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审查批捕范文

第一篇：检察院审查批捕范文

与重构审查批捕方式的反思

审查批捕方式的反思与重构

张兆松

【摘要】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完全是一种检察机关单方的职权行为，是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这种书面化、审批化、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其后果必然是程序神秘化、控辩失衡化、责任分散化。规范审查批捕行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审查逮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审查批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形成控(侦查部门，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辩(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审(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三方组合的诉讼格局，以确保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检察官保持中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这项司法审查权。

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是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犹如一把“双刃剑”，准确适用逮捕可以有力地打击犯罪，对防止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确保诉讼顺利进行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不当适用则直接涉及到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能侵犯人权。

逮捕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九十年代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审查批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实行侦查工作与审查决定逮捕工作相分离，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侦查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一律由审查逮捕部门审查。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对审查逮捕工作方式进行改革，将《逮捕案件审查报告》和《逮捕案件审批表》整合为《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进一步简化了内部工作程序。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等。但总体而言，审查批捕制度改革迟缓，进展不大。伴随着司法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审查批捕制度改革应当引起高层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足够关注。

一、现行审查批捕方式的缺陷

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完全是一种检察机关单方的职权行为，是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这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审查方式的书面化。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92条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应当指定办案人员进行审查。办案人员应当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案件，审查批捕人员唯一需要做的是审阅侦查机关的案卷材料。

(二)犯罪嫌疑人不能充分介入审查批捕程序。在审查逮捕阶段，犯罪嫌疑人作为诉讼主体不仅不能主动地介入审查批捕程序，而且即便是被动地接受检察机关的讯问都成为问题。实务界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能否讯问犯罪嫌疑人一直存有争议。有的认为，199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不另行侦查。”而讯问犯罪嫌疑人属于侦查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期间不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则》第97条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另行侦查。在审查批捕中如果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但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前应当征求公安机关或者本院侦查部门的意见。”上述规定尽管肯定在审查批捕环节检察机关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但这种讯问程序仍有不少缺陷，表现在：第一，在审查批捕中，只有在办案人员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时，才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而且审查逮捕中的讯问限于核实案件的事实与证据，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去了解掌握与“逮捕必要性”的相关信息。这显然不利于检察机关全面评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除部分案件规定是“应当”外，其他的案件只是“可以”。第三，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侦查机关的意见。也就是说，如果侦查机关不同意讯问，审查逮捕部门则不能讯问。由于存在以上

缺陷，当前审查逮捕工作中，检察办案人员对绝大多数案件不提讯犯罪嫌疑人，即便是提审犯罪嫌疑人，其目的也是为了复核有关证据，而不是为了听取犯罪嫌疑人对逮捕的意见。

(三)辩护律师不能充分介入审查批捕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在审查批捕阶段，律师基本上不能介入审查批捕程序。律师既无阅卷权，也无调查取证权，难以从检察机关或通过自身的调查了解掌握有关案件及嫌疑人应否逮捕的任何信息。

(四)被害人不能介入审查批捕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虽然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在进行具体权利分配时，并未赋予被害人享有与其当事人身份相应的权利保障。在审查批捕阶段，被害人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如现行法律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应当告知被害人。侦查阶段被害人知情权的缺失，导致其无法通过法定途径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五)审查批捕检察官地位不中立，追诉色彩浓厚。《规则》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公安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根据这一规定，各级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中都可以直接自行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而且都把它作为侦查监督部门考核加分的主要内容。在2003年至2007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直接决定追加逮捕的达63500人，[1]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20703人。[2]这种规定和做法混淆了检察官和警察的角色，使检察机关集申请权、决定权于一身，丧失了其应有的中立性，也不符合权力监督原理。《规则》第92条甚至还强调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能直接提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意见。”该解释的出发点实质上是为了限制不批捕的适用。

(六)审查决定的审批化。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规则》第92条规定，审查批捕案件由办案人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重大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这种由办案人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的审查逮捕办案程序，完全是一种内部行政式的审批程序，而不是诉讼程序。其后果是定审分离，审者不定，定者不审，办案责任难以分清。

