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检察院批捕后的程序
检察院并未接到批捕申请
8月5日下午，记者到涞源县检察院批捕科询问该案是否报批，以及为何未批捕等情况，该院批捕科一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回复称，其未见有该案移送至批捕科，“案件会先在登记处登记，然后会递交到我们这儿，如能批捕，我们就会向公安发函，若证据不足，也会下不予批捕或需要其补充侦查等文书。截至目前，我们没有接到该案的批捕申请。”
随后，记者来到涞源县检察院登记处，一值班工作人员在查阅了电脑，并向相关人员进行了具体询问后，明确答复称没有收到该案的相关批捕申请，“如果申请了，无论是否立案，都应有文书，没有文书，就说明没有递交。”
针对涞源县检察院所称没有收到相关报捕材料等情况，涞源县公安局另一相关负责人称，“也有可能是公安局同检察院私下沟通的结果，检察院认为是条件不够批捕，所以公安就没有报批”。
但该种说法被涞源县检察院回应称，“不可能”。 夫妇俩曾经因上访被拘留
记者在案件相关材料中看到，2014年9月4日上午，涞源县公安局带领冀鹏前往涞源县与灵丘县交界处驿马岭山上及南关村小树林辨认现场时，冀鹏曾作出有罪供述。冀鹏在供述中称，自2014年7月份以来，其在这两处先后3次以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行与曾秀发生性关系。
由涞源县公安局制作于2014年12月22日的《起诉意见书》显示，该局已认定冀鹏涉嫌强奸。这份致涞源县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显示，冀鹏涉嫌强奸一案，经依法侦查查明，其以威胁恐吓的方式与曾秀强行发生关系，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然而，毕志新夫妇对该份《起诉意见书》并不知情，“我们数不清多少次到公安局问情况了，他们总说没证据，”曾秀称，如果其知道自己被强奸一事有进展，她和毕志新便不会到处上访喊冤了。
据了解，毕志新、曾秀夫妇还曾因上访被拘留。由涞源县公安局向两人所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涞源县公安局在2015年1月13日对两人作出为期10天的行政拘留，原因是其曾在2015年1月2日、1月11日、1月12日到北京非信访接待场所扰乱社会秩序。
回访：两家人均已搬走 8月5日傍晚，曾秀自2015年2月5日事发至今第一次回自己的家，她家住在张家村的西北角。院子没有安大门，用半张木板、几根棍棒挡着，院外已杂草丛生。房门锁着，曾秀没有钥匙。
记者透过窗玻璃看到，北房共有4间，房内散乱地扔着一张沙发、几把凳子，布满了灰尘，“日常用的东西都拉走了”，曾秀称，事发后因担心安全问题，现在其全家都搬到别的地方租房住了。
据曾秀介绍，毕志新的父亲今年63岁，而自己的两个女儿都还小，老大7岁，小的才3岁，毕志新被羁押后，家里便断了经济来源，“目前是租住在别的村子里，靠哥哥和毕志新的妹妹一家接济。”
冀鹏的家住在村东头，红色的大门上挂着一把锁。一邻居反映称冀鹏出事后，其全家人就搬走了，“至今没见其家人回来过。”
直至昨日下午，记者一直试图和冀鹏家人取得联系。冀鹏妻子称，其带着孩子住在山里，不方便接受采访，有事再和记者联系。冀鹏妹妹在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后回复称，其家人正等着法律的公正判决。目前全家人都不敢在老家居住了，“因为感觉不安全。”
不捕重刑疑犯 警方涉嫌渎职
昨天下午，著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分析称，若公安机关称其已经报检察院批捕，那么，不论检察院是否批捕，其一定会有关于是否批捕的回执。
洪道德称，“公安机关不能凭嘴说，得拿出客观的证据，如果拿不出回执，就是将责任往检察院身上推。”
洪道德表示，报批捕是第一个法律行为，而制作起诉意见书，应是第二个法律行为。公安机关既然称其已向检察院报了批捕，在没有得到检察院回音的情况下，为何公安机关还制作了起诉意见书?公安机关的这种行为是自我矛盾的，“这实际上是公安自说自话。但鉴于检察院什么材料都没有，所以也不可能为其说话。”
洪道德称，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在不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将某些案子直接起诉，即直诉。
洪道德解释称，公安也许会称，其起诉意见书还没来得及向检察院送。但就该案而言，公安既然已通过侦查，认定犯罪嫌疑人为强奸，而且按照相关规定，强奸3次以上，便是量刑10年以上的重刑罪，情节比较恶劣，公安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逮捕嫌疑人。
第二篇：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后的处理程序
为了有效地应对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后的应急处理工作，特制定本流程。
1、建立健全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后的报告制度，一旦发生职业暴露，必须以最快的方式
向医院感染管理科报告;
Z、医院感染管理科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同时指导发生职业暴露的工作人员进行暴露部位的处理;
3、暴露部位的处理原则：
(1)用肥皂液和流动水清洗污染的皮肤，用生理盐水冲洗粘膜;
(2)如有伤日，应当在伤口旁端轻轻挤压，尽可能挤出损伤处的血液，再用肥皂液和流动水进行冲洗;禁止进行伤口的局部挤压;
(3)受伤部位的伤日冲洗后，应当用消毒液，如：75%酒精或者0石%碘伏进行消毒，并包扎伤口;被暴露的粘膜，应当反复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
(4)酌。情预防性用药;
4、处理完毕，医院感染管理科工作人员应做好调查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暴露者的姓
名、姓名、年龄、发生时间、地点、暴露部位、暴露方式、经过，联
系电话，暴露类别，严
重程度和处理。消况等，并形成文字材料，同时向院领导或(及)上级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5、如有需要进行疫苗接种者，单位报销疫苗接种费用;
6、追踪
根据接触疾病的性质安排追踪时间。
巴林左旗妇幼保健所
第三篇：IT程序员35岁后的三条出路
IT行业是众多年轻人的职业梦想，然而，一旦身入其中却发觉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好。被称为IT蓝领的编程员，工作强度大，像个编码“机器”;技术更新换代快，饭碗不稳定。随着年龄的增长，IT编程员该何去何从。
程序员的困惑：我该何去何从
32岁的Smith(化名)已算是IT行业的元老了。
大学时代的他，有2/3的时间是在校园微机房里度过的，当时，他疯狂地迷上了电脑。大学毕业后，Smith早早地被一家IT业著名的跨国公司录用，担任程序员。
刚进IT行业时，Smith有股火一般的热情，参与了不少项目，而且都成功了。公司对他也很器重，付给他的薪水在当时的同学中可算是天价。在后来的IT泡沫中，Smith的公司也还算稳定。
一晃8年过去了。期间，Smith曾换了两家公司，虽说薪水越来越高，但他却越来越困惑。今年他已经32岁了，以前不觉得，但现在，他感觉程序员的工作强度太大，自己一直在超负荷运转，工作状态就一个字：累。况且，由于这一行的特殊性，从业者必须不断地学习。32岁的程序员虽然技术老到，但毕竟在学习能力、反应速度、工作效率上渐渐地开始和年轻人有了差距，Smith觉得后生可畏，感觉自己的竞争力在缩水。
