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报告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常见的事后总结方式，报告的内容，是以严谨、准确为特点的，有效的报告一般都具有哪些要素呢？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法院职务犯罪调研报告》，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篇：法院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0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现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供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2001年1月21日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对金融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对金融犯罪的有关规定，更加准确有力地依法打击各种金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座谈会总结交流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研究讨论了刑法修订以来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关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意见。纪要如下：

一、座谈会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我国金融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金融业务大大扩展且日益多元化、国际化，各种现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应用，金融已经广泛深刻地介入我国经济并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是市场资源配置关系的主要形式和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稳健运行，对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如果金融不稳定，势必会危及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影响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保持金融的稳定和安全，必须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依法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金融秩序，依法打击金融领域内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严惩了一大批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的犯罪分子，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犯罪的情况仍然是严重的。从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况看，金融犯罪的数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额越来越大;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作案和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的现象突出;单位犯罪和跨国(境)、跨区域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趋向专业化、智能化，新类型犯罪不断出现;犯罪分子作案后大肆挥霍、转移赃款或携款外逃的情况时有发生，危害后果越来越严重。金融犯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信用制度，侵害公私财产权益，造成国家金融资产大量流失，有的地方还由此引发了局部性的金融风波和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难已经或正在向金融领域转移并积聚，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业在获得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维护金融稳定更加严峻的形势。依法打击各种金融犯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座谈会认为，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过去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不少金融犯罪的新罪名，审判实践中遇到了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适用法律的水平，依法审理好不断增多的金融犯罪案件，仍然是各级法院面临的新的课题：各级法院特别是法院的领导，一定要进一步提高打击金融犯罪对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对于保障改革、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重要意义的认识，把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作为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提高审判业务水平，加大审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要求。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犯罪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审理金融犯罪案件要继续贯彻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方针。修订后的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对危害严重的金融犯罪规定了更加严厉的刑罚，体现了对金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为人民法院审判各种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各级法院要坚决贯彻立法精神，严格依法惩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的犯罪单位和犯罪个人。

第二，进一步加强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促进金融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各级法院要切实加强对金融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组织领导，调整充实审判力量，确保起诉到法院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依法及时审结。对于针对金融机构的抢劫、盗窃和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贪污、侵占、挪用、受贿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也要抓紧依法审理，及时宣判。对于各种专项斗争中破获的金融犯罪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紧审理，依法从严惩处。可选择典型案件到案发当地和案发单位公开宣判，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形成对金融违法犯罪的强大威慑力，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增强金融法制观念，维护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

第三，要加强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审判水平。审理金融犯罪案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且涉及很多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各级法院要重视对刑事法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刑事审判人员认真学习银行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担保法、会计法、审计法等相关法律，学习有关金融政策法规以及一些基本业务知识，以确保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处理好金融犯罪案件。

第四，要结合审判工作加强调查研究。金融犯罪案件比较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多，审理难，度大，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尤为必要。各级法院都要结合审理金融犯罪，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对办案中发现的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隐患，要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对下级法院的工作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适用法律上的新问题，需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加以明确的，要及时逐级报请最高法院研究。

二、座谈会重点研究讨论了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有关适用法律问题。与会同志认为，对于修订后的刑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适用法律问题，在最高法院相应的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原有司法解释与现行刑法不相冲突的仍然可以参照执行。对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或规定不够明确，司法实践中又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与会同志结合审判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单位犯罪问题

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

1.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实施犯罪行为的处理。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就不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

2.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从关系不明显的，可不分主、从犯。但具体案件可以分清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处罚。

3.对未作为单位犯罪起诉的单位犯罪案件的处理。对于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只作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及时与检察机关协商，建议检察机关对犯罪单位补充起诉。如检察机关不补充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理，对被起诉的自然人根据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应引用刑罚分则关于单位犯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有关条款。

