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论文

2022-04-19

摘要:网络交易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通过分析司法机关2019年以《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法院几乎不会认定电子商务平台侵害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现象,那么有必要去明晰其原因。具体来说,一是法律对安全保障义务定义不明;二是司法机关将举证责任推给消费者;三是法律对相应责任认定不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论文 篇1:

对小区物业服务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思考

摘要:近几年来伴随物业的增长态势,物业服务者与业主之间的纠纷也随之增加,而其中所涉及到的关于物业服务者安全保障义务的纠纷尤为突出。现阶段关于物业服务者安全保障义务在理论及实践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此,通过分析小区物业服务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提出以过错推定责任为物业服务安全保障责任的归责原则,从《侵权责任法》及其他相关立法的角度提出了物业服务安全保障义务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物业;物业服务;安全保障

一、小区物业服务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

20世纪70年代,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犯罪行为的大量发生,司法开始拓展特殊关系的类型。安全保障义务已经不仅仅适用于公共承运人与乘客、酒店与客人之间,也开始向出租人与承租人、商店与顾客、大学与其学生等领域发展蔓延。目前,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被拓展的发展趋势一直存在,因此也开始扩及到小区物业的服务主体。小区物业服务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安全保障义务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实际上,物业服务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民法上一般性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物业服务领域的适用和延伸。

国外立法上已经设立了大量的有关物业公司对业主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规定。在德国,物业服务者对业主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被称为保护义务。在法国,物业公司对业主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被称为保安义务。在日本,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被称为保护义务、安全顾虑义务。现今,在我国关于小区物业服务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侵权法方面。《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其次。体现在物业管理条例方面。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36条第2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本条例第46条第l款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第47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发生安全事故时。物业服务企业在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物业服务企业雇请保安人员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保安人员在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时,应当履行职责,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最后,体现在司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4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提出经营者对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

二、现有立法的不足

虽然我国刚刚颁布了《侵权责任法》,也有专门的《物业管理条例》来规范小区的物业服务,但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立法仍存在一些问题。

针对《侵权责任法》相关内容,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主体资格和范围规定的不够明确。按照第37条规定,只有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那么,从主体资格上看,什么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应该予以明确;从主体范围上看,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特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这些场所明显过于狭窄。其二,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没有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这样。在司法实务中对责任主体承担多大程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就很难予以判断,因此有必要予以明确。其三。没有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尤其是针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的安全保障责任的因果关系,更应该予以明确。其四,没有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原则。一般过错推定原则都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其适用的范围,所以,如果法律不予以规定,在现实中法官对于是否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就没有一个法律依据。其五,没有规定允许针对安全保障责任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原有民事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明确规定,正在审议中的国家赔偿法修订草案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仅限于行政法领域。司法实践中,一般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规范,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亮点,表明我国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这个规定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把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上,侵害人身权益只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二是什么情况下构成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用了“严重精神损害”这个词,明显不够具体需要进一步完善。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即使完善了《侵权责任法》仍不是解决小区物业服务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根本途径。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予以调整。

三、小区物业服务安全保障义务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侵权法

1.明确小区物业服务者为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包括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但其规定的不够妥当。因此需要明确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资格,扩大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范围,把小区物业服务者囊括进去。首先,应当明确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这里需要明确两个概念,一个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一个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而对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来说。我们既需要明确公共场所,又需要明确其管理人的身份。笔者认为,只要是允许人们自由出入的场所都可以视为公共场所。那问题是不能自由出入的场所算不算公共场所,笔者建议,这里可以采取列举的立法方式,尤其是针对至今比较热点的场所应该明确予以规范,例如住宅小区。而管理人,笔者认为这里应该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相对而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应该比较倾向于具有公众性质的大众活动。因此,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更加严格一些,而不应该

