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吕忠梅作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的教授，以一位法学家的身份，在理论层面对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同时，作为出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法律家，她努力把她的理论、理念贯彻到司法实践中。“虽然到法院工作已经整整5年了，却依然是一种两栖状态。”她形容说，“站则讲课、坐则开庭；白天作判决、晚上做论文。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看不懂的法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看不懂的法学论文 篇1：
当代中国法学的流派化志趣（上）
摘要：法学流派的涌现是中国法律学人的夙愿。虽经中国法学者的多方呼吁，但法学流派的“建构”依然步履蹒跚。从对中国法学流派划分诸种观点的评析中，可以说明流派化意识是形成法学流派的重要因素。法学流派像其他任何流派的形成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法学研究的对象及范围、哲学基础、方法论运用、理论体系的创新等是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素。当下，法学中国化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学应解决中国问题，法学流派的建构也不能离开这一主题。中国还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法学流派。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反映中国人对世界法学做出独特奉献的法学流派。这也是对法学向何处去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法学流派；法学中国化；诠释法学；法律社会学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当代中国有没有法学学术流派、有哪些流派以及如何建成中国的法学流派，是学者们经常议论的问题。①在网络上用“法学流派”一词进行搜索，竟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条目，可见关于中国法学流派的议论日见增长。虽然，“中国目前难以宣称建成了独立的法学派别”[1]，但人们对中国出现法学流派的志趣与渴望已显示出来。②张文显在几年前就呼吁“结束法学无流派的历史”，几个著名学府还提出了“推进XX法学派”的目标。[2]从网上的言论来看，许多法学硕士、博士表达了更多地对法学流派的关注与赞许。因为法学流派的生成与法学教育、法学的发展乃至与法制的进步息息相关。同时，不少人也表达了有无法学流派无关紧要的看法。在我看来，后一种议论的潜台词，可能表达了对前代法学研究者的某种批评，即抱怨他们没有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法学流派，没有出现他们所期待的那种学术繁荣；对法学界贩卖西方思想泛滥表达了某种情绪。我认为，出现成熟的法学流派是中国法学发展的必然。正在涌动的流派化意识也许是中国法学向前发展的契机。中国法学研究的流派化，肯定应成为法学中国化的方向之一。但是，什么是法学流派?研究法学流派有什么意义?如何评价中国目前出现法学流派的端倪?法学流派的形成需要条件吗?在形成中国法学流派的过程中我们应有哪些自觉意识?对此我们法学家应有充分的准备。
一、对法学流派的体悟
学习法理学的人对法学流派一词并不陌生，因为西方法律思想史就是一部法学流派史。尽管我们常用法学流派这一术语，但却很少见到这一词语的定义。法学流派与法学学派有些细微区别，欲揭示其意义须从“流派”和“学派”一词的语义谈起。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把“流派”解释为：学术思想或文艺创作方面的派别；把“学派”解释为：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学派是指主要学术观点近似，政治立场相仿，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学派的历史性不是很强，可能更多地强调当下的学术分类。流派则强调学术传承。流派多少有点门派的意思。流派的学术观点虽有许多相同，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正是一代又一代的观点区别使得学术发展并传承下去。但这种区分只具词语辨析的意义。在学术著作中，二者的区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表明习惯用法差异。俞正梁说：“所谓‘学派’，主要是指某一特定研究群体，他们研究旨趣相似，理论导向相同，思想倾向相仿，学术风格相近，它是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观察事物视角不同以及对现实与趋势判断不同而形成的学术派别。”[3]在他这里学派与流派并没有区分。但我们注意到了一点，他强调了学术立场、群体、学术风格，尤其是师承关系。肖永平对法学流派也有一个定义：“法学流派就是指在法学领域内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较系统的理论预设、研究进路和基本观点的学术共同体。”[2]法学流派可能是个模糊的概念，完全精确的表达几乎不可能，但法学学人又都能大体把握它的含义。
在中外思想史上，纵横诸多的学术流派，如中国的儒家学派、道家学派，西方的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现实主义法学派等等，通过多年的研究性学习，我们可以体悟出它们的一些共性特征。如某一学术流派一般要有学术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源头肯定有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个代表性人物自己写成或集成一个或几个经典文本。当然，在这个文本中还应该有流传于后世的代表性观点。这当然不是说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真正的能被称为学术流派的，无论其范围大小，时间长短，其学术观点都是与时俱进、不断翻新的，即使被我们批了多年、视之为保守的儒家思想，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其变化也是明显的。特别是在西方思想引进后，儒家思想的包容性更是在世界各地显示其魅力，其变化更大。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在前代的学术思想基础上不断创新。这实际上就是学术传承。没有学术传承就没有学术流派。学术传承是学术流派外在的主要特征。
1．学术传承是学术流派的重要表现之一
不承认有法学流派的存在，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法学就没有学术传承?如果仔细考虑的话，会发现我们是有学术传承的，只不过其源头是西方的法学。在我国哲学界，现在还在争论有没有中国哲学的问题；在法学界也有人讲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我们的主流文化已经(起码在形式上)西化了。我们固有的传统正在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我们认为，没有出现中国的法学流派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法学流派。朱苏力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法社会学在中国的延展；郭道晖的研究也可以说是西方自然法学派在中国的声音；从郑永流、舒国莹的研究中我们能看到德国法学家的影子；而从刘星的笔锋中我们也能体会到英美分析法学言辞。至于我个人的研究，有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学生在BBS上说：那无非是把西方法学一些法学词汇堆积到一起罢了。我个人也觉得西方的形式主义法学在支撑着我的学术积淀。我觉得我国目前的法学主流实际上是西方法学在中国。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是西方法学流派在中国的流传。西方法学在中国流传了近百年，我们从中能否得到一些建构中国法学流派的启示?我想这是肯定的。从我个人的体悟看，建构中国的法学流派有三个最主要的基本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准确定位研究对象和范围，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第二，有某一哲学作为基础，使用某种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第三，能够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建构新的、系统的学说体系。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法学研究最基本的方面。但可惜的是，在近百年的法学争鸣中，这些问题没有被认真对待。我们的法学家还没有自觉的流派意识，不注意学术传承，因而也就没有形成法学学术流派。①当然学术传承也不仅是个“香火”的问题，它更主要的是某派学说对社会问题的穿透力和学术影
