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政策宣传的民族宗教论文

摘要：民族高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最有代表性的场域。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及高校思政教育话语权的式微，以及外部社会情境的多变性与复杂性等问题均对当前民族高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加强政策宣传的民族宗教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加强政策宣传的民族宗教论文 篇1：

西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与教育引导对策

摘 要：了解西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和防范宗教渗透意识情况，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西藏高校必须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宗教观教育，从四观两论教育、思政课教育、思政队伍建设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教育引导，从思想上构建起防范抵御西方价值观的屏障，确保校园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西藏地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

关键词：西藏；高校；宗教信仰；西方价值观；宗教渗透

随着西藏地区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西藏高校校园受多元文化思想影响，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状况也深受影响。为深入了解西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引导力度，有效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课题组对西藏大学、拉萨师专两所高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由于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反分裂问题较为敏感，课题组主要采取了无记名不记录的形式进行调查，通过深入调查分析，对西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有了一定了解和把握。

一、宗教信仰状况

调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来了解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

1.对待宗教的态度。从调查情况来看，西藏高校大学生普遍对宗教持有较为宽容和包容的态度，对信教群众和身边信教家人、朋友，持比较支持的态度，能够客观看待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多学生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单位和政府不应加以干预，绝大多数同学对宗教渗透和宗教涉及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问题没有太多的认识。

2.宗教信仰和信仰宗教的倾向。根据调查情况可以看出西藏高校大学生中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者。可将西藏高校大学生分为不同的宗教信仰群体，按生源地情况可分为藏区学生和非藏区学生，藏区学生支持和赞同佛教，非藏区学生占信仰宗教学生数相对较少，涵盖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

通过访谈和问卷中有意混淆设计发现，大部分自称信仰宗教的学生很多是“潜在信仰者”。他们内心里、思想上，拥护和亲近于宗教，但并未庄重地参加过正式的宗教洗礼或宗教活动，也为真正履行过宗教信徒的义务，思想观念上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践行过宗教价值观念。

3.信仰宗教的原因。信教原因中“内心需要，精神寄托”为59%、“受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为45%、“消灾免祸，保平安”为31%、“信教就是信真理”为17%。精神需求占据主导，其次是受环境的影响不是自身主导需求，再次是偏重于迷信思想。在信与不信的中间的“摇摆者”较多。

4.影响宗教信仰的渠道与方式。调查显示，西藏高校大学生信仰状态主要受下列信息传播方式影响：阅读书籍报刊48%、父母同学之间的交流38%、电视广播37%、网络25%、课堂教学24%、家庭背景22%、接触的社会宗教团体19%、教师的信仰与表率作用12%。可以看出，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的环境下，学生接触宗教信息是多方位的，简单采取管控、围堵的方式难以保障大学生不受宗教思想影响。

5.接触和对西方价值观认识方面。从调查情况看，西藏高校大学生对西方价值观念缺乏深刻的认识，未认识到西方价值观背后的政治色彩，主要通过书籍报刊67%、电视广播67%、网络47%、课堂教学36%、与教师同学交流26%、与社会机构校外朋友交流10%、外籍教师交流7%、通过基金会4%等途径接触，有一定的广泛性。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调查情况来看，西藏高校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和对宗教渗透意识方面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大部分学生对宗教有神秘感和亲近感。西藏高校大部分学生对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有较强神秘感，对宗教有一定的亲近感。这主要受西藏特殊文化氛围和民族习惯的影响。学生在面临考试、选择就业、家庭变故、心理困惑等情况下，往往到宗教场所，从宗教中寻求慰藉。这种对宗教不设防的心理，往往会将其由“潜在”的宗教信仰者变为“真正”的宗教信仰者。

2.接触宗教信息的多方位性。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藏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提高极快。学生接触宗教思想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书刊、网络、手机、社会机构（团体、人士）都成为潜在的渠道。这为高校加强反宗教渗透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简单的封堵与管控已不能适应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需要。

3.对宗教渗透缺乏防范意识。西藏高校大学生对反分裂问题认识比较清晰，但对隐蔽性强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普遍缺乏防范意识。特别是潜移默化的、温和的宗教渗透，往往会很容易冲破学生防范的底线。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等反马和非马思想的混杂，借助“美好”的“自由”、“民主”包装，往往会使学生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三、抵御宗教渗透的引导对策

从西藏高校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状况和反映出的问题来看，西藏高校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工作任务非常艰巨，简单地依靠制度管理和技术管控很难有效抵御宗教渗透，只有加强对大学生的有力教育引导，才能构建起坚强的思想屏障，有效抵御宗教渗透。

1.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西藏高校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四观教育概论”课程，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宗教观的教育并不是简单的一门课程所能够解决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贯彻于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中，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中不断夯实。当然，在人文社科类和自然科学类课程中，更应该突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使大学生正确看待宗教现象，跳出宗教本身来客观看待和分析宗教问题，对混杂在正常宗教中的分裂思想、反马思想、非马思想能够鉴别，保持足够的警惕。