由此可见，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还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一般只是进行书面审查，并不是必须听取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更不用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梅利曼教授指出，“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3]这种书面化、审批化、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其后果必然是程序神秘化、控辩失衡化、责任分散化。

鉴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权存在种种弊端，不少学者认为，应将逮捕权交由审判机关行使。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从上述规定看，人民检察院具有逮捕的批准权和决定权，而人民法院只享有逮捕决定权。因此，将逮捕决定权改由法院行使，违背宪法规定。司法改革必须遵守合法性原则。合法性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改革的各项措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认真总结过去十年司法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制度的改革是难以一步到位的。从长远看，人民法院对逮捕案件享有司法审查权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在我国现行条件下，把批捕权全部归属于法院，既不合法，也不符合渐进性改革的思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公约在提及“司法权力”时采用了“judicial

power”的用语。从逻辑上看，“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显然是排除法官的，这就意味着在法官之外还有其他人可以行使司法权。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9条规定：“逮捕、拘留某人或调查该案的当局只应行使法律授予他们的权力，此项权力的行使应受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的复核。”《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3款规定：“依照本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人，应立即送交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并应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或在审判前释放。”《美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5款规定：“应将被拘留的任何人迅速提交法官或其他经法律认可的行使司法权的官员，该人有权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受到审判或予以释放而不妨碍诉讼的继续。对该人可予以保释以保证该人出庭受审。”从上述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看，“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都有权行使逮捕权。因为这些官员是独立于实施逮捕和拘禁的机构，他们可以用不偏不倚的态度审查决定的合法性，以及以客观的态度审查是否有充足的理由继续进行拘禁。我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目前的宪政体制下，逮捕权仍由检察机关行使，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检察机关对批捕权的行使仍墨守现状，采用行政化的审批程序，既不符合权力制约原则，也不符合司法改革的精神，还会遭致社会各界和学者更多的诟病。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应当加快推进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这既是实现批捕程序科学化的需要，也是回应质疑，确保拥有批捕权正当性的应对之策。

二、构建审查批捕程序诉讼化的基本途径

基于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应属于司法审查的本质特点，通过诉讼程序是实现司法审查的基本途径。诉讼的构成必须具备控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等三个基本条件，检察机关只有在听取诉讼双方的意见后，才能对逮捕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和决定。司法程序具有被动性、公开透明性、多方参与性和亲历性等基本特征。而在我国现行审查批捕程序中，只有控方(侦查机关)和承控方(犯罪嫌疑人)，审查批捕部门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听讼方还没有形成。这种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因此，审查批捕程序的改革必须从权力制约入手，通过司法权的介入以形成对控诉权的限制。

规范审查批捕行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审查逮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审查批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形成控(侦查部门，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辩(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审(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三方组合的诉讼格局，以确保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检察官保持中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这项司法审查权。改革逮捕制度，必须建立抗辩式的审查批捕模式，要让逮捕的决定者获取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判断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是否有必要羁押，可否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措施，做到兼听则明、居中裁决。

(一)取消审查批捕检察官直接追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

《规则》第103条赋予了审查批捕检察官直接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这一规定混淆了检察官和警察的角色，不符合权力监督原理，应予修改。审查批捕人员要遵循告诉受理原则，对逮捕的司法审查程序仍由侦查机关提请而启动。侦查机关认为需要逮捕被控人的，应提出申请连同侦查收集的证据材料，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对于公安机关应当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而没有提请逮捕的，或逮捕后没有及时执行的，检察机关应当通过“说明不报捕(执行)理由通知书”等形式，进行程序上的监督，而不能自行决定逮捕后直接通知公安机关执行。

(二)明确审查批捕阶段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

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1条规定：“任何人如未及时得到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审问的有效机会，不应予以拘留。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辩权有利于改变审查结构上的单向性，有利于形成犯罪嫌疑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的诉讼制衡关系，从而增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一是为了核实证据;二是为了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意见，并进而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可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三是为了审查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为此，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时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时，在《规则》中应增加规定：公安机关在提请批捕或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移送审查逮捕意见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向

