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优先权的经济法学论文

摘要：企业是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市场主体，随着超大型企业出现，企业具备了影响一国乃至全球政治、文化的能力，企业的社会权利范围的扩张意味着社会责任的加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工资优先权的经济法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工资优先权的经济法学论文 篇1：

利益衡量视域下我国环境优先法律原则的演变与调适

摘要：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已经由协调发展向环境优先理念转变。在环境优先法律原则实施过程中，应避免绝对、片面的环境优先所导致的环境保护孤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后果。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协调发展的范畴内，运用利益衡量工具来化解。也就是说，环境优先仍需在协调发展中加以优化完善，在普遍环境责任落实、环境主体责任差别化、完善环境磋商制度等利益协调机制保障下，防止环境优先原则出现异化，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目标。

关键词：环境优先法律原则；利益衡量；协调发展；机制保障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的制度保障：以生态保护红线的统筹推进为研究视角”（18CFXJ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绿水青山起着基础性保护作用。而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基础性本原，对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起着思想指引作用。环境法基本原则作为指引环境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思想基础，在环境治理进程中几经变化。目前，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已经由协调发展向环境优先进行转变。通过对这种转变的成因及其内在机理加以研究，可以发现利益衡量在环境法律原则的转变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何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运用好利益衡量这一工具，针对环境法律原则的调适展开进一步论证与探讨。
一、我国环境优先法律原则的演变

环境优先原则是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深化认知、伴随着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变化、在环境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中对环境保护基本原则的新发展，是用以指导生态法律关系的一项法律准则[2]，其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是一种以生态环境健康稳定为前提的新发展理念。环境优先法律原则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其经历了从“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环境优先”的转变历程。

（一）环境优先原则的历史考察

环境法基本原则由协调发展转变为环境优先，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精华的传承与发展，强调系统论整体观视域下环境法律制度的协调与统筹，从而避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利益协调过程中顾此失彼现象的发生。然而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传统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三高”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透支与破坏，20世纪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①的發生，使得人类开始反思并检视既有发展模式的弊端，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3]。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为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的实现”[4]，将环境保护、经济与社会发展加以统筹协调，为后来的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1982年联合国关于环境问题的《内罗毕宣言》指出：“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并在区域内做到统一的办法，并强调这种相互关系，才能使环境无害化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5]，以及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提出“确保在所有级别决策和所有部门内将经济、社会和环境考虑结合起来”[6]，均强调要统筹考量经济、社会以及环境保护的协调性。但遗憾的是，上述国际文件并没有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逻辑关系给予清晰的界定，未能明确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环境优先发展理念。

就国内而言，环境优先原则在政策层面是渐进式予以确立。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会议提出“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将协调发展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予以发布[7]。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通过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和调控，推进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8]，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9]，两个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从协调发展向环境优先理念的转变。在法律层面，2009年12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10]，2012年2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采购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11]，环境优先法律原则最终在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和第五条加以明确：“环境保护应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12]。自此，环境优先法律原则成为指引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思想指引，例如，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3条即明确“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二）协调发展与环境优先的关系

协调发展向环境优先理念的转变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二者在价值内涵上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协调发展原则核心要旨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各类发展决策中将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发展相协调一致，而不至于顾此失彼[13]52。而环境优先原则是指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以环境利益为优先，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行业清洁生产，使对环境的保护行为优先于对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14]。协调发展原则侧重要素间的利益衡量，在经济社会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互相试探，以达到利益平衡的结果。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并非为了争夺发展的优先权，而是意在兼容的环境中，尽可能维护各方的利益诉求[15]，以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协调发展原则的本质是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衡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利益关系。而如何对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还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阶段密切关联。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阶段，二者关系的处理上由于缺乏明确逻辑顺位，加之政府考核机制不完善，在盲目追求GDP的目标驱动下，政府往往采取“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同时期的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稳定成熟，社会群体对环境品质的需求较高，政府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衡平处理上则采取环境优先的发展理念[13]52。

综上，环境优先与协调发展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协调发展原则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努力维持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二者孰轻孰重“举棋不定”，那么环境优先则是对这种平衡的打破，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选择了环境保护。其实，协调发展原则所维持的平衡只是暂时的，需要有打破平衡的契机与正当理由，而环境优先原则的出现正是这个契机。可以说，环境优先原则是对协调发展原则深化与发展的产物。
二、利益衡量是环境法律原则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已经从协调发展向环境优先理念转变。这一变化发生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利益衡量后逻辑关系厘清的产物。因为，环境之于人类，系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以及科学价值等价值集于一身的综合体，上述系列价值中，生态价值是基础性价值，具有增益其他价值的功能。只有在保障环境要素生态价值健康稳定的前提下，环境经济价值才能持续地满足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供给需求。此外，环境优先理念的确立，也揭示了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同时，对良好环境品质，即优美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