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仰，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的主要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生思想和行动，是有效抵御宗教渗透的强有力武器，从理想信仰和思想道德教育入手，能够有力回击反马和非马思想的攻击，确保马克思主流价值观大行其道[1]。

3.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教育。从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来看，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力度显得尤为不足。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较为复杂、难度大，不便于操作；另一方面，提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显得较为敏感，往往被曲解“统一思想”、“一个声音”，容易引起学生反感。西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敢于、勇于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教育工作，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反马非马思想的企图、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来开展教育，使学生时刻保持思想安全意识。

4.加强信息安全教育。网络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校园的信息安全工作显得尤为复杂，在高校数字化校园大力建设中，高校正以校园提供的安全健康的主流信息来维护校园信息安全[2]。学生接触的信息是多方位的，除了校园信息外，更多的是社会信息。由于大学生处于特殊的成长阶段，对信息的分析和判断往往依靠直觉，思想上和行动上容易受到误导。加强大学生信息安全，主要内容是让学生能够自我寻求有益信息，对接触的信息能够进行甄别和筛选，抵制不良思想的渗透。

5.加强民族宗教政策和反分裂斗争教育。西藏地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内容之一就是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民族与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教育一方面要与西藏地区特殊的反分裂斗争的区情紧密结合起来，认识到西藏的稳定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发展，从国家大背景来教育学生认识所谓的“西藏问题”，彻底撇开藏独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污蔑和攻击。同时，要结合西藏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的实际，来认识民族宗教政策的优越性和科学性。特别是要针对有些同学理解的“弘扬西藏特殊民族文化就是发扬藏传佛教、就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错误认识。重点要使学生深刻理解弘扬民族文化要有扬弃的问题，支持宗教按“三自”原则发展，前提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把民族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反分裂斗争教育的重要内容，才能有效避免学生受不良思想影响。

6.加强成长成才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政治上是否合格又是衡量人才标准的核心。开展成长成才教育重要是保障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合格，把思想政治素质作为大学生才成的重要标准，引导大学生树立“又红又专”的成才目标[3]。加强对生在学习、生活、情感、心理等方面的问题的疏导和解决，以积极向上的健康身心作为成长成才的重要保障，积极从学校的教育和引导中寻求“正能量”[4]。

加强对西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的教育和引导，有效防范和抵御宗教渗透，西藏高校管理部门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坚持积极的正面引导，以教育和引导为主，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学生，以提高学生自身“免疫力”为目标，才能取得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胜利。

参考文献：

[1]黄蓉生，白显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

[2]王阳.数字化校园信息安全策略探讨[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1（3）.

[3]余孝军，李桂芳.新形势下加强大学新生成才教育的对策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0）.

[4]罗卫东.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的社会因素及对策[J].中国成人教育，2007（3）.

作者：杨富

加强政策宣传的民族宗教论文 篇2：

深化民族院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逻辑框架与实践反思

摘要：民族高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最有代表性的场域。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及高校思政教育话语权的式微，以及外部社会情境的多变性与复杂性等问题均对当前民族高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宁夏回族自治区把校园治理纳入全区基层治理体系进行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校园治理能力，自主办学能力，将民族团结内化为个体的使命担当，通过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心理建设，创新民族团结教育等方式方法，整合课程、师资和社会资源，逐渐形成系统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运行机制，可以有效解决校园治理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关键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国家建设;社会治理

大学生群体是各民族青年中的优秀代表，他们肩负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也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中坚力量。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我国进行民族整合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具有十分突出的政治象征意义和社会促进效应。

“民族高校因自身的性质、特点而责无旁贷地成为民族团结教育最有代表性的典型場域，甚至成为自己的立校之本，且由此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独树一帜。”[1]然而近些年来，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向教育行业的渗透加剧，使大学生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争夺的目标和焦点，这对我们加强与提升大学生群体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时刻把握民族院校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实施状况，提出并实时修正所存在问题，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共教育体系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大学生群体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课题的回应。

一、民族院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

（一）润物无声：打造民族类学科及课程教学平台

在学科体系方面，民族院校均将“民族研究”作为学术制高点进行重点建设，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均具有民族学本科、硕士、博士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除人类学、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外，大部分民族院校所设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均涉及与民族学的交叉研究;同时，这些院校还普遍建立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机构，拥有和培养了一批具有雄厚实力的从事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的队伍。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民族院校“两课”教育中“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开展的主渠道和主阵地。2011年，国家民委发布《关于印发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规划（2011-2015）》的通知，使该课程实现了从单一课程到完整学科体系的华丽转身。当前，通过制度化建设，该课程已经成为民族院校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主要途径。除“两课”教育外，各民族院校结合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还开设了涉及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地区旅游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等专业必修和专业选修课程，如北方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开设包括基础维吾尔语、基础藏语、基础蒙古语等，供学生选修。这些课程的开设，为民族院校大学生系统学习民族文化以及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二）彰显特色：丰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载体建设

