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建模论文

摘要：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政府对于股票市场的健康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采用货币供应量与上证指数作为变量，运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金融计量方法对2001年1月至2013年10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他们对于股票市场各种影响的综合效益。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股票市场有着长期均衡关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建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建模论文 篇1：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

摘要：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突破增长瓶颈的正确路径，这迫切需要学界研究其经济增长的动态机制和时间框架，以坚定人们因增长效应的长期性而易动摇的改革信心，并能使政府根据结果预测及时调整改革政策。本文旨在初步建立一个可以动态分析和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增长效应的DSGE模型（包括家庭、企业、R&D、政策和贸易模型），根据改革引起的市场竞争性、产业转换成本、税负、R&D支持、劳动力技能升级等方面经济指标的动态变化，依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在半内生增长范式下构建上述各模型的行为方程，从而确定需要校准的模型参数及参数校准方法，为后续研究（即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历史数据采用校准法确定模型参数，检验模型的健壮性，并利用模型分析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可能带来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效应）打好基础。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DSGE模型；宏观经济调控；政府职能

基金项目：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财富管理平台与相关数据库建设”（2014GGX106008）

一、引言

在世界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保持了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进入长达5年的下行趋势，即所谓新常态下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长期沿用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以“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造成供给结构老化，无法创造和满足新需求，结果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多，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越低，总需求越不足，经济陷入增长瓶颈而难以自拔。2015年岁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我国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指明了方向，急切需要学界从理论上和动力机制上充分探讨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使中国经济突破增长瓶颈①。

供给学派和新供给主义对供给侧管理都有研究。供给学派复活了古典的萨伊定律，即“生产自动创造需求”，主张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上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迫使美国里根政府采纳供给经济学的主张，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而滋生于中国经济的新供给主义在承认供给学派“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和萨伊定律合理性等主张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应以经济手段为主，有意优化供给引导政策、结构优化政策而避免行政干预失误。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除了借鉴供给学派和新供给主义有关理论与政策主张外，也未完全放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主张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力②。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结构改革的政策主张能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收入和就业，但在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检测上，以及增长的时间框架和瓶颈上，缺少深入研究，存在诸多分歧。在Jones（2005）、Roeger（2008）和Varga（2014）等学者建立的半内生增长范式的基础上，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半内生增长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和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等诸多维度，在解决市场不完善、政府管制过多、财税负担过重和劳动力素质过低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改革成效，解释由知识投入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增长作用，以期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③。

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递减，使不断追加要素数量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只能转而依靠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以及技术进步和创新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因此，我国及时摒弃了长期采用依靠追加要素数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旧的消费需求已经疲软，而新消费需求在既有产业结构下难以自动产生，生产者行业转换困难，市场难以自动将要素配置到新产业中去，造成产业结构老化，有效需求不足。由结构问题导致生产率下降和经济增长乏力，使得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然而，以凯恩斯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宏观经济调控，不能解决产业结构升级和新需求产生的问题，在反复使用扩张或紧缩的逆市场动向的财政或货币调控政策失败后，对产业结构老化、需求不足和增长乏力问题束手无策，中央及时提出在供给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是解决新常态下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正确决策。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改革涉及的各项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首先考察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及所影响的主要宏观经济结构性指标，以及改革产生效果的动力机制，引入一系列指标来描述产品和要素市场、税收楔子以及技能禀赋等，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行为方程；其次，确定需要校准的模型参数及参数校准方法，为后续研究（即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历史数据采用校准法确定模型参数，检验模型的健壮性，并利用模型分析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可能带来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效应）打好基础。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经济新常态下，以结构改革突破增长瓶颈，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本文采用宏观经济分析中极为重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试图把握改革所引起的结构变化与增长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并探讨增长的瓶颈和时间框架。下面就本文涉及的主要问题：内生增长范式、结构改革与经济增长、动态离散性一般均衡模型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进行总结。

1. 内生增长范式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资源的积累、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和技术进步（Tanzi and Zee， 1997）。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建立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現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Aghion and Howitt， 1992）。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使要素收益递增而长期增长率为正。

Aghion and Howitt（2006）区分了三种主要内生增长范式：第一种是AK理论，是一种未加入资本报酬递减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第二种是产品多样性范式（Romer 1990），通过增加新产品种类，创新产生内生的生产率增长；第三种则是熊彼特增长理论，是一种源于产业组织理论的范式，引入创造性毁灭理论，强调质量改进性创新迫使淘汰产品退出市场，最新出现的导向性技术变革模型则内生了技术变革方向④。

