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合作地位前景论文

摘要: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强有关农业主体地位的立法是关键,农民合作社是工业反哺农业的组织依托。工业要反哺农业,应从完善立法要件、资金注入的确定性、政府扶持制度、社员权的救济制度、审计监督制度等方面着手;尤其要不断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立法,从而提高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效益。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投资合作地位前景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投资合作地位前景论文 篇1：

我国对非洲投资合作问题的分析

中非产业结构具有明显互补性，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发展、自然资源开发、服务业合作等领域，中非投资合作前景广阔。推进我国对非洲投资，有利于缓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瓶颈；有利于加快非洲发展，帮助一些非洲国家经济走出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有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乃至和谐世界的建设。

一、非洲在我对外投资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1、非洲是我国扩大对外政治、经济交往的主要目标地区

上世纪中国老一辈领导人与非洲缔造的友好关系为中非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外交在非洲大有可为。非洲正在引起国际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非投资力度，扩大在非洲合作，提升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2、非洲日益成为我国重要能矿资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

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外部依赖在较长时期内呈现不断加强趋势，非洲地区资源丰富，我国需要倚重非洲完善外部资源保障体系。

3、非洲是我国制造产业境外投资转移的重要目的地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尤其是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加快境外投资发展。从目前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需要转出的过剩生产能力正是非洲所需要且有能力接纳的。我国可以通过对非投资合作，即为国内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供了条件，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也能够促进非洲实现产业多元化，并为其工业化进程进行能力建设。

4、非洲日渐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市场

非洲市场容量大，而且成长性较好，发展前景广阔，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与优势，可积极参与非洲相关产业发展的投资合作项目，在促进非洲进步的同时也推进自身发展。

5、采用多种方式对非投资，既有利于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非洲投资资金需求

采用多种方式扩大对非投资，既有利于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非洲投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已经与28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定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非发展基金已设立，基金总额逐步将达到50亿美元，2009年之前中国将在非洲建立3-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通过采取“安哥拉模式”、“援助+投资模式”、“经贸合作区模式”等多种方式，我国对非洲投资合作找到了新的途径。

二、我国对非投资合作现状

1、总量情况

2006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到555亿美元，是2001年的5倍。与此同时，在非洲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稳步扩大。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非洲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1亿美元，遍布40多个国家，占非洲国家总数的80%以上（见图1）。

2、分行业情况

我国对非投资项目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众多领域，但资源开发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我国已与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苏丹等国家签署了上亿美元的石油交易，在津巴布韦、刚果共和国等国家投资数百万美元开采铜矿和钴矿等，同时其他一些考察勘探等活动也在快速推进。

3、分国别情况

截至2006年底，我国在非洲投资非金融类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是苏丹，累计金额达到4.97亿美元。我国对苏丹、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5国占我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接近60%（见表1）。

三、中非投资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密切了中非的政治经济关系，获得了较高效益，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应该看到，在中非投资合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非洲投资的政治及政策风险较高

非洲依然是一个总体投资风险较高的地区，部分资源集中的地区存在武装冲突，一些政府部门存在腐败、效率低下、审批烦琐等问题。很多国家基础设施严重落后，配套能力严重不足。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货币贬值风险较高。

2、中非关系发展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尽管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在非洲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关系，但随着老一代非洲领导人的逐渐淡出，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的感情可能有所转变，部分国家及一些非洲国家的反对党，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行为存在一些误解或恶意指责，这些都将给中非合作带来消极影响。此外，极少数国家玩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外交承认的游戏，影响双边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

3、我国企业间出现恶性竞争现象，部分企业行为缺乏自律

我国企业在非洲相互之间过度竞争趋势明显，在包括金融、电信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领域都存在若干家实力相当、发展目标相近的中资企业。这些企业在竞争中竞相压价，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在对外援助项目承包领域，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引进竞争因素后，多头代表国家，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乱。个别援助项目没有兑现，严重影响国家信用。

4、个别国家对我国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劳资纠纷问题较为严重

非洲对学习我国的发展经验寄予厚望，对我国企业前去投资非常重视和欢迎。非洲国家普遍存在资金、人才和技术短缺问题，希望我国增加对非洲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制造业和农业等各领域投资，转让适用技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以投资带动非洲的出口和就业，提高当地产业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援助规模、投资产业类型、就业带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存在过高期望。当我国企业不能满足对方要求时，项目的正常推进就受到阻碍。非洲劳资纠纷问题比较严重，我国企业缺乏应对经验。许多非洲国家不能提供足够具有适当技能的劳动力，同时对中国外派劳动实施严格限制。由于文化原因，我国员工与当地员工沟通存在较大障碍，一些人认为中国劳工对当地员工形成较大竞争压力。

四、推进我国对非投资合作的思考

（一）中非投资合作的原则

1、真诚友好、平等相待。要在合作中处处体现友好和平等，特别要防止产生对非洲国家的嫌贫爱富思想。

2、突出重点、照顾全面。要充分发挥我国传统优势，在矿产、能源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同时，在人才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促进中非全方位、多元化发展。