我国学者青觉认为，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与19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同时起步，这一社会事业的行为实践先于概念，并经历了“以国聚族”到“以族兴邦”的现代化历程。[2]倡导各民族学生团结奋进、以族兴邦是新时代民族高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线。70年来，民族院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断丰富民族团结教育的载体建设，形成了各民族大学生和谐相处的校园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的校训是“美美与共、知行合一”，西南民族大学的校训是“和合偕习、自信自强”，北方民族大学校训是“团结进取、砥砺成才”。可以看出，积极推进各民族学生的相知相爱，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均是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此外，各民族院校从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优势出发，以认知体验和实践创建活动为主要形式，倚靠多元载体和渠道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如组织开展少数民族知识竞赛、民族风采展示大赛、民族团结主题演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讲座等主题活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北方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将每年9月确定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各民族院校在长期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践中，也形成了本院校的精品活动，如中央民族大学自2009年开始启动“民族团结结对共建”活动，该校将24个院系交叉编成5个民族团结结对活动组，每年投入15万元专项经费支持学生开展学习交流、文化交流、爱心交流等活动;实施30多年的晚班会制度是北方民族大学的优良传统。

（三）多维互动：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

基于课堂及各类媒介的宣传是民族院校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要抓手。各民族院校大都以较高的政治站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各级政府关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重要文件、重要精神为主要内容开展宣传活动。一是通过举办干部培训班、党委中心组学习、党团课、专题学习会、座谈会等形式集中学习宣传。二是充分利用校园宣传媒介和社会媒体开展宣传。校园内主要利用校园宣传橱窗、校园广播、校报、校园网、校园电视台、电子屏幕、微博等多种宣传媒体，集中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显著成就和美好前景，宣传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性变化，宣传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利用国家民委网站、中国民族报、中国民族宗教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青年网等，以及各类微信公众号平台对民族团结进行主题式报道，通过网络媒介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社会效应。

（四）内外联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校地合作

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但同时，民族地区大多也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边疆地区，贫困人口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低、发展能力低和发展空间狭小是基本现实。让各民族大学生认识到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多样性的同时，也要通过社会实践了解这个大家庭的“家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要了解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集‘六区’于一身的我国‘家底’”[3]。这是增强各民族大学生民族团结意识与社会使命感的重要途径。如：近年来，北方民族大学积极投身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之中，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和湖南邵阳市分别建立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地、民族团结实践教育基地。各民族学生通过支农支教、社会调研、普法宣传、国家经济政策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文艺演出等方式对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有了体验式认知。大连民族大学协助大连市民委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八进”活动，在大连周边的十余个民族乡镇、朝鲜族文化馆建立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教育实践基地，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文化共建、智力扶持等活动;同时，通过组织科研团队和学生团队，深入武陵山片区围绕特色产业、民族村寨建设等开展科技文化服务。

综上所述，民族院校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供了成功范式，并为民族團结进步事业贡献了力量。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日益卷入现代化浪潮之中，现代化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结构内部各系统之间带来诸多矛盾。民族高校的青年学子是本民族群体的优秀分子，且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在该群体中有集中的体现，从而使民族院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二、民族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共同体的脆弱性问题

现代社会在社会生活的形式和组织模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结构与功能将不断的相互调试与契合;当然，现代化过程本身意味着新的社会结构取代旧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中的共同体，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内部分化，而分化的阶段性状态与结果，就是一部分领域、行业、群体乃至个体，会因为路径依赖而表现出对现代社会的不适与不满体验，进而呈现出脱离归属感的边缘化和相对剥夺的迹象”[4]。

民族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群体，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是民族个体社会关系与意义状态的重要方面。民族个体“通过所认同的社群提高自尊、从依附群体取得归属感、降低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并在社会认知上获得安全感。”[5]民族的认同感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民族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归属;另一方面则是对其他民族群体，以及民族国家层面共同体的认同。在现代化转型中，在平等、竞争机制的牵引下，当代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分化日益体现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化。处于不同发展地位民族的民族意识的普遍复苏，基于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各民族在国家利益分配体系中对本民族的发展与利益的给予高度关注，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其他民族及民族国家层面共同体的意识及情感;同时，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社会流动、个体解放与社会理性增进的同时，现代化也同时瓦解了传统社会内部的社会纽带，削弱了民族个体间的社会情感;同时，传统习俗与规范对群体的约束与制约也在逐渐降低。因此，当前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共同体本身的脆弱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消解是我国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尤其对于处于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各民族大学生而言，如果不能有效引导其正确看待我国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那么不仅容易引发负面的社会情绪，导致族际交往中的信任缺失、偏见歧视，甚至个别个体还会触碰法律底线。