（一）从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的利益衡量

如前文所述，协调发展原则的实质是以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为基础，要求对发展所涉及的各项利益都应合理的加以考虑，以衡平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大利益的关系。因此，协调发展原则是法理上利益衡平原则的体现，即各类开发决策应当考量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及其所处的状态[13]53。协调发展涉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益三方，其出发点是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从宏观来看，协调发展所涉及的三方利益属于整體利益，在衡量利益时应处理好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就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相互关系而言，双方都有可能对一方有利或不利，尤其是当整体利益占上风时，更倾向于对个别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就微观而言，协调发展涉及的三方利益内部也需要加以衡平，尤其是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协调上[16]。但三种利益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由极其复杂的原因决定的。协调发展原则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难免会因为经济利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倾向性。众所周知，这个倾向性的结果就是优先发展经济，环境利益靠后。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协调发展原则代表了环境利益的边缘化[17]。因此，具有人类主观倾向性的利益衡量的公平性受到普遍质疑。协调发展原则归根结底仍是一种人类主观能动性支配下的意识活动，是人类主动的改造与适应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产物，在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加以重视后，三种利益的轻重倾向则会发生较大转变，特别是当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类环境利益需求会从其他两种利益中脱颖而出，进而形成环境优先的思想认知。

综上所述，环境法基本原则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利益角逐，并不是法学家或决策者通过作为程序性规定的决策机制造成的。正是环境利益与经济社会利益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角逐博弈，最终使决策者、研究者意识到环境利益才应该是人类追求的终极利益，也正是这种利益博弈过程，使得统治阶层意识到只有确立环境优先保护理念，维护好公众环境利益，才能有利于自身统治的巩固[18]。因此，利益衡量才是环境法律原则转变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源泉。

（二）环境法律原则演变的利益衡量要素

如前所述，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转变主要涉及三方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益，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经济利益是全社会共同追求的利益，是显性利益，获得的回报具有及时性、感知性较强的特点，例如，工资收入的提高对从业者的即时满足感。环境利益相对而言则属于隐性利益，虽然应该是全社会追求的共同利益，但就其获得的回报性而言，具有长远性、感知能力弱等特点。二者相比，经济利益更能凸显与个人关系的紧密性，环境利益则与个人的距离感更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利益代表的是个人利益或是当代人利益，环境利益代表的是整体利益或者是后代人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无可厚非，但每个人除了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还是社会这个整体的一份子，还应该考虑整体利益的发展。要实现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就必须协调好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此外，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协调的过程中，需要考量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衡平问题。当代人为了自身的发展，优先考虑的是眼前利益、短期利益，但人类发展何其漫长，我们作为当代人，何其不是前人的后代人。因此，我们作为相对意义上的当代人，在考虑眼前利益的同时亦应该为后代人利益做打算，不能为了眼前利益损害长远利益，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19]。综上，环境法基本原则由协调发展向环境优先理念转变，利益衡量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利益衡量视域下环境优先原则的调适

基于利益衡量考虑，环境法律原则从协调发展演变为环境优先，并不意味着这种转变的绝对性和不可变性，环境优先理念依然需要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统筹协调各方利益，进而加以调适，以避免环境保护孤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矫枉过正现象的发生。

（一）“限塑令”视域下绝对性环境优先的困局

环境优先原则与经济社会发展二者间应该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环境优先原则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协调过程中，由于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利益间缺乏科学的利益衡平考量，片面追求绝对性的环境优先，会导致环境保护孤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后果，“限塑令”制度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例证。

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以下简称“限塑令”），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并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20]。“限塑令”发布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例如，在中央层面，商务部等三部委发布《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明确塑料购物袋的具体含义，即塑料购物袋是指由商品零售场所提供的，用于装盛消费者所购商品，具有提携功能的塑料袋。但不包括商品零售场所基于卫生及食品安全目的，用于装盛散装生鲜食品、熟食、面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并要求商品零售场所对塑料购物袋应当依法明码标价。国家标准委和轻工业联合会也制定并实施了《塑料购物袋的环境、安全和标识通用技术要求》《塑料购物袋》《塑料购物袋的快速检测方法与评价》等规定，通过标准化举措规范塑料购物袋生产和使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则联合发布了《关于集中开展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国开展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专项行动，加大对集贸市场经营户、市场开办者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在地方立法层面，《陕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山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规定产品及其包装物设计，应当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标准，优先选用生态设计方案和易回收、易拆解、易降解、少污染的材料[21][22]。《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则要求，自2008年10月1日起，在该经济特区内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厚度在0.030毫米以下（含0.030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和一次性塑料餐盒、碗、盘、碟、杯等餐具[23]。《河北省发展循环经济条例》也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禁止生产、销售超薄型一次性塑料袋，商品批发、零售场所的经营者应当销售或者提供可降解的塑料购物袋[24]。上述政策法律的制定实施，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限塑令”的执行，但是实际制度效果并不理想。这不得不令人反思这一制度设计失效的深层原因。

“限塑令”之所以效果不彰，是因为其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并未充分统筹考量各方利益，片面追求绝对性的环境优先，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导致。在没有合适替代品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环境优先发展，不仅不会达到应有的治理预期，还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导致社会公众对“限塑令”的漠视。即使在社会倡导“重拎布袋子、菜篮子”，或者推出“纸袋子”等替代产品举措下，忽视社会群体及其消费结构差异的“限塑令”，实际上是一种“一刀切”似的绝对性环境优先，必然导致环境保护孤立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尴尬境地，环境治理效果不彰的同时，还会导致法律威信受损的社会后果。

（二）环境优先理念的调适与校正

“限塑令”背后所折射出的绝对性环境优先所导致的不利后果值得警惕。应当说，环境优先法律原则的确立是针对以往偏重环境经济价值忽视其生态价值保护所导致的不可持续性的法律纠偏，最终目的是实现环境健康稳定前提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也就是说，“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是环境优先法律原则确立的根本初衷。然而，实践过程中缺乏有效利益协调的环境优先，则极易走向另外的极端。为避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极化发展，则需要运用好利益衡量工具，协调处理好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杜绝发展进程中三者顾此失彼现象的发生。