3、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要重视非洲国家的关系，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4、重诺守信、维护形象。要把对非洲国家的承诺落到实处，重视质量、效益、安全、环保等问题，通过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和企业品牌。

5、开放透明、国际合作。要根据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我国、主要大国、非洲国家的三方合作。

（二）中非投资合作的重点领域

1、能源及资源类投资。能矿资源是我国对非洲投资的重点领域，为避免各方对我国此类投资的过度反应，可选择与西方国家、当地企业合资、合作开发等方式开展投资。能矿资源开采项目可在所在国安排有关初加工项目，一是可降低运输成本；二是可避免有关国家对我单纯掠夺资源的指责。外交、无偿援助、工程承包项目等各项工作应服务于能矿资源投资，为我能矿资源投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2、加工制造类。我国纺织、成衣、家电等领域已经具备相当的国际竞争优势，此类企业投资具有形成新的全球生产布局、贴近当地市场、减少经济摩擦等多方面作用。应选择市场规模较大、劳动力资源素质较高的国家，就地设厂，组装生产，增加当地税收就业，提高当地资本进入制造业领域的能力。在非洲国家的此类投资，布局应相对集中。

3、高新技术类投资。我国企业对通讯、IT、装备制造、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境外投资，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国际市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缩短企业研发周期，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尽管目前除少数国家的少数领域外，非洲国家基本不具备成为此类投资目标国的条件。但是非洲国家市场广阔，一些国家，比如，南非、埃及等国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基础教育较为发达，迫切希望进入这一领域。我国可适当选择个别领域，小规模、多点进入，扩大影响，改变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投资的不良印象。

4、金融、电信等服务业。对非洲服务业的投资前景极为广阔。我国银行可通过并购的方式在较短时期内在全非洲形成业务网络，既服务于当地，又可为我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贸易及工程承包活动提供金融支持。国内资本市场应提前与非洲主要金融中心取得联系，探索未来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电信服务领域的投资可望成为我国对非洲投资的亮点。安哥拉等非洲国家战后重建任务繁重，电信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对国外资本的管制也相对较少，石油收入基本有保障，对我国的电信服务投资有较为强烈的需求。此类投资应综合我国对非洲出口信贷、工程承包、直接投资、运营管理各方面优势，在当地长期立足。

（三）政策建议

1、努力营造有利于中非投资合作的良好环境。鉴于一些怀有“冷战”思维的国家及人士对我国有着很强的戒备心理，“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甚嚣尘上，非洲版“中国威胁论”也开始蔓延。因此要在我国对国外石油、天然气及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的形势下，特别要防止对我国资源紧张的大肆炒作。同时通过主要媒体客观真实的宣传我国对非洲政策、中非合作的双赢成果和实例。

2、综合运用援助、培训等多种手段。研究建立商业投资项目与援助项目、人员培训、政治手段等相互配套的机制，适当调整对非援助的额度和国别结构，突出重点，兼顾全面。在对非援助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调整资金结构，提高援外贷款比例。援外贷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大政策性银行运作决策参与度，以此建立起将对非自愿开发等重点投资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项目一揽子结合的中间平台。

3、妥善应对非洲国家对我国期望值提高问题。对非洲国家的投资要根据各国国情和需要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政策：对大国、资源国在加强矿产资源类投资和互利合作的同时，适度扩大社会公益类项目投资，用事实反击某些西方国家对我“掠夺非洲石油和矿产等战略资源”的诬蔑；二是对非洲小国、穷国可适当增加援助，并扩大社会公益类项目投资；三是调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增加高附加值、高质量产品，将低端商品市场部分让利于非洲国家，适度化解对我国的不理解甚至怨气。

4、完善对非洲投资保障服务。推动非洲国家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我国对非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同非洲有关国家签署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商检和司法协助等相关协议。建立、健全信息情报体系。充分利用已有的信息、情报系统，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及时可靠的石油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信息情报网络，为国家、金融结构和企业对非洲国家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在行业自律和联合国内企业共同对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在政府指导下，联合本行业企业在国际贸易谈判中一致对外，尽量防止多头对外，减少内耗和不必要的内部竞争；二是在对非洲投资方面，促成企业组成投资联盟，增强竞争力和谈判力度。▲

作者：马　强

投资合作地位前景论文 篇2：

工业反哺农业与农民合作社立法

摘 要: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强有关农业主体地位的立法是关键,农民合作社是工业反哺农业的组织依托。工业要反哺农业,应从完善立法要件、资金注入的确定性、政府扶持制度、社员权的救济制度、审计监督制度等方面着手;尤其要不断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立法,从而提高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效益。

关键词: 反哺农业;农民合作社;完善;合作社立法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2.17

