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同效力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贸易对外发展的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化，我国从本土企業的经济利益及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在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展开经济活动时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从而引发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效力的争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合同效力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经济合同效力研究论文 篇1：

房地产交易合同效力界分

摘要：哲学有言：“世界是联系的整体”。经济发展与日趋繁盛的房地产行业之间也有着相互的联系。在经济的影响作用下，房地产在交易种类方面越来越细化;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在房地产交易环节中，合同效力的界分是当下非常热门的话题之一，也有不少本专业学生或研究房地产的相关人士纷纷加入这一项研究之中。房地产交易合同是这一行业的内定规矩，具有特定时间的有效性与行为管理规范性。本文由房地产交易合同效力的界分为出发点，对这一内容做重点研究。

关键词：房地产;交易合同;合同效力;界分

引言：当下中国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运作方式。而正是“市场”的作用，才在无形之中，让房地产事业变得越发热烈起来。在越来越趋于成熟阶段的房地产事业正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屹立于经济之林时，与之相关的交易合同效力的界分言论也随之传扬出来。“市场经济”总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中得以完善，而房地产交易合同也是惠民、利企的核心策略。尤其是在近几年购房需求呈现直线上涨的背景之下，房地产交易的频繁度随之得到相应的提升。在频繁的房地产交易中，因涉及价值较高、环节较多等原因，需要签署合同来维护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防模棱两可的事情发生，这样不仅会影响双方利益，还会牵扯到法律层面有关事宜。而房地产合同效力的界分就是当下最为核心的行事指南针，是针对双方而言最具影响力的“三方协议”。

一、房地产交易合同效力界分的影响

1.买方

对房地产交易合同进行效力的界分，在一定程度上会最大化的满足买方对于购房的一系列权利保护。对于买方而言，将自己手里的资金交付给甲方，在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之前，得到具有效力的交易合同是法律所规定的必要，买方也可以通过这一纸凭证在必要时维护自身权利。

2.卖方

相对于卖方而言，为买方提供有效力的交易合同，并实现效力的界分是对自己房产的最大程度的宣传，能够促使自己的企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与强烈支持，这会获得比任何形式的廣告都更明显的效果。同时，签署具有效力的交易合同，也能够体现出对买方基本的尊重与诚意。

3.房地产交易市场

房地产交易市场是一个灵活且动态的世界，更有言：商场如战场。优质的服务、愉快的购房体验以及合法的交易流程是一个企业得以立足的根本。从整体的交易市场来说，依照法律程序审核交易合同的效力界分是保障消费者利益根本形式的体现。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讲，有助于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稳步前进。

二、房地产交易合同效力界分的意义

1.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从一次次的看房、选房、购房，到最后的签订合同，这是一项极为繁琐且耗费心力的大事情。对于当事人而言，在交付定金、首付或者是全款的同时，签署一份甲、乙双方的具有法律效益的房地产交易合同，是保证自身利益的明智选择，有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合同签署生效之日起，这份文件就已经具有了法律价值，拥有全部的话语权。而实现房地产交易合同效力的界分，会帮助当事人在必要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利益受到侵害。

2.助力司法系统发挥作用

实现对房地产交易合同效力的明确界分，会对司法系统发生指引性的作用。因为交易合同的法律功能，会迫使其在司法职能方面得到更具全面的填充，继而助力司法系统，将日常的运作提升到更适合当下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的境界。由于房地产交易合同会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当地的相关房地产政策与优惠政策等进行综合编订，因此，对于界分问题，当触及到法律规定时，也会对司法机关起到推动作用。从类型上讲，房地产产生的相关案件是归属于民事案件管辖范围。“民事”二字，顾名思义，是直接与人民的利益相挂钩的。假设牵扯到民事案件，其判决过程与结果会更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一点会明显高于个人民事案件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对其法律效益不容忽视。但正因为这份合同效力的界分，才会更高效的推动司法机关的日常运作，保证维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不断提升司法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与威望度。

三、“有效倾向”的法理基础

1.诚信原则的显现

交易合同从本质来讲需要遵循“诚信”原则。但凡涉及到交易，都需要懂得“诚信”的重要性，更何况是牵扯到更高价值、更多环节的房地产市场交易。而“诚信”问题，从交易合同的本质来说就是需要具备：透明性、严谨性、法律性及公平性等。所谓透明性，就是需要将钱款的细则、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划分等做到完全透明的写入合同之中;所谓严谨性，就是在合同的描述中，采用客观的语言、清晰的逻辑表述等;所谓法律性，就是要求在合同中明确表明，依照哪些法律，当事人与卖方拥有哪些权利与义务，可以做哪些事以及不可以做哪些事等;所谓公平性，就是指甲、乙双方的地位公平性、价格的公平性等。

