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

摘要：从寻求基层政府有效治理问题的解决途径与信息公开之间的关联——即政治参与这一联结点出发，对我国现行基层政府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其对基层政府有效治理的实现可能造成的阻碍进行了分析;认为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正存在着一种现实与诉求之间的悖论;通过相应分析得出了改进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促进基层政治参与的政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乡镇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乡镇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 篇1：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思考

摘要：本文以讨论的形式，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必须具备的充分必要条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文化事业机构以及公民在信息公开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职责。最后，对《条例》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预测并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信息公开　公共信息　政府条例

在全面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于这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的重要行政法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对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条例》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却并非都很清晰，有的甚至极为复杂。本次笔谈希望以创新的视角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对《条例》实施的社会环境进行全面的认识，对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在实施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结合专业特色，体现理论价值，剖析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并预测《条例》实施的进程，对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有别于他人及主流媒体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1、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认识

柯平(以下称“主持人”)：作为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信息公开以公民的民主权利为根本诉求，一方面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政治文明，另一方面关系到政府转型中，对政府信息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WTO的加入、知识经济的兴起、和谐社会的创建，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无一不体现出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具备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影响《条例》实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认识。首先是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前者建立在大量的信息化工作基础之上，包含了公民信息素养的普遍提升，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全力倡导：后者则以“十七大”报告对社会进程的明确规划为宏观背景，体现在党和国家对深化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之上。另一个层面可以分为“硬条件”与“软条件”，前者包括针对《条例》实施而进行的政府机构及人员的设置、社会相关机构的完善、互联网络的普及等：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公民的信息需求与权利意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促使占据社会信息资源很大比重的政府信息向着更广泛的利用空间发展演化。除了以上有利的条件，我们还应看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城乡之间的差异，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区别，相关法规的配套完善等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和繁重的后续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言，理想的条件并未完全具备，尽管《条例》从颁布到实施已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准备阶段，但要真正地实现政府信息的顺利公开并确保其高效的利用，今后无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赵益民：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政府信息的公开，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羁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思想在不少官员中根深蒂固，正如马克思所言：“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神秘，是奥秘……公开国家的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系统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在我国，政府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保密”状态，即使在政府内部，信息知晓程度也是按级别设定的，公众所了解到的信息大多是经过研究、调整后的被“过滤”的信息。其次是官员私利与信息公开的冲突。信息开放从建立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来看非常重要，但从地区经济的短期增长则看不出明显的效果。目前的干部管理、绩效评估、提升尚未将政府信息开放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尚不足以引起大多数干部的重视。另外，信息封闭给一些干部或部门留下了从中获利的机会，“保密法”对官员的长期影响也使得信息公开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再次，成本成为容易忽视的问题。对杂乱的政府信息进行整理、组织、核对、公布等加工处理的成本远远超出常人的估计，如2002年美国所有联邦政府部门的相关活动总成本是2.53亿美元，2004年上海市用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费用达2578万元，平均每个区县支出55.5万元。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在全国范围内的可行性尚待论证，

正如主持人所言，《条例》实施的条件目前并未完全具备，我们在根除封建残留意识的同时也应考虑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设计激励机制，将信息公开由利益单向转移的强制行为改造成多方共赢的社会自觉活动。另一方面，经费的保证则不应忽视非政府组织与个人的积极作用，社会资源的广泛利用无疑是降低信息公开成本的有效手段。

詹越：从环境条件来看，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产生的基础条件是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的醒悟与提高，公民强烈的权利意识极大地推进了民主的发展，继而增强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愿望，而参政、议政的前提之一是要充分知悉政府的信息，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而其核心是满足公民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这种权力观念是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逐步树立起来的，而民主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该权利的内涵。其次，服务型政府观念的树立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和实施的思想保证。在行政领域，服务观念逐步得到认可，正是政府信息服务观念的树立推动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而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又保障政府服务宗旨的实现。因此，没有政府观念的转变，就没有制度的创新，公民新的知情权利的请求与主张只会流于表面化，更谈不上政府信息公开，从社会现实要求来看，政府信息公开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治要求的需要。政府权力只能是来源于人民，最终还必须回归于人民，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使权力的内容、程序和过程必须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这些权利的实现是通过熟悉和了解政府信息来保障的，因此，必须公开政府信息。二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客观要求的需要，特别是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和社会深刻变革的时期，政府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三是转变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大力提倡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举措。四是建立反腐倡廉制度性要求的需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将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公开监督之下，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经济条件来看，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政府信息是否得到运行和公开，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前景，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弓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已经不单纯是公民个

