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规制网络信息安全论文

摘要：伴随着信息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与此同时，信息革命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战，作为新型的战争形式，成为国家间关注的热点，对网络战的研究在国际法领域方兴未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法规制网络信息安全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国际法规制网络信息安全论文 篇1：

网络行动的界定与国际法

摘 要：低烈度的网络行动，也就是那些不产生任何实际损害或者所产生的损害极为轻微的行动，都会强烈影响对信息网络有着很高依存度的国家。这些网络行动成本低廉、易于实施、行之有效，并且会给匿名的攻击者带来较大的潜在利益（如名望等）。因此，用不干涉原则的国际法框架规制这种行动极其重要。本文意在对低烈度网络行动进行界定，找到合适的方法对网络行动进行分类与界定。

关键词：低烈度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武装冲突法

一、烈度等级与国际法适用

在网络空间中，对网络行动在法律上的定性和分类，确实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将传统的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尤其是让它有效规制网络行动，有很多明显的难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很难准确评估网络行动对目标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影响。其次，由于网络行动的匿名性，使得归因成为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对网络行动的定性和分类是适用相应具体国际法规则的前提，必须依照网络行动的性质来适用国际法框架。而这一性质，可依其烈度得以判定。因此，分类就成了首要的问题。

网络行动依据它们的烈度在国际法上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1）低烈度网络行动。此类型的网络行动多指那些最多只造成国家固有职能运行不便的网络攻击。它们并不造成严重的后果，也不会对网络行动利益攸关方造成影响。这些网络行动并不成立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从而构成对禁止使用武力规则的违反（或许违反其他规则）

（2）中烈度网络行动。此类型的网络行动达到了“使用武力”的起始点。《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中对“使用武力”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3）高烈度网络行动。此类网络行动达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可以采取措施以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起始点。在这些情形下，安理会可作出决议对网络行动进行定性，看是否构成对和平的威胁，或者破坏和平，或者是侵略行为，从而可以采取经济或贸易制裁，或在必要的情况下授权进行维和行动。

（4）极高烈度网络行动。此类网络行动已触及“武力攻击”的临界点，这类行动可能构武装冲突法意义上的战争行为，从而使得自卫权得以行使。

二、网络行动构成“使用武力”的门槛

《联合国宪章》对“使用武力”的具体门槛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学者都认为达到某一临界点后的网络行动会构成《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的“使用武力”，但就具体如何判定，他们的看法不一。这里将对几种判断方法进行评述。

1.“手段论”

“手段论”的主要推行者是爱丁堡大学的马克·罗思尼教授。他认为，在考察网络行动的攻击手段时，应将其与传统的动能武器手段相比，看是否可以得出相等的结论。如果与传统的动能武器等价，造成了相应物理和非物理损害结果的话，该网络行动即构成使用武力。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比如某一网络行动控制了某大厦的通风和门禁系统，使其内部人员达到了传统动能武器攻击所造成的伤亡程度，那么就可以说是使用武力。然而，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极低，因为规定的过于笼统。什么叫做“等价”，并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解释，这就使得分析变得尤为困难。

2.“损害后果论”

曾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法律顾问沃尔特·夏普在其著作《网络空间和使用武力》中提出了这种观点：任意可对他国领域造成损害后果的网络行动，都属于“使用武力”。他进一步指出，所谓损害后果，不限于物理损害，只要网络行动威胁到了一国的主权，即使是政治和经济的威胁，也构成“使用武力”。应该说，这种理论对维护一国本国的利益很有作用。然而，把经济、政治胁迫看做是“使用武力”，明显超出了“使用武力”的语义范围，是一种扩大甚至类推解释。在判断是否威胁主权时，又没有较为客观的方法，这就给了某些国家对其任意解释的机会，因此 “损害后果论”并不可取。

3.“范围与后果论”

这一理论是由《塔林手册》系列的主编，美国海战学院的迈克尔·施密特教授提出的，他是网络空间国际法研究的先行者。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若网络行动造成了与传统动能武器相当的物理损害，那么毋庸置疑构成了使用武力；若是没有产生实际的物理损害，那么应该通过评估8项标准，来界定网络行动是否成立使用武力（见下表1-2）。