1.环境优先仍需在协调发展中优化完善

如前文所述，协调发展原则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益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发展，三方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中，健康稳定的生态环境所给予人类的利益（也就是环境利益）是其他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的前提性条件，环境优先正是基于如此利益衡量所确立。然而，利益衡量的关键在于各方利益间的协调优化，缺失该环节的环境优先必然会走向另外一种错误极端。可以说，环境优先法律原则并非对协调发展原则的抛弃，而是源自于协调发展原则，是对协调发展原则合理承继基础之上的理论升华。因此，在环境法律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在保障整体环境利益安全前提下，从“人”“自然”“社会”有机整体视域出发，统筹考量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与社会利益等因素，科学论证进而加以有机协调，从而避免环境优先极端化发展理念使环境保护孤立于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是社会生活的脱节，阻断经济发展作为环境保护资金支撑功能等不利性后果的发生[25]。因此，环境优先是对协调发展的升华，是从协调发展中脱离出来的，但仍然离不开协调发展的讨论范围。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在协调发展原则的范畴内讨论、研究环境优先原则。

2.环境优先需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如前所述，实现绿色发展是环境优先理念确立的根本初衷。所谓绿色发展是指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新发展思路[26]。在践行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是避免环境优先法律原则片面化与极端化的防火墙。

首先，环境整体利益的维护离不开个体环境责任的落实。保护生态系统整体性就是保护人类整体利益，所以人类应当保护大自然，这点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生态系统的安全、稳定与平衡，对人类生存利益而言是具有价值性的。可以说，正是出于人类生存利益的需求，所以“保护自然”是一种应当性的道德选择。然而，法律不可能规定人类整体性地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所以要保护大自然，只能通过对人类个体的行为加以规范。从系统关系论来分析，整体由一个个部分所组成，整体功能的形成需要部分原有的功能整合与协同；部分对整体而言则具有制约的功用，甚至在一定时空背景之下，某一關键部分的性能会对整体性能及其状态产生决定性的作用[27]。“个体从共同体的存在中获得好处，从共同体的强大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但是，共同体的存在与强大，离不开个体对共同体的维护。个体对共同体的维护则是个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责任。可以说，是个体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28]因此，要想实现人类整体利益，就必须在尊重生态系统整体性这一事实面前，对个体的环境行为加以约束与限制。所以，在环境利益共同体这一事实面前，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完整，是人人所应承担的普遍责任和义务[29]。

其次，环境主体责任的差异化区分。环境保护作为一种普遍责任，并不意味着责任分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责任分配不仅是对环境正义的严重违背，还会导致环境治理效果的严重不彰。因此，环境责任的落实应当采取差别模式，基于主体特性（政府环境责任、企业环境责任、公众环境责任）加以科学安排。其中，对于满足公众基本生计需求的环境行为应以权利保障为重心，对于获取商业利润为主的企业环境行为则需要实施严格责任，确保企业环境行为不超越环境承载力。此外，作为环境监管者的政府，则需要以“环境总量考核”与“环境质量目标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来督促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只有在有效保障公众环境权利前提下，以环保督政为抓手，严格企业环境责任，在污染者治理、开发者养护、主管者担责、受益者负担的普遍环境责任理念指引下，确保环境优先法律原则不偏离正常轨道，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利益与社会发展协调优化的绿色发展之路。

再次，还应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与环境磋商机制。环境优先法律原则本质上是要将各类主体的环境行为限定在环境资源承载力允许的范围内。该原则的确立必然要压缩一定人群的环境利用行为，这就意味着传统环境从业者面临行业退出的抉择[25]。因此，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尤为关键。未来，应改变我国既有补偿制度仅关注损害赔偿的狭隘理念，将补偿的受偿者主体范围扩至“弃家”“弃业”“降产”“转产”的人群以及其他的生态建功者、环境保护牺牲者等主体，使其在经济上、政策上以及精神上获得补偿，从而更好地调动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此外，针对各类主体环境责任的公平分配问题，可通过建立完善环境磋商机制来加以落实，重点围绕磋商主体、磋商组织、磋商内容、磋商程序、磋商结果以及评估验收等关键性环节，建立系统完整的环境磋商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环境管理中存在“搭便车”（我无需做，他人会做）以及“攀弱”（别人做，我就做）现象的发生[30]。

注释：

①20世纪“八大公害”事件，分别是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镇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气喘病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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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莹

作者：白洋 魏亚

工资优先权的经济法学论文 篇2：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路径探究

摘要：企业是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市场主体，随着超大型企业出现，企业具备了影响一国乃至全球政治、文化的能力，企业的社会权利范围的扩张意味着社会责任的加重。企业关涉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为了平衡各方权益，首先应当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其次应当在经营决策的董事会、监事会中加入利益相关人代表，实现企业内部的分权与制衡;最后，在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以政策引导、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治理结构;利益相关人

