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行业白皮书

第一篇：中国移动行业白皮书

中国家政服务业现状白皮书中国家政服务业现状白皮书

中国家政服务业现状白皮书

中国家政服务业现状白皮书

2013-05-14 13:53:55 来源：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 作者：商贸服务管理处 浏览次数：337 前 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不断加大。在我国大中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家庭要求社会提供形式多样，质量满意的家政服务。发展家政服务业，对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对开发就业岗位，特别是解决妇女就业问题，也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在城市中，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业，并通过发展扩大就业，已具备相应条件。

从劳动力供给情况看，家政服务人员的供方市场是源源不断的。目前，我国城镇有下岗职工650万人，失业人员570万人，加上每年新增长劳动力800万人，还有农村富余劳动力1.4亿人，形成我国就业工作的巨大压力。但经济发展所能容纳的就业机会则很有限，以经济增长速度为8%计算，每年可新增就业机会700万个，因此，大批劳动者急需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

从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看，城市服务业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就业新领域。农业的调整带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促使一部分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只占全部从业人员的26%，与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40%、发达国家60%以上的比例尚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吸收就业的潜力。劳动保障部对沈阳、青岛、长沙、成都四个城市1600户居民需求的调查，需要社会提供服务的家庭占到40%，以此推算，四个城市约有115万个家庭可以提供20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尚有空缺100万个)。再推算全国32个特大城市和43个大城市，可提供的就业机会至少在1500万个以上。

从家政服务的需求来看，在城市中，可以说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就业大市场。中国社会正在步入家庭的小型化，人口的老龄化，生活的现代化和劳动的社会化，这些都可以直接促使人们产生家政服务的需求。我国超过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我国10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25%，两者之和为35%，按城乡人口3：7的比例计算，城市的老人和儿童有1.2亿人，他们首先是需要得到社会、家庭或他人照顾的群体，这其中，隐含着对家政服务的巨大需求，同时不少现代的家庭已经具备接受社会提供家政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在上述四城市调查中，家政服务占全部社区服务需求的30%以上，也就是说，在社区1500万个可能的就业机会中，有500多万个家政服务的岗位。另据我们对九个城市家政服务的调查数据显示，沈阳市对家政服务员的需求量为9.6万人，目前还有4万个空缺;武汉市需求量10万人，尚有9万个空缺;南京市需求量36万人，目前有24万个空缺;天津市的需求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这些数据均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家政服务的实际需求。

由于家政服务的需求产生于家庭的消费，因此，它可以在经济增长所容纳的就业岗位之外，再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它的发展，还具有拉动有效需求，刺激消费的作用。因此，家政服务可以看作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开发就业岗位的主要增长点。

为促进家政服务领域就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在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南京、厦门、南昌、青岛、武汉等九个城市，对发展家政服务业扩大就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提出推动这方面工作的意见。

一、家政服务业现状

(一)人员基本状况

九城市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共23.96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占总数的56.1%(下岗人员63.7%、退休人员36.3%);农村富余劳动力占43.9%。此抽样调查数据反映的情况，在全国具有一定代表性。 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构成：性别比例--男性占14.9%，女性占85.1%。年龄--一般在18-55岁之间，其中，全日制为18-25岁;小时工为30-45岁;其他类型家政服务人员为30-55岁。文化程度--高中以下占83.9%;大专以上占16.1%。上岗前接受过家政服务业务培训的占30%。

家政服务的项目：主要有操持家务、照料老人、看护婴幼儿、看护病人、护理孕妇与产妇、制作家庭餐、家务管理、家庭教育、家庭休闲娱乐等。

家政服务的用工形式：分为全日工、半日工、小时工等，也有以完成一项服务任务为计费单位的形式。全日制工作的家政服务员主要来自农村，小时工和其他类型家政服务人员多来自城市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退休人员，也有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

工资水平：小时工一般在每小时5元上下浮动;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工资，按地区经济水平和提供的服务不等，一般在300-500元之间，涉外服务工资较高，有的月收入超过千元。

(二)中介机构有关情况

目前,从事家政服务职业介绍的机构分为劳动保障部门开办和社会 (非劳动保障部门)开办两种。劳动保障部门开办，主要是由省、市、县、区四级劳动保障部门所属就业服务机构管理，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承担。社会开办的形式较多，主要是社会团体开办，企业自办，集体和个人开办等多种形式。

1、劳动保障部门开展的家政服务

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在职业介绍机构开设专门的家政服务窗口，进行家政服务业务介绍，成交后由供求双方签订劳务合同;二是建立专门的公益性家政服务中介机构，对下岗职工实行免费培训，免费介绍工作;三是直接指导社会开办的以下岗职工为主要介绍对象的中介机构，劳动保障部门主要提供相关政策指导和、培训资金的支持等。

2、企业办的家政服务机构

主要是安置本企业下岗职工，其服务既面向企业，又面向社会。这种机构一般为经营实体，既搞家政服务的中介，又兼有组织、管理下岗职工的功能。企业办家政服务机构的特点：一是将下岗职工组织起来，帮助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并负责为其交纳社会保险金，这样，没有把职工直接推向社会，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二是由于介绍对象是本企业职工，知根知底，便于管理，用户也放心;三是通过家政服务的渠道，推销企业的产品，获得安置下岗职工和产品促销双丰收。

3、街道、居委会开办的社区家政服务机构

街道、居委会作为基层组织，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有着直接联系，能准确了解居民的需求，能较好掌握家政服务员的工作状况，还能结合社区管理进行家政用工介绍，具有方便居民家庭，服务可靠、信誉度一般的特点。

4、社会团体和民营、个体开办家政服务机构

主要形式是成立家政服务公司。规模较大的家政服务公司在管理上一般比较正规，有严格的服务规范、工作标准和收费标准，能够较好地按照市场的需求开展各项服务业务，并注意跟进服务。为了提高服务信誉，有些机构还对服务员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一般做法是，招收和组织家政服务人员，并与其签订聘用协议;按用户要求派出工作，并由公司与客户签订用人协议。用户将服务费用支付给公司，公司将工资付给服务员。

(三)技能培训有关情况

目前，劳动保障部门对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劳动保障部门所属职业培训学校、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再就业培训基地和家政服务公司直接开设各种家政服务培训班，开展家政服务技能培训;二是指导再就业培训基地和其他部门开办的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家政服务培训。以上两种形式的培训，招收的对象都是企业下岗职工。凡是下岗职工培训率和就业率达到劳动保障部门要求的，都可得到部分再就业培训经费的支持;凡使用劳动保障部门指定教材进行培训并经过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合格的，均可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社会上其他方面开展的家政服务培训。一部分是由社会力量开办的，以收取学员的培训费支持，培训的对象来源不限;一部分是由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自筹资金开办的，培训对象以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为主，也包括社会上其他人员。

目前，家政服务培训方法主要是由教师面授职业知识、指导实际操作，有些地区还运用了电化教育手段，开展了专门电视讲座。培训内容主要有职业道德、礼仪礼节、采买记账、居室保洁、家电使用、菜肴加工、烹调技术、服装洗烫、老幼看护、孕产护理、儿童启蒙等。培训课程的设置，通常以劳动力市场需求设定，培训时间多以短期培训为主，最短的一周，长的有三个月至半年不等。

二、各地开展家政服务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上海市从1995年就将家政服务作为再就业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规划和规范家政服务的发展，积极做好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建立了劳动、工商、民政、公安联合会议制度。原则上规定一个街道批准设立一个家政劳务介绍机构。由劳动保障部门统一归口审批，发给中介许可证后，属营利性机构向工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非营利性机构向民政部门申办社区服务证。各部门分工合作，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中介行为的管理;工商部门负责企业管理;民政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形成各有侧重、互补协作的格局。上海市还在街道成立公益性服务社，组织就业条件差，缺乏市场竞争能力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事社会公益劳动，其每月收入除服务收费外，由市里出资给予低收入者部分补贴，区县政府给予一定支持。社会保险关系方面，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由原企业缴纳或双方分担，失业人员中的特困人员，由政府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

大连市为广开再就业渠道，鼓励下岗、失业人员积极从事社区家政服务业，在56个街道劳动管理服务站各配2人负责开发社区家政服务岗位，并由市政府拨款扶持。今年3月，根据市政府有关规定，在49个街道建立了以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为主的劳动就业互助组织，统一名称为“社区就业服务中心;实行严格的家政服务员上岗程序，要求先培训、先体检，后上岗;由中心指导家政服务员和用户双方签订统一格式的劳务协议;并对家政服务员实行跟进服务。目前已吸收1600名下岗、失业人员。大连市为这种组织制定了减免税和免征行政性收费等优惠政策。当出现家政服务的纠纷时，由市劳动保障局负责调解或仲裁。

沈阳市政府将原居委会改组为社区服务委员会，编制中专门设立了1名劳动保障干事，负责家政服务工作管理。市劳动保障局于1998年成立市再就业劳务中心，吸收300名下岗职工为会员，组织家政服务队，承担社区家政服务，承包市政府工程和物业管理项目。由于信誉度较高，管理规范，员工工作安心踏实。为加强对家政服务中介机构的管理，沈阳市实行了证书审批和管理制度，并统一印制了社区家政服务协议书，提出家政服务收费指导价位;编写了家政服务教材，对下岗职工实行免费培训，培训后就业率达70%以上。沈阳市社会家政劳动服务公司是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民办家政服务组织，也被指定为再就业培训基地，实行培训就业一体化运作，现有员工3000多名。公司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制定10多种相关的就业培训管理制度。为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公司自办家政服务培训，研制考核题库，实行培训后上岗制。目前已向社会和家庭提供家政服务两万余次，安置下岗职工1.6万人次。

开封百帮家政服务公司隶属于开封龙亭区再就业服务中心，其职能集家政服务、职业介绍、婚姻介绍为一体。创立仅一年多，拥有网络用工单位2000余个，安排再就业15万余人次，直接帮助5000余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公司从挨门挨户发放宣传单起步，发展到应用电脑建立了求职、用工双向网络，并以“10元入网，终身服务”吸引下岗职工入网，通过电话将用人信息通知下岗职工，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司代表服务员与用户签订用工合同书。对派出去的人员，请用户对其工作进行考核，写出评语反馈公司，以便及时提供跟进服务。公司还实行“临时职工制”，规定凡进入求职网的人员即成为公司临时职工，并通过内部规章对其提出要求，对3次被客户投诉违规并经核实者，予以除名。公司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依据合同调解纠纷。免费培训求职者，通过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公司还向社会发行“百帮卡”，以此扩展服务对象，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烟台巾帼乐帮家政服务公司和南京江海家政公司均是国有企业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创办的家政服务公司。巾帼乐帮家政服务公司隶属于烟台婴儿乐集团，是集职业介绍和员工管理为一体的家政服务实体，公司吸纳了婴儿乐集团66名下岗职工，为其保留劳动关系并负责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面向社会，恪守“优质服务、用户至上”和“9+1=0”原则(即员工一个月内工作有9件用户满意，1件投诉，当月成绩为0)。由于管理规范，其开展的“月子保姆”、“家庭烹调”、“计时保洁”等14项家政服务项目，业务供不应求，受到用户和社会的好评。南京江海家政公司隶属于南京江海集团，公司成立伊始就把实行岗前培训，提高家政服务员素质作为开拓市场的基础，很快赢得了“要家政，找江海”的市场信誉，为了进一步规范服务，提高质量，公司在市技术监督局的协助下，制定了“江海家政”企业标准体系，在全公司推行全面服务质量管理，目前已发布了20个家政服务员的质量规范和管理标准。如在安全保证标准中，规定了对用户进行安全投保，对家政服务员严格录用的要求。从而提高了双方的信任程度，创立“江海家政”的服务品牌。

南京市为转变供求双方对家政服务就业的传统观念，大力加强宣传，与10 多家新闻媒体策划报导120多篇家政服务宣传文章，与省、市电视台联合录制了家政服务专题片，在电视节目黄金时间反复播出，通过典型事例宣传，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为家政服务发展营造了较好的社会氛围。

吉林省支持各类职业培训中心开展家政服务业务培训，确定长春市妇联开办的培训中心为再就业培训基地，参与并指导其开展家政服务员业务培训。省妇联还与省劳动保障厅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巾帼社区服务工程”文件，建立社区服务骨干队伍，面向家政服务业，实行企业化经营，加强对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积极推行家政服务员持证上岗制度。

浙江宁波美乐门社区服务公司的做法，目前在家政业界应该值得推广与普及。这家成立于98年的市场化服务公司，从入市起便高起点管理，对服务人员进行职业化专业培训，改变了当前国内家政市场单纯以介绍为主的经营局面。

该公司现有全职专业服务人员达500多人，基本实现人员月薪制，使服务人员无后顾之忧;同时也增强了企业的管理功能，人员服务职业化已初具雏形。

中国家庭服务定协会副秘书长、美乐门社区服务公司总经理称，要做好、做强社区家政服务业，专业化管理与服务人员培训工作必须相得益彰，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只有对服务人员实行全面管理，才能有一个完美的管理机制，并不断提高企业的服务品牌。中国服务业的涉后关键是服务企业没有从根本上去发掘家庭的实际需求，消费者到底不什么样的问题不解决，服务业提高市场份额是一句空话。

但是，服务企业的自身发展如果有了一个急骤膨胀的市场，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呢?我看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就服务人员而言，每天要处理客户家庭的大量工作量，其人为造成的失手或过失，应该是正常的。但我们的客户—市场的主体是否认同于这种倾向?所以服务企业还有一个十分行重要的后续保障体系的问题，你不解决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一旦回避或逃避，企业将失去承担社会责任的道义，自我承担责任，企业又没有实力。怎么办?保险!为客户家庭财产保险!为服务人员保险!为第三者保险!