仅仅控制在合理限度范围内。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因为趋向于公益性,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较轻一些,可以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这个方面立法应该分别进行规范,明确规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为司法实务中发生的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2.明确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在司法实务中,关于小区物业服务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物业服务者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多少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关于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综合国力、物业管理者的经济实力、经营状况等因素决定了,现阶段住宅小区内的安全程度要想即刻实现“固若金汤”。显属过高要求,特别是在某种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极小而防范成本确很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故与其拔苗助长,不如暂以平常心宽容待之。笔者认为,关于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问题,在实践中不能一刀切。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不能一味的只考虑一方主体的利益,应该在综合双方利益的前提下,以“合理限度范围内”为标准,这个概念比较抽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标准,来判断物业服务者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1)法定标准。法律对于安全保障义务有直接规定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来判断。例如,公安部《高层建筑消防管理规则》规定:“建筑物内的走道、楼梯、出口等部位。要经常保持畅通,严禁堆放物品。疏散标志和指示灯要完整好用。”这是用来衡量高层建筑所有者或管理者,对火灾的预防是否尽到义务的一条法定判断标准。违反这个标准。造成了被保护人的损害,就构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了。

(2)特别标准。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采用特别标准。无论在一个经营活动领域,还是一个社会活动领域,存在对儿童具有诱惑力的危险时,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主体应当履行最高的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包括:其一,应该尽量消除这种危险存在的可能性:其二,避免未成年人与这种危险有所接触;其三,采取一定的应急和救助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除了依照上面标准来判断物业服务者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还可以参考一些其它的因素,包括物业服务企业的规模、物业服务企业对住宅小区的控制能力、物业收费的高低、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具有过错等等。

3.明确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适用德国法上的相当因果关系。具体来讲,我们首先应当进行事实判断,也就是适用“倘若没有”规则。假设物业服务者履行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则就会避免或减轻业主所遭受到的损失,同时物业服务者的行为是造成业主损害的一个重大因素,则二者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其次,我们应该进行价值判断,当然前提条件是已经存在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才能进一步运用价值判断来予以衡量,从而决定物业服务者应否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总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实质含义。当法官说行为人的过失同原告之间的损害有因果关系时,法官实际上是说,根据法官的意见,被告应当对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否则,被告不应当对原告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因此,在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中,如果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则受害人无须证明消极不作为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只须证明:第一,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义务的人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如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二,不该义务与损害之发生存在高度的可能性即盖然性,如果被告履行了自己的作为义务,损害就极有可能被避免。其实梁慧星教授制定的民法典建议稿中对其也是做如此规定。

4.明确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者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原则。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服务行业。追究其侵权责任,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为其归责原则比较恰当,理由如下。

第一,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一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通过这一立法规定我们不难发现,过错责任原则其法律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已经成为我国民事立法中最主要的归责原则。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对于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在立法上并没有特别规定,所以其不应当采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而这种责任又不符合公平责任的条件,故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过错责任原则符合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目的。之所以要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体现社会正义。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从立法的角度上来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设定的不协调。就有可能导致权利主体滥用权利,或者是物业服务者的病态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过度的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就会相对的增加物业服务者的成本和风险,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使整个社会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所以,我们应该通过法律,平衡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利益。在制定法律法规时,不能单纯的只考虑公平与正义,同时也要充分的考虑效率与成本问题。我们所追求的公平不能建立在以牺牲社会利益的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因此,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的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是比较符合社会利益和社会正义的双重需要,既可以较为充分的保护好受害人的利益,又可以兼顾物业服务者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其经济赔偿的承受能力。

第三,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可以更好的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于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应该由物业服务者来承担。首先,从双方主体的法律地位上来看,相对于物业服务者来说,业主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难以掌握物业服务者的一些相关信息。一般情况下想要证明物业服务者有过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如果由业主来承担举证责任。其正当利益就不会很好的得到法律保护。其次。由物业服务者来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督促物业服务者尽全力的履行其所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以刺激物业服务公司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从而保护业主的利益。而这样也符合经济学中十大原理之一,即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从而可以尽量的避免损害事件的发生。因此,物业服务者来承担举证责任是比较恰当的。

5.完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该在《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当出现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者安全保障责任时,应该允许受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首先,不能只局限在人身损害方面,因为在财产损失中也可能导致精神损害的发生。例如,一些有纪念意义物品的毁损。其次,不能只定性在“严重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此处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明确什么程度算作“严重精神损害”。可以采用相对灵活的立法方式,以列举的方式进行立法,同时也可以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二)制定物业服务法,规范物业服务者的法律责任及责任限制

