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跳舞专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裴傲第一次参与手术是在北大医院普外科实习的时候：“那时，我做的仅仅就是一个‘拉钩’的工作，但即便如此，还是让我激动不已。”大概由于电视剧《心术》的关系，让我对于神经外科多多少少产生了些好奇。
第一篇：跳舞专业论文范文
《冷战》：看政治、爱情和艺术如何跳舞
2018年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获得者、波兰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 Pawlikowski)的新作《冷战》，在美国上映了。
自2013年《修女艾达》爆红以来，帕夫利科夫斯基俨然已是任谁都要忌惮三分的艺术电影“新贵”。然而，在一个非周末的下午，他的新作、一部高冷气质的文艺爱情片，却只吸引了不到十位观众前去影厅观影。当然，也不乏忠实粉丝留到了最后，欣赏到字幕滚动之后的彩蛋—一首波兰民歌。
《冷战》，这个片名乍听不太像一部爱情片，更像国际政治片，抑或历史电影。但这个名字却最直接地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和时间的跨度—从1949年的波兰、1951年的华沙、1955年的东柏林，再到南斯拉夫、巴黎等地，跨越整整15年。
它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期间，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波兰和自由放纵的巴黎，一位追求自由的音乐家维克多和一位满怀激情的年轻女歌手祖拉之间炽热的爱情故事—两人毫不般配，却命定纠缠。
波兰版《芳华》
《冷战》的开场，在大片波兰乡间风光里展开。国家派出的两位艺术指导—男主角维克多和另一位女音乐家伊莲娜，去波兰民间收集未加雕琢的歌曲，想要编排一场与众不同的演出。他们录制那些歌曲，同时为马佐斯歌舞团挑选新歌舞演员。
有意思的是，这个歌舞团选秀的电影片段，特别容易让中国观众想起冯小刚的《芳华》，让美国观众联想到《美国偶像》。
可是，维克多看中了其实并不那么符合民族歌舞团标准，但是颇有表演欲和“小心机”的祖拉。
为什么说祖拉是“小心机”?她先是跟另外一位女孩一起“二重唱”波兰山歌，然后自己要求唱完一首俄罗斯电影歌曲的高潮部分。而就是这些举动，让维克多对她印象深刻。日后，维克多还在朋友面前调侃祖拉是“冒充山民”进入民间歌舞团的。维克多还说，祖拉的声音虽然不是最纯净的，但是“她身上有一种活力和精神”。
歌舞团的另一位选角负责人、维克多的情人伊莲娜，认为维克多看上了祖拉，还认为祖拉会是个大麻烦。但是，即使伊莲娜有这般感受，她还是顺从了维克多，在歌舞团入选名单上填了祖拉的名字。
很快，维克多和祖拉相爱了。
祖拉不是最漂亮的，皮肤甚至有些黝黑，但她不仅吸引了维克多的注意，也吸引了歌舞团另一位负责人的注意。影片并没有直白指出，是歌舞团负责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导致维克多被驱逐出境，但是懂得歌舞团政治背景的人，大概能够猜出一二。
最终，这场相爱伴随着政府官员对乡间音乐思想的质疑、对那个年代政治环境的恐慌，以及维克多和祖拉彼此的无望与不信任，成就了冷战笼罩下的一段爱情，也是被冷战篡改过的一段爱情。
暧昧的爱情，暧昧的电影气质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维克多和祖拉这两位背景、年龄悬殊的男女会相爱。
从影片里我们可以知道，维克多，是一个拥有音乐才华、向往西方生活和文化的资深音乐人;祖拉，则是初出茅庐的乡下姑娘。
同时，对祖拉而言，进入歌舞团是她想要的或者说是她的目的，因为她想摆脱伤害继父的罪证指控。但就是因为这些个人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两人总是分分合合。
在观影的途中，很多观众常常会想—祖拉放弃歌舞团的工作，跟维克多私奔到西方生活，不行吗?
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不了解波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我们也只好自由发挥想象了—或许是不是在冷战背景下，很难离开体制内的工作和自己的国家?或许是不是祖拉认为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待在一起，才是最舒适的?
