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校园网的法制教育论文

2022-04-23

摘要：随着互联网广泛渗透大学生群体，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的应用，构建多层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体系，并提出相应的评价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效果。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基于校园网的法制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基于校园网的法制教育论文篇1：

高校生活德育探析

摘要：造成高校德育低效的原因，主要是德育与大学生生活实践相脱离。基于高校德育的现状，主要应从德育“内容实起来”、德育“形式新起来”、德育“过程活起来”、德育“手段多起来”和德育“周边环境净化起来”等方面构建高校新型德育观，使德育回归生活。

关键词：高校；生活德育；实施策略

长期以来，高校德育无法摆脱低效的困境。造成高校德育低效的主要原因是德育与大学生生活实践的脱离。基于对传统德育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实效性差、针对性不强的反思与批判，基于人们对高校德育的自觉追求，德育要“回归生活”的教育理念便成为德育理论界的共识和实践的指导思想，是新世纪德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传统德育的弊端

“生活德育”的提出意味着原有的道德教育偏离了生活的方向。传统的德育观错误地把学校德育理解为一种静态的知识性的存在。在这种错误德育观的指导下必然导致教师重视道德目标和道德规范的理论灌输，学生重视牢记德育知识的框框条条，德育评价也往往通过貌似客观的简单的量化形式考核，强行给学生的德行排定座次。这种不顾学生身心发展需要，一味地将社会固定的道德规范、道德价值通过外部强制的手段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的灌输，使得道德教育越来越远离了作为意义和价值之源的日常生活世界。这就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一方面学生的主体性被泯灭了，导致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养成和道德情感的培养失去凭依。另一方面脱离了积极的文化内容，使道德教育变为纯粹的形式，这使得教育的实效性不高。再者，由于长期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道德教育完全从属于政治的需要，道德教育的侧重点主要是政治理想教育而不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道德教育的内容高、大、空，无视国民基本文明、生活习惯的养成和道德情操的培养。

二、生活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和目的

1.道德教育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德育是为了培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有道德的人。“道德产生于并内在于社会生活，道德与社会不是‘两张皮’”［1］。道德起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劳动。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矛盾，道德随之产生。道德产生于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道德教育和规范约束，使个人注重自己的品行，不断调节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使人们的行为逐步从“ 实然”向 “应然”转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需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支撑。我们所学习的道德规范、规则和社会知识等都是从生活之中来的，思想道德教育应该以生活为本。

2.生活之中蕴藏着丰富的育人价值和教育意义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对生活的感触与体验是思想道德形成的根基。生活是可感知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生活世界中包含有积极的、丰富的文化内容，正确的舆论导向，真善美的典型事例，给人以感染和启迪。人们在现实生活之中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所思、所感，日渐形成道德判断能力。只有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道德教育，才能帮助学生真正领悟道德的内涵和生活的本质，确立对生活的理想信念，领悟真善美，培养健全的人格。“德育的本质是人格的、生命的、完整生活的质量的教育”［2］，脱离生活的道德教育只能是僵死的条文和抽象的原则，无法激起学生学习的热情，无法得到学生的认同，德育就达不到知行合一的目的。

3.德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

一切道德规范都植根于人性的需要。德育是大学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社会的道德要求。费尔巴哈指出：“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3］德育就是要引导人们追求幸福，享受幸福，过一种真正有道德的、有意义的幸福生活。人的品德的养成与体现，发生在生活的情境之中，行为的改善只有在生活实践中才会有效地发生。这决定了德育的效果最终必然见之于生活实践。通过生活的学习引导和激发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形成一种对真善美的追求，道德情感、信念以及相应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形成主要是基于生活经验和阅历，都来源于真实生活的体验，并通过生活不断地检验、发展与提升，使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关系日趋完善和谐，在和谐的人际互动中培养高尚格调，培育丰富真挚的生活情感，形成美好的社会体验。这是人的幸福之源，也是德育的最终目的。

总之，生活是德育的根基，德育要在生活之中进行，并最终要回到生活之中去。

三、高校生活德育的实施策略

生活德育理念反映在高校德育工作中，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学校德育的多方面措施最终与学生的生活挂钩，服务于生活实践。这就必然要构建生活化的德育模式，努力增加学校德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学校德育的生活针对性和实效性。基于高校德育的现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新型德育观。

1.德育“内容实起来”

