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业维护社会秩序论文

摘要：2015年11月1日，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37条后增加了一条“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相关职业”。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保安业维护社会秩序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保安业维护社会秩序论文 篇1：

《刑法修正案（九）》职业禁止规定的理解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①（下称“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职业禁止规定，对于因利用职业便利或者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实施犯罪的犯罪分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禁止其在3年至5年内从事相关职业。可以看出，职业禁止对于预防再犯罪、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职业禁止的含义、适用条件、定位及外国保安处分制度对中国职业禁止的影响对其进行了解。

关键词：职业禁止；保安处分；适用条件

长期以来，对利用职业便利或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实施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我国刑法未予以明确规定，往往由行政机关来作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赋予了人民法院可以禁止犯罪行为人一定期限从事职业的自由裁量权，扩展了刑事责任的内容。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施行，我国刑法已经经历了十次修正。从最初1997年《刑法》对犯罪与刑罚规定的基本确立到2015年九个刑法修正案对犯罪与刑罚内容的不断完善，都呈现出犯罪圈的缩放与刑罚轻重的调整状态。

职业禁止作为禁止令的一种，是保安处分制度的一种形式，尤其以德国保安处分制度著名。同时也是我们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制度。通过了解西方职业禁止令以及保安处分制度更好的为我国刑罚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依据，提供更好的借鉴。

一、职业禁止的含义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②，刑事职业禁止令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对利用职业便利、违背职业要求的犯罪而被处以刑罚的人，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从条文结构设置上看，刑法37条规定了职业禁止，故它不属于刑罚制度，而是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只有弄清職业禁止措施的性质，刑事职业禁止令才能得到合法正当的适用。我国的刑事职业禁止令根据其特点属于保安处分。

二、职业禁止的适用

（一）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为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而被判处刑罚的人。利用职业便利，是指利用自己从事该职业所形成的主管、经营、管理、经手的权利、权力或方便条件，例如基金行业从业人员利用职业便利实施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行为等。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指行为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该职业所规定遵守的义务，比较典型的是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各种过失犯罪行为，如危险品肇事罪中，从事化工产品行业生产、储存、运输的企业，明显违反关于爆炸性、易燃性、有毒性、腐蚀危害性物品的管理法规和规定而实施的各种行为。除此以外，职业行为中违背该职业约定俗成的基本规则、道德义务的，也可以认定为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如，动物园的饲养员、管理员，对于园内的游客的安全不管不问，导致其死亡的，也属于违背职业要求规定的特定义务的行为。

（二）适用条件

根据修正案九三十七条的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适用从业禁止措施，而非一律必须适用。因此，司法适用中，应当注意，从立法精神上来说，从业禁止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有关人员再次犯罪，危害社会。因此，在考虑是否适用从业禁止时，要根据犯罪原因、犯罪性质、犯罪手段、个人的一贯表现等，准确判断其有无再次危害社会的人身危险性，进而做出规定，不能片面依据其所犯罪行的客观威害大小决定是否适用职业禁止。

三、职业禁止的定位

（一）职业禁止令定性为保安处分

根据刑事职业禁止令的特点，我国刑法37条新增的职业禁止性质应当属于保安处分，而非新的刑罚种类。理由如下：

1.刑事职业禁止令的对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

保安处分的适用条件是特定人具有明显的犯罪人身危险性，即行为人具有明显的实施犯罪或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刑罚执行完毕的人和假释者都是具有明显犯罪危险性的特定人群。保安处分的适用以具有犯罪人身危险性的适用对象为条件，无需以犯罪行为的出现为条件，也就是说，当适用保安处分的对象不再

（二）具有犯罪人身危险性时，就不再继续适用保安处分

2.职业禁止令的设立目的是进行特殊预防

保安处分是从社会防卫的需要出发，针对的特定对象具有犯罪危险性，同时对其进行特殊预防，以防止其实施犯罪或者再犯罪。

3.职业禁止限制特定人的职业行为

教育矫正和行为改善是保安处分的适用方式。跟保安处分性质一样，刑事职业禁止令的目的是帮助犯罪人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单位不可以适用禁止条款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来讲，依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单位犯罪不得进行“职业禁止”的决定。从“职业禁止”立法目的来讲，其规制目的在于使能够有机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违背职业要求实施的犯罪行为。单位也是可以利用其地位或违背工作的职业要求实施犯罪。根据法国刑法典第131—139条的规定：“法人之设立即是为了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法人被转移了经营目标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其所犯重罪或轻罪对自然人可处5年以上监禁，法人予以解散；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一种或几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资格刑的适用需要扩大，各国立法中资格刑不仅适用于个人，还适用于单位。因此，在我国刑法中单位主体应当也在“职业禁止”的规制范围。