2.不动产物权的区分原则

房地产合同也是不动产权的象征，而当物权发生变动时，应当按照合同中的有关规定，或者是法律的相关规定予以变更并生效。就当下的背景来说，在房地产交易中，已经不需要对物权进行登记也可以实现交易。是否进行要件的登记在此时已经不做任何法律约束。所以，对于还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房地产交易者来说，也可以在保证其本人出示的房地产交易合同具有法律效益并承担违约责任的基础上来进行出售。

3.履行不能有效性

在所谓履行不能有效性，即房地产交易合同中，不受来自物权变动登记要件这一项条件的制约的背景下，房地产合同效力的界分便成为了对有效因素进行判断范畴的界定。就当下《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的引申意义来说，如何判断此份合同存在有效力，需要对合同当事人的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审核。甚至即使是自始不能的合同，也可以判为有效，这样的案例并非不存在。

四、合法进行司法裁量

1.有效应用效力补正制度

效力补正制度是当房地产交易合同效力判为“无”的情况下，对于损失的一个有效挽回的政策。毕竟从合法的、一般情况来考虑，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房地产的合同失去效力，这种现象会严重的影响房地产交易效力界分的平衡性。而有效地利用这一补正制度，可以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从而最大化的保留当事人权益。但这一制度也不是全能的，即会忽略司法审查要件的流程。

2.规划红线维护社会公益

正由于房地产交易的高价值、长久性、复杂性、法律性等特点，才需要在交易合同签署之前，明确哪些不能触碰的“红线”。否则，直接损害的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而房地产企业一方也会遭受严厉的审查与巨额赔偿。规划红线是保证交易市场长久稳定的基石，是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稳固靠山。就当下的建设工程规划来讲，需要对有效合同与无效合同做出明确界定。假如房地产开发商在得知或不知的条件下，将当地明确规定不能进行买卖的房产进行钱权交易，就会产生巨大的交易市场问题，同时，签署的交易合同也会就此作废。

3.柔性处理合同表意瑕疵问题

房地产交易合同在法律范围内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保障其真实性是最为核心的内容。目前，从市场角度来观察，不少合同还存在上述所提及的“诚信”之“严谨性”的问题，即合同的表述有瑕疵。针对这一问题，有关规定会根据实际情况，将这一问题采用判定无效或部分可撤销的处理方式。这种采用柔性方式来处理问题的方法具有深远意义。

4.科学分析房地产政策变动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时期，国家也会有不同的房地产政策，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深刻的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然而，政策的变化会影响房地产交易合同的效力，所以，对于这一变动，需要进行全面的考虑。发生变动后，首先需要比对交易时间（签署日期或生效日期）与政策变动生效时间。其次，需要限定房地产政策。采用科学的方式分析房地产政策的变动是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在利益的驱使下，盲目行事。

结束语：总而言之，就当下的房地产交易类型来看，存在多样化的现象，因此，交易合同的效力界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必要之时，可以多去学习一些法律常识来武装自己，以备不时之需。同时，更多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涉及到法律的相关问题，不少人会产生敬而远之的态度，实际上不需要如此。明确法律红线，坚守住道德底线，利用交易合同来维护自身就是对于自己权利与义务的合法捍卫。在之后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问题也会逐渐显露出来，因此，合同的效力界分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林楚雄.房地产交易合同效力界分[J].法制博览，2021，（02）：80-81.

[2]许凯.论房产交易合同效力界分的标准[J].浙江学刊，2014，（02）：167-171.

[3]李东娟. 论房产交易合同效力界分的标准[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5， 5（024）：5218-5219.

[4]单洁冰. 论房产交易合同效力界分的标准[J]. 房地产导刊， 2015， 000（031）：27.

[5]张璐. 解析房產交易合同效力界分[J]. 建材与装饰， 2015（40）.