一、工业反哺农业: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一)倾听现代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的呼唤。一般说来,现代化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源不断地流出传统农业,向城市和工业领域集中,农业不断地向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中国在工业化之初,通过以户籍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组织和城市为中心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实行了城乡隔离政策,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业在国家现代化化的初期,为工业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从农业中调动了约1万亿资金支援工业化建设,占整个国民收入积累额的22.4%[1];即使进入1990年代以后,每年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也在1 000亿元以上。“农业滋养工业”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资金严重缺乏、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造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农业现代化步伐迟缓。荷兰经济学家博伊克(J.H.Boeke)最早于1942年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时提出了“二元性”的概念,当时强调的是社会组织和文化上的对比。后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将其内容大大拓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Fei Jing Han)[2]共同创立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他们在分析社会现代化进程时就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

(二)认识弱质性是农业对外力支持的诉求。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茨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印度经济学家苏布拉塔•加塔克(Subrata Ghatak)等人的农业贡献理论认为,农业的基础地位表现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等4种贡献能力。在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尤为突出,“八五”计划执行后期,曾一度出现粮食紧张问题,美国的莱斯特•拉赛尔•布朗(Lester Russeu Brown)等就提出 “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严峻问题。即使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一旦国民经济发展出现危机和波动,农业仍然表现出很强的缓冲功能。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大量的农民工群体逆城市化回流农业,农业所起的“蓄水池”作用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但是,农业在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威胁时又表现出弱质性的特征。一方面,农业对自然条件有较强的依赖性,自然条件的不确定性造成农产品产量和收入的频繁波动;另一方面,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市场价格信息的滞后,农业比较收益低,进一步加大了农业的不确定风险。中国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资本替代劳动规律开始起作用,导致了农产品的物质成本加速上升,弱化了农业竞争力。农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决定了必须依靠外力的支持才能较好地走向现代化。

(三)运用政府的适度干预手段解决“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固有的缺陷,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资源配置上的公平性问题,政府通过适当的制度干预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政府之手”使社会协调发展是各国的成功经验,工业反哺农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通过在政府主导下的“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价格补贴、农业发展的财税优惠等政策,为农业发展“输血”,从而为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把与农业有关的技术引进、教育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培育等内容作为我国反哺农业的根本手段,并完善反哺农业的制度建设,为农业发展提供“造血”功能,这将有助于我国农业内生发展机制的形成和自身发展能力的提高。

二、农民合作社: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组织依托

(一)我国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沿革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约占国民经济的90%,为加快我国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政府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农村土地改革,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合作化的程度由低到高,即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种集生产经营与政治性于一体的合作模式,在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组织体制,严重挫伤和压抑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导致我国农业生产长期低水平徘徊,粮食和农产品严重短缺,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1978年我国开始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各种群众组织自发性、大规模地建立了起来。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确定了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根本上巩固了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因此,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巩固,我国农民的农业生产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主体地位也得以明确,但是,与之相伴随的是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受到了弱化。

(二)农民合作社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组织依托

目前,在我国的农业立法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农村土地立法,很多研究均将其视为农业发展的头等要事。国外也同样重视农业用地与农民土地权益方面的立法,日本在这方面制定的法律就有《土地改良法》、《农地法》、《关于农业振兴区域建设法》、《农地调整法》、《关于出售国有土地等的特别措施法》等。但也有学者认为,工业反哺农业中,农业补贴通过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转移支付,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益,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扶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农业补贴是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最直接的手段和最佳途径[3],因此应当把农业补贴立法放在重要地位。在我国的农业法律体系中有关农业主体的立法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影响资源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是一定社会集团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地位和能动性。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曾指出:“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在国家的生活中就没有自己的代表。”[4]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弱势地位首先表现在农民在与地方政府、厂商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过程中的不对称地位,农民没有信息和资源优势,又缺乏必要的组织度和谈判能力,农民内部达成一致意见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这就使得分散的农民在其他各类主体面前几乎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利益博弈中往往陷于不利的境地。结果给人的印象是,农业的现代化似乎不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只能被动地等待其它社会力量的关心,而对提高农民组织性的某种忧虑又大大影响了相关的立法进程。

国内的学者在研究农业补贴的过程中,就发现农业补贴和农民组织程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有学者指出:农民的权益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得不到保护,农民利益之所以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一些国有粮食部门、企业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在争取财政补贴的博弈中处于上风的原因,就是这些部门、企业相对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而言,是一个组织性较强、利益比较一致的集团;相反,农民由于缺乏自己的利益集团而在政策博弈上处于劣势的地位。以作为流通领域支持措施的补贴效率为例,在保障农民收入方面,国家拿出了很多钱,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能够流到农民手中,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被其它市场主体侵蚀了。发达国家也存在这一现象,据经合组织测算,发达国家的价格政策的补贴效率仅仅为25%,即国家每补贴1元钱,农民得到的只有0.25元[5]。可见,农民利益代表主体制度的缺失影响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成本和效率。