产品多样性范式与早期的一些基于R&D的模型均假定未经实证证实的规模效应，即如果投入R&D的资源翻番，人均GDP也会稳定翻番。而Jones则提出另一种多样性范式，一种抛开了不确定的规模效应的半内生增长模型。Jones模型（2005）是一个封闭经济的半内生模型，只有一种类型的家庭为最终产品的生产和R&D提供劳动。Rottazzi & Peri（2007）还发现半内生增长模型暗含了微弱的规模效应，半内生增长模型适用于内生性增长结构分析⑤。本文扩展了Jones模型，在半内生增长范式（不假定R&D的规模效应）和开放经济模式下（加入贸易模型），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来分析和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长、中、短期增长效应。

2. 结构改革与经济增长

在世界经济新常态下，许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结构性问题，陷入了增长瓶颈。因此，这些国家纷纷转而借助经济结构改革企图突破瓶颈。除了中国以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欧地区，主要是葡萄牙、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的结构性改革，许多学者对这些国家结构改革的效果进行了评价⑥。

Bouis和Dual（2011）根据OECD的诸多实证研究，结合产品和劳动市场的结构改革对GDP的中长期影响进行了meta分析。分析认为：这些研究证明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改革缩小了与OECD先进国家的差距，他们重点关注服务领域（网络与零售业）的改革，认为希腊和葡萄牙最需要改革，特别是上游产业的产品市场的改革，有望在10年后提高生产率9%以上。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在快速实施改革5年后可提高生产率4%，10年后提高近9%。希腊的改革效果稍逊。他们在研究产品市场的改革时采用了OECD对非制造业评估的政府管制指数，非制造业为诸多产业（如能源、交通、通讯、零售配送和专业服务业）提供重要的中间投入。本文对最终产品加成改革的研究类似于Bouis和Dual的研究，尽管在结构性指数的选取上有所不同，但在模型处理结果上应该大致相似。

OECD的研究还评价了减少劳动课税的效果，但不是以收入中性的方式，例如在其他课税上没有增加。评估认为希腊因劳动减税改革而导致的就业率增加最为明显，10年后增加近3.5%。但对于葡萄牙几乎没有效果。与OECD的研究假设全面减税不同，本文假设劳动与消费税之间存在收入中性的替换，以防止税收减少过多造成较大的财政赤字。Cacciatore等（2012）用DSGE模型分析了各种劳动与产品市场的改革，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结构改革的短期成效较小；研究采用了至少12年的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短期过渡成本，如失业率上升。模拟结果表明：以OECD先进国家为标杆，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展开的雄心勃勃的系列结构改革可以在5年后增加GDP约6%，20年后增加8%以上。

Barkbu等（2012）进行了一项IMF的研究项目，集中于结构改革与经济增长，在改革效果的时间框架和改革重要性上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即短期成效有限，中长期则会产生较大的增长潜力。Barkbu等解释了结构改革短期成效甚微的原因在于改革存在时滞，以及因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性引发的调节成本。他们强调从短期看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就业减少，研究还发现5年内产品市场和税改能取得最大成效。IMF与下述GIMF模型计算的结果都表明，在劳动市场和养老金改革上，5年后近半数欧洲国家都可以缩小与OECD先进国家的差距近1.5%，在税收和产品市场改革上缩小差距1.1%和2.3%。

Lusinyan和Muir（2013）应用GIMF模型进行的2项IMF研究项目，分别对意大利和希腊的结构改革成效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与8.7pp.等值的产品市场加成下降5年后可增加产出4.4%，长期近8%。劳动市场改革与财政转移支付相结合，可在5年后使意大利的真实GDP增加8.6%，长期近22%。Eble等（2013）应用近似模拟框架分析了希腊的结构改革，发现产品与劳动市场改革结合可产生极大的GDP增长潜力，到2030年后，在选择的指标上可缩小希腊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差距近半，6%的加成减少可增加GDP约6.5%，而劳动市场的改革可另外增加GDP2.5%。

综上所述，结构改革的主要有效手段在于加强产品市场（减少成本加成）和劳动市场改革（含养老金改革）及相应税改。而且，结构改革主要体现为中长期增长效应，短期甚至可有负面效应。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目标与要求，分析预测各种改革措施可能产生的短、中、长期增长效应。

3.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DSGE （Dym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是目前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的模型方法，主要用于讨论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以及政策工具效果（财政和货币政策）⑦。在Ramsey（1928）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基础上，DSGE被应用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RBC）、新古典模型（Kydland—Prescott，1980）和新凯恩斯模型（CEE，2001）。国外早期研究侧重于以DSGE模型识别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后在OECD各国央行的推动下，DSGE货币政策模型成为研究主流，而有关DSGE财政政策模型的研究较少。