（二）高等教育及高校思政教育话语权的式微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变化可以间接、直接诱发教育系统的失范行为，其依据是任何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对教育均有相应的‘氛围效应’”[6]。尤其在社会快速变革时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往往会引发社会各组成系统间的调试与冲突，在此时期，作为文化教育前沿的高等教育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发展都在逐步促使我国新的社会生态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个体的主体性空前解放，社会互动增多、媒体传播途径多样，促使人们的价值标准更趋多元，从而致使传统社会高等教育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导优势不断式微。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拓展了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渠道，基于网络媒介的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方式使传统以理论讲解、宣传教育和榜样示范为主要方式的高校思政教育话语权明显式微。民族高校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也同样陷入窠臼，重学校轻社会，重知轻行，重利轻情的教育模式难以使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同时，我国当前有部分民众对“民族”“少数民族”“宗教”等概念缺乏理性的认知，不少人极易站在自身的情感上解读民族现象，甚至对他民族存在刻板印象和偏见。

（三）社会转型期高校大学生民族交往心理问题凸显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民族团结观念和积极的民族交往心理形成的时期。尤其身处民族高校的大学生，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校园环境给予了各民族学生更多与异文化群体交往交流的机会，这是民族团结心理形成的利好方面;但同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校园环境也是民族意识生成的天然场域，“民族意识即是人们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认同和对他民族的辨异的认知过程和心理体验结果，这种心理体验对内起到认同作用，对外起到分界作用，因而它具有两面性”[7]。多元的文化环境、迥异的民族生活习俗是民族意识生成与维系的基础，而民族社会的发展、国内民族关系的走向、国际社会的影响等是激发民族意识的外部条件。大学生群体心理发展尚不成熟，对外界环境的敏感度高，上述因素综合地影响着该群体民族意识的发展水平。在此条件下，如果正确引导，形成理性的民族意识，则会成为一个民族发展不竭的动力;与之相反，如果民族个体不能正确看待本民族的发展境遇与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问题，就会形成偏激的民族意识，在其主导下，则会产生民族交往的心理障碍，形成民族偏见与歧视。近年来，发生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民族间的冲突事件，如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等，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民族院校各民族大学生的民族交往心理，民族间隔阂感、疏离感增强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

（四）外部社会情境的多变性与复杂性

近年来，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势头不减，同时，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加紧实施对我国的渗透和从事民族分裂活动。从我们对部分民族院校的调查来看，境外极端组织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意图十分明显，“低龄化”与“女性化”是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涉民族分裂活动的主要特征。通过对部分涉案学生的情况分析来看，我们发现这一群体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参与涉恐涉暴、极端宗教活动的学生群体呈“精英化”趋势。如1999至2000年间，某民族院校有4个学生被安全部门带走。令校方意外的是，这些都是专业比较好、思想比较活跃的学生，甚至部分学生还是学生干部，有一定组织能力。事后学校总结，无论什么组织发展自己都是关注最优秀的学生，从而让我们对“争夺接班人”的概念有了更深切体会。二是学生参与涉恐涉暴、宗教极端活动的行为呈“隐蔽化”趋势。如2016年，某民族高校有学生被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学校评价这些学生学习非常积极，尤其有几个英语相当不错，平时从未看出端倪的学生。这种情况不仅学校难以掌握情况，家长也会被这种隐蔽性蒙蔽。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依旧多变和复杂，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方式、途径也更加多元，这对于从相对闭塞的边疆地区走出的一些自身素质相对较弱，且缺乏社会经验，没有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讲，极容易受到戕害。更令人担忧的是，民族高校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是民族意识的风向标，涉案学生个人行为往往会引发心理上的连带效应，从而影响不同民族学生民族团结观念和民族交往心理，并会像“瘟疫”般在全国民众心中形成了“妖魔化”的边疆、宗教和民族的刻板印象。

三、深化民族院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逻辑及路径

（一）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从认知到内化的逻辑性递进

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需要解决民族团结的价值体系、心理与行为等问题，尤其如何引导和帮助学生从意识层面实现从对单一民族文化认同，升华至对他民族文化及中华文化的认同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民族高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就是要铸牢各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构铸各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从本质上看，是文化认同教育。从我们的田野调查情况来看，对单一民族文化及区域民族文化的认知是当前部分民族院校民族教育的主要切入点，而对中华文化教育的欠缺是其难以逾越学生民族认同与地域认同的桎梏。换句话说，只有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才能从价值体系上解决民族团结的内涵与本质，才能实现民族团结从感官性认知到思维、情感及行为上的逻辑性递进;同时，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也是解决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共同体脆弱问题的根本途径。