我国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户是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和利益诉求单位,这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使像美国这样农业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现代化农业仍然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私人业主或家庭农场占87%,合伙制农场占10%,公司农场占3%,其它占1%,由于合伙制农场和公司农场也是以家庭为依托的,约99%的美国农场实际上都是家庭农场[6]”。毫无疑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农民缺乏必要的组织也是一个影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制度“瓶颈”。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政府是宏观经济发展的规划者、引导者、规则制定者和仲裁者,市场机制则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因而,政府不应直接插手或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行为,只能从宏观上加以引导。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分”强“统”弱的状态,搭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改变广大农民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提高工业反哺农业的效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民组织在工业反哺农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日本通过强化农业主体地位的立法—《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协同组合合并促进法》、《森林组合法》、《重建农林渔业组合法》、《渔业生产调整组合法》、《水产业协同组合法》、《农村渔业组合联合会整顿促进法》、《珍珠养殖事业法》、《盐业组合法》等,从国家的角度对各类业协同组织的目的、法律地位、事业内容、经营管理、组织机构等作了规定,对促进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使国家干预与农民意思自治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和桥梁,建立并完善农民利益整合机制和正当有效的表达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无非在于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实现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和经济上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实现。由于合作社可以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功能,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合作社和我国建国后的农民合作社都是具有政治功能;国外合作社也存在类似情况。在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大会对合作社的定义中就明确指出:合作社是满足人们共同经济和社会需求和愿望的自治组织。“合作社已成为社会运动的侧面和经济实体的侧面的统一”。[7]进一步地讲,立法还可以将合作社的功能进行分离和法定,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制度完全可以和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形成合理分工,将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问题交由村民自治制度解决,而将促进农业发展的经济功能经由合作社制度加以实现,这样则可以根据现实情况更加迅速、有效地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80%,要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使我国的农业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必须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克服其经营规模的不经济和信息、资源等方面的劣势,使分散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市场衔接。因此,加强农民合作社立法是一个重要的路径。

(三)农民合作社的作用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实践经验,在我国使分散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市场衔接的方式基本有3种:契约、企业和合作社。契约方式形式灵活,适用面广,具有法律的强制效力,但是受制于农民的信息与谈判能力的弱势和分散性带来的高缔约成本,契约关系中农民的权益很难得到保证。订单农业这一被国际经验证明行之有效,并被定位为中国农业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经典模式,进入中国10年后,因其不到20%的推广率而显得“水土不服”[8]。对于像农民这样的弱势缔约方来说,合同的强法律约束力有时反倒不是一件好事,仅仅立足于合同法的视域去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企业模式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诸环节纳入企业内部,具有较高的市场效率,但它立足于节约企业的交易成本——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内部化,既然是企业这样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和决策主体的经营行为,就必然具有选择性、有限性和利益偏向性,对农业生产完全实行企业化管理也具有局限性,不符合农业自身的特点。

现代农民合作社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第一,合作社以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的发展为本位。合作社与其他组织(包括政府)达成协议、获得资金,均必须确保社员对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并保持合作社的自主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条所规定的“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之原则。第二,合作社的组织功能强化了农民的市场地位。合作社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共同特征:它是发展中的相对弱势方用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在美国历史上,广大农民正是为了抵制中间商在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中的剥削,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开始组建农民营销合作社的。在日本,农业合作社是在农业商品化程度不高、独立经营的农业小商品生产者队伍尚未形成、农产品消费市场还没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组建的,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对立与调和的产物[9]。有了合作社,农民就不必像在契约关系和企业方式中那样直接面对市场,而是依托组织平台参与契约关系和企业关系。农民的弱势地位得以克服,有效地解决了大量分散农户与市场的连接问题,大量分散的农户可以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参与市场竞争。第三,合作社的服务功能适合于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程度。合作社并非按照纯粹的市场原则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宗旨,而是按照“民有、民办、民受益”的理念给农民提供最直接、最具针对性的服务,符合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也最易被农民接受;因此,农民合作社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我国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具有必然性,该法的出台必然会引领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同时使农民的利益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三、我国农民合作社立法的完善

改革开放31年来,以“三农问题”为基调的中央一号文件达12份,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7份中央一号文件,其核心思想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通过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修养生息,其政策重点强调了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要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必然要加快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建设。

当前,我国存在工农、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目标,应该集中于实现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而作为反哺农业的组织依托,农民合作社是否能健康发展,事关我国反哺农业战略是否能够成功执行并且

具有相应的政策效用,因此,需要加强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立法。

(一)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设立要件

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存在合作社登记注册的“门槛低”、注册资金没有最低要求、设立人资格及社员比例没有明确界定等问题,因此,需要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设立要件:(1)在设立人资格方面进行完善。毋庸置疑,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设立人主要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为主体。在现实条件下,我国农民的市场意思普遍薄弱。推动农业的集约型发展,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要完全依靠农民来实施,存在很大难度;因此,需要农民以外的个体、企业、社会组织团体等,作为农民合作社的设立人,以引导和推动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组建。(2)在设立登记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民法通则》第37条明确指出,法人必须依法成立。即必须经过法律规定的审核和登记程序;未经登记,法人不得设立,也不得从事任何带有经营性质的活动;否则,即为违法[10]。而我国《民法通则》对农民合作社登记事宜没做规定,因此,对于我国农民合作社应明确登记机关,并对农民合作社的登记程序、登记事项予以明确。(3)在设立人的最低人数方面进行完善。合作社是一种互助组织,人数的多少对生产经营效益具有重大影响。国外有关合作社立法对最低人数都有明确要求,若达不到最低人数,合作社就不能设立。我国农民合作社在明确最低人数方面,应该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人口分布状况、生产经营环节等为判断标准,并以能有效地保障社员在合作社中享有平等权利为条件。