“范围与后果论”原本是源于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案中的判决。这一理论为西方学者普遍接受，具有较高的合理性。然而，在未造成实质物理损害的网络行动中，这种方法显得相当抽象，操作起来边界较为模糊。而施密特所提出的8项标准又不具有国际法规则应有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机械套用这8项标准，往往对同一事件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另外，与传统军事行动相比，对网络行动的归因仍然是一个较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损害结果和网络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同時，这8项标准的适用也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西方国家可以站在自身的立场对“使用武力”和“武力攻击”的临界点作出扩大的解释，从而为采取所谓的“反措施”或“自卫权”找到借口。

4.“量化标准论”

这一理论是通过数学建模，将迈克尔·施密特教授的评估标准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由雅典经济大学信息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实验室所创设的理论。他们将施密特标准中的“严重性”“迅即性”“侵入性” “直接性”4项，进行“加权平均（Weighted product method）”，并采用“多目标决策（MADM）”的方法，将之与“可测量性”这一因素的值（令该值为P， 则0

这一方法建立了严密的数学模型，他们在建模中运用了矩阵，在评价网络行动烈度的时候采用了运筹学的理论，“多目标决策（MADM）”的工具。在实际效果中，也较好的联系了国际法和网络行动的烈度。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文中采用了2003年James B. Micheal的一篇论文的数据，该文设置了一个情景，即纽约地铁控制系统遭受了恶意网络行动，并对每一标准做了详尽的评述。然而，在取值的时候仍然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也就是说，尽管“量化标准论”采用了严密的数学模型，但是它的数据来源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将各烈度的数值通过国际合作和会议的方式固定下来，并做出合乎实际的指导性分析，才能更好使用这种方法。但总体而言，这一方法是笔者认为相对合理的方法，它不仅解决了“使用武力”门槛的问题，也解决了“武力攻击”的门槛问题，同时也为本文的“干涉”问题提供了解决工具。

三、我国的启示和应对

1.增进网络空间国际法规则的研究

在网络安全愈发严峻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从基础理论研究出发，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对国际网络问题不至于進退失据。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渲染“网络战”，研究网络空间的国际法治理问题。以不干涉原则为例，我国既应用不干涉原则的国际法框架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又要警惕西方国家利用其在网络技术以及在此问题的国际法研究上的优势来危害我国的稳定。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理的研究，对西方国家的理论体系进行“扬弃”，形成适合自身的理论体系。

2.对内促进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发展

201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把国内网络空间法制向前推了一大步，其中第五条中，就有防止境外网络风险和威胁的条款，这就有禁止别国干涉的意味在里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对国内法规进行细化，以实现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有机结合。

3.对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是加强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我国在传统国际法领域的话语权就不够，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在网络空间国际法这一新兴领域，我国应加大投入力度，以期弯道超车。例如，参与讨论和研究《塔林手册2.0》版本，可在国际会议等场合对不足的条款提出质疑，防止其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同时，也应学习美国，由中央政府出台代表本国有关网络空间的立场性文件。在这种立场性文件中，可以表达出中国在禁止干涉问题上的态度，从而为之后的国际协商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1]刘勃然，黄凤志.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评议 [J].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5期。

[2]黄志雄.国际法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秩序构建中的规则博弈[J].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3]陈一峰.不干涉原则作为习惯国际法之证明方法[J].法学家，2012年第5期。

[4]徐峰.网络空间国际法体系的新发展[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7年第1期。

[5]黄志雄.布莱恩·伊根“国际法与网络空间的稳定”演讲解读[J].汕头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

[6]陆睿.网络攻击中国际法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4年4月。

[7]刘仑.网络攻击中国家责任的归因困境[J].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8]黄志雄.国际法视角下的“网络战”及中国的对策——以“诉诸武力权”为中心[J].现代法学，2015年9月。

[9]《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10]黄志雄.《塔林手册2.0版》：影响与启示，中国信息安全，2018年第3期，第87页。

[11]M.Roscini， World Wide Warfare-Jus ad Bellum and the Use of Cyber Force，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 Law， 2010

[12]W. Sharp， 《cyberspace and use of force》

[13]Preyanka R. Dev.， “Use of Force” and “Armed Attack” Thresholds in Cyber Conflict： TheLooming Definitional Gaps and theGrowing Need for Formal U.N. Response， Tex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J]Vol. 50， isuue 2， p386.