4.单位共同犯罪的处理。两个以上单位以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应根据各单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确定犯罪单位的主、从犯。

(二)关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1.非金融机构非法从事金融活动案件的处理

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8年8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对整顿金融“三乱”工作的政策措施等问题做出了规定。各地根据整顿金融“三乱”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对于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但是根据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文件设立并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的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等机构和组织，由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限期进行清理整顿。超过实施方案规定期限继续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依法予以取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上述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和组织只要在实施方案规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不应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处理;对其以前从事的非法金融活动，一般也不作犯罪处理;这些机构和组织的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个人犯罪，如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等，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分别依法定罪处罚。

2.关于假币犯罪

假币犯罪的认定。假币犯罪是一种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出售、购买、运输、使用假币行为，且数额较大，就构成犯罪。伪造货币的，只要实施了伪造行为，不论是否完成全部印制工序，即构成伪造货币罪;对于尚未制造出成品，无法计算伪造、销售假币面额的，或者制造、销售用于伪造货币的版样的，不认定犯罪数额，依据犯罪情节决定刑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数额较大，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行为人是为了进行其他假币犯罪的，以持有假币罪定罪处罚;如果有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假币已构成其他假币犯罪的，应当以其他假币犯罪定罪处罚。

假币犯罪罪名的确定。假币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实施数个相关行为的，在确定罪名时应把握以下原则：

(1)对同一宗假币实施了法律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行为，应根据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行为，按相关罪名刑法规定的排列顺序并列确定罪名，数额不累计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

(2)对不同宗假币实施法律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行为，并列确定罪名，数额按全部假币面额累计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

(3)对同一宗假币实施了刑法没有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如伪造货币或者购买假币后使用的，以伪造货币罪或购买假币罪定罪，从重处罚。

(4)对不同宗假币实施了刑法没有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分别定罪，数罪并罚。

出售假币被查获部分的处理。在出售假币时被抓获的，除现场查获的假币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犯罪数额外，现场之外在行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获的假币，亦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犯罪数额。但有证据证实后者是行为人有实施其他假币犯罪的除外。

制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台币行为的处理。对于伪造台币的，应当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出售伪造的台币的，应当以出售假币罪定罪处罚。

3.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行为的认定和处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客户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以牟利为目的，是指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为本单位或者个人牟利，不具有这种目的，不构成该罪。这里的“牟利”，一般是指谋取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所产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价等。对于用款人为取得贷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续费等，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收取的回扣、手续费等，应认定为“牟利”;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收取回扣、手续费等，数额较小的，以“牟利”论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将用款人支付给单位的回扣、手续费秘密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索取用款人的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财物，或者收取回扣、手续费等，数额较大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是指不记入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账目，以逃避国家金融监管，至于是否记入法定账目以外设立的账目，不影响该罪成立。

审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案件，要注意将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与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区别开来。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已经记入金融机构法定存款账户的客户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或者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却给客户开具银行存单，客户也认为将款已存入银行，该款却被行为人以个人名义借贷给他人的，均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资金罪。

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相关犯罪数额和情节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行了《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伪造货币，走私、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等犯罪的定罪处刑标准以及相关适用法律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正确执行刑法，在其他有关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对假币犯罪以外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数额和情节，可参照以下标准掌握：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要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范围以及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等方面来判定扰乱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据司法实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5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00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数额巨大”。

关于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条件，造成10—3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较大损失”;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

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关于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对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对于单位实施违法发放贷款和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损失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可按个人实施上述犯罪的数额标准二至四倍掌握。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参照上述数额标准或幅度，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确定在本地区掌握的具体标准。

(三)关于金融诈骗罪

1.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2.贷款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贷款诈骗犯罪是目前案发较多的金融诈骗犯罪之一。审理贷款诈骗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根据刑法第三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是要严格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的界限。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没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到期没有归还贷款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