德育内容材料是沟通学生与生活、引导学生生活的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身的中介物。而以往的德育内容受理性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影响，与学生实际生活及身心发展相脱离，强调道德认知，内容以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为基础，重视理想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品德的养成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对德育活动的反感，导致学生不愿内化材料的内容，更谈不上践行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校在德育内容材料的选择上，要发掘生活中鲜活真实的素材，以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常见的基本问题为依据，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面向学生的未来生活与终身发展的需要，围绕成长中的我、我与他人、我与集体、国家与社会等关系，整合道德、心理健康、法律与国情教育等内容，使其具有时代特征与生活气息。目的在于通过增强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创造条件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意志力、价值判断力、亲和力和独立人格，加大品德培养的力度。只有取材于学生丰富的生活实践，以可感知、可模仿的素材培育学生，才可能让学生有所触动，有所共鸣与震撼，最终有所裨益。

2.德育“形式新起来”

德育回归生活，通过亲切可感的形式可以实现个体德性的超越，并引导着个体追求理想的生活。而传统的学习方式是建立在人的客体性、受动性和依赖性基础之上的，忽略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以“传授—接受”性学习为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积极性的发挥。生活德育提倡和发展多样化的学习形式，特别是自主、探索、体验与合作实践的学习形式，把大学生当做德育的主体而不是灌输的客体，德育活动由教师单向度的“教”转变成教师与学生共同合作、共同探讨的双向的“教师引导+学生学”的教育方式。并围绕学生关心的问题，学校积极创造各种机会，让社会生活有组织有系统地介入学生品德行为的培养与形成过程。如组织学生深入开展社区调研、社区服务、勤工俭学、技术服务、业务实习、科学试验等形式多样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切实通过德育实践体悟德育知识理论，提升道德品位。

3.德育“过程活起来”

传统的德育模式忽视了道德的实践性和交互生成性，不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使道德教育成为观念的说教、规范的灌输和行为的约束，使本来应该生动活泼的道德教育过程变得枯燥乏味。在教育过程中，要随时注意社会生活的变化。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入手，用学生最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让学生在一种身心舒爽、轻松愉悦的心理状态下去体验、感悟完美的生活，得到精神状态的提升。这就要求，第一，构建新型的民主的师生关系。教师应抛弃尊上心理，师生平等参与、共同讨论德育的有关问题。第二，学校重视学生的生活指导。“生活指导是指帮助学生做到下列几点：1)加深个人对自身的认识； 2)最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与兴趣；3)完满地适应自身所在的整个环境内的种种事态；4)发挥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5)对社会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4］。生活指导形式可以是座谈、个别谈话、个别咨询，还可以辅之以报刊、电影、电视、网络教育等。

4.德育“评价手段多起来”

传统德育评价手段的简单化、知性化，是为了“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重视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生活德育评价是以发展性评价为基本理念，使评价成为促进学生的学习、品德的发展与提高的过程。由于学生的生活实践与学习空间的千差万别，对不同的学生千篇一律地采用同一个标准去评价自然是不合理的。只有在学习德育环节上采用生活化的评价手段才有可能保证相对公正、公平、客观。具体说来就是提倡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增强学生的“自我测评”、“同学互评”、“家长参评”等，加强学校、社会、家庭对学生德育素质的共同考核；评价方式的多样化，谈话、描述性评价、成长记录、个人档案、考试等多种评价方式综合运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不但重视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更重视对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过程的评价。这种德育评价方式，增强德育评价的多维性、互动性和公正性，使学生在评价中获得反馈，不断改正缺点，发扬优点，在生活与学习中得到全面发展。这种趋向于动态的发展性评价体系，强调了评价对学生成长的指向性作用，逐步培养学生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等良好的心理品质，促进德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5．德育“周边环境净化起来”

就高校而言，教育环境就是整个育人活动赖以进行的场所和条件，是生活在学校中的每个人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客观现象的总和。它既包括校外环境，也包括校内环境。目前，优化学校周边环境是优化校外育人环境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如学生喜欢网吧，究其原因，是学生需要网络世界，需要享受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成果，我们不能视其为洪水猛兽而加以反对。应当从净化网络环境入手，抢占学校、社会网络教育的制高点，让网络设施成为学生获取信息、愉悦身心、增长智慧的重要工具。优化校内环境的核心是建设健康的大学文化。健康的大学文化对学生具有现实的影响和潜在的影响。外显的文化环境，如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校园网、板报、文化长廊、标语牌，是学生思想道德形成的养料。而内隐的精神追求，如办学理念、校训校风、学校制度与规范、教风学风以及和谐的师生人际关系等，都是培育学生思想道德的种子。高校要注重创设高品位的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应体现为关爱学生之“善”，给学生生活本领之“真”，把学生培养成对人类、对国家、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之“美”，让学生追求有价值的高尚的道德生活。