（三）职业禁止令与其他刑罚的区别

1.职业禁止令不同于管制、缓刑

对社会进行防卫刑法职业禁止令的主要目的，防止违背职业义务要求或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而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假释之后再次利用职业便利或违背职业义务要求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而管制禁止令其主要目的在于教育矫正犯罪人、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是管制执行监管措施。

2.职业禁止令与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不同

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实际减为有期徒刑时，仍可适用“职业禁止”。对于死刑判决而言一旦执行，原则上犯罪人的生命无法存在或者处于死亡待定的特殊关押状态，谈不上释放后从事何种职业的问题，自然无需对犯罪人适用“职业禁止”。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的刑罚，原则上必须终身在监狱里服刑，没有必要对其适用“职业禁止”。因此，职业禁止与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不同。

3.职业禁止令与于附加刑不同

单处附加刑的话，意味着犯罪行为轻微，至少轻于应当判处管制的情形，管制基于罪轻的理由不应当适用“职业禁止”，因为既然有主刑的存在，主刑才是主要适用于犯罪人的刑罚，就不能将并处附加刑执行完毕作为“刑罚执行完毕”的节点，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4.职业禁止令不同于缓刑禁止令

缓刑禁止令适用于缓刑考验期内，即适用的对象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犯罪情节较轻、没有再犯罪危险、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犯罪人；刑法职业禁止令适用于违背职业义务或者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而被判处刑罚，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者被假释后短期内仍可能利用职业便利或者违背职业义务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人。

缓刑禁止令主要目的④在于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教育矫正犯罪人，其属于缓刑执行的监管措施。刑法职业禁止令的适用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而不是行为人已然的犯罪，其不是刑罚，也不是刑罚执行制度，而是保安处分措施，主要目的在于防卫社会。

四、外国保安处分制度对中国职业禁止制度的影响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职业禁止”列入刑法典之中，将其作为预防与惩罚犯罪的重要武器。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刑法典》第92条规定，禁止业务的保安处分只能在三种情况适用。①行为人滥用从事的职业、工商业而被判刑且情节严重；②行为人违反其从事的职业、工商业的应有义务而被判刑且行为明显；③行为人在所从事的职业、工业或商业活动中做出符合罪状之不法事实。除此之外，瑞士、德国、意大利也都建立“职业禁止”的规定。其他国家的制度到我国建立起的“职业禁止”制度，在域外实施的条件和效果同样对我国建立此制度也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五、结语

相较于西方，“设立剥夺或者限制行为人从事特定职业资格的资格刑基本上是国外刑法立法中的惯例。不过，这在我国则是资格刑罚化的重要一步。相比较国外，资格刑种类就包括职业禁止，但是在我国，“职业禁止实质上是保安处分的刑事法律化。”即是从单纯的保安处分上升到刑罚。在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有保安处分这一制度，却存在如同保安处分性质的措施。这种措施“一类适用对象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或者刑事不法，为预防适用对象再次犯罪或者再次实施严重刑事不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处分措施；违法行为虽不构成犯罪或者刑事不法，为预防其实施犯罪或者实施严重刑事不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性措施则是另一类适用对象。”在目前我国刑罚体系中，“职业禁止”只是一种非刑罚处置措施。从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来看，职业禁止并不可以单独适用，法官只能依照相关的案件情况来做出是否禁止职业的裁判。

注释：

①《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實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②《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③法国刑法典第131—139条的规定：“法人之设立即是为了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法人被转移了经营目标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其所犯重罪或轻罪对自然人可处5年以上监禁，法人予以解散；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一种或几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

④《刑法》第72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参考文献：

[1]沈德咏：《刑法修正案（九）》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

[2]赵国强：澳门刑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3]胡学相：我国资格刑的不足与完善[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7.

[4]李荣.试论我国资格刑的缺陷与完善[J].河北法学，2007（7）：68.

