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讯技术低碳经济论文

美国一直以使用能源大手大脚和对气候变化态度冷漠的形象示人，因此备受国际舆论谴责。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信息通讯技术低碳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信息通讯技术低碳经济论文 篇1：

信息通讯技术在低碳经济条件下的应用分析

【摘要】低碳经济（LCE）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形态，一般是指利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方法来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煤炭、石油等）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局面。该概念是针对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实质是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前提，通过高效利用清洁能源来发展绿色GDP。普遍认为LCE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又一次追求文明的重大举措。低碳经济（LCE）是人类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节能、环保、成本等诸多LCE问题给信息通讯技术（ICT）产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LCE全球化的压力下，本文针对中国ICT产业应用及发展进行探究。

【关键词】信息通讯技术；低碳经济；发展前景

前言

众所周知，信息通讯技术属于密集型技术产业，其发展离不开电能，而目前我国的电能产生主要是消耗煤炭、天然气、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根据统计，目前我国信息通信领域，包括：移动通信设备、互联网设备等信息通讯设施耗电量已经占据我国总耗电量的1.5%，信息通讯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能源消耗产业。与此同时，电子信息通讯产品的更新升级速度惊人，淘汰的电子垃圾处理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态环境，根据统计，在2013年全年，我国产生的信息通讯设备垃圾，譬如：废旧手机、淘汰计算机、弃用通讯周边设备等数量已经达到230万吨，并且上涨趋势明显。由于通讯设备中的诸多电子元件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和放射性，对于处理技术上要求较高，但是目前我国对于电子垃圾的处理能力有限，这给环境保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研究基于低碳经济的信息通讯技术，为更好的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信息通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信息通讯低碳技术

（1）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种运算速度快、存储量大、功耗低的新型计算机，其遵循量子定律，可进行数学运算、逻辑运算，处理量子信息。量子计算机采用可逆邏辑芯片，进行可逆计算机，降低热量的消耗。目前，各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发展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技术，而我国在此领域具有较强的领先优势。

（2）DNA计算机。DNA计算机以DNA结构作为编码方式，双螺旋和碱基互补形成分子链，在生物酶的作用下，生成各种类型的数据，再按照规则对数据进行运算，映射出可控的DNA分子链化学反应，最后利用聚合反应、超声波降解、克隆、分子纯化等生物技术实现计算机运算和逻辑分析。目前，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制的DNA计算机已经能够实现DNA计算每秒并行操作1022DNA串。同时，DNA分子数据结构能在较小的空间存在海量信息，DNA分子存储密度可达18Mbits/per inch。而DNA计算机的能耗极低，耗能只相当于目前普通计算机的10亿分之一。

（3）云计算。云计算是一种基于服务器的密集型数据存储架构，其将几十万台甚至上百万台计算机进行组建成群，以互联网为中心，提供快速的、便捷的、安全的云存储。云计算实现了分步式数据计算与存储，将资源整合利用，根据需要访问计算机和存储系统，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二、信息通讯促进低碳经济

（1）提高信息交流电子化水平。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方式融入到了我们日常工作与生活之中，譬如：电话、电子阅读器、互联网等，将实物替换成为虚拟化的形态物质，减少了对木材、石油、煤炭等的利用，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

（2）提高工业自动化、节能化水平。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对工业用电机和工业自动化设备进行改造，提高设备对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废气、废物的排放，达到工业自动化、节能化水平。

（3）提高电网信息智能化管理水平。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对电网进行智能化改造，对电能消耗数据实时采集、传输，科学调度，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4）提高建筑智能化水平。智能建筑是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将建筑中的各项功能进行智能化管理，譬如：智能照明、智能采光、智能通风、智能防灾等，降低建筑对能源的消耗。

（5）提高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信息通讯技术实现了电子商务移动化发展，网络购物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对能源的利用率低，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低碳经济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ICT产业在LCE发展中的问题

1.制造技术落后

虽然我国是全球电子信息产品的第一制造大国，但是大部分电子产品的核心技术还是依赖于进口，而且电子企业仍以代加工为主。由于我国ICT产业起步晚，底子薄、初期投入少且风险大，制约创新能力的提高，我国ICT产业技术、尤其是低碳技术的进步将会有一个长期曲折、摸索前进的过程。技术水平高低与节能减排能力相对应，若我国缺乏先进的低碳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未来电子信息产业则将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2.研发成本高，风险大

发展LCE的核心是新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新技术的开发一般具有一定的风险，对企业而言，要想从新技术中获益是需要时间的；由于新技术在短期内往往未见效益，致使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顾虑重重；同时在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应对LCE的丰富经验，因此难以掌控未来的市场。

