果”[1]33。

(一)信息生活:自媒体与全民媒介化

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介严肃、权威、控制、线性的运行方式,新媒体“通过上传参与了传播,表达了自己,发布了信息,创造了内容,影响了别人的发布方式和所创建的内容”[2]148。“自媒体”式传播是互联网这种新媒体的信息消费常态。所谓“自媒体”(We Media),即“自主媒体”,谢因波曼、克里斯威理斯将其定义为,“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旨在强调它传播全民化的本质意蕴。换言之,“自媒体”是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特定的单个人传递信息,主要包括Blog(博客)、E-mail(电子邮箱)、BBS(网络论坛)、IM(即时通讯)、手机群发等。在互联网场域中,借助发帖与跟帖、上传视频与图片、参与QQ群的讨论等各种手段,人人摇身变为“记者”,个个都是报道者,它以告别大锅饭、分享自助餐的新型信息生产形式,宣告了网络时代“新闻游击队”的成立,彰显出其“用户创造价值”的范式本质。互联网的这一“自媒体”属性,使人们的信息生存方式也随之改变,其传播形式隐喻“一个人接通整个世界的所有活动”,它“支持着一个‘媒体全民化’时代,同时建设着一个‘全民媒体化’的时代”。“媒体全民化”突出了全民的媒介素养与使用机会,“全民媒体化”则强调“网民即媒介”、媒介主体的普适化,互联网在这两大维度都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恰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所宣称的,网络时代“上传正在成为合作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形式之一。我们比以往更能成为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每位网民都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就其信息传播的基本功能而言,与大型传媒机构并无本质区别。

对于互联网来说,“Web2.0=技术+公开真实的个人表达+共同建设,技术是基础;公开真实的个人表达反映了Web2.0的社会意义;共同建设反映了它的文化意义”[3],技术、意义、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共同表征着一种新型生产与消费关系的信息精神,“信息消费”即“传媒生产”,表达即传播,参与即交流,去中心化的上传、分享、创建交互等传播活动,成为人们信息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社会结构、日常行为等层面都产生了影响。2006年,《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的桂冠颁给全体网民,理由是“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2007年,“处决萨达姆”的视频短片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快速流转,见证了网络媒体“用户创造内容”之新技术本质。2008年,著名视频分享网站You Tube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直播,影响巨大,“与其说是You Tube参与竞选直播,不如更准确地说是网民通过You Tube参与竞选评价”[2]5。笔者认为,这些事实都生动诠释了网络新技术对于人们信息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自媒体”表征着新媒介“全民化”、“精细化”、“私人化”的发展趋势,它是一种传播形态事实、社会结构形式,更喻示着一种新型的信息生活方式,影响甚巨。

(二)社区生活:虚拟世界与社群主义

由通信技术支持的网络空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文化空间,学界称之为“赛博空间”,它以一种“万花筒”式的虚拟性存在,“对文化的总体关系重新构型”。在“赛博空间”中,网络媒介“鼓励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互动,形成社区化的生活方式的平台”,其传播精髓是“以人为本,通过个性化的传播方式,读与写并存的表达方式,社会化的联合方式,标准化的创作方式,便捷化的体验方式,高密度的媒体方式提升用户使用互联网的体验”[2]85,它的生成方式、运行法则与传统媒介大不相同。借克里斯•安德森的话来说,即“过去媒体是一场演讲,现在媒体是一场对话”,“演讲”反映传者强势的线性传播,“对话”彰显传受双方的平等交流。互联网堪称对话性媒介的代表:在网络的开放空间中,非固定性的若干人群进行松散集合,以结成随意交流、自由表达、多元对话的虚拟社区,其地缘遍布各地,其构成复杂多变,其交流跨越时空阻隔,其表达打破种种藩篱。正是基于这种松散性、广泛性、对话性,虚拟社区中的网民传受一体,媒介新技术带来的“去中心化”,使每一位参与者都成为平等主体,其传播与反馈相对不受限制,从而使资源共享和决策公开成为可能。