[5]黄烨.论经济犯罪资格刑的设置[J].法学杂志，2011（9）：57.

作者简介：

于晓敏（1990～），女，汉族，山东泰安人，研究生二年级。研究方向：刑法学。

作者：于晓敏

保安业维护社会秩序论文 篇2：

关于我国刑法禁业新规的理论研究

摘 要：2015年11月1日，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37条后增加了一条“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相关职业”。自此，在我国刑法中正式确立了职业禁止的新规定，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功能，是刑法谦抑性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从业禁止;禁止令;保安处分;预防犯罪

作者简介：白晓瑞（1994-），女，汉族，山西临汾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學。

一、对刑法禁业新规的解读

（一）禁业新规的概念理解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的从业禁止规定就是指，当某种职业的行使或营业的运行发展为犯罪的直接或间接条件时，对从事该种职业或营业的个人处以禁止性规定的处分行为。从内容上来说，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从业禁止针对的对象是曾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并被法院评价为可能再次利用该职务实施犯罪或者是违反该职务应有的特定义务而实施犯罪的人;二是从业禁止的期限自刑罚执行完毕或假释之日起三到五年期间;三是违反从业禁止规定的行为人将承担由公安机关作出的治安处罚后果，情节严重的则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予以刑事处罚;四是该项规定为刑法中的一般规定，如果有其他法律规范对此作出规定，则依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使用特殊法的规定。[1]

自由是法律最本质、最高的价值体现，是衡量一国法律真假与进步与否的重要因素，公民享有从业的自由，但自由不是绝对的，如果某种从业的自由损害了他人利益，甚至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那么这种自由将不再是法律所追求的自由，反而是法律予以禁止性规定的自由。我国刑法将从业禁止纳入刑法体系中，是对刑法发展历程中经验的总结，其实，在我国不同的规范中已有从业禁止的基本雏形，例如我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不予注册。《教师法》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2]这都是从业禁止在我国法律中的具体体现。

（二）禁业新规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地位

1.从业禁止不等于禁止令

我国刑法中将禁止令分为管制执行期间的禁止令和缓刑考验期间的禁止令。由违反两种禁止令的差异化制裁模式决定，禁止令是一种对犯罪分子兼具刑罚性和非刑罚性的综合性处遇制度。禁止令的直接法律功能是“管制执行”的绳索与“缓刑考验”的规则，间接法律功能是刑罚执行或者缓刑考验期间的资格禁止，并与前科形成法律效应上的呼应。[3]我国刑法中对禁止令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8条第2款以及第72条第2款的规定中。

反观刑法新增的禁业规定，其禁止的被执行人已经不再是正在执行刑罚的罪犯，而是已执行完毕刑罚之人;其次，从禁止令所禁止从事的范围来看，禁止令的惩罚范围要广于从业禁止，禁止令不仅禁止从事相关职业，还禁止进入特定的场所，禁止接触特定的人，因此从业禁止在适用期间、适用对象、适用范围以及法律后果上都与刑法中的禁止令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能同日而语。

2.从业禁止不同于刑罚

从业禁止虽然规定在《刑法》第三章《刑罚》一节，但是其并不等同于刑罚。首先，从设立的目的上来说，刑罚主要是为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且目前以报应为主，而从业禁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再次犯罪;其次，从刑罚更多地是针对实施犯罪的行为人，而从业禁止多强调利用职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二者所打击的对象虽都体现在行为人身上，但彼此之间各有侧重点;最后，在适用刑罚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构成要件，从主客观方面进行定罪量刑，而从业禁止则是在犯罪人定罪量刑后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再次评价后作出的处罚措施。[4]因此，不可将从业禁止视为刑罚的一种。

二、刑法禁业新规的理论依据

（一）公平正义理论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就法律层面而言，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主要体现在各级司法机关必须坚持司法公正，而司法的公正有赖于法律的公正。刑法作为一门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民的人权保障，而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将从业禁止规定纳入刑法，正是我国刑法公平正义理论的一大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权保障。

从业禁止规定，要求利用职务便利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一定时间内不得从事相关的职业，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环境与条件，遏制了行为人想要利用职务开展犯罪活动的机会与动机，进而减少在该类职务上出现的犯罪行为，这种惩罚措施在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危险性的基础上做出，既保障了行为人的基本人权，给予其公平公正的处罚，也实现了司法公正、社会公正，是对我国刑法公平正义理论的深入贯彻。