[14]Michae·N·Schimitt and Liis Vihul，Repect for Sovereignty in Cyber space ，Texas Law Review， [Vol. 95：1639，2017

[15]Marco Rosicini. Evidentiar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Related to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Cyber Operations[J].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5.

[16]Polański， Paul Przemys?aw. Cyberspace： A new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J].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Law and Practice，2017.5

[17]Jens David Ohlin， Did Russian Cyber Interference in the 2016 Election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Texas Law Review， [Vol. 95：1579]

作者简介：

冯野（1992～ ），男，汉族，湖北武汉人，法学硕士研究生，单位：武汉大学国际法有研究所，专业：国际法，研究方向：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理。

作者：冯野

国际法规制网络信息安全论文 篇2：

论网络战所涉国际法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摘 要：伴随着信息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与此同时，信息革命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战，作为新型的战争形式，成为国家间关注的热点，对网络战的研究在国际法领域方兴未艾。本文从网络战的界定入手，剖析了传统战争与网络战的区别，对网络战所涉国际法规范予以阐述，并以《塔林规则》为重点，针对《塔林规则》对中国的正、负面影响加以分析，进而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网络战;网络安全;《塔林手册》;国际法

作者简介：万震（1976-），女，汉族，江西南昌人，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公法。

一、网络战的界定

网络战，可溯源至20世纪90年代。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美军将病毒芯片植入伊拉克军方所购买的打印机中，导致伊军防空预警系统失灵，美军获得显著的军事优势;1999年，在北约对南联盟的武装入侵中，来自贝尔格莱德的黑客，对北约发布科索沃战争战况的官方站点实施了网络攻击。至此，网络攻击走进人们的视野，网络战的序幕被正式开启。

网络战是国家间的冲突在网络空间的延续，是指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的争斗。与传统的热兵器战争相比，网络战发生于虚拟的网络空间，起初难于发觉，其战争成本较低，但攻击性与杀伤力却不可小觑，网络世界的安全亟需国家予以重视。对此，作为首个进行网络安全立法的美国，从1974年颁布《隐私法》开始，直至近年来通过《计算机犯罪公约》、审议《网络安全加强法案》等，完善其网络立法，有效保障美国的网络安全。面对多次遭受网络攻击的欧盟，欧盟也于2016年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欧盟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这一欧盟首部关于网络安全的法规。中国，从1994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到2015年力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尽管我们起步晚，但从未放松对网络安全的警惕。

与传统战争相较，网络战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网络战的战争发动者身份难以界定。在传统战争形态中，战争发动者往往容易确定，战争的责任主体也不难确认。然而，在网络战的发动者隐匿于网络空间之后，不易加以辨识。目前，对网络战的发动者多以IP位置界定，但即使确定其发动攻击的IP地址处于某国，也缺乏技术支持以证明在该IP地发动攻击的人也属于该国。这就使得战争发动者的身份认定变得困难，相应的，战争的追责也就充满阻碍。其次，网络战的参战主体和战争目标范围广阔。

传统战争中，参战主体常以军人为主，但网络战中，参战主体更广泛，战争目标也不仅限于国家领土，往往延伸至对“制网权”的控制，及对作战指挥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网络体系的主导。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的网络战，实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家间在网络空间的意识侵略也是网络战的重要领域。再次，网络战的追责难以界定。

针对于传统战争行为，战争法与国际人道法能有效地加以运用及规制，然而，在网络战领域，目前尚且缺乏获得广泛共识、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对其予以制裁，而且，由于网络战发动者身份不易确定，导致网络战的战争责任承担更具有难度。最后，网络战双方实力并不与国家实力挂钩。在网络战的交战双方中，发达国家并不像在普通战争中一般占有绝对优势，甚至由于电子设备普及率高而更易遭受攻击。网络战是门槛低、规模大的战争类型，只要掌握相关知识，任何国家都可以有实力发动网络攻击，这更加放大了网络战的潜在危害。