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中华文化教育，需要在意识上内化三个层面的价值认同。一是中华文化的内涵教育，即厘清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涵盖56个民族的多民族，历经数千年的民族发展史，何以完整的地理政治实体存续的强大基础是什么？二是中华文化内容与结构的教育，即要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对中华民族发展存续的意义。三是中华文化认知基础的教育，“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及认知心理来分析，中华文化的认知基础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法、宗教信仰、历史发展与社会心理方面，这些同质性即中华文化的认知基础”[8]，中华文化认知基础的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心理基础。

（二）注重心理建设，构铸民族团结进步的民族心理基础

民族院校多元的校园环境，使各民族大学生具有原发基础的民族意识。加之近年来，我国民族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差异逐渐拉大，各民族大学生基于利益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涨，该群体对本民族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注重民族团结的心理建设，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形成理性成熟的民族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更为积极地推进各民族深入的民族认知。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各民族跨区域的社会流动较少，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较少;加之社会教育中民族教育的欠缺，导致民族间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偏见与歧视还在部分民众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因此，利用现代媒体手段推进各民族深入的民族认知是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正如某民族高校的一位藏族学生告诉我们：“很多同学对我们藏族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课堂上讲的都是藏族很老的东西，都是黑白照片，没有现代感，不能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其次，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形成理性的民族意识，正确看待我国民族国家建设及本民族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问题。正如前文所述，近年来，民族院校大学生民族发展需要受挫引起的相对剥夺感是偏激民族意识形成的主要根源，国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也力图以此为切入点与我们争夺接班人。因此，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以历史发展为镜像，引导各民族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发展观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引导各民族学生形成宽容的宗教心理。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习惯紧密联系，“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仍然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9]。当前，因宗教信仰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民族习俗的差异引发的住宿、族际交往的摩擦与矛盾，以及原教旨主义的渗透仍是民族院校学生工作防范的高风险问题。因此，以法律法规教育为切入点，通过开展相关课程、讲座、宣讲、座谈会等形式，让学生明确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引导形成宽容的宗教心理;并要明确公民身份，讲清法律底线，依法行事，要旗帜鲜明地与民族分裂势力做斗争。

（三）创新民族团结教育的方式方法，奠定民族团结进步的社会基础

首先，以公民意识教育为主线，强化各民族大学生公民身份认同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先导。从世界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来看，弥补传统社会地域—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断裂，构建一种民族国家领土认同为基础的个人身份、集体意识与共享信念是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所在。在这一进程中，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地位（status），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在这一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10]能够有效协调国家、市场、社会群体与地方的关系。因此，通过组织和制度化保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和导向，培养各族大学生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是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政治保证。其次，需要突破教育对象的狭窄性和教育方式的宣教性。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目标就是要让社会个体具备理性观察和处理带有族群属性的社会关系，并且能够在族际互动与族际交往中尊重与包容差异。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具有全民屬性，其不专属于民族地区、特定少数民族或者某一特定行业或领域，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和共同参与的一项社会事业。但从我们相关的调查看，将民族团结教育局限于针对少数民族，甚至是部分敏感群体，开展的宣传性教育在部分民族高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一思路不仅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形成“民族团结教育是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的刻板印象，同时被针对性教育的少数群体也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心理抗拒。因此，一方面，我们应改“漫灌式”的教育为“滴灌式”教育，在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引导学生树立“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念，让不同民族学生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实现交流交融;另一方面，应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动，使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到大学生群体的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同时应让学生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让社会成为大学生群体践行民族团结价值观的实践基地;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研究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转变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注重理论宣传的工作方式，要将理论宣传、心理干预、沟通交流三者有效结合，形成良好的教育机制。

（四）整合课程、师资、方法和社会资源，形成系统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运行机制

第一，课程资源整合。民族院校应以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资源库建设为目标，依靠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充分利用国家教育教学课程资源的同时，深入挖掘具有区域特色和本校特色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资源，努力构建民族团结教育“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体系。同时，我们认为，在民族心理日益成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显著标志的时代背景下，民族院校可以考虑开设民族心理学或心理人类学等课程，以与我国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合力，从微观民族心理的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师资队伍建设。在校内，可统筹校内专兼职教师形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专项型师资队伍。同时，可聘请公共部门、社区、社会组织等行业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的人员担任外聘教师。第三，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改进。民族院校应投入一定经费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研究，在教学实践中突破教育工作的宣教性，增强教育教学的实践性及生活性。第四，形成社会资源的参与机制。在我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均有诸多令人动容的民族团结的典型案例及模范人物，他们在某一社会阶层、某一行业或者某一区域引领着某一社会群体的价值导向。民族院校一方面可通过科学研究深入挖掘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典型案例，形成民族团结教学案例库;另一方面，架通学校与社会沟通的机制与桥梁，让住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能够参与学校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可以进一步丰富教育教学资源。