在笔者看来,网络媒介建构的这种虚拟社区,就本质而言,是“对传统社区失落的一种现代性补偿”,它指称着一种新型的“社群主义”生活。“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概念,最初源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被用于解释、指代古希腊城邦精神,其原始意蕴凝重、严肃,在当时城邦至上、群体本位的政治道德之下,它“强调社群对于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与之完全不同,居处网络时代,“在那些自称‘社群主义者’的网络居民与虚拟社群游民们心目中,这个概念是青草的、溪流的、田园的和飞霞流云般散淡的”,更多强调“其中的清新与自由,其中的亲切与自主”,“这些社群主义者的生存,仿佛虚拟田园中的一曲数字牧歌”[2]127。基于传统社会的“有机”社区在失落多年后,又再度复兴,新的社群氛围引领着交流的方向与基调,表达的个体性则强化了社群本位,个体与社群在这里相互构形、不断和合。在网络世界中,建构“社群主义”的此种“群”,其结构性范式价值突出:基于某种同一性而聚拢的新型传播“群”,具有强力聚集、高度自由、多维交互等特征,它不同于“众”的集合构造,因为“‘群’是典型的多对多的传播媒介,而‘众’则是传统的一对多模式的体现。传统大众传媒给予我们的是大锅饭,新媒体时代的不同‘群’则给我们准备了一席自助餐”[2]110。就传播精神与信息接受而言,从“众”到“群”,从“大锅饭”过渡到“自助餐”,是革命性、颠覆性的。惠益于社群交往的网络虚拟社区,其人际互动突破了现实交往行为的“自我中心主义”藩篱,“权威式中心化的主体意志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平等自由的主体间交往,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则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中心感,缺乏稳定性”,伴随此种“去中心化”人际关系的形成,“虚拟社区中产生了不同的权力关系,构建出不同于传统的权力图像”[2]119-120。在“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的现代性大背景下,它以换位补偿的方式,使业已失落的传统社区“复归”,新型社群主义得以凸显,意义重大。

(三)政治生活:网络空间与新公共性

互联网的人肉搜索引擎技术,“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2]82。依仗如上的人海战术,无数网民被组装成超级大脑,诠释着网络传播时代“人人都是福尔摩斯”、“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人多力量大”、“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但是传递的力量是巨大的”的真理。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横向联系平台、没有中心的意见表达平台,它极大冲击了现有舆论生态,使人人都拥有更多表达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有利于建构一种崭新的政治传播文化。互联网营造了一种不可低估的新公共空间,“从充满政治意味的新闻、舆论导向走向更为广大的生活空间”[4],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生活进程。

“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的城邦精神,用于强调公民集会时自由发表言论、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与习惯。J•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提出的“公共空间”范畴,则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和,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5]38,它整合和反映民众要求,使公共权力接受民间督促和约束。在他看来,公共空间率先产生于文艺领域,后扩展到大众传媒,进而影响政治,但19、20世纪之交大众传媒的兴起,又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衰落,因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这些消费者沉迷于传媒景观与传媒技术之中不能自拔,成为它们的奴隶”[5]187,公共性随之蜕变为“任何吸引公共舆论的东西的一个属性,其目的就在于生产出虚假‘公共性’”[5]205,令其堪忧。使人乐观的是,基于技术可能性、开放讨论平台、内部强大的搜索与超链接手段,在去中心化、交互性、平等态的互联网世界中,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原初场域的新型公共空间,公共性论辩复归于初。借助网络新技术,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关注与引领社会焦点事件、监督与完善公共管理等,已经成为广大网民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2007年山西洪洞黑砖窑事件,网友“中原老皮”在大河网发布《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寻子无果400位父亲再次联名》这两封求助信,成为整个事件的关键拐点,借助互联网谱写了一曲网络草根族的“英雄传奇”。2008年“正龙拍虎”闹剧,网民们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雪亮,见证了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惊人力量。网民的自发聚合和积极探求,为构建新型文化形态与舆论空间提供了可能,一种基于“网络空间”的新公共性正在生长着,必将对民主政治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