审查逮捕部门提出不予逮捕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有权在审查决定、批准逮捕中口头陈述不受逮捕的理由，检察机关应当记录或者保存在卷。

(三)赋予受委托的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权

2008年6月1日新的《律师法》开始实施。这部曾被视为着力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痼疾，充分体现人权保护等先进司法理念的新法，由于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导致司法机关和律师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不一，难以执行，律师们所期盼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三大权力，仍然行使艰难。笔者认为，保障律师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权必须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1、切实落实律师的会见交流权。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根据这一规定，受聘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只要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无需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而且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派人在场、使用监听设备等)进行监听。显然，这一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批准”及“在场”制度的突破，它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不再受侦查机关的任何限制，也不受时间、次数的限制。这对于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及时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交流，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2、赋予律师享有申请收集、调取、保全证据的权利。新《律师法》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一规定取消了《刑事诉讼法》第37条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检察院、法院“许可”以及被害人、证人“同意”的规定。据此，不少同志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4]笔者认为，从本条前后两款的关系来看，并没有明确授权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甚至没有授权律师申请侦查机关调查取证权，就此而言，它与刑事诉讼法第37条并没有本质区别。为了保证受委托的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权，笔者建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申请收集、调取、保全证据的权利。同时，基于代理申诉、控告

的需要，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及遭受刑讯逼供的事实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代理申诉、控告。既然代理申诉、控告，就须有一定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因此，在代理申诉、控告过程中，律师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诸如不在犯罪现场、不够刑事责任年龄、患有精神病或等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进行调查取证。

3、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新《律师法》在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但新《律师法》仍没有规定在审查批捕阶段享有阅卷权。为了较好地发挥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应有作用，建议赋予律师享有一定的阅卷权，即受委托的律师享有查阅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笔录、诉讼文书和鉴定意见的权利。

(四)赋予被害人参与审查逮捕程序的权利

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息息相关。在被害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一旦检察机关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构成犯罪，不仅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且被害人也难以获得民事赔偿。而在无逮捕必要的案件中，作出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也会对被害人权益产生影响。因此，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时，应当给予被害人以充分的发达意见的程序参与权。笔者建议：

1、被害人在审查批捕阶段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即将现行的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由审查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

2、赋予被害人在审查批捕阶段有陈述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五)建立审查批捕公开听证程序

当前对批捕阶段设置听证程序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建立批捕听证程序，是保障人权的需要。[5]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式审查逮捕方式在当下不具有可行性，理由是：

1、资源的限制，尤其是警察资源的限制。按照听证式审查的制度设计，提请逮捕的一方必须出席由审查方主持的听证会，阐述逮捕的理由与证据条件，这在目前的司法资源状况下将遇到极大的困境，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2、我国法定逮

捕条件不适合听证式审查短时间内作出决定的制度惯例。

3、从现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素质、接受律师帮助状况以及公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实际掌握的案件信息量来看，我国并不具备听证式审查逮捕的实质性条件。[6]笔者认为，增设批捕听证程序能给予各方充分表达意志的机会，形成各方对逮捕过程的更为有效的参与和监督，实现对检察机关逮捕决定权的监督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司法机关公正、民主的形象。其意义表现在：

1、有利于检察机关听取各方意见，保证逮捕决定的合理性。听证制度中的公开、辩论原则有助于帮助检察人员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对证据材料进行详细地甄别，可以帮助检察机关做出合理的决定，防止少数司法人员因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和自身对案件理解上的偏差而出现做出错误决定的情况。

2、有利于对检察机关逮捕决定权进行有效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在听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是听证制度的重要内涵。通过公开听证的形式，让决定机关公开自己的事实认定、决定理由和根据，让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质证和辩论，这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制约形式。

根据批捕程序应当具有诉讼形态的程序要求，批捕听证程序应当体现诉讼中的三方主体参与，即控辩双方加上居中裁决的中立机构。控方是提请批捕的侦查人员，辩方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中立的裁决者是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人员。被害人及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参与批捕听证程序。笔者把批捕听证程序具体设计如下：