引言

1923年，英国学者欧力文·谢尔顿（Oliver Sheldon）第一个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1]20世纪20年代后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传入美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Berle与Dodd的著名论战后，国际上就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初步达成了共识。随着非政府组织美国经济优先权委员会于1997年10月设计并公布了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标准和认证体系，企业社会责任一跃成为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入场券，意义重大。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起步较晚，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5年我国《公司法》第5条之规定首次从立法层面明确了公司的“社会责任”。由于国际上早已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达成共识，国内也从政策、立法层面予以了确认，国内学者大多将目光聚焦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动机和落实方案上，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诸如完善社会责任相关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的实现路径。本文在梳理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视角，结合当代的国情，从法律完善、内部分权制衡、政策引导等三个方面提出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方案。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論依据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模糊性一直未能解决。[2]传统理论认为，企业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认为，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3]2001年欧盟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遵循自愿的原则，把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整合到企业生产经营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中。2010年11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标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组织对运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采取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为组织治理、人权、劳工、消费者权益保护、公平经营、公众参与和发展、环境等。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调整、实现权利义务平衡的过程。企业处在一个与股东、管理者、雇员、顾客、债权人、所在社区及居民、政府、合作企业、竞争者、环境甚至国际行为规范等在内的有机体中。平衡各方的需求与利益，正视其享有的社会权利，承担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以下三个层次内容，第一个层次，是严格遵守《公司法》及部门法的各项规定，合法经营，接受监督，承担法律后果。第二个层次，是自觉接受政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引导、规制，规范企业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第三个层次，是以企业家的情怀积极地履行法律、政策、标准之外的社会责任，造福于社会。本文探讨的是第一、第二层次的制度设计。

（二）企业的社会权利与社会责任

受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思想以及个人本位思想的影响和发展规模的限制，企业在创立之初无需考虑利润之外的问题，以创造利润为唯一目标。追逐利润的行为本身就是履行社会责任。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斯宾塞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点阐述“利己主义进化论”，认为企业的根本属性就是营利性，进而否定企业关怀社会事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企业被定义为经营者追求利润、以实现股东利益为唯一目标的经济组织。在以上思潮的影响下，企业将所有的目光聚焦于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之上，在一定时期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后，随着企业在国民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雇员、消费者、环境、社区、政治等产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基于巨大的财富力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甚至在部分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企业逐渐由单一的经济体成为了集经济、政治、文化、社区、人权等因素在内的综合体，成为有能力制造并解决“工伤”“职业病”“工人待遇恶化”“产品质量安全”“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主体。作为拟制的法人主体，企业既然享有社会权利，就应当承担社会义务，社会责任的范围应当随着企业的社会地位提升、权利范围扩大而调整。以保守、封闭的眼光将企业限定在创造利润的狭小范围之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企业独立人格的破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动因是追求社会权利、实现经济利益。企业承担与社会权利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对新时代企业社会地位的认可。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人理论

随着企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和权利范围的不断扩大，企业除了创造利润以外，还要积极地履行社会、文化、法律、道德、生态等在内的社会责任。为了锁定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学术界提出了“利益相关人理论”。利益相关人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的集合体[4]，企业的经营发展、获取利润和长远的利益需要所有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和支持。企业利益相关人的范围十分广泛，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利益相关人，包括股东、员工、合作伙伴等内部利益相关人，以及消费者、社区、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人。企业与不同的利益相关人之间发生着权利义务关系。投资人将自有财产、资源转移给企业，企业为投资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以及满足投资人在其他领域的需求;员工受雇于企业，提供劳务并获取报酬，企业为员工提供工资以及工作环境，为具备更高专业水平、社会资源的员工提供更高的收益更好的工作环境;企业与合作伙伴、供应商在市场机制下竞争、合作，创造更多的利润。为了保持市场的平衡，企业应当公平、诚信竞争，根据不同企业的经济实力协商各方的权利义务;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消费者支付对价获得产品和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与喜好决定着企业的经营范围，甚至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政府是治理国家的官方机构，掌握着大量的垄断性资源，政府的治理目标是国家的稳定、和谐、发展，企业的行为应当呼应政府的政策性要求，守法经营，实施符合政策要求的行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对于环境产生着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在一定范围以内，环境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随着消费者、政治、社区等因素的介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大问题，也成为了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重大因素。也就是说，企业与利益相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不同的利益相关人对于企业的影响力不同，企业对于不同利益相关人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企业的社会责任顾名思义就是企业对利益相关人的责任，既然利益相关人彼此之间的顺位不断变化，与企业的关联程度也瞬息万变，企业就应当适时地调整社会责任的内容，呼应利益相关人的需求。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困境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逐渐扩大，拥有了可以引导社会发展的财富和资源，具备了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2011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尚处于空白状态，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不足20分[5]，2018年上升至34.4分，到2019年又下降至32.7分，总体而言依然处于起步者阶段。[6]从调查数据看，虽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较2011年确有进步，但是，依然存在漠视员工权益、侵害消费者权益、商业信用缺失、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法律的指引力不足、内容过时、追责不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依然停留在较低的层面，这与当代大中型企业的社会权利不匹配;企业对于自身定位不准，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失灵、利益相关人的诉求被漠视;政府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或者过分依靠市场等。

（一）法律制度不完备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程度依然比较低。其一，《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民法典》第86条规定：“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两部法律分别在总则中就企业社会责任做出了规定，但仅仅是宣示性条款[7]，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责任原则，不能形成有效的弥补成文法漏洞的法律机制，加之分则内容的缺失、实施途径不明和处罚措施缺位，总则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作用被进一步弱化。其二，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定内容散布于《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中，部门法的立意不在于企业社会责任，而是要解决部门法领域内的问题，也没有提及这些规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导致企业虽然实际上履行了基本的社会责任，却由于对社会责任的内容认识不足，无法形成合理的体系。其三，监督机制不完备，存在监督难、归责难的问题。目前，我国关于企业信息披露的机制尚未形成，虽然国家标准委发布实施的《社会责任指南》《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社会责任绩效分析索引》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统一的指导，但是由于企业信息披露不足、责任监督人不明、惩罚力度不够，这些指导性文件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拿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来说，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但报告褒奖的意味更浓，较少提及企业在社会责任实践中的困难及问题。在追责方面，企业违反社会责任，侵犯的是所有利益相关人的权益。但是，根据部门法的规定，只有极少数的人享有诉讼权利，且存在赔偿标准模糊、标准低等问题。