四、基于低碳经济的信息通讯技术前景分析

（1）绿色信息通讯的应用与普及。一方面，在信息通讯自身设备上进行研究，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神经计算机、演化计算机等，提高通讯数据中心的运算速度和存储能力，降低能耗，同时，提高数据搜索模型和算法的实行速度，降低服务器能耗。另一方面，绿色信息通讯通过通信技术实现对能耗产业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等的节能减排改造，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降低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2）低碳技术将是未来信息通讯发展的方向。目前，各个国家都在努力的进行低碳技术的研发，其中信息通讯就是其主要的研发领域之一，譬如：微软公司已经将其信息通讯数据服务中心移到环境温度较低的德国柏林，利用自然降温，减少利用冷却设备而产生的碳排放量。

（3）废旧信息通讯设备处理分类细化与循环再利用。面对每年产生的庞大废旧电子设备，将其按照元件进行拆卸后进行处理，划分成可循环再利用的元件，和不可循环再利用的元件，再将不可循环再利用的元件划分为具有腐蚀性和放射性的元件和无害元件，通过分类细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降低电子垃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结语

ICT技术是LCE的核心技术之一，是实现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手段，是促进能源高效利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措施，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科技创新、增强综合国力的长远价值所在，也是引领国家发展LCE和绿色GDP、争夺全球LCE领域话语权和主导权的科技基础。ICT产业必须牢牢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促进ICT产业的发展，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绿色、生态、可持续方向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夏文汇.基于低碳经济的钢铁生产物流配送模型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10）.

[2]徐南，陆成林.低碳经济内涵、特征及其宏观背景[J].地方财政研究，2012（8）.

[3]骆华.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3（8）.

[4]王晶莹.基于低碳视角的中国IT企业绿色战略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硕士论文，2010.

[5]低碳经济孕育商机[Z].上海金融新闻网，2010.

作者：芮小峰

信息通讯技术低碳经济论文 篇2：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措施、问题及启示

美国一直以使用能源大手大脚和对气候变化态度冷漠的形象示人，因此备受国际舆论谴责。但近年来美国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把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刺激经济复苏、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手段，联邦政府为提高能源效率和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而在州政府层面，由于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政策灵活性，有的州府实施了更加积极的政策和行动，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先导。本文将以美国国家层面和部分州政府层面促进节能低碳发展所采取的行动为考察对象，从做法、特点、成效等角度回顾和总结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低碳发展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归纳出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十二五”时期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美国近年来为推进节能低碳所采取的措施

（一）完善法律体系，明确法律依据

美国能源环境领域的法律包括《联邦电力法》、《原子能法》、《能源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环境政策法》等等。近几年由于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动荡、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等方面的影响，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推进节能减排，美国国会对已有法律进行了修订，并出台新的法案以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例如2007年底颁布的《能源独立和安全法》，目的在于降低美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促进能源供应多元化，把节能提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实现该目的的根本途径，涉及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增加生物燃料生产、提高电器和照明能效标准、重点领域节能等多方面内容；为拉动美国经济走出低谷，2009年颁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更将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视为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点，通过对电力公司进行可再生能源发电摊派等行政约束手段，以及一系列经济激励政策，引导社会投资流向节能低碳领域。

总体上看，美国能源环境法律覆盖了投资、环境保护、能源开发与利用等多个领域，政府和企业把法律作为开展工作的指南和依据，大到固定资产投资、小到建筑物和家电能效标准，都有配套法律作为依据。政府依法行政，企业有法可依，为美国推进节能低碳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强化政府在推进节能低碳发展过程中服务型角色

美国联邦政府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尽量避免对企业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通过政府投资引导、制定能效标准、实施能效标识等手段，扮演好“引导者”和“裁判员”的角色。

政府安排投资促进节能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节能和清洁能源是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计划投入超过900亿美元用于节能及新能源领域，是美国史上最大宗的洁净新能源投资方案。从实际执行上看，2009年美国对新能源投资总额为225亿美元，2010年增加了51％，达到340亿美元，2011年受到财政赤字压力，政府直接投资有所减少，但社会投资仍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加大对节能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奥巴马政府将低碳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新的引擎，把节能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视为“绿色革命”的起点，每年投入大量资金促进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政府依然扮演“引导者”进行辅助性、补充性工作。2009年美国组建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E）从事对高风险、高收益的研发领域投资，弥补社会研发投入的“真空地带”。截至2012年3月，ARPA-E已发布五批项目申请目录，涉及太阳能电池、生物燃料、余热回收设备、高效汽车发动机、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等多个领域，支持研发项目超过5000个，取得了众多技术突破，总价值超过5亿美元。

制定产品能效标准，引导行业发展。美国颁布和实施的产品能效标准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类。强制性标准由国会批准、具有法律效力，为用能产品设置“准入门槛”，将能效水平较差的产品强制淘汰出市场；自愿性标准为非强制型，旨在通过设置较高的能效标准为生产企业提供能效水平的“标杆”，各企业自愿申请加入该标准体系，政府通过优先采购、广告宣传等手段对加入自愿性标准体系的产品予以一定的支持，增加了企业加入该标准的积极性，鼓励企业主动生产高能效产品。