(二)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资金注入的确定性

工业反哺农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农业补贴。在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化的过程中,农业补贴可以采取多种途径,其中可以考虑将一部分补贴资金直接注入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50条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应当分别安排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第51条规定: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财政资金的支持将有助于解决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资本缺乏问题,但要注意,由于财政资金并非社员的“入社费”和“身份股”,也带来了监管方面的问题。为了吸收各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教训,防止“跑、冒、滴、漏”,提高反哺资金的效率,降低反哺中的外部性,立法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财政资金的支持与国家扶持的重点领域挂钩,政府定期公布财政支持的额度、范围和程序,使得立法中的宣示性条款能够落到实处,并保证财政资金支持的公开、透明和法治化。

第二,财政资金一旦注入农民合作社后即归集为农民合作社的公共积累,成为农民合作社产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保证公权力不至于借此深入合作社内部,吞没了农民合作社的自治品格。财政资金的支持与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完善程度相挂钩,体现国家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方向的引导,以避免其套取国家资金。

第三,注入农民合作社的财政资金应当依《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量化至社员账户,但是,立法应同时规定除法定情形外,社员退社只能退还其“身份股”,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不可分割,以支持农民合作社应对现代农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保证农民合作社对社员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三)完善农民合作社的政府扶持制度

反哺农业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在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立法过程中,需要强化政府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扶持作用。一方面,应设立专门的农民合作社主管部门。我国《农业法》第9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为保持立法的一致性,应当规定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专门负责其管辖范围内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的执行与协调工作[11]。专门主管部门的设立将有助于对农民合作社的协调管理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拓展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范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7章将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确定为:委托和安排实施建设项目、财政资金支持、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4个方面。显然,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范围比较窄,应扩大对农民合作社在管理、运营、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的扶持,以提高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此外,在立法中要对农民合作社扶持内容进行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四)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社员权的救济制度

权利不仅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客观条件,而且会受到其它方面的侵扰;因此,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通过救济程序使合作社社员所享有的权利得以恢复和实现。在我国农民合作社立法中,要完善社员权的救济制度,包括社员自助救济制度和诉讼救济制度。一方面,社员的自助救济制度。农民合作社在建立过程中,通过颁布相应规章制度,对社员行为具有规制作用,同时也有相应权利的获取作用。当社员权利受到侵扰时,社员就可依照合作社内的规章制度启动自助救济机制,使其权利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社员诉讼救济制度。诉讼救济功能的优越性在于:它把权利的纠纷或冲突纳入到法律规制之下,通过法律在实现权利救济的同时,也恢复或巩固了既有的统治秩序。“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救济”,也可表达为“哪里有权利的纠纷,哪里就有诉讼”[12]。因此,在构建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社员救济制度过程中,需要做到:一是明确诉讼救济适用范围,包括社员大会决议的程序或者内容违背法律或者章程,以及监事、理事及其他管理人员不执行社员大会决议或者不按正常程序执行,监事、理事及其他管理人员故意提供虚假或者不完全信息和理事、监事有其他侵犯社员权行为等;二是明确诉讼救济的行使条件,比如设定诉讼有限期、提起诉讼的社员数量或所占比例等;三是明确法律责任,应当包括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

(五)健全我国农民合作社监督审计制度

由于农民合作社是一种经济互助组织,通常情况下,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存在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确立了合作社内部审计监督制度和民间审计监督制度,但存在3个问题:一是审计监督范围不全;二是民间审计监督制度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三是政府特别审计监督制度的缺失。因此,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要确保反哺资金(包括税收支持、金融融资、社会捐赠等)使用的高效益和反哺农业政策实施效用的最大化,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审计监督制度是必然选择。具体措施:

第一,完善自律性审计监督制度。首先,明确审计“三关系人”法则,即明确审计人、被审计人,审计委托人在审计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其次,明确审计人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审计的客观、公正性;最后,明确审计对象,即凡是有关农民合作社的受托经济责任都应被纳入审计范畴[12]。

第二,加强对农民合作社公共积累的审计监督。在反哺农业过程中,以农民合作社为支点,利用财政资金支持农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实现引导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间接调控行为。财政资金对农民合作社的支持一般要经过筛选,受到财政支持的农民合作社往往承担着一定受托公共责任,对其进行审计监督具有法理基础,但是,由于财政资金注入农民合作社后,其性质发生了变化,依据我国《审计法》第2条的规定,不宜采用政府审计的方法进行,而应采用社会审计(即民间审计)的方法进行。

第三,建立政府特别审计监督制度。在构建该制度过程中:一是要明确政府特别审计监督权的行使主体。前文已界定,我国农民合作社需要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和协调,因此,我国政府特别审计监督制度的实施主体应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农业主管部门。二是构建政府特别审计监督制度的目的在于确认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的受托经济责任,以便更好地保护合作社社员的权益。这一目的表明,政府主管部门、社员及相关合作者均有资格启动政府特别审计监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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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Re-feeding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ZHANG Bang-hui