（二）内部治理结构失衡

企業社会责任归根结底是企业以作为的方式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随着企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而提出的一种崭新的企业新概念，认为企业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负责。我国《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为了落实企业社会责任，让其他利益相关人加入到企业的经营决策、监督中来，《公司法》第44条、第51条、第122条规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公司职工代表可以担任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中应当有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上市公司应当设独立董事。立法层面的明确规定为利益相关人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将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到治理结构中依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一，受到表决方式的制约，加上职工代表、独立董事的人员稳定性不强，独立董事对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了解，严重依赖于管理层提供的公司经营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的效果十分有限。其二，社会责任的范围不够明确，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没有可参照的标准。其三，对于不负责任的职工代表、独立董事的追责方式不明。职工代表、独立董事的权利救济措施没有体现，职工代表、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难以发挥制度效果。其四，现阶段大量存在的小微企业大都是股东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不设董事会或监事会，只设直接听命于股东的经理以及普通雇员。整个企业内部不设有监督管理的人员或部门，谈不上权利的制衡与监督，治理结构完全失灵。

（三）企业对于政府的依附

与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发展并非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更多地体现了政府的意志。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个人与组织对于政府具有强烈的依赖，政府行为对市场参与主体存在普遍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包揽了大量的关键资源，企业无法完全依赖从市场获得所需资源，对于政府有强烈的资源依赖。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个人财富无法得到优先保障，对于政府权威存在着较强的依附性。这两点决定了商人投入大量资本与政府建立联系来保护自身财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简政放权、加强监管、优化服务”改革工作深入推进，政府职能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标准也由注重单一的经济指标转变为兼顾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公共服务指标、绿色GDP等被纳入到了考核体系之中。政府（官员）基于社会整体福利或者个人政绩考量，开始期待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需要。正所谓“社会和谐、企业有责”。为了满足政府（官员）的期待和需要，响应政府（官员）的政治干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赢得主流社会、正式体制认可的公关工具，以此交换其所需的各种社会资源。在我国当代政治体制背景之下，企业社会责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经济体制力量的深刻影响。行政力量的干预在短期内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切实地提升社会福利，完成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但是，企业以“政绩”为导向承担社会责任，无视利益相关人的需求，会使企业的长久生存与持续发展面临风险。

三、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路径

（一）构建法律制度体系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制度的优化升级，首先，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体系，明确《公司法》在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的原则性条款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在分则中以列举的方式释明企业社会责任涵盖的内容及实现方式，畅通司法救济的通道，扩大诉讼权利人的范围、提高赔偿的数额标准、扩大受偿权人的范围，以法律制度规范企业行为，以强制力保障企业落实社会责任。其次，要完善部门法的规定，形成制度约束的合力。目前，企业社会责任存在问题较多的有劳动者权益保障、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结合到国情、现存制度以及各个问题对于企业影响力的大小，应当采用不同优化方案。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权益的内容和处罚机制，当前的制度规定已经足以保障劳动者权益。劳动者安全事故频发、劳动争议不断的原因在于监督乏力，为此，应当加大对于法律适用的监督力度，联合人社局、税务局等行政部门，监督企业及时、真实披露用工情况。在环境保护方面，环境问题频发的原因在于企业环境责任立法不足，维权难度大，利益相关人的范围过于狭窄、维权成本高。应当根据企业所处行业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设置细分的环境保护责任约束体系;由环境执法部门对企业的全过程进行评估和检查;明确追究企业环境责任的若干程序，扩大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诉权人的范围，降低利益相关人的维权难度和维权成本，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在产品的质量方面，产品质量攸关国民的生命健康，应当严格把关，从制度层面强化企业产品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强制公开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信息，加大惩罚力度，扩大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范围，提高赔偿的额度，明确赔偿的参考标准和计算方式。企业社会责任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并取得耀眼的成绩，离不开法律制度层面的推动。在升级法律制度以助推企业社会责任时，应当考虑到企业的差异性和市场环境的千变万化，把法定的社会责任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充分调动现有框架内的各方面资源，强化监督，兼顾公平与效率。