响力问题。现在有一些学者对“香火的传承”问题倒是很注意，但由于自身的学术没有到家，也不注意学术的创新问题，因而学术传承竟成了师承“门派”、继承“祖业”的问题。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与学术流派的传承是两回事。在共性基础上的创新是学术能够传承的重要因素。我认为现在没有法学流派并不意味着永远没有。我想中国在50年以后能出现成熟的法学流派。依据是：我们当下的学术流派还没有较为完整地或者清晰地出现，所以现在不会马上出现法学流派。如果现在有了学派意识，也得经过20年的努力学派才能成形，再加上争鸣的时间和后代传人的成才时间，大约需要50年。但这只是个逻辑推断，还缺乏经验事实的论证。①
2．法学流派的形成与法学研究的对象
关于法学研究的对象，我们的法学教科书大都采取了“空泛”的说法，认为法律和法律现象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没有像西方法学那样进行细致的区分。这迎合了中国整体性文化的特征，但却不符合西方法学划分的标准。整体性研究也能出现学术流派，像儒家学派。但是我们注意到，我们只是在步西方法学家的后尘，享受后发达国家和民族的“优先”学习权；在我们心目中的学派标准也是西方人的观念。这样就使得我们自己及学生都会感觉到中国没有法学流派。似乎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这样说并不过分，在我们有些人的心目中：只要是西方法学研究过的成熟结论，似乎在我国都不用研究。西方争论的我们也要争论，他们不争论的就是定论。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要建立学术流派，不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限定范围，这根本不可能有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试图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式的研究成就法学流派，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流派时代似乎已经终结。大约在两百多年前，学术的分化已经使得各种研究越来越专业化了。现在，还经常听到有人对有些新的观点说：看不懂、听不懂!这已根本不是什么指责了。它仅表明两个方面的问题：要么是作者或演说者的观点真有问题，要么是读者或听者的理解力有问题。在许多情况下的情景是：由于“读者”知识的不足而看不懂文本。这并不奇怪，这是知识爆炸和分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现在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时髦的也许是交叉学科的研究了。在这种研究中，整体性也许仅仅是一种指导性原则。虽然，我们常常听到新儒学的倡导者说，下一个世纪是中国人的整体性文化时代，但是，西方的传统在中国已经形成的新“传统”，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改变。我想，即使是在中国形成整体性文化为特征的法学流派，那也得对西方的法学流派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在形成了许多分门别类的学派以后才能有所指望。我们现在的情景是：既达不到西方(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回到马克思)，也不可能回到传统的中国(回到孔子)。因为回到马克思或回到孔子在解释学上是讲不通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和中国进行不断的创新，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
我们笼统地说法学研究对象是法律及法律现象，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分析法学派也在说像“法律就是法律”这样的“废话”。但我们得明白，“法律就是法律”是有所指称的。它强调了制定法和判例法外的公平正义等都不是法律，只有实在的国家法才是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把法律用到司法中去。而我们关于法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告诉读者或学生。法学不研究法律或法律现象研究什么?②所有的法学都把法律及法律现象当成研究对象，但这种界定使得无法形成流派。季卫东在总结邓正来最近的研究时说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法学理论实际上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断裂，结果丢失了内在化的价值核心和自我认同的根据，从而正在引发现代化范式的动摇，甚至正在引发整体性危机。”[4]作为流派的法学，在研究对象上都有自己的特定领域。以所谓三大法学流派为例，三者都以法律及其规则为研究对象，但它们研究的对象是有区别的。自然法学是用公平正义的观点反照实在法规则，认为那些与自然正义不相符合的法律不是法律，即恶法非法。自然法学是以公平正义及其与法律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流派。分析法学，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认为判例法与制定法以外的规则都不是法律，恶法亦法，它要使司法者找到一个清晰的法律界限。虽然分析法学的传人也承认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法律就是法律”依然是这一学派的格言。社会法学派打着对法律进行科学研究的旗帜，要专门研究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要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中把握法律。这一学派把法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社会关系中的活法。我们在研究法律的时候也可以借鉴它们的界定，但一定得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我相信即使我们的研究对象与西方法学流派重合，那也不一定影响中国法学流派的形成，只要我们有自觉地研究中国问题的流派化意识。
3．法学流派建构的哲学基础与研究方法
法学流派的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是任何一个法学流派都必须拥有的最基本的研究立场和手段。虽然有一些学术流派在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上也会有一些交叉，甚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会有一些变化，但没有哲学基础和相对稳定研究方法的学术流派很少。在分析法学派之上有分析哲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逻辑分析方法；新分析法学派之上有语言哲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语义分析方法；法律社会学之上有科学哲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科学的方法；批判法学派之上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阶级分析方法；①后现代法学之上有哲学解释学和理解的方法。②可以说多数法学流派都有其哲学基础与主导性的研究方法。对法学来说，没有哲学作为支撑，没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流派很难形成。即使是古代罗马法学也是吸收了古希腊哲学的智慧，才有了绵延几千年的辉煌历史。这些观点和说法早已被我国法学的研究者所看到。但是为什么在我国的法学至今还没有形成流派呢?
