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证据论文

在赚取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游戏公司因无法承担高昂的IP购买费用，其往往采取侵权手段盗用他人IP，或以借鉴为名对他人知名游戏进行“换皮”，或以优质IP、同一开发团队作为宣传噱头，攫取非法利益，由此引发大量游戏版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的诉讼，网络游戏产业因此成为侵权盗版的重灾区。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证据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证据论文 篇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

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继2004年12月8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以下简称2004年《解释》)，大幅度降低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制裁门槛之后，2007年4月5日再次联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71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进一步加大了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现就《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解释(二)》的起草背景

(一)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强保护力度

1、中国已经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体系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立法体系，包括刑事法律、民事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各个部门及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刑事法律方面，刑法第三章第七节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包括假冒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七个罪名；民事法律方面，先后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并且在中国加入WTO 后，根据WTO规则相应进行了修改；行政法规方面，除了《专利法实施细则》、《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商标法实施细则》以外，还制定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专利代理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一大批知识产权方面的行政法规。

此外，中国政府参加了《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同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著作权公约》《专利合作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等几乎所有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并严格履行国际义务。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保护水平不断提高。

2、中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近年来，中国政府继续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2007年4月2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继《2006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后，又组织制定了《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全面、系统、具体地阐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和工作措施，包括立法、执法、审判工作、机制建设、宣传、培训、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计划、为权利人提供服务计划、专题研究等十个方面共计276项具体措施，项目从去年的160项增加到276项，增加了72.5％。在立法方面，起草、制定、修订14个涉及商标、版权、专利和海关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管理办法，7个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在执法方面，将开展“反盗版天天行动”、“打击盗版教材教辅专项行动”、“蓝天会展行动”等14个专项整治行动，11个日常执法项目；在审判工作方面，将采取8项措施保障全社会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创造活力；在机制建设方面。将采取建立高效的执法协调机制，完善、规范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服务功能等8个方面，46项具体措施，等等。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司法机关为知识产权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采取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相结合的双轨制，这种行政处理与司法审判相结合的制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情况看，对知识产权最强有力的保护就是司法保护。我国虽然采取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双轨制形式，但同样强调和重视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二、《解释(二)》起草及征求意见情况

为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充分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知识产权犯罪的功能，根据中国近年来保护知识产权形势的发展和知识产权犯罪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近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新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

2006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二庭、知识产权庭(民三庭)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起草出《解释(二)》的初稿。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解释(二)》的征求意见座谈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侦查监督厅、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治安管理局、商务部条法司、工商总局商标局、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办公室等单位的同志与会并发表了意见。《解释二》同时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的意见。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对《解释(二)》反复研究修改后，分别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讨论通过。

三、《解释(二)》的主要内容

(一)明显降低了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门槛

2004年《解释》第五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一千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217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复制品数量在五千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217条规定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根据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犯罪的实际情况，《解释(二)》第一条对2004年《解释》的上述规定进行了修改，将“其他严重情节”的标准降低为五百张(份)，将“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标准降低为二千五百张(份)，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门槛较之2004年《解释》降低了一半。明显降低数量门槛，这意味着将进一步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从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

有意见认为，应当取消知识产权刑事的数额或者数量门槛，从而能够更加彻底对知识产权进行司法保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刑法的规定。刑法有关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了诸如“情节严重”、“销售金额较大”、“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等条件，这些规定要求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刑事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不能突破和改变刑法的规定。需要指出，关于犯罪的起刑点方面，中国刑法与国外一些国家的刑法不尽一致，国外一些国家通常是仅对行为定性评价，比如盗窃犯罪，国外一些国家刑法认为只要实施盗窃行为即构成犯罪；中国刑法对犯罪行为不仅定性，通常还要定量，即达到一定量的标准，比如盗窃公私财物，中国刑法要求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盗窃罪，知识产权犯罪以及其他许多犯罪也都是类似规定。

另外，TRIPS协议第61条要求成员国对具有“商业规模”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纳入到刑事司法程序。我们理解，TRIPS协议所说的“商业规模”和我国刑法中“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表述上虽然不尽一致，但内容都是指行为的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程度，二者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彻底取消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门槛，不符合中国刑法的规定，也不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解释二》坚持保留数量门槛的同时，显著降低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门槛，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

(二)关于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理解

《著作权法》第10条对复制权和发行权分别作了规定，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权利是复制权，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是发行权。《刑法》第217条第(一)项规定的“复制发行”，究竟是指同时具备复制与发行的行为，还是仅仅有复制或者发行之一的行为即可，关于这个问题，实践中一直有不同理解。