二

互联网带给人类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它是“社会组织机构、权力关系和技术控制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构”,在网络新技术环境下,媒介“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方式甚至决定了它们的内容”[1]86。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其“自媒体”属性带来了“全民媒体化”,表征着一种全新的信息生活方式,它营造的虚拟世界以一种新型“社群主义”的方式,使失落许久的传统社区“复归”,它建构的新公共空间,有利于建构一种崭新的民主政治生活。基于互联网的赛博空间“进入几乎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关的五花八门的迷宫式的关联域”,在网络世界中,“不仅人类世界的一部分转变成为虚拟环境,而且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同时也日益与虚拟空间和虚拟时间交织在一起”[1]2,移居“赛博空间”与“赛博空间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携手并行。网络媒介在社会影响方面的突出地位,恰如德国学者托马斯•迈尔所指出的——它作为社会问题的侦探、社会的检察官、推动社会团结整合的论坛、引导社会舆论调动积极性的发动机,全面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在本体与虚幻、现实与未来、物质与精神的多维交织点上,互联网媒介新技术具有扩大实践范围和认识对象、减少社会发展代价、促进人类自身完整发展、加速“世界历史”进程等多种社会文化意义,从这一角度视之,“从书写文化到超媒体文化的转型,意味着对线性的、铁板一块的、与文本文化相关的救世论诺言的暗中破坏,为与口头文化相联系的多神论数字救赎开拓了道路”[1]18。互联网及其技术范式具有突出的生长价值,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然而,技术从来都是中性的,它本身并非福音抑或噩梦。网络新技术重构了现存的权力关系,既生成推动民主进程的力量,也表征技术控制的反力量。以此观之,迷信媒介新技术的“电子乌托邦”思想是不可取的,因为“单纯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能必然保证理想的形态出现,这种理想模式的电子乌托邦需要更加复杂的社会条件”[2]119,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多方面的主客条件。达成这一转变,需要我们不断更新传播理念、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加速技术推广与普及等,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生活方式领域,网络的确蕴含巨大潜能与进步价值,其成长空间难以估量。这方面,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从“结构与能量”维度提供了范例式的分析视角。在他们看来,“结构”具有整编性权力话语的特征,它以公共性为依据或借口,不断规范信息在公共空间的传播;“能量”则彰显一种生活的主动性,以管束与控制意识形态,从而确保社会诸关系的平衡,但从社会发展史观之,“能量”长期为“结构”所压迫,虽然总在寻找表述空隙,但缺乏足够的宣泄途径与被认同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是“能量”从社会隐性状态向公共表达空间的一次大规模突围,并借此而释放出大量原子,它在一定层面上,使“结构”的权威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困境。[6]

对于互联网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进行研究,要坚持辩证、全面、多维的分析视角,尤其需要突破“可能性”和“实在性”两种现有逻辑视角——既不能如前者,因为互联网开启了一扇“不可预知的可能性”之门,并将人类带入丰富多彩的虚拟世界而盲目乐观,也不能像后者,缘于网络虚拟技术重构了整个经验世界的认知框架而沉浸其中,以为它在本体论层次上首次直接重构了自身存在。应有的研究态度是,从虚拟世界与生活世界、技术与社会的双向关系维度出发,既不能将虚拟世界从现实生活世界割裂开来,也不能脱离现实主体特征去描述和阐释虚拟实践活动,更不能从技术提供的角度构建虚拟世界的哲学,虚拟世界不过是现时代人类生活的一个独特“场域”。[7]这种探讨必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具备开放眼光、动态视野。惟此,在“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互动、分立、耦合的分析视角下,媒介新技术与当代生活方式的关系,才可望得到更加深刻、清晰、准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杨继红.新媒体生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 吴烨宇.Web2.0时代为传统媒体创造新的增长方式[N].中国青年报,2007-09-03.

[4] 何纯,张海寅.传媒舆论引导与生活方式——多元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实践[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4).

[5]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6] 黄卓越.博客写作与公共空间的私人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8(3).

[7] 白淑英.从技术思辨到社会哲学——关于虚拟世界研究的方法论转向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

责任编辑:莲 郊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Society

作者：刘中望

现代化关系探讨论文 篇2：

情感电影研究的文化及现实意义探究

摘 要：电影艺术与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电影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目前的文化态势、社会变革都表明，对于两性情感关系的探讨与研究，应该成为电影艺术创作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