何况，现在IT业不比以往，面对大量“廉价”的职场新人，老板不仅可以挑肥拣瘦，还可以随时让薪水已涨到一定水平的老人“走人”。Smith的同事Tom(化名)就是这样被公司“请”走的。Smith担心：不知何时，这根裁员的大棒就要挥到自己的头上。目前，虽然自己薪水不低，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得到的多付出也就更多。而且业界还有这样的传统，过了35岁，IT编程员就有转岗的可能。未来该何去何从，Smith深感困惑。
寻求职业发展的“第二春”
Smith的处境代表了IT行业一个群体性的问题。有关职业规划师经过对Smith 的处境分析指出，IT人才市场的整体年龄状况趋于年轻化，22岁以下的择业者占总体比例的71百分号，而35岁以上的只占10百分号，年轻的人才给市场注入了活力，也使得IT行业的竞争更加白热化——人才流动性很大，岗位相对不够稳定。
程序员是个属于年轻人的职业，“Smith们”如果没有在职业生涯最初的5年或8年时间里得到晋升或实现转型，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技术更新的大潮中便面临竞争力衰减的残酷现实，需要重新定位和转型。“Smith们”与其咬着牙继续在编程队伍里打拼，还不如重新审核自己的职业兴趣、能力和性格，立足核心竞争力，寻求职业发展的第二春。
因此，职业顾问建议热爱IT行业的Smith，可以借助丰富的技术经验和人脉关系寻求发展。
出路一：向IT培训师转型 分析：IT企业在招聘新人后，一般都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这个培训有时是在岗位上进行的，由富有实践经验的“老人”负责。年轻人想要进入IT行业，必须接受这样的专业培训。如今IT培训市场蛋糕相当大，利润空间可观，行业发展前景看好。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IT培训市场共实现销售额24.4亿元，相比2003年增长了22.1百分号，2005年市场前景发展更为可观。Smith无论是在IT公司内部转型担任培训工作，还是到IT培训机构担任教师，都应该有发展空间。这样的工作不会有太大压力，且比较稳定，对年龄也没什么要求。更何况，这还没有脱离Smith所喜欢的IT行业。
优势：在这个行业工作了8年，拥有丰富编程、项目经验，曾参与过许多成功案例，这都是Smith的优势。而8年积攒的行业人脉关系，还可以帮助他发展企业客户，顺便担任市场拓展工作。
挑战：Smith在过去8年中一直埋头苦干，只是在公司培训新人时担任过培训工作，缺少培训工作经验。如果要向培训师转型，Smith需要接受一些专业训练，提高担任培训师的能力。
出路二：向IT营销转型
分析：IT与其它行业不同，由于技术性较强，营销人员一般也须有较强的技术背景，且最好有着丰富经验。互联网公司、
电子商务公司、软件公司目前都需要有技术背景的营销人员;另外，电子商务的再度火爆，使得传统企业开始重视电子商务营销，也需要有技术背景的营销人员。这类工作薪水不低，加上提成应该可以拿到高于程序员的薪水，同时也比较稳定。
优势：深厚的技术背景仍然是Smith的核心竞争力，在8年的从业经历中，Smith广泛涉猎了各种编程软件和工具，对IT行业也有相对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为他转向营销提供了平台。
挑战：Smith过去的工作主要是跟机器打交道，而营销工作恰恰需要跟人打交道，这对Smith来说是最大的挑战，要求他彻底改变工作方式，加强沟通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此外，营销工作会面临销售指标的压力，这些问题都是Smith转型前必须深入考虑的。
出路三：向项目管理努力
分析：如果说前面两条出路转型的成分多，那么项目管理可以说是Smith更为便捷的发展之路。目前，软件项目经理是人才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人才，有丰富经验、外语好的软件项目经理是抢手的香饽饽，供不应求，薪水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在上海市劳动部门新发布的2005年软件行业薪资调查中，项目主管的薪水是同层次主管中最高的，年薪高位数达到211011元，平均年薪达109414元。最重要的是，一个优秀的项目经理可以在这个岗位上长久工作下去，并且有向高层进一步提升的可能。
优势：对Smith这样有经验、有技术、有人脉、有能力、参与过多个软件开发、有一定经验的人，项目管理无疑是Smith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方向。
挑战：Smith以往参与过不少项目的开发，但一直是项目团队里的一分子，没担任过项目带头人。而很多公司在招聘项目经理时，都需要有带领团队进行项目开发的经验，这是Smith的一个劣势。建议他参加一些项目管理方面的培训课程，自学相关的知识，增长自己在流程管理、沟通协调等方面的能力，以便积累资本，逐步向项目管理岗位迈进。
第四篇：试析修正后的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梁全 王晟明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探讨新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结合目前我国检察技术工作的运行现状，分析刑诉法修改后检察技术工作存在的困难并提出相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 刑诉法 基层检察技术工作 证据
一、刑诉法的修改对技术工作的影响
(一)电子数据成为证据种类
由于电子技术被人们广泛运用于信息交换，因此电子证据被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纳入法定证据种类。电子数据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证据。有专家指出，电子数据必将成为未来的“证据之王”，检察机关在今后的办案中对电子证据的依赖将日益得到体现。这要求检察技术工作迅速适应这一趋势，有意识地培养能够提取、审查电子数据的技术人员，制定规范、合法提取电子数据的程序，为侦查办案提供服务。
(二)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第14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根据目前的实践，检察机关负责办理技术侦查的具体工作的是侦查部门，但根据技术侦查对公民权利具有侵入性的特点，技术侦查的启动部门与后续跟踪、执行的部门应当互不相同，体现工作部门之间的制约性。借鉴高检院对职务犯罪的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的执行应当由技术部门执行的规定，在侦查部门启动技术侦查措施后，后续跟踪执行应当由技术部门执行，以执行“严格的批准手续”，防止权力的滥用。另外，技术侦查的相关措施大部分与信息技术有关，技术侦查的结果(如获得的电子数据)最终还要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与鉴定，因此技术侦查的执行与跟踪由技术部门负责是恰当的。在高检院具体的规定还未明确之前，检察技术部门应当充分谋划，争取成为技术侦查执行环节的负责部门，并组织技术部门的信息骨干学习技术侦查的相关知识，为开展技术侦查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三)完善技术鉴定制度
新刑诉法第186条第三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的出庭作证的义务被写进新刑诉法，否则鉴定意见将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今后技术性鉴定的出庭作证将是技术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求技术鉴定人员熟悉出庭作证的技巧。第192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意见提出意见。”实际上要求鉴定人员与“有专门知识的人”就鉴定问题进行辩论，因此鉴定人员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较好的专业知识，否则就会在法庭辩论中陷于被动。