人信息知情权等人权问题，而更是整个社会民主法制化发展的要求，也是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世界主要国家均已制订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法，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与必然趋势。我国早期推行的村务公开、电子政务以及各省市制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为最终制订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奠定了条件。信息环境下民众有了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在此政府如果不能实现自身的公共信息传递服务功能的话，首先会降低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指数以及相关政治活动的参与热情，而更严重的可能是整个社会中更加注重信息的非正常获取，单纯追求片面乃至狭隘的个人或小部门物质利益，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以及未来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在早期，还是偏重于机构制度性的公开，而当前的重点则是实现向法制权利型公开的转向。

2、《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当中的角色问题

主持人：政府信息的公开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其中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及至全体公民所承担的责任义务不尽相同，随着信息公开的进程，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侧重，值得探析。

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功能发挥，我们可以将《条例》的实施划分为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角色的作用，公民既是服务对象又是参与角色，非政府组织应当积极宣传、配合协助，以图书馆、档案馆为主的公共信息事业部门则应发挥主动介入的作用，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的用武之地，如利用专业特长、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等优势，通过编制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进行公民信息素养培训、协助加工初始文档等活动扩大自身影响，推动信息公开。第二阶段要调动公民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强化服务对象的主导地位，强调政府与公民的共同主导，以此促进《条例》的高效实施，奠定民主政治的基本保障。第三个阶段形成社会各界的互动平衡，如信息公开的监督职能承担者由最初的政府自身向社会公众转移，非政府组织也将发挥更大作用，政府信息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自觉行为中形成采集、管理和传递的良性循环。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既要求政府制定切实合理的分阶段实施计划，又要求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都具备应有的参与意识，在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协作互动中谋求共同的发展。

黄兰秋：评议制度是保证《条例》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信息公开的初期可由上级政府部门来进行监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民、新闻媒体等社会评议的监督作用就应该体现出来，但最终还是要由健全的司法制度来确保信息公开的持续进程。另外，公民的积极性应该得到充分的调动，逐步强化民众的主导意识，激发信息需求，鼓励公民主动要求政府公开信息，这些都是社会舆论的导向职责。

詹越：这里主要谈的是政府机关、图书馆和档案馆、公民、非政府组织的角色问题。首先是政府机关，根据《条例》的规定：政府机关是信息公开的主体。但应该是作为义务主体。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是由于政府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其拥有和掌握的各种信息具有明显的垄断优势。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政府必须负有公开信息的义务。图书馆和档案馆是政府的文化服务设施及服务机构，是政府的文化事业单位，成为提供政府信息服务最重要的机构，所以它们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之一，具体说是义务主体之一。这两个机构具有良好的条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准确、高效率地满足公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通过自身的行为成为政府信息最集中有序、最方便查询、最快捷获取的社会信息公开中心。公民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之一，这种地位在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和应公民申请公开信息的双向行为中可明显地体现出来。说明公众在政府信息公开上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变成了主动要求者，扮演为权利主体的角色。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双向公开实质上在信息公开中引入了公众参与机制，加大了通过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力度。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地位一样，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之一。