国内DSGE模型相关研究集中在理论方法引进和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方面（刘斌，2008；李雪松，2011等），对财政政策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黄赜琳，2005等）。在我国学者应用DSGE模型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问题，如市场出清的完全竞争假设、政策规则的设定以及贝叶斯参数估计问题等。 一般而言，DSGE框架大体包括构造经济主体行为模型；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寻求最优决策条件；采用对数线性化技术得到求解最优条件的近似方程；根据实际数据估计模型参数；计算机模拟经济系统的运行。其中，因动态最优化方法早已成熟，对数线性化技术也已经标准化，在一般DSGE经济问题研究中，主要工作是构建主体行为模型和参数估计（肖尧和牛永青，2014）。鉴于此，本文在建模时放弃了市场出清的完全競争假设（以成本加成的多少衡量市场竞争度），并假定适当决策规则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比例类指数进行参数校准；把研究重点放在家庭、企业、R&D、政策和贸易的行为模型以及参数校准上。

三、研究内容

本文初步构想一个半内生增长的DSGE模型，以分析和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旨在解释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可能对产品和要素市场供给、R&D、税负和产业升级转换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让供给结构适应并创造新的需求，从而摆脱有效需求不足的增长瓶颈，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这种新的增长效应产生的时间框架，即短期、中期和长期增长效应，试图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同时也不放弃需求侧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坚定人们因改革成效周期长可能动摇的改革信心，而且有利于政府通过结果预测及时修正改革政策，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1.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增长原理及指数化

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旨在摆脱需求侧管理造成的增长瓶颈，转而从供给侧入手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潜力。根据李佐军等（2015）的研究，改革的着力点可以概括为：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促进要素的升级、培育创新、减税放权和产业升级等，因此，改革主要影响到产品和要素市场效率、产业转换、要素升级、R&D支持以及包括减税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松绑等方面。为了方便建模，分别用成本加成（衡量市场竞争度）、产业转换成本（新企业进入成本）、税收结构（直接、间接税比）、R&D支持力度（包括减免税等）和劳动技能构成（反映要素升级）等对以上影响进行指数化处理⑧。

2. DSGE模型行为方程及模型参数校准

为了评价结构改革产生的影响，在Jones模型中引入最终产品加成来评价改革促进市场竞争性程度；引入中间业进入成本来评价其行政障碍；根据有无投资和资产收益划分两类家庭，以评价改革在要素供给方面的影响；按技能将劳动分为高、中、低三组，以细微评价人力资本改革；引入适当决策规则下的财政与货币部门以评价政府的影响⑨。

根据供给侧结构改革对家庭、企业、R&D、宏观调控和贸易的影响，以及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构建系列行为模型，并确定需要校准的参数与参数校准方法。后续研究将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历史数据，校准模型参数，借助基于Matlab的Dynare 4.0，构建适用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增长效应的预测与分析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3. DSGE模型的初步构想

本文拟解决DSGE建模中的关键问题，即根据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影响，构建家庭、企业、R&D、政策和贸易系列行为模型，以及参数校准。

（1）行为模型。

一是家庭模型。设有投资和资产收益的家庭比例系数i∈[0，1-ε]，无投资和资产收益的家庭比例系数k∈[1-ε，1]⑩。有投资和资产收益的家庭根据消费（Ci，t）、就业率（Li，s，t）、投资（包括投资品Ji，t和国债Bi，t）、资产出租（Ki，t）、工资收入（Ws，t）、失业救济（bWs，t）、政府转移支付（TRi，t）和利息收入（包括国债利率it，资产出租利率iK，t）。预算条件的支出项包括消费（含税）、国债、投资；收入项包括上期国债收入（含息）、税后工资、失业救济（剔除自愿失业率NUi，s，t）、税后资产出租收益（减风险溢价）、上期税后资产折旧、投资税减免、转移支付、最终和中间品投资利润。约束条件还包括资本存量等于投资减折旧。在预算约束下实现消费和休闲的跨期效用U和V之和最大化，因此可建立如下拉格朗日函数：

上式中s（s∈{L，M，H}）代表劳动技能等级低、中和高，因预算约束中的消费品Ci，t、投资品Ji，t的名义价格为PC，t、PI，t，Ws，t为名义工资，应将其除以GDP平减指数Pt得到其真实值。NUi，s，t代表自愿失业率。PRfin，j，i，t和PRint，m，i，t代表最终和中间产品企业利润，j，m，t分别表示最终产品、中间产品企业和时间序号，N和At代表最终产品、中间产品企业数。tC，t、tW，s，t和tK分别代表消费、工资和资本收益税率，τK代表资本收益税减免率，δK代表折旧补贴率，rpk代表投资风险溢价。

没有投资和资产收益的家庭k，只需在预算约束下消费：

根据模型方程求解得到总消费Ct和总就业率Lt。

二是企业模型。假定最终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性的，厂商面临价格弹性为σd的需求函数。需要在生产中投入中间品xm，t，种类为At，其替代弹性1/（1-θ）>1。在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技术条件下，使用总量为LY，t的劳动和固定成本FC生产出的最终产品为：