解决了保险，服务企业还要建立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大家知道，现阶段服务人员从整体上看，其素质、心理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提高难度大;严格的管理仅仅来自于强制的，冷冰冰的。服务人员容易产生抗拒与逆反心理，并把这种心理带到整个为客户的服务当中。因此推行企业的内部客户制度与服务人员的外部客户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对服务员的人情化关怀与家庭困难帮助来感化，突出公司管理在制度上与人文关怀相配套。

总之，探索中的中国家庭服务业，做强是头等大事;品牌只来自于服务企业的卓越品质。

宁波美乐门社区家政的做法，确实有一些独到的见地，需要好好进行总结。

三、目前家政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旧观念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家政服务业作为从传统“保姆”发展起来的新行业，尚未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从事家政服务行业，受“侍候人”、“低人一等”等旧观念的影响，被社会上一些人看不起，没有得到用人家庭应有的尊重，也使一些劳动者，特别是下岗职工感到自卑，不愿去从事。

(二)家政服务员的素质亟待提高，权益保障问题急需解决

不少家政服务员自身素质较低，有的原来接受文化教育少，有的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过培训，服务质量不高，甚至出现事故;有的还在职业道德上出现问题，无法保证工作稳定。同时，一些人由于从事家政服务自身权益和个人安全无保障，社会保险没说法，后顾之忧较大。

(三)用人家庭的需求难以保证，家政服务的消费尚需引导

用户对家政服务的基本要求是安全可靠和质量满意，许多家庭实际上已有条件聘用家政服务员，但由于目前家政服务市场选择余地小，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又没有客观衡量标准和担保机制，故不得已放弃使用家政服务员。因没有合适人选而放弃，如社会能够提供较好的资源，则可以挖掘出更多需求。

(四)职业介绍不健全，影响家政服务发展

一些家政服务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乱收费，缺乏后续服务，在介绍人员质量和保证家庭安全方面均无保证。非法中介机构损害用户和服务人员权益现象时有发生，影响家政服务健康开展。

(五)培训不足急需解决

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和相应教材，加上师资欠缺，家政服务的培训开展不足，培训质量不高。由于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没有跟上，致使家政服务员质量良莠不分，用户对家政服务员提出的素质要求难以实现。由于没有实行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家政服务员参加培训积极性不高，素质难以提高。

(六)权益保障机制急待健全

由于家政服务供求双方、家政服务公司与服务员和用人家庭的责权利不明确，有的服务协议不规范，有的不要求签订服务协议，导致双方权益保障没有依据，家政服务员与用人家庭发生纠纷争议难以处理。

由于家政服务员的社会保障和工作期间的伤害、致残、死亡等问题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致使供求双方均存在后顾之忧，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步履维艰。

此外，家政服务就业实体的发展需要加强引导规范和扶持帮助。有的地方已有优惠政策，但落实不够，需协调解决。

四、发展家政服务扩大就业的指导思想

以促进劳动者就业和满足用户需求为宗旨，以劳动保障相关政策和服务为导向，以社区为依托，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一)把发展城市家政服务作为扩大社区就业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当前就业岗位的增长点在第三产业，基础在社区，在社区就业的三个领域(社区管理服务，驻区单位服务，居民服务)中，居民服务是最重要的领域，家政服务是最有潜力的空间。要把发展家政服务作为扩大社区就业的切入点，树立向家政服务要岗位的思想，运用政策措施和服务手段，挖掘家政服务业的巨大社会需求，将潜在的社会需求转变为实际的就业岗位。在扩大就业的同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运用到推动社区就业的其他领域之中。

(二)将满足社会需求与引导居民消费，提供社会化服务相结合

满足社会需求是家政服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家政服务的需求具有较大的潜在性与伸缩性，要靠有效的供给去带动。家政服务员诚实可靠度和服务质量越高，就越能将人们对家政服务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要。因此，要首先解决好资源供给质低量小的问题，同时，要引导人们转换消费观念，拓宽这一消费渠道。

(三)加强培训指导，中介管理和权益保障，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劳动保障部门在推动家政服务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根据自己的职能，在几个重要环节上加强工作。加强对培训、鉴定的指导，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加强对中介的规范管理，以提高服务的可靠性;加强对权益保障的维护，以增强家政服务业的稳定性。在此过程中，逐步推行就业准入和持证上岗制度，健全劳动合同，劳务协议制度。

(四)发动全社会共同推动家政服务工作

劳动保障部门的职业介绍机构可开设专门的家政服务业务窗口。也可通过对社会上专业家政服务公司和就业实体的政策引导和业务指导，规范其运作。还可制定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社会各方面开展对家政服务的职业培训和业务介绍。

(五)提供全方位服务，鼓励更多的劳动者走上家政服务行业

劳动保障部门要为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劳动者从事家政服务就业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制定国家职业标准，编写职业培训教材，实施考核鉴定和发证，规范和改进中介服务，提供劳动合同和劳务协议样本，指导签订劳动合同，引导跟进服务，制定社会保险和争议处理的办法，鼓励更多劳动者加入家政服务行业并提高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

(六)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1、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

家政服务业是再就业工程的延续，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鉴于家政服务业涉及劳动保障、民政、妇联、工会等多部门的业务，因此，要协调好各部门的关系，在职能和业务分工上划清职责范围，找出工作的结合点，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自优势及相应作用。劳动保障部门以社区就业工作为主攻目标，主动与有关部门搞好协调。

2、供求双方的关系

用户与服务员之间不存在人身占有或依附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平等自愿交换关系。用户支付工资接受服务，劳动者付出劳动接受工资。双方的责权利需建立在社会道德基础上，同时还需通过法律契约的形式加以明确，通过正常的争议处理机制来解决纠纷，以此来规范供求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

3、公共职业介绍与其它家政服务中介机构的关系

劳动保障部门举办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可以开设专门的窗口，为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但这项工作的开展，应更多地依靠社会各方面来进行。对社会上开办的专业家政服务公司和家政服务中介机构，重在政策指导和程序规范。一方面要严格执行职业介绍机构的开办审查和许可证制度，另一方面，要鼓励支持这些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培训和介绍工作;对劳动保障部门确定的家政服务试点单位，应视其安排下岗职工的数量和工作成绩，实行政策扶持和资金补助。

4、劳动业务与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工作的关系

劳动保障部门要依靠依托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开展家政服务就业工作，支持街道、社区自办的家政服务中介组织，对其开展的家政服务培训要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对其涉及的劳动保障业务进行指导，并将具体政策和业务通过他们落实到基层。

五、推动家政服务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制发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

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已于2000年8月正式制发，内容包括职业概况，职业的基本要求、工作要求等，并将家政服务员职业等级定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相应于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四级、三级)，按级别分列出相应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等。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是衡量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尺度，是开展家政服务培训、考核命题和技能鉴定的依据。制发这项职业标准对于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劳动保障部《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已将家政服务员列入了持职业资格证书上岗的职业范围，标准的实行对在家政服务员行业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具有积极作用。

(二)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培训

对家政服务员开展职业培训，使他们掌握家政服务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并树立健康的职业道德和就业意识，是提高家政服务队伍素质，进而提高服务质量的主要途径，也是使家政服务员顺利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的重要条件。

家政服务培训可分两个层次，一是师资培训，对象是各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已经承担或准备承担有关家政服务专业课程的教师，通过培训，使他们具备组织家政服务培训的资格，掌握教学方法，进而对家政服务员开展规范化、专业化职业资格培训;二是开展从业人员培训，由具有家政服务培训资格的教师和其它专业学科的教师负责培训教学，培训后进行考核，使参加培训的人员通过培训考核，获得职业资格。

依据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编写的培训教材和教学大纲是开展培训的主要工具。家政服务培训的内容和课程设置要按此进行科学安排，并要很好地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变化、用户需要和从业者本人特点实施培训。在培训中，应把提高职业知识和操作能力作为核心内容，并相应强化职业道德教育。通过课堂授课，场景实践，典型帮带，经验交流，使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组合，使学员提高素质，达到家政服务上岗标准。

培训经费的筹措由各地劳动保障部门积极争取当地政府财政应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要开拓包括有偿培训等其他经费渠道(详见附件4)。

(三)开展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鉴定 职业资格鉴定考核是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技能标准和任职资格条件，通过鉴定考核，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与认证的活动。家政服务员的资格鉴定考核，以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以检查劳动者实际职业能力为目的，采用“统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命题、统一考务、统一证书”的办法进行。

凡是从事和愿意从事家政服务，年满18-60周岁的劳动者，都可根据职业标准中各等级的申报资格条件，自愿申请鉴定。他们经过一段学习和培训后，按照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场所，参加由鉴定机构组织的知识和技能两种考试，合格者，可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作为持证上岗的依据。为了保证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水平的统一，要建立家政服务职业的国家题库，开发试题资源并编写配套复习资料。试题的编制要合理务实，充分反映实际工作中对从业人员基本素质和工作能力的要求;鉴定考核方式的采用要可行可靠，确保鉴定考核的可操作性，树立权威性;这两项工作要在充分试验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劳动保障部将编制专门的国家题库管理软件配发各地。

(四) 规范家政服务职业中介机构和就业实体的运作

家政服务职业中介机构和就业实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中介服务型，即从事家政职业介绍服务，工作任务以提供劳务和培训信息，输送合适人选，提供职业指导为主。目前，劳动保障部门职业介绍机构多为此类型;后者是企业运营型，即从事专门的家政服务员的派遣，并进行经营和管理，工作任务以组织供给资源，收集用人信息，输送合适人选，提供短期培训，对所属员工进行劳动保障事务管理等，此类型多为社会团体、企业、民营机构开办的实体。

适应市场需要，一些地区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开设了专门的家政服务窗口，他们广泛收集用人信息，为家政服务求职人员和用人家庭、单位提供优质、高效的中介服务;对有从事家政服务工作意愿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开展职业指导;为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培训定位信息，介绍家政培训学员。一些城市还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采集、发布家政服务信息，实现信息共享。

随着家政服务市场需求的加大，有些地区的劳动保障部门成立了专门的家政服务就业实体 。按照家政服务运营操作模式，实行培训、就业、员工管理一体化运作。这种机构既可在职业介绍机构下挂靠开设，也可视需求单独设置。

从发展看，家政服务就业的主渠道应当依靠社会力量，包括社会团体、各种民办、个人办的以及社区组织兼办的。劳动保障部门更多的不是自己去直接操作，而是在劳动政策、劳务信息、就业培训业务等方面给予指导，对目前运作较好的家政服务就业实体给予重点扶持，形成以点带面，布局合理的家政服务经营载体网络。

各类家政服务中介机构和就业实体应按照家政服务供求双方的需要，遵循业务活动的客观规律，逐步完善运作机制，组织好供求信息的沟通和匹配，执行国家的就业准入、职业资格和劳动(劳务)合同(协议)的要求，实行科学管理，提高匹配效率和服务质量，开展跟进服务业务，真正形成一批信得过的“红娘”。

(五)保障家政服务供求双方合法权益

1、健全和完善供求双方的劳动关系

家政服务员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一般来讲，应当根据法律规章来确定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包括劳动时间、劳动条件、服务质量、工资报酬、权益保障、争议处理等事项，并通过契约的形式来体现。即家政服务员应当与用户直接签订劳务协议，职业中介机构应该提供各种合同的样本，提供咨询指导和相关服务。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家政服务公司是企业实体，所以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是由“三方两纸”形式实现的：一是家政服务公司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与作为自己员工的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公司与劳动者的责权利;二是由家政服务公司与用户签订劳务合同，按照用户要求，派出家政服务员。如用户有意见，直接与公司交涉。用户直接向公司交费，由公司再向家政服务员支付工资并代交保险。

2、在发生劳动争议时，享有由劳动保障部门受理劳动争议的权力

按劳动法的规定，对劳动合同以外的劳动争议不予受理。鉴于目前家政服务供求双方签订的多为劳动(劳务)协议形式，因此，劳动保障部门应研究将原劳动争议服务范围加以延伸，受理家政服务劳务协议中有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如下：家政服务员与用户发生劳动纠纷，先由家政服务中介机构或家政服务就业实体调解，调解无效，由当地劳动保障争议部门调解，仍无效，由劳动法庭进行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者，可到当地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六)要逐步将家政服务员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作为国家一个职业的从业人员，家政服务员要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家政服务公司应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对已经开业的家政服务管理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补办社会保险登记。家政服务就业实体作为社会保险缴费单位应积极参加，并负责组织家政服务员参加社会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是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伤保险是劳动者在因工作而遭受意外伤害、致残或死亡时劳动者本人及其供养直系亲属能够得到国家和社会必要的物质帮助;还有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都要鼓励家政服务员参加。

对家政服务员参加社会保险要实行分类指导，家政服务员应当按照原有身份和工作经历等情况进行区分和确定其参加社会保险的范围和方式。下岗、失业人员在家政服务就业实体就业，在与原所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社会保险关系按规定转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做好接转工作。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参加家政服务工作，在就业所在地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仍继续参加，未参加的，可由家政服务就业实体组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界定其参加社会保险的资格。家政服务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办法由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国家鼓励发展补充保险。有条件的家政服务就业实体，也可以参加商业保险。家政服务就业实体在未实行劳动合同制管理前，要为家政服务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医疗疾病等保险，为家政服务员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安全提供保障，保险金可采取由公司和家政服务员个人按比例分担形式缴纳。家政服务就业实体要为用户提供家庭财产责任保险，对家政服务员在劳动过程中损坏的具有一定价值的物品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保险金由家政服务就业实体交纳。

稿件来源：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第二篇：2005年中国移动通信服务白皮书正式发布

由北京赛迪数据有限公司举办的“2005年中国移动通信服务高峰论坛暨CCID第六届中国手机用户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发布会”，于6月10日在北京新世纪饭店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以“产业融合与服务创新”为主题，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与业内知名企业的与会嘉宾共200余人针对移动通信服务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北京赛迪数据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首家专注通信行业竞争情报的咨询服务机构，经过充分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本届论坛上发布了《2005年中国移动通信服务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引起了与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白皮书以专项调研获取的大量权威数据为基础，通过行业专家和专业咨询师的深入研究分析，对当前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并对通信服务市场在未来三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本次调研历时五个多月，地域基本覆盖了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涵盖了制造、运营、渠道和内容服务等各个领域，以街头拦访、小组座谈、专家咨询、问卷发放和网上调查等多种调查手段相结合，共获取有效样本量62768个。

根据调研数据，经专家评审，摩托罗拉、诺基亚、海尔、TCL、波导、夏新、联想等企业凭借快速的服务反应、丰富的服务内容、较高的服务承诺兑现，获得消费者的一致好评，成为“2005年度用户满意奖”的大赢家;摩托罗拉、海尔、夏新等企业依托其持续的创新力度和传播力度，荣获“2005年度服务创新奖”;摩托罗拉、海尔、TCL等企业基于其合适的服务承诺和高效的服务兑现，一举摘得本届调查的“服务承诺兑现奖”;另外，海尔凭借其灵活快速的服务夺得本届“响应速度奖”，诺基亚、海尔、波导、联想等以优质的服务质量折取“维修质量奖”桂冠;在诚信服务中，摩托罗拉、诺基亚、海尔、波导、联想表现表现突出，获此殊荣;同时摩托罗拉、诺基亚、海尔、波导等企业凭借在产品环保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摘得“环保与健康奖”。

赛迪数据分析指出，随着中国移动通信产业进入平稳发展期、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应用迅速启动，服务作为产业链竞争优势的源泉，正在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服务品牌的经营将成为2005年中国移动通信服务的主要特点;和谐服务则成为移动通信企业服务追求的终极