赵益民：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如果说公众的信息意识是外驱动力，那么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则是内驱动力。因此，树立新的管理或治理理念，消除权力本位和特权意识，培养自觉护法守法、自我约束、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是促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逐渐形成公开政府信息是其义务和职责的观念，明确自身定位，塑造便于监督的服务型政府。在政府机关之外，健全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营造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基本经验体现出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作用，而我国虽然一些社会成员想通过行政信息公开来满足自身执业或生活的需要，但由于组织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利益集团表达机制的匮乏使得他们很难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信息公开的法制化也会因此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和审稿权应得到应有的完善和保护，以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并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激励机制通常会优于政府的运作，可借鉴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推动政府信息资源的利用，利用外包、企业投资、委托运行等多种方式加快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让公众多收益、早受益。我国已有学者提出对于一些增值性强又不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机构，为了增加信息传播的激励，可将其转制为企业化经营，进行收费服务，这也不失为一种角色转变的探索和尝试。

弓克：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府部门是作为理性人存在的，必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公众在信息公开中则处于分散化的存在状态，对于监督政府行为存在有限理性。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信息资源是存在委托人的缺位的。同时，政府信息资源的真正所有者是社会公众，实践当中也存在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由此，在政府信息资源所有权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其他权利如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又如何分配?这就决定了公众必须让渡一部分利益到政府部门，这样既能刺激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又能方便自身更便捷地获取与使用政府信息资源，体现出一种民众的政治参与力量与政府的控制管理力量的博弈，

李国新在2007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专辑之《中国图书馆的法制建设：现状与问题》指出，政府信息公开这个对图情领域发展而言的巨大契机包括图书馆扩展服务领域、扩大社会影响、争取社会重视、改善服务条件等。因此相关服务部门应当有效整合，发挥整体性的服务优势，因为从单个个体进行分析，其力量与话语权都是相当薄弱的，一旦其组合成一定的系统，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以及实现的功能将极为巨大。

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赵益民：《条例》的起草编制历经波折，贯彻实施更将任重道远。第一，作为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自我规范，《条例》目前构建的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内部约束机制，而信息公开法制化的进步程度却取决于社会的推力，因为民间的力量往往比官方的更具主动性。公民如果不善于利用架构好的制度，将会形成一种新的资源浪费。第二，国外的成功经验多是经历了从传统信息公开到电子信息公开的道路，我国《条例》的实施却很大程度建立在1999年中央各部委及“两院”和“人大”全面启动的政府上网工程之上，在一个信息化基础薄弱的国家开展有效的信息公开，切实的途径和方式尚待摸索。第三，到目前为止，我国绝大多数省市乃至部分乡镇政府都制定出台了各自的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或办法，中央政府的《条例》是否优于所有的地方法规?是否能兼顾适合差别明显的地方特色?对此，不同级别的人民政府拥有各自不同的信息公开重点或许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第四。无论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发展到什么阶段，监督与保障均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条例》中提出的“社会评议”突破了政府自我评定的局限，但评议指标却亟待研制，在此方面，图书档案界无疑具有学术优势，有责任为评议体系的构建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弓克：另外还有一个信息针对性公开的问题，在我国大部分农村，政府信息公开不适应农民的需要，跟农民的切身利益不相关，内容艰深，来源狭窄，更新缓慢，缺乏反馈。而农民关心的如政府资金使用、发展规划、政府法规、处罚条例等政府信息相对较少。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因为现阶段的某些问题就完全否定信息公开进展的历程，在具体的推进上，会有一些短暂的失误乃至倒退，但这并不能阻碍整体化的发展进程，时势的发展趋势是谁都不能阻挡的。

詹越：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与国外相比，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政府信息资源数据库及共享系统、政府信息指引服务系统等均严重滞后。政府信息资源交流不畅。今后需逐步安排解决。政府网站在组织、搜集、审核及发布信息时应确保其权威性、时效性和真实性。另外，信息服务功能有待加强，应采取的措施：一是向公众提供各种日常性服务信息。二是拓展信息交流渠道，建立严格的信息反馈制度。三是利用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大量信息和高级专业人才，加强信息分析和预测，向社会各界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条例》的实施还应理顺信息公开与“保密法”的关系，条例建立了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规定参照1988年制定的已经过时了的密级规定，是一种严重的滞后表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求。