关键词：两性情感电影 社会变革 社会心理 女性电影

20年前，电视剧《渴望》中的刘慧芳曾经是那个时代贤妻良母的经典符号。而20年后，为小农意识所包围的贫贱夫妻，却早已演变成《箱子》中两性关系的紧张对峙。这大概也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一种曲折投射。当下社会现实中，女性权利的崛起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表现明显。“超女”选秀时凸显出的中性时尚，“快男”中的男色消费，都呈现出女性权利对于男性既有文化空间的争夺和挤压。但是依然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识，却未能适应这一两性关系被迅速重置的当下现实。因此，在传统男性的视野中，当代中国的某些新女性呈现出一系列让男人们感到陌生、威胁，甚至恐惧的另类表征。我们不仅可以从《箱子》这类极端化的厌女癖剧情中印证这一点，也可以在《爱情呼叫转移》等都市言情电影中看到它的律动。

在对新时期电影的深度研究中，一方面挖掘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文化对家庭中两性关系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关注和讨论中国政府50多年来推行的男女平等政策对传统女性角色造成的冲击,以及夫妻之间重新建构性别关系和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过程；再者，试图为现代人精神的异化、情感的隔膜与疏离、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阳痿以及两性逐渐丧失沟通的欲望和能力等一系列困惑，找到一个较为合适的解决途径。这样的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倪震先生在对中国伦理电影的分析中认为：中国电影百年行程中，类型片的开拓是不平衡的，个别类型长期持续，有些类型则短缺或断档，但有两个类型却得以贯穿性地延续，一个是武侠片，另一个就是伦理片。就中国大陆而言，因为某些原因，武侠片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处于断档之中。真正可以不因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而得以贯穿延续下去的，便只有家庭伦理电影。而在家庭伦理电影中，对两性关系与婚姻情感的关注一直处于重要的位置。

从1979年舒婷发表《致橡树》以来，爱情婚姻中的男女，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就没有停止过对平等爱情婚姻的努力与抗争。从传统社会的亲密依赖关系“藤与树的缠绕”，到现代社会的亲密平等关系“树与树的牵手”，电影在这30年中，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文革”结束后，人们思想上的樊篱其实并没有被彻底地打破。“文革”十年中，人性遭到无情的蔑视，人的尊严也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爱情这一人类生活中正常、美好而且必需的精神现象，更是遭到残酷的贬低甚至扼杀。“文革”十年的电影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除了有革命的理想和不息的激情之外，再没有其他生理和精神上的“欲望”，爱情这一“专属于资产阶级的情感符号”更是与革命者的身份毫无关系。女性失去了自身独特的性别特征，成为面目模糊、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的革命战士、英雄母亲，或者与男人毫无差别的同志。

“文革”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并解除了冰冻，也因此出现了家庭伦理电影的高潮，其中探讨两性关系的电影包括张其和李亚林导演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谢晋导演的“文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胡柄榴的“乡村三部曲”中的《乡音》，以及谢飞的《湘女萧萧》，黄建中的《良家妇女》、颜学恕的《野山》等。这些电影皆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对两性关系在其中的微妙变化，从各个角度和层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离婚高潮，受经济大潮的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受到剧烈的冲击，表现两性关系题材的电影创作数量更是非常可观。与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情感电影创作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一些知名的导演继续以家庭伦理关系中的两性问题为重要关照点，在对两性关系的影像展示中，记录着中国文化及其两性平等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蹒跚脚步，并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卑微及其社会和家庭地位变化的观察与思索，代表影片有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我的父亲母亲》，夏钢的《大撒把》、《无人喝彩》，李少红的《红粉》等；另一方面，更多导演包括新晋导演，也将目光投射到这一题材中去，开始更为直接地探讨家庭中的两性情感和生活状态，代表影片有黄建中的《过年》，陈国星的《离婚大战》、《编外丈夫》，胡雪杨的《留守女士》，徐耿的《给太太打工》，宋江波的《离婚喜剧》、《离婚合同》，等等。这些导演的努力使得关注两性题材的电影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

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两性生活的变动轨迹，不断地演绎着单行、并行、交叉与加载，对两性生理及心理特质的不同理解，对幸福本源的不同追求，使得当今社会的两性关系在不断衍变中派生出千姿百态的生活模式，立体而且生动。两性关系也不再墨守成规，从单身独居到未婚同居，从精神恋爱到现实婚姻和婚外情，两性关系进入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热闹喧嚣”时期。