目标。

一、拓展服务领域实现移动通信产业持续盈利——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现状展示

2005年，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争夺不仅仅表现在产品的品牌、技术、价格等方面，服务作为提高品牌知名度、满意度和忠诚度的一种重要方式，已经得到产业链上各方的高度关注。手机制造商和经销商作为传统的手机服务主体，正在不断更新各自的服务理念和服务内容，而推广“手机定制”业务的运营商和专业手机维修公司的出现，也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选择。随着服务主体的扩张，服务内容也得到了极大丰富。以彩信、彩铃和手机游戏等为主体的增值服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现实选择。

售后服务和增值服务是目前移动通信服务领域两种主要的服务形式。售后服务的内容随着环保、健康观念的深入有了新的拓展，而增值服务在制造商的参与下竞争则日趋激烈。

1.五成消费者无法享受免费保修服务

售后服务作为一种传统的服务形式，依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但是根据赛迪数据的调查结果，服务内容距离消费者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图1：消费者对网点服务内容的使用率

数据来源：赛迪数据，2005 06

根据上图的调研数据，除了收费维修外，其他的服务内容得到满足的比例都比较低。特别是免费保修的期望值为54.9%，而实际只有4.7%的人享受了该服务。而且随着消费者健康时尚观念和环保意识的增强，售后服务中手机辐射检测、手机美容和回收淘汰机型的服务内容需求也逐步增加，其中希望享受手机性能检测服务的比重为28.8%，仅次于免费保修、软件下载和配件更换。制造商在服务内容拓展领域锲而不舍，海尔的“找茬找乐”服务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服务模式是其自身20年家电产品服务在手机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充分调动用户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真诚到永远”的信念来影响用户的选择。

2、手机制造商售后服务满意度优于经销商

手机制造商和经销商作为移动通信售后服务主要的提供者，由于两者在产业链上的不同位置和对于售后服务认识程度的偏差，以及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两者在售后服务的建设和用户满意度上有较大差异。据图2显示，除了维修费用和交通便利性外，消费者对制造商的服务满意度均高于经销商，平均差距为0.04(注：满分为5分)。而在众多的手机制造商中，摩托罗拉、诺基亚、海尔、波导、夏新、TCL和联想的服务满意度明显优于其他品牌，用户对此给予了较高评价。特别是波导的“三级维修网络”的建立不仅满足了国内用户的需求，也将优质服务拓展到俄罗斯和印度等海外市场。

图2：消费者对服务主体的满意度评分

数据来源：赛迪数据，2005 06

在服务战略上，经销商为了应对制造商突生变故可能构成的“遗留存货”与“售后服务”两桩困境，也为了提高自身的售后服务水平，现阶段正在通过提前摊销售后服务费的方式保证自身权益。该措施的出台，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提升移动通信服务行业的质量。

3、彩信彩铃使用率增长迅速，手机游戏潜力大

随着通信终端功能的拓展和运营商的有效推广，彩信和彩铃业务在过去的一年获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图3的数据显示，使用率分别提高了6.4和6.1个百分点。而手机游戏的使用率在2005年也达到了8.7%。传统的短信业务使用率依然排在各项增值业务之首，但是其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以手机银行为代表的新兴业务则还处在萌芽期。

增值服务作为一种重要的移动通信服务形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和用户的认可。无论是手机制造商、电信运营商还是SP和CP都在全力开拓新的服务形式和服务领域以保证该项业务的健康成长。而用户使用率的增长也极大了刺激了企业的热情。其中以联想手机的“彩信换新装”和夏新的“夏新乐园”增值服务影响较为广泛。

图3：消费者对增值服务内容的使用率

数据来源：赛迪数据，2005 06

二、经营服务品牌促进移动通信产业有序发展——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特点解析

2005年，受制于核准制出台等因素，中国移动通信产业面临供大于求、投资风险增大和行业洗牌加剧的竞争压力。高通、华为、海信、奥克斯、明基等九家企业成为核准制的受益者。而东芝、易美等企业则不堪市场竞争压力和经营风险成为首批退市者。在产业巨幅振荡的环境中，服务作为技术、价格、渠道之外赢得市场的第四把利器，正在成为移动通信企业争夺市场地位的又一制高点。服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服务品牌的竞争。2005年，面对众多的服务品牌，移动通信企业必须在品牌经营上做好文章，以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1. 塑造服务品牌 开发服务价值

塑造服务品牌是经营服务品牌的第一步。服务品牌作为企业文化在服务领域内的体现，通过整合自身的技术、设备、资金和人力等资源，为用户树立统一的品牌形象。良好的服务品牌，兼有差异性和综合性两方面特性，为品牌塑造创造了空间，为品牌拓展提供了可能。

良好的服务品牌将有利于服务价值的开发。消费者作为移动通信服务的对象，正在越来越多地从企业服务价值的开发中获益。例如摩托罗拉最早提出的“全质量服务”，诺基亚的“以人为本”，以及TCL的“移动天使”、海尔的“钻石服务”、波导的“5S温馨服务”和夏新的“精致服务”等品牌，已逐步为消费者所熟知。塑造服务品牌只是“服务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只有企业实现服务承诺才能够更好地体现服务价值。对于目前众多的服务品牌，多数只局限于具体的服务内容，而忽略了服务品牌外延和内涵的有机结合，造成了服务品牌的频繁更迭，这

需要引起企业的高度关注。

2. 演绎服务品牌 拓展服务领域

服务品牌的经营重在消费者对品牌的体验，即通过移动通信企业演绎服务品牌的过程实现对消费者的服务。而多样化服务领域有利于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重视，为体验服务创造条件。从时间上分析，多样化的服务领域体将现在已有的售后服务推进到售前宣传和售中体验。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融合为统一的整体，便于企业建立从企业到用户的双向顺畅的信息交流平台和服务平台。诺基亚秉承“专业专注 全心服务”的客户理念，高效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将三者融为一体。而且，随着国家对环保工作的重视和手机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借鉴欧洲在消费电子领域的环保举措，以摩托罗拉所推出的废旧手机及电池回收处理为代表的服务新举措，也逐渐成为多样化服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品牌的演绎延伸了服务时间，促进了服务方式的转变。移动通信企业通过实施主动服务，有效拉近了用户和企业的距离，也促成其提供数据增值服务。因为手机功能和增值服务的类型紧密联系，两者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促进手机的销售，另一方面制造商也可以从服务实现中获益。例如，用户可以从波导的官方网站中获取各自品牌手机所特有的时尚增值服务。服务品牌的演绎过程就是服务实现的过程，通过服务体验有助于建立手机品牌的美誉

度和忠诚度。

3. 传播服务品牌 打造服务优势

服务品牌的高效传播将为企业打造一定的服务优势，从服务环节来影响消费者的品牌选择行为。而高效的品牌传播需要一定的软硬件条件为支撑。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业务流程重组、呼叫中心、IT服务管理等一系列新的IT系统和理念，正在给移动通信服务品牌的传播插上翅膀。通过引入适当的信息系统对已有的服务流程进行整合，将有助于高效实

施服务内容。

高效的品牌传播是企业实现服务承诺的保证，因此，国内一些移动通信企业开始引入先进的IT系统。例如 TCL建立的“手机呼叫中心”软件平台，该平台与企业生产、物流、研发、服务各业务系统实现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它不单只是一个电话接入中枢，而是通过深层次的业务拓展，与企业的研发、生产和服务体系融为一体，并为其运营、决策提供后台数据支持。先进技术和服务网络的应用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了提高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服务是品牌传播的助推器”，海尔更将优秀服务品牌的传播和强大的舆论引导力紧密的链接在一起，努力塑造强大竞争力。

4. 创新服务品牌 实现服务诚信

创新是服务品牌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也是品牌经营的关键和落脚点。服务品牌的创新是建立在企业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以对行业发展的客观趋势把握为基础，提出一系列新想法、新观点和新举措。但是从树立移动通信企业良好的企业形象入手，各种价格承诺和质量保证等产品推广举措必须落在实处。根据本次调研的结果，摩托、诺基亚、波导、海尔和联想在诚信服务领域内走在了其他企业的前列。波导所提出的服务公正体系，通过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监督保证了承诺兑现，而海尔所倡导的有限服务则从企业自律的角度出发给予消费者合情合理的承诺，对于无法实现的服务决不承诺。

服务诚信有效延伸了服务品牌的生命，而服务外包则给部分无法实施品牌服务的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众多的

二、三线手机品牌迫于资金、技术和人员的局限在服务网点的建设和服务水平的提升等方面步履维艰，更不用说服务品牌的塑造和创新。而第三方维修服务公司的出现恰好可以解决该问题。例如，广州已经出现了专业维修多品牌手机的第三方公司，他们具备良好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条件，通过给消费者提供在保修期内的免费服务和保修期外的收费服务实现盈利。该类公司的出现符合产品和服务细分的要求，也是创新服务品牌的一个

重要举措。

三、和谐服务保障移动通信产业健康成长——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趋势预测

移动通信服务作为移动通信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移动通信产业从高速增长期迈入平稳发展期，未来三年内移动通信服务的发展将向何处去，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服务主体如何变化，服务内容如何拓展，服务环境如何实现等，都是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关键就是企业要做好协调工作，保证产业链各方面力量、企业和用户之间、产业环境等各方面的和谐发展，避免简单的学习模仿，走在产业发展的前端，成为和谐服务的模范。

1.服务主体和谐化：多元化和专业化是方向

随着运营商定制手机规模的扩大和第三方维修公司的涌现，未来三年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在服务主体上将会表现出多元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多元化表现在移动通信服务的主体由目前的手机制造商、销售商拓展到运营商，由目前以手机制造商为核心转变为以运营商为核心。借鉴日本电信业以及NTT DoCoMo公司的发展经验，从加强对移动通信产业链控制的角度出发，运营商定制手机业务的出现和发展必将使其承担部分手机服务工作，包括售后维修和增值服务。作为产业细分的表现和服务创新的手段，服务主体专业化是指某些

二、三线手机品牌的售后维修服务将由第三方公司来承担。目前该服务形式已经在我国广东地区出现，而且在计算机行业中也不乏成功的例子。

多元化和专业化的实现需要服务主体的和谐发展。一方面各个主体在服务领域的划分和服务工作的实施中分工明确、通力协作，尽量避免服务空白和服务交*。另一方面多元化和专业化作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两者之间也需要和谐，即不同主体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不同方向。服务主体的和谐化是和谐服务的关键，从企业源头保证了和谐服务的实现，并且随着市场制度的健全和功能的完善其优势将会更加明显。

2.服务内容和谐化：多样化与主动化是目标

移动通信服务内容的多样化与主动化是与我国移动通信领域数据业务的快速发展相辅相成的。未来三年，中国移动通信服务内容的多样化表现在从目前的以售后维修为主转变为以增值服务为主、售后维修为辅的新阶段。手机制造商通过提供增值服务与电信运营商结成利益共同体，带动具有新式功能的手机研发和销售，分享运营收益。除了增值服务，售后服务也将拓展到产品维修、性能检测、手机美容到废旧手机回收全过程。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带动服务方式从被动转为主动，从等用户上门转变为主动找用户提供服务。

移动通信服务内容的多样化与主动化是和谐服务的关键。一方面，服务内容的多样化要求企业处理好原有服务和新兴服务的和谐、朝阳服务和没落服务的和谐，满足消费者各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服务内容的主动化势必会分散企业对核心产品的注意力，如何协调好产品和服务的关系保证双方和谐发展，也不容回避。

3.服务环境和谐化：科学化与融合化是趋势

服务主体和服务内容的发展必然需要构建和谐的移动通信服务环境，而科学化和融合化的服务环境则满足了其需要。科学化主要表现在呼叫中心、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先进技术在移动通信服务领域的应用;融合化是指3C融合带来消费电子、通信和计算机产品等产品服务的融合，特别对一些跨行业多品牌的企业而言更加重要。科学化为企业节约了服务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而融合化则是要求企业综合考虑各种不同产品特征和服务特点，

统筹安排服务方式。

移动通信服务环境的科学化与融合化是和谐服务的方向。一方面，移动通信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协调好与计算机行业、软件行业、家电行业的关系，使之互相促进，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多品牌的企业需要协调好不同产品的服务关系，通过塑造统一的服务品牌，达

到共生共赢的目的。

综上所述，和谐服务将引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方向，成为抢占未来市场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手段和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第三篇：中国的减灾行动白皮书

一、自然灾害状况

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灾害种类多。中国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除现代火山活动外，几乎所有自然灾害都在中国出现过。

(二)分布地域广。中国各省均不同程度受到自然灾害影响，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面积受到洪涝灾害威胁。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及部分内陆省份经常遭受热带气旋侵袭。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旱灾频发，西南、华南等地的严重干旱时有发生。各省均发生过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约占国土面积69%的山地、高原区域因地质构造复杂，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三)发生频率高。中国受季风气候影响十分强烈，气象灾害频繁，局地性或区域性干旱灾害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东部沿海地区平均每年约有7个热带气旋登陆。中国位于欧亚、太平洋及印度洋三大板块交汇地带，新构造运动活跃，地震活动十分频繁，大陆地震占全球陆地破坏性地震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大陆地震最多的国家。森林和草原火灾时有发生。

(四)造成损失重。

二、减灾战略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等文件中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及中长期国家综合减灾战略目标，即：建立比较完善的减灾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灾害监测预警、防灾备灾、应急处置、灾害救助、恢复重建能力大幅提升，公民减灾意识和技能显著增强，人员伤亡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明显减少。

中国减灾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和信息管理能力建设。全面查明重点区域主要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基本摸清减灾能力底数，建立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数据库，编制全国灾害高风险区及重点区域灾害风险图。建立自然灾害灾情统计体系，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灾情上报系统，健全灾情信息快报、核报工作机制和灾害信息沟通、会商、通报制度，建设灾害信息共享及发布平台，加强对灾害信息的分析、评估和应用。

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设。在完善现有监测站网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监测密度，建设卫星遥感灾害监测系统，构建自然灾害立体监测体系。推进监测预警基础设施的综合运用与集成开发，完善灾害预警预报决策支持系统。注重加强频发易发灾害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充分利用各类传播方式，准确、及时发布灾害预警预报信息。 加强自然灾害综合防范防御能力建设。全面落实各项减灾专项规划，建设好各类减灾骨干工程，提高大中型工业基地、交通干线、通信枢纽和生命线工程的防灾抗灾能力。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原则，统筹做好农业和农村减灾、工业和城市减灾以及重点地区的防灾减灾专项规划编制与减灾工程建设，全面提高灾害综合防御能力。