扩充能效标识内容，增加能源支出信息。在终端用能产品的能效标识方面，对于产品用能信息的披露上也更加全面和直观。消费者可以通过能效标识直接了解到用能产品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以能源指南标识为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市场上销售的主要用能产品必须粘贴该标识，在标识上不仅标出了用能产品正常使用情况下一年所要消耗的能源，还将其换算为价值的形式。通过这种表现形式，消费者在购买用能产品时可以直接对比不同产品每年能源花费情况，也使得节能产品的经济效益得到最直观的体现。

（三）充分开拓美国优势技术，在低碳技术竞争上率先抢占制高点

尽管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规模不断缩水，难复当年“世界工厂”之勇，但不可否认美国拥有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其重夺低碳技术制高点。

例如，在发展低碳经济和电力系统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其在电子信息领域的技术优势，将信息产业和传统能源产业相结合，率先提出智能电网的概念，将数字信息技术应用到电力部门，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自由接入平台，为信息服务、需求响应提供信息互动平台，实现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双赢。联邦政府投资超过40亿美元，带动社会投资共计形成100亿美元的总投资规模。在大力推进智能电网研发和建设的同时，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还公布了“智能电网标准化路线图”，力图建立和普及智能电网的国际标准。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开始注重本土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强势产业例如能源、汽车业进行升级，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成为“再工业化”的重点领域。通过对内实行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激励手段，对外则竖起贸易壁垒、实施保护主义，几年来相关产业发展迅猛，取得了众多技术（例如半导体聚合物薄膜）上的突破。

（四）大胆实施政策创新，建立节能减排市场机制

美国为实现低碳发展进行了许多政策创新，在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节能减排的实践方面，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实行峰谷电价政策促进用户调整用能习惯、减少电力浪费。以加州为例，加州实行的峰谷电价价格差达到10倍左右，巨大的价差促使用户主动调整用电习惯、减少不必要的用电行为，达到削峰填谷的效果；另一方面，加州政府为用户安装的智能电表在显示月用电量的基础上，增加了按日期、时间及用电电器分类计量电耗和电费的功能。不仅用户可以实时了解到自己的用电花销，实现电费支出的可视化，电网公司也可以获得有用的实时信息，为其进行供需平衡管理提供支持。2011年白宫还启动了“绿色按钮计划”，通过应用第三方软件为用户提供能源使用数据，帮助消费者调整用电行为以降低电费支出。

实行电力公司盈利与售电量脱钩政策带动需求响应模式发展。为从根本上改变电力公司多卖电、多盈利的冲动，加州大胆开展制度创新，在部分地区实行电力公司收入与售电量完全脱钩的政策，将输配电分离。基于这种制度，电力供应方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从优化投资、提高投资收益率上多下功夫。为使发电设备能够稳定、高效“出力”，电力公司需要对电力消费端进行统筹管理以降低峰谷负荷差。通过与提供需求侧响应的信息服务公司进行利益分享的模式，优化了需求侧的用电行为，从而达到了“削峰填谷”和改善输电质量的效果。

实行“电表反转”政策鼓励居民安装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智能电网的建设改变了传统电网“单向输电”的模式，利用先进信息控制技术和储能技术，使得电网对不连续、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具备全网响应能力，可以实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即插即用”。在此基础上，以加州为代表的40余个州府实行了电表反转及可再生能源联网政策，鼓励居民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将多余电量上网并在电费中予以抵扣。截至2012年2月，美国已安装智能电表超过1000万个。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鼓励措施，推动美国从传统的“大电网”、“大电厂”向“大电网+微电网”、“大电厂+分布式发电”转变。

实行“绿色汽车信用”推广新能源汽车。该政策类似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政府要求各汽车生产厂家逐年提高电动汽车产量，根据实际产量予以一定的“信用”，这些“信用”可交易给不能完成电动汽车生产配额的企业。截至2012年5月，已有包括加州在内的11个州府实施了该政策。

二、美国在节能低碳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能源价格总体偏低，很难形成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

美国能源价格整体水平不高，尤其是与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明显偏低，这是造成美国过度浪费能源的根源之一。以汽油价格为例，95号汽油零售价格为4美元/加仑左右，折合每升6.5元人民币，低于我国目前油价。居民用电价格虽略高于我国（约为0.8元/千瓦时），但相对于美国居民收入而言依然偏低。在这样的能源价格水平之下很难形成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也造成了美国人使用能源“大手大脚”的习惯。

（二）城市规划以低密度、扩张型为主，居民生活被高耗能模式锁定

美国领土面积广阔但人口相对较少，导致城市在国土面积布局中极为稀疏，且城市内部布局很不合理，造成美国“以车代步”的现实。再加上能源价格低廉，大排量高油耗汽车比比皆是。另外，美国住房以独栋的别墅为主，人均住房面积超过60平方米，为追求恒温舒适，房间空调系统常年工作，能源浪费现象非常普遍。