汤唯分析了“创建中国法学流派的主客观条件”。从主观条件来看，她认为现在法学精英不少，但还“缺乏成果卓著的法学家主体群和带头人”，③中国法学者的核心理论(流派创建的基本标志)、学术特质(流派形成的内在精神)、学术共同体(流派形成的人文条件)还有些欠缺，因而“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构成法学学派的学术势力”。从客观条件来看，学术环境还有些问题，学术隶属于政治，学术自立还有待改善；法学研究还没有走出翻译文化的阴影，脱离社会、不尊重国情的情况还大量存在；在思维方式上一元独尊还没有向多元转化。[5]这些都影响了我国法学流派的形成。我认为汤唯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法学流派不能形成的原因可能还不止这些，甚至主要不是这些。按我的体会，所谓核心理论指的是某一学派的核心范畴以及在核心范畴周围所形成的体系性的理论。为什么
中国法学家的理论体系或核心理论不能出现?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法学研究者不认真研究像“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与方法”的基本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当研究对象不明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就不知向何处去；当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去研究，尤其是不能前后连贯一致地研究，也就不能形成系统的观点。理论体系的出现与长期坚持某种哲学世界观、使用某一种或几种研究方法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前后一致的哲学世界观的指导，在某个问题上就不可能有长远的研究目标。已出现的理论体系，如果能有学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并不断创新，那么学术流派就会出现。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结局。④
我们欣喜地注意到，我国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哲学基础与研究方法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明确其哲学基础、使用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像季卫东研究的规范法学及其分析方法，朱苏力研究的社会法学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张文显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刘作翔在文化哲学基础上的实证研究，谢晖研究的思辨哲学基础与方法论运用，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大家都希望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建构系统的理论，包括我自己在内，一直想建立影响力大、解释力强的理论体系。我的看法是：这种努力的愿望是好的，符合拿破仑的好士兵论。
十几年来我一直把自己的研究框定在法律解释的问题上，试图在思辨哲学和解释哲学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努力还远没有成功。学派的建构努力是一回事，学术派别的实际生成是另外一回事。况且，学术流派究竟是宣称的还是建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总觉得，学术流派的出现是一种在个人和群体共同努力基础上的“自然”生成，就跟法学家不是评出来的一样。它是在自然的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自动”浮出历史水面的。这种有点悲观的看法并不是否认个体和群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而是强调主观努力的研究成果只有得到当今和历史的双重认同才能形成学术流派。
被认同的法学观点，可能是对现今问题有解释力的理论。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后代学者继承的不一定是当代“大师”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大师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关注的问题域，可能是后代学者要继承的最基本的东西。谢晖说，系统的法学观点和独特的法学方法是最重要的两个基本特征，也是法学流派必不可少的两个判断标准。系统的法学观点是构成法学流派之核心，而独特的法学方法是法学流派形成的骨架。[6]独特的法学方法揭示了某一流派对法律进行探索、认识、分析、评价的手段。如自然法学派运用价值分析方法，以超越现行制定法的姿态，用哲人的眼光和终极关怀的理念，分析法律缘何存在以及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分析法学派秉持实证分析方法，把法律视为一个自治的、独立的系统，致力于维护法律自身的逻辑一致性，这种研究方法不追究法律规则本身的基础，而径直去研究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7]
4．系统的法学观点和理论体系
系统的法学观点或理论体系意味着，某一群体在核心概念和理论预设的支撑下，对某一研究领域的问题发表系统的观点。就法学流派来说，他们首先确定研究方法和对象，并以此表达对法律本质的看法。在这个看法统领下，表达其对法律现象的种种认识。对法律及其本质的界定本身可能没有太多的实践价值，但对建构理论体系却是不可缺少的。像自然法学派认定法律的本质是正义，并以此展开了对法律现象的全面论述与批判。他们认为，如果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是不人道的，非正义的，那么人们就有拒绝服从的权利。分析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是规则，他们视法学为规范的、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法律仅是规则、原则和原理组成的封闭自足的容器，不包含政治的、伦理的、经济的、社会的要素在内。[7]只要规则是有效力的实在法，它就应该被施行。在规则概念的支配下，分析法学(可能更多的是被称为形式主义法学的流派)提炼出系统的法律概念体系、原理体系、规则体系、关系体系等等。系统的法学观点和理论体系是法学流派存在的基础性标志。当然，系统的法学理论体系并不一定就是指一个人的理论，构成学派的应是学术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不是没有争论，而是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共同的学术倾向以及共同要解决的问题。学派内部的共性其实只是大的方面，他们的论争对促进流派的发展不亚于与其他学术流派争论的效果。没有内部的争吵，学派就可能变成宗派，就可能失去学术的性质。