加强国家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形成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运行机制。基本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加强中央和地方抗灾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建设，提升救灾物资运输保障能力，加强各类骨干抢险救援队伍和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改善减灾救灾装备。建立完善社会动员机制，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在综合减灾工作中的作用。

加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建设。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逐步建成以堤防为基础、干支流控制性水利枢纽、蓄滞洪区、河道整治相配合，结合干垸行洪、退田还湖、水土保持等工程措施及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和防洪调度管理、洪水风险管理等非工程措施建设，构建较为完善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加强巨灾综合应对能力建设。加强对巨灾发生机理、活动规律及次生灾害相互关系研究，开展重大自然变异模拟和巨灾应急仿真实验。建立健全应对巨灾风险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和应对方案，开展应对巨灾的演练。推进农业、林业保险试点，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巨

灾保险和再保险体系。加强巨灾防御工程建设。建立亚洲区域巨灾研究中心。

加强城乡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完善城乡社区灾害应急预案，组织社区居民演练。完善城乡社区减灾基础设施，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全面开展城乡民居减灾安居工程建设。在多灾易灾的城乡社区建设避难场所。建立灾害信息员队伍。加强城乡社区居民家庭防灾减灾准备，建立应急状态下社区弱势群体保护机制。

加强减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加强减灾关键技术研发，研究制定国家综合减灾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加快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应用。加大综合减灾科技资金投入。加强减灾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建设综合减灾的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综合减灾的技术标准体系，提高综合减灾的标准化水平。

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减灾责任意识。将减灾知识普及纳入学校教育内容，纳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开展减灾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加强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建设国家减灾科普教育支撑网络平台。编制减灾科普读物、挂图或音像制品，推广地方减灾经验、宣传成功减灾案例和减灾知识，提高公民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三、减灾法制和体制机制建设

多年来，中国政府坚持把减灾纳入国家和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减灾救灾工作机制。中央政府构建了灾害应急响应机制、灾害信息发布机制、救灾应急物资储备机制、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重大灾害抢险救灾联动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建立相应的减灾工作机制。

灾害应急响应机制。中央政府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预案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应急预案。政府各部门根据自然灾害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职责，制定更具操作性的预案实施办法和应急工作规程。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按照预案做好各项抗灾救灾工作。灾区各级政府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由当地政府负责人担任指挥、有关部门作为成员的灾害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统一制定灾害应对策略和措施，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灾情和抗灾救灾工作情况。

灾害信息发布机制。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认真做好自然灾害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信息发布工作，采取授权发布、发布新闻稿、组织记者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方式，及时向公众发布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应对处置工作进展和防灾避险知识等相关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救灾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已经建立以物资储备仓库为依托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国家应急物资储备体系逐步完善。目前，全国设立了10个中央级生活类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并不断建设完善中央级救灾物资、防汛物资、森林防火物资等物资储备库。部分省、市、县建立了地方救灾物资储备仓库，抗灾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初步形成。通过与生产厂家签订救灾物资紧急购销协议、建立救灾物资生产厂家名录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应急救灾物资保障机制。

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由民政、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统计、地震、海洋、气象等主要涉灾部门参加的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开展灾害信息数据库建设，启动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灾情信息共享与发布系统，建设国家综合减灾和风险管理信息平台，及时为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灾害应急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重大灾害抢险救灾联动协调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各有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及时向灾区派出由相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了解灾情和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并根据国务院要求，及时协调有关部门提出救灾意见，帮助灾区开展救助工作，防范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

灾害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国家已初步建立以抢险动员、搜救动员、救护动员、救助动员、救灾捐赠动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应急动员机制。注重发挥人民团体、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志愿者在灾害防御、紧急救援、救灾捐赠、医疗救助、卫生防疫、恢复重建、

灾后心理支持等方面的作用。

四、减灾能力建设

中国政府重视减灾的能力建设，在减灾工程、灾害预警、应急处置、科技支撑、人才培养和社区减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实施减灾工程，提高灾害综合防范防御能力

近年来，国家实施防汛抗旱、防震抗灾、防风防潮、防沙治沙、生态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减灾工程。

——大江大河治理工程。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等，大幅增加江河治理投入，加快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步伐。目前，长江中下游干堤全部修完修好，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建设全面展开，治淮19项骨干工程基本建成，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淮河临淮岗等枢纽工程全面发挥效益。中国大江大河防洪能力进一步提高，部分主要河段已基本具备防御100年一遇洪水能力。中小河流防洪能力不断提高，重点海堤设防标准提高到防御50年一遇洪水能力。

——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工程。——农田灌排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工程。

——建筑和工程设施的设防工程。——公路灾害防治工程。

(二)构建立体监测体系，提高监测预警预报能力

建立包括地面监测、海洋海底观测和天-空-地观测在内的自然灾害立体监测体系，灾害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初步形成。

——灾害遥感监测业务体系。——气象预警预报体系。——水文和洪水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地震监测预报体系。——地质灾害监测系统——环境监测预警体系。——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系统。——病虫害监测预报系统。——海洋灾害预报系统。——森林和草原火灾预警监测系统。——沙尘暴灾害监测与评估体系。

(三)建立抢险救灾应急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以应急救援队伍、应急响应机制和应急资金拨付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救灾应急体系初步建立，应急救援、运输保障、生活救助、卫生防疫等应急处置能力大大增强。

——应急救援队伍体系。以公安、武警、军队为骨干和突击力量，以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森林消防、海上搜救、矿山救护、医疗救护等专业队伍为基本力量，以企事业单位专兼职队伍和应急志愿者队伍为辅助力量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初步建立。国家陆地、空中搜寻与救护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应急救援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

——应急救助响应机制。根据灾情大小，将中央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划分为四个响应等级，明确各级响应的具体工作措施，将救灾工作纳入规范的管理工作流程。灾害应急救助响应机制的建立，基本保障了受灾群众在灾后24小时内能够得到救助，基本实现“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所、有病能医、学生有学上”的“六有”目标。

——救灾应急资金拨付机制。包括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水毁公路补助资金、内河航道应急抢通资金、卫生救灾补助资金、文教行政救灾补助资金、农业救灾资金、林业救灾资金在内的中央抗灾救灾补助资金拨付机制已经建立。积极推进救灾分级管理、救灾资金分级负担的救灾工作管理体制，保障地方救灾投入，有效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四)建立减灾科技支撑体系，提高减灾科技水平

注重科技在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定专门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规划、建立科技应急机制、实施科技项目等措施，不断提高防

灾减灾的科技水平。

——组织制定《国家防灾减灾科技发展规划》。针对自然灾害预警预报、应急响应、恢复重建、减灾救灾、信息平台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布局，强化薄弱环节，逐步建立和完善防灾减灾国家科技支撑体系。

——加强科技应急机制建设。——启动一批防灾减灾科技项目。——加强科研技术机构建设。

(五)建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减灾工作人员素质

将防灾减灾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国家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减灾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减灾的培训平台逐步建立。

——把减灾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人才培养教育，充分利用高校的减灾研究与学科优势培养多层次防灾减灾人才。

——把防灾减灾纳入干部培训规划。

——开展领导干部灾害应急管理专题培训。

——对各类企业和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应急救援能力培训。

(六)开展社区减灾工作，提高社区防灾减灾能力

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基层社区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

——推动社区建立减灾工作机制。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全国社区逐步建立健全负责社区减灾工作的组织，制定规范的减灾工作制度，组织减灾志愿者队伍，制定突发灾害发生时保护儿童、老年人、病患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对策，建立起有效的减灾工作机制。

——指导社区制定灾害应急救助预案并定期演练。社区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经常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预案演练活动。

——加强社区减灾公共设施和器材装备建设。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积极参与，社区利用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停车场、学校操场或其他空地建立应急避难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应急标识或指示牌，建立减灾宣传教育场所(社区减灾教室、社区图书室、老年人活动室)及设施(宣传栏、宣传橱窗等)，配备必需的消防、安全和应对灾害的器材或救生设施工具，使减灾公共设施和装备得到健全和完善。

——组织社区开展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活动。

五、减灾的社会参与

慈善事业在减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采取措施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在鼓励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上，近年来，国家推进慈善组织社会公信力建设，推广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和评级制度。

国家积极推动捐助活动日常化和社会化，鼓励并引导志愿者参与减灾行动。近年来，以捐助活动经常化、募集主体民间化、参与捐助自愿化为特点的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在中国全面展开。

中国政府重视防灾减灾的宣传教育.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场所设置减灾宣传专栏，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门户网站等开设减灾知识宣传栏目，制作公益广告，向公众宣传灾害预防避险的实用技能。在中小学开设防灾减灾课程，开展多种演练活动。开发一系列减灾宣传教育产品，编制系列减灾科普读物、挂图、音像制品和宣传案例教材。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普及急救知识和技术，在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重视对灾害保险业防灾减灾作用的政策研究和试点工作。不断总结并完善农业、林业自然灾害保险与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农业、林业风险防范与救助机制，统筹考虑农业、林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逐步加大保险对灾害损失的经济补偿和转移分担功能。

六、减灾的国际合作

中国本着开放合作的态度，积极参与减灾领域的国际合作，建立和完善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加强国际减灾能力建设，在重大灾害中相互援助。

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减灾对话与交流平台。

中国重视与东盟和南亚国家讨论签署双边或多边减灾救灾协定，注重开展减灾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中国努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救灾协作。

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和国际社会相互支持，相互援助。

结 束 语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繁重而艰巨。面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灾害风险，中国的减灾工作任重道远。

中国政府为减灾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减灾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减灾综合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减灾综合性法律法规和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灾害监测体系还有待健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社会公众减灾意识仍需提高。中国政府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提高全社会的综合减灾能力为核心，以提升城乡基层社区的综合减灾能力为重点，以提高全社会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水平为基础，全面提高综合防范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

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减灾是全球的共同行动。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减轻灾害风险和灾害损失，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不懈努力。

1.应急管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全面深入推进应急管理工作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应急管理工作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与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相比，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1)继续深入推进“一案三制”建设。一是深化预案。继续深入推进预案编制工作，争取实现领域上全覆盖、内容上高质量、管理上动态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二是健全体制。积极整合各方面应急力量和资源，充分发挥应急管理指挥机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各自的职能作用，建立应急管理绩效评估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三是完善机制。健全指挥协调、信息报告和通报、应对处置联动、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绩效考核、社会动员等方面的机制。四是加强法制。认真执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各项规定，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深化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必须进社区、进厂矿、进学校、进农村;必须做好风险分析工作;必须做好应急资源的普查和整合;必须增强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必须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和应急能力的科学评价体系;必须加强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3)全面实施应急体系建设规划，推进应急平台建设。统筹中央和地方、部门和部门、政府和社会之间应急资源布局，做好与城乡建设等相关规划之间的衔接，重点加强监测预警系统、信息与指挥系统、应急队伍和物资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统一的应急平台体系，实现各级各类应急信息平台相互对接、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加快形成全国统

一、高效的应急决策指挥网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对各类应急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等情况进行普查，摸清家底，建立人力资源、财力保障、物资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卫生保障、交通运输保障、治安保障、人员维护、通信保障、公共设施、科技支撑等数据的调用方案。

(4)必须增强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明确回答突发事件事前、事发、事中、事后，谁来做，怎么做，做什么，何时做，用什么资源做等。

(5)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体系。一要加强风险评估。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和风险评估，建立综合灾害风险数据库和防灾减灾区划体系，健全灾害风险动态监管机制。二要落实隐患排除。坚决整改排查出的每一个风险隐患，做到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预案“五落实”，同时建立重大隐患分级管理和重大危险源分级监控制度。三要推进能力评估。加快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全面掌握、科学判断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应急管理能力，把存在的薄弱环节作为强化建设重点。

(6)扎实抓好应急预案演练工作。开展应急演练是提高综合应急能力和实战水平的有效途径，可以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和宣传教育的目的。搞好应急演练，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及时发现和纠正暴露出的问题。不要怕演练过程中发生问题，但要注意在演练时候发现和解决问题。

(7)全面构建国家应急物资保障系统。一是抓好应急物资监测网络和预警体系建设，实现全国各类应急物资储备信

息综合汇总和需求预测预警。二是抓好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建设，对专业型较强、峰值需求量大、生产启动周期短的应急物资，实行生产能力储备。三是抓好应急物资仓储与配送能力建设，优化布局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点，健全调 拨与配送应急物资的仓储、运输体系。

8)建立由一个部委统管的国家综合减灾体制，会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防灾减灾行政效率，并降低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成本。首先，可在国务院应急办的基础上组建国家的“国土应急安全部”，使协调性体制变为实体性应急安全统一指挥机构，无论发生何灾，不论灾害发生在何地，统一由该部在国务院指导下布置与应急救灾抢险活动相关联的所有事项，提高工作效率。只有这种实体性的机构，才能在抓应急的同时，也强化综合减灾常态建设，实现国家减灾综合管理。 其次，呼吁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在新一届“两会”的各工作委员会设置上，考虑名称的调整与变更，如现有的“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可否更名为“人口—资源—环境—安全”委员会。“安全”二字的加入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可持续发展观内容的完善及充实，它不仅将体现一种切合当前防灾减灾形势的整体安全观，更通过同时倡导人口、资源、环境、安全四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使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得到落实，这是国策之根本。

(9)深入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宣传教育。一要广泛开展应急管理进社区、进农村、进基层单位活动，特别要深入推进公共安全教育进课堂、进教材，从小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二要毫不放松地抓好高危行业和领域生产人员的岗前、岗中教育培训，提高他们安全操作和第一时间处理突发事故的技能。三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以及画册、挂图、墙报、板报等多种载体，大力宣传和普及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进一步完善各地的应急组织机制和协调机制，真正将应急方案有效运转起来，这需要各级管理部门，有一个用科学应急管理机制指导实践的意识。过去，我们的应急工作还是习惯于一窝蜂、集体动员式的办法。要进一步提升人们对应急机制的认识，最关键的是要加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地方官员的教育。比如说，先去扫雪，还是先保障应急指挥的通信网络畅通，这些都需要一个科学、可操作的应急管理机制来加以指导。

如何建立更大范围的协调组织与应急系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如何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还有待各方努力。还有，城市管理中如何建立突发事件社会动员机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四篇：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2014[精选]

《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全文)

2014年07月10日 10:22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7月10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

(2014年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稳步发展对外援助事业

二、推动民生改善

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四、区域合作机制下的对外援助

五、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结束语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发挥出建设性作用。

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持续增长，对外援助事业稳步发展。这里，就2010年至2012年的对外援助情况作一介绍。

一、稳步发展对外援助事业

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持续增长。其中，成套项目建设和物资援助是主要援助方式，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增长显著。亚洲和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地区。为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更多地投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一)援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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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对外援助资金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