3.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上均表现为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法集资，或者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故意，均构成集资诈骗罪。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不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的，不应仅以此便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金融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和犯罪数额的计算。金融诈骗的数额不仅是定罪的重要标准，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据。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可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执行。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但应当将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

(四)死刑的适用

刑法对危害特别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规定了死刑。人民法院应当运用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该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判处死刑。但需要强调的是，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不是判处死刑的惟一标准，只有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选择适用死刑。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

(五)财产刑的适用

金融犯罪是图利型犯罪，惩罚和预防此类犯罪，应当注重同时从经济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对金融犯罪都规定了财产刑，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法判处。罚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在法律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对于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对于本应并处的罚金刑原则上也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

单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适用罚金刑，应当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刑法分则条文规定有罚金刑，并规定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条款处罚的，应当判处罚金刑，但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罚金的数额，应当低于对单位判处罚金的数额;刑法分则条文明确规定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只判处自由刑的，不能附加判处罚金刑。

第二篇：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现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供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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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21日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对金融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对金融犯罪的有关规定，更加准确有力地依法打击各种金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座谈会总结交流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研究讨论了刑法修订以来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关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意见。纪要如下：

一

座谈会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我国金融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金融业务大大扩展且日益多元化、国际化，各种现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应用，金融已经广泛深刻地介入我国经济并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是市场资源配置关系的主要形式和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稳健运行，对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如果金融不稳定，势必会危及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影响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保持金融的稳定和安全，必须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依法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金融秩序，依法打击金融领域内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严惩了一大批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的犯罪分子，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犯罪的情况仍然是严重的。从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况看，金融犯罪的数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额越来越大;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作案和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的现象突出;单位犯罪和跨国(境)、跨区域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趋向专业化、智能化，新类型犯罪不断出现;犯罪分子作案后大肆挥霍、转移赃款或携款外逃的情况时有发生，危害后果越来越严重。金融犯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信用制度，侵害公私财产权益，造成国家金融资产大量流失，有的地方还由此引发了局部性的金融风波和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难已经或正在向金融领域转移并积聚，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业在获得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维护金融稳定更加严峻的形势。依法打击各种金融犯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座谈会认为，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过去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不少金融犯罪的新罪名，审判实践中遇到了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适用法律的水平，依法审理好不断增多的金融犯罪案件，仍然是各级法院面临的新的课题：各级法院特别是法院的领导，一定要进一步提高打击金融犯罪对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对于保障改革、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重要意义的认识，把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作为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提高审判业务水平，加大审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要求。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犯罪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审理金融犯罪案件要继续贯彻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方针。修订后的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对危害严重的金融犯罪规定了更加严厉的刑罚，体现了对金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为人民法院审判各种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各级法院要坚决贯彻立法精神，严格依法惩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的犯罪单位和犯罪个人。

第二，进一步加强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促进金融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各级法院要切实加强对金融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组织领导，调整充实审判力量，确保起诉到法院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依法及时审结。对于针对金融机构的抢劫、盗窃和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贪污、侵占、挪用、受贿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也要抓紧依法审理，及时宣判。对于各种专项斗争中破获的金融犯罪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紧审理，依法从严惩处。可选择典型案件到案发当地和案发单位公开宣判，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形成对金融违法犯罪的强大威慑力，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增强金融法制观念，维护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

第三，要加强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审判水平。审理金融犯罪案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且涉及很多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各级法院要重视对刑事法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刑事审判人员认真学习银行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担保法、会计法、审计法等相关法律，学习有关金融政策法规以及一些基本业务知识，以确保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处理好金融犯罪案件。

第四，要结合审判工作加强调查研究。金融犯罪案件比较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多，审理难，度大，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尤为必要。各级法院都要结合审理金融犯罪，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对办案中发现的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隐患，要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对下级法院的工作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适用法律上的新问题，需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加以明确的，要及时逐级报请最高法院研究。