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戴维·M·沃克表达了对“法理学的学派”一词的看法。他的看法也许能帮我们评价法学流派。他说：“这是一个表示某些法律思想家共同属于某一派别的术语。由于表明了法学家对一些法律理论的主要问题的重要而有意义的观点，指出了他们相似的兴趣和态度，因而这种分类和学派划分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不能在学派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且有些思想家很难被归类。”沃克把法理学分为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法学派(或职能法学派)等。学派的划分是对法学研究成果的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对明晰法学成果的线索、丰富法学学科的内容、带动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促进法科学生学习的进步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西方法学的发展来看，正是法学流派的争鸣与探讨才使得西方法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一点正是我们倡导在中国实行法学流派化的原因。对问题的观察不能只注意一个方面，也不能只运用一种方法，各个角度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我们认清法律都起着重要作用。对法律的探讨决不是哪一个学派能完成的工作，即使所谓统一法学派也不能。所以，我很赞赏沃克的说法：“对法学家进行学派的分类不应模糊这种事实，即：在他们所有的观点和方法中都存在着一定的真理和价值，而且，这些观点和价值是互补的。”
收稿日期：2006—12—2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法律方法论研究》(04BFX003)作者简介：陈金钊(1963—)，男，山东莘县人，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副校长，教授，法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律解释学研究。①像谢晖在1995年就撰文倡导创建中国的法学流派，网上还有一些他关于法学流派如何建构的文章。最近他又在河南召开的“中南法学暑期论坛”上演讲了“法学流派、法学困局与法学的规范研究”，在演讲中他又重提了几年前有人的说法：“中国法学流派，连种子都没有，怎么谈法学流派。”②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在华东政法学院博士论坛第二期的综述中，不少博士和硕士表达了中国目前不需要法学流派的看法。①李秀清说：学术流派之“流”并非流行之流，因为学术流派的观点应当流传后世，并非稍纵即逝。①也许在中国这个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出现的国度，50年的时间可能太长了。说不定哪一天来一个像“十大法学家”一样的评审，制定量化指标体系，找出一些评委，对学术流派也来一个评定，一下子就能“评”出个十个八个或者更多的学术流派。我国现在的许多制度设计不是让人们真正地投身到学术事业，像名目繁多的评奖、评定各级津贴、各级各类专家、各类学者等等，并为此制定详细的量化标准，结果学术好像不是钻研出来的，钻研学术竟附带出了钻营学术。成果的社会评判由于难于操作，最后就成了少数人的权力评判。深受其利和深受其害的知识分子，大都难以保持往昔的清高，自觉不自觉地要投身其中。法学学术流派没有形成与制度的设计、科学量化管理的倾向有很大的关系。出路在何方?究竟是人出了问题还是制度有问题?②在80年代以前，中国的法学也把法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国家与法律”，所以说把法学研究对象定位“法律与法律现象”也是我国法学的进步。但拿这个为我们法学的进步进行辩护，有点像“拿着不是当理说的”意味。①美国的批判法学主要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并没全面继承马克思的革命精神，尤其放弃了其中的暴力革命论。②虽然哲学解释学强调真理反对方法，但据有些哲学家考证，哲学解释学并不是没有方法，其所使用的方法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理解方法。③其实关于“成果卓著”的评判也许不是由当代人来完成的。成果是否卓著是由历史来进行评说的，所以，今天搞的所谓社科评奖、十大法学家评审，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可能没有太大意义。④当然，我们过去也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为什么也没出现中国的法学流派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法学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政治，法学的哲学基础被当成意识形态，阶级分析的观点也仅仅是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是在重述马克思的思想，创新并没有在法学研究领域中出现。学术流派是学术领域中的事情，一旦把其意识形态化就会出现一枝独秀局面，百家争鸣式的真正学术流派就不会存在。另外，在阶级斗争的年月，法律是被排斥的列象，法制根本是荡然无存的，在那种局面下不可能出现法学流派。
(未完，下期待续)
作者：陈金钊
看不懂的法学论文 篇2：
法学院离法院有多远？
编者按：
吕忠梅作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的教授，以一位法学家的身份，在理论层面对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同时，作为出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法律家，她努力把她的理论、理念贯彻到司法实践中。“虽然到法院工作已经整整5年了，却依然是一种两栖状态。”她形容说，“站则讲课、坐则开庭；白天作判决、晚上做论文。”
本刊特约记者专访吕忠梅女士，请她着重谈谈5年来从教授到法官、从研究者到实践者的感受，从中检视现行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些与当下公众期望颇高的司法改革的联系。而且，她还有一个身份——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不仅是经费问题
2005年10月27日，经3年多的调研，最高法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对2004年至2008年期间司法改革的主要任务、总体目标、基本原则、重要措施作了部署。吕忠梅透露，这也是在检讨“一五”改革纲要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新规划。
在改革措施中，最受关注的是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体制的可行性，研究制定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基本保障标准。几乎同时，最高检在9月底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3年实施意见》，推出2005年至2008年检察改革规划，其中也包括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切实解决基层人民检察院经费困难等问题。
据了解，这是按照中央政法委制定的改革计划而颁布的纲要性文件。作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员，吕忠梅是全国司法系统唯一吸收的两个京外成员之一。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目前全国的基层法院系统经费是否充足？这次司法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落实经费保障吗？
吕忠梅（以下简称吕）：全国基层法院系统的经费不是单纯的“短缺”，而是“不平衡”。基层法院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就造成了法院经费的不平衡。东南沿海省市的不少基层法院并不缺经费，情况比中西部地区要好得多。