参考文献：

［1］鲁洁．回归生活［J］．课程•教材•教法，2003(9)．

［2］符德新．德育——教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N］．中国教育报，2004-06-04．

［3］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现代教育学基础［M］．钟启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闫长生〕

作者：贾玉珍

基于校园网的法制教育论文篇2：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摘要：随着互联网广泛渗透大学生群体，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的应用，构建多层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体系，并提出相应的评价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效果。

关键词：“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体系；评价机制

据2017年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调查，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在网民的年龄结构和职业结构中大学生群体占据规模最大。互联网广泛渗透新一代大学生群体，对高等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要求。在2015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模式”，由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借助互联网这一载体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学习模式和提高效率。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意识形态教育中特有名词，许力双（2016）综合目前国内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将其定义为社会一定阶级或是政治集团，为维护其根本利益对社会成员进行的规定性意识形态教育活动。基于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是党和国家将所倡导的思想理念、政治意识和道德规范通过多种教育形式传递给大学生，使之行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要求的标准。

1.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改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跟随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不同阶段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断创新和发展。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内容，每一方面的内容都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丰富其教育内涵。

（1）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人生观与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教育的基础。思想理论教育在于教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认识不同程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倡导的思想理念，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行动。

（2）政治教育。政治教育包含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及民主法制教育。通过对大学生的政治教育，倡导大学生提高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意识和法制观念，帮助其认识国情，理解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

（3）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向大学生灌输伦理道德知识，使之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变成其遵守的道德准则并形成行为的道德习惯。

（4）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以大學生为主要教育对象，注重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着力塑造其健全人格。

2“互联网+”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的运用研究

基于互联网互联互通特性开发的PC端和移动工具的APP的开发，丰富了思想传播的网络载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现在的大学生获取信息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对于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利用好网络载体工具达到大学生人格良性塑造的目的。

2.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媒体具体运用途径

微博作为新媒体的代表之一，使得每个微博用户都称为信息的主导者，微博信息的传播对于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会产生较大的群体性影响。张行行（2013）探讨了微博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张玲（2014）研究了QQ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影响和反面影响，可以运用QQ讨论组、交流群、QQ说说等QQ功能，实现对大学生“一对一”、多方交流。微信自2011年腾讯公司推出以来，一跃成为学生群体的主要社交工具，基于微信基础上开发的“朋友圈”和“公众号平台”是社交成员相互之间传播信息和获取信息的主要频道。李海清（2016）对微信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了相关论证，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微信基本上成为师生共用的交2.2“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1）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是基础。在大众传媒时代，多种传播媒介以及互联网各种信息的充斥对于受众者的网络媒介素养提出新要求，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其受信息的引导性更大。高校在运用多种网络载体进行思想传播过程中，要注重培养信息发布者、传播者以及受众者的网络媒介素养。具体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者如何有效运用网络传媒提供为大学生的个人成长服务；如何让受众大学生正确认识网络媒介的性质和传播功能；如何使大学生对不良网络信息产生批判意识以及如何拒绝网络媒介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信息等。

（2）思想教育内容和模式更新是重点。以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多为思政课上教师教授内容的传输，但在互联网背景下，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更有所不同。在内容上，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理论教育内容，且应结合每天的时政新闻让大学生更深入的认识到国情、对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有深刻的了解和辨识力。在教育模式上，变革以往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教育主体之间加强了对等性和互动性。在展现内容方式上，利用互联网多种素材更生动的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通过主体间的相互交流，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认识程度更深。

（3）网络监管是必要补充。在多元舆论的社会环境下，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必然也会受到多元思想的影响，在多元化的思想中难免会有低级、糟粕的意识观念诱导大学生的认识。一方面，社会层面要加强舆论的有效控制，减少不良无趣的网络语言的散播；国家层面应加强网络立法，保障网络环境的健康安全。同时，高校也应建立网络载体传播的监管体系。高校应从校园网的硬件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者、校园舆情监管机制以及构建校园网络管理制度等方面出发为校园网络舆论提供良好的环境。

3“互联网+”背景下构建多层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体系

在互联网背景下，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载体，在多样化新媒体媒介传播的优势基础上，可以构建以校园为主体多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体系。