二

座谈会重点研究讨论了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有关适用法律问题。与会同志认为，对于修订后的刑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适用法律问题，在最高法院相应的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原有司法解释与现行刑法不相冲突的仍然可以参照执行。对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或规定不够明确，司法实践中又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与会同志结合审判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单位犯罪问题

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

1.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实施犯罪行为的处理。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就不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

2.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从关系不明显的，可不分主、从犯。但具体案件可以分清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处罚。

3.对未作为单位犯罪起诉的单位犯罪案件的处理。对于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只作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及时与检察机关协商，建议检察机关对犯罪单位补充起诉。如检察机关不补充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理，对被起诉的自然人根据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应引用刑罚分则关于单位犯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刑事责任的有关条款。

4.单位共同犯罪的处理。两个以上单位以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应根据各单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确定犯罪单位

(二)关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1.非金融机构非法从事金融活动案件的处理

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8年8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对整顿金融“三乱”工作的政策措施等问题做出了规定。各地根据整顿金融“三乱”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对于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但是根据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文件设立并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的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等机构和组织，由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限期进行清理整顿。超过实施方案规定期限继续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依法予以取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上述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和组织只要在实施方案规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不应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处理;对其以前从事的非法金融活动，一般也不作犯罪处理;这些机构和组织的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个人犯罪，如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等，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分别依法定罪处罚。

2.关于假币犯罪

假币犯罪的认定。假币犯罪是一种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出售、购买、运输、使用假币行为，且数额较大，就构成犯罪。伪造货币的，只要实施了伪造行为，不论是否完成全部印制工序，即构成伪造货币罪;对于尚未制造出成品，无法计算伪造、销售假币面额的，或者制造、销售用于伪造货币的版样的，不认定犯罪数额，依据犯罪情节决定刑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数额较大，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行为人是为了进行其他假币犯罪的，以持有假币罪定罪处罚;如果有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假币已构成其他假币犯罪的，应当以其他假币犯罪定罪处罚。

假币犯罪罪名的确定。假币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实施数个相关行为的，在确定罪名时应把握以下原则：

(1)对同一宗假币实施了法律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行为，应根据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行为，按相关罪名刑法规定的排列顺序并列确定罪名，数额不累计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

(2)对不同宗假币实施法律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行为，并列确定罪名，数额按全部假币面额累计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

(3)对同一宗假币实施了刑法没有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如伪造货币或者购买假币后使用的，以伪造货币罪或购买假币罪定罪，从重处罚。

(4)对不同宗假币实施了刑法没有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分别定罪，数罪并罚。

出售假币被查获部分的处理。在出售假币时被抓获的，除现场查获的假币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犯罪数额外，现场之外在行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获的假币，亦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犯罪数额。但有证据证实后者是行为人有实施其他假币犯罪的除外。

制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台币行为的处理。对于伪造台币的，应当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出售伪造的台币的，应当以出售假币罪定罪处罚。

3.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行为的认定和处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客户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以牟利为目的，是指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为本单位或者个人牟利，不具有这种目的，不构成该罪。这里的“牟利”，一般是指谋取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所产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价等。对于用款人为取得贷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续费等，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收取的回扣、手续费等，应认定为“牟利”;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收取回扣、手续费等，数额较小的，以“牟利”论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将用款人支付给单位的回扣、手续费秘密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索取用款人的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财物，或者收取回扣、手续费等，数额较大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是

指不记入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账目，以逃避国家金融监管，至于是否记入法定账目以外设立的账目，不影响该罪成立。审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案件，要注意将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与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区别开来。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已经记入金融机构法定存款账户的客户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或者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却给客户开具银行存单，客户也认为将款已存入银行，该款却被行为人以个人名义借贷给他人的，均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资金罪。

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相关犯罪数额和情节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行了《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伪造货币，走私、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等犯罪的定罪处刑标准以及相关适用法律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正确执行刑法，在其他有关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对假币犯罪以外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数额和情节，可参照以下标准掌握：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要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范围以及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等方面来判定扰乱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据司法实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的;(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5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00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数额巨大”。