LL，t、LM，t和LHY，t表示最终产品生产中使用的低、中和高技能的劳动，参数ΩZ（z{L，M，HY}）表示低、中和高技能的劳动的对应份额，χz表示其效率，μ表示相互替代彈性。注意高技能劳动LH，t可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和R&D，分别用LHY，t和LRD，t表示，因此LH，t=LHY，t+LRD，t。

在对称均衡中，劳动需求与中间品投入由下列方程给出11：

中间品厂商也是垄断竞争企业，起始支付FCA后准入市场，以ik，t的租金率从家庭租用资本投入，在对称均衡中，其产品需求函数由上式给出，因此满足

中间品由边际成本加成定价，因此

中间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可写为：

中间品厂商进入成本包括用于购买专利和设计的费用iA，t，PA，t，以及支付的行政许可成本FCA。

三是R&D模型。R&D部门雇佣劳动LRD，t生产知识产品，生产函数为：

考虑到知识溢出效应（Bottazzi and Peri， 2007），以参数ω和φ分别衡量来自于国外和国内知识积累（A*和At）的溢出效应。参数ν可以解释R&D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λ衡量知识产量对人力投入的弹性。假定研发人员工资为WH，t，雇佣新研发人员的成本为γA，则根据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构建如下拉格朗日函数：

其中，dt为折现因子，并且假定高技能劳动的工资在最终产品生产和R&D部门是相同的。

四是政策模型。设政府购买支出Gt，投资IGt，转移支付TRt，则失业救济为：

政府为鼓励新产业投资和R&D的税收减免为：

设税收为Tt，则政府应发行的国债（财政赤字）为：

设政府设定的负债率（国债占GDP比率）目标为ζ，工资收入税（个人所得税）率为tlt，则应调整税率：

式中τB、τD为调整系数。

设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胀率目标为ψ，实际通胀率为ft，均衡的真实利率为re，实际GDP增长率与目标值差距为Δgt，则央行应采取的利率it为：

式中的γ1，γ2和γ3分别为相应的调整系数。

五是贸易模型。设国产和进口产品的替代弹性为e，对国产和进口产品的需求分别为Dd，t和Df，t，且Dt∈﹛Ct，It，Gt，IGt﹜分别表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需求，则有：

（2）需要校准的参数。

一是市场参数。这里主要校准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的成本加成比例（以Roeger建议的方法测算）和行业转换成本。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的原因，在于前者的R&D更集中，而后者则主要针对前者提供的新技术进行相应的组织变革；前者比后者的市场竞争更激烈（前者比后者成本加成较少，根据EU KLEMS数据显示在欧元区前者为10%，而后者为17%）。

二是R&D参数。这里主要校准参数λ（衡量知识产量对人力投入的弹性）、ω和φ（分别衡量来自于国外和国内知识积累A*和At的溢出效应）、ν（R&D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参数λ由R&D支出中的工资成本份额决定，并根据与λ的比例以及无形资本的长期增长率计算ω和φ。

三是劳动参数。根据人口和劳动统计数据校准高、中、低劳动力的比例、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率。定义高技能劳动力是可在R&D部门就业（如工程师或科学家）的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是仅完成义务教育的劳动力，而其余的属于中技能劳动力。参照Varga和Roeger（2014）、 Acemoglu和Autor（2011）、Katz和Murphy（1992）的相关研究方法，校准参数μ（表示三种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相互替代弹性）。

效率由工资、技能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的下列关系表示：

四是政策与贸易参数。这里主要校准在消费、投资和转移支付上的政府支出，在劳动、资本和消费上的税率，在R&D上的税收减免，以及货币政策参数。

四、结语与研究展望

建立DSGE模型分析与预测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不确定性环境下，依据一般均衡理论和动态优化方法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进行细致刻画，在资源、技术和信息约束条件下建立行为方程，在市场出清条件下，考虑加总方法最终得到总体经济满足的方程，具有理论严谨、微宏观一致的结构性特点，因而能够避免卢卡斯批判，适用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系列政策分析。本文在审视中国经济新常态现状和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应用DSGE建模方法，应该初步建立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与预测模型，后续相关研究包括模型的求解、参数的确定，以及对政策变化和各种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和经济模拟。

注释：

①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在现代化新阶段历史性的考验中，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财政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贾康、徐林、李万寿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比较与分析》，《产业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③ 贾康、徐林、李万寿等：《新供给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关键点分析》，《产业经济评论》2013年第7期。

④ 唐勇：《北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基于包含人力资本的半内生增长模型》，《当代经济》2009年第13期。

⑤ 参见杨依山：《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山东大学 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J. Varga， W. Roeger and J. Veld， Growth Effects of Structural Reforms in Southern， Europe： The Case of Greece， Italy， Spain and Portugal， Empirica， 2014， 41（2）， pp.323-363.