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对提高居民生活舒适性考虑得多、对能源节约考虑得少，是导致高耗能生活模式的根本原因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一旦建成，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内很难改变，导致被长期“锁定”在高耗能的生活模式上。

（三）大量民用节能技术尚未普及，民用节能潜力巨大

尽管美国在计算机、信息通讯等技术上优势明显，但是大量民用节能技术在美国却很少得到应用。例如，宾馆房间大多没有插卡供电的节电设计；居民使用的空调、冰箱能效较差；很多酒店或写字楼窗户不能打开，只能通过空调系统换气；节能灯普及率低，白炽灯随处可见等等。

从统计数据上看，美国人均年生活用电量接近5000度，是欧洲日本水平的2倍、我国的12倍以上，除了个人生活习惯以外，民用节能技术和设备普及率低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美国拥有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较为严格的能效标准，为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提供了制度保证。我国节能减排领域、尤其是节能领域面临着法律法规相对缺失、标准覆盖范围不够的问题，应尽快制定出台《能源法》，同时研究制定《节约能源法》的配套法律法规，例如《固定资产投资节能评估与审查条例》、《节能监察条例》、《应对气候变化法》，修订《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能效标识管理办法》等，加大节能减排法规的操作性。加快制修订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标准、建筑节能标准以及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等，增加产品覆盖范围，逐步提高准入门槛。

（二）推进能源资源价格改革

我国能源价格相对较低，不仅没有反映市场供需情况、资源稀缺程度，也没有体现能源使用的外部成本，资源税、环境税未能完全反映能源开发和使用对于社会成本的负效应，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浪费。因此，我国应抓住时机，深化能源资源价格改革，使得能源价格更加合理地体现外部性特点。针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鼓励各地区结合地区特点制定更加严格的差别电价、扩大差别电价覆盖范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考虑消费者承受水平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居民分时电价、阶梯电价，建立并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能源补贴机制。

（三）强化政府引导和服务职能

在推进节能低碳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更多地依靠市场手段，将自主权下放至企业，政府仅以“裁判员”和“引导者”的身份参与。“十一五”时期，我国政府在主导节能减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推进节能减排不能仅仅靠“堵”，要更好地发挥“疏”的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为企业、研发机构、消费者、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完善、更精细的节能减排服务产品，包括技术支持、融资担保服务，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对技术创新和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引导消费行为转变等等，同时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建设服务型政府。

（四）完善管理和监督体系

责、权、利清晰的职能划分以及独立的监管机构，这样的体系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避免权力寻租。我国应继续强化政府在节能和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管理队伍建设，形成中央统一部署、部门各负其责、地方积极落实、全民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强化部门分工，对现有权责不清的领域进一步明确管理职能，建立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及时沟通进展，加强第三方评估工作。完善基层政府的节能减排管理队伍，提高基层管理能力，建立健全管理、监察、服务“三位一体”体系。充分调动行业协会、政策咨询机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参与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建立健全节能低碳信息公开力度，加大公众参与和监督。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

作者：符冠云　白泉　杨宏伟

信息通讯技术低碳经济论文 篇3：

我们处于全新黄金时代的边缘吗？

技术和经济变化的长波理论表明，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即将结束。

历史不是在重演，而是在周而复始。经济历史学家Carlota Perez在其颇有影响力的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Edward Elgar，2002年）中阐述了关于这周期的一个强大理论。该书认为，如果全球重要决策者们齐心协力，帮助打造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人类就可以度过目前社会动荡、经济低迷的时期，进入到经济普遍增长的新时代。

这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已发生过四次。用Perez的话来说，我们处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五个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大浪潮当中。上一个浪潮是石油、汽车和批量生产时代，持续了20世纪大半段时期，现在仍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态度。目前这股浪潮始于1970年左右，已在全球推广了信息和通信技术：这就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见图1）。

每一股浪潮都遵循同样的基本模式。首先会出现一批重大的新技术，导致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发生剧烈变化。这会持续约20到30年――Perez称之为导入期，这些技术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追逐快速回报的投机性投资。这时期的财富差距拉大，导致了泡沫出现，随后迅速破裂，接着迎来一段危机时期，Perez称之为转折期。这个经济和社会动荡阶段持续时间不一，短则2年，长则17年。許多国家努力回到正轨上，通常对金融过度行为进行监管或促进生产和就业。危机结束后，周期的第三阶段开始，这包括30年左右的经济稳定增长期，真正的投资回报率很高，为经济提供资金的是生产资本，而不是投机资金。Perez称这段时期为拓展期。它也是其所称之的黄金时代：普遍繁荣，人人财富暴涨，包括几年前还觉得被遗弃的那些人。最终，技术机遇枯竭，市场饱和，周期再次重新开始（见图2）。

当然，这些只是大体的观察，无法保证这种模式会持续下去，但总的逻辑还是令人信服。在Perez看来，华尔街、硅谷和工业4.0那些异常强大的技术实际上引发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革命，挑战第四个浪潮中同样强大的技术：石油、汽车和批量生产。要从危机时代转向黄金时代，就需要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达成重大的共识：一套英明的全球政策框架为投资和创新指明趋同的方向，并确保全球各地（包括大多数经济大国）的盈利能力和就业机会增长。这并非易事！