(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本文责任编辑:卢代富

作者：张邦辉

投资合作地位前景论文 篇3：

政治资源与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长

摘要：农民合作社具有政治嵌入的鲜明特征，这使其信用合作的发展离不开政治资源的支持。农民合作社在拓展信用合作自主发展空间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汲取、整合和综合利用政策资源、领办者及社员获得的政治身份或地位、与政府官员建立的私人关系等政治资源，持续推进信用合作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应严格依法、依策行政，推动国家相关扶持政策的落实，在合作社信用合作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扮演好不同的角色，使合作社汲取的政治资源能够真正发挥实践功效。合作社要警惕在信用合作的实践中过度依赖或利用政治资源，以免影响自主发展能力的持续提升，影响发展质量的改善。

关键词：政治资源；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合作金融；政策资源

最近十多年来，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快速发展，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助推农业产业兴旺及增加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作为一种具有制度益贫属性的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合作社信用合作需要在生长的过程中持续从其身处的社会系统中汲取和整合各种资源要素以加强自身发展能力，从而不断拓展发展的自主空间[1]。由于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是国家不断释放经济和社会空间的结果，这就使合作社具有明显的政治嵌入的特征，要求合作社持续地从政治体制环境中争取各种政治资源。而政治资源的获取、累积与整合，也會对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关键作用。因此，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自然离不开政治资源的支持。

一、基层社会的创造性政治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创新实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国家，农村常住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978年达到82.08%。到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2%，城乡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发生史无前例的逆转。在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习惯于被视作被动的主体来参与历史变迁，他们的历史首创作用往往易于被忽视。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安徽小岗村的分田到户，民主政治起步于广西宜山和罗城等地出现的村民委员会，一系列的改革实践证明农民并非是制度变迁的被动主体，他们完全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的变革进程。农民能够通过各种自主行为，不断突破政策和体制障碍，创造出新的替代性的体制模式，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因此，正是农民改变了当代中国[2]。这也使我们意识到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长需要重视蕴藏于农民之中的生活智慧和政治智慧，充分发挥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的实践功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繁荣了农村经济。随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民对金融制度创新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金融排斥现象。金融排斥指的是正规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地排斥穷人，使弱势群体难以享用零售金融服务[3]。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对金融资本的吸纳能力要远比农村强得多，农民家庭将挣得的经济收入存入银行，进而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流入城市，导致农村经济“失血”过多。因此，金融排斥成为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发展和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为了缓解金融排斥带来的负面压力，农民不断推动着民间合作金融制度的创新实践。1984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应运而生，并被视作合作金融的有效实现形式，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但农村合作基金会由于在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创新过慢，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最终于1999年被政府正式取缔。这就使金融排斥的现象在中国农村更加普遍，也增加了农民对普惠金融的需求强度。

为此，一些学者呼吁政府应将金融合作的权利还给农民[4]。实际上，早在2004年，一些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就开始启动资金互助项目。2003年11月，吉林省梨树县成立了榆树台百信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开展生产合作和购销合作业务。为了缓解资金不足的压力，次年7月，当地成立了百信农民资金互助社[5]。随后，河南兰考等地的农民合作社也纷纷发起资金互助项目，合作社信用合作逐步在中国农村生根发芽。直到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标志着合作社信用合作正式取得政治合法性。从中可见，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初始成长动力来自农民发展农村经济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迫切需求，深刻地反映出农民在推动经济制度变革中具有鲜明的首创精神，是农民推动的创造性政治在中国农村基层的又一次生动体现。

二、政治资源的汲取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自主空间拓展

学界关于企业竞争与发展的研究指出，政治资源对企业提升绩效水平至关重要。企业为了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获取政治竞争优势，就会积极建立和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制订并实施有效的政治策略，从中获取各种政治经济利益[6]。合作社作为社员联合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7]，在发展信用合作的实践中也自然需要汲取各种政治资源。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8][9]，结合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客观现实，我们将信用合作的政治资源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策资源；二是合作社领办者及社员获得的各种政治身份或地位；三是合作社与政府官员建立的私人关系等。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对合作社拓展信用合作的自主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政策资源是合作社信用合作可以借用的首要显性战略资源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多项相关的发展规划都对合作社信用合作予以了规定，阐述的重点由允许、支持、引导、规范合作社信用合作到稳妥和扩大合作社信用合作试点，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落实地方政府监管责任，这为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发展持续提供了政策资源[1]。此外，2014年，农业部会同银监会先后下发了《关于引导农民合作社规范有序开展信用合作的通知》和《关于引导规范开展农村信用合作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引导规范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通知》；201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等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业务工作指引（试行）》，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政策界限和运行原则。这为合作社营造有利于信用合作的外部环境、增强社员对组织的认同创造了良好的政治资源条件。