⑦ 肖尧、牛永青：《财政政策DSGE模型中国化构建及其应用》，《统计研究》2014年第4期。

⑧ 滕泰、冯磊：《新供给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思想》，《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1期。

⑨ D. Acemoglu， D. H. Autor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2010， 4（16082）， pp.1043-1171.

⑩ A. Banerji， E. Dabla-Norris， M. Kim et al.， Stru-ctural Reforms in the EU-Policy Prescriptions to Boost Productivity， Intereconomics Review of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 2015， 50（5）， pp.240-273.

11 M. Cacciatore， R. Duval， G. Fiori， Short-Term Gain or Pain？ A DSGE Model-Based Analysis of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Structural Reforms in Labour and Product Market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2012.

作者簡介：杨干生，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广东佛山，528225；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杨干生 黄少安

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建模论文 篇2：

中国货币供应量对中国股票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 要：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政府对于股票市场的健康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采用货币供应量与上证指数作为变量，运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金融计量方法对2001年1月至2013年10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他们对于股票市场各种影响的综合效益。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股票市场有着长期均衡关系。

关键词：货币供应量；协整检验；脉冲响应

引言

自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中国的股票市场得到快速的发展，股市总市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以及居民资产结构中股票的持有份额都持续增加，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金联系不断增强。伴随着这种发展，股票市场已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股市是传导货币政策信号的重要渠道，而货币供给量是货币政策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研究货币供给量与股票市场的影响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股市成长背后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一直面临严峻的考验，从保证证券市场，特别是股市的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金融环境。因此，从货币供应量对股票价格指数影响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股价与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M.Friedman发现股票价格影响货币需求的途径和机制体现在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交易效应和替代效应四个方面。他利用1886—1985年和1961—1986年两个阶段的美国年度数据，分别研究了股票价格的货币需求效应。研究显示，股市价格上升将减少货币需求；Field将股票市场交易额变量引入到货币需求函数中，利用1919—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交易额作相应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样本期内假如股票市场交易量扩大，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就会增加。在他的研究中，证明了货币需求与股票市场存在一定相互影响。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李江艳、汪涛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股市价格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的因果关系；沈建文利用中国2000—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M1，M2的季度数据，利用Eview软件建立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M1和M2与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区间为2001年1月至2013年10月的月度数据。上证指数的月收盘价代表中国的股价指数，记为S，选择同期流通现金M0、活期存款CD、准货币QM作为货币供应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搜狐证券、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库。

（二）数据的处理

为了消除季节波动的影响，对上述时间序列进行X12季节调整，为了缓解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变量的名称分别为：lnS，lnCD，lnQM，lnM0。

（三）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由ADF检验，这4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趋势平稳也是不平稳的），但是他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即4个时间序列变量都是阶单整的，因此他们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因此可以建立协整方程对他们进行协整检验。

（四）协整检验

本文用Johansen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多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最后可以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6。协整检验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

由下页表1可以看出，4个变量之间存在4个协整向量，即说明在5%显著水平下，他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准货币与股价指数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五）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表可以看出，给定10%水平下，活期存款是股价指数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流通中的现金和准货币不是股价指数的Granger因果关系。根据上面的分析，VAR模型最优的滞后阶数是6，检验VAR模型的平稳性，就是对被估计的VAR模型的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是平稳的。

（六）脉冲响应分析

P124图1给出了股价指数对各个变量冲击的响应。从上图可以看出，左上角图显示股价指数对其本身的一个标准差的信息冲击处于波动状态，但是从总体来看响应结果显著为正，表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与股价指数的滞后期有一定联系；右上角的图显示股价指数对流通中的货币的响应比较弱，从第四期滞后逐渐趋于0，所以M0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比较弱；左下角图显示股价指数对准货币的响应呈现负值，在第7期之后趋于0，因此准货币的波动对股票市场有负效应，虽然这种响应比较小，但是也应该引起重视；右下角图显示股价指数对活期存款的响应依然比较弱，但是持续时间比较长。

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货币供应量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系统、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来评估货币供应量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到结果：上证指数来自系统内部的冲击反应最强烈，货币供应量各层次中，流通现金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比较显著且比较均衡。其次是准货币的冲击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最后是货期存款的冲击。

中国股市仍然会急剧膨胀，这是由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通过本文的结论是在经济平稳增长时期不主张政府用政策来干预股票市场的发展，但来自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已让中国股市偏离原来的发展状态。虽然目前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减少金融危机对金融领域的冲击，让风险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但从保证股市的健康成长的长远角度来看，政府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的传导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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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凤雪]