(四)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在讯问中的使用
2006年，高检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新刑诉法在吸收这一尝试、探索的基础上，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根据高检院的规定，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讯问已经实行同步录音录像，但这一规定目前只在侦查阶段得到执行。根据高检院的相关规定和新刑诉法的精神，当案件流转到公诉阶段，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在讯问时都应当执行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且在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要达到“全面、全程、全部”的要求。因此同步录音录像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
二、检察技术工作在适应修正后的刑诉法方面存在的困难
(一)机构设置与人才培养存在问题
技术工作是侦查办案的基础性工作。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54条规定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加以排除，凸现了技术性证据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技术工作的基础性，它只能对业务办案起到支持性作用，在体现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中具有间接性的特点。而诸如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公诉和侦查监督等办案业务部门，能直接体现检察机关的职能，因此技术工作与办案业务部门相比，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践中，有的基层院没有设立技术部门，将技术人员归于其它部门，技术业务只是兼顾的工作;部分技术部门干警并没有专门的技术知识;有的技术门类缺乏相应的技术人员。另外，检察技术工作的定位存在偏差，技术人员被大量的非技术性工作束缚了手脚，且技术办案的技能培训明显不足，导致技术办案能力低下，不能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
(二)技术办案工作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检察技术工作大致可以分为技术办案工作和不直接参与技术办案的办公保障工作。技术办案工作如检验鉴定、文证审查、电子数据的提取和检验、心理测试和同步录音录像等等，为侦查办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其重要性在本次刑诉法的修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在基层一线，技术办案工作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甚至有的基层院将检察技术狭隘地定义为办公保障的后勤部门，忽视其侦查办案功能的存在，不利于检察技术工作的长远发展。笔者2012年参加广东省检察机关法医培训班时，与会的全省法医工作者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技术工作现状进行充分交流，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当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的技术办案业务开展存在困难，主要体现在：领导对技术办案工作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办案业务部门对科学技术参与业务办案的重要性不足，以致技术办案的案源不足;业务办案与技术办案的衔接性差，技术人员与办案人员缺乏有效沟通，限制了技术办案的效果;技术力量不足影响技术办案的开展。其症结归根结底在于技术办案的重视程度不足。
(三)技术力量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
由于编制所限，基层检察院技术部门的各种技术门类一般只配备一名技术人员，有的技术门类甚至连相应的技术人员也没有。由于司法鉴定至少应当由二名鉴定人完成，因此各地基层院技术部门一般并不具有鉴定能力，也没有鉴定资格。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由于缺乏开发创新团队，信息化工作很大程度上只能外包给社会的技术公司，造成基层院信息技术人员技术开发的实践不足，工作能力退化，不能完成基层院一般的信息化创新需要，以致基层院技术部门经常出现平时无事做，有事做不了的尴尬境地。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将各地
基层院技术力量有效整合起来的工作制度，不能形成技术合力。
(四)检察技术与业务部门的相互配合存在问题
办案工作是检察技术的最重要职能。检察技术主要肩负着刑事技术监督和侦查技术协助工作。在基层院实践中，技术工作如何实现与业务部门工作的有效配合是一个难点所在。检察技术与业务部门的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刑检部门在司法鉴定文书的审查方面与技术部门的配合欠佳。由于刑检部门的办案人员对司法鉴定的文证审查的意识不强，认为文证审查可有可无，有的甚至放弃对司法鉴定文证审查的监督，由办案人员代行专业技术监督之职，这是相当危险的，特别是以专业鉴定为定罪依据的案件，如果鉴定错误，将造成不可逆转的冤假错案。事实上，全国检察机关文证审查存在一定的纠错率，而由于检察技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错误的鉴定一般只能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发现，因此司法鉴定的文证审查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诉讼监督的一部分。
二是侦查部门与检察部门之间的配合欠佳。近年来侦查设备与侦查技术已得到迅猛发展，而基层院技术部门的技术人员对此适应不足，知识更新跟不上办案需要，其原因在于基层检察院技术人员的创新性和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技术培训不能体现现代侦查技术的最近进展。例如，电子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显现并以新的证据种类纳入新的刑诉法，而电子数据的采集方法、采集设备近年已有较大进步，但由于技术人员的知识老化，对此项技术掌握不足，不能为侦查办案提供有效支持。另外，侦查部门对科学证据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度依赖言词证据的，不善于发现科学证据，也不主动请求技术部门协助，影响了案件的办理质量。只有经过信息技术人员的充分挖掘，才能形成完整的电子数据证据，不致遗漏关键信息。另外，通过司法会计等传统技术业务，可以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新问题，找出新案源。
三、技术工作全面适应新刑诉法的若干思考