黄兰秋：我认为处理好公开与安全的关系将是《条例》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意识、技术和制度方面保证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建立专门审核机构负责处理相关的申请和诉讼，都需要不断摸索，要防止片面的信息公开，仅把信息公开当作目的，而忽视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尤其是目前的安全、保密以及计算机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我国的安全专家非常缺乏，技术实力不强，那么可能我们认为是安全的信息，公开后被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先进技术手段进行挖掘分析，可能会成为对国家安全不利的信息。经过SCI检索发现，关于信息公开安全保密方面的文献达到81篇之多，尤其“9·11”以后，国外发达国家认为公开的信息对于恐怖组织获取进行恐怖活动所需的信息提供了方便和可能，于是对信息自由法案进行再思考，反信息公开之道而行之，对信息公开设置种种障碍，先后颁布多种法令以图解决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威胁问题。此外，从今年西藏的“3·14”事件可以看出西方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由于思维惯式和价值理念的差异，先入为主的意识非常浓厚。在信息公开的同时如何消除舆论偏见，应对外界断章取义的认识误导，也将成为《条例》实施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外，目前国内还没形成完整的信息公开的绩效评价体系，不利于增强政府的服务效力和影响力。对此，可以从定量和定性两个层面依据模糊综合评价的相关理论构建系统的评价指标。

主持人：对于《条例》实施的研究，我们首先应该掌握政府信息公开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其中包括依法实施的法律性，相关要素的系统性，阶段分层的复杂性，持续发展的长期性，以及切合国情的文化性。另外，《条例》实施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冲突会涉及公开与保密、公开与安全、需求与提供、数量与质量、主体与客体等方面。在公开的主导方向下，协调好从国家到个人的机密和隐私的保护问题：切实保障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促使公民的信息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在强调信息提供数量的同时也具备质量的保证；力争信息资源获得充分的开发利用。同时，我们还要正确处理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领导的思想认识是否到位?信息设施是否完善?政府机构的执行力和人员素质是否有保障?公民的信息素养是否具备?参与意识和信息需求是否得以体现?信息法律伦理是否依然滞后?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政府网站的质量是否得到提升?实施反馈工作是否有效开展?公开评议活动是否全面落实?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与西方片面地强调公开不同，我国重视政府引导，这就对领导的政策水平和信息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政府信息公开的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也会各不相同，如《条例》实施的初期很可能会因为谨慎行事致使公开的信息较为陈旧，新颖性和及时性不一定能满足公众的需要。此外，还会有不少难以预见的问题随着《条例》的实施不断涌现，需要我们密切关注，深入研究。

作者：柯　平等

乡镇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 篇2：

有效治理视阈下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摘要：从寻求基层政府有效治理问题的解决途径与信息公开之间的关联——即政治参与这一联结点出发，对我国现行基层政府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其对基层政府有效治理的实现可能造成的阻碍进行了分析;认为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正存在着一种现实与诉求之间的悖论;通过相应分析得出了改进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促进基层政治参与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息公开基层政府有效治理

治理理论主张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行政体系的转型和国家的重构[1]，其理论基础包括自由意志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在概念的界定上，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西瑙将其定义为一种由共同目标所支持下的一系列活动，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2]。俞可平等学者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其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3][4]。在概念界定过程中和目标表述中，虽然学者们的观点不一，但简而言之，治理的目的即为有效治理。其中，基层政府治理作为强化基层民主，是推动民主由基层向高层转型的重要环节，对于有效治理的实现具有极大积极意义。然而，当前基层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信息弱势群体问题，对有效治理的实现起到了的负面效应，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一、基层政府有效治理与信息公开