进入21世纪，对两性题材电影的探索更是呈现出蔚为壮观之势，并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以长时间段的时间跨度作为电影主要叙事时间的处理方法依然存在，但以家论国，并借助家庭中的两性矛盾和冲突来重点反映时代历史变迁的大主题，却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历史开始退居到幕后，而历史中的人则一步步走向了前台，电影不再将两性关系当作书写历史文化和国家政治叙事的载体，代表影片有《周渔的火车》、《芳香之旅》等。其次，对两性情感、两性关系的表现，开始逐渐替代传统伦理电影中对代际间沟通交流的表现，代表影片有《一声叹息》、《手机》等。再次，两性危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得以展示，突出表现当代人的世俗焦虑和现代生存困境，其中尤以男性性焦虑为重要表现。这种焦虑同时伴随着对婚姻和两性情感及其交流的焦虑。婚姻作为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作为一个“微观社会的、可定标记的单位”（托尼·阿纳特勒拉），其中的某一个个体或者双方一旦陷入对可能丧失本身存在的焦虑，那么其婚姻关系往往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代表影片有《谁说我不在乎》、《好奇害死猫》、《双食记》、《鸡犬不宁》等。第四，女性主义的文化表达，从“一间自己的房子”的女性独立自我的诉求和希冀，进入到“花与花联合起来”的女性命运的新的思考，代表影片有《假装没感觉》、《爱情的牙齿》、《牛郎织女》、《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第五，“后现代类家庭”的电影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都市人的情感困境、心理困境和生理困境，代表影片有《开往春天的地铁》、《幸福从邪恶中穿行》、《绿帽子》等。第六，两性题材电影叙事的多类型、多风格的局面开始出现，代表影片有《好奇害死猫》《箱子》等。

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两性关系的传统归宿——家庭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自给自足、家族观念强烈、结构相对稳定、凝聚力较强的家庭，受到现代化潮流的迅猛冲击，家庭制度和家庭观念也面临着时代的严峻挑战，出现了所谓的家庭危机和婚姻危机，而两性关系也随之进入焦灼状态。进入20世纪80年代，家庭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社会和文化热点问题。据中国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单身潮时代和第四次婚姻革命时代，一次以婚姻观念的变化为表征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正在进行。

面对这一激变的社会现象，主流文化也作出了迅速的反应，电影人敏锐地捕捉并参与了这一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探讨。在两性题材电影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存压力与物质至上的原则，导致两性之间存在着空虚、暴力、虐待、性问题的困扰以及由此而来的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私和冷漠，即所谓的“冷暴力”。同时电影开始应和回归和谐平等两性关系的社会吁求，代表的是主流文化的声音。

综上所述，两性题材电影应和了当下主流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与传统向来非常注重家庭和谐，家庭伦理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人的内心深处。经过“五四”和“文革”，传统的家庭伦理受到极大的冲击。而改革开放带来的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的震荡与变化，也使传统家庭中的两性伦理关系正在变得日益脆弱，触碰着国人当下同样脆弱的神经。因而，可以说电影在两性关系的选材上真正反映了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契合了中国人普遍的、处于变动中的价值观念。千百年来，两性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彼此的关系产生如此深广的疑惑、焦虑和迷茫。这种疑惑、焦虑和迷茫的情绪，不仅在新时期的中国存在，而且也正犹如瘟疫快速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在西方成为整个时代的主题。而作为重要而有力的传播媒介的电影，无疑应该为这种左冲右突中寻找出路的两性心理代言。

参考文献：

[1]倪震.中国电影伦理片的世纪传承[J].当代电影，2006（1）.

[2]杨远婴.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J].当代电影，1990（3）.

[3]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

影[J].当代电影，1994（6）.

[4]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97.