作者：王开月

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建模论文 篇3：

汇率影响消费的渠道与效应：文献述评与启示

摘 要：一国汇率变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内外已有研究分别从汇率影响消费的渠道与机制和影响效应两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认为汇率通过贸易渠道中的汇率价格传递机制、就业与收入渠道中的出口利润分配与工资价格机制和金融渠道中的资本流动和财富机制影响一国消费，而汇率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都不确定，且汇率对消费的各种影响都存在动态差异和结构差异。基于以上结论进一步提出适用于中国经济现实的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汇率；消费；汇率传递；收入分配；资本流动

近年来，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欧盟和美国分别陷入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新兴出口市场成长有限，依靠出口拉动总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拉动内需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任务。众所周知，消费支出作为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并且比较稳定的支出项已成为拉动内需的核心力量。但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启动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低消费、高储蓄”现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均衡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至关重要因素。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平均水平为60%[1]，而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在最近10年时间内，由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1年的34.9%，在当前全世界最大的12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一，且目前仍处于下降趋势。从微观的居民消费行为来看，基于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APC）也持续下降，由2000年的79.6%下降到2011年的69.5%。

以往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文献重点关注的变量主要是居民收入、人口年龄结构、收入分配、预期收支的不确定性等。目前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互动和依存不断增强，因此，作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核心指标“人民币汇率”也亟需成为研究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重要变量。就人民币汇率变化而言，一方面，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长期处于升值状态，截至2012年末，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累计升值已高达23.6%；另一方面，来自国际方面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仍有增无减，预期在未来几年内，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将进一步持续，这是因为长期持续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导致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而资本管制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在人民币尚未国际化的情况下为维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中央政府不得不买入大量的外汇，以至于中国已成为目前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高能货币的过度释放已导致了显著的流动性泛滥，在预期中国经济未来仍将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根据国际经济学传统的贸易余额-汇率理论（汇率浮动后顺差国将实现货币升值）、货币供给-汇率理论（要将汇率或汇率区间稳定，需央行干预增加外汇储备）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国家间经济相对增长的国家将实现货币升值），人民币升值的理论依据充分。从国际经济政治现实和中国中央政府政策风向来看，贸易摩擦的日益复杂化、美元和欧元等国际货币的持续疲软，以及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等都无一不表明，即使自汇改至今人民币已大幅升值，但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下，未来几年中升值趋势仍将延续。

一国汇率变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有研究对二者关系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就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又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居民消费，这将是一个既具有理论价值又有着很强现实经济意义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必要就汇率如何影响一国消费的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了解汇率对消费的影响渠道与机制和影响效应，为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中国消费提供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与借鉴，并提出研究人民币汇率与中国消费之间关系的未来展望。

二、汇率影响消费的渠道与机制

（一）汇率影响消费的贸易渠道：汇率价格传递机制

对外贸易是汇率波动影响国内实体经济的直接渠道，汇率变化影响消费的贸易渠道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汇率通过影响进口消费品的价格影响消费品进口，短期内影响进口品与国产品之间的消费结构；另一方面，汇率通过影响进口资本品价格进一步影响国产品的进口成本部分，中长期内将影响国产品消费价格最终影响国内消费。因此在该渠道中，汇率的价格传递机制（包括对进口价格的传递和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是实现汇率影响消费的关键（见图1）。

在需求函数稳定的情况下，本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取决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汇率变化对进口本币价格若完全传递，即表示本币的升值或贬值变化将完全反映在进口本币价格的降低或者上升上，但因各种原因，汇率变化对进口本币价格的传递并不全。汇率变化对进口本币价格的传递程度大致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进口品的供需弹性：Kreinin（1977）认为开放程度低的较大国家的传递程度要小于开放程度高的较小国家。这是因为，开放程度低，则该国消费对进口依赖程度低，国内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大，同时较大国家则意味着进口供给弹性小，都将导致汇率变化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程度低[2]。（2）国产品与进口品的产品差异程度：Dornbusch（1987）认为汇率传递程度与进口品和国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直接相关，产品替代程度越高则汇率传递程度越低[3]。（3）市场结构：Fischer（1989）指出相比国外市场，如果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较高，则导致汇率对进口本币价格的传递程度更低[4]。（4）跨国公司内部贸易：Helleiner（1985）认为为规避汇率风险，跨国公司内部往往采用内部汇率，公司内部贸易业可以通过灵活调整支付时间而规避汇率变动的风险，这导致了汇率变化于进口价格之间关系的弱化，导致传递程度降低[5]。（5）非关税壁垒：Bhagwati（1988）指出非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大量增加也将降低汇率变动对进口本币价格的传导程度[6]。（6）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与因市定价：Corsetti和Pesenti（2004）认为厂商在进行产品定价与选择定价货币时，更加倾向于选择具有较小汇率波动和较稳定货币政策的国家货币进行结算[7]。在全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出口厂商越来越多采用“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策略将直接降低汇率对进口本币价格的传递程度。