第一，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相关发展规划构成合作社与地方政府沟通、协商乃至依策、以策抗争的基本依据。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相关发展规划显然是显性的国家政策，是必须要遵守的高阶规则。但这些高阶规则的内容简单而不详细，具有指导性而缺乏可操作性，给地方政府留下了依策行政的弹性空间。地方政府担负着监管合作社信用合作的责任。如果辖地内的合作社在信用合作上出现道德风险、信用风险或管理风险等经营问题，并由此引发不稳定事件，地方政府就会陷入被追责的困境。此外，鼓励合作社兴办信用合作业务，虽然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但没能被列入政府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来说，既不属于需举全员之力完成的“中心任务”，更不构成“一票否决”的压力。因此，地方政府缺乏鼓励扶持发展合作社信用合作的体制动力，他们更在意的是合作社信用合作潜在的治理风险。况且，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合作社信用合作实践中各种“跑路”、借贷不还和挤兑潮等现象时有发生，加重了地方政府承担金融风险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消极行政，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态度也会更加谨慎。而合作社要顺利地开展信用合作业务，又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和支持。这就使合作社不得不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与协商，从中拓展信用合作的自主空间。如果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态度比较包容，而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安全性又比较高，合作社依策或以策抗争取得成效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反之，合作社积极拓展信用合作自主空间的政治策略就会难以见到成效。即便如此，政策资源在合作社与地方政府不断博弈的过程中始终会发挥重要的实践价值，是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第二，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相关发展规划为合作社赢得社员信任以拓展信用合作发展空间提供了政策资源。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对不同层次政府的信任度差异很大，具体表现为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信任度较高，而对市县乡三级地方党委政府的信任度偏低[10]。尤其是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各种惠农政策的颁布实施，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形象得到显著改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形象则持续恶化[11]。这使农民史无前例地关注起高层政府颁布的国家政策，并且一旦相关政策在基层没能得到细化落实，就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对于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相关发展规划等政策性知识，参与合作社的农民本身就更容易获得[12]。即便不同阶层的农民对政策性知识的获取速度有差异，但通过合作社组织开展的政策宣传和内部学习等活动，加入合作社的各阶层的农民都有机会逐渐获得信用合作相关的政策性知识，从中了解到国家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态度。而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政策了解程度越高，就会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发展前景越看好。这对合作社来讲，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种有效的“期望资产”，有利于强化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信任度，增强合作社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

（二）合作社领办者及社员获得的政治身份或地位为增强组织的博弈能力提供了政治资源

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法人地位的准社会组织，农民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代表着转型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长需要国家不断释放市场空间和社会空间。虽然政策资源可以为合作社依策、以策抗争提供基本依据，但抗争的效度通常是有限的，而且抗争的强度和烈度越大，抗争对合作社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造成的裂缝也就越大。因此，合作社就需要获取新的政治资源作为捍卫信用合作发展权利的有形或无形的武器。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一些领办合作社的经济精英逐渐向政治精英转化，成为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或县乡人大代表，甚至成为不同层次的地方党委政府的常委。通过获得这些体制性的政治身份或地位，他们就能够将发展信用合作的诉求跨级向上反映给更高层级的党委政府，赢得认同和支持，进而反过来将高层党委政府的认同作为新的政治资源，以此作为与地方政府博弈的“尚方宝剑”。不仅如此，单凭他们获得的政治身份或地位，就能对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构成威慑，督促其更好地依策行政。如果合作社领办者缺乏相关的政治资源，他们也可以通过社员拥有的政治身份或地位取得类似的效果，而这样的现象在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实践中也有大概率发生的可能性。

（三）与政府官员建立的私人关系构成合作社信用合作获取行政合法性的非正式资源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默许、同意和支持构成合作社信用合作获取行政合法性的主要途径，而只有获得行政合法性，合作社信用合作才有在地方社会拓展自主发展空间的机会[1]。地方政府官员在合作社信用合作缺乏明晰的法律法规和章程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是否允许、同意和扶持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更多地依赖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经验直觉。如果合作社刻意与地方政府官员保持距离，就会给他们一种神秘感或模糊感，使他们对合作社兴办信用合作业务持有较高强度的不确定性的认识，进而影响他们的判断。但如果合作社能够积极主动地将兴办信用合作的资金来源、贷款利率、放贷依据、监管措施等信息通过私人关系反馈给政府官员，就容易淡化双方硬邦邦的正式的行政关系，强化双方的亲密感情，进而获得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因此，转型期的中国依然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私人关系的灵活运用可以有效弥补正式关系资源的不足，成为合作社拓展自主发展空间的无形武器。实践中，不少的合作社都会在信用合作生长的过程中通过私人关系向地方政府官员汇报、沟通、交流，邀请他们到现场指导，使合作社在他们眼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为合作社争取到了较大的自主發展空间。

三、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命周期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

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相关发展规划作为首要政治资源，在合作社信用合作实践中的价值关键还在于政策落实。作为落实国家政策的基本责任主体，地方政府是否在合作社信用合作实践中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就成为衡量合作社整合与利用不同类型政治资源效果的重要指标。然而，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发展并不是直线条的，而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危机和管理问题。借鉴葛瑞纳（Larry E. Greiner）等人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13]，可以将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分化期。在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也应有所不同。