无偿援助重点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无偿援助323.2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6.2%。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无息贷款72.6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8.1%。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社会效益的生产型项目、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较大型成套设备、机电产品等。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优惠贷款497.6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55.7%。

援外预算资金由财政部按预决算制统一管理。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由此产生的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

(二)援助分布

2010年至2012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亚洲地区30国，非洲地区51国，大洋洲地区9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国，欧洲地区12国。此外，中国还向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

(三)援助方式

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方式主要包括援建成套项目、提供一般物资、开展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和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减免受援国债务等。

援建成套项目。中国共在80个国家建设成套项目580个，重点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

(此处插入表1，内容请见新华社新闻图片专线所配发的相关稿件)

提供一般物资。中国共向96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物资援助424批，主要包括办公用品、机械设备、检测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生活用品、药品以及医疗设备等。

开展技术合作。中国共在61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技术合作项目170个，主要涉及工业生产和管理、农业种植养殖、文化教育、体育训练、医疗卫生、清洁能源开发、规划咨询等领域。

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中国在国内举办1951期培训班，其中包括官员研修班、技术人员培训班、在职学历教育项目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49148名。

派遣援外医疗队。中国向54个国家派遣55支援外医疗队，共计3600名医护人员，开展定点或巡回医疗服务，诊治患者近700万人次。

派遣志愿者。中国向60多个国家派遣青年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志愿者近7000名。

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向30余个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物资和现汇援助，价值约15亿元人民币。

减免受援国债务。中国免除坦桑尼亚、赞比亚、喀麦隆、赤道几内亚、马里、多哥、贝宁、科特迪瓦、苏丹等9个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共计16笔到期无息贷款债务，累计金额达14.2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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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民生改善

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中国重点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设施，并在其他国家遭遇重大灾害时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一)促进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至关重要。中国通过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家提供咨询和开展技术合作、培训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等方式，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有效应对粮食危机。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建49个农业项目，派遣1000多名农业技术专家，并提供大量农业机械、良种、化肥等农用物资。

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中国在农业领域开展对外援助的重要平台。2010年至2012年，中国在贝宁、莫桑比克、苏丹、利比里亚、卢旺达、老挝、东帝汶等17国援建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陆续竣工。中国通过试验、示范、培训等多种方式，将先进适用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给当地民众。利比里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杂交水稻和玉米种植面积近千公顷，培训当地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民千余人次。卢旺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展菌草、稻谷等种类的适应性研究、试验和示范工作，注意结合当地传统农业，并将技术培训推广至卢旺达妇女协会、稻谷种植协会等机构。

派遣高级农业专家和农业技术组。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派遣的农业专家，积极参与受援国农业规划工作，援贝宁专家组协助起草该国《农业法》和《农业管理法》，援博茨瓦纳、几内亚比绍专家组分别参与编写两国的《农业发展规划》。协助受援国完成促进农业发展工作，援莱索托专家组协助该国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无口蹄疫国家地位，援毛里塔尼亚专家组协助制定农业综合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室建设方案。积极推广简单适用的农业技术，援博茨瓦纳专家组推广地膜覆盖种植技术，援马里专家组设计推广稻田铁制水耙，帮助当地农民进行精耕细作。

开展农业管理与技术培训。中国结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特点和实际需要，举办近300期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研修和培训项目，培训了近7000名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农业培训项目领域广泛，既涵盖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管理领域，也涉及农村发展与减贫、粮食安全、农业南南合作等宏观政策制订问题，同时关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加工、储藏、销售与流通等产业链发展议题。

(二)提高教育水平

2010年至2012年，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教育水平，支持其教育均衡、公平发展，中国通过援建维修校舍、提供教学设备、培养师资力量、增加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名额、支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等，不断加大教育援助力度。

改善教学条件。中国援助了80余个教育设施项目，包括援建或维修中小学校、大学院校、图书馆等，有效改善了受援国的教学环境。中国为受援国无偿提供计算机、教学用具、文体用品等大批教学设备物资，帮助受援国建设大学网络平台和远程教学系统，为受援国丰富教学方式、扩大教学覆盖面创造了条件。

培养师资力量。中国举办了30多期院校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高等教育管理培训班、职业教育管理培训班、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研修班、现代远程教育研修班等，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千余名教育官员、校长和教职人员。

支持职业技术教育。中国在苏丹援建的恩图曼友谊职业培训中心累计为苏方培训学员数千名，为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中国已启动该中心的改扩建工程。中国积极帮助受援国发展职业技术教育。2001年至2012年，中国与埃塞俄比亚联合开展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累计向埃方派出400余人次教师，培训当地农业职业院校教师1800名、农业技术人员35000名。

增加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名额。2010年至2012年，中国政府共资助76845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为促进地区发展，中国不断扩大非洲国家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名额，加大对东盟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国等来华留学的支持，帮助上述地区欠发达国家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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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医疗卫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2010年至2012年，通过援建医院、提供药品和医疗设备、派遣医疗队、培训医疗人员、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展疾病防治交流合作等形式，中国支持受援国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疾病防控水平，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援助设施和设备。中国援建约80个医疗设施项目，其中包括综合性医院、流动医院、保健中心、专科诊疗中心、中医中心等，有效缓解受援国医疗卫生设施不足的问题。同时，中国向受援国提供约120批医疗设备和药品物资，包括多普勒彩超仪、CT扫描仪、全自动生化仪、母婴监护仪、重要手术器械、重症监护检测仪、核磁共振仪等高端医疗设备，以及防治疟疾、霍乱等疾病的药品。

派遣医疗队。中国对外派遣55支援外医疗队，累计3600名医护人员，在受援国近120个医疗点开展工作，培训当地医护人员数万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援国医疗服务供需矛盾。在援外医疗工作中，医疗队员通过观摩示范、专题讲座、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方式积极培训当地医务人员，内容涉及疟疾、艾滋病、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防治，病人护理以及糖尿病、风湿病治疗等领域，针灸、推拿、保健、中医药等中国传统医学。三年中，100多名中国医疗队员因贡献突出获得受援国颁发的勋章。

开展“光明行”活动。中国通过政府与民间渠道并进的方式积极开展“光明行”活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治疗更多眼病患者。从2003年起，中国先后派医疗队赴朝鲜、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为当地眼科疾病患者免费实施治疗。2010年11月，中国“光明行”医疗队首次赴非洲，为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苏丹等国千余名白内障患者进行治疗。

提供传染病防控援助。三年中，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了60批抗疟药、甲流疫苗及霍乱疫苗，并开展传染病防治培训，以上援助项目累计金额近2亿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与科摩罗启动青蒿素复方快速控制疟疾合作项目，使科摩罗莫埃利岛的疟疾发病率较同期下降90%。2010年至2012年，在进一步巩固已开展灭疟项目成效的同时，中国在科摩罗昂儒昂岛推广灭疟项目。

(四)建设公益设施

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众生活条件、开展社会公共活动，2010年至2012年，中国积极援建城市和农村公共福利设施、民用保障性住宅以及社会活动场馆，提供相关设备及物资，并开展运营管理技术合作。

实施打井供水项目。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打井供水项目29个，共打水井600余眼。中国派遣高级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家，克服自然环境恶劣、疾病侵袭及恐怖主义威胁等困难，帮助受援国打井供水。中国在多哥的卡拉区和中央区各打出200眼饮用水井，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和南苏丹朱巴市科托尔地区共打出38眼水井，并修建配套潜水泵和发电机组。在尼日尔援建的津德尔供水工程，解决了该地区数十万居民的饮水问题。

改善民众居住环境。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援建民用住宅、经济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80个，总建筑面积近60万平方米。中国结合受援国当地生活习惯和环境特点，科学设计住宅外观，合理安排内部结构，在节约建筑成本的同时，严把建筑质量关，努力为受援国民众建造简洁美观、结实耐用的经济型住房。

援建公用设施。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援建文化场所、体育场馆、办公会议设施等公共设施项目86个，为丰富当地民众文化体育生活、改善所在国政府办公条件、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促进作用。中国为斯里兰卡维修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中心，使这一40年前中方援建的项目焕然一新。中国为加蓬援建的4万人座体育场，2012年成功承办了第28届非洲杯足球赛决赛和闭幕式。在塞内加尔援建的国家大剧院总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是目前非洲规模最大的剧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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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近年来，地震、飓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和战乱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时常发生，造成受灾国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呼吁，及时提供紧急救灾物资或现汇援助，并根据需要派遣救援队和医疗队，帮助受灾国减轻灾害影响，尽快重建家园。

提供紧急救援物资或现汇援助。三年中，中国政府针对海地地震、柬埔寨特大洪灾、缅甸地震、巴基斯坦洪灾、古巴飓风、利比亚战乱、叙利亚动荡等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灾难，提供了近50批紧急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紧急照明设备、发电机、燃油、食品、药品及净水设备等，价值约12亿元人民币。此外，提供现汇援助约3亿元人民币。

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粮食危机。2011年至2012年，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连续遭遇严重旱灾，超过3000万民众陷入饥饿之中。2011年，中国政府先后三次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吉布提、索马里等非洲之角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总额达4.4亿元人民币。2012年，中国政府向乍得、马里、尼日尔等非洲萨赫勒地区国家提供了价值总计7000万元人民币的粮食援助。

支持灾后重建。2010年，巴基斯坦遭受历史罕见洪灾，中国政府迅速展开多渠道、全方位的救援行动，并根据巴方需要，在灾民救助、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参与灾后重建。中国提供现汇援助，支持巴基斯坦政府“灾民补偿计划”;承担了受灾地区全长340公里的国道公路网修复工程，辐射受益人口达1.5亿。2012年3月，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姆皮拉地区发生爆炸事件后，中国援建了灾民安置住房，积极支持灾后重建。

提高防灾救灾能力。中国通过提供物资、开展培训等方式，帮助受援国提升应急救援水平，增强防灾救灾能力。三年中，中国对外无偿提供了十余批救援车辆及其他设备;为发展中国家举办防灾救灾培训班和研修班约30期，与700余名官员、技术人员交流分享救灾防灾经验。

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加强能力建设和贸易发展，加大对环境保护领域的援助投入，帮助受援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一)改善基础设施

中国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条件，合理安排无偿援助、无息贷款资金，发挥优惠贷款融资优势，帮助受援国建设有迫切需求的基础设施项目。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建了156个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发挥在技术、设备材料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优势，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了项目投资成本。

支持交通运输建设。中国援建了70余个交通运输项目，包括公路、桥梁、机场、港口等。中国援建的肯尼亚西卡高速公路第三标段，使首都内罗毕到经济重镇西卡全线贯通，为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实现互联互通作出了贡献。中国援建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国际机场进一步完善了该国立体化交通网络，对提升该国与周边地区的交往和联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提升能源供给能力。中国援建了20余个能源项目，包括水电站、热电站、输变电和配电网、地热钻井工程等。中国援建的加纳布维水电站具备水力发电、农业灌溉、渔业发展和观光旅游等多重功能，建成后不仅直接促进加纳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惠及西部非洲更广阔的地区。中国援塞内加尔达喀尔市输变电和配电网项目覆盖15万居民，有效解决了该市电网设备老化、经常性大面积停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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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信息化社会发展。中国援建了60余个信息化项目，包括光缆电信传输网、电子政务网以及广播电视调频发射台等。中国在土库曼斯坦、多哥、厄立特里亚等国援建的电信项目，为上述国家提供了高质量稳定的通信系统，使用户容量成倍增长。中国在喀麦隆、坦桑尼亚等国援建的光纤骨干传输网项目，有效促进光缆在非洲国家的广泛应用。

(二)加强能力建设

中国坚持“授人以渔”的援助理念，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增强自主发展的造血功能。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发展迅速。2010年至2012年，中国共举办1579期官员研修班。中国邀请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近4万名官员来华研修，内容涉及经济管理、多边贸易谈判、政治外交、公共行政、职业教育、非政府组织等。中国举办技术人员培训班357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技术人员近万名，涵盖农业、卫生、信息通讯、工业、环境保护、救灾防灾、文化体育等领域。为满足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公共部门中高级管理人员能力的需要，三年中，中国举办了15期在职学历教育项目，来自75个发展中国家的359名政府官员分别获得公共管理、教育、国际关系以及国际传媒硕士学位。

技术合作广泛开展。三年中，中国向50多个国家派遣2000多名各类专家，在农业、手工艺、广播电视、清洁能源、文化体育等领域广泛开展技术合作，转让适用技术，提高受援国技术管理水平。中国派出高级规划咨询专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制定土地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利用、河流治理以及经济合作等规划。中国专家在利比里亚开展竹藤编技术合作，向当地近500人传授竹藤编织技能，不仅有助于当地民众增加收入、扩大就业、摆脱贫困，也促进了利比里亚竹藤产业的发展。

志愿者服务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派遣志愿者，服务领域涉及语言教学、体育教学、计算机培训、中医诊治、农业科技、艺术培训、工业技术、社会发展、国际救援等，服务对象包括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农场、科研院所等。援利比里亚志愿者成功救治严重腹裂畸形新生儿，获得“非洲之星”勋章。援埃塞俄比亚志愿者改良甜瓜种植法，当年使果农获得大丰收;志愿者传授的沼气池修建方法，帮助当地民众有效利用清洁能源。

(三)促进贸易发展

中国积极响应世界贸易组织“促贸援助”倡议，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能力、给予零关税待遇、支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培训经贸人才等，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

改善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三年中，中国援建与贸易有关的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约90个，有效改善了受援国贸易运输条件，扩大了与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中国积极提供商品检测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与贸易相关的物资设备，如向柬埔寨、老挝、缅甸、埃塞俄比亚、埃及、乍得、佛得角、赞比亚、塞尔维亚等国提供集装箱检测设备，为提升上述国家贸易产品检验水平和通关能力、有效打击走私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高与贸易有关的生产能力。中国援建一批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性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受援国相关产业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2011年12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与贝宁、马里、乍得和布基纳法索“棉花四国”达成合作共识，通过提供优良棉种、农机、肥料，推广种植技术，开展人员培训，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链拓展，促进四国棉花产业和贸易发展。

促进对华产品出口。为有效推动发展中国家对华产品出口，2005年，中国首度对非洲25个最不发达国家190个税目的商品实施零关税，之后不断扩大零关税待遇受惠面。2011年11月，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上宣布,将对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到2012年底，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出口近5000个税目商品已享受零关税待遇。2008年以来，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吸收最不发达国家约23%的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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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促贸援助”倡议工作组机制的积极参与者。2008年至2010年，中国每年向世界贸易组织“促贸援助”项目捐款20万美元，2011年后提升至每年40万美元。中国利用上述捐款设立“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项目”，为最不发达国家举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研讨会，资助最不发达国家人员参加世界贸易组织重要会议和到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实习。2010年至2012年，中国以促进贸易便利化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题，举办了18期研修班，与发展中国家400余名政府官员分享经验。