关于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条件，造成10—3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较大损失”;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

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关于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对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对于单位实施违法发放贷款和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损失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可按个人实施上述犯罪的数额标准二至四倍掌握。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参照上述数额标准或幅度，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确定在本地区掌握的具体标准。

(三)关于金融诈骗罪

1.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2.贷款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贷款诈骗犯罪是目前案发较多的金融诈骗犯罪之一。审理贷款诈骗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根据刑法第三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是要严格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的界限。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没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到期没有归还贷款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

3.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上均表现为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法集资，或者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故意，均构成集资诈骗罪。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刁<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的，不应仅以此便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金融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和犯罪数额的计算。金融诈骗的数额不仅是定罪的重要标准，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据。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可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执行。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但应当将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

(四)死刑的适用

刑法对危害特别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规定了死刑。人民法院应当运用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该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判处死刑。但需要强调的是，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不是判处死刑的惟一标准，只有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选择适用死刑。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

(五)财产刑的适用

金融犯罪是图利型犯罪，惩罚和预防此类犯罪，应当注重同时从经济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对金融犯罪都规定了财产刑，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法判处。罚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在法律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对于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对于本应并处的罚金刑原则上也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

单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适用罚金刑，应当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刑法分则条文规定有罚金刑，并规定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条款处罚的，应当判处罚金刑，但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罚金的数额，应当低于对单位判处罚金的数额;刑法分则条文明确规定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只判处自由刑的，不能附加判处罚金刑。

第三篇：最高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

例

编织严密刑事法网 强化预防惩治氛围

2013-5-6 6:01:58 来源：2013-5-4 人民法院报

人民法院报北京5月3日讯 (记者 张先明)为编织严密刑事法网，进一步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全社会形成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良好氛围，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王长兵等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生产、销售“假白酒”案件)，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件)，范光非法经营案(非法销售“瘦肉精”案件)，李瑞霞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添加剂案件)，袁

一、程江萍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地沟油”案件)等5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1：

王长兵等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生产、销售“假白酒”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02年，被告人王长兵开始用食用酒精掺入自来水、苞谷酒、甜蜜素等原料勾兑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牟利。2009年3月15日上午，王长兵安排其雇员覃长江、唐永锋驾车到宜都市“杨老板”(杨大连)处购买酒精。当日17时许，覃长江、唐永锋来到杨永兵经营的湖北省宜都市聚能日化经营部，以2100元/吨的价格购买工业酒精(甲醇)3.74吨，并于当晚将酒精运回王长兵的制酒作坊。王长兵查看过磅单和其他单据后发现所购酒精系工业酒精的价格，与食用酒精的价格相差悬殊，但未核实原因。当晚，王长兵指使被告人唐倩用此次购买的工业酒精掺入自来水、苞谷酒、香精等原料勾兑成6000余千克“白酒”。从次日起至同月25日止，王长兵及被告人覃长芬共销售该批“白酒”3448千克。当地众多居民饮用该“白酒”后中毒，并造成5人死亡、6人重伤、11人轻伤、2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另查明，2004年以来，王长兵生产食用酒精勾兑的“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共计185万余元;覃长芬参与生产、销售的金额为186万余元;唐倩参与生产、销售的金额为179 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王长兵同时经营工业酒精燃料生意和勾兑白酒生意，对工业酒精和食用酒精的市场价格非常清楚。当其明知雇员以食用酒精一半的价格购回的酒精不可能为食用酒精的情况下，既未仔细询问雇员，也未向销售方核实，继续用购回的工业酒精勾兑生产“白酒”出售，导致了多人伤亡的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王长兵、覃长芬、唐倩使用自来水、食用酒精与少量自酿苞谷酒勾兑“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共同犯罪中，王长兵系主犯;覃长芬、唐倩均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唐倩实施部分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可酌情从轻处罚。王长兵主观上系间接故意，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长兵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8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99万元。覃长芬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9万元。唐倩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6万元。