二、关涉网络战的国际法规范

《联合国宪章》中的第2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除了国家行使自卫权，或联合国安理会合法采取或授权采取使用武力作为例外。然而，军事科技的发展，导致“武力”一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宪章》中所指“武力”或对武器的界定，多指称常规热武器，如果对这一传统性指向做限制性解释的话，显然将无法充分包容网络战这一新形式。对此，国际法院认为：“于武器本身无关，任何武器均适用于一切使用武力的情况。”故此，不论是否符合传统意义上对武器的定义，只要其使用结果造成了生命、财产等损失，构成交战，便可被认为违反国际法，这一规定，囊括了网络战中使用的包括病毒在内的武器等形式。

针对网络空间犯罪行为，2001年，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共同签署了《网络犯罪公约》，这是国际社会首部专门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该公约涉及网络术语的界定、公约条款在国内的实现，成员国间的合作等问题。2002年，欧洲委员会对该公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公约在网络犯罪的惩戒领域，为各国提供了国内立法的标准与参考。

《国际互联网公约》也与网络安全相关。但不论是《网络犯罪公约》，抑或是《国际互联网公约》，两者所涉及的范围有限，面对网络安全和网络战的诸多挑战，愈益显得不足。为了达成关于互联网规制的基本共识，促进各国尽快实现互联网规制的统一性意见，国际电信联盟始终致力于缔结能对互联网形成有效规制的国际条约，但推动过程却十分缓慢①。而缺乏统一国际法规则制约的现状，致使世界网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国际社会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网络战的公约和法规。

此外，第6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与国际网络治理相关，并对网络战的规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该准则由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起草，在维护国际信息和网络安全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例如：（1）各国不应利用包括网络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实施敌对行为、侵略行径和制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强调各国有责任和权利保护本国信息和网络空间及关键信息和网络基础设施免受威胁、干扰和攻击破坏;（3）建立多边、透明和民主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制;（4）充分尊重在遵守各国法律前提下，信息和网络空间的权利和自由;（5）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信息和网络技术;（6）合作打击网络犯罪等②。《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体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网络战领域的观点和立场，成为网络安全国际法领域的“软法”。

三、《塔林手册》的相关规则

（一）《塔林手册》的诞生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网络战国际立法的大会，2007年爱沙尼亚网络战爆发后，相关国家才惊觉，短短几年间，网络战已呈蔓延之势。2008年，以蒙受巨大损失的爱沙尼亚为首的北约七国，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签署协议，共同创建北约协作网络空间防御卓越中心，2009年，该中心邀请了世界各国的国际法专家撰写了一份关于网络战法律的手册，名为《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下文简称为《塔林手册》），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尝试打造一种适用于网络攻击的国际法典，迄今为止，《塔林手册》成为关于网络战的法律方面最重要的文献和建议性指南。

（二）《塔林手册》的主要内容

《塔林手册》囊括《网络安全法》和《网络武装冲突法》两大部分，包含7章95条规则，其中，《网络安全法》有两章，《网络武装冲突法》有五章。事实上，《塔林手册》中所述的《网络安全法》只是现有的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适用性的一种表述。实际上，其中诸如主权、管辖权和国家责任等核心概念是基于现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③。《网络武装冲突法》对武装冲突法的一般规定、敌对行为、网络战争中的“特定人员、目标和行为”的保护等进行了说明。简而言之，《网络武装冲突法》试图说明网络战如何才能像常规战争一样被规范。总体而言，《塔林手册》认为，现行国际法规范能够适用于网络战争，但仍存在相关问题有待解决。然而，由于《塔林手册》发起人及主要参与主体均来自西方国家，该手册的国际化程度和广泛接受度均受到部分国家的质疑。

（三）《塔林手册2.0》

2017年正式出版的《塔林手册2.0版》包括154条规则，相较于此前的《塔林手册》，新增了68条内容，基本涵盖了和平时期网络领域中最受关注的问题。由此，一个包含战时法和平时法、相对完善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体系予以建立。此外，专家组也增加了来自中国、白俄罗斯和泰国的三位专家，《塔林手册》的国际化程度和代表性均得到一定程度地提升。