汇率变化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传递滞后于对进口价格的传递，这是因为汇率对国内消费价格的影响是通过国产品生产过程中对进口生产要素的使用实现的，且对国产品消费价格的传递程度取决于两方面，一是产品生产中进口生产要素使用的比例，二是分销成本在产品价值中的比例，前者提高汇率变动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传递，后者降低汇率变化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传递。

（二）汇率影响消费的就业与收入渠道：出口利润分配与工资价格机制

短期内，汇率通过影响进口资本品价格影响出口企业成本，同时通过影响出口价格进而影响出口额，最终影响企业利润；长期内，通过利润分配渠道影响贸易部门的工资，继而通过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及工资调整机制影响非贸易部门工资与就业，通过影响居民收入最终影响居民消费（见图2）。

国内外对汇率影响就业和收入的研究包括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对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微观机制和渠道进行分析。Dixit与Pindyck（1994）首先提出用“真实期权法”研究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资模型来分析汇率变动与就业的关系，认为汇率的波动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而对就业产生影响[8]。Belke和Gocke（2003）认为汇率波动性越高，企业推迟投资所产生的“等待的价值”就越大，从而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减少，就业和汇率的波动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降低汇率波幅可以降低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9]。Klein、Schuh和Triest（2003）则将实际汇率分为趋势实际汇率和周期实际汇率，其中美元实际汇率的长期趋势同时引起岗位创造（Job creation）和岗位破坏（Job destruction），显著影响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而实际汇率的短期波动却通过岗位破坏显著影响总就业[10]。国内研究中张德远（2008）指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影响就业主要通过贸易传导机制发生作用；在长期内，生产方式和效率传导机制起着重要作用[11]。

在实证分析方面，多数研究认为本币贬值有利于该国扩大就业，而升值则会抑制该国就业，同时汇率变化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就业影响更大，对生产部门的影响也要大于非生产部门，就业的汇率弹性依赖于市场结构、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监管（如Burgess和Kentter，1996等）[12]。丁剑平、鄂永健（2005）认为汇率变化显著影响贸易部门就业，对非贸易部门的影响不显著[13]。

（三）汇率影响消费的金融渠道：资本流动与财富机制

消费函数表明，消费者已有资产的财富效应将对居民当期和未来消费产生重要影响。汇率变化引起国内外资产价格的相对变化，从而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和因财富效应所导致的国内相对剩余资本变化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继而影响居民消费。以本币升值为例，一方面，当市场预期东道国货币升值时，资金的逐利特性将导致短期内大量的资本流入，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价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大量外资的流入，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了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货币当局将在被动买进外币的同时释放信用供给，货币供给增加，继而物价上涨（见图3）。

Hau和Rey（2002）曾指出本国货币相对于外国货币的升值将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和外国资产价格的下跌[14]。Hoffmann和Nitschka（2007）运用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解释不同国家间的消费增长差异，认为由于汇率的变化持有不同的外币资产将使得投资者暴露于不同的消费风险中，而这些风险又由国内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水平决定[15]。

国内关于汇率对国内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汇率对股价和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朱孟楠和刘林（2010）认为人民币升值、升值预期以及股价上涨都会造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而股价上涨会导致房价上涨[16]。王爱俭、沈庆劼（2007）从房地产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探讨了汇价与房价的关系：在供给方面，劳动力供给的“棘轮”效应使得无论是汇率低估造成的经济结构倾斜还是汇率调整将要引发的经济结构复位都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在需求方面，汇率低估引起的城市化进程过快、经常项目顺差以及升值预期带来的热钱流入共同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17]。但也有研究认为，从波动的溢出效应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股票价格的增长率和房地产价格的增长率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而从资产价格的水平影响来看，人民币汇率与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等国内资产价格的水平相关性较弱[18]。

三、汇率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

（一）国外研究综述：理论与实证结论的悖论及其修正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货币应该相对升值。同时，对国内而言，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有利于促进消费，即货币趋于升值的国家其消费增长也相对较快。但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实际汇率与各国相对消费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甚至为负。Backus与Smith（1993）最早研究“消费与实际汇率关系”，其理论模型结论表明消费与实际汇率之间呈正相关，但运用8个OECD国家1971—1990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却与理论模型结论截然相反，之后的研究者们将其称之为“巴克斯-史密斯之谜”[19]。Ravn（2000）通过引入资本市场不完全假设，就外国消费和实际汇率对本国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仍表明实际汇率的变化对本国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20]。Corsetti等（2007）认为消费与汇率间的实证关系有正有负，理论与实证的悖论是否存在取决于可贸易品价格弹性的大小以及资源禀赋冲击的动态变化等因素[21]。