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复制并发行说，该观点认为，并不存在只有复制行为而没有发行行为的情况，因为仅有复制行为而没有发行行为显然不能实现营利的目的，也就不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二是复制、复制并发行择一说，该观点认为。“以营利为目的”只是本罪的主观要件，不要求行为实际获利，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复制其作品的，也可以构成本罪，并非要求行为人将侵权复制品发行出去获利了才构成犯罪，而发行行为不能单独成立本罪，发行单独成立本罪意味着行为人没有复制他人的作品，如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应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三是复制、发行、复制并发行择一说，即只要具有复制或者发行之一的行为即可构成。

实践中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比较复杂，有单独的复制行为，有复制并出租的行为，有复制后向特定人销售的行为，也有单独的发行行为，还有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经研究认为，复制权和发行权都是法律规定属于著作权人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管是实施复制行为，还是发行行为，或者是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都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因此，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角度考虑，《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应当包-括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非法出版物解释》第三条其实对这个问题已有了规定。考虑到这个问题在实践中仍有争议，《解释(二)》第二条第一款对此问题再次予以明确。

(三)关于侵权产品的持有人推销侵权产品的认定问题

实践中，一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人通过广告、征订等方式推销侵权产品，有关办案机关根据上述线索查获行为人的大量侵权产品。由于侵权产品尚未销售，这种情况下对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规定的“发行”，实践中一直有争议，一些案件因有不同认识而无法得到处理。

经研究认为，如果行为人仅持有侵权产品，没有其销售的证据，存在行为人替别人保管或者其他可能，难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如果仅有行为人通过广告、征订等方式大肆宣传的证据，没有查获侵权产品，也难以认定被告人侵犯了著作权。但如果行为人持有侵权产品，同时又通过广告、征订等方式推销侵权产品，在两方面的证据都存在的情形下，行为人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比较明显，因此《解释(二)》第二条第二款对此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即这种情形属于《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发行”。

(四)关于统一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适用问题

《刑法》有关著作权犯罪涉及的罪名有侵犯著作权罪(第217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第218条)、非法经营罪(第225条)等罪名，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究竟适用哪个罪名，司法实践中不尽统一，较为混乱，也造成侵犯著作权犯罪刑罚适用的不一致。

考虑到侵犯著作权罪与非法经营罪属于一般法和特殊法关系，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更加符合这种犯罪行为侵犯著作权的性质，也避免非法经营罪成为“口袋罪”。还有，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对“发行”含义的规定，“发行”包括销售；而《刑法》第217条也规定了“发行”侵权的情形。因此，从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实际考虑，《解释(二)》第二条第三款规定，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他人作品，侵犯著作权构成犯罪的，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即不再适用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和非法经营罪。《解释(二)》统一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适用，使得对这种犯罪的定性更加准确，刑罚适用更加一致，也有利于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统计。

同时需要注意，这里的前提是“侵犯著作权构成犯罪的”，没有侵犯著作权的，不属于《解释(二)》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不能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根据《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非法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没有侵犯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权，不属于《解释(二)》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不能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这种情形仍然依照《非法出版物解释》中第11条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五)规范缓刑的适用

缓刑是中国刑法中规定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是有条件的不执行刑罚。依照中国刑法规定，缓刑适用有两个条件：一是适用缓刑的对象条件，即“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二是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即根据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也就是说，并非对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一律都适用缓刑，必须是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犯罪人确有悔改表现，对犯罪人暂不适用刑罚不致危害社会的，才能依法宣告缓刑。

假冒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七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每个罪的第一档法定刑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知识产权犯罪符合上述缓刑适用的对象条件。对于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知识产权犯罪人，如果根据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悔罪表现，暂不执行刑罚不致危害社会的，即可以依法宣告缓刑，实践中也有一些知识产权犯罪案件适用了缓刑。

为规范缓刑的适用，做到既充分发挥缓刑制度的功能，又切实保证缓刑不被随意适用，《解释(二)》进一步规范了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缓刑的适用，明确依法适用缓刑，同时也列出了不适用缓刑的具体情形：(1)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2)不具有悔罪表现的；(3)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4)其他不宜适用缓刑的情形。不难看出，这几种情形都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如，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

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表明如果对犯罪人暂不执行刑罚，其很可能再次犯罪危害社会，因此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不具有悔罪表现的”和“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也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因此《解释(二)》规定，有这些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六)加大财产刑的适用与执行力度

罚金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附加刑，属于财产刑。罚金刑对基于营利目的的犯罪人是一种很好的惩罚，不仅使其营利的犯罪目的落空，还能够剥夺犯罪人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客观上防止了其重新犯罪的能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侵财犯罪，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既要依法适用自由刑，同时也要加大罚金刑的适用与执行力度。TRIPS协议第61条中也规定，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可以采用的救济应包括处以足够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处以罚金，或二者并处。为此，《解释(二)》第六条对如何适用罚金刑作了明确规定。