本质上而言，《塔林手册》和《塔林手册2.0》均为社会组织发起的民间专家组进行研究的成果，虽然它们对国际法和战争法领域所有相关条款进行了整合、解释，但两者并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其影响力主要通过手册自身的专业性实现，尚且没有成为国际法领域的习惯法规则和成文法规则。

可以说，《塔林手册》以现行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为出发点和立论依据，而完善网络战国际法规范，除了对现行国际法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之外，还需要针对网络战的形式和特点，补充和完善现行国际法规则。例如，在诉诸武力使用方面，需要严格限制网络战的发动，明确网络战的界定、作战手法、交战所使用的武器等;再如，需要明确网络战的发起是否应经宣战程序，因为在现有的国际法规范中，战争需经宣战才能开始，而网络战并非例外;此外，对网络战的攻击程度、损害确认等一系列问题均有待于结合战争法规则予以明确，方能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减少国家间争端。

四、《塔林手册》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一）《塔林手冊》对中国的影响

在《塔林手册》中，明确阐明主权国家拥有网络主权，尤其是网络管辖权。这一规定与我国对外行使网络主权、对内行使网络管理职能相契合。于此，也回击了国际社会部分国家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及中国的无网络言论自由及网络霸权论。同时，《塔林手册》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此为目的的网络行动的规定，以及维护受网络攻击国家的自卫权的规定，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主权具有积极的效用。其次，《塔林手册》中的第30条规则规定，只有造成人员伤亡或物质损害的预期结果，才能被定义为网络攻击，这有效反击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窃取网络机密并将此作为中国发动网络攻击的无端指责，而且，《塔林手册》也明确规定了网络行动经过某国不代表该国发起了网络攻击，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某些境外势力利用中国境内服务器发动网络攻击而嫁祸于中国。

当然，《塔林手册》既存在对我国网络安全及网络主权具有积极意义的规定，但部分规定的负面效用也不能忽视。例如，《塔林规则》不仅承认国家面临网络攻击时有行使自卫权的权利，而且，《塔林手册》也规定了网络攻击中的“预先自卫权”;即网络攻击即将发生时，可以行使自卫权。这即意味着，部分国家能以中国即将发动网络攻击为借口，以行使自卫权为名发动攻击，造成对自卫权的滥用，侵犯我国的网络主权。

此外，《塔林手册》中以国家对网络设施的控制率为国家责任认定的关键因素，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基于这一国家性质和国情，对国家设施的控制是较为普遍的，这将使国家行为被扩大化地解释，国家将承受更频繁的无端指控。

最后，从技术层面而言，美国是全球大部分根服务器的基地，中国并没有根服务器，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对根服务器进行封锁，中国将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就此，《塔林手册》没有加以规范，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二）中国的应对之策

首先，我国应充分利用各项手段，鼓励本土信息产业发展，提升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实力，牢牢掌控网络和信息产业的控制权。例如，笔者认为，我国可以通过相关立法，规定国有企业在采购计算机设备时应优先采购本土设备，还可建全信息产业本土化奖励机制、完善核心计算机技术研发的推动基金机制等。从根源上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的壁垒，实现我国的网络主权独立。

其次，应加强网络监督相关立法。立法机构需对网络安全进行相关监管、建立健全相应的防范与惩戒制度。对境外势力在国内网络的恶意渗透予以警惕，落实网络主权中的管辖权。并应用法律的手段强化监督，提高违法成本，避免境内外势力勾结，威胁中国国家网络主权。同时，应在宣传与教育层面，告知与培育公民维护国家网络主权的义务与意识，对威胁网络主权的行为，进行严格执法。

再次，应加强中国在网络战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度。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有必要、也有义务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塔林手册2.0》虽然有了中国专家的参与，但纵观整个网络战层面的国际法规则制定，中国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无益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此外，中国还需积极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时下，单一的法律专家和信息技术专家都无法完全满足网络战国际法规则制定的需求，唯有复合型的网络法人才方能有效地运用国际法规则，更充分地满足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与主权的需求。

[ 注 释 ]

①钟宇菲.网络空间的自卫权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5.

②姜正涛.网络空间“先发制人”自卫权的分析[J].中国信息安全，2013（07）：82-86.

③张天舒.从《塔林手册》看网络战争对国际法的挑战[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4（01）：87-92.