除了疑问以外，还有很多网友批评男女主人公“作”。
可是，爱情就是让人疯狂，让人“作”。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仔細分析男女主人公的人物性格，我们会发现，这种“作”发生在男女主人公身上，是必然。
祖拉，是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物。东西方冷战的时代背景，增加了她脱颖而出的障碍，而在歌舞团体制内工作时，她还有自己的顾虑和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
维克多拥有音乐才华，拥有对艺术、对真善美的追求，他对任何宣传性表演都有极低的容忍度。出乎意料的是，维克多既能为了爱情而容忍，又能为了爱情遭受折磨和监禁—从西方回到波兰。
爱情是什么啊?即使活到老，可能也难以理解真正的爱情。唯有感叹：爱情没有国界，爱情恐怕是世界上最难以捉摸、最盲目的东西，爱情可能发生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之间。
正如影片中维克多的情人、一位诗人所说：“当你恋爱时，你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但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更向前一步，他让爱情和时间在这个凄美的故事里密不可分，并覆水难收。
如果说，爱情关乎的是选择用哪种方式去面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当这段爱情处于城市间游移和现实压抑的背景下，那么祖拉和维克多的爱情，是他们选择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
似乎大部分激烈而忠贞的爱情，都以殉情与死亡结束。《冷战》也不例外。它的结尾，男女主人公一起自杀了，让人扼腕痛惜，也让人觉得顺理成章—正是这样有些意外的结局，充满着暧昧模糊的艺术气质，才像极了这部黑白艺术电影的整体风格。
另外，片尾出现的“献给我的父母”字样，是因为这部电影是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纪念自己的父母在冷战时期的爱情。男女主人公的名字跟他的父母同名，但故事，则纯属虚构。
总的来说，《冷战》将爱情与政治杂糅交错，相互编码。
但如果你像坐在我身旁的一位美国观众一样，不太了解东欧国家在20世纪的政治背景，那么，你可能不太明白某些剧情，比如，为何男主角因被女主角告密而失去了在舞蹈团的工作。
帕夫利科夫斯基不断呈现和推进爱情、政治与艺术之间盘根错节的互文隐喻关系。那些对冷战背景知之甚少的观众，会感到电影是有些挑战和门槛的。
媲美《爱乐之城》的音乐
跟导演斩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作品《修女艾达》一样，《冷战》同样采用了导演偏爱的黑白摄影+4：3画幅。其中，对于黑白摄影的选择，不仅仅代表着过去的历史时代，也是一种对故事发生在背叛、驱逐、私利和失落的背景下的完美暗喻。电影构图精美，同样有大量的画面留白。
该片音乐绝佳，不管男女主角分分合合，贯穿始终的是优美的音乐。它既有民歌，也有爵士、摇摆乐和摇滚乐。
例如，祖拉与维克多在巴黎久别重逢的时候，祖拉正身处比利·哈利著名的《围着时钟摇摆》舞曲中。这时，在维克多面前，祖拉正在跟其他男性纵情起舞，祖拉似乎想激起维克多的嫉妒之心。这一举动，是祖拉在维克多的诗人情人面前不自信的表现之一。
“对于一部音乐作品来说，重要的不是你弹出来的音符，而是那些没有被弹出来的音符。”这是美国爵士乐音乐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迈尔士·德威·戴维斯的名言。而这句话用在《冷战》这部电影上，恰到好处。
《冷战》可以说是一部充满沉默和省略号的音乐片。每个观众都可以用自己的理解，来填补电影桥段与桥段之间的敘事空隙，占卜出那些经常未被言说的真实感情。
作为爵士钢琴手出身的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在本片中对音乐的处理，可以媲美奥斯卡最佳导演达米安·沙泽勒的《爱乐之城》。
《冷战》中有一段诠释音乐的华彩段落：祖拉趁出国表演之际与维克多在巴黎生活，维克多让祖拉到自己工作的俱乐部里表演，祖拉演唱了一首又一首波兰民歌改编成的爵士乐，十分悦耳动听，维克多还帮她做成了唱片。
电影里还有一个合唱版的波兰民歌，恰好是东西方阵营的不同空间在音乐上的表现：社会主义的合唱VS资本主义爵士乐。饰演祖拉的女主演尤安娜·库里克在这一段的表演精湛，流光溢彩;她演唱时的定格画面，像极了一幅可以流传千古的经典唱片封面。
片尾还有一个小细节：出狱的维克多与祖拉重逢的时候，祖拉刚刚结束了表演，而她这次唱的是一首载歌载舞、风格奔放的拉丁美洲歌曲—这里竟然还不忘添上一笔彼时东欧国家波兰以外交主导的文艺政策。
在《冷战》中，当政治、爱情和艺术这三个最复杂、最暧昧的主题交织在一起时，任何的诠释都有可能，任何的诠释又都可能并不准确。这大概就是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作品的魅力吧。
作者：尘雪
第二篇：裴傲：尖刀上跳舞 悬崖上散步
裴傲第一次参与手术是在北大医院普外科实习的时候：“那时，我做的仅仅就是一个 ‘拉钩’的工作，但即便如此，还是让我激动不已。”
大概由于电视剧《心术》的关系，让我对于神经外科多多少少产生了些好奇。后来又看了香港TVB的《On call 24小时》，其中关于神经外科的浓墨重彩，更让我笃定“神外”一定是个不同于寻常的科室。
这次，恰好安排了对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裴傲的采访。心中暗喜。这次终于有机会见到影视作品中的原型，让他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神经外科医者世界。