参加本次讨论的是三位长期观察分析Perez假设的人士，包括Carlota Perez本人。人们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危机阶段发生了十多年后，鉴于当下政治动荡的局势，新的黄金时代怎样才会开始？

当前危机的成因

Kleiner：Carlota，按照你的理论，我们现在置身于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大浪潮已有约45年。这是我们见过最长的此类周期，也是最长的危机期。

Perez：这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生活转变最大、全球范围影响最深远的时期。另外，由于我们的寿命更长，上一代花费更长的时间把权力交给年轻的数字原住民。即使已过了40年，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远未完成。与前几次技术革命一样，它还没有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还带来了危险的政治转变，即全球大公司的利益与其所在的国家及社会利益相脱离。

在批量生产的黄金时代，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商业和社会的利益趋于一致。由于福利国家制度和郊区化，许多西方国家的工薪阶层有能力购房和消费。因此，当公司支付高薪和高税时，完全拉动了国内需求。政府支持教育和卫生服务，人们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去购买消费品。人们对这些产品的旺盛需求又为增长和利润创造了条件。这是稳健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是商业和大多数人口的极大双赢，因此公司利润可观、人们生活体面。

后来到了70年代，批量生产革命处于成熟期。新产品不太可行，生产力下滑，市场饱和。福利国家制度无以为继，民族团结破裂。从那时起，许多公司看到成本优势和客户需求从本国流向国外。低薪不再像过去那样损害生意，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这数十年一路下降。再加上离岸外包导致的失业，足以解释英国脱欧公投和2016年美国大选民众的热情。

Johnson：其中一个可能加剧这种紧张局势的因素是当今技术的性质。我们拥有一大批即将转化为成果的创新：合成生物学、量子计算、区块链、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和面向普通公民的太空旅行。潜在的突破就在我们面前。

正如微软前研究总监Kentaro Toyama所说：“技术不是解决办法……在一个个项目中，信息技术放大了人类和机构利益相关者的意图和能力，但是无法替代它们的不足。”这关键是我们采用这一大批新技术的意图。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两个关键问题：所作的努力是否旨在提高生产力，因而创造财富？然后是否旨在在许多人当中分配财富，而不是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当中？

Perez：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必须统一起来。众所周知，像谷歌、Facebook和苹果这些新的科技巨头，以及开发机器人及类似技术的其他公司将共同组成生产力最高的行业。但是它们不会给我们带来更体面的社会，除非它们鼓励分配财富。否则，它们是不可接受的垄断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重新分配收入，还有促进创造就业的诸多新颖活动，这些活动历来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第四次浪潮中，郊区生活为零售及其他众多服务行业带来了新的工作。）

Johnson：我认为，社会面临的选择是高度集中、不平等的封闭经济，还是所有权分散的开放经济。可政府和大型商业机构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破除机构锁定（institutional lock-in）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互联网最初被视为分散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一种工具，结果我们反而进入到了谷歌和Facebook的时代，算法成了生产手段。谁拥有算法，谁就攫取价值。因此你看到在数量仅有限的平台公司当中出现了极其高度的集中。

相同的技术仍可带来开放的经济，生产手段更呈分布式。比如说，那样我们会看到能源分散、微型发电、能源交易可能出现基于区块链的微型交易、众包融资、3D打印以及更创新的地方粮食生产方式。

我们朝哪个方向发展？我觉得我们眼下似乎在朝日益封闭的经济发展。您同意吗？

Perez：20世纪20年代，财富分配看起来与今天一样。最上层的1%获得社会总收入的25%。到50年代，这个数字降到了10%。每个导入期都会带来不平等，直到国家积极扭转局面，缓解社会动荡。在第三股浪潮的美好时期，即20世纪之交，贫困现象盛行，大多数欧洲国家效仿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的做法，推行某种福利国家制度。这也是美国盛行进步主义时代的时期。

阻碍转变

Kleiner：这回怎样才能渡过难关？

Perez：上一次危机期结束（二战后），是缘于许多政府和商业领袖齐心协力，打造了一套统一、繁荣、持久的经济复苏计划。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协定、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转型以及欧洲和日本的重建，这些都起到了作用。遗憾的是，现今的领袖还没有承担在过去浪潮中的这个时间点扮演的角色。他们上一次挺身而出加快结束了危机。

要渡过难关，也许我们要有一场真正让人刻骨铭心的危機。那似乎是资本主义的自我纠正机制；形势变得非常糟糕，稳定形势受到严重威胁。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还没有足够多的决策者强烈感受到威胁。