物业服务制度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物业服务者经营状况也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加重物业服务者一些不合理的负担,势必会使物业服务者在经营上处于雪上加霜的境地。这样从责任承担的角度上来看也不尽公平,所以可以考虑适当的限制物业服务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这样就可以恰当的减少其所承担的责任。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可以把物业服务者对于业主人身的安全保障义务和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区别对待,形成两种责任承担方式。对于物业服务者承担的业主人身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采用比较严格的责任形式,其应该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立法思想的外在要求:而对物业服务者承担的业主财产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可以相对低一些。总之,可以结合物业服务者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稍微降低物业服务者对业主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绝不能减轻他们对业主的人身安全保障义务,把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平衡物业服务者与业主之间利益的一种比较妥当的处理方式。

参考文献:

[1][3]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粱慧星中国民法典苹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肖利

作者:杨丽艳

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论文 篇2:

浅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适用

摘 要:网络交易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通过分析司法机关2019年以《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法院几乎不会认定电子商务平台侵害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现象,那么有必要去明晰其原因。具体来说,一是法律对安全保障义务定义不明;二是司法机关将举证责任推给消费者;三是法律对相应责任认定不明。针对这些原因,本文提出应督促电子平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认为承担连带还是补充责任应按照是否侵害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标准。

关键词:安全保障义务;电子商务平台;相应责任;消费者;电子商务法

本文索引:郑爽爽.<变量 2>[J].中国商论,2021(13):-042.

1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现状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对于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经营平台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合理性主要在于:首先,电子商务平台掌握平台技术,与经营者签订服务合同,制定平台交易规则,相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更有能力识别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并且更有能力控制危险;其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从事的是经营性行为,即便其不直接向经营者和消费者收费,也能够通过广告业务营利。

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案例实证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消费者与卖方交易产生冲突而诉诸于法院后,通常会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追加为被告或者直接起诉电子商务平台。但由于电子商务平台并不直接参与电子商务交易,所以司法实践中难以定责。本文中,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为法律依据,并对其中有关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侵犯了消费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进行归纳、处理和认识并分析比較,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产品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案件中,消费者都会诉称电子商务平台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放任商家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但对于诸如淘宝、京东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法院会判定消费者举证,但消费者由于举证困难而导致难以追责的现象。例如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的案号为(2019)京0491民初3578号案例中,原告在京东购买了“日本JYOO女王物语紧致超声刀液体线雕弹力胶原口服液”3个,订单总价款10530元。原告的爱人按商品网页介绍服用了2支,感觉口味发酸、发腥,服用不久感到胃部灼热、恶心。翌日,原告对涉案商品仔细研究,发现该商品没有中文标签说明书、没有生产日期、没有经过进口检验检疫,添加了非食品原料“透明质酸”(俗称玻尿酸),该物质系我国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的原料。被告作为电子商务经营者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审查、披露义务,故原告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涉案商品系平台内经营者经营,原告未举证证明京东公司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涉案商品的相关情况,故对原告要求京东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涉案产品为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产品,且很明显存在质量问题,并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但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实是令人费解。探讨为何实务中无法有效地运用《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本文认为是因为该法律条文在司法适用中出现了问题。

3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责任规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困境

3.1 对安全保障义务认定不明

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只要消费者能够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供的平台内经营者的联系方式获得平台内经营者赔偿的现象,所以消费者主张交易平台因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而赔偿的请求就基本无法得到支持。本文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为避免由于过分增加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成本而导致电子商务难以发展的情况;二是对安全保障义务认定的不明确。本文发现安全保障义务更像是一个兜底条款,从性质上来讲,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事前审查的作为义务,这是一条非常宽泛的规定,只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没有对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进行保障,并造成损害的,就应承担责任,其实任何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侵权行为都可以适用该款规定。由此就导致了对于电子商务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单独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

3.2 司法中存在消费者举证难的问题

网络交易的方式即使发展到今天,仍存在相当多不成熟的地方,由此导致的后果使当前网络交易中纠纷频发。由于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总归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导致消费者提起诉讼时难以举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存在过错。但众所周知的是《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消费者无法证明在交易过程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存在过错,那么《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法律责任根本无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