3.1以传播主流思想意识与思政教育内容为主的校园官方网页运用

校园官方网页除了播报每日的校园工作活动外，其思想内容传播应从深度性为出发点，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校园官方网页的工作者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为内容，为大学生传播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以实际指导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帮助大学生学会用思想理论分析当前的国势以及解决自身的实际问题。同时校园官方网页也应与国家官方时政新闻相同步，传播重要的时事会议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内容，让学生多渠道且有效的认识国情、理解国情。

3.2以传播校园活动和校园故事为主的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运用

微博以其简短文字和图片以及短视频就能快速地将校园发生的活动传播给校园微博的关注者，同样微信公众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传播各项内容，使得教育内容更加情景化和立体化。作为校园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营运工作者，及时性地将校园的党建活动、学习活动、文化活动以及体育活动进行宣传，能够让在校的大学生更多的参与这些校园活动中来，加大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此外，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也能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转发能够引起大学生思想共鸣的文章，引发他们去做积极地思考。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最关键是能够让受众者参与讨论评论，以此营运者可以以平台的评论区或是留言区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倾向。

3.3以即时互动交流为主的QQ和微信以及朋友圈的运用

作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一线工作者任课教师和辅导员，可以通过QQ和微信与学生成为好友，更贴近学生成为他们的指导者和问题的解决者。QQ和微信既可以一对一解决个体学生的问题，也能依靠群体解决共性的问题。QQ和微信使得师生之间不再有时空上的交流限制，教师可以基于此发布问题的探讨让学生讨论交流，在社交平台中扮演引导者、学习者和协调帮助者的角色。学生在朋友圈发的状态一般能代表学生的心理状态，作为学生心理疏导者的辅导员要通过学生朋友圈状态及时发现学生的不正常心理状态，然后进行疏导，帮助树立积极的人生价值观。

4“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

互联网的发展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其对于这些新媒體运用也应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评估机制是建立在师生反馈的基础上对多层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的考核，评估的内容包括网络载体发布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形式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能力。其评估机制主要包括评估组织、评估方法和评估后果改进三大部分。

4.1评估组织

评估组织是整个评价机制的主体，评估组织的成员应具备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专业背景和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熟悉评估程序和技术以及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感。评估组织成员的组成应包括从事思政教育的专家学者、从事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辅导员团队、部分优秀的学生党员和团员代表等。

4.2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是整个评价机制的支撑，评估方法的使用应能够使所评估的内容有定性和定量的结果。对于多层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体系的考核可以采用评分表法和问卷调查分析法。评分表赋予的评分指标至少包括利用新媒体宣传思政教育内容的质量和丰富程度、采用的多样化思政教育模式以及思政教育对象学习程度和评价结果。而思政教育对象的评价结果的测定可以用问卷调查分析法，问卷的设计问题主要围绕受众对象从多途径学习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和受众对象学以致用的能力等方面展开。

4.3评估结果的改进

评估结果的改进是整个评价机制的关键环节，评估结果的高低为思政教育工作后续的改进提供了参考的依据。对于评估结果要从评估的各项内容进行着重的分析，主要反馈结果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达到的效果即内容的实用性和学生的思想水平的提升度。

参考文献

[1]郑永廷，江传月.主导德育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张行行.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成都：四川农业大学，2013.

[3]张玲.QQ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4]张馨文.基于微信平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衡阳：南华大学，2015.

[5]许力双.中国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6.

[6]李海清.论微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研究——以中北大学为例[D].太原：中北大学，2016.

[7]魏永秀.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及方法[J].新闻界，2011，（08）：134.

[8]钟志峰、廖杨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机制探微[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0，（20）：24-28.

作者：凌端平

基于校园网的法制教育论文篇3：

校园网络舆情焦点事件的形成机制、影响与处理

摘要：从“反沉默的螺旋理论”视角来看，校园网络舆情的本质是公众舆论优势与劣势双方在互联网上不断交锋变化的过程。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发展可以分为形成（萌芽）期、爆发期、缓解期、平复（休眠）期四个阶段。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对当事人、学校、教育管理部门、教育政策及社会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应对该问题要从完善表达渠道、加强心理辅导、促进网络法制教育等方面入手，努力塑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校园网络舆情环境。

关键词：校园网络舆情;校园欺凌;反“沉默的螺旋理论”