(一)准确定位职能，重视技术办案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检察机关在设立技术部门时对技术部门的定位就是利用技术专业知识直接参与办案工作，为侦查办案审查或提供科学证据。随后在九十年代，由于办公自动化的需要，又赋予技术部门的信息化保障的功能。新刑诉法完善了鉴定制度、确立了电子数据的地位、明确了同步录音录像和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范围，因此新刑诉法更加突出技术办案工作的重要性，基层检察院的技术办案工作将更加重要、更为繁重，这要求检察技术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技术办案的轨道上来，因此技术办案力量不但不能削弱，反而应当加强。应当保证基层院有相应的法医、司法会计、信息技术、影像技术等专业的技术人员，以适应修正后的刑诉法对技术工作的要求。
(二)重视制度建设，确保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衔接顺畅
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技术办案的规定多为概括性的，缺乏相应的具体执行措施，造成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的配合脱节。实践中，业务办案部门多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决定是否要求技术力量的介入，没有统一的规范，业务办案人员贪图方便经常绕开检察技术环节。特别由于自侦案件过度依靠言词证据，当言词证据出现反复时，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证据，致使案件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应当重视技术办案相关制度的建设，制定启动技术办案工作的检察业务标准和程序，在涉及刑诉法规定的技术证据时，均要检察技术人员审查把关或提取鉴定，确保案件质量。
(三)开展继续教育，开展技术创新
检察技术部门的工作对象就是诉讼中的技术性证据。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各种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互联网、计算机、各种存储设备的数据信息已逐渐成为诉讼证据的一个重要来源，
这就是新刑诉法所规定的新证据种类“电子数据”。另外，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因此，如何适应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电子数据证据进行提取、固定和检验鉴定，确保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及如何学习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以专业知识协助侦查部门决定采取何种形式的技术手段，是新刑诉法对技术部门提出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只有通过开展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和技术练兵活动，创新技术性证据的发现、提取和鉴定方法，使技术人员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才能提高技术人员的法律监督能力，在违法犯罪的斗争中始终不辱使命。
(四)整合技术力量，提高区域技术人员的战斗力
如前所述，在新刑诉法实行后，基层院技术力量已不能适应办案需要。应当以地市级检察机关为单位，以建立司法鉴定中心为契机，整合辖区基层检察机关的技术力量，形成技术合力完成区域内的司法鉴定、疑难案件的文证审查、重大案件的电子数据提取、信息技术的开发等技术工作，既能解决依靠单一的基层院技术力量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同时以地市级为单位，又可以保证技术办案的充足案源，使技术人员在经常性的技术办案中得到锻炼，保持技术人员的战斗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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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研究
2013-4-9 14:24:56 政治与法律 顾建华 李涛涛 李炜
【摘要】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检察机关应该具备调查取证权，但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权限、方式以及所调取证据的效力认定应该予以明确。检察机关自身还应该树立正确的民事检察监督理念，以应对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 【关键词】
检察机关;民事检察;法律监督;调查取证
一、民检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能否调查取证
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机制时，对检察机关有无调查取证权未作明确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查明事实、探究真相，检察机关常常需要调查取证。因为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定的阻力。是否需要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众说纷纭。
持肯定论者认为，我国并没有实行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应该将其与国家职权主义有机结合，使两者相辅相成。其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相对接近大陆法系国家的模式，有较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尽管1991年民诉法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负责“审查核实”证据，较1982年民诉法第56条规定的负责“收集和调查证据”进一步向当事人主义模式靠拢，但1991年民诉法依然规定了一定条件下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职责。既然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调查取证，检察机关成为调查取证的主体同样具有理论上的可能。(2)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法律监督亦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理应贯穿整个民事诉讼进程的始终。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检察机关圆满完成其监督使命。(3)民事检察程序的启动并非完全依赖于当事人的申诉。依照《人民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下称“高检院《民行抗诉规则》”)第4条，“国家权力机关或其他机关转办的”、“上级检察机关交办的”以及“人民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的”都有可能引发民事检察程序的开启，由此进一步凸现出检察机关积极主动的进行调查取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持否定论者则针锋相对。