1、逮捕听证程序的主体。逮捕听证程序应当体现诉讼中的三方构造，即控辩双方加上居中裁判的中立机构。控方是提请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辩方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中立的裁判方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人员担任。在必要时双方还可以传唤证人、鉴定人到场。对于有被害人的，允许被害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参加。

2、逮捕听证程序的阶段设计。公开听证程序举行时，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主持召开，听证双方当事人到场参加。首先是由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控方陈述其作出决定的理由;其次，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提交证据证明采取逮捕措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后，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就控方提出的证据同控方展开质证，双方可以就逮捕措施的适用及相关证据发表意见，并可以相互辩论;再次，由中立的裁判方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证据进行评议;最后，根据评议的结果作出适用逮捕程序是否合法与必要的决定。对于控方证据足以证明有必要采取逮捕措施的予以支持，对于不足以证明其必要性的作出解除拘留或逮捕的决定。

(六)建立逮捕理由书面说明制度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对被逮捕和羁押的人必须告知逮捕、羁押的理由以及不利于他的任何控告。”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被告知逮捕、羁押理由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上述规定强调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要说明理由。近年不少检察机关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探索。其中不捕说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从2004年就开展了以不捕说理为重要内容的侦查监督工作机制改革。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该院审查作出不予逮捕决定共111件143人，其中无罪不批准逮捕的30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的74人，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的39人。对于该院作出的不予逮捕决定，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仅1件(该件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复核维持了原不予逮捕决定)。[7]这说明不捕说理制度有效保证了案件质量。既然不捕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那么相应地建立逮捕理由书面说明制度更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七)赋予被捕人申请复议、复核的权利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项规定“被羁押者，无论是因受到刑事指控被拘禁，或者是受到行政性拘留，皆有权启动法律程序，即向司法机关对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如果该羁押被认为非法，则被羁押者应被释放”。《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32条规定“被羁押者随时都可以提起对拘禁的异议的权利，还应允许律师或家庭成员代表被拘禁者启动这一程序，司法机关不仅应审查羁押程序的合法性，尤应审查拘禁的原因及必要性，这一程序应尽可能简单并迅速地进行，应只需极少的花费或者根本不须任何费用来启动这一程序”。对羁押提出异议有利于防止不必要的羁押。我国刑事讼诉法第70条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该条确认了不批准逮捕决定存在错误的可能，那么，

批准逮捕决定同样存在错误的可能，且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更应当予以有效保护。因此，要求复议、复核的权利不应成为公安机关的特权。笔者建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检察机关采取的逮捕决定不服时，有权向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复议，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可考虑在其接到复议申请的5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答复申请人;如对复议决定仍不服，有权向作出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一级检察机关应当立即复核，并及时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复核决定为终局决定。

(八)增设被害人对不逮捕决定的知情权和申诉权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知情权，检察机关应当将不批准逮捕决定通知被害人，同时，应明确赋予被害人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一方，与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法律虽然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后，公安机关可依法复议和复核，但在司法实务中，公检两部门多为内部相互协调处理，复议和复核案件的比率极低。如果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告知被害人不批准逮捕理由，作为关心案件处理结果的被害人，认为案件不批捕不符合法律规定，就会行使自己的申诉权来启动监督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不仅使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置于被害人的监督之下，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办案的社会效果，维护社会稳定。

逮捕是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从本质上看，审查逮捕是具有裁断性质的事项，应当由司法人员在认真审查侦查机关的逮捕请求后作出。通过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实现批捕程序的法治化，有利于防止暗箱操作，减少司法腐败，督促办案人员正确行使职权，有效地防止逮捕措施的不当适用，保证司法公正。根据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环节履行着司法审查职能。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可以在审查批捕阶段形成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为两翼，检察机关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结构”，这种诉讼结构可以克服目前的“强职权主义”色彩，保证审查批捕检察官地位的中立性和独立性。

第二篇：拘留----批捕----侦察---审查起诉----开庭审理判决分别多久

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期限

(一)强制措施期限

1、传唤、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2、拘留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4日，特殊情况最长37天;