有效治理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个人及其团体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5]。从这一意义来看，有效治理强调共容利益的最大化。在实现从对峙走向相互理解、共同促进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多元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无疑是实现基层政府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在基层政府有效治理的达成需要基层政府转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加强与公众、第三部门等其他社会主体间的沟通，因而开放性的提升是不可或缺的。开放性提升有助于官僚组织与社会联系的加强，能够打开封闭官僚体系缺口，使政府对公共利益给予更多关注，完善社会的有效参与机制[6][7]。另外，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能否具有足够的适应性和包容性，能否充分代表、聚合利益并联合社会资源，奠定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对于能否巩固政府在基层的合法性地位至关重要[8]。基层政府信息公开集便民、加强监督等作用于一身，能起到缓解由信息不对称等委托代理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监督成本高、参与成本高、获取有效维权途径成本高等问题，使公众能够拥有参与公共事务处理的前提基础，使基层政府提供适量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减少因参与成本高而造成的“理性的无知”行为，缩小信息弱势群体范围;此外，该制度亦能有效缓解政府与公众间的因信息误差造成的冲突与矛盾。当然，信息公开只是有效治理达成的第一步，进一步搭建公众公共事务参与平台，加强多元治理的沟通机制，以健全的治理体制面对瞬息万变的外界变革，才能使政府改革起到实质性进展。

二、我國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就整体的信息公开水平而言，政府信息公开正处于一种现实与诉求间的悖论的状态：越到基层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愈低，数据缺失及关键资料不全等问题常有发生。具体而言，我国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着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信息公开的效率缺失

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较中央及省市级地方政府更为严重的效率缺失问题。就客观而言，基层政府可能在信息公开上存在一定的技术缺陷。例如在电子政务运营过程中的网站管理，基层政府的技术人员支持总体而言处于相对劣势，但更多造成效率缺失的原因则来自人为。

首先，公开程度参差不齐。同一城市下属的不同区，乡镇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同样存在着较大差距。以三公经费公开情况为例，涉及到具体内容，各级政府的公示情况就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政府仅公示了三公经费总额及各部门总额。

其次，信息公开网站平台不统一。武汉市各区目前在电子政务公开上所做较好，除三公经费一栏外还统一添置了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等栏目，便于公众进行信息的查阅及政府监督，但在全国范围而言，这种做法仍占少数，给信息弱势群体的治理参与带来不便，易于使其采用非正规途径解决因信息闭塞带来的问题，或者得不到应有的政府扶持致使权力受损。

最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基层治理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政府与部分民众间的冲突，特别在以群体性冲突为代表的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前后，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无疑是防微杜渐，或者防止冲突升级的重要一环。然而基层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的事例不在少数。基层政府出于部门利益、人为的不重视等主客观原因不及时公开部分信息。

（二）信息公开的形式主义

首先，存在为公开而公开行为。信息公开本应是整个信息公开制度的第一步，然而多数基层政府却以公开本身作为信息公开工作的结束，信息公开的内容是否有误，有缺失，甚至是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的存在。与此同时，如何使公众进行有效反馈等问题皆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其次，公开方式单一。因此，许多基层信息弱势群体并不能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信息。此外，信息公开量不足以满足公众需求。基层政府信息公开除政务公开外，在引导民众生产生活方面上较其他各级政府也更具突出作用。在对虎门镇进行的一项针对低收入群体的问卷调查中，102名被访者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是否满足需求情况为：48%认为非常符合，29%认为大多数情况符合，731%有时符合，192%都不符合[9]。由此可见基层政府信息公开的任重道远。

最后，不公开权利的滥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并没有对例外信息的种类与范围进行具体列举，只是在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同时在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这种设定往往是以公开的效果作为限制的标准，而效果只能预测，不能证明[10]。不公开内容的范围不明确使得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一些重要信息——通常为政府内部文件，因“涉密”而不予公开。这样会导致一个信息公开的灰色地带的出现，易导致例外原则被滥用、损伤公众应有的知情权。

（三）价值导向缺失

形式主义下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价值导向的缺失。《条例》第12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八类政府信息，例如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情况等[11]。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基层政府在信息公开过程中最重视的仍是政府政绩的宣扬、领导人举办或参与的地方活动简介、大型招商引资项目的落户本地等，公共服务信息的提供及政务公开则被放在了相对不起眼的地方，部分信息公开申请甚至被公然拒绝。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政府信息大量充斥在政府网站以及各大媒体平台，但是信息量丰富却往往成为了淹没真实信息、有用信息的来源，大量公众所关心的议题没有得到应有关注。公众参与机制的不健全也是棘手的价值问题之一，参与机制的不健全使公众无非对已知信息进行很好的回馈，更不可能在基层政府在作出部分重大决策的议价过程中产生影响，使得有效治理的前提——参与，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三、基于基层政府有效治理实现下的信息公开制度改进对策