（二）优化企业治理结构

企业治理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和支柱，由社会公众及其利益代表出任企业的董事、监事，参与公司决策、执行和监督，改革企业治理结构，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履行股东责任、员工责任、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8]在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制定、实施、监督机构中增加一定比例的社会董事、社会监事是确保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到位的有效措施。第一，关于担任社会董事或者社会监事的人员。社会公众的范围非常大，不可能所有的利益相关人都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来，只能通过委托代理的机制加以实现，可以由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产生或者社会组织、人民选举推荐，将关乎社会公共安全、社会公共卫生、生态环境保护、垄断价格、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人员吸纳进来。第二，在表决事项的内容上，社会董事或者社会监事表决应当仅限于涉及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事项，不应当干涉公司的日常经营。第三，在表决权上，在涉及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事项时，社会董事应当享有与普通董事相同数量的表决权;在涉及重大生态环保等重大事项时，社会董事还应当享有一票否决权。第四，为了保证社会监事的有效监督，要任命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社会监事，并在监事会中占有一定的人员比例，以保障其监督权能够有效实施。第五，在惩罚机制上，在社会董事、社会监事不作为或者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国家机关有权主动或者依知情人申请按照过错的程度采取免除资格、行政强制措施乃至承担刑事责任等措施进行监管。应当说明的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的前提是企业的存续。起步阶段的小微企业参与市场經济的程度较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小，对其社会责任的要求不宜过高，可以放宽其社会董事、监事的设置要求。达到一定经营规模的大型公司、上市公司则应当设置社会董事、社会监事，并明确任职资格、表决范围与表决方式、监督问责程序等，以确保其社会责任与社会权利相适应。

（三）强化政策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的基本内容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涵盖了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的价值目标。其中，“和谐”所描绘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和谐，与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处理好与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人的关系不谋而合。“法治”既是对政府、对个人的要求，也是对企业的要求。企业应当合法经营，致力于在合法的框架内生产销售合格、质优的产品，绝不能铤而走险触碰法律的红线。“诚信”落实到企业就是要诚信经营，在与合作伙伴以及消费者的交往中做到言而有信，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企业是法人主体，也是重要的经济组织，其经营管理活动凝结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企业内部关系、企业与社会关系、企业与生态环境关系等。现代企业的社会权利已经扩大至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不再是单纯的市场主体，对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诚然，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企业的行为受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自动修正，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但是，企业与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价值导向，容易做出偏向于经济利益甚至是漠视社会福祉的经营决策，从而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仅依靠法律最低限度的规制和企业的自我约束而放任企业在经济利益与社会福祉之间做出选择的做法并不可取。以政策引导企业承担与社会权利相适应的社会责任，赋予企业合理的思考空间和选择余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政府应当在尊重市场经济、尊重企业自主经营的社会权利的前提下运用制定标准性文件、财政补贴等柔性的政策手段进行引导、促进、调整、责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如以行政政策或者行业标准，责令企业定期披露财务信息、重大经营决策，并明确相应的行政处罚;对于主动开发、利用新能源的企业可能会增加技术开发、运营的成本，采用公开、透明的相机性寻租政策加以引导，以税收、补贴的形式进行鼓励、推动;对于逃税或者采取不法措施避税的企业，通过行政处罚等方式来引导企业依法纳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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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谷亚晴，王永福，郑和园.企业社会责任他律——法律的接入与治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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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慈蕴.公司的社会责任：游走于法律责任与道德准则之间[J].中外法学，2008（1）：29-35.

[7]Johnson，R.A.and Daniel，W.G..1999.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Types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42（5）：564--576.

作者：董梦晔

工资优先权的经济法学论文 篇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的法理分析

摘 要：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身份权变动、权利转换及目的论等视角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进行学理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具有正当性，存在诸多法理障碍，也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势必影响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具有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具有必然性。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城市户籍；权利变动；权利转换

‘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 in Exchange for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CAO Wukun，YE Hong

(School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04, China)

Key words：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hanges in rights; transformation of rights

一、引言

自从重庆市颁布[渝办发（2010）78号]、[渝办发（2010）202号]》及[渝办发（2010）203号]①①《重庆市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实施办法（试行）》《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分别简称为[渝办发（2010）78号]、 [渝办发（2010）202号]》及 [渝办发（2010）203号]。等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的地方行政法规后，“土地换城市户籍”再一次成为学者、政府官员及记者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他们纷纷通过网络、报纸及学术期刊等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于“土地换城市户籍”的是非，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就整体而言，赞扬者多于批判者。

“土地换城市户籍” 包含了“宅基地换城市户籍”、“承包地换城市户籍”及“复垦地换城市户籍”三层含义。 学者、政府官员及记者讨论“土地换城市户籍”的视角主要局限于社会保障学、经济学及伦理学，虽然也有个别学者从法学的视角探讨了“土地换城市户籍”，但是他们的研究仅停留在法律规则层面，没有进行法理分析。从物权理论的层面看，“承包地换城市户籍”实际上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①①“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渝办发（2010）78号]、[渝办发（2010）202号]》及[渝办发（2010）203号]是“土地换城市户籍”理念的体现，沿着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路径，笔者试图通过审视“土地换城市户籍”达到检讨[渝办发（2010）78号]、[渝办发（2010）202号]》及[渝办发（2010）203号]之目的。鉴于文章篇幅的限制，笔者仅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身份权变动、权利转换及目的论等视角反思和诠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或消灭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什么呢？视角不同，结论也不同。依吾见，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的视角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或消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得到城市户籍的对价是失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若承包地转化为非农业用途，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反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当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能是取得城市户籍的必要条件，也可能是取得城市户籍的充分条件；可能是先取得城市户籍，再失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能是先失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再取得城市户籍。“所谓转让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给他人或单位的行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与转包、出租和互换等处分形式不同。如转包方和出租方与原发包方的承包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转包方和出租方也不丧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转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土地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转让方也不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1][渝办发（2010）78号]第5条（3）规定：“其他乡镇。本市籍农村居民本着自愿原则，可就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 [渝办发（2010）78号]第4条规定：“结合重庆实际，坚持重点突破与面上推进相结合，建立畅通的户籍转移通道，重点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愿进入城镇定居，两年内集中推动338.8万本市籍农村居民率先转户。” [渝办发（2010）203号]第13条第（6）规定：“退出承包地并获得补偿后，退地农户应交回或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交回的，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请求发证机关注销。区县（自治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将收回或注销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况书面告知农村土地整治机构。”[渝办发（2010）78号]第13条第（4）规定：“退出承包地的补偿，首先由集体经济组织出资。集体经济组织确实不能出资的，经区县（自治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确认后，可用区县（自治县）农村土地整治机构筹集的农村土地补偿周转金支付。”从[渝办发（2010）78号]、[渝办发（2010）202号]及[渝办发（2010）203号]等地方行政法规的规定看，重庆市试图大规模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所弘扬的理念是自由转让非“四荒”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农业生产经营大户和龙头企业，这势必导致农村土地生产经营垄断，进而对农业生产经营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所弘扬的理念是促使农村土地集中于政府手中，便于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城镇建设。如[渝办发（2010）202号]第6条第1款规定：“4.农村土地整治流转机构应积极盘活利用转户退出的土地。按照规划及用途管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要求，对退出的承包地加大国土整治力度，促进承包地向经营大户、龙头企业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水平。退出的宅基地，在优先保障农村发展建设用地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增减挂钩、地票交易等方式，显示其资产价值。产生的地票及大宗的承包地、林地使用权可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