当前，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仍是培养我国公民正确民族观、宗教观与交往观的主要场所，也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途径。民族院校虽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实践等环节形成了“民族特色”，并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近年来，发生在我国内地民族高校的多起大学生参与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分裂活动，使部分学者提出，我国的反分裂活动已从边疆地区转移到内地，这也促使我们需要对民族高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进行深刻的反思。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首先需要我们解决民族团结的价值体系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溯源式考察，正确认识56个民族何以耦合为充盈着共同体价值与情结的多元统一体。因此，继续加强中华民族史、中华文化史的研究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重要的理论支撑。其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我国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一项公共事业，其不仅是民族教育，更是国民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愈发强烈，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民族高等教育领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可以说，这也是当前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事业所面临问题的一个高度缩影。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我国社会各领域均面临精神文化生态脆弱的问题，而要进一步深化民族高等教育领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则需要民族高等教育自身，以及社会各构成要素间的通力配合，形成合力，才能铸牢聚族兴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我们认为，加强国民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使每个社会个体能够理性观察与处理带有族性的社会关系，是深化民族高等教育领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必要社会条件。最后，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本质是在做人心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11]。近年来，民族高校等教育领域发生的诸多问题也进一步强调注重民族心理研究，运用民族心理学方法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加强民族心理问题疏导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这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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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宁宁

加强政策宣传的民族宗教论文 篇3：

互动、支持、认同：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构建

摘要：加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解决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关系问题的正确应对思路。实践中如何促使各民族之间产生深层次的交往，如何保障各参与民族交流的平等性、主动性和自主性，以及如何以增加彼此间共性和增进相互接纳来帮助各民族逐步实现交融，是促进当前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就要着重从民族间互动、资源支持、城市认同三个方面来构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城镇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间互动;城市民族工作;融合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增多、种类增加，以及由此帶来的各民族利益分配多样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社会问题复杂化等，日益凸显出解决好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当前，加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解决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正确的应对思路。实践中要如何促使各民族之间产生深层次的交往，如何保障各民族参与交流的平等性、主动性和自主性，以及如何以增加彼此间共性和增进相互接纳来帮助各民族逐步实现交融，是促进当前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中之重。

自2010年党中央提出把“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以来，学者们围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开了较多研究，并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背景、主体、内容和目的来解构其内涵。通过考察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背景，学界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进行了解读，认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以及经济共同繁荣。针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现路径，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为代表，认为应当从制度、政策层面上强制推动“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1];一种观点认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尊重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但现阶段尚不能自发实现“交融一体”，反对以人为方式推进各民族“交融一体”^[2]。尽管学界现有的相关研究为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是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这些成果大多停留在宏观研究和整体把握层面，是站在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高度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展开的研究。专门针对城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相对少见。从微观上看，城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各民族围绕日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践而产生的社会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依据互动论和社会支持、社会认同的主要观点，笔者认为民族间互动是促成民族交往的条件，资源支持是推动民族交流的重要保障，城市认同是奠定民族交融的心理基础，可以此构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

二、民族间互动：城市深层次民族交往的生成条件

民族交往作为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离不开社会这个大场域。社会互动是指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处于一定的情境之下，凭借各种互动中介所产生的具有特定意义，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种社会行为^[3]。民族间互动是各民族之间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项所产生的互动，并不等同于彼此之间在私人空间中产生的一般性接触或某些表层性认知。具体而言，深层次民族交往的生成需同时具备民族间互动情境、互动中介、互动意义这三个基本要件。

第一，民族间互动情境的产生。城市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意识到与“他者”之间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项进行交往互动，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在城市中争取或获得更多的权益分配，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在流入地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反过来说，少数民族与城市“他者”之间若仅停留于一般性接触或仅限于群体内部往来，易导致对外的封闭或内卷化，从而丧失从城市“他者”那里获得各种权益与发展资源的机会。这种主观上对民族间互动的心理期望，营造了一种互动情境，为促成各民族深层次交往提供了条件。例如，笔者2017年7月至8月在天津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12位少数民族被访者在主观上愿意与城市“他者”进行民族交往，占比为95. 4%，仅有4.6%的被访者持“不赞同”和“非常不赞同”的态度。各民族成员聚居于同一个城市，形成“大杂居小聚居”和“散居”并存的居住状态，并在城市中形成多民族社区^[4]。多民族社区作为城市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共同空间，客观上同样为彼此间互动的产生提供了一种重要情境。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街道（社区）居委会对民族事务管理和服务的角色定位等，也为城市民族间互动提供了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情境。