《解释(二)》第六条对知识产权犯罪如何适用罚金刑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适用罚金刑需要考虑的情节因素：二是罚金数额的确定。

1、关于适用罚金刑需要考虑的情节因素问题

《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要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5号，以下简称《财产刑规定》)第2条对一般犯罪判处罚金应当考虑的情形做了规定，犯罪情节包括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解释(二)》第6条根据实践中知识产权犯罪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概括性列举了判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罚金时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

2、关于罚金数额的确定问题

《刑法》分则对罚金数额的规定大体是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无限额罚金制，即只规定判处罚金而没有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这种情形在《刑法》分则中较多，大多数判处罚金的罪名都没有规定具体数额，仅规定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财产刑规定》第2条规定，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标准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1000元，对未成年人犯罪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500元。

二是倍比罚金制，即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者犯罪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倍数的罚金。如《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规定，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是比例罚金制，即以犯罪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的罚金。如《刑法》第158条虚报注册资本罪规定，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数额1％以上5％以下罚金。

四是相对确定的罚金数额，即规定了比较确定的罚金数额幅度，如《刑法》第192条集资诈骗罪规定，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其中，后三种情形涉及的罪名主要是《刑法》第三章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这些犯罪大都有直接的犯罪数额或者违法所得，因此刑法也明确规定其罚金数额确定的标准。

《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罚金数额的规定属于前述第一种情况，即只规定判处罚金而没有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考虑到知识产权犯罪也包括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为规范罚金刑的适用，《解释(二)》第6条参考刑法分则罚金数额规定的情形，根据实践中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客观情况，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罚金数额的确定作了明确规定，即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50％以上一倍以下确定。不难看出，《解释(二)》的这个规定综合了前述第二种和第三种罚金数额的情形，符合确定罚金数额的通常原则。

(七)自诉问题

刑法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等实体内容，还需要通过合理的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才能达到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来看，多数国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都是采取公诉与自诉相结合的方式。对于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通过公诉形式进行，对于轻微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通常都是作为自诉案件处理。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74条规定的八种自诉案件，包括其《刑法》第303条规定的一切按照轻微犯罪处罚的侵犯文学、艺术和营业性版权行为；《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的自诉案件范围，也包括其《刑法》第141条规定的侵害著作权和发明权的犯罪案件。这是因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首先是侵犯权利人合法权益的犯罪，因此对犯罪人是否进行追诉，法律交由受害人自己决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等三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8年1月19日，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都明确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六部委规定》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对于一般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可以作为自诉案件的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起诉。

实践中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数量较少。这个程序没有发挥应有的功用。因此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刑事自诉权利，《解释(二)》第五条对此问题进一步重申，明确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需要指出，根据《六部委规定》和《刑诉法解释》规定，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八)关于统一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

关于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否统一问题，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问题。刑法对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没有加以区别，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则比较复杂。在“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中，二者标准有相同的，如《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具体情况也不尽一致，有的是按照五倍标准，有的按照三倍标准。

客观上讲，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在组织形式、参与人员、行为规模、处罚方式等许多方面存在不同，如处罚方式上，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而对个人犯罪则只能对个人进行处罚。考虑到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诸多不同，因此，区别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有其道理的。

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非法出版物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都规定，单位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个人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五倍。为加大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2004年《解释》缩小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差距，由原来的五倍降为三倍。

《刑法》第220条规定，单位犯第213条至219条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该条和对应的规定处罚，因此刑法对知识产权犯罪并没有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标准不同的规定。目前，我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考虑到知识产权犯罪中单位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实际情况，因此，《解释(二)》第六条规定，单位犯罪按照2004年《解释》和《解释(二)》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这个规定，统一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实际上大幅降低了单位犯罪的定罪门槛，进一步加大了对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

作者：李洪江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证据论文 篇2：

网络游戏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调研报告（一）

在赚取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游戏公司因无法承担高昂的IP购买费用，其往往采取侵权手段盗用他人IP，或以借鉴为名对他人知名游戏进行“换皮”，或以优质IP、同一开发团队作为宣传噱头，攫取非法利益，由此引发大量游戏版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的诉讼，网络游戏产业因此成为侵权盗版的重灾区。