现实版On call 24小时
裴傲的习医之路开始得颇有些懵懂。早年，父亲从中医医生转做行政工作。因此“医生”的概念对于小小年纪的裴傲来说并不十分明确。反倒是高中毕业前，老师一句“当医生可以治病救人，是很好的职业。”开启了他的医学生涯。
1992年，裴傲考入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作为试点专业，他一学就是7年。
裴傲是个喜欢动作操作的人。他说，他真正喜欢上了医生这个职业是从进入北大医院实习，做临床工作开始的。“普外老师们那些纯熟的技术让我特别佩服。那会儿，看人家做一台阑尾炎手术，我都感到钦佩不已。”
裴傲第一次参与手术是在北大医院普外科实习的时候，时至今日，他都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例乳癌根治手术。“我做的仅仅就是一个‘拉钩’的工作，但即便如此，还是让我激动不已。”
然而，随着经验的增多和年资的增长，裴傲的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渐渐被成熟与稳重所代替。记得《心术》中一位老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的经验越丰富，你越会觉得紧张。对此，裴傲感同身受。“以前每次上手术台前都会觉得很兴奋，但现在反而会觉得有压力。也许这就是一名医生成长的阶段。越成熟需要考虑的因素就越多。”
1997年9月，裴傲前往北京医院进行硕士阶段临床和科研培训，师从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刘树山教授。他说，这成为改变他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事件。
那时，裴傲正处于选择专业的岔路口上。在进入北京医院之前，他的志愿是做一名普通外科大夫。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一篇关于王忠诚院士的报道。“我们在学习期间对脑外科涉及的不多，那时我国脑外科技术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对它也没有特别的感性认识。但因为这篇报道，让我对对神经外科产生了兴趣。一是觉得很多疑难病症很具挑战性，二是觉得作为正在国内慢慢起步的一门医学，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我选择了北京医院的神经外科。”
在北京医院神经外科的两年，是裴傲重新审度“神外”这一专业的两年。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在神经外科的入门学习和基础知识的培养都是北京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手把手带出来的。我当住院总医师当了2年，对于现在来说应该是个例了。之所以如此苦练，这与神经外科的重要性密不可分。”
神经外科被公认为医学上地位最高的领域，其原因是要完成这样的手术对医生所需要得极其复杂的知识基础以及要获得进行这样的手术的允许所需要经过的严格的选择。在允许进行神经外科手术前一个医生至少需要经过六至七年的训练，这也是所有医学专业中最长和要求最高的。
“365×24”，裴傲这样描述他做住院总医师的工作时间，“一年365天都得呆在医院，基本上这一年就不用管家里了。‘住院总’的每一天，忙得就像打仗一样。但是正是这样的工作，给了我高强度工作压力的锻炼。也为日后晋升为主治医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裴傲的出色表现，2001年他被评为“北京医院优秀住院医师”。
作者：小超
第三篇：职业举报人：戴着镣铐跳舞
职业举报人这个群体自身也要努力地、理性地去接受法律的规制，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维护权利的时候，也负有促进公共福祉、追求公共利益的使命。
自出道之日起，职业举报人便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角色。神秘、正义、维权、逐利等各种标签都贴在了他们身上。
对于职业举报人或者职业打假人，企业大多避之唯恐不及，监管者又爱又恨，消费者则感情复杂，有人喝彩，也有人不满……在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的消费者主场活动——首届中国食品消费者论坛上，职业举报人也颇受关注。
“对这样一种形成了一定规模化、日益专业化，并且带有明显社会联动效应的职业举报人群体，我们应该以一种市民社会理性的、正常的心态去看待他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旭表示。
“双面”举报人
“职业打假人对中国的食品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我国的食品标签，如果没有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的话，我们的标签标识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在谈到职业举报人时，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长顾振华说。