作者：吴宇昕

经济合同效力研究论文 篇2：

未报批合同效力的认定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贸易对外发展的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化，我国从本土企業的经济利益及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在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展开经济活动时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从而引发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效力的争议。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纠纷的争议焦点，不仅在于股东同意权以及优先购买权的适用，影响最大的而是在未经行政机关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上。为了让我国能够更好的运用外资发展本土经济，本文以外商投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未经行政审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关键词：外商投资;股权转让;行政审批

一、未经政审批合同效力的认定

近些年来，法院审理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越来越多，当双方签订股权协议之后，其中一方有意向解除该合同或者违约，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出让方提出的，也有可能是受让方提出的，主要原因是利益驱使，在合同签订之后，如果出让方发现股权的价值上升，就会以外商投资合同未经行政审批为由请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和认定合同不生效。与之相反，如果股权的价值变低，股权受让方会相同的理由请求法院认定外商投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那么，对于外商投资股权转让合同未经行政审批，应当怎么判定此类合同的效力？理论界主要有一下几种学说。

（一）合同无效说。合同无效说主张行政审批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未经行政审批的合同那那个，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但是这种学说已经被学术界逐渐抛弃，因为合同效力体系在实践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完善，不断发展，关于合同无效与否的判断越来越严格，且随着《外商投资案件问题规定（一）》、《合同法解释（一）》的出台，合同无效说已经在立法上没有立足之本了。

（二）合同不成立说。《合同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了没有履行审批登记义务一方的责任认定为缔约过失责任，根据缔约过失责任适用的时间节点进行反向推导，须经报批的合同在进行审批登记之前，合同应当认定为不成立。该学说以《合同法解释（二）》第八条为依据。

从逻辑上看，以上的推理看似正确，  但是从如果从合同成立这一概念出发，以上的推理则并不正确。合同成立是指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致这一客观事实。法律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力维护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合同内容，最大限度地推动合同关系的成立，促进合同目的的实现。只要合同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且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就应认定合同成立。只有当合同出现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巧益等的情形，突破私法自治的安全限度时，国家才有必要考虑公权力对其进行必要干预和限制。合同不成立说混淆了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效力，借法条规定进行所谓反推，并在此推导过程中以行政审批送一特别生效要件偷换了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这一合同成立的评判标准，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本来依法成立的合同因受到审批要件限制而被认定为不成立，许多本来可以实现的交易变得不能实现，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1]

（三）合同效力待定说。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杨永清在其文章中对批准生效合同与效力待定合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杨永清法官认为虽然批准生效合同与效力待定合同之间在主体资格、调整的规范、具体效力、未获批准或者未取得权利人同意时的合同效力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最大的相同点在于两类合同虽然均成立但都没有立即生效，需要在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强（追认或审批）之后，合同才生效。其次，从方法论上看，没有增加新的合同效力的类型，也没有改变现有的效力划分的层次，以原有的效力体系为框架，更为稳妥，也有利于实践操作。[2]

但是，考察我国的法律规定，效力待定合同有所特指，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代理权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确定与否，取决于享有追认权的第三人在一定期限内是否予以追认。所以我认为不应突破现行法的规定将未经批准的合同效力归入到效力待定合同的范畴。

（四）合同未生效说。合同未生效说主张合同已成立且未生效。它是在合同成立和合同有效之间的一种状态，与合同有效的区别在于一部分条款没有生效，一部分条款已经生效。如果应当办理审批手续的一方当事人在约定时间内没有办理审批手续，则该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未生效说以“审批申请义务”正当化为目的，避免应承担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因为不受合同约束造成对方当事人的损失。[3]该学说是一种新的合同效力的种类。

（五）合同有效说。该学说来源于《物权法》中的区分原则，该学说也是孙学致教授和刘贵祥学者主张的观点。该学说认为未经审批的合同为有效合同，行政审批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行政审批的意义仅在于管控合同实体义务的履行，未经行政审批的合同，应当以履行不能的规则应对。该说论证的基点将审批比作物权变动的要件，既然根据《物权法》中的区分原则，物权变动与否与合同生效与否无关，合同的效力则与合同是否经过行政审批无关。因此，未经行政审批的合同，只要合同效力没有其他瑕疵，即可认定为有效合同。

综上所述，我认为合同未生效说更为合理，本文的观点支持合同未生效学说。实践中，合同未生效说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二、各学说之异同

（一）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依据《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相区分，二者是合同的两个不同阶段，在逻辑关系上有区别先后，在时间次序上，有时也分间隔先后。