近年来，游戏特别是网络游戏产业日益繁荣，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增长点。开发一款新网络游戏的成本高、时间长，而山寨一款热门游戏的成本只有正版游戏的1/4，侵权游戏可以快速上市、很快回本，巨大的经济诱惑使得游戏侵权者屡屡不惜以身试法，网络游戏领域知识产权侵权现象频发。目前，法院在审理网络游戏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方面，却存在认定模糊、定性困难、程序拖沓费时、司法尺度不一、判赔数额低等问题，亟需加以研究，尽快改变司法对网络游戏保护不力的状况。海淀法院作为高科技产业密集区，审理了多起涉及网络游戏的知识产权案件。为统一司法尺度，进一步加大对游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游戏产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我们开展了此次调研。本次调研在调查游戏产业的发展现状、对辖区乃至全国近年来网络游戏侵犯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数据统计、资料分析、调查走访、专题讨论等方式，梳理、总结目前网络游戏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类型、特点、产生原因、发展趋势、法律难点、案由选择、实务操作等问题，力图给出科学、合理的司法对策，解决目前存在的司法救济不到位、诉讼禁令下达难、诉讼进程推进难等问题，并就游戏产业发展中的法律风险防范、纠纷解决策略等提出相关建议。

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振兴相辅相成，而游戏行业正版意识的提高是游戏行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以知识产权为核心横跨游戏、影视、文学、音乐、动漫等领域的数字文化娱乐内容逐渐增多，“黄金IP”因吸睛效果强、营销成本低、导入用户速度快、易获平台推荐等特点，成为游戏产业与其他文化产业跨媒体整合联动的关键，有实力的游戏公司纷纷斥巨资购买优质IP。随着正版意识的增强，获得文学、动漫、影视及经典游戏正版授权的移动游戏逐渐增加。而伴随正版化过程而来的，是优质IP价格的水涨船高，这客观增加了游戏公司的运营成本。在赚取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游戏公司因无法承担高昂的IP购买费用，其往往采取侵权手段盗用他人IP，或以借鉴为名对他人知名游戏进行“换皮”，或以优质IP、同一开发团队作为宣传噱头，攫取非法利益，由此引发大量游戏版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的诉讼，网络游戏产业因此成为侵权盗版的重灾区。

案件类型及数据统计

按照案由的不同，涉游戏类侵犯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可分为著作权案件、商标权案件、不正当竞争案件三种主要类型。其中，侵犯著作权案件占到全部涉游戏知识产权案件的85%左右。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海淀法院共审结涉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183件，其中2014年49件，2015年134件，2015年同比增长173.5%。在已审结的案件中，以判决方式审结案件38件（其中2014年5件，2015年33件），判决率为20.8%；撤诉109件（其中2014年40件，2015年 69件），调解33件（其中2014年4件，2015年29件），调撤率77.6%；其他方式（裁定驳回起诉、移送等）审结案件3件（全部为2015年审结）。仅2016年前5个月，海淀法院就新收涉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139件。可见，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的数量增长迅猛。涉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在数量上虽远远不及视频、文字、美术作品等类型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但由于游戏本身比较复杂，案件审理难度相对较大。相比之下，涉游戏侵犯商标案件、不正当竞争案件数量较少。2014年至2015年期间，海淀法院审结涉游戏侵犯商标权案件17件，其中撤诉12件、调解2件、判决2件、移送1件；审结涉游戏不正当竞争案件共9件，主要涉及搭便车、虚假宣传两种情形。以上数据中，有部分案件是原告同时起诉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两种或三种案由的情况。预计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涉游戏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将呈持续增长态势。本调研报告选择最常发生、法律关系最复杂的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作为研究重点，对游戏侵犯商标权权、不正当竞争案件，仅在案由选择部分择其要者讨论，不做过多展开。

司法实践中，涉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的类型主要有五种：

1、网络游戏侵犯软件著作权案。游戏开发公司破解、复制了在先游戏的源代码，制作新的游戏被诉侵犯游戏软件著作权。这类案件数量不多，海淀法院近10年来仅审理了2件，并均以和解撤诉方式结案。此类案件多因老员工离职带走游戏源代码加盟新公司，直接拿来老东家源代码制作新游戏而发生。如在蓝港互动公司诉九合天下公司《巨龙之怒》游戏侵犯《王者之剑》游戏著作权一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游戏的源代码与原告的源代码存在实质性相似，被告不能就源代码相似部分作出合理解释，且被告员工曾就职原告公司，接触过原告的游戏软件源代码，判决蓝港互动公司胜诉。此类案件的判赔额从十几万元到五十万元不等。这类案件前几年时有发生，近年来较少出现，原因是游戏侵权的手段已突破了简单的源代码直接复制侵权方式，而升级为重写源代码、删减素材换皮等更高级的手段，且不少热门游戏代理商中并无源代码，重写源代码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2、游戏网站侵犯游戏信息网络传播权案。游戏天堂公司、腾讯公司等起诉普视天润公司、南京凡游公司、奇客创想公司等网站侵犯小游戏著作权的数百件案件都是此种情况。这类案件需要查明游戏的上传人来确定游戏网站是否直接侵权人，并需要确定网站是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主要涉及侵权责任法第36条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的理解与适用。此类案件的判赔数额一般在一两千元到一两万元不等。