3、取保候审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

4、监视居住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二)侦查羁押期限

1、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不得超过2个月;

2、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延长1个月;

3、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26条规定情形的，可以延长2个月;

4、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26条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可以再延长2个月;

5、发现另有重要罪行的，重新计算期限。

(三)审查起诉期限

1、 审查起诉时间，1个月;

2、重大、复杂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

3、改变管辖的，改变后的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

4、退回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每次1个月;

5、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在7日以内;

6、被不起诉人对依据刑法第142条第2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申诉，在7日以内。

(三)审判期限

1、普通程序一审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特殊情况，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3、二审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特殊情况，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二十七条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第三篇：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 (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

十九次会议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审查逮捕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一章 逮捕的条件

第一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就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对于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批准逮捕：

(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

第二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情形：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该犯罪事实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1

(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第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一)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构成犯罪的;

(二)仅有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诉，而无其他已查证属实的证据佐证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且难以排除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的供述存在重大矛盾，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的;

(五)没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又未形成相互印证链条的;

(六)证明犯罪的证据中，言词证据系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依法予以排除后，其余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

(七)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符合犯罪构成主观方面要件的;

(八)证明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足的;证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在事实被指控的犯罪时系精神正常的证据不足

2 的;

(九)虽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无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该犯罪嫌疑人事实的;

(十)其他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形。

第四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须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

(二)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须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消批准逮捕决定。

第五条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已经查明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第六条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是指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一)可能继续事实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

(二)可能毁灭、伪造、转移、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

3 证或者串供的;

(三)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

(四)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

(五)可能有碍本案或者其他案件侦查的;

(六)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所、流窜作案、异地作案，不具备取保侯审、监视居住条件的;

(七)对犯罪嫌疑人不羁押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举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没有逮捕必要：

(一)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

(三)过失犯罪的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四)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五)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

4 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六)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七)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

(八)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予羁押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或者防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九)其他无逮捕必要的情形。

第八条 对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消案件。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取保候审期间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取保候审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根据其违反规定的情节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情节一般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非逮捕措施;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批准逮捕：

(一)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二)实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

5 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四)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对在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批准逮捕。

第十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一款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监视居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批准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二)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三)实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的;

(六)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6 第二章 审查逮捕程序要求

第十一条 审查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认为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讯问证人。必要时，可以派人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审查下列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予以逮捕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需要确认的，有无逮捕必要难以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对案件重要问题的供诉前后矛盾或者违背常理的，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矛盾的;

(二)案情重大复杂疑难的，主要:包括涉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杀人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以及其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对罪与非罪的认定有争议的;

(三)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

(四)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的;

(五)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依法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认真听取其供诉、辩解。

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侦查机关的意见。

对本条第二款规定之外的案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

7 未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

第十二条 审查逮捕过程中，应当严格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对以刑讯逼供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诉、以暴力取证方式的证人证言以及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对未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收集的其他证据，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依法中心收集或者采取补救措施，保证证据的合法性。

第十三条 审查逮捕工作应当严格遵循法定办案时限。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七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上述文书后的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

第十四条 批准逮捕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照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事前报请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

第十五条 批准逮捕担任政协委员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事前向其所长的政协党组通报情况;情况紧急的，可以在批准逮捕的同时或者事后及时通报。

第十六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涉嫌犯罪需要逮捕的，应

8 当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侦查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侦查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第十九条 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不批准逮捕，但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同时通知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并附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

对于批准逮捕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

第三章 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

第二十条 逮捕质量问题包括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和办案程序有瑕疵。

第二十一条 逮捕错案包括错捕和错不捕。

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批准逮捕的，是错捕。

对依法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的，是错不捕。

第二十二条 错捕包括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以及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

案件证据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批准逮捕的，是不符合

9 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

审查逮捕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批准逮捕之后，因主要证据发生变化而认定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法律、司法解释有新规定而不认为是犯罪的，是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

上述两种错捕，可以依据案件的以下处理结果确认：

(一)因没有犯罪事实而撤消案件的;

(二)因没有犯罪事实而不起诉的;