3.3 司法中难以认定相应责任为何种责任

司法实践中,将相应责任认定为何种责任,一直是饱受争议的话题。由此导致的问题使之前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活动都偏向于将电子商务平台责任认定为连带责任,而处在立法前沿的《电子商务法》规定为相应的责任,就会体现出立法的不周全,但若将相应责任规定为连带责任,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又会过重,规定为补充责任又会过轻。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立法不应当认定的如此模糊,因为这很容易导致消费者维权困难的后果。

4 对司法机关适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责任承担规则的建议

4.1 督促电子平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通说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提供必要措施,在合理范围和限度内对其在平台内进行交易的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进行保障的义务。这个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也无法对其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若想要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哪些具体的情形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也不现实。笔者认为更好的做法是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三条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行政处罚制度,政府给电子商务平台施加压力,也可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信息公示,以及用户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促使电子商务平台自身作出改变。例如,淘宝网可以设置当用户发现平台内经营者销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产品时向客服举报等。

4.2 適用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参考淘宝网于2008年6月为保障买家利益提出的新的服务制度,即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也就是买家申诉,卖家举证。但其实法律早有类似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经营者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文认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也应当适用这种举证制度,司法实践中由消费者承担举证责任根本不现实,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往往知悉案件所涉的相关法律知识,而消费者则无从获知;而倒逼电子商务平台证明自己无错,这种做法不仅能够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能促使电子商务平台规范自己的行为,促使电子商务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4.3 将相应责任于实践中分情况具体化

当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发生争议时,如果消费者想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常只有提起诉讼才能获得合法赔偿。但是民事责任的追究不仅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诉讼过程,尤其是一些损害金额不大的争议案件,过程中复杂的程序、较高的诉讼成本和各种琐碎很容易使消费者望而却步,放弃责任的追究。因此,对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势必是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

本文认为司法中可以如此适用:当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只有财产损失时,电子商务平台承担补充责任;当平台内经营者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利益,还对人身安全造成损害,电子商务平台则应承担连带责任。因为当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的利益达到人身安全的地步时,电子商务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放任这种行为发生的因素存在。举例来说,之前进行大整改的滴滴公司顺风车业务,如果乘客仅仅因为司机绕远路导致财产受到损失,那么滴滴公司只需承担补充责任;但是在造成严重人身安全损害的乐清滴滴女孩遇害、济南空姐遇害案中,顺风车司机不仅实施了抢劫财产的行为,还实行了强奸并杀害等严重危害乘客人身安全的行为,滴滴公司理应承担连带责任。不仅是因为滴滴公司明知该司机实施了严重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该司机在被害者遇害前一天就试图实施违法行为但被乘客逃脱,乘客举报至平台后平台不作为),并且继续让该司机提供服务极有可能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且滴滴公司未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封锁该司机账号,所以理应与该司机承担连带责任。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连带责任承担规则是反映立法对于消费者合法权益,尤其是生命健康权保护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电子商务法》作为对电子商务活动参与各方法律关系的调整性作用,要力求做到与相关法规相衔接,适应当前社会需求。

5 结语

新出台的《电子商务法》呼应当前电子商务最热的问题,其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连带责任和相关责任制度热度最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不再适应当前社会实践发展时,《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应运而生。本文通过分析近几年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后,消费者将平台内经营者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共同起诉的案件,总结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结合相关文献给出自己的建议。虽然司法中存在无视平台资质审查漏洞的现象已由《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四十二条解决,但另一部分问题仍需司法部门出台相应司法解释或在实务中形成惯例解决:比如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来解决消费者举证困难的问题,具体化知道和应当知道以及安全保障义务的含义。其中对争议较大的相应责任应当为何种责任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认为承担连带还是补充责任应按照是否侵害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标准。可以预见《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在后续必然会发展得更加适应社会需要,必将更好地规范网络交易行为。

参考文献

谢爱梅,李东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侵权责任[J].人民司法,2019(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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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祎.解析《电子商务法》平台经营者信息核验义务相关条款[J].中国市场监管报,2019(02):03-12.