近年来，校园网络舆情事件频发，如成都七中实验学校使用霉变食品原料导致学生食物中毒的公共卫生事件、太原师范学院女生宿舍霸凌事件、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等。在上述舆情事件中，广大网民借助大众网络传媒平台的信息传播便利而自由发表言论，舆情在传播过程中受“群体极化”[1]倾向（由群体讨论导致某种“群体由初始倾向最终演变成极端观点”）的影响而不断发酵，最终演化为校园舆情危机事件，不仅影响了学校教育的正常秩序、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也对整个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和公众的社会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在网络舆情快速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如何正确处理校园网络舆情焦点事件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对公共关系危机的新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舆情事件为例对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机制、影响及其处理加以探讨。

一、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界定与理论概述

（一）概念界定

据文献考证，“舆情”一词最早出现于《旧唐书》，唐昭宗于乾宁四年的一封诏书中记载：“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2]刘毅在其著作《网络舆情研究概论》中将舆情定义为：“舆情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3]而网络舆情是指“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公众对自己关心或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4]校园网络舆情则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发布和传播的与学校教育相关的且能够反映民众舆情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往往以文字形式为主。”[5]当今网络技术的发展在推进全社会高速沟通的同时，增加了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复杂性。校园网络舆情事件本身是为了引起教育相关人员的关注，促进教育管理的方式和內容等方面的不断改善，但是由于网络媒介的无序介入，迫使其在发酵过程中失去控制，成为校园甚至全社会的危机事件。

（二）舆情发展相关理论

在舆情发展的相关理论诠释中，有“沉默的螺旋理论”和“反沉默的螺旋理论”两种理论视角。“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在1974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前会对意见气候进行预判，如果感觉到自我观点和群体意见一致，个人会选择积极发表以求得到认可与回应;反之则会选择保持沉默，借以不被群体孤立。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意见优势一方会越发壮大，意见劣势一方会逐渐隐没，个体孤独感、个体恐惧、个体研判、犹豫表达、观念强化五因素[6]会互相影响，形成一个螺旋式的发展态势。

但是一些学者质疑该理论的适用性，认为在集体主义国家中适用性高，但是在多元主义国家中适应性低。且在当前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下，群体意见和个体意见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人人都扮演着信息的传递者和接收者的双重角色。互联网的便捷性、交互性使得信息呈现动态的特点，意见弱势一方也会忽而转化为强势一方，“反沉默的螺旋理论”能够打破“沉默者恒沉默，活跃者更活跃”的状态，促进深入交流和高效沟通。同时，互联网隐匿性的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群众的从众心态，减少了受众因为认知失调和惧怕孤独产生的主观上的意见趋同现象的产生。在网络事件中，受众随时可以通过意见的置换来改变自己当下尴尬的意见处境，或者在不同的意见平台寻求更多的知己。

二、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机制

校园网络舆情的形成和演化具有周期性，所以有效识别舆情发展不同阶段的节点能够促使我们加深对校园网络舆情的认识，对动态发展的舆情走向的引导与处理也颇有裨益。校园网络舆情的发展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形成（萌芽）期、爆发期、缓解期、平复（休眠）期[7]。在校园网络舆情事件演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意见优势一方和意见劣势一方也是在不断斗争变化的。

为了更好地阐释网络舆情的发生机制，本文以2016年11月24日北京市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为例，从该网络舆情发生的过程与不同阶段剖析其形成机制。

（一）舆情形成期

2016年11月24日，北京市中关村第二小学某四年级小朋友被另两名同学欺凌，同学将有厕纸、尿液的垃圾筐扣到其头上嘲笑他，并给其取侮辱性外号。这本是一起典型的学生校园欺凌事件。事件发生后的第8天（12月2日），该被欺凌的小朋友被北医六院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并伴随着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障碍。

12月4日受害者的家长在网络贴吧发布文章《我经历中的中关村二小》，详述了自己孩子被欺凌的过程并痛斥校园欺凌问题，至此该校园舆情事件借助网络平台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开始发酵。

网络的虚拟性大大的削弱了社会个体所背负的“群体压力”，不用时刻考虑“社会情境的暗示”[8]，人们可以在网络的这一端构建一个全新的自我，不受物质和精神禁锢的更完美的自我。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是意见气候建构的一份子，可以尽可能的按照本我来自由的发表网络见解，同时及时自主的知晓其他意见分子的观点和视角。

（二）舆情爆发期

12月9日，受害者家长在“童享部落”发布文章《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 NO！》。该文章是一位母亲的控诉，也是向学校及相关教育部门宣战的重要标志，迫使学校给予正面回应。