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改革方向是地方法院的经费由省级财政和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它很重要，但还不是司法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公正，公正首先就要求司法的统一，这既要求法律制度上的统一，也要求法律实施上的统一，统一性是保持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就直接导致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同在中国领土上、同为中国人，在不同地区却享受不同质量的司法服务，这就很难体现公正。
《南》：也就是说，强调法院经费保障的背后其实是要求司法权统一，这是否有防止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犯和干扰的目的？
吕：的确，根据我国宪法，司法权和行政权是两种并列的权力，行政权无论在法理上还是法律上都没有干预司法权的可能。但是基于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原因，中国一直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体制，古代的司法权在地方上都是由行政首长掌控，一个县令基本上就管收税、断案、救灾、考试几件大事情，司法与行政很难分家，我们熟知的“青天”——狄仁杰、包拯、海瑞、徐九经，都是行政官员，同时也是法官。这种影响根深蒂固，一直到现在，行政官员的“青天”意识以及行政权独大的观念在客观上影响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建国后，我们的法院设置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地方法院，同时在人事和经费上都由地方管辖，这种制度安排使司法权很难与行政权相对隔离。但是，司法要保证权威性和公正性，又必然要求它远离行政权。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司法审查的范围日益扩大，“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也越来越多，在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建立“隔离带”是非常重要的，淡化二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是实现隔离的一个好办法。当前改革的方向正是如此。
《南》：湖北基层法院的经费状况如何？是否具有代表性？
吕：湖北省基层法院经费原来也存在较大短缺，有些地方财政按基层法院“人头费”平均每月才200元，相比发达地区差别达十几倍到数十倍。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从2005年开始湖北省级财政对基层法院年人均经费不足一万元的，给与补足到一万元，但还是偏少。
作为中部地区，比缺经费更严重的是缺法官，法官队伍的断档比较严重。在有的基层法院，已经没有35岁以下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一个符合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年轻人；还有的法院是参加司法考试资格的人考取一个走一个，要么改行做律师，要么到东南沿海城市做法官，新毕业的法学院学生也不愿意到基层法院去。截至2004年，全国法官中经过正规本科法学培养的专业人士只占26％，湖北省也接近这个比例，有些基层法院10年未招到一个本科法学毕业生。
湖北某法院曾面向法学应届毕业生招考15名法官，可报名的却不到20人。而报考工商、税务和金融系统的公务员排成长龙。我问一名报考公务员的法学毕业生，为何不考法官，学生回答很直白：基层法官要求高，工资低。实际上，西部部分地区招考法官的门槛已降至大专，中部地区的也主要面向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招考，但报名人数仍不理想。
除得不到新鲜血液补充外，地方人事制度规定男50岁、女45岁就得离岗也让原本就青黄不接的基层法官人才梯队雪上加霜，随着老法官年纪增长，离岗的逐渐增多，空下来的岗位无人接替。
包括退休、改行当律师、跨行业跳槽以及到发达地区当法官，最近这4年间，湖北省减少了审判人员1922人，而同期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新成为审判人员的只有568人，两相抵扣，净减少1300多人。
这是一个既与经费问题有关又不同于经费问题的更大问题，如果法院没有了合格的法官，将是什么样的情形？不敢设想，却正在发生。
《南》：待遇问题是造成法官人才匮乏的关键吗？
吕：问题的核心不单是钱的问题，而是法官的遴选制度。是不是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法庭的法官都必须是一个标准，是不是在法院工作的每一个从事一定审判工作的人都必须是法官？其实，基层法院处理的案件与最高法院处理的案件有很大不同，许多都属于一般性纠纷，案件性质单一、适用的法律非常有限，只要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司法技术就完全能够胜任。
美国的法官有很多种类，其典型意义上的法官是按美国宪法程序任命的，其他还有很多被称为法官的人，如治安法官、行政法官，他们并不具有宪法意义上的法官工作，但也享有一定范围内的审判权，小额审判法庭里的大量案件都由他们作出裁判。法国的法官只有不到2000，而法院整个人员达到2万多，其中有许多是从事小额裁判、辅助法官裁判案件的司法人员。
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法官制度也是可以根据司法纠纷性质和复杂程度的不同，设计不同的任职资格标准，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尤其是在中国乡土社会，处理纠纷，更多的还是习惯规则，机械地依照法条处理反而容易造成新的矛盾。所以我常说，一个博士不一定就能办好基层法院的案子，我自己也未必就能处理好一些基层法院的案件。事实上，我们评出来的一些中基层法院的案件调解能手大多是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阅历、较好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人。
应该看到，在乡村处理一般纠纷不需要人才上的高消费。可以考虑在基层法院少量设置法官职位，将案件处理权进行分类，让一些虽然没有达到统一司法考试资格但具备一些基本条件的司法人员处理一般纠纷，他不是法官，但也拥有部分司法裁判权。这样，既可以节约或优化配置司法资源，也可以缓解目前基层法院无人办案的矛盾。当然，前提是必须明确规定从业资格，避免出现“大众化”现象。
司法公正需要三个条件
《南》：司法改革的一个动力，源于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目前，社会舆论对司法领域的腐败案件特别关注，一些人对法官职业的理解和判断存在负面看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吕：确实存在一些负面看法。在和英美法官交流时，我们的法官常常会问对方，法官腐败了怎么办？每次提出这个问题，西方同行们都会大吃一惊，“法官还会腐败么”？在西方，法官是半人和半神的象征，因为他们头上有上帝。
西方不少国家的法官出庭须戴假发，因为假发曾是贵族的象征，贵族是离上帝最近的人，有神的血统。所以对他们来说，“法官腐败了怎么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他们的法学院教育和法官遴选制度能够保证只有这个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能做法官。