而现在人们很生气，他们准备追随煽动家。世界各国的领袖应该知道，如果忽视了民众动乱，后果自负。

动乱的主要原因可以追溯到欧美的紧缩政策，这种政策基于让市场自行运作这个前提。在导入期，市场自行运作良好，技？？术革命刚开始，许多实验也在进行。而在这次浪潮中，这段时期早已结束。它带来了两大泡沫：20世纪90年代末尾的纳斯达克泡沫和2000年中期的宽松信贷泡沫。

2008年经济崩盘后，金融机构停止资助商业机构，它们觉得经商风险高，改而以债券、债务和衍生品方面的纯粹投机来避难。只有新的信息通讯技术巨头才获得投资，它们过着逍遥日子，手握大把现金。除了注入科技初创公司的一些风险资本外，整个经济的新型潜在项目和创新都贷不到款。市场未正常运作，无法让我们摆脱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居高不下的局面。紧缩政策让全世界无力复苏。如果一家公司的失败率有这么高，CEO恐怕早被撤换了。

即便现在，决策者们仍在等待。他们不明白一点：就像以前的每次技术革命一样，在大泡沫崩溃之后，公共部门要重整旗鼓。只有英明的政府政策为盈利指出明确的方向，市场才能重新运作起来。只有高效的政策使就业和收入恢复，社会动荡才会消退。

Kleiner：商界在其中不需扮演任何角色吗？

Perez：当然需要！商界需要与时俱进，与政府合作而不是与政府作对，从而走出这片泥淖。但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一样，商业领袖通常反对政府干预。上一次，经历二战后，他们才发现了与政府合作的好处。战后，连商业领袖都支持高税率（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最高税率达90%）和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这些政策刺激了动态需求。今天支持紧缩政策和政府尽量少干预表明，那些教训早已被抛之脑后。

Keliner：现在已经有一些活动来促进各界达成共识。2016年《巴黎协定》鼓励政府和商业领袖（尤其像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的科技领袖）开展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一些技术平台（比如工业4.0）把不同的企业结合起来。民粹主义者迫使一些政府精简内部官僚体系，提高生产力。最近的一些选举（比如法国和荷兰的选举）表明，公众显然渴求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包括我们公司普华永道在内的部分评论员强调，迫切需要重建现行体制，以便经济再次不负社会所望。诸如此类的要素没有帮助吗？

Perez：它们可能有帮助，但情况在好转之前可能也会变得极糟。我认为几个可能出现的灾难最终会唤醒全世界的领袖。一个是煽动家和民粹主义者在更多的国家掌权，社会日益动荡、暴力事件日益增多，随处可见。另一个可能是第三次金融危机，我认为这不无可能。这回救市不会更难。我们还不应该排除气候灾难，比如毁灭性的飓风袭击如纽约级别的城市。

这个时期有时被拿来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但两者大不一样。60年代发生在上一次浪潮的成熟阶段，当时像嬉皮士这些相对富裕、创新的群体蓬勃发展，抱怨过度消费主义：“阻止世界；我们想要脱身。”如今民粹主义领袖的追随者对发明新事物不感兴趣。他们忿忿不平，一肚子怨气；他们是严重的、极不公正的不平等现象的受害者。他们想回到较为美好的过去。

从目前四分五裂的世界进入到某种黄金时代看似不可能。但在前几次浪潮的类似转折期，这同样看似不可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难以想象那些饥肠辘辘、在施食处排队的失业者居然是家门口泊有车子的郊区房屋主人。而这一幕还是发生了，只是持续的时间极短。

生产力的新形式

Kleiner：转向黄金时代将如何影响就业和失业？

Perez：每次技术革命都会破坏传统工作。技术革命解决上一次浪潮的问题，因此提高了生产力，用更少的人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新的生产力每次呈现不同的形式，但最终不一定意味着总体上工作减少，而是意味着定义工作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20世纪之交，批量生产（第四次浪潮）对单件生产带来的冲击尤如现在电子生产对批量生产带来的冲击。它首先消除了工作，批量生产可以低成本制造许多同样的部件。因此，理想的政策是让能源和材料成本低廉，让劳动力成本变高，因而造就更多的大众市场消费者，使用廉价燃料和电力。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就这么做，通过支持工？？会、实行工资税和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原材料和能源（即化石燃料）来自发展中国家。即使企业对支付高薪有所不满，它们也得益于生产力和需求的增长。

如今，能源和原材料的成本高企（如果经济增长强势恢复，也会变得如此），需要节省这类支出来降低成本。环境威胁强化了这个意图。因此企业界重新设计产品，以减少碳排放量、减少原材料以及做到零浪费。许多产品转变成服务，比如预录制的音乐变成媒体流。

所需的劳动力也在减少，因此生产力也在成倍提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已取代许多工作，可能会取代更多工作。

Johnson：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固定工作可能突然被淘汰，大公司的计时工作在消失。 IPsoft有一款名为阿梅莉亚（Amelia）的聊天机器人，可同时与25000人会话。IBM在开发一款可解读金融监管条例的机器人。