不仅网络时代的社会个体在身份上有网络舆情信息接收者和传递者的双重性，大众传媒本身在传播方式上也变自上而下为自下而上的交互式传播，个体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即便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也拥有相当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借由网络的表达内容也更加自由、真实和畅通。“少数派”和“权威派”的意见斗争也是瞬息万变的，意见劣势一方也会不时压倒优势一方，网络平台上铺设的“意见模块”大小不一、各有论据，棋盘星子点点，对于网络舆情事件的多方面分析也大有裨益。

当前国家的社会体制和结构等方面的转变给公众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危机意识，而社会公众都存在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状态。作为舆情本体的人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错综复杂的状态，在触及作为舆情客体的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敏感的校园教育的焦点事件时，人在高压下萦绕的负面情绪会在短时间内以星火燎原之态辅助提升相关话题及热点的讨论度和关注度。大数据时代为公众提供了便捷的关系网络，并且网络世界的隐匿性、包容性、开放性、相对自由性及广泛接受性等特点使得公众对意见环境的预判更加宽松，在不断关注意见气候的同时能够钝化自己的孤独感。自由的发表自己的不同观点，激发公众勇敢的挑战优势意见群体，不断促进舆情内容和层面的完善。由于公众和媒体天然存在的互补关系，为了迎合公众获取信息及传递信息的需要，同时为了体现其社会监督的责任，媒体会加强对校园焦点事件的持续跟踪报道，被动地推动其演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校园网络舆情危机事件。

由于我国的公共事务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广泛，上下沟通对话难以实现，个人情感成为了事件发生、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因此，中国的舆情较之国外存在比较显著的情绪化的特点。社会公众在表达的过程中夹杂着明显的埋怨和攻击性情绪，在涉及如政府官员、富人明星等敏感身份和公益、教育等敏感领域时，表现尤为突出。该现象被戏称为：“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9]

（三）舆情缓解期

12月10日上午，学校官微发声，北京市教委也首次回应该事件。事件热度虽然没有快速下降，但是社会公众的情绪明显没有那么锋利，舆情开始得到一定的控制。校园网络舆情事件本身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更聚焦于某一事件外化的、后续的影响，以及事件的处理结果对人们未来生活、价值取舍所起到的指导作用。学校一开始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将事件行为定义为“同学间的玩笑”触动了公众的原则线和道德线。这一校园舆情事件唤醒了公众沉淀已久的负面集体记忆，怨怼的情绪和讨伐的声音也会快速蔓延，很容易产生“小事拖大，大事拖炸”[10]的恶性后果，动摇公众对学校教育的信任和依赖。

网络媒体相较于传统纸媒，呈现“弱控制”的特点，即传播力由社会个体承担了大半。但是校园网络舆情事件不会一直无度發展，在到达某种临界点即“沸点”以后，会逐渐降低热度，呈现平稳态势，这也是“个体”与“权力部门”双方不断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中的一环。

（四）舆情休眠期

2016年12月11日晚，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就此事件做出回应。但从12月4日到12月11日的7天时间内，新浪微博“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已经达到4130.1万，各网站关于该事件的视频报道的累计播放量超85.55万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伴随着官方对该事件的重视和处理结果，该校园网络舆情事件慢慢得到了平息。实际上，某一事件本身的危害是可控的，舆情发展到某个节点也是会产生波动、得到控制的，但是借由某个事件表现出来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过渡和衔接失衡问题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前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所呈现出的价值体系的不协调容易导致公众的观念错乱：如果今日我所习得与他日我将作为是相悖的，那习得的意义在哪里，将来作为的指导意见又由谁所提供，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三、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影响

校园网络舆情事件发酵的原因是多元的，影响的群体和领域也是多方面的。

（一）对当事人的影响

以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为例，施暴者分为直接施暴者和间接施暴者。由于人们的主观激烈情绪会在事件发酵中得以膨胀，网媒的无序介入更有可能致使问题最终发展成“群体性的网络欺凌”。这只是将施暴者由一个极端拖行至另一个极端，而对于施暴者可能存在的价值观上的误解和扭曲并没有起到校正和弥补的作用。

事件曝光之后，“熟人社会”带给施暴者的隐性惩罚也会快速摧毁施暴者的心智，这就违背了教育目的，否定了教育正向引导的作用。对于间接施暴者，那些在沉默无声的方式中选择不反对的“参与者”，可能是由于胆小怯懦、由于冷漠态度、由于对意见气候产生误判，他们虽没有直接参与发酵前的事件和发酵后的舆情，但是这类群体无法以“公众”的旗帜站队。从一定程度上，他们其实参与了这前后两场舆论斗争，是无法独善其身的特殊群体，面对前后截然不同的境况，后者滔天网络巨浪会加速其思想迷茫，究竟如何在此种境况下自处迫切需要被指导。