第二，民族间互动中介的搭建。民族间互动中介是指政府相关部门、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街道（社区）居委会等公权力组织，以及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等非公权力组织针对日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项而开展或创办的一系列集体性活动。当前，公权力组织围绕民族事务管理、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民族和谐社区建设等开展的集体性活动较多。由非政府组织创办的集体性活动往往与各民族的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成为公权力组织开展集体活动的重要补充和辅助。例如，近年来有些城市民族社区针对少数民族开展民族和谐社区共建、民族团结月、就业培训、志愿服务和民族节日庆典、文艺演出、体育竞赛、美术书法展览、文化知识比赛等集体性活动。这种集体性活动为城市各民族间的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为彼此间产生深层次交往搭建了沟通桥梁。相比而言，公权力组织倡导的集体性活动更多地与民族政治交往、文化交往有关，经济组织更多地与民族经济交往有关，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则更多地与社会交往有关。

第三，民族间互动意义的维持。民族间互动意义是指在一定的互动情境之下，通过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集体性活动这种互动中介，使他们能够切身体验到集体性活动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义。这些互动意义的存在为城市各民族共同参与互动提供了动力。米德认为，“我们在自己身上引起由我们的姿态在他人身上引起的那种反应越多，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就越多”^[5]。一方面，从少数民族角度看，互动意义体现为少数民族成员从城市“他者”所谓的“姿态”中获得了一种反应，即能够使他们体验到集体性活动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义，以此来维持彼此间互动的延续。当前，少数民族通过这种互动能够参与民族事务管理、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实现充分就业、获得社会援助、创新民族文化等，所以对他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从城市“他者”角度看，互动意义体现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维护城市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需要。这种互动意义的维持保证了少数民族与城市“他者”之间能够产生持续互动。它既是维系各民族参与互动经常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保证深层次民族交往不断强化的关键。

三、资源支持：城市各民族平等参与民族交流的重要保障

当前，少数民族作为城市社会弱势群体，面临权益保障不足、发展水平较低、就业层次较低、风俗习惯差异、宗教问题敏感、民生保障不力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少数民族与城市“他者”之间进行民族交流时存在资源匮乏或不足问题，易形成不平等的、被动的、非自主的交流状态。社会支持意指个体或群体凭借一定的社会联系从外部“他者”那里获得必要的物质帮助、信息摄取、精神需要等，包括公共行为支持、社区资源支持、关系网络支持^[6]等。多维度的资源支持为城市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及精神支持，保障了民族交流的平等性、主动性、自主性。

第一，公共行为支持为少数民族整体发展提供了一种嵌入性支持。它以城市地方政府、民族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社区外部行为为主体，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入驻大型投资项目、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等途径，为城市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所谓的外部嵌入性支持。费孝通指出，“要依‘先进帮后进’的原则办事，先进的民族从经济、文化各方面支持各后进的民族的发展”^[7]，这是坚持各民族平等和共同发展的主要原则。然而当前城市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民族相比，无论是在政治参与、产业数量和规模、生产要素配置、市场竞争力，还是在民生保障和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处于相对滞后或不足的状态。有研究者提出，站在族际关系的立场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是政府单方面给予的产物，而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和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必然结果^[8]。所以从整体上看，城市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的非对等性，势必要求包括政府在内的城市“他者”都应当提供这种外部嵌入性支持，否则，将对前者平等地参与民族交流形成一定阻碍。

第二，社区资源支持为少数民族个体发展提供了一种内生性支持。它以社区居委会、民间团体、公益组织等为主体，通过汲取社区外部资源、整合和发掘社区内部资源等途径，为城市少数民族成员充分享有劳动权、增加个体收入、获得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等提供了一种内生性支持。从个体层面上讲，可以通过汲取社区外部资源及优化社区内部资源，打造社区各民族共建共享经济体，如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和社区特色产业等能够改善少数民族就业水平，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社区资源支持因这些行为更贴近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能够从个体层面上很好地帮助少数民族成员解决日常生活中面临的诸多具体问题。社区各种服务组织一般更具专业性，可以更好地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如就业服务、养老服务、法律援助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所以从民族交流能力上看，这种社区资源支持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成员与社区汉族成员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时拥有大致均等的资源，从而保障他们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流。

第三，关系网络支持为少数民族成员与城市“他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形成提供了社会资本支持。它是以城市其他民族成员作为另一行为主体，通过社会网络、行为规范、相互信任、协同合作等途径，为少数民族成员与城市“他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形成提供社会资本支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群外社会资本的形成意味着以结构性嵌入的社会网络保证了外部资源摄入的可能性，以具有正式约束的社会规范强制要求“他者”提供外部资源，以信任合作维持外部资源供给的常态化和连续性^[9]。这种社会资本作为来自于少数民族成员的外部资源，主要功能是能促使城市各民族之间产生良性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有助于从精神支持层面促进各民族交流。虽说公共行为支持、社区资源支持和关系网络支持都能为少数民族及其成员提供必要的物質帮助和精神需要，但相对而言，前两种支持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后一种支持则侧重于精神层面。关系网络支持所提供的这种社会资本支持既能保证城市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也有助于其他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认知、理解、尊重、关爱等，从而为各民族主动地、自主地参与民族交流提供保障。