(三)因没有犯罪事实而被判决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第二十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错不捕：

(一)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致使犯罪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或者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二)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经复议、复核，在案件事实、证据无变化的情况下改变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三)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的，改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第二十四条 对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但不符合可能处刑条件和人身危险条件，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

10 逮捕的，是逮捕质量有缺陷。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逮捕质量有缺陷：

(一)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但因具备减轻处罚情节而判处上述刑罚和本标准第六条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除外;

(二)对不适宜羁押且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对符合本标准第七条第

(八)项规定、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四)根据本标准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应当撤消批准逮捕决定而不撤消的;

(五)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未依法排除，而予以批准逮捕而不属于错捕的。

第二十五条 审查逮捕工作违反办案程序规定，但未造成逮捕错案或者逮捕质量有缺陷的，为办案程序有瑕疵：

(一)不批准逮捕而没有说明理由的，或者需要补充侦查而没有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的;

(二)对批准逮捕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应当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而没有发出的;

(三)审查逮捕超办案时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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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

(五)批准逮捕人大代表事前没有按规定报请许可的，或者批准逮捕政协委员未按规定向其所在政协党组通报的;

(六)《审查逮捕意见书》和其他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的;

(七)违反法律和本标准第二章关于逮捕工作程序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逮捕质量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于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逮捕错案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对于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以及符合本标准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情形的，不追究错捕责任。

第二十七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承办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案件事实、证据存在的关系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未能发现，或者虽意见发现，但未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提出，并且建议批准逮捕的;

(二)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原错误不批准逮捕决定未提出纠正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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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原来因不符合逮捕条件而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建议变更为批准逮捕并获同意后，案件被撤消、不起诉或者判无罪的。

第二十八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部门负责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未予重视，或者未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的。

第二十九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检察长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未予重视，或者未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正确意见的;

(三)明知当地领导机关的协调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仍予执行，未按规定及时报告实际人民检察院的。

第三十条 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出现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的，由检察委员会对定性和法律适用负主要责任。

第三十一条 逮捕质量有缺陷、办案程序有瑕疵，应作为对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实绩

13 考核和惩处的依据，具体考核办法另行规定。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对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审查逮捕，参照适用本标准。

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第四篇：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

(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审查逮捕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一章 逮捕的条件

第一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就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对于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批准逮捕：

(一)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二)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三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Σ险性，而有逮捕必要。

第二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情形: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该犯罪事实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第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事实”：

(一)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构成犯罪的;

(二)仅有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无其他已查证属实的证据佐证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ì盾且难以排出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的供述存在重大ì盾，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的;

(五)û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又δ形成相互印证链条的;

(六)证明犯罪的证据中，言词证据系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依法予以排除后，其余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

(七)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符合犯罪构成主观方面要件的;

(八)证明δ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足的;证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系精神正常的证据不足的;

(九)虽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无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该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十)其他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形。

第四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木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

(二)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δ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

第五条“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已经查明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第六条 “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Σ险性，而有逮捕必要”，是指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一)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Σ害社会的;

(二)可能毁灭、α造、转移、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三)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

(四)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

(五)可能有碍本案或者其他案件侦查的;

(六)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流窜作案、异地作案，不具备取保侯审、监视居住条件的;

(七)对犯罪嫌疑人不羁押可能发生社会Σ险性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且û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û有逮捕必要:

(一)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

(三)过失犯罪的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四)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嫌凝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五)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δ满十八周岁的δ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六)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七)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

(八)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予羁押确实不致再Σ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九)其他无逮捕必要的情形。

第八条 对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销案件。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取保侯审期间Υ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取保候审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根据其Υ反规定的情节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情节一般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非逮捕措施;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批准逮捕:

(一)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二)实施毁灭、α造、转移、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三)δ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δ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四)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对在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批准逮捕。

第十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监视居住期间Υ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监视居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Υ反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情节严重”，应当批准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二)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三)实施毁灭、α造、转移、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δ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δ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五)δ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δ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的;