3、游戏中元素侵犯著作权案。即著作权人、游戏公司等起诉其他游戏公司侵犯其卡通人物形象著作权、游戏画面等游戏中元素著作权的案件，其中又以广东原创动力公司、奥飞动漫公司等起诉九游公司、奇客创想公司等网站侵犯喜洋洋、灰太郎等动画形象著作权案件居多。此类案件虽数量多，但案情相对简单，判赔金额较低，一般为一两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另外，实践中还常发生肖像权人起诉游戏侵犯著作权的案件，主要涉及明星肖像被用做游戏重要角色的情况，如邓超、陈赫诉《神庙逃亡》游戏侵犯肖像权案。

4、游戏侵犯其他作品改编权案。即其他权利人因游戏公司改编、使用其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而起诉游戏公司侵犯改编权的案件。此类案件数量虽少，但在侵权认定上较为复杂，审理中困难较多，诉讼周期长，但判赔数额较高，原告常选择侵犯著作权与不正当竞争两个案由一并起诉。如2015年海淀法院审理的《全民武侠》、《天龙八部》、《大武侠物语》等游戏改编金庸小说案 、《大掌门》游戏改编温瑞安小说侵权案 等多起案件均是此种情况。2013年是手游的改编元年，小说、动漫、电影、电视剧、游戏等都是手游的改编来源，这导致近两年来此类案件有非常明显的增长态势。此类案件的判赔数额一般较高，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5、游戏公司间互诉侵犯著作权案件。主要涉及两个游戏之间的抄袭、“IP+换皮”引发的纠纷。此类案件数量很少，但标的通常较大，且社会关注度较高，案件中涉及到的诉讼禁令等程序性问题及侵权认定等实体问题较为复杂，也经常出现游戏公司同时起诉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情况。与这类诉讼相伴而生的，还有游戏公司之间的侵犯名誉权之诉。

按照被告主体不同，涉网络游戏案件可分为单独起诉游戏开发商案件、单独起诉平台商案件及同时起诉游戏开发商和游戏平台商案件三种类型。目前，大部分案件是权利人单独起诉游戏开发商或单独起诉游戏平台商，仅有个别案件，原告选择同时起诉游戏开发商和游戏平台商。

案件特点及原因分析

1、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类型日益丰富，诉讼成为竞争策略。前面提到，近年来游戏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出现持续、大幅增长的态势。从类型上看，2013年以前，涉游戏著作权案件基本是权利人以游戏中动画形象被侵权、小游戏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被侵权而起诉的案件。2013年以来，随着游戏行业的不断发展，游戏案件的原告不再局限于游戏天堂公司、奥飞动漫等公司，游戏公司互诉侵权的案件逐渐出现，涉诉游戏逐渐从小游戏扩展到知名网游，从单机游戏扩展到热门手机游戏，涉诉主体也扩展到了如腾讯公司、完美世界公司、畅游公司、网易公司、威尔乌公司等知名游戏公司和温瑞安等名人。完美世界公司、畅游公司在获得金庸小说这一“黄金IP”后，被多家游戏公司侵权，在全国范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维权活动，仅在海淀法院就先后有6、7起案件获得胜诉判决或成功调解。