英国著名的大法官丹宁勋爵的声望非常高，被视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但最后他却不得不辞职。因为在某次庭审中他对当事人有种族上不尊重的言论，当他的话被媒体传播后，英国社会一片哗然，“丹宁勋爵已经不再公正”。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告别法官生涯。在公众心目中，一个法官不公正了，这种不公正并不是腐败，仅仅是言辞上出现了不公正，他们对法官的公信力就会产生怀疑，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再适合做法官了。
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因此，当我们向外国同行提出法官受贿的疑问时，他们觉得是对他们制度莫大的不信任。有一个外国法官跟我讲，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不自信。我无法回答，只能告诉他这是国情的差别。
《南》：那么我们的法官怎样才能实现司法公正，才不会让国人失望？
吕：司法公正一直都是我们的目标，只是实现公正是需要条件的，主要有三点：独立、效率、权威。
第一个条件是独立，这是司法的内在要求，我们只要承认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存在，它们之间就应该有一种相互分离的状态。司法独立不等于“三权分立”，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态，在我国，它是在宪法中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干涉。现在的司法权设置与行政权设置的范围完全重合，法院的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负担。在这种司法环境下，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第二个条件是效率。就是我们常说的“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中国的老百姓恶意诉讼、无理取闹的有没有？有，但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是善良的，要求其实非常低。我对行政庭的法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不到水深火热，绝不会到法院打官司。到了你这里是指望救人于水火之中，等你拖来拖去，人都被烧死、淹死了，即使救了出来，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有一个案子拖上13年，7次判决。如果当初布什与戈尔的总统选举案，一审不服，二审，还不服，再审，再审不服再再审，美国人能等上13年没有总统么？所以效率是公正的生命线，这是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内涵。
最后一个是权威。司法应该有权威。什么是权威？就是法官负有对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作出最后判决的责任；司法机关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拥有绝对的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法院作出的司法裁决不应加以修改。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独立的问题不解决，权威的问题一定会出现。
现在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第二轮的改革，2006年是司法体制改革年，将出台一系列措施。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问题会有所改进。
《南》：司法改革的难点和阻力是什么？您对此次司法改革的前景怎么看？
吕：难点、阻力肯定不会少，首先是法律的修改，我们应该严格禁止突破法律进行司法改革，这与经济改革的路径完全不一样，否则司法的权威就会荡然无存。其次，改革必须自上而下，理性、有序、依法进行，严格限制地方创造司法改革的经验，这是保障司法统一性的必然要求。其三，是观念上，司法改革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经费支持，这取决于最高决策层的价值判断，而正确的判断源于对法治观念的认同以及对更长远利益的高瞻远瞩。其四，改革的方案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各方找到社会利益的平衡点，然后不断协商与论证，优中选优。最后，达成广泛共识的方案得到有效执行才能保证司法改革的成功。
对于改革的前景，我认为即便司法改革的方案确定，启动司法改革也还需要有恰当的机遇。所以这次司法改革走的是一条集艰巨性、长期性、反复性于一体的路，但前景终究是美好的，只是时间快慢而已。
《南》：实现司法公正还需要其他条件吗？
吕：法官还需要强调他的中立性和消极性。中立性可以讲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案件的被告申请回避，我从监控录像看到法庭一片混乱。经过调查才知道，开庭前审判长进入法庭时从一名原告身边路过，原告递过来一支烟，审判长出于礼貌就接过来抽了，尽管他不认识这个人。
后来为避免这种尴尬，法庭的设计作了一个改动：法官的通道和当事人的通道分开，不让法官从任何一方当事人面前走过。这也表明独立性不仅体现在内心的独立，还要有一种外在形式，让人们看得见。
此外，法官还要有消极性。大家都讲法官也是人，法官也有朋友、同事。我做法官之后，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只要是真正爱护我的朋友，为我着想的亲属都不来找我，他们说必须离我远些，因为离得太近了，他们有嫌疑，法官也有嫌疑。
澳门法院的首席法官说过，“自从我做了法官之后，朋友们都离开了我。”这是法官的职业所需要的，也凸显了法官的消极角色，法官不要太活跃。如果一个法官经常出去剪彩、出席各种会议、活动，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人具有公正性。法官需要消极地参与社会活动，能不参加的尽量不参加，中国恰恰不能保障这种情况，往往是做了法官之后，朋友越来越多。
我曾让美国的同行用一句话概括法官的定义，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回答，“法官是孤独的智慧者”，这句话很能准确地代表法官这一职业的特点。
最好的法官肯定是艺术家
《南》：您心目中的法官是什么？
吕：我理解的法官首先是一种职业，它有四个标准，其一是职业技能，具备各样司法技术，其二是职业伦理，法官内部应有对维系这个团体的某种传承；其三是职业方式，主要从事诉讼活动；其四是职业准入资格。
前二个是内在的，后二者是外在的。有不少法官问我，为什么要穿法袍，现在为什么要用法锤？我就很直接地回答：“你们穿着法袍就不能满大街跑了。”过去我们大盖帽、制服，上班穿，下班也穿。穿上法袍就是让他们与当事人分开，要有距离感。
穿了法袍的法官要干什么，他对社会、法律有哪些贡献？我们听得最多也说得最多的是：“不公正的立法固然是一种弊害，但是，在未经最终适用于具体个案的处理之前，那弊害还只是潜在的，或者只是表现在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而一个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存在基础的合理的司法官僚阶层却可以将立法上的弊害降至可能的最低限度。”这就是对法官的地位与作用的最好说明。
《南》：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