第一，在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初创期，地方政府主要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合作社信用合作是农民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基层社会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合作金融组织。在初创期，由于国家尚未有明确的政策支持信用合作的发展，合作社主要依靠联合起来的农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信用合作的制度安排推动信用合作的持续发展。对于基层社会以创造性政治的方式推出的这种新型信用合作实践形式，地方政府的态度往往是谨慎的。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应保持一种相对宽容的姿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合作社信用合作健康发展。政府应加强对农民的知识培训，将信用合作的知识以适当的形式传授给农民；加强合作文化教育，提高社员合作意识；进行合作金融风险培训，提高合作社领办者及社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开展市场营销、财务核算及企业管理等培训学习活动，提升合作社的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能力；引导合作社构建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强化制度创新能力；引导合作社按信用合作的经济规律办事，保障合作社信用合作高起点运行。

第二，在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成长期，地方政府重点扮演扶持者和服务者的角色。随着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相关发展规划的持续推出，合作社信用合作进入成长期。在这个阶段，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发展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合作社信用合作的试点数量不断增多，发展队伍不断壮大；二是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制度创新速度加快，规范发展与提升质量的诉求明显提升。因此，地方政府应落实国家政策，扮演好扶持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从扶持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应在相关法律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将行政合法性以合适的方式授予合作社，允许其开展信用合作业务；制订扶持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实施办法，细化信用合作相关环节的操作技巧，加快国家政策落地速度；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出台地方扶持政策，促进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长；积极遴选示范性合作社，树立信用合作的标杆，推动合作社规范发展。从服务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应综合利用自身在人才、宣传、培训等方面的优势，为合作社信用合作提供人才引进、产品推介、对外宣传及形象营造等方面的服务，推动合作社信用合作持续发展。

第三，在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成熟期，地方政府主要扮演合作者和协调者的角色。随着构建起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合作社信用合作获取利益回报的能力稳定提升，以合作金融助推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开始进入发展的成熟期。在成熟期，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制度安排基本稳定，市场竞争力较强，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合作伙伴，但同时也会面临同业机构的竞争，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一是地方政府要扮演好合作者的角色：支持合作社承担适宜的经济发展规划项目；支持合作社稳步扩增社员规模和信用合作资金规模；给合作社做好参谋，持续推进制度创新，防范金融风险。同时，要恪守行政主体的基本职责，进行理性指导、监管而不过度干预，充分保障信用合作的互助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二是要扮演好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地方政府既要协调处理合作社与社员的关系，保证合作社开展的信用合作真正为社员服务，使社员受益，推动双方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也要协调处理好合作社與其他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正规金融机构等利益主体的关系，鼓励良性竞争，遏制恶性冲突，为合作社信用合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四，在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分化期，地方政府重点要扮演好监管者的角色。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落实地方政府监管责任”。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指出“扩大在农民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范围，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落实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因此，作为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监管主体，地方政府需要在信用合作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均扮演好监管者的角色。而在这里，我们尤其强调地方政府需要在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分化期，切实履行监管者的主体责任。在分化期，一部分开展信用合作的合作社因不满足于非盈利的合作理念要求，逐步异化发展成为村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一部分合作社会因经营不善、信用合作的资金规模锐减或资金安全性下降、领办者“跑路”等原因而退出市场；另外一部分合作社则会持续创新、完善信用合作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推动信用合作持续发展。受此影响，地方政府应加强监管，对于异化发展的合作社，在充分保障社员权益的基础上，依法、依策引导其转变成为营利性的金融机构，不允许损害合作社和社员利益的行为发生；对于经营失败的合作社，应制定相关政策或办法，引导其妥善退出市场，防止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发生；对于创新发展的合作社，应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制定更有利于其信用合作持续发展的政策或办法推动其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作为普惠金融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是中国农民在基层社会推动的创造性政治的产物。合作社信用合作由于能够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缓解金融排斥带来的发展困境而被寄予厚望。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农民合作社在信用合作的实践中需要整合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相关发展规划等正式与非正式的政治资源，一方面加强与地方政府依法依策互动博弈的能力，争取行政合法性支持，积极拓展发展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赢得社员的信任和支持，累积“期望资产”，夯实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在合作社信用合作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好引导者、扶持者和服务者、合作者和协调者、监管者等角色，推动国家政策的落实，使合作社累积的政治资源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实践证明，农民合作社在信用合作实践中对不同类型政治资源的汲取、整合和综合利用对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发展不能无限制地依赖政治资源，要更多地依靠自身内部建设和自主发展空间的拓展，依靠为民服务能力的提升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加强。此外，农民合作社在信用合作的实践中，还要警惕对政治资源的过度利用，这会影响合作社的科学发展，阻碍其制度创新，不利于提升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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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英秀]

Key words： Political Resource， Farmers’ Cooperative， Credit Cooperation， Cooperative Finance， Policy Resources

作者：赵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