案例2：

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10年11月起，被告人陈开梅到福建省莆田市收购病死猪，并以每月人民币20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张可把病死猪运输到被告人陈金顺租用的猪场，由被告人林彬霞进行屠宰后销售给被告人陈金顺，总销售金额达30万余元，违法所得12万元。

陈金顺收购病死猪肉后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50万余元，违法所得20万元。其间，其每月以2000元至25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李游、陈志辉押车、收账、运输。被告人周勇、吴鸿夫妻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等销售，销售金额达7万余元，违法所得1.5万余元;被告人周建成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达3万余元并转售;被告人孙沼然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排骨并转售，销售金额达7000余元，违法所得1000元。2011年7月25日，警方在陈金顺租用的猪场中查获尚未销售的病死猪肉4060斤。经鉴定，送检样品含有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和猪圆环病毒2型，“挥发性盐基氮”超标。

另查明，被告人陈金顺曾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收购赃物罪，于2008年4月3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2万元。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金顺低价收购病死猪肉并转售;被告人陈开梅、林彬霞向他人收购病死猪屠宰后销售;被告人李游、陈志辉、张可明知陈金顺、陈开梅生产、销售的是国家禁止经营的病死猪肉，仍为其提供运输等帮助，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非法经营罪，应择一重罪处断;被告人周建成、孙沼然等明知是病死猪肉仍购买，加工后销售或直接销售，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陈金顺、陈开梅、林彬霞系主犯;李游、陈志辉、张可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陈金顺系累犯，应从重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金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陈开梅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林彬霞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万元;其余被告人分别以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判处四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3：

范光非法经营案

——非法销售“瘦肉精”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09年以来，被告人范光为牟取暴利，从安徽省淮南市倪陆昀(另案处理)等人处多次购买盐酸克仑特罗(俗称“瘦肉精”)原粉，并在山东省梁山县等地将“瘦肉精”原粉与一定比例的石粉混合加工成袋装肉用动物饲料添加剂并销售。经层层转手，上述物品销售给牛羊养殖户，导致大量使用“瘦肉精”喂养的肉用牛羊流入各地市场。至2011年9月，被告人范光共购买“瘦肉精”原粉25千克勾兑后销售，销售金额达200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范光明知盐酸克仑特罗是国家禁止在饲料中使用的药品，为牟取暴利，用盐酸克仑特罗配制成饲料添加剂出售给养殖户，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考虑到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对其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范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4：

李瑞霞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添加剂案件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单位上海蒙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凯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系公司工作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2010年9月起，蒙凯公司低价购入河南省桐柏县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落地级小苏打258.33吨、内蒙古旭月集团有限公司小苏打40吨及生产设备，同时定制标有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小苏打编织袋5000只。将上述两种小苏打以8∶1的比例混合，并进行烘干、粉碎、包装后，分别销往浙江杭州、衢州等地，共计销售伪劣小苏打243吨，销售金额达人民币44.73万元。2011年5月24日，执法人员在生产现场查扣了成品3.35吨、原料27.7吨及生产设备。经鉴定，从案发现场扣押的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成品为不合格产品。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蒙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进行生产、销售，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44.7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系被告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瑞霞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单位蒙凯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李瑞霞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被告人马文革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马民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5：