吕：首先要有专业化的知识技能，而这来源于专业化的训练，法官可以实现一种同质化。而当前司法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法官大众化，有学者曾经写过《为什么复转军人不敢进医院而敢进法院》，就是针对这样的弊病。
法律教育是一种思维训练，非正规的法学院训练出来的法官被称为“二把刀法官”，不能说他不懂，但也不能说懂，常常会闹一些似是而非的笑话。
有一名刚毕业的博士做法官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时，提到当事人是“禁治产人”，结果一名审委会委员问“写错了吧，哪有这个概念”？博士解释了半天也没说清，我忍无可忍说，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结果那个委员又说，“你非要用外语干什么，中国哪有这种话，以后报告不允许用外语”。博士解释说，这就是中文。委员又说，中文我们怎么看不懂？
对于判决中常用的“驳回诉讼请求”和“驳回起诉”，曾有法官在案件都已审判完了的时候，下判决书说“驳回起诉”。我就问，你看过诉讼法了么？他说看过了，他觉得“驳回起诉”比“驳回诉讼请求”轻多了。其实，“驳回起诉”是指原告连程序上的诉权都剥夺了，程度更严重一些，而且审判程序都进行完了还怎么“驳回”呢！
《南》：有了专业知识就能保证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吗？
吕：当然不是，司法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最好的法官肯定是艺术家。不仅搞音乐、文学的人是艺术家，在我看来，对人的知识、经验、智慧、创意能综合而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就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诉讼是一种平衡社会矛盾的技术，它能够把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的各种冲突综合为一种程序上的冲突，它不是直接解决问题，而是转化问题，把一般问题转化为个别问题，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一个和尚与道士的官司。和尚很会化缘，多年积累了一笔钱重修庙宇，但他不懂修庙，便请了一个道士帮忙，把所有的钱交给道士处理。但是房子修好后就出问题了，和尚出了钱，道士出了力，这究竟该叫“寺庙”还是叫“道观”？结果道士更厉害些，把和尚赶跑了，寺庙成了道观。于是，和尚去找宗教协会，但协会没办法，目前根据我国法律，庙宇、道观都属于协会财产，但是宗教协会下面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是两家，不好协调。
最后，官司打到法院。对于法官而言，这就不是教义之争，而只是产权之争，这就把宗教间的矛盾转化为权利义务的关系，避免了大冲突。
作为一名优秀的法官，除了对法条有精确的掌握，还需要对法律精神的理解，这也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有一个案件就是：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谈合作，政府出地，开发商出钱，建成机关宿舍楼，五五分成，随后开发商拿着合同将所有的手续都办了下来。但不久，又有开发商找政府，说共建宿舍楼可以和政府四六分成。于是政府想毁约，向法院起诉合同无效，理由是我国《房地产法》规定，合作建房的初次投资没有超过总投资25％的合同无效，先前的开发商的投资没有达标，因而无效。
面对这个案子，究竟是根据《房地产法》以及最高院相关的司法解释认定合同无效，还是根据民法通则的诚信原则来判合同有效呢？明知政府又签订了一个合同才来撤销前一个合同，如根据前者来判决那么就意味着对诚信原则的最大亵渎和践踏。
这对法官来说非常困难，这里面涉及法官运用规则的能力问题，当法律的原则和条文之间发生冲突，法官如何根据法律原则和精神判案，当然，法官造法还需要最高司法机关认可。法官对于司法艺术的运用对司法公正影响非常大，但是目前的法官在这方面很欠缺，很多时候只会按照条文机械办案。
法官的形象首先是一种职业，然后是一个技术工作者，最后成为艺术家。
并非一步之遥
《南》：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能否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法官阶层？
吕：法官是需要经过专门化的训练才能培养出来的，法学院应该成为走向法官职业的起点。再往下延伸，什么样的人可以报考法学院就成为未来法官人员结构与素质的基础。因此在许多国家，法官的选拔之路是从法学院学生的招生即培养方式开始的。
美国法律专业不设本科，进入法学院学习时就已经本科毕业，法学的最低学位是硕士。法学院的学生学习的是判例法，需要阅读大量案例才能听懂老师的课，还要参与讨论，所以美国法学院的学生是最辛苦的学生，学生要博士毕业后，才能参加联邦或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律师资格后才能执业。
美国的法官从律师中产生，其基本要求是从事律师职业至少满7年，才有资格被提名为法官。由法官遴选委员会进行严格的审查，联邦法院法官要等总统提名，州法院法官要等州长提名，最后才获得任命成为法官。
美国50岁左右的法官是十分年轻的，而我们国家这个年龄就差不多退休了。我2003年到美国参观北加州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领我们看他们的法官全家福，他指着照片中的自己说：“我是‘幼儿园’”。52岁的他，是这个法院里最年轻的法官。
我反复问美国人，为什么要从律师里选法官？理由有两个，第一，他们是判例制国家，需要熟悉很多判例；第二，做律师后一般经济地位都比较高，等他做法官时，他对钱已经无所谓了。可以说，他们的法官遴选制度就是要保证既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又不为金钱所动的人来做法官。
《南》：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法官培养模式是不是应该有别于英美法系？
吕：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官培养，都强调法官在扎实的专业功底外，还要有深厚的人生阅历。
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的制度很典型。在德国，有两个文凭是不能由大学发的，一个是法科，一个是医科。法学院的学生学制为8年，其中有两次国家考试。进入法学院4年后进行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后进入第二个4年的学习，两次国家考试通过后，获得德国法律工作者的称号。
如果第一次国家考试没有通过，不仅不能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而且什么文凭都拿不到，等于4年大学白上了。德国的大学免费，很多学生不甘心，第一次考试通不过就自己留级，再读几年，我在德国的法学院都遇到过这样的“留级生”，有的六七年了还没有通过第一次考试。
2002年，我到德国萨尔大学访问，接待的马丁教授很热情，请我吃饭。经过学校旁边街上一家餐馆门口时，被热情的老板娘硬拉进去，我们吃饭时她还不停地过来敬酒。后来一问才知道，老板娘就是法学院没有毕业的学生，曾经听过马丁的课。
我问马丁，采取这样的制度是否有点残酷。他的回答是：必须保证最优秀的学生上法学院，这是国家法律实施所必须的。一个孩子没有足够的智商和好成绩，不敢报法学院。而优秀的学生进入法学院学习后，再经过两次淘汰，只有极少数特别优秀的人能最终成为律师和法官。这种制度把学科教育和职业教育在一个长时间里结合起来，尽管有些苛刻，但它保证了法律人才与其社会功能相适应。
由此可见，虽然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院设置不同、学生学习的方式不同、法官遴选的具体方法不同，但却有两个基本共同点：第一，法学院是法官的摇篮，法学院教育与法官人才选拔必须直接联系；第二，必须保证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法律职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法律的。