校园霸凌带给受虐者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侮辱，更有心灵上的创伤。受虐者经历的痛苦可能会外化，呈现焦虑、抑郁、不安、暴躁等情感意识症状，也可能会内化，呈现分离症状、多重人格等行为障碍及人际交往问题。上述事件中的涉案儿童在事发后不久就被北医六院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不想上学、无法独自入睡、时而大哭大叫等。肢体伤害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消解愈合，但心理阴影会长时间伴随受虐者，如果不及时察觉和引导，有可能产生抑郁心理及心理畸变。

骇人听闻的、波及19名学生，并造成9名学生死亡的榆林米脂事件的施暴者赵某在中学时期也曾是校园暴力的受虐者。昔日的受虐者成了今日的施暴者，说明受虐者的心理疏导之路道阻且长，掩埋的定时炸弹会在何种境况下被引爆是难以控制的。受虐者能否走出阴影，实现自我救赎，需要长期持续的跟踪与发现。

（二）对学校的影响

学生从网络渠道获取的未经证实或经过特殊处理的处在发酵过程中的信息，会对其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干涉校园思想政治教育的习得、应用，甚至科学文化和知识的传递与普及。家长对教育的不安和不信任的心理会促使其主动承担起的舆论监督者的角色，容易引发家校信任危机，家校合作的开展举步维艰。

作为一线工作者的教师面临学生思想动荡、家长不断窥探、社会舆论高压、学校步步急逼的多重压力，教学工作的进展缓慢。教学相长，师生之间相互的逆向影响会阻碍教学质量的提升，影响教育的效果。家校一体，来自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会加剧学校处理舆情事件的复杂程度，公示结果的真实性也会受到质疑和抨击，学校的公信力下降，不利于学校教育的展开和学校威望的建立。

（三）对教育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频发的校园网络舆情事件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在相關教育政策方面存在漏洞。从“多源流理论”[11]视角出发，一个问题能否进入政策议事由问题远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三个相对独立的动力源流所决定。

从问题远流角度出发，校园网络舆情事件容易演变成为校园危机事件，这类事件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极易引起政策相关者的兴趣和普遍重视，引发对相关教育政策问题的反思。

从政治源流角度出发，校园网络舆情事件在爆发期时，是国民情绪汇集到达沸点的阶段，这种集体负面情绪会作为一股强大的舆论倾向影响政治源流。

从政策源流角度出发，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牵扯甚广，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但是该问题在实践层面刻不容缓，在价值观的普及上也可以由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携手努力。通过多源流理论分析发现，校园网络舆情事件作为一项能够引起教育政策制定者广泛重视的教育问题，涉及大量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体现国民情绪的变化和走向，共同影响着教育政策在校园网络欺凌方面的反思与调整。

（四）对社会的影响

当前校园网络舆情事件频发，引发社会公众对智育与德育、法制教育的地位和效果的思考。“德智体美劳”中“德”字先行，但是食品安全、学术不端、校园霸凌等问题层出不穷，表现在教职工、受教育者、教育者、管理者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德行缺陷。网媒的实时介入反推学校加强对德育以及法制教育的知识传授，促使学校不断改善其教育目标，教师不断完善“传道受业解惑”的层次及范围，促使学校教育培养德行完善、全面发展的受教育者。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及处理不只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也是全社会问题。教育不该被禁锢在学校内部，校园舆情事件的处理备受社会关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应脱节，应相辅相成，若学校教育习得的价值观不足以指导社会实践的践行，甚至与其相悖，学校教育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社会法则的衔接和约束力也将消失。

四、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引导与处理

部分教育部门公务人员认为，校园网络舆情事件被曝光后，社会公众和媒体工作者是来挑事和批判的，因此常常与媒体对峙，无视公众诉求，极力掩盖事件的详细信息。但实际上，采写和报道事件真相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权利和职业素养，适度配合媒体的工作，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也是教育教学相关部门应尽的义务。对于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引导与处理也要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形成机制等方面给予保障。