(1)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是对民事诉讼主体间平等状态的破坏。民事诉讼是居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人民法院居中裁判，三者呈等腰三角形结构。一旦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取证，使得一方当事人获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支持，势必在诉讼中居于有利位置，导致双方地位失衡，这就违背了民事诉讼的本质。(2)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破坏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与民事诉讼着重解决私人之间纠纷的意旨休戚相关，在调查取证问题上同样无需检察机关越俎代庖。(3)检察机关调查取证会导致检察机关自身定位的模糊。检察机关一旦在民检程序调查取证，其自身该如何定位?是一方当事人?是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是法律监督机关?抑或是兼而有之?可谓模糊不清。(4)如果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话，则对检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如何质证、是否采信均存在问题。[1]
我们基本赞同检察机关在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责时有权进行调查取证活动的观点。其一，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的条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已经完全一致，“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抗诉。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理解，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在没有当事人通过申诉来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若有“新的证据”的线索，为履行检察监督之职责，当然应有主动调查“新的证据”的职责。很多情况下，当事人依其自身能力，在明知有新证据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无法获取。此时若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拒绝调查取证并因此导致当事人再审申请招致驳回，当事人转而申诉至检察机关时，人民检察院为履行其监督职责，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线索展开证据调查之程序。因此，民诉法的前述规定，应当被认为是从法理上确定了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领域内的调查取证权。其二，民事审判活动严重违背程序之情形，有关审判人员严重违背程序的证据，当事人往往没有能力获取或保留。此时，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并收集相关证据就更显必要。
二、民检监督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若干问题
(一)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
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不是无限的，这是由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职责所决定的。民事诉讼是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在举证责任分担方面要求“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不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予以一定的限制，实践中必然出现检察机关越俎代庖替一方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的现象，从而破坏了双方当事人的均衡地位，导致检察机关利用公权力为一方当事人打官司的现象。其次，在民事抗诉过程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在于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进行监督，行使的是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如果检察机关拥有无限的调查取证权，就扮演了当事人的角色，这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相违背。
实际上，人民检察院内部也认可其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受到限制。高检院《民行抗诉规则》第1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非确有必要时，不应进行调查。”其第18条更是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四项情形：“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则》)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因此，当出现上述第2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的情况时，应该由审判机关依据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或举证责任的规则进行裁判，检察院无需再对此类事实可能牵涉到的证据进行调查。
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理由已经完全一致，较之老民诉法，“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不仅是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理由，也成为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的新条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新证据?《证据规则》第44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新证据一般包括：(1)原审庭审结束前没出现的证据;(2)原审庭审结束前虽出现，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晓其存在或出现的证据即“新发现的老证据”;(3)当事人经原审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特有的证明规则，证明责任是由当事人负担的，法院主要依照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判。既然检察机关抗诉的目的为了查明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否存在错误或违法现象，维护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审查就应当集中在法院是否依据法律所确定的诉讼规则作出裁判上。其调查取证也应当围绕生效裁判是否公正、合法来开展。[2]如果法院的裁判对事实的认定是依据正确的证明规则作出的、即使与客观事实有一定偏差，也不能认为是错案。检察机关不能随意去调查证据并以此为由进行抗诉。检察机关应用的“新证据”情形应当是指在原审作出裁判前已经出现或已由当事人主张或举证，而法院由于违反相关的取证、质证、认证的证据规则，导致对事实进行了错误的认定。“这个范围也应当与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的范围相一致。如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却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检察机关可以新调取或鉴定获得的证据向法院提起抗诉”。[3]