合同依法成立后，可能即时生效，也可能在具备一定的生效要件才生效。第一，合同成立是指合同订立过程的完成，即订立合同的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就合同内容形成合意。合同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各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第二，合同成立与否是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衡量和处分，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合意的问题;合同生效与否则取决于是否具备生效要件，反映公权力对合同关系的干预，体现的是国家对已成立合同进行评价，决定合同是否产生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第三，从二者的实质意义上分析，合同生效的前提是合同成立，但合同成立后并不必然生效。通常情况下，合同成立时即生效，但在法律对合同生效有特别规定时，应从其规定。如本文讨论的需经审批登记，合同虽己成立，但生效要件不成就，若要产生效力，还应履行报批登记的手续以完备生效要件。也正是基于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相区分，才产生未生效合同的概念。

（二）未生效与无效、效力待定

A、在早期合同效力二分法之下，應报批而未报批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但将未经审批的合同认定为无效显然既不合法理，也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以下简称法释〔1999〕19 号） 为了改变直接认定合同无效的做法，明确规定未经行政审批的合同在效力上处于未生效状态。

依我国民法通说，我国《合同法》明确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并将行政审批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尚不能将合同无效与合同未生效区分开来。因为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的区分只是意味着欠缺成立要件将导致合同不成立，而欠缺生效要件将导致合同不发生效力，但合同无效与合同未生效之间的不同点在哪，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区分。

王利明教授认为，合同的成立仅在解决当事人之间合意的问题，其是否生效或发生法律效力，尚有待于满足一定的生效要件。在他看来，合同的生效要件可分为一般生效要件和特别生效要件： 一般生效要件就是《民法总则》规定的四个条件，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而如果法律对合同规定了特殊的生效要件，如批准，则合同还需满足该特别生效要件后方可生效;此外，他还指出，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合同所附的条件或期限，也是当事人约定的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此可见，依民法通说，行政审批与附生效条件或者期限一起，被作为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4]。

区分一般生效要件和特别生效要件的实益究竟何在呢？ 为此，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从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关系入手，认为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的区分恰恰是在落实私法自治和国家管制： 民法关于法律行为成立要件的规定大概都是属于自治最核心的部分，而另外一组有关行为效力的规范，则是代表秩序而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对自治结果所划出来的底线。

由此可见，合同无效是因合同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而确定的自始不具有约束力，不具有可履行性、可补救性，即使已经履行的也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是，未生效合同则处于效力不确定状态，可以通过补救而成为有效合同。

B、在合同的效力类型中，与未生效最为接近的概念非效力待定莫属。未生效合同在获得批准前，其生效与否处于不确定状态，即使未依法或依约办理报批手续以启动审批程序，仍有补正之可能，不像无效合同那样永远无法“治愈”。在这一点上，未生效与效力待定具有同质性。

针对效力待定合同，法律设置了催告权、撤销权等，而在未生效合同中，亦存在约定或法定的报批义务，究其制度设计目的，皆在于尽快确定合同的效力，消除不确定状态。此为二者之联系。

其区别在于：第一，效力状态不确定之原因不同。合同之所以被认定为效力待定，乃因其主体之民事行为能力或代理权限存在瑕疵，而合同未生效系其欠缺积极生效要件所致。第二，法律价值倾向不同。对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因其主体本身之行为能力或代理权限存有瑕疵，针对该类合同的法律评价有否定性倾向，法律并不苛责法定代理人或被代理人有同意或追认的义务。而未生效合同仅是欠缺特别生效要件，法律倾向于促成其生效，并适当苛责当事人促进合同生效之义务。第三，调整规范不同。效力待定合同及相关问题，由《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等规范调整，而未生效合同及相关问题，则应适用《合同法》第44条第2款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第四，效力状态确定的方式不同。效力待定合同之效力状态确定的方式包括法定代理人或被代理人追认或不予追认、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等。而未生效合同生效与否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报批及行政机关是否批准。未生效是合同效力发展的阶段性描述，而效力待定则是合同效力的静态评价，在合同的生命中，二者规范的对象和任务也有所不同。

三、总结

目前为止，未经审批的合同效力还没有没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实践中已经出现很多该类纠纷，本文中认为此类合同应当认定为未生效，司法实践也有相应的案例，希望在未来的立法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来解决此类问题引发的纠纷。

参考文献：

[1]马新彦.论民法对合同行政审批的立法态度[J].中国法学，2016（06）：258-277.