然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及司法实践所凸显的理念是限制非“四荒”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旨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未健全之前，以防农民失去承包地，以防农村土地生产经营垄断。《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当然，实际生活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经发包方同意”的法律规定难以实施，就整体而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已虚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

“自然稀缺理论认为，自然资源是稀缺的，这种稀缺性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加，资源稀缺性不仅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危及经济的增长。”[2]农村土地是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为了解决农村土地稀缺性可能对人们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对农村土地采取严厉管制的理念，原则上不允许龙头企业进入农村土地市场，以防农村土地生产经营垄断，采取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策略，采取农业补贴和农业生产经营优惠策略，引导一部分优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从而推动农村土地的充分利用。例如，英国和美国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的方式解决农村土地因稀缺而增值共享问题，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的方式调整农村土地转化为非农村土地的进程速度。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农民集体组织成员权转化为城市居民权

从身份权变动的视角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城市居民权的取得，农民集体组织成员权的丧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所假设的前提是：农民集体组织成员权与城市居民权具有等价性，即两者的社会保障功能一样，农民乃是“理性人”，政府公正无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取得城市居民权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成为城市居民之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仍是农民，就非“四荒”而言，他或她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据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一旦取得城市居民权，就失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失去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其实不然，农民集体组织成员权与城市居民权不具有等价性，即两者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一样。体现农民集体组织成员权的主要形式是取得非“四荒”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就一般农民而言，取得非“四荒”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维持生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除了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还需要农业生产投资，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社会保障载体是家庭，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社会保障的重要资源不是国家财政，而是农村社会资源。“从网络关系的构成来看，血缘、姻缘的强关系在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方面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而且从其身份上看，绝大部分是相同的农民或农转非人员，网络的同质性高，异质性低，这表明失地农民在寻求帮助时，基本上还是依赖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新的社会关系尚未建立或发挥出明显的作用。”[3]体现城市居民权的主要形式是“三保”，对一般市民来说，拥有相应用人单位是其真正享受“三保”的必要条件。“尤其需要明确的，社会保险中的费用分担机制如何架构？社会保险通常采取费用的三方分担机制，而且主要是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分担。”[4]国家财政也要承担“三保”中的一部分费用。

实际上，自身阅历、经验和知识诸方面的限制，客观条件的制约，农民仅是“有限理性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政府不是大公无私的，而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限理性人”。例如，地方政府推动“圈地运动”的动力是他们能够获取丰厚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地方政府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招商引资，扩大工业园区，获得一部分土地出让金收益。2010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达到了29万亿。我们整个财政收入才83万亿，出让金不属于财政收入，而是属于地方政府的收入。”[5]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农村土地仍具有极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如农村土地具有就业功能和心理安全保障功能。就某些农民而言，虽然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承包地，但是承包地对他们具有心理上的保障作用。纵向比较，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较发达，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仍不发达，所容纳的劳动力极其有限，如大学生就业就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观点也可以支撑笔者的观点。“农民工荒”似乎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实际上“农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低，日常开支高。“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的口粮地作为保险。农民生存理性使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6]“一旦放开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广大农民工将失去了向农村回流的‘迁徙自由’最终会有很糟糕的后果，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城市的‘贫民窟’。”[6]150“‘土地换保障’要兼顾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两个端口，探索既有利于农业规模集约经营，又能够满足农民社会保障利益需求的制度安排。”[4]80

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财产权转化为身份权

从权利转换的视角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财产权转化为身份权，是私权转化为公权。固然，有些财产权转化为有些身份权的必然性毋庸置疑，但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财产权转化为“城市户籍”这身份权的必然性令人怀疑。首先审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换为城市户籍的必要性。取得城市户籍的目的是享有城市资源，享受美好的城市生活。然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取得城市户籍并一定能够享有城市资源，享受美好的城市生活。以市民住房为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房奴”， 拥有城市户籍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社会保障，尤其不一定获得住房保障。 一些城市出现了不少的“贫民窟”。再说，根据社会学家的调研，城市市民的幸福指数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换为城市户籍”不具有可能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共有的财产，共有财产的处分需要得到家庭成员的同意，家庭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主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人与其对方的关系是平等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物；个人是城市户籍的可能性转化为其现实性的主体，城市户籍的取得和消灭跟家庭成员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系，城市户籍取得和消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关系，城市户籍的客体是人。由此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能转化为城市户籍。