张茜.网络交易平台审查义务比较研究[J].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18(09):10-20.

刘金瑞.合理设定电子商务平台责任保障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J].中国信息安全,2018(08):96-98.

王艺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民事责任分析[J].法制博览,2018(12):85-86.

齐爱民,陈琛.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之交易安全保障义务[J].法律科学,2011(05).

陈现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义与案例解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130.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of the Safety Guarantee Oblig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ZHENG Shuangshuang

作者:郑爽爽

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论文 篇3:

我国侵权法上安全保障义务解读

[摘 要]《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和《侵权责任法》第37条使我国的安全保障义务由理论层面上升至实践层面。但是,因对安全保障义务研究不够深入,在义务人范围、保护对象、归责原则等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值得研究的理論和实践问题。文章分别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进行解读,并通过对两条规定的比较与评析,以期对将来立法有所裨益。

[关键词]安全保障义务;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侵权责任法;比较评析

一、《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解读

(一)《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的解读

1.安全保障义务人范围

安全保障义务人是指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概言之,安全保障义务人仅适用于“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的场合。理论界对该条中“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的界定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指因其所从事的活动而对他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人,也有学者认为,“其他社会活动”规定本身是存在问题多是不合理的,在审判实践中,若法官动辄援引,则会造成不适当的扩大。从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第6条中关于“其他社会活动”的规定不是很明确,类似于兜底条款。

2.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的对象

根据上文所述,安全保障义务人分为“从事经营活动”和“从事其他社会活动”两类人,与之对应,其所保护的对象也相应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入到经营场所可能形成消费关系的消费者、潜在消费者;另一类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包括活动参与者、观众及第三人。

3.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适用的归责原则

根据“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之规定,可以得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侵权责任属于过错责任,即行为人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

4.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的权益范围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是一部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故将保护的权益范围限于“人身权损害”,而且仅指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等物质性人格权。

5.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的责任类型

第6条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的责任类型分为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所谓直接责任,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的责任形态。而补充责任则指安全保障义务人因有过错致使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对他人的人身造成损害,当第三人无法找到或无力承担赔偿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包括顺位补充和实体补充两层含义。①

(二)《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解读

1.安全保障义务人范围

对于安全保障义务人之范围,学界、实务界有众多意见。立法者经反复研究,综合考虑,规定两类安全保障义务人:公共场所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前者指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人,后者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社会公众为对象举办活动,其特点是参加人数较多。

2.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的对象

立法者认为司法实践中的情况较为复杂。故第37条没有明确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对象之具体范围,实践中,需法官视具体情况而加以判断。

3.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适用的归责原则

第37条也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时可采用两个客观标准:一是行为人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义务;二是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一个“合理人”的注意义务。

4.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的权益范围

第37条规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结合第2条之规定,这里的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两方面。

5.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的责任类型

第37条将安全保障义务分为两种:防止他人遭受安全保障义务人侵害之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人防止他人遭受第三人侵害之义务。两类义务之间侵权主体不同。安全保障义务人因违反前者义务,应当自己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而违反后者义务,则应承担相应补充责任。

二、第6条和第37条的比较

(一)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法益范围扩大

按照民法理论,受害人之损害包括其人身和财产两部分。第6条仅将人身损害纳入到赔偿范围。然,现实中,人身和财产之侵害常同步进行。据上文所述,第37条中之损害包括人身和财产两方面,扩大了安全保障义务法益保护范围,有利于安全保障义务功能的发挥。

(二)追偿权之规定

第37条不在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享有对侵权第三人之追偿权,笔者认为,第三人介入之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其均有过错,双方之过错共同促成侵害的发生,两方均应是侵权人,故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就自己之过错承担相应责任份额。追偿权之废除,更有利于公平分担安全保障义务人与侵权第三人之间的责任。

(三)“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能够防止或者制止的范围”到“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之改变

第6条第1款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因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合理限度范围”的认定,笔者看来过于主观,何为“合理限度”不易界定。第2款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实务界,对上述规定分歧很大。第37条将其改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相比第6条有所进步,但遗憾的是,没有明确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之类型,这会对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带来不便。