Perez：您认为经济受影响的面会有多大？

Johnson：有各种估计。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Frey和Osborne研究估计，如今英美47%的白领工作会在2035年之前实现自动化。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印度69%的工作在自动化的冲击下岌岌可危。

Perez：但总归有均衡，它与美好生活的新愿景有关，这已成为黄金时代的流行主题。在第二次浪潮中，这个主题是城市生活，就像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城市所呈现的面貌。在第三次浪潮中，主题是美好年代的大都市生活。第四次浪潮中，主题是50年代的美国生活方式，建筑、零售、服务和政府等领域的大规模就业弥补了因技术而流失的工作。

这回可能会出现相似的一幕。这下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会呈现较少的碳排放量、合作型经济、预防保健、创造力、体验、体育锻炼、节俭使用原材料和工业生态学。

这将意味着由产品转向服务，由有形转向无形，由批量生产转向度身定制。批量生产强调规模经济效应――制造更便宜的相同产品，而新的数字化技术靠多样性和适应性蓬勃发展。价格溢价越高，工作得到的薪酬可能越高。

这也可能由拥有产品进一步转向租赁或共享产品。即使今天，人们用信用卡购买电器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租用电器，直至付清了全部费用。要是电器出故障，再买一台常常比修理还便宜―― 这实际上是“租用”另一台电器。

我们只要让这种模式进入到下一个合理的步骤：让信用卡变成类似亚马逊的网站租赁门户（比如针对电器）。这意味着维修工和安装工被大量雇用（使用电子手段诊断故障和使用3D打印打印部件），产品会多次转手，帮助所有刚进入消费环节的人花少许钱，就可以租用比较旧但仍很好的电器。

Kleiner：制造商会有怎样的变化？

Perez：租赁模式对制造商也有好处。批量生产模式基于计划报废，许多公司生产大量的劣质商品。这让人们更换坏掉或用旧的产品，在饱和的市场形成虚假的需求。但如果全球各地市场在增长，就像全面的全球拓展期那样，那么许多公司可能会生产奢侈、昂贵、高科技、耐用的产品，它们可以用好多年，也会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升级。公司不再有备件库存，只有软件作为保障。刚进入中产阶级的千万人可能添置耐用品，原材料并不变得稀缺昂贵，也不损害地球，并且提高效率。

Johnson：我倒想唱反调。一旦我们全面进入算法时代，即机器生产边际成本为零的时代，我们的技能变得近乎多余。我们可有可无，沦为机器的补充。另一种选择是停止优先考虑人工智能，停止鼓吹资本压倒劳动力。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优先考虑自然智能，充分利用仍大量存在的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我住在伦敦北部的基尔本，有个意大利老人住的地方与我仅隔两道门，他让大约200名邻居参与地方酒的酿制：一群人采摘、一群人踩压和一群人装瓶。他发掘了当地的自然资产和人力资产。在技术的助力下，这种重新培训的技能和基于社区的手工艺是否会开始成为新文化面貌的一部分？

社會发展模式

Johnson：我们可以反过来做吗？最近爆出网络安全威胁后，我担心这个高度互联的经济会不堪一击，不具抗压力，以至于我们重新自行生产物品。

那么，今天占主导地位的大机构扮演什么角色呢？它们不合时宜吗？它们会继续存在于围绕全然不同的、更有序的原则而运转的经济和社会吗？换句话说，我们在看着“巨头”死亡吗？

Perez：我们不需要巨头死亡，我们只需要“批量生产”死亡。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提供创造某种财富的其他机会，与大公司相辅相成，而非淘汰他们。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已经迫使大银行改变经营方式，一些初创公司可能会接过银行的许多职能。

经济学家凯恩斯是对的，我们需要创造需求，之后创新和投资才会出现。上一次在郊区造房子证明了这一点。而现在你将如何创造需求？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会创造需求？

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很重要。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缺席了20世纪的批量生产浪潮，因为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兴趣大于对消费者市场的兴趣。而现在这种情况在变化，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继续迅猛发展，它们提供了生产者（包括其他新兴经济体中的食品和原材料生产者）所需的需求。这些新的生产者将充分利用更大的全球需求为其发展提供资金，这反过来又会加大全球对资本和消费品的需求。这是一种新的正和博弈，有待形成。

最终，情况变得够糟糕后，我们需要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方案，帮助所有国家发展。可能会为热带地区建设项目：一些项目针对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地区，另一些针对旱灾地区，这些项目都为大型工程，使用太阳能及其他新型能源，帮助那些国家发展。与过去的浪潮一样，这将通过新的资金投入（包括仅仅几年前不可能实现的税收制度）来予以偿付；而现在，包括企业在内的各方最终会认识到大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Kleiner：这与世界银行之类的经济发展组织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有何不同？

Perez：这将更加雄心勃勃，更适应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经济的条件和机遇。一个关键问题是：可以在全球所有国家之间形成正和博弈吗？光是由于所需要的消费者需求增长，今天对全面全球发展的需求就很大。所以单靠中国和印度是达不到这个目标的。这也是减少来自中东和拉美等国移民的唯一办法。即使挫败了伊斯兰国（ISIS），也要在欠发达国家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才能让这些国家的民众重拾希望。