(四)加强环境保护

在坎昆、德班以及多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在分享国内节能减排经验的同时，承诺对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及非洲国家加大环保领域的援助投入，帮助其发展清洁能源，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援建项目。中国在清洁能源、环境保护、防涝抗旱、水资源利用、森林可持续发展、水土保持、气象信息服务等领域，积极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三年中，中国为58个发展中国家援建了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64个。

提供物资。2010年至2012年，中国向柬埔寨、缅甸、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密克罗尼西亚等13个发展中国家援助了16批环境保护所需的设备和物资，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及照明设备、太阳能移动电源、沼气设备、垃圾车、排水灌溉设施等。中国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格林纳达、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贝宁、马尔代夫、喀麦隆、布隆迪、萨摩亚等9个国家签订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物资赠送的谅解备忘录》，共向相关国家赠送节能灯50多万盏，节能空调1万多台。

开展能力建设。三年中，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布隆迪、苏丹等国开展技术合作，促进了上述国家太阳能、水力等清洁能源利用及管理水平的提高。中国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举办了150期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培训班，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4000多名，培训领域包括低碳产业发展与能源政策、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与水土保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林业管理和防沙治沙、气象灾害早期预警等。

四、区域合作机制下的对外援助

中国注重在区域合作层面加强与受援国的集体磋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和平台，多次宣布一揽子援助举措，积极回应各地区的发展需要。

(一)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积极在论坛框架下同非洲国家开展发展合作，逐步增加对非洲援助力度，有效促进中非关系全面发展。

优先促进农业发展。中国一贯重视与非洲开展农业合作。2010年至2012年，中国在非洲建成了1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另有8个技术示范中心进入规划实施阶段;派遣了大量农业专家开展技术合作;为非洲国家培训农业技术人员超过5000名。2012年7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援建更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进一步加强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帮助非洲国家提高粮食生产、加工、储运和销售能力。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一直是中国对非援助的重点领域。坦赞铁路是中国早期支持非洲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建成后，中国不间断地开展技术合作，为铁路运营管理提供帮助。2010年至2012年，中国在非洲援建了86个经济基础设施项目。2012年，中国宣布同非洲国家建立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为项目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提供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建设。中国积极支持非洲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援建了非洲联盟总部大楼和会议中心，同时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帮助非洲加强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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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医疗卫生合作。中国长期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目前，43支中国医疗队分布在42个非洲国家。中国援建了近30所医院和30个疟疾防治中心，提供8亿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物资和抗疟药品，为非洲国家培训医护人员超过3000名。援利比里亚塔佩塔医院项目医疗设备先进齐全，建成后由中国、埃及、利比里亚三国合作运营，为该项目可持续运营进行了有益尝试。

开展能力建设。三年中，中国在非洲国家援建了150所中小学校，培训各类人才约4.7万名。2012年，中国宣布实施“非洲人才计划”，在今后三年内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18000个。当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政府奖学金名额已达6717个。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加强在卫星气象监测、新能源开发利用、沙漠化防治、城市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在非洲援建的105个清洁能源和供水项目已陆续开工建设或交付使用。2012年，中国启动为有关非洲国家援建自动气象观测站、高空观测雷达站等设施，提供森林保护设备，开展人员培训和交流研讨，支持非洲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二)促进与东盟务实合作全面发展

自2003年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积极在各领域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重点向东盟低收入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支持东盟缩小内部发展差距。

支持多层次区域合作。中国多渠道提供资金，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2010年至2012年，中国连续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援助举措，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援建了一大批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项目，助推东盟国家经济发展。

促进农业综合发展。2010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大“中国—东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力度，与东盟各国共同建设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20个，示范推广面积达100万公顷;在东盟国家新建3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出300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赴东盟进行指导;在周边国家建设跨境动植物疫病防控监测站，建立动植物疫病联防联控体系。

加强能力建设。三年中，中国为东盟国家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5千余名，涉及商务会展、文化艺术、汉语、金融财税、传统医药和传染病防治、新能源、农业等领域。

(三)支持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利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与相关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

帮助亚非葡语国家改善民生。自2003年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成立以来，中国同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东帝汶等发展中葡语国家重点在文教卫生、能力建设、农业等领域开展援助合作。2010年至2012年，中国向上述五国提供优惠贷款近16亿元人民币，培训人员2000多名。2011年中葡论坛培训中心在澳门落成，截至目前已举办10余期研修班。

加强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务实合作。中国积极落实2011年第三届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宣布的援助举措。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第三届论坛框架下，向加勒比地区国家提供优惠贷款近30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为加勒比国家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500余名，在地震或海啸预警监测网建设方面提供培训，为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等国家援建学校，向多米尼克派遣医疗队并培训医护人员，与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古巴等国家开展农渔业技术合作。

支持太平洋岛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重视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其提出的旨在推进区域合作进程的“太平洋计划”。自2006年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以来，中国为岛国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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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2500名;与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汤加、密克罗尼西亚等国开展农渔业技术合作。中国协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疟疾防治，分别向萨摩亚、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派遣医疗队，并为岛国举办卫生官员、医院管理及医药研究人员培训班。

五、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随着参与国际发展事务能力的增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多边发展机构的援助工作，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开展经验交流，探讨务实合作。

(一)支持多边机构发展援助

近年来，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在发展援助领域的作用突出，尤其在推动发展筹资、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应对全球性发展问题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中国通过自愿捐款、股权融资等方式，支持并参与多边机构发展援助行动。

参与多边发展机构的援助工作。2010年至2012年，中国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业发展组织、人口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粮食及农业组织、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国际机构累计捐款约17.6亿元人民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减贫、粮食安全、贸易发展、危机预防与重建、人口发展、妇幼保健、疾病防控、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三年中，中国通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项目，先后派出235名专家赴蒙古、尼日利亚、乌干达等9个国家，为当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提供技术援助。2011年至2012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配合，先后派出15名专家赴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帮助当地控制脊髓灰质炎传播。2012年，中国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设立援非教育信托基金，帮助非洲8个国家开展师资培训。

支持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发展筹资。中国加强与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地区性金融机构的合作，促进更多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环保、教育和卫生等领域。截至2012年，中国向上述地区性金融机构累计捐资约13亿美元。继2005年中国出资2000万美元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减贫和区域合作基金之后，2012年中国再次出资2000万美元续设该基金用于支持发展中成员的减贫与发展。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向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发展基金捐资1.1亿美元。此外，中国利用在非洲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和加勒比开发银行设立的技术合作基金，支持上述机构的能力建设。

(二)参与发展合作国际交流

中国积极参与发展合作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对话，分享发展合作经验。

积极参与全球发展议题研究与讨论。三年中，中国在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可持续发展大会、发展合作论坛、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世界贸易组织“促贸援助”全球审议大会、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等一系列国际会议上，积极阐释中方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

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开展发展合作对话交流。中国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国家和多边发展组织在发展援助领域加强对话沟通，增强互信，相互学习借鉴。中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行发展援助研讨或业务交流活动。

(三)开展援外国际合作

为有效借鉴国际经验，提升援助效果，丰富援助方式，中国加强在发展援助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前提下，与其他多双边援助方试点开展优势互补的三方合作。

联合开展培训活动。中国继续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粮食及农业组织，工业发展组织，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商品共同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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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等机构开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培训合作。2010年至2012年，中国与上述机构联合举办各类培训班近50期，涉及农业、贸易发展、防灾救灾、金融、工业发展以及社会公共管理等领域。

分享发展合作经验。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举办以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题的国际发展合作研讨会，邀请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参会，共享发展合作经验。2011年10月，中国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举办“中非大学校长论坛”，中非双方围绕中非大学未来合作前景进行研讨。中国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连续五年开展南南合作研讨活动，共同分享农业发展和农村扶贫经验。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连续举办五届研讨班，就亚太地区城市建设与中小企业发展议题开展交流。

试点开展三方合作。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柬埔寨三方在成功开展“木薯种植技术培训班”项目基础上，启动“扩大木薯出口”合作项目。2012年3月，由中国出资设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非多边教育合作信托基金正式启动，加大对非洲基础教育的投入。应库克群岛政府要求，2012年8月，中国、新西兰和库克群岛就合作建设库克供水项目达成共识，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

结束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与实现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国际社会应动员更多的发展资源，加强南北合作，支持南南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

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中国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尊重和支持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切实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今后，中国将继续增加对外援助投入，进一步优化援助结构，突出重点领域，创新援助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帮助受援国改善民生，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享机遇，共迎挑战，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王炬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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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开篇语

中国警方捣毁河北省唐山市一个黑社会集团，令人震惊的是该集团与军警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装甲车、军用吉普车等军用车辆及大批枪支弹药作武器，先后敲诈当地企业及个人钱财八亿多元，又霸占数座矿山，打伤多名警察。尽管中国黑社会与警察、官员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像该集团明目张胆地与军队勾结被曝光的案例还是第一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决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而比这种劣势犯罪更危险的倾向是，中国黑社会背后出现了更隐形更强大的支撑力：“官匪一家”、“官匪勾结”。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和核心成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身上的“光环”越来越耀眼，成为没有执照的“政府”。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直以来，在中国人和中国当局的认识，中国黑社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有分析称，中国的黑社会正不断进化，大体每十年就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来看，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政商人脉保护伞也成为中国黑社会不同于其它国家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黑社会十年一次升级

有研究黑社会问题多年的专家称，跨区域、跨省联合、向内地渗透，内部形成精英层是中国黑社会组织近年的变化，黑社会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打击更麻烦。

广东警官学院的周心捷表示：“现在中国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数量的黑社会，但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黑社会组织，人数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说不清楚。”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目前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为一百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九说：“理论上，中国不承认存在黑社会，而称为‘黑社会性质’，但实际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国部署首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最高法院规定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具备四项特征，简单说就是：组织结构紧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暴力为后盾。

自政府消灭旧的帮会以后，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会”一词，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黑社会组织在不断“进化”。法律界一般认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每十年一个阶段，2000年以后的十年，是黑社会(性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特点是：黑社会组织数量由少而逐渐增多，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也逐步发展，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现在的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黑社会就是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广东的黑帮老大陈毅锋就是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光捐赠的钱就多达七千万。

黑社会的另一个变化也引起更多担忧，那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跨区域﹑省联合，境外黑社会组织加紧向内地的渗透。曲新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联盟，但正在朝这方面发展。”沈阳黑社会成员刘涌曾因被通缉而逃到广州，得到了当地黑社会组织的庇护。周心捷分析：“实际上，这就像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向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对他们也是双赢的结果。”

同时，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曲新久认为，中国的黑社会还处在初期阶段，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打击。从根本上来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发展，社会要整合，才能消灭黑社会的生存土壤。

社会转型的必然：黑社会膨胀

中国公安部公开承认，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像。中国黑社会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日益扩大的现像引起了中国问题专家的普遍关注。观察人士说，中国黑社会势力近年来恶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急剧的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作家高新认为，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他说，台湾在其转型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警匪勾结、黑社会老大利用选举进入政府等种种官黑勾结的现像。高新说，中国正处在从一个完全不透明到半透明、从完全不讲法律到讲一点法律的阶段，当局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调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镇压抗议民众了。

高新说：“整个中国大陆司法界方面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相对健全的过程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象过去使用共产党传统的直接用专政力量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高新说，现在之所以屡屡出现当局被指控雇用黑社会成员镇压民众抗议正是他们为了避免在镇压过程中留下证据。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不论是法庭、律师、还是媒体都无计可施。

国家主导市场转型导致钱权勾结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夏明教授目前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官黑勾结，他正撰写《国家、市场与黑社会》一书。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推进的，中央控制很多资源，比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比如信贷、出口政策，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同时，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做出很多退让，丧失很多功能。

他说：“中国国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战略转移和退让过程中、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断放弃它的功能，使得国家出现很大的功能的丧失和能力的丧失，引发了国家结构的削弱。”

夏明解释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黑市场，从事毒品、卖淫、人口贩卖、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没有起到该起的政府职能作用。比如，虽然中国的色情行业兴旺，但中国政府固守宣传，坚持其非法性，不肯象其它许多国家那样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加以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垄断其高额利润。

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面前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

走投无路：弱势群体成黑帮中坚分子

中国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渐涌现，有人发财，但也有许多下阶层民众生活困苦，最后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使黑帮不断壮大。中国官方媒体警告，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

《瞭望》周刊最近报道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社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带来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弱势社群愈来愈多，矛盾日渐激化，同时又缺乏社会援助及关注，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空间。

报道说，黑社会问题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润良黑社会集团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大多来自社会的低下层。数据显示，无业或劳教释放等人员是当前黑社会集团的中坚分子。

中国法学专家何秉松表示，社会最底层的共同特点是贫困、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他们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犯罪便成为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病态矫正方式。

报道并表示，当前中国黑社会多活跃于市场、矿山等资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员违法乱发开采证，令矿井之间矛盾丛生，矿主只好找黑社会摆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恶势力保护，让黑社会有了经济来源，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当局打击犯罪不力，亦是黑社会坐大的原因之一。

扫灭黑社会的鸵鸟式立法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众哄堂大笑。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却从没有中国人因为加入黑社会组织而获罪——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眼。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意思就是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既然如此，两者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也应该更轻。因此，很多黑社会组织变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团差不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民国时代，由于蒋介石和青红帮的渊源，黑社会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举镇压黑社会，仅不到两年，黑社会便基本上一扫而空，绝迹三十年。消灭妓院和黑社会一直以来是中共引以为荣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昔日的荣耀成为巨大的包袱。就像长期不愿意正视娼妓回潮一样，当今法律始终不愿正视黑社会的真实存在。理由很简单，如果把黑社会的定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这将使当局甚为尴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取代“黑社会”，这样的文字游戏使得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

中国不愿提起黑社会，也因为法律界始终强调规模、控制手段、渗入各阶层能力等等，并始终参照西方的定义(比如黑手党)，从而对于涉黑组织往往归于疑似或者类似的定义。但是在黑手党发展初期，它的社会危害远不及中国当今的黑社会，而经过数百年发展，当今黑手党在量和质上自然强于中国的这些小字辈。

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对于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 条中定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则称“黑社会组织”。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以深圳两宗大案的审判为例。深圳中级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对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首犯李成录被判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黑社会，充其量仅承认存在黑社会的雏形或外围组织。

然而，2000年的张君犯罪集团以残暴和组织严密令中国社会大为吃惊，各地频繁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早已完全达到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刑法不但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的准确定性，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有争议。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为刑法第294 条作司法解释，给出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辩方认为，李成录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李成录的非法组织“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法庭不得不抛下这条基本判断标准，认为李成录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才得以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成立。

此外，现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没有规定财产刑，也没有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达不到釜底抽薪的惩治效果。

显而易见，我国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能正视真实存在的黑社会，法律就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中)

中国黑社会的发展模式

河南商丘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公安局长写信，声称中国有三李，一是李登辉，二是李洪志，第三个就是李铁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铁良就要在十天内取下公安局长的人头。

刘志高自号“狂龙”，是湖南邵阳“中国枭雄会”头目。枭雄会在邵阳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后，用毛笔写出一份布告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

在黑社会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流行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往往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近代上海黑社会的破灭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日本、意大利还是香港都有黑社会组织。公认最早的黑社会是发端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Mafiya意即黑手党，原意为“勇敢”、“出众”、“完美”。在19世纪中叶，Mafiya不同于土匪，其成员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规范，其内心具有自豪感，他们藐视政府和法律，即使同党没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护同党而反对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手党开始进入贩毒、色情、赌博、走私等行当，成为黑社会组织。1960年代后黑手党经营大规模贩毒，带来滚滚财源，最终通过洗钱而将势力插进经济和政治领域。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普遍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烈都为中国史上所罕见，其中上海黑社会更具典型性。

与意大利黑手党辛苦坐大后再将势力插进政治领域的发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会从上海开埠、租界诞生起酝酿，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达到顶峰。在政治风雨的漩涡里、华洋杂处的空隙间，上海黑社会成为亦官亦匪、亦隐秘亦公开的特殊社会阶层，并且从始至终与官府勾结。上自总统、总理，下至督军、省长、市长，无不以结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为荣。不过，经过中共短短两年多的强力镇压，黑社会就已烟消云散。但改革以后黑社会何以卷土重来呢?