三、第6条和第37条的评析

(一)安全保障义务人范围评析

如上所述,第37条与第6条相比虽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范围有所扩大,但笔者认为范围还可再扩大,理由如下:

第一,风险社会的程度日益加深,势必要求社会加强对危险的控制。当今中国,已步入工业化社会,随之相伴的是“风险”不断增多,此情形下,需法律适当增加公民的作为义务,提高对“自己邻居”的注意义务,适当地扩大安全保障义务者的范围。

第二,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出现了一种道德法律化的趋向,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将部分道德思想渗透到法律之中,公民在违反法律时,需承担更多法律化的道德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向有利于民主、人权思想的形成和普及。在侵权法上引入安全保障义务并扩大其适用也是上述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果。由此可见,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范围还可适当扩大。

(二)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对象评析

根据上文所述,第37条与第6条没有明确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的对象。笔者认为,不同的法官对保护对象的理解不同,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法律的权威性。为此,可以借鉴美国侵权法上土地占有者责任的有关规定,把进入土地利益范围的人分为“受邀请者”、“访问者”、“公共人”、 “未成年人”四种情况,结合我国实践给出不同定义,分别赋予安全保障义务人不同的注意义务,这样便于法官在判案时尽量做到同案同判。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适用归责原则评析

第37条与第6条均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笔者看来,既要考虑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又要顾忌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故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比较合理,理由如下:

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侵权法的功能向既要注重预防与补偿又要考虑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转变。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安全保障义务之中,既可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又能协调好安全保障义务人、侵权人、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反之,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势必会增加安全保障义务人所面临的风险,增加其所负义务的成本,从而不利于社会发展。

第二,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对于发挥安全保障义务功能具有促进作用。诚实信用原则是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来源,其注重对行为人心理状态的考察,具有道德评价的意味。因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给他人造成损害之所以要承担民事责任是因道德的谴责。安全保障义务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衍生物,其功能的发挥不得不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加以考察,正如德国学者耶林所言,过失是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必然条件。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能够对安全保障义务人起到很好的教育和指导作用。

(四)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责任类型评析

直接侵权责任和相应补充责任是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的两种责任类型。对于前者,理论界已认可。而对第三人介入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何种责任,理论上还有较大争论,主要有补充责任说、相应补充责任说,下面对以上学说进行分析和探讨。

1.补充责任说。该说认为,补充责任能够平衡受害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梁慧星教授并给出补充责任的定义。②笔者认为,补充责任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但其不合理之处在于,当安全保障义务人过错很轻而第三人无法确定或无力赔偿时,也让其承担加害人不能承担的全部责任则会导致其责任过重。

2.相应补充责任说。即安全保障义务人仅承担因自己的过错给受害人造成损害的责任。第37条与第6条均采用相应补充责任说。笔者认为,第三人介入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应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理由如下:

第一,相应补充责任与侵权损害全部赔偿的原则相一致。正如曾世雄教授所指出,一个损害结果发生可能将导致其他无数损害发生,行为人若因过失侵权造成他人损害,若严格执行损害全部赔偿的原则,这将使侵权人的赔偿数额过大,势必造成人们因为担心有损害发生,而不敢有所为。正是基于此,德国、法国虽理论上采用全部赔偿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只是赔偿一部分而已。相应补充责任符合了当前国际上民法学界流行的全部损害赔偿原则。

第二,相应补充责任与过错侵权责任基本理论相一致。安全保障义务人因有过错使他人遭到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过错侵权责任。这里的过错侵权责任是安全保障义务人因自身有过错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担责。相应补充责任的规定既让安全保障义务人在能够防范、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又能够防止无限的扩大其责任。

第三,相应补充责任与设立安全保障义务制度时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的目的,一方面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另一方面让安全保障义务人防止其所保护的对象受到损害。相应补充责任既考虑到受害人的救济,又能使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将有利于安全保障义务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应有功能。

四、结语

作为民事审判一线的司法实务者,全面准确把握安全保障义务制度,对于案件裁判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现有法律中安全保障义务的解读、比较与评析,以期使司法实务者更加准确理解其内涵,从而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黄松有:《侵权法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②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作者简介]姚振忠(1982—),男,山东邹平人,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理论。

作者:姚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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