我们认为，游戏案件数量、类型持续增多的主要原因在于：（1）知识产权作用凸显，部分游戏公司缺乏知识产权意识或铤而走险。目前国内游戏产业争夺用户的竞争更加激烈，游戏企业对优质IP越来越倚重。大游戏公司不惜斥巨资购买授权，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维权积极性日益高涨，而小企业或缺乏知识产权意识，或不愿支付授权费用，又想奋力一搏，导致侵权行为时有发生。（2）侵权成本低，司法救济力度不够。移动游戏生命周期短，而游戏侵权案件的诉讼周期较长，获得法院诉讼禁令的难度大，加之举证困难导致法院的判赔数额不高，与侵权游戏一旦成功获得的丰厚利润相比不值一提。侵权成本过低，司法救济力度不足，部分企业基于侥幸心理不惜铤而走险。（3）平台商对侵权游戏持放任态度。平台商在游戏推广中扮演重要角色，对游戏产品获得的平台推广资源分配有决定权，并从中提取分成、获取巨额利益。虽然平台上游戏产品数量巨大，平台商有时无法及时发现游戏产品的侵权问题，但对市场营收表现好的热门游戏，平台商往往主动推荐或作出资源倾斜，有时即使发现侵权或接到通知，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采取放任态度不做下架处理。权利人无法通过“通知-删除”方式及时阻断侵权行为，只能到法院起诉。（4）诉讼成为部分游戏公司争夺游戏市场的重要策略。一款游戏一旦发生诉讼被法院做出禁令或侵权判决，游戏开发商就会失去市场机会、商业信誉，同题材的竞争对手则会从中获利，因此诉讼可能成为游戏厂商之间竞争的工具和筹码。有的游戏公司选择一些资本运作关键时点提起侵权诉讼或禁令，如竞争对手推出同题材游戏、上市重组等关键点，意图获取更多赔偿或优势竞争地位。 而与游戏公司之间起诉游戏侵犯著作权相伴而生，还产生了一类诉讼：被媒体质疑侵犯游戏著作权的游戏公司，到法院起诉质疑自己的游戏公司或媒体侵犯名誉权、不正当竞争，这种诉讼策略显示游戏公司之间的竞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2、涉外因素日益增多，诉讼标的及审理难度显著增大。游戏的全球发行、国际授权与合作使得网络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中的涉外因素逐渐增多。目前已出现多起国外知名游戏公司起诉我国游戏公司游戏侵犯著作权的案件，如外资游戏巨头威尔乌公司起诉的DOTA2游戏著作权侵权之诉。 从证据上看，双方举证的证据中常有形成于域外的授权文件、引进境外游戏批件、使用国外游戏作品要素等。从案件标的和社会影响来看，2013年前很少有诉讼标的超过50万的游戏侵权案件，但仅2016年前五个月海淀法院就受理了多起诉讼标的超过500万乃至3000万的案件，多起游戏的审理在国际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而从最初简单的抄袭、照搬源代码，到现在更高级、复杂的重写源代码、换皮、变换表达方式、IP山寨搭便车等方法，侵权手段、形式越来越多。随着游戏规模的增大、复杂程度的增加，多端口、多游戏版本情况日益普遍，双方的证据也越来越多，法官进行勘验比对、认定侵权的工作量显著增加，游戏侵权判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3、涉及游戏类型日益丰富，手游案件增加明显。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涉及的游戏类型，从最初多是单机游戏，扩展到了页游、端游、手游及电视游戏等多种游戏类型，近期更出现了有关大型电竞游戏比赛直播的侵权诉讼。随着手游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游同质化发展趋势明显，竞争更加激烈，使得涉及手游著作权侵权的案件越来越多。按照涉及游戏类型的不同，涉网络游戏案件可分为涉卡牌游戏案件、涉休闲游戏案件、涉角色扮演游戏案件、涉动作游戏案件等类型。其中，涉休闲游戏案件占到全部案件的80%以上，因卡牌游戏引发的案件也相对较多，多涉及改编权侵权问题。

4、因授权许可引发诉讼增多，授权链条断裂、缺失情况多发。2013年前，诉至法院的游戏侵权案件多是抄袭、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单纯侵权案件，基本不涉及授权许可问题。但近三年来，因授权链条断裂、缺失而引发的游戏侵犯著作权的案件日益增多。这些案件中很多被告并非没有授权证据，而是存在授权权限、期限问题，或有重复授权、超出授权范围等瑕疵，从而导致侵权纠纷发生，其中以改编权引发的纠纷最为典型。2014年以来，因游戏改编小说、影视作品产生的侵犯著作权案件数量增多，凸显出严格审查授权合同的重要性。

5、混合案由情况增多，一案中起诉侵犯多种知识产权的情况较多。由于著作权法的局限性、思想与表达区分难度大、游戏中相关权利的保护规则不够明晰等原因，原告为确保能够得到胜诉判决，常常采取将侵犯著作权与侵犯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等案由放在同一诉讼中，作为预备案由或并行案由进行主张的诉讼策略。这一方面是为了规避著作权侵权举证难度大、判赔额较低、侵权认定难等困难，另一方面在权利人有关著作权、商标权侵权的主张无法获得支持的情况下，其还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规定，通过法益保护形式获得法院的部分胜诉判决。2013年前，海淀法院受理的游戏侵权案件基本都是单一以侵犯著作权案由起诉的情况，而2013年以来，已有近20起案件原告选择多种案由一并起诉。