四、城市认同：以共性和接纳奠定民族交融的心理基础

在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推进过程中，城市民族交融并不是自动形成的。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所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0]。就少数民族而言，城市认同的产生既需要解决他们享有的公民权不足问题，也需要解决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问题。文化认同是民族和睦之魂、民族团结之根，是最深层次的认同^[11]。民族交融不仅是指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过程中，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性逐渐消失，共同性逐渐增加，进而融为一体，更是指文化上的相互接纳、心理上的相互认同、血缘上的相互融通^[12]。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推动少数民族产生城市认同的过程，也是城市各民族增加彼此间共性和增进相互接纳的过程，它契合了各民族实现交融的基本要求。

塑造城市少数民族城市认同要解决他们享有的公民权不足的问题。这是导致当前城市各民族共性较少的主要原因。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享有的公民权利仍不充分。而这种权利享有不足问题的产生，既与少数民族自身就业能力较弱、语言沟通困难、社会资源缺乏有关，也与城市专门性民族政策缺失、户籍制度限制、管理服务滞后等有关。这种差异性权利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群体无法充分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机会，由此导致彼此之间共性较少，阻碍了前者对城市产生归宿感和认同感。这种公民权享有不足的问题也容易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流出地享有的“特殊权”去替代“公民权”，由此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反过来将强化其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严重影响城市民族交融。保障少数民族充分地享有公民权，既是促进少数民族成员产生城市认同的主要手段，也能保证各民族的共性不断增加，为城市各民族逐步实现交融奠定心理基础。

塑造少数民族城市认同需要处理好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这是制约当前城市各民族间文化上相互接纳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遭遇多元文化主义，将在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认同困境^[13]。少数民族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影响少数民族对族群认同和城市认同的价值选择。如果城市少数民族仅限于族群认同，将强化族群差异和民族意识，甚至会导致排斥或抵制其他民族的现象。当前，少数民族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应主动学习城市主流文化，并对之逐步产生认知、理解、包容等。少数民族成员对主流文化的接纳，也意味着他们对作为城市主流文化的主体即城市“他者”产生认同，从心理上消除了对城市“他者”的排斥。只有正确地处理好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使少数民族在继承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主动接纳城市主流文化，才能让他们的族群认同和城市认同相互依存，防止非此即彼或相互否定情况的发生。在以城市少数民族接纳主流文化并产生城市认同的同时，也要提升城市“他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包容力。正确处理好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能够促使少数民族产生城市认同，促使彼此间在文化层面上相互接纳，进而为城市民族交融奠定心理基础。

五、结语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城市民族关系问题成为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种集中反映。由实践得出，民族间互动、资源支持、城市社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把民族间互动作为促成城市各民族交往的条件，资源支持作为推动民族交流的保障，城市认同作为民族交融的基础，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一种实践路径。结合上述分析和研究，在此过程中尚需要注重和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正确理解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关系。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民族交融是民族关系的本质。加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呈现为从形式到内容再到本质的一种递进关系。当前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应是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的有序推进，不能丢弃或跨越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否则必将违背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破坏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如果仅以加强民族交融这一环节，或以强制推进各民族交融一体为路径，试图实现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是不可能的。

二是要准确把握民族间互动、资源支持、城市认同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以日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践为核心要素的，这就抓住了加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矛盾。具体来说，深层次民族交往是城市各民族围绕日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项而产生的一种民族交往，否则容易滑向彼此之间的一般性接触或浅层次民族交往。民族交流要以资源支持为保障，推动城市各民族平等、主动、自主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民族交融把塑造少数民族城市认同作为心理基础，通过解决少数民族公民权享有不足的问题来增进各民族共性;通过平衡少数民族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来增进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接纳，共同为逐步实现民族交融奠定必要的心理基础。

三是要明确认识到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是指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但离不开地方政府、民族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居委会、民间团体、公益组织等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大力配合。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如果没有这些行为主体的参与和介入，那将难以促使城市各民族间产生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义的互动，无法保证城市少数民族获得多维度的资源支持，同样也很难塑造少数民族的城市认同。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少数民族群体除了与城市其他民族群体产生交往交流交融以外，他们与这些参与主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构成了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要主动建立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协同合作机制。加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涉及少数民族、城市“他者”等多元参与主体，也涉及促成民族间互动、资源支持、城市认同所需要制定和完善的一系列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正式手段。加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积极运用宣传教育、情感投入、信任合作等非正式手段，动员少数民族成员与其他民族共同参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应建立参与主体之间、解决手段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互动、支持、认同分别作为城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成条件、重要保障、心理基础，是为了突出各自侧重点而进行的相对划分。实际操作中既要把握好这三者对应的主要功能，也要注意这三者在具体功能上的协调一致，从而共同促进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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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纪 朱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