（一）表达渠道的建立及心理辅导的保障

当前不同层次的学校教育的舆情生态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学校要在新媒体环境下控制及化解校园相关的网络舆情问题所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12]。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心理课程及心理辅导的传授及安排非常必要。教师要在智育的同时进行德育及法制教育的传播，及时掌握学生不同阶段的心理动向，了解学生面临的困境及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并适时给予关怀和帮助。高校的信息传递更加多样复杂，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多元化的表达渠道的建立及相关部门的完善尤为重要。高校要在此基础上对校园网络舆情事件进行信息公开，完善的舆情引导及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多元化的表达渠道和平台的建立、适时适度地公开事件信息等都能够增强学校的公信力，增强校园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学生在正确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参与的能力、明辨是非的能力及强化主人翁意识。

设立良性和流畅的表达渠道、适时提供心理辅导可以在舆情潜藏（萌芽）期对其进行引导和处理，提供良好的意见表达的平台，在被动监测的同时，引导学生主动自我表达。为了提供一个包容的、真实的收集意见的渠道，可以采取匿名信的方式，使个体能够在申诉的同时，尽量削减社会情境带来的群体压力和心理压力。[13]

（二）校园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的完善

校园网络舆情事件处理不慎容易演变成为危机事件，校园网络舆情事件具有意外性、不确定性、聚焦性、破坏性、紧迫性等特点，所以需要建立多层次的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主要包括分析、监测、应急、反馈调整等不同方面[14]。首先，要在舆情形成（萌芽）期，建立专门部门及配备专职人员进行校园网络信息的搜集和整理，确定校园网络舆情信息的性质、影响范围、焦点话题等，在对舆情信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密切监测舆情话题的热度、动向及发展趋势。其次，要预先设立校园网络舆情的预警级别，针对可能出现的网络舆情危机问题进行提醒、警示和处理，在最小的范围内削减其危害和影响范围。校园网络舆情事件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应急机制的设立也尤为重要[15]。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应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决策，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调动各部门人员积极配合，防止次生危机的爆发。最后，在网络舆情事件热度得到遏制之后，也要做好后续的舆情跟踪服务。及时扫描检索，对于虚假校园网络舆情造成的忧虑、恐慌等问题，要及时进行核实澄清，在积极主动承担相关责任的同时提升学校官方网站的公信力。

（三）社会网络教育与引导

校园网络舆情事件既然不只是学校内部的问题，为了推进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接轨，社会网络教育及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尤为重要。首先，要加强全网覆盖下的法制教育，网络时代的公民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人们不用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预判，没有群体意见和道德法制的牵制，极有可能造成网络环境的恶化，因此亟需法制教育来净化网络环境。其次，信息安全教育也是大数据时代赋予我们新的研究课题。校园网络舆情事件一旦被放大，相关涉案人员的信息会被肆意传播，严重侵犯相关人员的法律权利，随之而来的舆论中伤也会对涉案人员的身心产生二次伤害。最后，全社会的网络道德教育的传播与普及也迫在眉睫。多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尚不明朗的舆情事件进行抨击的公民也许只是为了发泄一时的主观情绪，但是却严重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平衡。公众的思想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行动却是大同小异的，部分原因在于行动会受到道德的约束规范和法律的制裁惩戒。因此，加强网络法制、信息安全及道德教育有利于全社会共同维护学校网络环境，营造公开公正透明可信的网络舆论氛围。

大数据时代给当下的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和困境，校园网络舆情事件的引导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复杂性任务，并且很难在引导处理的初期就产生立竿见影的正面效果。需要提供多元化的表达平台和渠道、提供适时的心理辅导、及时进行监测、分析和反馈、不断完善校园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并和社会教育相结合。舆情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通过对网络舆情进行合理的建构与引导，可以有效更新塑造全社会的价值观，借以引导实践，提升学校的公信力，推进相关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虞鑫，许弘智.意见领袖、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仿真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9，41（05）：6-26.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585.

[3]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51.

[4]卢山.网络舆情的影响力及应对策略的研究[J].电子商务，2011.（1）：33-35.

[5]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53.

[6]虞鑫，许弘智.意见领袖、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仿真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9，41（05）：6-26.

[7]左蒙，李昌祖.网络舆情研究综述：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J].情报杂志，2017，36（10）：71-78.

[8]邹红军，柳海民.校园欺凌中的网络舆情演化及其应对——基于“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的个案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8，38（12）：42-48.

[9]谢耘耕，荣婷.微博舆论生成演变机制和舆论引导策略[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5）：70-74.

[10]郭小安.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9，41（01）：115-132.

[11][美]約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