但K.Jonsson等（2005）通过在理论模型中引入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以及偏好的习惯形成等因素，利用校准分析方法很好的拟合了小型经济体在贸易自由化以后本币升值与居民消费增长并存的典型事实[22]。Hoffmann和Nitschka（2007）则认为在运用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引入不完全资本市场和非抛补利率平价偏离的假设，消费增长与实际汇率之间可得出正相关关系。Devereux等（2011）则指出用名义汇率而非实际汇率分析汇率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将使理论与实证结论保持一致，即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可以用名义汇率进行解释[23]。上述研究表明，通过对理论假设进行扩展、运用适当的数据处理方法和对汇率指标进行适当选择后可以使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趋于一致。

（二）国内研究综述：实证研究结论的差异

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消费的影响效应的理论研究较少，基本上集中于实证研究。诸多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呈现较大差异：张定胜等（2011）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的货币模型，结论表明，人民币升值将增加中国的消费并减少贸易顺差[24]。付章彦（2008）利用均衡汇率实证模型和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在中国也显著成立[25]。陈国进等（2010）认为汇率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存在动态差异，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将通过降低进口品相对价格对国内商品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由于跨期选择和两种商品消费之间的互补关系的存在将使得长期内会提高居民对国内商品的消费需求[26]。魏巍贤（2006）采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得出人民币升值对城镇消费与农村消费的影响存在结构差异，认为人民币升值会促使城镇居民消费的上升与农村居民消费的下降[27]。

四、已有研究的总评

从以上国内外文献可看出，学者们对汇率影响消费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影响渠道与机制和影响效应两方面。研究结论表明：汇率变化通过贸易渠道、就业与收入渠道和金融渠道等三个渠道和相应渠道内价格传递机制、出口利润分配与工资价格机制和资本流动与财富机制等影响一国消费，影响效应的大小如何受到各渠道内影响机制的实现程度的制约，如汇率对进口价格和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程度，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工资价格调整程度与资本流动对金融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等。

在汇率变化对一国消费的影响效应理论研究中，不管假设前提如何改变，始终得出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即货币趋于升值的国家其消费增长也相对较快；但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样本数据的选取、模型假设与变量选择、经济计量方法的运用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结论，除了以上原因外，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还可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证分析中模型设定的理论依据存在一定的局限。Backus和Smith（1993）曾指出在实证分析中未能考虑需求冲击、财富效应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即使之后的研究中有考虑到不同假设的拓展，但也仅是某一方面进行展开，在模型中未能系统拓展原有理论假设。第二，影响消费的原因纷繁复杂，汇率变动只是影响消费的原因之一。在汇率影响消费的渠道和机制涉及多个方面和多个环节，每一渠道和机制中都可能涉及除了汇率因素外的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在没有对其他经济变量进行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模糊的。第三，汇率与消费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汇率影响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实际上，一国消费的相对变化也是汇率的决定因素之一[28]。因此，在相互影响的经济变量之间，要准确地分析某一单向影响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在国外研究中，主要是对两国间相对消费增长与双边实际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并对引起理论模型结论与实证检验结论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解析。而国内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的影响中部分涉及到对消费的影响，较少讨论人民币升值对居民消费率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并且极少有文献利用微观数据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

五、研究展望及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国际学术界关于“消费-汇率悖论”还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为探索这一难题提供新的国家案例，同时也可为解释“消费-汇率悖论”提供新的经济现实视角。上述研究综述可以为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消费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但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特征，未来研究或可作以下几个方面的修正。

1.已有关于汇率与消费的国外文献多从消费的本土偏好（Home-Bias）角度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然而，中国居民（尤其是高收入居民和城镇居民）对进口商品具有较强的偏好，将该消费偏好特征引入理论模型，可以从新的视角更深层次探讨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机理。

2.已有研究在分析汇率变动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时大多假定汇率对价格的完全传递.然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与传统假定相差较大，由于高占比的加工贸易、高比例的目的地货币定价（LCP）、非人民币国际结算等多种因素导致不完全的汇率价格传递，因此放开汇率对价格的完全传递假设或可得到新的理论与实证结论。

3.已有研究在分析汇率变动影响居民消费的金融渠道中，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资本市场相对完善，汇率制度大多为浮动汇率制度，而对于中国而言，不完全资本市场特征显著，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使中国国内货币供给直接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此充分考虑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和汇率制度安排，是以中国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现实需要。

4.国内外已有研究大多使用宏观加总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较为粗略，难以适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大、居民家庭具有异质性特征的转型经济国家，之后的研究可以在利用宏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使用跨度较长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微观计量分析，或可得出更具启发意义的结论。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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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