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检察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应该限定在如下几个方面。1.涉及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广大公民合法利益的职责。对这一类事实牵涉到的证据，理应进行调查。 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或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未经质证的。在这三种情形下，法院的裁判或缺乏证据支持，或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或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有经过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才能查明事实，为准确抗诉提供保障。3.为审理案件需要，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依据《证据规则》第17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包括：(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对这几类证据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当事人受客观条件限制一般难以获取。作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法律规定应由法院负责调查取证。如果法院拒绝调取，人民检察院应该进行调查取证，使当事人在再审诉讼中实现真正的平等对抗。4.涉及人民法院可能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包括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等情形。不难发现，1991年民诉法在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方面偏重实体要件，这是我国司法界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结果。由偏重实体监督转化为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并重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抗诉理念的重大变化之一。“程序正义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是可以把握的具有可检阅性的法律规则。因此，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程序实施参与性的监督，其重点也仅仅在于或主要在于程序的正义性与合法性的监督。”[4]实践中也常常发生法官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情况。这就需要由人民检察院予以调查，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5.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这类案件，由于审判人员的行为已经涉嫌渎职犯罪，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实质上与侦查权无异。
(二)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程序
1.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决定权
民检程序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决定权由谁作出牵涉到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分配。其决定权的归属既要考虑到民检部门进行调查取证的效率问题，又要考虑到防止民检部门肆意进行调查取证，以免权力滥用。结合检察院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民检部门是否需要进行调查取证一般案件由民检部门负责人决定为宜。一方面，由民检部门负责人决定避免了检委会集体讨论或检察长决定需要层层上报的相对低效，有利于民检部门及时迅速地查证。这些案件主要包括“向人民法院调阅有关案卷”、“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调查取证”等不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另一方面，对一些可能需要采取强制措施如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进行调查取证的案件。为防止民检部门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则由民检部门申请由检察长决定为宜。
2.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形式要件
民检部门在调取证据时，是以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身份进行的，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要求开展，这是确保其所获取证据合法性的需要，也是确保其自身调查行为合法性、维护程序正义的需要。这些要求应该依法明确规定：如检察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应该由二人以上进行;检察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应该出示相关证件;检察人员对调查取得的证据必须依法保存;证人证言应该向证人当场宣读，并由其签名，对书证、物证等应该制作证据清单，一式两份并由当事人签名等。