(六)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第二章 审查逮捕程序要求

第十一条 审查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认为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必要时，可以派人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审查下列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予以逮捕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需要确认的，有无逮捕必要难以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对案件重要问题的供述前后ì盾或者Υ背常理的，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ì盾的;

(二)案情重大复杂疑难的，主要包括:涉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杀人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以及其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对罪与非罪的认定有争议的;

(三)犯罪嫌疑人系δ成年人的;

(四)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Υ法行为的;

(五)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依法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认真听取其供述、辩解。

讯问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侦查机关的意见。

对本条第二款规定之外的案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δ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

第十二条 审查逮捕过程中，应当严格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对以刑讯逼供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以暴力取证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以及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对δ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收集的其他证据，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依法重新收集或者采取补救措施，保证证据的合法性。

第十三条 审查逮捕工作应当严格遵循法定办案时限。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δ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上述文书后的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

第十四条 批准逮捕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照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事前报请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

第十五条 批准逮捕担任政协委员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事前向其所在的政协党组通报情况;情况紧急的，可以在批准逮捕的同时或者事后及时通报。

第十六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涉嫌犯罪需要逮捕的，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严格审查案件的管辖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对于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应当建议侦查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机关移送。上级指定管辖的除外。

第十八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侦查机关δ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侦查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第十九条 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不批准逮捕，但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同时通知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并附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

对于批准逮捕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 第三章 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

第二十条 逮捕质量问题句括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和办案程序有瑕疵。

第二十一条 逮捕错案包括错捕和错不捕。

对û有犯罪事实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批准逮捕的，是错捕。

对依法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的，是错不捕

第二十二条 错捕包括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及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

案件证据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批准逮捕的，是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

审查逮捕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批准逮捕之后，因主要证据发生变化而认定û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法律、司法解释有新规定而不认为是犯罪的，是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

上述两种错捕，可以依据案件的以下处理结果确认:

(一)因û有犯罪事实而撤销案件的;

(二)因û有犯罪事实而不起诉的;

(三)因û有犯罪事实而被判决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第二十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错不捕:

(一)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致使犯罪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或者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二)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经复议、复核，在案件事实、证据无变化的情况下改变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三)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改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第二十四条 对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但不符合可能处刑条件和人身Σ险性条件、û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是逮捕质量有缺陷。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逮捕质量有缺陷:

(一)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赴罚的。但因具备减轻处罚情节而判处上述刑罚和本标准第六条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除外;

(二)对不适宜羁押且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对符合本标准第七条第

(八)项规定、û有逮捕必要

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四)根据本标准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应当撤销批准逮捕决定而不撤销的;

(五)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δ依法排除，而予以批准逮捕但不属于错捕的。

第二十五条 审查逮捕工作Υ反办案程序规定，但δ造成逮捕错案或者逮捕质量有缺陷的，为办案程序有瑕疵。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办案程序有瑕疵:

(一)不批准逮捕而û有说明理由的，或者需要补充侦查而û有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的;

(二)对批准逮捕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应当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而û有发出的;

(三)审查逮捕超办案时限的;

(四)对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

(五)批准逮捕人大代表事前û有按规定报请许可的，或者批准逮捕政协委员δ按规定向其所在政协党组通报的;

(六)《审查逮捕意见书》和其他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的;

(七)Υ反法律和本标准第二章关于逮捕工作程序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逮捕质量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于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逮捕错案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对于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以及符合本标准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情形的，不追究错捕责任。

第二十七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承办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案件事实、证据存在的关系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δ能发现，或者虽已发现，但δ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提出，并且建议批堆逮捕的;

(二)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原错误不批准逮捕决定δ提出纠正意见的;

(三)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原来因不符合逮捕条件而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建议变更为批准逮捕并获同意后，案件被撤销、不起诉或者判无罪的。

第二十八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部门负责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δ予重视，或者δ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的。 第二十九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检察长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δ予重视，或者δ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正确意见的;

(三)明知当地领导机关的协调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仍予执行，δ按规定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的。

第三十条 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出现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的，由检察委员会对定性和法律适用负主要责任。