（二）保安处分理论

保安处分，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而言，是指为了防止犯罪的危险，保持社会治安，对一切被认为有害的特定的人或物所采取的刑事司法或行政处分，以及为了保护或者矫正行为人，而采取的改善、教育、保护措施。保安处分着眼于行为人所具有的性格，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社会治安，同时对行为人予以改善。

保安处分包括对人的保安处分与对物的保安处分两种，而对人的保安处分又可再次分为两种，一是剥=剥夺自由的保安处分，如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将无责任能力的人、限定责任能力的人、醉癖者、常用麻药者收容于监护设施内;二是不剥夺自由但限制自由的保安处分，如禁止行为人从事一定的职业，[5]也就是我们刑法新增的从业禁止规定，这一规定恰恰体现的就是保安处分具体措施中的一种，虽然我国尚未将保安处分制度写入刑法中，但是从新增从业禁止的规范来看，我国对保安处分制度的理论研究正逐步深入。

三、刑法禁业新规的现实意义

（一）禁业新规有助于促进处罚适用的灵活性

从业禁止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措施，在法律适用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依附于多种刑罚而适用。从《刑法修正案（九）》的具体条文来看，由法院根据行为人的危险程度决定“可以”适用该从业禁止规定，也就是意味着法院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可以根据不同罪犯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罚决定，进而实现刑罚的目的。[6]此外从业禁止作为一种保安处分措施，与刑罚有着本质的不同，将从业禁止与刑罚在不同的执行阶段分别适用于犯罪人，既可以实现司法机关控制下的处罚目的，也可以实现在司法领域外对犯罪人的行为约束，这样的双重措施，有利于保证犯罪人的真心悔过与改过自新，也促进了我国刑法处罚措施适用的灵活性。

（二）禁业新规有利于维护职业秩序

从业禁止加大了对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人的处罚力度，成为专门针对特殊职业领域内再次犯罪的一把利剑，将那些视职务行为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甚至终身排除在外，从根本上去除其从事相关职业活动的可能性，给予违法分子在该行业内最为严厉的惩戒，增强其对我国法律的敬畏心与遵守度。[7]同时，也是对其他将从事该种行业的公民的一次有力教育，让其在从事某种职业行为的过程中，不敢违法，不想违纪，不能犯罪，彻底杜绝利用职务便利从事犯罪活动的违法事实发生，实现我国各个行业领域的长足发展，促进职业秩序良好运转，进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三）禁業新规有助于预防再犯罪

所谓再犯罪，通俗而言就是犯罪分子重新犯罪，再犯可以分为一般再犯与特殊再犯，一般再犯不受刑期是否执行完毕的限制，也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我国法律中没有一般再犯的规定;特殊再犯是指因特定犯罪而被判处刑罚，又犯特定相同类别之罪的犯罪分子。而从业禁止就是预防再犯罪的有效措施，防止行为人利用职务再犯相同之罪。[8]从业禁止规定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的行为人至少在三年之内不能再从事相关的职业活动，就失去了再犯相同或相似之罪的机会，进而有效预防职务领域的再犯罪。

[ 参 考 文 献 ]

[1]杨杨，马强.论从业禁止的基本概念[J].法学研究，2018.07.

[2]杜之平.刑法禁业新规理解和适用思考[J].法学专论，2016.03（总第239期）.

[3]李怀胜.禁止令的法律性质及其改革方向[J].中国刑事杂志，2011.11.

[4]张雍锭.从业禁止在企业犯罪预防中的适用基础研究[J].净月学刊，2017，9（5）.

[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6]付振强.保安处分对保障安全生产的必要性分析——以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条为核心[J].法制与经济，2016.05.

[7]张勇.禁止令：保安处分刑法化的试金石[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6.

[8]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高岩岩.科学确定从业禁止执行与监督主体[N].检察日报，2018-12-10（003）.