3.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措施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和刑事侦查程序中调查取证，其权限范围与调查方式均应不同。这是由检察机关在这两个不同的程序中具备的不同身份和担负的不同职责决定的。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职责从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分子，转化成“对生效判决作出监督”。地位与职责的变化导致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取证权限和方式与刑事诉讼中大相径庭。这主要体现为，在民检程序中，检察机关一般不能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其可以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一些。
(1)向人民法院调阅有关案卷。人民法院的案卷集中记载了有关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等。对案卷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审查是检察人员发现法院裁判是否合法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检院《民行抗诉规则》第17条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就原审案卷进行审查。这就充分肯定了对原审案卷进行审查的重要作用。
(2)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调查取证。实践证明，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往往掌握着大量的证据材料。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基于此，民检部门也可以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要求他们履行法定义务，提供其掌握的证据材料。
(3)要求法官说明判决理由。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由审查案件事实和依法裁判两个部分组成，它要求审判人员必须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做到“依法审判”。但任何审判活动都不能完全排除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法律所禁止的是审判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事先听取审判人员说明裁判理由，有利于检察机关进一步判明裁判的合法性。同时，抗诉决定不仅会引起再审，推翻原审裁判，而且可能影响到原来主审案件的审判人员的个人利益。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要求法院或者审判人员说明裁判理由的权力，既是检察程序效率价值的要求，也是保障正当行使职权的法官不受追究的需要”。[5]
(4)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进行调查取证。民检部门用侦查权调取证据仅限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审判人员的上述行为不仅仅会导致审判不公，侵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涉嫌犯罪。民检部门仅仅依靠查阅案卷或向有关机关、单位、组织或个人调查取证很难发现相关的证据查明真相。因此对这类案件民检部门需要利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来调取证据，以查清事实发现真相，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尊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地检察院民检部门的具体情况不一，存在着人力资源、检察官职业分工等问题，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独自进行侦查，抑或是与其他部门联合侦查，值得进一步研究。[6]
(三)检察机关调取证据的效力及其认定
民事检察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调取的证据，可以起到如下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作为检察机关启动抗诉程序的理由;其二是作为发现事实真相，纠正原审错误裁判的依据。首先，检察机关发动抗诉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审判机关在原审裁判中存在的错误，“所以一旦获取了支撑抗诉意见的证据以后，毫无异议应当随同抗诉意见书附送法院，用于佐证自己所提出抗诉决定的正确性”。 [7]其次，审判机关在接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正式进入再审程序之后，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可以从“抗诉的证据”转化为“再审的证据”，成为审判机关再审时的重要依据。
关键在于，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能否直接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反对者认为，和其它证据一样，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法院审查核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因有三。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一规定不仅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使用，对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和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同样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同时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按照这一规定，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在再审程序中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一样也应当接受庭审阶段的质证。检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通过这种„质证‟才能监督监督者的功能，对于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8]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检察机关抗诉的裁判并不一定都存在错误，检察机关的抗诉决定也未必全部正确。检察机关调查获取的证据并不必然能够推翻原审裁判，实践中也广泛存在着再审中审判机关维持原裁判的判决。因此对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予以核实属必要。最后，“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当然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总体来看，它与其他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在证明力上没有强弱之分，只是在证明对象方面有所区别”。