中国的“红顶子”黑帮

其实不光是黑社会，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现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来的。

中共建立政权初期，中央政府权力强大，事权高度统一，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除了庞大的政权组织外和党团组织外，还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社团组织、治保组织和群众组织密布社会。由于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实行了严密而强有力的控制，黑社会组织实在难以寻找到发展的任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系崩溃，政府权力因应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的激烈转型中，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权力组织填补政府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遂使黑社会找到了崛起的空间。众所周知，黑社会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政府”，在政府权力所不及之地，黑社会就会起而代理权力统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在中国社会基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黑社会，与外国和港台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就是在政商人脉保护伞的庇护下才得以壮大的，官匪勾结，从一开始就是黑社会崛起的法宝。

虽然国内的色情行业兴旺，但政府固守宣传，坚持色情行业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许多国家的先例甚至不愿台湾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取得有效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得以垄断高额利润。

同时，政府控制很多资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贷、出口政策)，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就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在金钱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与黑社会迅速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

因此，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体系继续出现黑社会化的话，那么就会政令难行，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对政权的基础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毒瘤。

中港台黑社会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会1930至194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主要活动被迫转移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在大陆上至少绝迹三十年。不过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港澳台黑社会势力迅速回流，与大陆当地黑社会勾结，使得黑社会在两岸三地遍地开花，并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帮：胶片记忆辉煌

港澳台黑帮中，香港黑帮因为港产黑帮电影而声名远扬，最为人熟知。香港将黑帮社团统称为“三合会(英译Triad)”，据称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洪门)的异变。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现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

现今香港约有五十七个三合会组织，大部分属于小型街头帮派。大型的三合会组织包括新义安、和胜和、14K等，人数达几千人，像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都是久经世故的犯罪集团。有说法称香港现在正式的黑社会成员大约有二三十万，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员则高达四五十万。

和胜和是香港现时最大的三合会组织，会众三万人。和胜和又名和字头，1930年成立于深水埗，早期根据地为九龙仔。十多年前已显衰退迹象，但看准了盗版光碟的庞大市场，几年内即起死回生，加上极力进攻中港软性毒品市场，摇身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社团。近年则以发展黄、毒事业开辟财源，并大肆“晒马(械斗)”增强势力。

新义安由向前在1919年创立，成员估计约有两万五千人。除香港外，新义安还活跃于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以及广东省。新义安前身为1866年成立的“万安”黑社会组织，又称“台湾帮”，早年以潮州鹤佬人为主，又称“潮洲帮”。由于社团骨干为潮汕人士，龙头职位又属向氏世袭，加上是香港第一个将会员资料电脑化、社团企业化的帮会，故内部凝聚力一向较强。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计新义安已发展到八至十万会员，成为全港最大的黑帮组织。

14K成员介乎十二至二十万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帮。它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后出现，原名为“洪发山忠义堂”，至香港发展后改称14K，名称源于在广州时的总部地址：西关宝华路14号。有称14 K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蒋介石用以对抗中国大陆和扰乱其社会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国民党(Kuomintang)的首字母。

台湾黑帮无处不在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也改变了台湾的黑社会生态，使之出现多元化发展。在今天台湾，黑社会势力无处不在。不论是黑道争斗、商场利益纠纷，甚至政治人物与黑道之间的冲突，常常需由隐身幕后的黑道老大来调解处理。竹联帮大哥詹龙栏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詹龙栏与李登辉、詹龙栏与连战都有合照作证。

台湾黑社会帮派虽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帮派。横跨全岛、甚至走向国际的仅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黑帮。其势力不仅遍布全岛主要县市，而且早已国际化，伸至美洲、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及港澳与大陆地区。一个庞大的华人黑社会网络已形成，并与外国黑社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竹联帮始于台湾，前身为“中和帮”。竹联帮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扩充，有“天下第一帮”之称。线报指出竹联帮在台湾成员近十万人，而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中发展的成员亦将近三万人，竹联帮势力之大，早已经深入台湾的党、政、军、经济等各界，与香港新义安、日本山口组齐名成为亚洲著名帮会。

天道盟是台湾三大黑社会组职中地缘关系最强的角头联盟。相较于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等成立于1950、1960年代的帮派，天道盟历史虽短，但势力相当可观，与前述帮派并列。就其成员出身来看，属于台湾挂帮派。除了台湾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

大陆黑社会出口转内销

在绝迹三十后，最近二十年中国黑社会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路子，又重返大陆江湖，形成了大陆版的黑社会。

港澳黑社会组织对大陆的渗透始于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组织是最早潜入大陆的黑帮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发现有香港的14K、水房、和胜和、新义安和老东等组织的成员活动。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发现有澳门黑社会组织渗透活动，之后逐步扩大至香洲、湾仔、前山、南屏、唐家和斗门等地。

进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会基本熟悉了大陆市场。不少黑社会组织都把内地视为“新大陆”，纷纷建立固定据点，许多大哥级人物也忙着考察大陆市场，而且被渗透区域也变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渗透，海南的海口、三亚，浙江的宁波、温州，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渗透重点。同时，长沙、南昌等大批内陆城市也成为其垂涎之地。

北京：黑社会聘请法律顾问

天子脚下，亦有黑帮?北京2006年7月开审的“二胡”集团案就是一例。这是建国以来北京首例开审的黑社会案，而未被审判的谁又知道有多少?

“二胡”集团老大是胡亚东、胡亚风兄弟。胡亚东生于1961年，身高一米八多，高高瘦瘦，与小一岁的胡亚风在北京市顺义区极尽威风，据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初中文化的胡氏兄弟靠开设汽车修理厂和大面积非法挖砂起家，召集了大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失业者为其打工并充当打手。在经营汽车修理厂期间，胡亚东替别人将盗窃来的汽车倒卖到外地，前后销赃八十多辆，直到1999年10月东窗事发，被判入狱三年。待到2001年胡亚东出狱时，已俨然是黑帮大佬的气派，据称顺义区所有的地痞流氓倾巢而出，大摆接风宴席。有人当场送他一辆奔驰S600轿车，“二胡”黑帮自此真正进入“有所为”阶段。2006年7月检察部门指控的53起案件，几乎都发生在2001年后。

2006年7月的庭审中，检方对“二胡”的首宗指控，就是张国立事件。张国立是一家企业汽修班的班长，在1996年胡亚东还在开设汽车修理厂时是他的客户。因为张国立送来修理的车辆减少，因而开罪了胡亚东，被割去半个右耳。在胡亚东报复张国立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两名警察刘海英和郑葛以及律师张秋成，此三人均在“二胡”黑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张秋成更被“二胡”聘为法律顾问。

经常以钱开道的胡亚东手眼通天，赢得了“讲义气”的江湖名声。张国立说：“胡亚东曾扬言，宁可把钱花到公检法的败类身上，也不赔偿给我。”“二胡”的资金来源，主要出自敲诈勒索和销赃，以及非法采矿。顺义区北小营镇附近地表下全是砂石，“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顾政府禁令，大举开采，甚至打伤了前来制止的防暴警察。从此，即使有村官报警，也无人来管。村民说，只要挂着“古月”的牌子，车队就能畅通无阻。最壮观的时候，“二胡”的采砂车队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车辆无法通行。

“二胡”势力如日中天，因此无人敢出头指证，许多被伤害的人都三缄其口。顺义北小营镇派出所周姓警察遭胡亚东殴打，在当地尽人皆知。胡亚东2003年11月25日因此还被判入狱十个月，于2004年5月24日刑满释放。后来周姓警察调离北小营派出所，到别处任职，有媒体记者找到他，但他却拒绝采访。另外一位被访者则心有余悸地说：“这一次，胡亚东也许出不来了，谁知道胡亚风会不会出来?”

“二胡”集团案已经于2006年7月开审，共有三十四人被控涉及五十三宗罪案，胡氏兄弟如果罪名成立，将为十三宗案件负责。

内蒙：警察黑帮横行十年

十几年来，苏和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一带令人闻风色变。这个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着一个以警察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乡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去年5月22日，公安部高层在一封举报苏和黑恶势力的民众来信上批示：“要督查此案”。同年5月29日，中国“打黑办”以第164号《民众举报线索督办通知》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政委苏和等人涉嫌黑恶犯罪线索督办。自治区主要党政高官先后多次作批示。同年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专案组，采取秘密调查、异地用警、异地审讯、异地羁押的方法，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取证，一个以苏和为首的横行乡里十余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一举摧毁。

今年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苏和涉黑组织”作出终审宣判，主犯苏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其余九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五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种手段要挟当地官员

2001年，一位新任局长到土左旗公安局上任不久，就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一天半夜，时任旗公安局副局长的苏和给一位旗委副书记和一位副旗长打电话，让他们跑步到公安局长办公室。这两位官员果真跑步前来，进了办公室也不敢坐，站着被苏和辱骂了半个钟头不敢吭声。

新局长明白，苏和这出戏是演给他看的：“旗领导尚且如此，你敢不服?”这位新局长不甘示弱，反复抗争，最终败下阵来。2001年，局长责令经侦大队和巡警大队上缴罚没款物，苏和指使手下砸了他的办公室。局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调离。

苏和恶名昭著，为何在十多年里，这样一个警霸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步步高升?关键的一条是他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了当地一批官员。苏和最阴损的招数是对官员的子女下手，撺掇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赌博或吸毒。办案人员说：“这些孩子大都阅历很浅，文化不高，欠下巨额赌债苏和给摆平，吸毒被抓苏和给放了。结果，不少旗领导欠下苏和的‘人情’。”一位姓丁的官员不买苏和的账，苏和就引诱其子吸毒，尔后又把孩子抓进戒毒所。

苏和善于“泼脏水”。想收拾谁，就将其邀请到酒店吃饭，找来一些“三陪女”侍酒，包间外面埋伏上警察打手。席间，苏和逼人大杯饮酒，对方不服就叫打手进来暴打，再安上调戏妇女的罪名把他拘留。

确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在苏和手里落下了把柄。苏和给他们送钱，偷偷录音，再把录音放给对方听。土左旗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刚调来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不要用办公室电话，苏和能窃听，窃听设备比市公安局的还先进。”一位办案人员说：“那些被苏和降服了的官员，苏和就是当众扇他们嘴巴子，他们都不敢吱声。”

排斥异己

苏和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大打出手。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苏和在土左旗察素齐镇天义城饭店喝酒，碰见土左旗人大代表、交通局副局长朱满收。他说朱满收“不给面子”，让手下上去就打。朱满收侥幸从后门逃掉了，但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苏和带人闯入朱家，让手下把一支双筒猎枪架在朱满收的背后，一脚把朱踹得面向苏和跪下，苏和当着朱妻的面对朱破口大骂。

即使这样，苏和还是觉得朱满收没有彻底服气。第二年，他又找到一个机会，让手下先用凳子打朱满收，然后再用绳子把朱绑回巡警大队，戴上手铐继续打。最后借口朱参加赌博，作了笔录才将其放回。朱满收多处受伤，在家治疗一个多月。

1994年2月3日21时许，因不满旗委常委会的一项处理决定，苏和带领手下王生平、孔繁军，闯进土左旗旗委一位高官的住宅。苏和让两个人在院里放哨，自己走进屋子，打开一只装满猎枪子弹的箱子威胁领导。这位官员赶紧给苏和的大哥打电话，苏和见状退回院子，从孔繁军手里拿过一杆猎枪，冲这位官员瞄准。王生平怕闹出人命，抢上去挡住了枪口。这时苏和的大哥赶到，苏和才带人离开。

打骂同事，是苏和在公安局内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刑警大队长，他多次殴打原来的刑警大队长，辱骂教导员，克扣经费、直接插手刑事案件，干扰刑警队正常办案。金山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永强拒绝购买苏和搞来的走私车，苏和就派人去打他，打到尿血还不算，后又借故将其开除。

家庭庇护

苏和生于1965年，自幼就以打架出名。上世纪80年代，苏和还只是个凶狠的小混混。听说白天有人跟他妻子开玩笑，夜里就拎着菜刀把人家叫出来，照头便砍。听说二哥因旷工被农业银行处分，晚上就去农行找行长滋事，门卫只说了一句“现在已经下班了”，苏和就把匕首刺进了门卫屁股。

由于家庭势力庇护，苏和不仅没有为这些恣意行凶案件承担任何刑事、民事责任，反而于1982年被调入土左旗法院，披上了法警制服。1986年，他涉嫌轮奸妇女，奇怪的是非但未被深入追究，还被调进了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的治安科，成了一名警察!