作者：白晓瑞

保安业维护社会秩序论文 篇3：

我死我有理”！人民日报怒批：再不整治，会让整个社会道德倒退50年

好人还会有好报吗？

这个问题，如今困扰着无数国人。

执法部门必须杜绝和稀泥的做法，守好法治的底线！

一条名为“树太好爬索赔60万元”的新闻引发网友热议。

点开新闻真的是让人惊奇：

广州六旬老人吴某在景区游玩上树摘杨梅时，由于树枝枯烂断裂，致吴某从树上跌落，经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事后，吴某亲属认为景区未采取安全疏导或管理等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向景区索赔60多万元。

法院的判决：

广州花都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吴某作为成年人，未经同意私自上树采摘杨梅，应当料到危险性，应当对自身损害承担主要组人;被告景区未告知危险，承担5%的责任，赔偿45000元。

说实话，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让我们的内心无比凌乱。

首先，你偷我的东西摔死了，我没找你要我的果子和树就不错了，你还能成功勒索我一笔钱？那下次如果有人在景区排队中暑或猝死的话，是告景区没有通知带遮阳伞，还是告后羿没把太阳全射了？！

其次，景区怎么告知危险？是给每个游客配备一个保安，还是在景区所有有可能发生意外的地方，都立一个警示牌？

在树下立一个警示牌：树木易折，请勿攀爬！树旁边小栅栏立一个警示牌：栅栏有角，注意安全！栅栏旁的小路上立个警示牌：小路非一马平川，谨防崴脚！对了，每个荔枝上也必须贴一个警示标签：内有果核，小心噎死！

如果这样做的话，还有人愿意去景区玩吗？更何况，就算景区安全防护十分到位，应急处置十分妥当，就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了吗？

答案是：或许有帮助，但永远也杜绝不了悲剧发生。

因为再密集的警示提醒，再周到的安防措施，再专业的医护人员，也救不了一个不守规矩的人。

而法院和稀泥式的判决，无意更助长了“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股社会歪风！
1 我死我有理

还记得“电梯劝烟猝死案”嗎？半年前，河南杨先生，在小区电梯里劝一名老汉不要抽烟引发争执，老人情绪激动心脏病发作离世。后来，老人家属把他告上法院，索赔40万巨款。一审时，法院酌定杨先生赔偿1.5万，引发社会喧哗。更可笑的是，家属还不服，继续上告，结果，二审判决出来了：劝烟者无责，不用赔钱。

二审判决一出，简直大快人心！

电梯内禁止吸烟，几个大字没看见吗？

好人在维护社会秩序，破坏规矩的人却振振有词的谈什么“尊严”。

当他因自己尊严而猝死后，家属居然有脸把好人告法院，还恬不知耻的说：凭什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抨击他？

呵呵，凭什么？就凭你们这群：

“我老我有理”

“我弱我有理”

“我死我有理”

“伪道德婊”

正在祸害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
2 谋杀道德！好人没好报

法律和道德，是维持中国长久治安的两大工具。当法律存在死角时，道德就成了人与人之间唯一信任的纽带。

然而，中国正有一群人打着“道德”的旗帜，去牟利、去祸害社会！

打开一个产业的彭宇案。

还记得彭宇案吗？

当然，彭宇案的重点不在于审判结果，而在于此事后续的影响。用某位网友的话来说，彭宇案是中国道德滑坡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开启了中国老年群体最为畸形的产业：碰瓷业。

碰瓷业下的现状：畏扶如虎，人人自危！

去年12月，江西上饶某中学三位学生，在放学路上看到一位老奶奶摔倒他们赶紧上前扶起。

结果老太太竟要对他们说要10万元住院，还好路过的两名大学生帮忙查看监控，才化解了纠纷。

然而，好学生虽然受到了表扬，但坏人除了批评，未伤丝毫。

某位网友做过一个统计，截止2017年10月，在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例中，80%左右的案件真相最终被查明。

其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

在上述84起被扶者恩将仇报的案例中，仅有1例受到了扣留的处罚，但因违法人员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

这就是彭宇案的遗毒，一些坏人利用人们的道德去故意碰瓷讹诈。如果成功了，将拥有一大笔财富;如果失败了，顶多只是受到批评。

因此，彭宇案之后，碰瓷案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有人说的好：40多年的学雷锋教育，1个彭宇案打回解放前。
3 再不整治，中国道德就崩盘了