第三十一条 逮捕质量有缺陷、办案程序有瑕疵，应作为对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实绩考核和惩处的依据。具体考核办法另行规定。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对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审查逮捕，参照适用本标准。

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2006年9月28日

第五篇：人民检察院 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报告

检察文书 2008-05-07 00:25:40 阅读81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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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人民检察院

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报告

移送起诉案件机关：__________________

本院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的时间：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犯罪嫌疑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

______公安局以______号起诉意见书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姓名)______(案由)_______________一案，我院___年___月___日收到案件材料后，(自侦案件写为：本院哪个侦查部门以______号文书移送审查起诉_________一案，本处(科)收到案件材料后，)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于____年____月______日已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已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承办本案检察人员依法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听取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期间，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自侦案件改为：退回侦查部门……)或自行侦查______次。本案已审查完毕，现报告如下：

一、被告人和其他有关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情况

犯罪嫌疑人……(依次写明姓名，性别，年龄及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职务或职业，住址。因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名称，时间，现在伺处，历史上曾何时、何故受过何种刑事处分或劳动教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还应当写明其何时何单位任何职)。

辩护人……(写明姓名，性别，是否律师，工作单位及职务或职业，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

被害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受害状况。无被害人或被害人情况不清的，予以说明)。

被害人委托的人……(依次写明参与诉讼的身份、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地址，与被害人关系，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对受委托的单位要先写单位名称，地址;再写明单位代表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受委托的人为二人以上的分别写明。没有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此部分省略)。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是单位的，写明单位全称，所在地址，单位经济性质，法人代表姓名，职务，住址;是个人的，依次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无附带民事诉讼的，此项省略)。

诉讼参与人为多人的，依次分别列明。

二、案件侦破简要过程

(此部分根据案件材料记载，扼要叙写本案发案及侦破的时间、立案、侦查工作经过情况。)

三、审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经审查表明：……

(以下依次分别写明审查起诉认定的事实。叙写案件事实，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行为实施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经过、情节、数额、危害结果、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的表现等有关罪与非罪、罪行轻重、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事实，情节要素和犯罪构成要件材料。一案有多项事实的，应当依照时间顺序或由重至轻的顺序逐一分段写明。)

经审查核实，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是：……

(以下依次按直接、间接证据或证明程度等顺序分别写明证据名称、证明作用，并且对证据与事实之间的联系，证据的合法性、是否充足等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论证。写证据时，也可以采取案件事实与证据相对应的写法，即写一事实，相应写证据，再写另一事实，相应列出证据。案件材料记载不明，可以说明情况后省略其他内容。)

(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在本部分应当首先概括表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意见书认定的事实，然后逐项列举分析论证哪些事实不清、哪些证据不足或不能采信、证明力不强、以及分析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论据。)

四、需要说明的情况

审查本案，还有下列问题需要说明：……

(以下应集中写明与该案定性或处理有关而又应单独加以进一步说明的重要问题。 —般包括：本案需要进一步查证的问题;案件事实、情节中争议较大或分歧较大的问题;追诉漏罪、漏犯;赃款赃物迫缴、保管、处理事项;侦查活动违法情况及纠正意见;有碍侦查、审查起诉的违法活动;附带民事诉讼事项;告知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辩护人行使权利等等。在这部分，应当既要写明情况又要写明意见。根据案件情况，认为没有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或情况的，本部分可以省略。)

五、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等实际情况和有关法律规定，我们的意见是：……

(以下是承办本案的检察人员对审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的说明和论述。应当首先对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性质、情节轻重、社会危害性、认定罪与非罪、应负的责任等问题作出分析论述。其次，认为构成犯罪的应写明犯罪嫌疑人触犯的法条，并写明构成何种犯罪，是加重、从重、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的结论;认为不能定罪起诉的，说明理由和结论。最后明确提出起诉、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建议撤销案件等对本案的处理意见。需要给予当事人其他处分、附带民事诉讼及其他有关问题，也应一并提出处理意见。)

以上报告请审示。 检察员 ___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注：本文书是依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检察人员对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情况和意见进行报告时使用。

制作份数：1

归卷：检察内卷1份

主办部门：审查起诉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