作者：王苹

现代化关系探讨论文 篇3：

国家能力、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竞合关系的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以国家能力为理论视角，围绕群团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间形成的竞合关系开展探讨。针对国家能力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社会组织理论等展开了文献研究与回顾整理。

关键词：国家能力 群团组织 社会组织

目前，我国群团组织在改革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组织枢纽式服务平台，加强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示范带动、联系服务，其在互动中形成的竞合关系成为群团组织功能转变和角色定位的重要体现，而国家能力理论较好的解释了两者之间形成竞合关系的必然性和发展性。

一、国内外有关国家能力的研究综述

检视国家能力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梳理出三类具代表性的国家能力观：一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能力观；二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能力观；三是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观。它们各有优长，亦各有缺失。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能力观，以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回归学派为突出代表。该派以Max Weber的思想为渊源，以国家的自主性为出发点，提出了"回归国家"的呼吁（Theda Skocpol，1985），认为国家行为者具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偏好，而且会运用国家权力和资源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国内或国外行为者的利益。（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1995；Michelman，1993）。在中国主要以王绍光，胡鞍钢（1993）为代表，强调国家对社会的主导作用，并提出了国家能力包含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回归学派力图将其与依附论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失败的解读区分开，但是由于无视国家自主性的限度，从而陷入了从国家能力研究滑入国家本位的权力研究的困境。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能力观，强调"国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Karl Marx）。Linda Weiss（1998）在Evans（1995）"嵌入性自主"概念的基础上引入"治理性相互依赖"来说明国家和社会之间独特的制度性连接，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synergy）关系，使协同成为国家能力讨论中的一个新颖概念。2001年Joel S.Migdal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概念，认为国家并不像韦伯描述的那样，在宏观社会变革中是不受约束的原动力，而是受到其管理的社会的严重约束。他们强调组织、冲突、过程与历史（Michael Mann，1986），"有限政府也许会比无限政府更强有力"（Stephen Holmes，1995）。中国学者（程同顺、高千，2016；苗大雷、曹志刚，2016；侯利文，2016；龚咏梅，2006；陈怡，2015）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社会如何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改变着各自的结构、目标、规则以及社会控制展开了系列分析，对反思中国的转型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不少启示。第三类，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观，分别是以waltz、Robert.O.Keohane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对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以上研究的共性是，缺乏从维度的内在关联中对国家能力进行总体性研究，因此中国学者（黄清吉，2007；胡伟，2014）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能力是国家从社会积聚资源并将之转化为可运用的力量，继而凭借力量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总体效能。

二、国内外有关群团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

（1）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研究。中西方针对群团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研究主要遵循市民社会和统合主义的理论视角，并借此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市民社会理论关注以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为代表的成长中的"社会"如何牵制和消解国家权力的负外部性，统合主义理论则关注国家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其实施有效管控。这两种理论视角的研究者提出了描述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前的"全能主义"向政治参与更加开放的"国家--社会关系"转变的各类模式，以及近年来国家对社会通过吸纳与合作形成的"嵌入型监管"（刘鹏，2011）、"利益契合"（江华等，2011）、民间社会组织依附于政府的"伴生模式"（刘传铭等，2012）、政府促使社會组织行政化运作的"嵌入式管制"（吴月，2013）等等。虽然两种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国家逐步让渡出部分权力给予社会，并与其进行模糊的、不稳定的、正式或非正式互动（张紧跟、庄文嘉，2008；张紧跟，2012）。其结果是，一方面，社会借助国家释放的机会空间提升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也借助社会力量重新整合利益和维持稳定，呈现"国家镶嵌于社会之中"的格局。

（2）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萨拉蒙"全球社团革命"的提出，在国际范围内出现各种社会组织研究浪潮。在我国开展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王名、杨团、丁元竹、何增科、王颖、康晓光等。有从法律的角度探讨社会组织的规制与管理问题（赵伟媛，2013；胡杰，2013）；从党建与社会的角度研究社会组织的问题（檀雪菲，2007；严宏，2010；包颖，2014；贾文德，2012）；从社会管理体制及其变革的角度分析社会组织的发展（周红云，2010；蓝煜昕，2012）；还有对社会组织进行的个案研究（范明林，2010；张紧跟，2008；应星，2007）等。在这基础之上，还有研究者重点考察了与国家建立稳定联系的具有统合功能的群团组织（如工会、工商联）及民间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Pearson，1994；Yep，2000；Saich，2000；马秋莎，2007），提出了"国家统合主义"（Chan，1993；Unger，1996；顾昕、王旭，2005）、"地方国家统合主义"（徐建牛，2010）、"庇护性国家统合主义"、"层级性国家统合主义"（张钟汝等，2009）等诸多概念。但是上述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关注具有社会统合功能的群团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互动。换言之，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过程的中间因素--群团组织如何发挥行动仍然存在学术考察的空间。