[2]刘贵祥.外商投资企业纠纷若干疑难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10（01）：10-17.

[3]刘贵祥.论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以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为线索[J].中国法学，2011（02）：144-155.

[4]刘贵祥，高晓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解读[J].法律适用，2010（10）：25-29.

[5]卞爱生，许剑飞.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中的审批问题研究——外资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J].人民司法，2012（07）：95-98.

作者简介：

尹伟，女，汉族，天津人，天津商业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物权与债权理论与实务研究。

作者：尹伟

经济合同效力研究论文 篇3：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认定及当事人权利保护

摘 要：《合同法》新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出台后，其第三条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判定，对于一直广受关注和评论的《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做出了极具颠覆性的诠释。本文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为背景，从物权变动模式的角度出发，总结评述相关学说争议，进而分析其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认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无权处分 物权变动 买卖合同

无权处分是指处分人在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对标的物实施处分行为。①无权处分是有权处分的对立面，它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一般来说，权利人才能享有处分权，在经过权利人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中，非权利人才拥有处分权，否则就是无权处分。

《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合同法》第51条一直是《合同法》实施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最为激烈的疑难问题，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物权法》施行前，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并没有确立。

而2012年出台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而确立了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不应其无处分权而无效的裁判规则[1]。因此，可以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彻底颠覆了《合同法》第51条，使后者暂时失去了适用的空间。

一、我国物权变动模式下对《合同法》第51条的理解

大陆法系国家的物权变动模式有三种：其一，以德国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其二，以瑞士、奥地利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其三，以法国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变动模式。

《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才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将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的效果区分对待。以变动物权为目的的合同与物权的变动各自有其独立的生效要件，前者为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后者则按标的区分，不动产为登记，动产为交付。

采取哪种物权变动模式并不涉及道德因素，只是一个单纯的效率问题。从《物权法》条文的规定来看，我国的债权合同并不必然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需要将有效的合同与具体的交付行为相结合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在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既不同于根据债权

合同的有效成立即可发生所有权转移效果的债权意思主义，也不同于以物权合意为条件的物权形式主义，而属于以债权合同为发生原因，与登记或者交付相结合才发生物权变动效果的债权形式主义，有学者称之为公示要件主义。

在公示要件主义为原则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以下简称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并不能更好地保护真正权利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合同有效也不必然导致物权变动。可以说，自《物权法》施行后 ，《合同法》第51条已经被架空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思路就认为"无权处分"不是合同无效的原因，并认为合同的效力与合同的履行，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有着质的区别。但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加之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即便在审判实践中，也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存在不同裁判，《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不能仅因无权处分而否认合同效力的原则。

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学说争论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一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与评论，针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主要有有效说、效力待定说两种观点。

（一）有效说

有效说的观点持有者认为在无权处分中订立的债权合同是有效的，不受处分人权利瑕疵的影响。从形式上看，在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仅有债权合同不会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还需要与交付或登记相结合。②债权合同虽与物权变动关联紧密，但二者又相互独立，因此不能因为义务人有可能无法履行义务就当然否定合同效力。从实质上看，无权处分合同的有效性认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鼓励交易有效进行。

（二）效力待定说

关于效力待定说，其观点持有者认为《合同法》第51条提到的无权处分行为，即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债权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如梁慧星教授指出："依《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这里所说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的合同无效，即买卖合同无效。"③

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出台前，这一观点为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通说。但是，不可否认，该观点是存在矛盾的：

1.效力待定与善意取得的矛盾

按照《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没有经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没有取得处分权的，无权处分人与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无效。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在第三人善意的情形下第三人支付了相应对价，且标的若为不动产经过登记、动产经过交付，第三人便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此时第三人不是基于合同取得所有权，而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取得所有权。若第三人善意取得所有权之后，因为价金的支付或者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要求而产生纠纷，第三人该以什么为依据主张权利，在逻辑上无法解释。

2.从体系解释角度出发

《合同法》第150条、第151条规定了出卖人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即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除外。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是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之上的，出卖给当事人的财产上有他人的所有权，这是权利瑕疵的典型形式，因而其实间接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合同法总论与合同法分论部分的规定是矛盾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三、《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必要性分析

《物权法》颁布实施于2007年3月16日，至此我国物权法才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对合同效力和物权的变动效力进行了明确区分。然而，在此之前，我国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物权理论体系，立法及司法实践对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的理解混同。我国《物权法》采用的与德国物权法完全不同的变动模式，未采物权形式主义，不承认物权无因性。