6、侵权赔偿数额多由法院酌定，判赔力度日益加大。我国《著作权法》第49条规定了三种计算侵权赔偿额的方式，分别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法院酌定数额为计算依据。目前，由于游戏行业盈利、收费模式多种多样，原、被告双方对于实际损失或游戏非法获利均不能或怠于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98%以上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法官只能通过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市场价值、影响力、侵权持续时间、被告主观过错、侵权内容所发挥的作用等因素，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来酌定损害赔偿数额，在游戏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法院对类似案件酌定的法定赔偿额也存在一定差异。而由于法定赔偿数额有著作权法、商标法规定的50万、300万上限，2014年前游戏侵权案件的整体判赔数额不高，多在几万元、十几万元档次。近几年来，由于游戏规模越来越大，市场盈利能力越来越强，法院判决的侵权赔偿额逐年提升。在当事人提供了较充分损失证据的典型案件中，法院纷纷突破法定赔偿额，采用酌定赔偿方式判决了高达百万元的赔偿数额。 而由于某些游戏公司秉承“放水养鱼”、“养肥再杀”的策略，常选择被告与资本市场挂钩如借壳、被收购等关键节点上起诉，被起诉公司为了不影响借壳、上市，一般力求尽快了结，原告常能因此获得天价和解赔偿。这也是不少游戏侵权案件最终以撤诉、调解结案，且和解数额常是法院判赔数额数倍的原因之一。

7、支持诉讼禁令案件较少，法院采取积极慎重态度。诉讼禁令作为一种前置性的权利保护措施，能快速便捷地防止侵权结果发生或扩大。由于游戏特别是手游的生命周期短，而诉讼周期长、程序繁杂，诉讼结果难以预期，权利人自然希望通过诉前、诉中禁令的方式，让法院先行裁决游戏停止运营，从而最大限度、最快捷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诉讼禁令也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及时出鞘，但也要注意防止因轻率适用损害被申请方重大合法利益的情况发生，导致新的诉讼和更大损失。近三年来，虽然游戏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申请诉讼禁令的多，但法院真正做出的诉讼禁令却屈指可数。一款新游戏的投入常常非常巨大，凝聚着被告的大量心血和投入，一旦错误裁决一款热门游戏停止运营，可能给被告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并可能引发对众多游戏用户利益的损害。因此法院不能单听原告的一面之词轻率作出禁令，而必须考虑原被告之间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证据论文 篇3：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情况调查及对策分析

[摘 要]近年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情况日趋严重。本文通过对上海市某区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实证调研，归纳了司法实践在办理此类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就如何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侵犯知识产权；调查；原因；对策

一、上海市某区检察院2008年至2011年上半年间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罪案件情况调查

2008年至2011年上半年，上海市某区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5件22人，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4件4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10件17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1件1人。截止2011年7月，已经向法院提起公诉的知识产权案件共11件15人，法院已作有罪判决的案件共9件12人，其中判处5年以下及缓刑的案件为8件11人，判处5年以上的案件为1件1人。

二、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罪案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侵犯知识产权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交叉竞合情况认识不统一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往往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交叉竞合。尽管相关司法解释均明确上述罪名交叉竞合时“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但从判决情况看，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定性仍有较大差异。

由于三罪交叉竞合情况主要集中于假烟、假酒类案件，在查获的赃物中，除假烟、假酒外，往往也混杂着真烟、真酒的情况。而且，这类案件通常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时当场缴获假烟、假酒，此时，这些假烟、假酒处于尚未销售的状态。如在王某某假冒注册商标一案中，王某某伙同他人合伙租赁一场地，雇用数名工人生产假冒的牡丹、红双喜、红中华牌卷烟并予销售，非法所得7万余元，当场查获12万余元假冒卷烟及造假辅料。对于王某某行为的定性，公、检、法三家就存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不同意见。可见，司法机关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卷烟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法。

（二）对于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不一致

根据《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实践中不少案件无法认定实际销售的价格。如在张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张某某租赁沿街商铺，专门销售标有世界知名品牌的包具、手表、皮带等，涉及LV、香奈尔、浪琴等知名品牌。张某某供述自己都是在100-500元之间销售，但没有记账，也无法记清购买侵权商品的对象，因而司法机关认定这些侵权商品没有标价也没有相关的销售记录，最后按照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进行评估，涉案金额高达250万元。但在程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程某某是通过网店销售假冒LV、GUCCI等知名品牌的包具，单只包销售价格也是在数百元之间，因具有销售记录的相关证据，最后以实际销售价格加以认定，对于其住处未销售的侵权包具也是按照网络销售的价格加以估价，最后涉案金额只有7万余元。

由于假冒商品与真品之间价格悬殊，特别是假冒国际知名商标的商品，其与真品之间售价差额可以达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同一地区类似案件，因不同的认定标准，导致此类案件经营数额相差悬殊，量刑档次也完全不同，这有违法律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三）取证困难，导致实践中部分案件事实无法认定

在一些侵犯知识侵犯案件中，往往是查获到未销售的侵权商品而案发。对于这类案件，有些被告人也供述自己已销售一定数量的同类侵权商品，但无法说清具体的销售数额和销售对象。对于这类案件，司法实践往往只追究被告人未销售部分的侵权行为；对于已销售的侵权商品，往往以证据不够确实充分而不予认定。