从此，苏和的羽翼逐渐丰满。1991年他纠集了一批人，以开公司作掩护，有组织地进行违法活动。他们到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进货，以货到付款为由，先把货物拉回来，然后就没了下文。对方来讨债，讨到的只有殴打、威胁和恐吓。这样，他们先后非法占有价值50余万元的货物。

1994年，苏和进入土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此后六年，他不断招兵买马，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渐具雏形。1999年，他当上土左旗公安局副局长，2002年又升任政委。他的党羽逐渐占据了局内重要位置：纪委书记、经侦大队长、巡警大队长、巡警大队教导员、毕克齐派出所所长、察素齐派出所所长都是他的黑帮成员。至此，苏和等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警霸”。

这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员分工明确。苏和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帮成员尊称为“三哥”或“三掌柜”;何长伟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的身份，经常替苏和发号施令;于新江、聂子龙打着执法的幌子违法办案、以罚代刑，为黑帮组织大肆敛财，是苏和的“左膀右臂”;孔繁军负责经营管理苏和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家”;其他五人充当爪牙和打手。

巧取豪夺

经一审法院认定，苏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敛财三百多万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赌博、抢劫、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

披着“警察”的合法外衣，这伙人简直是一群肆无忌惮的强盗。苏和经常指使手下违法查办经济案件。2002年，对当地二十多家民营企业进行涉税大检查，没查出问题，就以限制人身自由为要挟，收取企业“保证金”28万元。他们从当地信用社违规贷款近千万元，用来放高利贷、倒卖汽车、开酒店，至今尚有贷款本金232万元、结欠利息114万元不能收回。他们多次购买二手车、走私车，然后高价卖给公安局及各队所，或是抵顶工程款、贷款，或是强迫他人购买废旧车，赚取巨额差价。

“抓赌”“抓嫖”，更是这个黑帮的惯用伎俩，他们频繁开展这类“行动”，借机对无辜民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乱收罚款，然后私自截留非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1996年9月的一个午夜路过土左旗的哈素海牌楼，必定会看到一幕奇景。当时，苏和带领二十多人前去“抓卖淫小姐”，他命令所有饭店老板和服务人员约三四十人，全部集中到一片空地上下跪，谁不愿意跪或跪得慢一点，就遭到殴打。苏和等人则坐在饭店屋里，轮番把人传进来审问，对不从命的拳打脚踢。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2003年，苏和指使巡警队“抓赌”，在讨尔号庙营子村一次抓回五十人，谁家拿钱来才能赎人。还殴打这些人，逼他们招出还有哪些村民参与过“赌博”，根据这份“黑名单”，持续两个多月到村里抓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很多村民怕被抓，有家不敢回，回家也只敢睡仓库，有的甚至睡在河槽里。

办案人员说：“有的村子为了逃避苏和的滥抓滥捕，专门在村头设了‘瞭望哨’，只要望远镜看到苏和一伙的车队过来，就上演全村集体大逃亡，如同应对鬼子进村。”

民众告倒黑帮老大

横行无忌的“老大”终究要付出代价。让其受到严惩的，正是那些他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百姓。2006年初，一封民众举报信寄到公安部，揭发了以苏和为首的警察黑帮的种种罪行。公安部领导指示：严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亲任专案组长，从全区抽调了五十名警察，在苏和盘踞十几年的土左旗展开调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组成的专案组，经过半年调查取证，苏和团伙终于被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 呼和浩特：涉黑案十人中有九名是警察

中国公安部督办的呼和浩特市“6·06”警方涉黑案件日前侦查终结，并移送至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这个涉黑案件中，主要有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头目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十名，其中九人原为警察。

据新华网报道，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黑社会组织以苏和自己经营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活动据点，以苏和分管的土默特左旗公安局一些部门为依托，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肆聚敛钱财，非法控制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党委，干预旗委、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称霸一方。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2005年6月6日成立专案组，查明这个黑社会组织共涉案67起，涉案金额808万余元，涉嫌16项罪名，分别是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诈骗、赌博、抢劫、滥用职权、强迫交易、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专案组还依法收缴了四支猎枪和338发猎枪子弹。

除了苏和，其它九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纪委书记何长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全胜路派出所原所长于新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聂子龙、土默特左旗“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孔繁军、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察素齐镇派出所原所长恒巴图、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所长张俊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民警陈吉平、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民警高永刚、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原民警任红彪。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下)

山西：205名官员涉保护黑势力被捕

在山西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打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此外还有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中央将今年定为“打黑除恶”年，而“打黑除恶”的重点是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黑社会势力已渗入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时，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称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兴案2006年12月28日终审判决。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案件终审但丑闻未结，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审理该案的九江市中级法院在一审时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仅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中国青年报》报道，熊新兴2005年2月2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2006年7月17日，熊新兴案在九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200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熊新兴死刑。公诉机关指控，熊新兴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为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编织“保护伞”。

判决书称，熊新兴为了给其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保护、逃避打击，利用金钱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织“保护伞”。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宜荣、民警祝金发等多人。

据了解，2002年至2004年间，熊新兴多次被举报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情况，许晓刚向熊新兴透露举报的内容，并多次去抚州与当地党、政、公安机关领导用餐时选择熊新兴的山庄或叫熊新兴陪同。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通过章新明、李雅将此消息透露给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此消息后潜逃。

熊新兴为感谢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在公安机关查处其违法犯罪活动时给予的关照以及以后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于2002年夏天在珠海海湾酒店送给尹光现金五万元;如2003年年初在自己家里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2003年夏天在广州市的中国城大酒店送给尹光观金两万元;2003年秋天在尹光家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

就在案件“真相大白”之际，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江西涉黑第一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向被告人家属索取黑钱，仅第一被告人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有律师称，法院在一审开庭之后，判决之前，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说对量刑有意义，这种做法，在全国都罕见。还有的被告人家属被要求交“理财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钱大多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不是被告人的赃款。更为重要的是，在法院庭审前被告人财产早已被查封和冻结。

据调查，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中院在一审判决前，向被告人熊新兴家属分三次收取六十万元现金，向被告人许辉家属收取五万元现金，向被告人熊建祥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新军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文锋家属收取两万元现金，向被告人李华家属收取一万元现金。

上述款项都是九江中院以“暂存”的名义收取的。目前能调查收集到的收据和银行单据显示：在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至少向六名被告人的家属收取了74万元“暂存”款。

李肖霖律师就熊新兴家属向法院交钱的证据分析说，收据是由九江市法院财务部门统一出具的，收据中的“刑一”，指的是九江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这个标志显示的是这笔款项是在属于刑一庭审判的案件当中收取的，以便和其他法庭加以区别。

六名被告人家属和律师表示无法理解收据中的“暂存”是何含义，但九江中院却表示，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这么做。九江市中院院长陈坚表示，法院收这个钱一是判决生效后要没收被告人财产的，要予以没收，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国库，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就可以这么做;一是有的案件附带有民事诉讼，比如杀人的，对他人财产有侵害的，如果对被害人有所补偿，求得被害人的谅解，这样的话在量刑上可以考虑。

而九江市审计局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九江中院向几名被告人家属出具的收据实质上相当于“打白条”。这名工作人名还拿出一张“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样张，这张票据上有江西省财政厅票据监制专用章。这名工作人员称，这种收据才是江西省真正的行政事业性收据。

此外，对于九江市中级法院的这一做法，刑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法院可以向被告人家属收取“暂存款”或“理财金”。假如法院以减轻判刑为由，向家属收这笔钱(“暂存”款)，应该引起上级法院的高度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阴建峰博士表示，如果是赃款，则是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家属的合法财产不能当作赃款追缴;如果是对被告人的罚金，那么应该在判决生效以后才能执行。

黑恶势力向中国经济领域渗透

据中国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透露，当前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外，他们充还当打手、杀手。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阳县警方打掉了一个以村支书李建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与多名当地干部沆瀣一气，网罗地痞恶棍称霸作恶，自1998年以来，以追债为名先后绑架人质八名，其中三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人们把这伙歹徒称作“绑架专业户”。涿州少女黄某被他们非法拘禁达六十多天，屡遭轮奸，并被这伙歹徒用大钢针沿指甲缝钉满十指，受尽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比较多见的类型。即称“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恶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动辄打、砸、抢、砍、绑，闹得鸡犬不宁。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业搞得好，哪里开有娱乐场所，他们就到哪里收取“保护费”，不交就踢场子、砸摊子。

浙江省是全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该省路桥、义乌、温州等地综合市场的托运行业基本上被黑恶势力所垄断，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桥的“二林集团”，以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骨干成员有23人，还培养了一批未满16周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作后备打手。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采用威胁、恐吓、破坏其他客货运经营户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国道沿线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伤，他们的“天龙公司”垄断了台州往返杭州的业务，长达五年，聚敛了几千万不义之财。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无法开工，娱乐场所无法开业，集贸市场无法经营。黑恶势力在进行行业垄断的同时，暴敛钱财就成为了另一个“孪生兄弟”。以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一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进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走私贩毒是黑恶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又一表现。黑恶势力一般来说是个综合性的犯罪组织，但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干某一种犯罪，或着重于某一种犯罪，走私贩毒型即如此。此类黑恶势力并不只指走私、贩毒，还包括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犯罪。这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与一般走私贩毒人员的区别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以暴力作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

高利放债也是一些黑恶势力暴敛财物的手段之一。这类黑恶势力目前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及两广等地。广西梧州的张树林自称“宋江”，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张树林兄弟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盘剥。从这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雇用打手追讨、打杀，在梧州横行、作恶长达六年之久。有证据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两人，重伤一人。直到1998年，张氏黑帮将一名没有袒护他们的袁姓法官的妻儿砍成重伤，惊动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出“严惩不贷”的批示后，公安机关将其“一网打尽”。在法院决定公开审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来报案，庭审期间有五人报案。庭审结束后几乎天天有人报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对张氏黑帮畏之如虎，一直不敢报案，甚至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受了张氏的欺压也不敢报案。

重庆警方此前打掉了伤害、敲诈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敛财6500多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

吉林警方查获了梅河口市号称“地下黑市长”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手段，共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

有些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历时5年、转战21省市，最终破获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涉嫌黑社会性质的张畏犯罪团伙。号称浙江温岭“首富”的张畏，一面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一面网罗150多名社会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共骗取近五亿元资金。调查结果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为了控制一方经济，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恶势力往往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爆炸、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恐怖手段等严重暴力犯罪，成为犯罪团伙非法聚敛巨额财富，支持其所属经营组织洗钱的惯用手段，这也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黑势力左右地方政治：盘踞建筑等行业

虽然公安部门不愿意承认国内黑社会势力坐大，但是现在愈益恶化的治安已经不容回避。据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盘踞建筑、能源行业

该负责人称，黑恶势力仍在不断滋生蔓延，并且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

同时，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黑社会公司化趋势

据介绍，中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而且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中国内渗透。

在近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曾强调说，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是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地方政府“黑社会化”

5月23日有两条新闻，让人心里感到格外不安：一条是安徽南陵县公安局招录11名干警，但其中竟有8人是在局领导的安排下，通过突击编造假工作简历蒙混过关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关领导的亲朋好友(5月23日;另一条是陕西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对入境的货车强行拦截，任意罚款，河南司机张建勋在被逼交罚款2.7万元后服毒自尽。)

这两件事都预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趋势，即我们一些地方的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正在走向“西西里化”(即“黑社会化”，因被黑社会对政府与社会生活高度渗透的意大利西西里岛而得名)。“西西里化”通常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政府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政府化”。

“政府黑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和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任意使用其权力，不受任何制度与规则的约束，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这一特征在潼关县工商局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司机张建勋的各种手续都十分齐全，并主动表示要出示商品合格证，但该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却说：“要是叫我看你们商品合格证书，我就罚你们5万元;如果我不看，就罚你们3万元”——这完全是黑社会老大的作派和口气，哪里还有一点点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和情境中，支忠民俨然成了法律本身。

而“黑社会政府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表现为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制度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在这一点上，南陵县公安局这次招录干警，可以说正是一个典型。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不是被举报并被招致媒体曝光，那么这8个冒牌货顺利地变身为“公安干警”之后，他们会把法律放在心上吗?他们会把社会公众的利益防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吗?一旦遇到问题，他们是服从法律还服从让他们穿上警服的“恩主”，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而如果警察不服从法律而只服从自己的“恩主”，那这样的公安局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执法部门的“西西里化”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冲突和断裂，而绝不可能是社会和谐。因为他们依靠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来获取利益，只能在受害者(主要是无权、无势、无钱的底层民众)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同时又因为他们穿着行政执法人员的制服，占据着合法的政府机构，这就使得受害者丧失了对国家公权力和法律的信心而陷于绝望。张建勋的自杀就是绝望的一种表现，但绝望的表现却并不仅仅是自杀，更大可能的却是以暴制暴，鱼死网破!

潼关县和南陵县，相距千里，却发生了性质同样严重的事件，让我们无法回避“西西里化”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犹豫，到了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红帽子”黑帮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它们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甚至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此前会见记者时也坦然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德国之声引述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一些人买了官位，成了人大或其它机构的代表，这种情况不仅省市地方有，北京也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心腹送到警校学习。”

低工资﹑教育程度低下的官员﹑警察和政界人士往往都愿意为黑帮效劳。另一方面，官员们把黑帮团伙拉到自己一边，作为他们逼迫农民交税交粮的帮手。这些操纵犯罪的组织都有一些很形象的名称，如‘北霸天’﹑‘静国’或‘信美’等，他们的武器从腐败警察那里买来。与传统的犯罪集团相比，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大多听从一个称为‘大哥大’头领指挥，头领四周是一个由上层匪徒组成的顾问班子。想入伙的人必须先接受考验，团伙内部有严格的行为准则。作为考验，一些团伙甚至要求入伙者至少杀死一个人。”

分析说，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巨大社会变迁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纽带和村庄集体破裂，失业和失去生活根基的人数不断上升，这一切促成了黑社会死灰复燃。

目前中国黑社会会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

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六名厅级、十七名处级、十二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一亿六千万元。

称霸山西的“燕子帮”不但与当地政法官员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还用“无间道”的方式，将大批成员送入警校，有十五名卧底成功进入警队，并先后多次通风报信，协助其他成员逃脱。

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的主角刘涌，背后更有极庞大的保护伞。有报道指，沈阳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前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市中级法院前副院长、市政协前副主席焦玫瑰与他关系密切，更用十万美元的贿款令沈阳市长慕绥新为他提供强大的保护。

近年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类似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问题与当局爆发流血冲突，导致六人死亡。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11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去年严惩包括黑社会组织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结案近二十四万宗，判处罪犯逾三十二万人，情况令人担忧。

不打击基层政权的官黑勾结将跟“执政为民”的口号背道而驰，而打击了官黑勾结镇压民众抗争，又担心会被视为是高层在鼓励维权运动。中央政府往往希望地方政府，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不要引爆成殃及中央的重大事件。温总理就曾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农村骚乱事件的问题上不要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中国一些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体的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报道说，农村基层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

报道说，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