本文认为，目前，基层政府有效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更完善的制度化构建为社会紧张提供可控的、治本的问题解决渠道，这一目标下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重点如下：

（一）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立法体系

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构建以去中心化、社会协商等理念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为多元参与提供制度保障。目前，就国家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施行，被认为是继《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我国行政法制的第三次革命，具有特别重大意义[12]。条例的出台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做出了更多规范，丰富了其内涵，通过确立“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使依法公开信息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它规定了各级政府必须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的指南和目录及违反条例的行政诉讼权利。但是，条例中诸如“合法权益”等概念的界定不清，使针对部分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难以开展，也致使其效力受到制约。面对这些问题，首先，信息公开制度构建中需进一步明晰各涉及追责及权益保护的法条内涵。在信息公开法的制定过程中，应注意信息公开后的追查机制建立、公众平台搭建，设立相应标准规范;对于所提供的服务信息的精准性、便民要求也应进行相应规范。法律层面的制度完善将对基层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质进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加强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

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现离不开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这些构建原则包括协商、妥协、合作原则[13]。这些原则的贯彻落实需要以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的内部控制，以及以行政机构内外部的监督约束机制为主的外部控制的二者兼顾。当下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工作正是构建以多元治理为核心的新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之一，基层政府信息公开依旧需要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指导。因此，基层政府应该进一步强化信息公开意识，肩负起信息公开责任，打造政府信任、政府满意度。对于以技术支持不到位为名的信息公开不完善、处于部门主义的信息保护行为等应坚决杜绝。

（三）因地制宜开展地方信息公开工作

有效治理必须要因地制宜，考虑地方特色展开治理工作。虽然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在立法上仍然较为滞后，但这并不妨碍基层明确其政府信息公开重点，编撰相应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要点，构建统一的信息回应平台了解公民意愿。在转变理念的前提下，基层政府应进一步增强开放性，拓展信息公开的深度和广度。在工作要点的编写过程中，各基层政府应广泛收集民意，了解所在辖区居民最为关注的公共服务项目（提供足量的有地方特色的公共产品）、存在的困难问题，以适当的信息传播手段进行信息传递;结合本地技术公开难题建立信息公开工作培训;建立公共危机时间预警机制，对于基层突发问题进行及时的信息公开，掌握危机公关的主动权;健全信息公开程序制度及问责制度，在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应按照计划稳步进行，杜绝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违反行为及对信息公开不作为的行為。此外，基层政府需健全与第三部门、社区之间的合作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政府亦可通过合作的加强拓宽基层信息公开渠道，提升服务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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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江必新、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探讨[J]政治与法律，2009（3）

[1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2014

（李俊杰，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an lang=EN-US>[EB/OL]公安部网站[2019-3-20]http：//wwwmpsgovcn/n2253534/n2253535/c6421528/contenthtml

（周宇，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作者：李俊杰

乡镇政府信息公开分析论文 篇3：

浅析我国农村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分析农村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出改善农村政府信息公开的对策,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在农村的进一步实施。

关键词:农村;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对策

一、农村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问题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政府信息已成为新农村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政府信息公开能否有效实施,关系到新农村建设及农民生活的改善。从当前我国农村政府信息公开实施情况来看,农村政府信息公开面临以下问题: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落后

向佐群等人的调查显示:在农民获取政府信息的途径中,亲友或同乡相告,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政府公报,村干部宣传,政府网站的重要程度分别为71.3%、67.7%、48.7%、21.4%、16.4%、14.5%。由此可看出,大部分农村居民都无法从网上获取丰富的政府信息,只能依靠政府宣传、人际传达等传统渠道。究其原因可从二方面分析:一方面,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主要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但由于受农村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乡镇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水平偏低。截至2008年4月,网站的平均开通率仅为19.02%。另一方面,农村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仍然偏低。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地区连基本的电视电话网络都没完全普及,光纤宽带网络、卫星传输网络则更为落后。截至2010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31.8%,农村尤其中西部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会更低。这些都导致农村政府信息公开还是以传统的公开渠道为主,现代的公开渠道少。传统传播渠道传播的信息量少、速度慢、可靠性差的特性,会使所获得的政府信息在完整性,准确性及真实性上受到损害,这势必会阻碍农村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