另外，法院一般要求认定侵权商品必须交与被害单位辨别鉴定，但实践中一些案件往往涉及侵犯多个商标，如张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涉及侵权商标高达20个，且基本都是世界知名商标。这些知名商标的授权代理公司大多设在北京、深圳等其他城市，一旦需要委托被害单位进行鉴定，必须提交实物，但司法机关对赃物管理又具有严格规定。目前主要是办案人员携带侵权物品至被害单位委托鉴定，取证成本相当高；或者要求被害单位派人至侦查部门进行鉴定辨别，但对于被害单位的费用支出，是由司法机关承担还是被害单位承担，缺乏具体的依据，被害单位为此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实践中还碰到新类型案件，行为人出售假冒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一般注册商标的商品，这些注册商标的被害单位在国内还没有授权代理公司，被害单位因在国外而无法联系上，或者即使联系上也因种种阻碍难于取证，从而也导致一些案件部分事实因没有被害单位的鉴定辨别而不予认定。

（四）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认定和处罚不一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明确规定：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助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

尽管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哪些情形应认定为共犯，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处于辅助地位的涉案人员是否认定为共犯及如何处理问题，司法实践就认识不一。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看，对于这些处于辅助地位的涉案人员，有的未被纳入刑事程序，有的未被批准逮捕；有的未被起诉；有的最终未被法院定罪判刑。当前司法实践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犯罪情节较轻”、“情节显著轻微”的认识存在分歧看，从而导致处于辅助地位的涉案人员是否认定为共犯及如何处理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也不利于体现法律适用的公平性。

四、有效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对策研究

（一）进一步明确法律依据，统一适用法律，维护法律权威

近些年，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是司法解释，但实践中办案人员对如何正确把握犯罪构成要件，如何确定涉案数额、情节、后果等，依然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疑问或争议。

一方面，在具体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时，要严格按照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以及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正确把握犯罪的构成要件，准确适用认定数额、情节、后果等定罪量刑的标准。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对司法实践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法律适用的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梳理。例如，检察机关会同市法学会等组织召开“知识产权犯罪情况调查与法律适用研讨会”，对突出问题和类案开展研究；也可以通过公检法三家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对一些疑难案件如何适用法律进行探讨。通过研讨和分析，尽可能地消除观点分歧，统一法律适用，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二）推行并完善“三审合一”的专门知识产权庭，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2008年6月，国务院《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简化救济程序。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侵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庭。”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专业性强，且涉及的知识领域较为广泛，既要求办案人员具有丰富的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相关知识，同时还需要相关犯罪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甄别等专业水平。因此，《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及的“三审合一”的专门知识产权庭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2008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该市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该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目前，上海市将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权限集中于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及部分基层法院，对于没有设有专门知识产权庭的区县，则指定在其他区县相应的法院审理有关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专门知识产权庭的模式使案件受理更为集中，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弥补一般法官在知识产权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也有利于保证不同类型案件在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同时作为一种创新机制，有待于积累经验，不断提高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水平，并进一步推广和完善。

（三）加强学习和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的专业知识

高素质的办案人员是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知识产权案件涵盖领域广泛，既涉及刑事，又涉及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办案人员对涉案品牌本身特性有一定的了解。一方面，应培养一支经验丰富、精通专业的知识产权司法办案人员队伍。根据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业化、智能化及隐蔽化等特点，组织公安、检察、法院办案人员定期学习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法律法规，并邀请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授课或参与研讨。通过有针对性地培训与学习，逐步在办案人员中培养一批熟悉知识产权的业务骨干。另一方面，为与法院“三审合一”机构设置相适应，在市院、分院及有条件的基层检察院，可以探索性设立知识产权领域集中专业化办案部门。目前，浦东新区检察院已成立金融、知识产权犯罪公诉处；静安区检察院成立了金融和知识产权检察科等。这种建立专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检察部门模式的经试点并不断总结经验后，逐步在全市以及全国检察系统推广。

（四）增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形成打击合力

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时，需要司法机关与各行政执法部门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既有分工，也要合作。首先，发挥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的作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加强协作，做到有效衔接，在案件移送、调查取证、信息分享等方面密切配合，促进执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司法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过程中，应主动加强与工商、海关、质检、药监、版权、专利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协作，并建立相关的通报制度，对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情况及时通报相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加大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其次，检察机关内部应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捕诉联动。各級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过程中，侦监、公诉部门应加强联系沟通，批捕部门决定不逮捕的案件应及时通知公诉部门，并听取意见；对于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可以共同提前介入侦查等。最后，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之间应加强联系与沟通，及时研究办案中遇到的法律适用、性质认定、证据规格等具体问题，争取工作上的指导和支持，提高办案和诉讼效率，形成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合力。

[作者简介]王春丽，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王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