每个经济体达到生产专门化是必要的，那样角逐全球市场才有竞争力。但每一块区域都要放弃恶性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界定自己的身份，与其创造的历史或优势关联起来。企业、大学、监管部门的优先事项和税收制度都要支持选择的那个方向才能成功，最好由达成共识的流程来敲定这个方向。我认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最后会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尖端工程和奢侈品。落后的国家将不得不打造自己的制造基础。一些可能于依赖原材料实现专门化的工业，包括生产精细食品和化工产品的工业。一些会有自己的企业家，在体现其文化和身份的产品和服务方面追求创新。就像同质性是批量生产的本质，多样性是信息技术的本质。

触角伸至全球各地的民族

Kleiner：你在描述一种地方商业主义，每个国家都有某个地域卓越中心，比如美国的硅谷。

Perez：是的，因为全球化将迫使地方和全国经济通过专业化来脱颖而出，想要生存的话。其中一些专业经济可能是地区经验。比如说，欧洲有着注重环境可持续性的文化传统。该地区已经开始围绕“欧洲的生活方式”发展经济，北欧国家在展示这种方式。德国已宣布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这很显然会有文化和气候上的差异：丹麦将注重风能，希腊偏向太阳能。一些国家在医疗保健方面追求创新，另一些国家在新材料方面追求创新。各自术业有专攻，但是全球经济中的群体身份属于整个欧洲。

Johnson：但欧洲的优势不也是多样性吗？事实上，欧洲由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差异巨大的多个国家组成，它们和平共存，是整个超国家组织的一部分――这难道没有妨碍人们认为欧洲有单一的生活方式？

Perez：恰好相反，信息通信技术（ICT）的优势在于，它依靠多样性蓬勃发展。当我谈到一种可能的欧洲生活方式时，就设想多种创新：它们定义了形式各异、我们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有大量的技术和以人为本的服务，又不失健康和创造力。对欧洲人来说，这比采用标准化的美国生活方式还为容易。但正如我认为的那样，“智能绿色增长”（ smart green growth）应该是总体方向，让世界上所有地方接受多样性，同时促进技能、供应商、科技能力、商业模式服务等实现大融合。

Kleiner：你是说几个地方的几个领袖就能为新的黄金时代创造条件？

Perez：是的，这屡试不爽。几个先驱带头，别人亦步亦趋。进一步传开来后，出现了巨大变化，商业和政府的态度都发生转变。我们谈论的制度创新、达成共识的新机制，以及对税收制度、教育和福利国家制度大幅改动，都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了。比如说，目前的失业保险如何适应零工经济（gig economy）：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终身创业，按计件制开展研究调查，或者为拼车公司开车，并没有他们所需的那种支持和稳定性？

最后，在我看来，最可行的解决方法也许是Milton Friedman及其他人士提议的普遍基本收入，无论这方法看起来多困难、多复杂。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都能獲得购买基本必需品的最低基本收入，那样他们在零工经济下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将真正自下而上地发展经济。我们将杜绝玩忽职守，不用证明任何人需要公共援助。基本收入在自动柜员机上供每个人提取，每个月都会存入。钱挣得够多的人（当然还有百万富翁）很快会通过缴税来还这笔钱。最后，只有真正需要这笔钱的人才是社会要负担的，可能不会比现在花在失业保险和子女抚养费上的费用、处理玩忽职守和饥饿引起的犯罪的成本，以及付给进行经济情况调查，并做出决策的官员的薪水多得多。他们可以从事更有创造力的工作。

Johnson：一个方面让我对此感到悲观。目前的政治形势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税收与代表之间明显的联系被打破了。而技术进一步在加强独裁主义，算法决定着我们的新闻内容，社交媒体数据左右选举结果，传感器通过捕获视频和声音来监控异议。

但我也能想到保持乐观的理由。类似技术分散化的趋势正出现在政治领域，地方实体已经在承担更大的责任――最近，许多城市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尽管我们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但我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些机会，可能在政府的支持下，技术有望促进更全面的全球发展。举例来说，目前自给自足的农民可以租用装有SIM卡的M-Kopa太阳能灯，每天只要付50美分租金，用它来办理36美元的小额贷款以购买手动泵。这降低了医疗成本，并将他们的收成增加三倍。一项研究发现，这种技术让每个人的年收入从180美元增加到1800美元。全球有12亿贫困人口，这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如果我们追加资金扩大这些业务，这肯定对资本主义有利。

Kleiner：所有这些变化如何开始？

Perez：我们要回顾历史。领袖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倡导达成共识的流程，决心采取大胆措施。但愿在商业和社会的共同支持下，他们付出的努力有望成为全球信息经济黄金时代的基础。

作者：Carlota Perez Leo Johnson Art Kleiner 沈建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