其实，不论是彭宇案还是电梯劝烟案，重点不是好人没好报，而是这些事件所产生的余毒：中国人被迫变冷漠、中国5000年建立的道德体系断崖式滑坡。

去年河南驻马店一位姑娘在马路上被撞，出租车造事逃逸。

姑娘就这样横躺在冰冷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视而不见。

一位妈妈搂着吓坏的孩子赶紧离开了，旁边骑着自行车的学生看了一下直接走开。

最终，一辆快速而来的汽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夺走了她的生命！

视频传到网上，有人感叹世态炎凉、有人大骂中国冷血无情。

的确，他们说的是事实，但很少有人明明知道却不敢正视背后的原因。

在那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在多少人被讹到倾家荡产时，在一起起碰瓷案无疾而终后，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所有教育风向都变了。

所有父母都教育孩子不要扶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所有老师都教育学生不要轻易做好事，因为你十有八九会被讹;多少家长连夜给孩子打电话，带着哭腔央求孩子，别瞎逞能;多少老师老师在课上痛心疾首：我本是要传道育人的，但是我不得不昧着良心劝解你们要学着保护自己，不是自己的事情不要去做。

毫不夸张的说，在一起起“好人没好报反而受惩罚”的事例下，中国公共社会道德倒退何止五百年。

再不整治，道德危矣、社会危矣、民族危矣！
4 2018年，中国重塑道德元年

今年，2018年，注定是中国道德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借“电梯电梯劝烟猝死案”，从中央到地方，一股重塑社会道德、鼓励人民发扬公共精神的风气正形成风暴，席卷全国。

1月23日，繼郑州中院驳回田家二审诉求之后、否定一审杨先生赔偿15000元之后，《人民日报》撰文“劝阻应得到法律鼓励”以正视听。

列祖列宗在前，史笔千秋在后，重塑中国5000年社会公共道德，意义深远，不得不为！

杨的行为本属见义勇为的范畴，一审中既然法院判杨欢与老人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了，但为何还要求杨欢向老人家属补偿1.5万？

这让我想起来了以前的一个新闻，有个人在自家院子里种了几十棵洋水仙，邻居一位老太太以为是韭菜，就偷割了洋水仙包了饺子给她孙子吃，结果导致小孩住院。老太太一家竟然上门来要求他赔偿，据说警察调解时也让他出于人道主义赔偿部分医药费，理由是没有在洋水仙上面注明不是韭菜不能吃。

还有一个人忘带钥匙打不开家门，不顾邻居反对强硬要求从邻居家阳台翻入自家，结果不慎从四楼坠落摔死，后来也是判决邻居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这种判决，都带有一定和稀泥的态度，有些法官只求稳定把事情压下去，至于是否公平公正，不在本法官考虑范围之内，换言之，当前的中国部分法官并不在意公平公正，只求不闹事，自己任期内平平安安天下太平，哪怕后面洪水滔天也不关他的事。

这种行为是典型的饮鸩止渴，稳在当代，乱在千秋，当前中国闹事横行，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现状就是这么养成的，至于闹事的那个人是否有理，并不是很重要。

这种现象带来了中国人的集体道德沦丧，而闹事行为之所以还能存在，除了法官的和稀泥态度之外，抱着人死为大的观念，围观群众的同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说其重要程度是非常大的。

这种同情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会导致更多的人因为你泛滥的同情心受到更大的伤害。

南京彭宇案后引发了全社会关于扶不扶的讨论，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出面证实老太太确实是彭宇所撞，因为害怕赔偿高谎称冤枉，只是法官一句不当的话才推向了媒体热议，但公众对此并不买账，很少人去关注真相，所以彭案的遗毒仍然影响至今。

彭宇案的道德影响让社会倒退了50年。彭宇案后再也不敢扶老人了，不知道多少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被视而不见，最终无辜死难，当初对南京老太太的同情心这种小善，最终演变成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恶。

如果这次还是出于善心，人道主义赔偿老人亲属，法官算是积了小善，毕竟这人死为大，但是客观上却行了大恶，电梯抽烟不守规矩胡搅蛮缠到如此份上还能获得赔偿，那以后谁还去守规矩，谁还会见义勇为对不良行为果断制止？

总之，守法守规矩的有错，不守规矩的没错，这就是大恶，南京彭宇案只不过使社会道德倒退了50年，如果这个赔偿判决没有纠正，社会道德将被法制拖向无底的深渊！

法治是社会运行的底线规矩，绝不能用“和稀泥”的方式将其击穿！（摘自百家姓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