袁

一、程江萍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地沟油”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柳立国(另案处理)经营的济南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油脂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仍向经营销售食用油的河南省郑州市庆丰粮油市场宏大粮油商行业主被告人袁一推销，多次为袁一和柳立国的交易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佣金。袁一明知上述情形，在程江萍介绍下，大量购入上述两公司非法加工的油脂，为此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300万余元。袁一将其中价值295万余元的油脂灌装后零售给周边的工地食堂、夜排档、油条摊业主，或者加价销往新乡市、三门峡市等地的食用油经销企业。其余价值5万元的油脂售往武陟县智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向被告人袁一推销，并居间介绍从中牟利;袁一明知程江萍推销的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大量购入，冒充食用油销售给餐饮经营者、食用油经营企业等，两被告人的销售金额达295万余元，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被告人还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将伪劣成品油销售给化工企业，销售金额达5万元，其行为又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两被告人犯数罪，依法应并罚。在共同犯罪中，袁一系主犯;程江萍系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袁

一、程江萍有认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袁一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3万元。被告人程江萍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万元;犯罪所得予以追缴。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第四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7月31日新闻发布会材料之二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目 录

1、被告人郑礼桥、罗六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牛血旺中添加甲醛保鲜获刑

2、被告人胡昌彬、柯名治、陈洪勇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加工销售病死猪肉构成犯罪竞合适用较重罪名

3、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被告人蔡顺田、黄淑宽等非法经营案

——饲料公司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的上游犯罪获刑

4、被告人马小荣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拉面汤料中添加罂粟籽粉获刑

5、被告人杨涛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销售违规添加药物的保健食品获刑

6、被告人张进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滥用食品添加剂致人中毒获刑

7、被告人饶秀香生产、销售假药案

——出售药品包装供他人生产假药亦构成犯罪

8、被告人王辉、徐红德、于洪权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制售假冒进口抗肿瘤药按重罪被判刑

9、被告人胡新华、周锐、李春雷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假药案

——假药生产销售一条龙均获刑

10、被告人韦开源、张达志、何子瑞等销售假药案 ——销售假狂犬疫苗致人死亡获重刑

案例1

被告人郑礼桥、罗六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牛血旺中添加甲醛保鲜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郑礼桥，男，1981年4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罗六清，男，197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 2010年9月，被告人郑礼桥未经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租赁民房，开始加工生产食品牛血旺，并雇用被告人罗六清共同生产。在牛血旺的加工过程中，二被告人明知甲醛对人体有害仍然添加用于保鲜。至2011年3月17日案发，郑礼桥、罗六清累计加工生产含有甲醛的牛血旺50万余斤，并销往当地各农贸市场，销售金额12.5万元。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郑礼桥、罗六清在生产、销售的牛血旺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甲醛，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郑礼桥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罗六清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予以追缴。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1年6月8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2 被告人胡昌彬、柯名治、陈洪勇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加工销售病死猪肉构成犯罪竞合适用较重罪名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胡昌彬，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柯名治，男，1970年6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陈洪勇，男，196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 被告人黄圣华，男，196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杨金河，男，194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陈国亦，男，195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 2010年10月，被告人胡昌彬承租林定华(另案处理)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宏路街道南峰村废弃的养猪场，从事病死猪肉的加工、生产、销售活动。2011年1月，胡昌彬开始与被告人柯名治共同加工、生产、销售病死猪肉。至2011年3月份，胡昌彬、柯名治将捡回来的及收购的共计百余吨的病死猪肉进行宰杀后加工成排骨、肉、猪皮、腊肠等，作为食品销往山东省、浙江省和福建省等一些地区，销售金额达人民币54万余元。其中，向被告人黄圣华收购重约2.5吨的病死猪，向被告人杨金河收购重约2.5吨的病死猪，向被告人陈国亦收购重约0.5吨的病死猪。期间，被告人陈洪勇先后两次向胡昌彬、柯名治购买重约11吨的病死猪肉，支付货款3万元。2011年3月14日，执法部门对胡昌彬、柯名治的加工、销售病死猪肉窝点进行执法检查，当场查获病死猪肉5.93吨。经检验，送检猪肉猪圆环2型病毒呈阳性。

2011年3月29日，胡昌彬、柯名治再次到福清市上迳镇收购两

大袋病死猪肉，运回加工窝点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检验，送检的样本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均呈阳性。