(二)农民的文化水平低,信息意识淡薄

由于教育水平不高,教育资源有限,导致大部分农村居民文化程度不高。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中文盲占6.1%,小学占25.3%,初中占52.8%,高中占11.4%,大专及以上占1.7%。大部分居民对电脑、网络知识了解甚少,欠缺上网所需的技能,因而在信息意识上也处于劣势,对信息不敏感,不知道信息是什么, 不了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内容,甚至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是国家的事与他们无关。这些问题严重妨碍农民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因此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在大部分农村实施的状况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三)信息公开内容不能满足农村居民需要

农村居民主要从事农、林、牧、副、渔,因而需求的信息与城市居民有所不同。而当前我国农村政府信息公开是在城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的,这些信息主要来源于城市,也主要针对城市市民,没有专门针对农村的需求去采集更多的信息;政府也只顾公布他们认为该公布的信息,不及时了解群众的需求。此外,政府信息更新慢,对时间性强的内容不是及时公布,而是按部就班地几个月换一次,紧急事情一多往往被挤掉。有的内容公开了,但不注意动态更新,把过时的内容拿来公开,做表面化“文章”。信息过时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因而也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二、促进农村政府信息公开的对策分析

(一)注重传统信息传播渠道与现代信息传播渠道的综合应用

从目前的国情来看,实现信息网络铺设延伸到村、到户,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一方面,应继续发挥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的优势。如发挥村喇叭、广播的传播作用,在村委会办公地点、农村医疗站点、邮政服务站点等公共场所,设立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栏、公共报刊栏等;“十五”期间已经基本做到99%的农村通电视,因此可开办专门面向农村的政府信息公开电视频道;利用我国农村现有的农业信息化网络,把政府信息与农业技术及其他信息网络如农经站、农技服务站予以整合,充分利用原有农技推广体系的资产和人力资源,节约信息体系的建设成本,促进政府信息的公开。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现代信息传播渠道。加大对农村地区主干网络建设和接入网络建设的投入,坚定不移地贯彻好“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适当地提高农户购买信息设备的补贴水平,在当前农村居民通过电脑上网尚有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可通过普及率较高的手机发布政府信息。

(二)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农民的信息意识

由于大部分农村居民学历较低,且没有接受过信息素养方面的教育,导致其信息意识淡薄,信息素质低下,是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障碍之一。提高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提升农村居民信息意识与信息素质的唯一途径。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重视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教育,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开设计算机相关课程,让更多的农村学生能够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求;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培训,让已离开学校或从未上过学的农民接受再教育;二是,最近几年的“大学生村官”工程为开展农村居民信息意识与素养教育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大学生村官处在农村最底层,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其中有一些也曾得到过信息素养方面的专业培训,因此可以通过大学生村官培养农村居民的信息意识与素养。

(三)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及时性和适用性

可以通过在村设立信息站、信息员的方式,开辟多渠道的信息源,增多采集点、加大采集面,使政府信息的内容丰富多样,既能满足城市市民的需求,也能满足农村村民的需要;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不能仅局限于报表、工作机构、工作职能、一号文件等家喻户晓的信息,还应因时因地制宜,突出公开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反映强烈的问题;此外,政府提供的信息需及时,而不能提供过时滞销的信息,并且提供的信息应该与农村的农耕时序相一致,能及时提醒村民,并且为他们排忧解难。

参考文献:

[1]向佐群,胡美灵.对我国农村政府信息公开的调查与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7,(5).

[2]陈则谦.我国乡镇政府门户网站分布的差异分析[J].现代情报,2009,(2).

[3]蒋冠.农村居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思考[J].北京档案,2009,(5).

作者：张方华 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