《南》：我国法学教育对法官培养的效果究竟如何？或者说，我们的法学院离法院有多远？
吕：就我们的法学教育而言，法学本科教育后的硕士和博士教育不是职业教育，而是研究性教育，培养研究人才。虽然现在开了法律硕士教育，但实际上离真正的法律职业教育还很远。这是当代法学教育的一个缺失，需要通过教育上的改革完善。
已经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到了法院，主要靠自我摸索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法官，悟性高的可能三五年成为一个不错的法官，悟性不好的一辈子也做不了好法官。我在法院常碰到博士不会写文章，硕士不会审案子。
目前，在法学院和法院之间，有一个法官任职前的培训，按最高法院的要求，至少要一年时间，但现在没有法院能按要求完成培训。原因在哪？没有人能讲授这些课程。我们现在进行的法官培训，依然回到了法学院的培养模式。法律职业培训的教员需要有精深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办案经验，需要像王泽鉴、波斯纳那样既是法学家又是法律家的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太缺乏这样的人，这也使得中国法官的职业化进程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此外，还有一点，当前司法考试的出题主要还是法学院的学者，所以，即便通过这样考试的人，还是不能很快适应法院的工作。
所以要问法学院离法院还有多远，我的回答是，恐怕并非一步之遥。
《南》：您处于法学家与法律家的“两栖状态”，您觉得二者有什么不同？
吕：他们两者有很多联系或共同点，但又有很大差别，我自己既作为法学教授又作为法官，特别体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区别体现在法律思维上。如果用唱歌来比喻，前者是独唱，后者是合唱，二者的共性是都得识谱，懂乐理。
法学家强调的是求异，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处理得到不一样的结论，正如独唱是要求歌唱家把同一首歌唱出不同的味道。法律家强调的是求同，同样的问题同样处理，合唱要求所有人把一首歌唱得一样。如果我不能提出不同的新观点，我就不能称之为教授。但是法官则不允许，面对同一法律，就必须有同样的认识和同样的处理。
《南》：既然法学家与法律家的思维差别如此大，他们是怎样服务于法治建设的呢？
吕：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同，前者演绎知识理性，是批判者，属于理想主义；后者演绎实践理性，是捍卫者，属于现实主义。他们都直接推动了法治的进步，但二者不能混用。
《合同法》修改后，我们法院系统邀请在合同法方面颇有造诣的武汉大学余延满教授给法官授课。余教授的特色就是批判性特别强，结果一上台就开讲：“这部《合同法》，我已经发现了172处错误。”然后拿着法律条文从第一条批起，等课讲完，法官就跑过来问我：“这合同法还能用吗？那么多漏洞不去修改和填补怎么办啊？”
然后，我们邀请最高院民庭的法官来讲授《合同法》，授课法官说这部法律是当前最完备的法律，要如何如何使用。
其实，双方都没错，教授对法律文本进行批评和分析，促使法律进一步完善，这是他的使命。但对法官来说，维护现行法律的秩序，用法律技术来适用法律，并保证法律的稳定性，这是法官的使命。
《南》：对有志于法律事业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您有何忠告和建议？
吕：法律的学习者，应该从法律当中获得精神的力量，法律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一种信仰，只有当我们把法律当成信仰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人生才会走得更好。
作者：田享华
看不懂的法学论文 篇3：
系统政治学对系统法学的启示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运用系统思想，运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将政治生活、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视为具有系统意义的现象，进行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把他的政治学理论成为系统政治学理论。由于戴维·伊斯顿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而且政治学与法学同属于社会科学，在学科特点上有很多相通之处，而且很多政治生活、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就是法的现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系统政治学视为理解和认识系统法学的一个模式、样本、范例或参照物。可以说，系统政治学对于系统法学研究而言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至少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以下问题。
关于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理论地位
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然是研究政治学一般理论的唯一通揽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过竞争对手，还没有被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系统科学方法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结构，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构建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是由若干机构以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称为“政治系统”。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不失为政治学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1]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 [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
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 ，“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
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色色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色色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6-7.
[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1.
[3][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557-558.
作者：李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