[9]因此，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同样应该经过质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调取的证据，其合法性无需怀疑。其所得证据的效力类似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得证据的效力，“但所取证据在再审庭审时的运用依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说明证据来源;二是由谁对证据进行质证”。[10]这就需要对证据的具体使用在制度上作进一步的设计。例如可以规定：(1)检察机关在抗诉时对调查获取的证据制作副本，并对证据的调取情况予以说明，连同抗诉决定书一并向法院提出，并由法院将其送达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对证据有疑问，可以向检察机关了解询问，由检察机关负责回复解答。(2)再审庭审时，主审法官应阐明该证据乃检察机关依法提供并为查明事实所必需，由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安排当事人围绕该证据展开辩论。(3)检察人员作为法律监督者参加再审，并不需要担负举证和质证的责任。但是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对有关证据的调取情况作补充说明。(4)在有关证据为证明原审法官严重违背程序之目的时，除允许当事人质证外，也可考虑令原审有关审判人员和书记人员出庭接受询问。
三、检察机关如何适应修订后的民诉法一直以来，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在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中地位偏低，影响偏弱，甚至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这与我国当前民事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严重不相适应。民事检察监督是新修订的民诉法的重大修改内容，随着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条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的一致和细化，这给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检察机关内部应该根据民诉法的新规定积极应对，以期更好的适应民检工作的新要求。对检察机关来说，要改变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观念，加强对民事检察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为民检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对民检工作的业务指导，提升民检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可以针对法院各民庭的分工，给民检部门配备相应的人才;加强对民检部门的经费支持，保障民检部门调查取证所需要的稳定和独立的资金来源。对民检部门自身来说，同样需要主动适应，树立正确的检察监督理念，完成好检察监督工作的新要求。
1.坚持司法公正、尊重审判独立。检察机关启动民事抗诉的目的应在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错误行为进行监督，从而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同时，“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行为的本身应当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不得徇私、徇情舞弊自不待言，为应付内部考核或者为了完成内部所定的任务或者计划或者为了追求表面上的成绩而不当抗诉以及无视民事诉讼基本原理，以检察机关事后调查所得事实为依据对法院按照证明责任一般原理所做的裁判进行抗诉，也不符合现代司法公正理念的要求”。[11]总之，民检部门的抗诉行为必须以维护正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民检部门在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还应该尊重审判独立，尊重法院裁判的权威。如对审判人员正常的自由裁量应该予以尊重;对审判人员依照证明责任所做的裁判应当尊重，即使与事实有所出入也不能任意抗诉。
2.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权力机关，担负着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如果发现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可能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民检部门必须迅速启动抗诉程序，将对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内。
3.遵循民事诉讼的法理和当事人的处分权。民事诉讼有着自身的基本原理，其中就包括证明责任的分担等。对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民检部门在检察监督过程中必须遵循。如在民事诉讼中，审判机关根据现代证明责任分担的原理，要求当事人担负举证责任，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调取证据，然后结合案件事实作出裁判，这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民检部门不能以自己后来调查获取的证据提起抗诉。当然，如果出现当事人依法申请审判机关调查取证，审判机关拒绝调查取证等情况，则另当别论。 【注释】
[1]罗昌平等编著：《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5]、[9]张步洪：《民行抗诉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人民检察》1999年第8期。
[3]刘辉：《准确把握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抗诉条件》，《检察日报》2008年4月1日，第3版。
[4]汤维建等：《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页。
[6]对此问题，详细分析可参见张志平、郭宗才：《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侦查权的行使》，《法学》2005年第10期
[7]张志平：《民事行政抗诉再审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
[8]廖明：《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透视与前瞻》，《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年第1期。
[10]江宪法：《民事检察证据运用的法理与实践》，《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段厚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观念更新与理念重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