作者：万震

国际法规制网络信息安全论文 篇3：

浅谈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进步与网络用户数量的激增，作为人类生活的“第五空间”——网络空间，其发展速度可谓是日新月异，网络空间对于国家与国际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在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上，国际法的地位逐步提升，国际规则博弈已经发展为网络空间治理问题的焦点。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提出了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的目标。本文结合网络空间的发展现状，分析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网络空间;国际法;机遇与挑战;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于立婷（1995-），女，汉族，辽宁朝阳人，沈阳工业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学。

一、网络空间治理的焦点问题

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人类社会迅速普及开来，大量用户开始使用网络。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潮流更是不可逆转，整个人类社会通过网络联系的更加紧密，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然而，关于治理网络空间的国际法规则却仍然很不完善，在网络空间里很长一段时间都主张“自我规制与管理”国家乃至国际所发挥的管理作用都十分有限。相比于其他的空间法，网络空间国际法出现的较迟。各种不法行为频繁发生、网络安全隐患增多等现象使得各国真正意识到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各国的管辖权如何运用到网络空间中？一国对于其国民在网络中的监督与管理，如果影响了其他国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运用国际法规则来解决网络空间问题首当其冲。焦点问题也随之出现：运用旧有的国际法规则还是量身定做新规则？通过哪些内容与领域对网络空间进行国际法约束？采用西方国家推行的模式还是中俄等国的主张？由此可见，国际规则的博弈是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中的焦点。

二、中国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首先，国家对于网络空间治理问题十分看重，这为中国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提供了强大支撑。在“十三五规划”正式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纳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来。各级政府到普通民众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问题的关注度达到了空前程度，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更是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中国网络硬实力非常雄厚。在计算机科学技术方面、关键设施控制方面、资源合理分配方面都处于优势状态。自1994年中国加入互联网的二十多年来，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18年6月，中国网民已经达到8.02亿人，成为全球第一大互联网用户群。

再次，全球范围内进行网络空间国际法规则制定刚刚开始，这为中国参与并取得话语权提供了便利。中国只有占据国际法的主动权才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中获得更多有利的条件，维护好本国利益。

（二）挑戰

在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进程中，中国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

第一，我国国际法内涵有待提高，我们在人才、理论、实践上很多时候不能达到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的标准。中国的国际法“大家”并不多，虽然每年培养的国际法毕业生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参与到国际事务的不多、能力也不够。这就难免使得我们处于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的困境之中。

第二，如何将国际法恰当的适用到网络空间存在很多不确定问题。网络空间不同于陆地、海洋、空气、外形空间等物理空间，它的虚拟性与现实世界有相似，又有其特殊之处。这必然会对国际法规则的制定提出许多创新性要求，我国能否给出最佳方案是一个巨大挑战。

三、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的对策建议

网络的发展也打开了各国在金融、国际贸易、交通、通信、文化上的神经中枢，对于国际社会利益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起关键性作用。中国只有在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中贡献出巨大力量，才能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就目前形势看，中国政府应该认真探究网络空间国际法发展的状况与趋势，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注重形象树立

一些西方国家大肆炒作渲染“中国网络威胁论”，这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形象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应该积极展开双边、多边、区域的合作交流，在网络方面多加沟通，用事实化解无端指责，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加强网络空间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规则的制定中，中国要灵活运用法律理论，恰当使用法律语言，切实反映本国利益与需求，提出中国方案，这就要求中国要认真深入研究相关理论。并且通过开展专题等形式，凝聚各国达成网络空间治理共识，加强国际话语权。

（三）加强国际法人才培养

人才竞争是国际竞争的最根本因素，只有拥有雄厚的专业人才储备才能领先于别国。中国的国际法人才数量不占优势，培养高端国际法专业人才任重道远。中国应该积极开展智库，对国际法领域的学者进行培训，以达到建设网络空间国际法强国的迫切需求。

[ 参 考 文 献 ]

[1]吴志刚.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博弈加剧——网络强国建设之主张[J].中国信息安全，2015（01）：29-31.

[2]秦艳平，王楠，芮晓华.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决策探索（下），2018（11）：15-16.

作者：于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