我国法律体系继受了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如继受了私法和公法的划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私法范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调整，《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属于私法。城市户籍属于公法范畴，城市户籍由各省市的《户籍管理条例》调整，各省市的《户籍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属于公法。固然，有些私法问题能够转化为公法问题，但是只有具备一些条件，或一些条件发生了改变，只有处在私法和公法交际处的私法问题或公法问题，它们之间才有可能相互转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城市户籍并不处于私法和公法的交际处。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户籍转化为城市户籍的媒介，而不是转化为城市户籍的主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户籍转化为城市户籍的条件，而不是转化为城市户籍的源头，这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城市户籍不具有必然性。

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是“法律目的”，而是“治理目的” “而在中国现阶段，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治理目的’和‘法律目的’无法严格区分，法律规则的选择和解释并非依据法律目的，而是基于更为实用化的‘治理目的’，在法律规则的选择和解释中就取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7]根据朱虎的观点，在中国现阶段，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 “治理目的”和“法律目的”无法严格区分，法律规则的选择和解释并非依据法律目的，而是基于更为实用化的“治理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乃是支撑朱虎之观点的论据。从目的论视角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是治理目的，而不是法律目的。[渝办发（2010）78号] 和[渝办发（2010）203号]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的有关规定之目的不是追寻法律价值目标（法律目的），也没有体现法律精神，而是追寻行政管理目标（治理目的），也体现强烈的政治理念。

[渝办发（2010）78号]第3条规定：“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结合全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自然环境、资源承载等因素，分阶段推动人口向小城镇、区县城、主城区1000平方公里区域内聚集，实现市域内户籍合理转移，逐步建立城乡人口和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2010―2011年，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为城镇居民，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力争新增城镇居民3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到37%，实现转户人口在主城、区县城、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 2012―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80万―90万人，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主城区集聚城镇居民1000万人，区县城集聚城镇居民600万人，小城镇集聚城镇居民300万人，形成合理流动、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渝办发（2010）203号]第4条规定：“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宅基地及建（构）筑物退出与利用的指导和监督工作；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农村承包地退出与利用的指导和监督工作。市公安、财政、民政、城乡建设、规划、房屋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做好相关工作。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土地、农业、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村宅基地及建（构）筑物、承包地退出与利用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和指导村、社（组）切实做好转户居民的农村宅基地及建（构）筑物、承包地退出与利用工作。”

从[渝办发（2010）78号]和[渝办发（2010）203号]的规定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的动力是行政系统，[渝办发（2010）78号]和[渝办发（2010）203号]颁布的目的不是基于法律目的，而是基于治理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尽可能垄断农村土地的支配权，让龙头企业垄断农村土地生产经营。何以见得？农村土地兼并和集中是垄断的前提，兼并和集中的农村土地掌握在极少数手中，获取超额利润就是垄断。实现农村土地垄断的根据何在？怎样实现农村土地垄断？实现农村土地垄断的根据如下：其一，有些学者认为，农村土地分散是制约“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农村土地兼并和集中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方法。其二，城镇化程度低制约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一体化势在必行。其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方法。其四，城市资本进入农村是解决农业资金的重要渠道。其五，城乡户籍制度制约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什么方法实现农村土地垄断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就是一种重要方法。

从[渝办发（2010）78号]、[渝办发（2010）202号]》及[渝办发（2010）203号]的规定足以证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过程中，行政部门不是“配角”，而是“主角”。譬如，[渝办发（2010）203号]的规定，基层政府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的组织者、指导者和监管者，政府是退出承包地最终支配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费或征收费用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若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无力支付，则将由政府财政支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费用或征收费由县政府确定。众所周知，就整体而言，重庆市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虚化，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也没有支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费的能力，所以最终由政府财政支付。按照[渝办发（2010）203号]的规定，退出宅基地及建（构）筑物、全部承包地的，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可按“征转分离”的有关规定办理农村土地征收手续，按照同时期征地政策给予补偿安置后，原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土地；退出的承包地已经流转的，在变更转出方后原流转合同继续实施。由集体经济组织出资补偿的，其流转收益归集体经济组织或新的承包人。由农村土地整治机构或国有土地储备机构垫付补偿的，其流转收益用于归还农村土地补偿周转金或国有土地储备机构。进而言之，政府试图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的方式达到控制农村土地，加快农村土地国有化的进程，完成所谓“城乡一体化”政治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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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枫.黑龙江垦区农业现代化问题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论文.2004：13.

[3]胡平.“土地换保障”征地模式下失地农民社会支持的现状及思考——以嘉兴市为个案[J].乡镇经济，2009（11）：19.

[4]郑雄飞.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研究：国内“土地换保障”的研究述评[J].中国土地科学，2010(2):80.

[5]孝全波.农民“被城镇化”透露地方政府获利渠道[J].人民网，3(11).http://2011lianghui.people.com.cn/GB/214384/14123185.html

[6]陈柏峰.农地的社会功能及其法律制度选择[J].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0（2）:149，转摘黄宗智.制度化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J].读书，2006（2）:37.

[7]朱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发包方同意——一种治理的视角[J].中国法学，2010（2）:73.

责任编辑：梁宏志

作者：曹务坤 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