（3）有关群团组织的专题研究。最早开展群团研究的主要有邬梦兆（1992）、谢勇（1992）、袁纯清（1993）等，主要针对群团组织的历史、作用、称谓等开展探讨，之后群团组织的属性和功能成为研究重点，形成了桥梁纽带论、社会职能论、双重角色论、利益代表论、党政附属论、垄断地位论等观点（罗贵榕，2006；胡献忠，2013；景跃进，2011；岳经纶，2013等），在属性上关注中国共产党与群团组织关系的研究较多，部分研究指出，群团组织作为党委政府与群众的"传送带"、"桥梁"、"纽带"，是体制的顺从者。在很长时间中，群团组织依靠行政指令、依赖行政资源使其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林尚立；2008；郭道晖，2008；朱庆跃，2014）在功能研究上，学者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推进和政府改革的过程中，群团组织在包括劳资问题、青年和妇女权益保护方面正变得积极而主动，有时甚至与国家存在冲突（张允美，2003；韩福国等，2008；郑长忠，2012；肖扬，2004；龚咏梅，2006）。还有学者指出，群团组织改革是因国家需建构制度化的利益集合秩序，并通过它来满足多元群体的利益表达，满足社会需求，从而达到社会的有机团结（张静，2005；陈家健，2010）。

三、国内外有关竞合关系的研究

竞合理论辩证地从合作和竞争共存、共变的角度来深入理解组织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自Brandenburger和Nale-buff在1996年进行最早研究之后，有关学者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在竞合关系的类型上，Kotzab and Teller（2003）将竞合关系划分为合作占优型竞合、对等竞合及竞争占优型竞合三类。我国学者李健和金占明（2008）构建了一个反应联盟组织竞合关系的二维模型，徐亮等（2009）提出了自己的竞合战略测量指标，用市场共同性和资源相似性反映组织间的竞争关系，用信任和承诺来反映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在竞合关系的成功要素上，Kogut和Mowery（2005）提出五个要素：自愿并且战略匹配；各自拥有有价值的资源或能力，从而相互依赖；文化匹配；明确的契约及制度设计；正直及坦诚的沟通。在竞合关系产生的绩效上看， Giovanni和Giovanna（2003）指出不论是组织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能获得显著的经济和知识价值。Luo （2006）、Gnyawali（2006）、Tsai（2002） 、Garcia和Velasco（2002） 纪玉山等（2000）都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的看来，竞合理论补充了包括信任-承诺视角（Morgan和Hunt，1994）、竞争视角（Heide，1994）、冲突管理视角（Xie和Song，1998）、相互依赖视角（Pfeffer和Nowak，1976）和权力-控制视角（Yan和Gray，1994）等在内的传统组织间关系研究视角之不足。但是这一理论大多停留于经济组织层面的研究，针对其他社会组织的竞合研究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毋庸置疑，学界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文献的探讨也存在一定的欠缺：第一，大部分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直接描述群团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互动；第二，少数研究虽涉及群团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互动，但很少深入研究组织间的竞合关系，更缺乏对个案的深入测量和评估，无法解释互动存在的机理成因及总结促进其发展的相关策略。

四、本主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在学术价值层面，群团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竞合式发展为观察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无论是市民社会理论还是统合主义理论，都承认目前中國的国家和社会之间仍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本主题有助于验证我国群团组织改革发展的走向，拓展和深化我国以群团组织为基础的统合主义在本土的理论提炼和经验总结。

在实践层面， 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内在要求群团组织必须充分开发其联系群众的体制性组织载体的功能，全面回归党的群团组织特性，提升其联系与服务群众的能力。通过两类组织间的互动研究，本主题还能够为评估和总结现行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提供充足的经验支持，对国家在整体结构层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推动组织形态创新，具有一定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吴国光：《国家、市场与社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3]周雪光：《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

[4]褚松燕：《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中国政治社会团体功能》，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

作者简介：

李莉（1974.8-），女，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教授，湖北省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社会组织

胡惠娟（1995.5.2-）女，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社会工作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项目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能力视角下我国群团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竞合关系研究》17BSH108

作者：李莉 胡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