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认定，在不断的司法实践中，立法者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摸索的过程。先是进行原则性的立法，即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对债权合同的效力和物权变动的效果进行区分，再是通过司法解释来解答司法实务中的困惑，于2009年颁布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承认了一物多卖行为合同的效力；最后，最终形成了去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首度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有效。

其实，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的意义并非仅限于促进内在立法体系的协调性，更注重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保护。在此之前，由于无权处分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合同往往因为权利人不进行追认或无处分权人无法取得物权导致合同无效，买受人按照《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无法向无处分权人主张违约责任，买受人只可以通过不当得利或缔约过失责任主张责任承担。

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出发，发现此项条款的安排有失公允，特别是在买受人善意的情形下。无处分权人故意隐瞒标的物真实权利人，以合理价格与买受人达成合意，订立买卖合同，合同并没有《合同法》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效力瑕疵的情形且交易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但是若仅仅因为真实权利人未予追认，导致买卖合同无效，这对买受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另外，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无处分权人有处分自己权利能力并决定自己承担何种义务的权利，其平等真实订立合同就应该受到合同约束。买卖合同的成立、变更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合意决定。然而，《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却打破了这种相对性，按照《合同法》第51条的立法精神，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全凭真实权利权人掌控，其结果是游离于合同之外的所有权人享有了买卖合同的处分、变更权。也许有人认为，立法者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出于保护所有权人的目的。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并不会取得立法者所要达到的法律效果。在不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情形下，由于合同无效导致了对无处分权人缺乏约束，其结果必然导致大量无处分权人肆无忌惮的为处分行为，这样的结果有违立法初衷。相反，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能督促无权处分人谨慎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利，更有利于保护所有权人，亦不存在很多学者认为的侵害所有权人利益的担忧。承前所述，我国《物权法》对债权合同的效力和物权变动的效果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并不会导致所有权的当然转移，也不必然导致侵害所有权人的物权利益。

四、《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施行后如何保护真正权利人

《合同法》第51条侧重保护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将合同能否发生效力的权利归于真正权利人，使其可以通过行使追认权的方式弥补合同效力的瑕疵，从而使买受人能够依据有效的合同取得物权。《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施行后，真正权利人利益如何保护？

此处有一个观念上的误区，买受人可能认为既然买卖合同有效，那就可以要求合同履行。不仅如此，出卖人可能也存在担心，认为如果不解除合同，即便是赔偿买受人损失，事情依旧没有完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合同有效并不代表具有可履行性。我们仔细分析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第2款，可以得出，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合同有效却并不一定必然履行，因此，此种情况下，真正权利人的权利可能不会遭受侵害。

而且，《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只要物权变动尚未发生，即买受人没有善意取得物权，真正权利人都可以行使追回权，以保护自己的物权。即使合同有效也不能阻止真正权利人追回自己的物权。如前文所述，物权变动不仅需要合同有效，还得拥有处分权。此时能否取得物权与合同效力无关。善意取得为例外情形，因为在善意取得的情形中，买受人取得物权也并非依据合同，而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故而，善意取得被定性为原始取得，而非继受取得，这是法律出于保护财产动的安全而设定的例外情况。笔者认为，买卖合同作为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若买受人未能获得所有权，属于出卖人的不完全履行，同样，买受人占有标的物是出卖人履行义务的效果之一。合同只是让买受人占有标的物，但是却不能依据合同而取得相应权利，权利的取得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因此，无权处分时，合同有效，法律承认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但买受人不能依据合同取得所有权。

可以说，此次《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弥补了因《合同法》颁布于《物权法》之前出现的内在逻辑不足，解决了司法困惑问题，也更有利于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保护。

注释：

①王利民：《论无权处分》，载《民商法研究》（第五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②王轶：《物权变动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条》，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

参考文献：

[1]孙毅：《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载求知网

[2]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条》，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

[3]肖立梅：《从物权变动的角度析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载《法学研究》，2008年1月

[4]孙鹏：《论无权处分行为--兼析《合同法》第51条》，载《现代法学》，2000年8月

[5]刑玉霞：《我国法律体系下无权处分效力制度冲突的选择》，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28卷

作者简介：罗男，女，（1992-），湖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0级本科生。

作者：罗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