但是他也发现，职业打假人造成监管资源极大浪费，因为这些职业打假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不断就同一个案件向多个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在上海可以向十几个区县同时进行投诉举报，甚至在一个区也向不同的部门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几乎70%的工作量或资源都花在这些职业打假人身上，对工作效率带来很大的影响。
据报道，近3年，上海市工商局12315中心共接到职业索赔人投诉举报14375件。其中，2014年867件;2015年4895件;2016年(截至5月底)8613件，数量已經是2014年全年的9.9倍，其增速已经远高于普通消费者投诉举报量的平均增速。
有律师统计，2014年重庆地区质量纠纷案件中，超过2/3的起诉是打假人发起的，而打假人发起的诉讼中超过七成撤诉。
有媒体揭露，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现在接一个“案子”的起步价是30万元，最多的时候，一个“单子”赚到400万元。
强烈的逐利动机让职业打假人的作为异于一般消费者维权，也让他们置身灰色地带，受到质疑。
“职业举报人很重要，是一股带有一定正能量的共治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法律人，我们在看待这样一个事物时，尤其是要把它转化为规则设计的时候，又会有一些迟疑。”王旭说。
王旭在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做法律顾问，也担任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审过200多个复议的案子，其中大量涉及到职业举报人要求信息公开、要求食药监部门履责、要求索赔、要求投诉处理的案件。“有的案子我们支持了申请人的请求，但有的案子我们也比较坚决的支持了被申请人，也就是监管部门的立场。”
给予成长空间
王旭表示，在审很多案子时一般不会特别去问举报投诉的动机，更多会以行政法所要求的行政机关是否充分有效合法地履职作为判断标准。“甚至我们也不太用‘打假人’这个称呼或者‘职业举报人’这个称呼，因为从法律判断来看，动机并不构成权利义务基本的标识，你职不职业，为了什么，是出于公益还是基于私利，应该在所不问。”
王旭希望给予职业举报人一定的法律空间、行动空间以及社会道义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监管能力不太充足，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食品安全需求之间形成矛盾，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允许有这么一部分人去以一种更加职业、更加专注，甚至形成了规模化的力量去监督生产者、经营者。这样能够倒逼市场机制的净化，也促使监管部门更积极有效地履职，还能够起到一定的公民教育作用。
对于职业打假人的频繁举报，上海市制定了统一受理原则。不管向哪个部门、哪个层级投诉举报，被举报的产品是上海生产的，统一由平台转移到生产企业所在的监管部门处理。如果不是上海生产的，在上海有总经销、总代理的，同样把这个案件转移到总经销、总代理所在的监管部门进行处理。既不是上海生产，也没有总代理的，平台会把这个信息转移到首次接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处理。
“这样大大节约了监管资源。我们通过这样的处理，既保护了职业打假人投诉举报的权益，也保护了被举报的食品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我们的监管效率。”顾振华说。
有效规范和制约
在王旭看来，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很多条款其实给职业举报人留了一定的空间，惩罚性赔偿并没有完全排斥职业举报人、打假人。但职业举报人在面对市场、利益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种逐利冲动，从而引发社会更不良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让职业举报人、打假人戴着镣铐跳舞成为必然选择。
“我们也有一种但书，如果只是外包装标签的瑕疵，并不影响食品安全，则不支持这样的惩罚性赔偿。这个条文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平衡器的作用，既肯定了打假、举报、索赔行为，又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种纯粹逐利的冲动。”
他认为，要遏制某一个群体或某一利益主体在主张权利时，过分地冲击市场秩序和社会风尚。“尤其要避免一种恐吓式、要挟式或者漫天要价式的，或者恶意、故意制造公共话题、设置公共议题的趋向。”
事实上，一个透明、成熟、自信、开放的市场经济，是非常理性而稳健的，而不是建立在盲目的话题炒作和恐吓威胁式的政策安排之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权利思维空前膨胀，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法治的进步不仅仅在于权利思维，而在于规则思维，规则不意味着权利，意味着证据、事实、义务，甚至意味着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王旭表示。
他提出，职业举报人这个群体自身也要努力地、理性地去接受法律的规制，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维护权利的时候，也负有促进公共福祉、追求公共利益的使命。
作者：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