(二)裁判结果

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被告人胡昌彬、柯名治明知病死的猪肉不能供人食用，食用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仍共同加工生产、销售病死猪肉，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同时，胡昌彬、柯名治将病死猪肉加工生产后作为合格猪肉销售，销售金额达54万余元，其行为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当以处罚较重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被告人陈洪勇、黄圣华、杨金河、陈国亦明知是病死猪肉而予以销售，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被告人陈国亦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洪勇、黄圣华、杨金河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胡昌彬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柯名治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陈洪勇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黄圣华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杨金河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陈国亦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作案工具予以没收，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对本案各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2年4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3 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 被告人蔡顺田、黄淑宽等非法经营案 ——饲料公司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的上游犯罪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

被告人蔡顺田，男，196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总经理。

被告人黄淑宽，女，1964年1月5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财务会计。

被告人蔡福明，男，196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销售员。

被告人甘丰华，女，1975年8月4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出纳员。

被告人郭瑶卿，女，197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发货员。

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新饲料公司”)营养研发部于2008年生产出一种饲料添加剂，即核心料，海新饲料公司将该核心料添加到该公司生产的绿宝18大猪预混料中进行销售。2010年10月，因添加了核心料的饲料被检出含有违禁成分，海新饲料公司决定停止生产该核心料。后客户多次向海新饲料公司总经理被告人蔡顺田提出购买与绿宝18预混料喂养效果类似的饲料。2011年1月初，蔡顺田就是否重新生产核心料的相关事宜召集被告人黄淑宽、甘丰华开会。经商议，三被告人在明知核心料含有

有毒有害违禁成分的情况下，仍决定由海新饲料公司营养研发部重新生产该核心料，并确定核心料的价格为450元/公斤。由蔡顺田负责联系客户，黄淑宽掌握专门收取货款的银行帐户，甘丰华负责取款转帐。会后，蔡顺田雇用被告人蔡福明、郭瑶卿负责核心料的销售和中转发货，并告知对方核心料是未经国家批准生产的饲料添加剂，不能公开销售，暗示核心料中含有国家禁止添加的物质。2011年1月至3月，海新饲料公司利用硝酸、甲醇、乙酯等化工原料，组织营养研发部工人以化学合成的方式生产核心料原粉，后掺入沸石灰稀释后用无任何标识的白色编织袋包装。期间，海新饲料公司共销售核心料3000公斤，销售金额163万元，非法获利20万元。经鉴定，海新饲料公司销售的核心料中含有苯乙醇胺A(克伦巴胺)，属于国家明确规定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物质。案发后，被告人甘丰华、郭瑶卿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涉嫌非法经营罪的事实。

(二)裁判结果

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在饲料中添加的物质，销售金额达人民币163万元，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蔡顺田作为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黄淑宽、蔡福明、甘丰华、郭瑶卿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蔡顺田对单位犯罪起主要决策作用，黄淑宽、蔡福明、甘丰华在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均系主犯;郭瑶卿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甘丰华、郭瑶卿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院依法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蔡顺田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黄淑宽有

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蔡福明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甘丰华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郭瑶卿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追缴被告单位龙海市海新饲料预混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一百六十三万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2年2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4 被告人马小荣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在拉面汤料中添加罂粟籽粉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马小荣，男，1982年8月28日出生，回族，个体户。 2011年6月，被告人马小荣购买碾磨成粉末状的罂粟籽，并掺入拉面汤调料内。6月8日起，马小荣在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其经营的“津津有味牛肉面馆”的拉面汤内加入掺有罂粟籽粉末的拉面汤调料，制作牛肉面销售，每碗牛肉面销售价格4至4.5元。至6月27日，该牛肉面馆因拉面汤中检出那可丁、罂粟碱、蒂巴因、可待因、吗啡成分而被银川市金凤区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封。

(二)裁判结果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马小荣明知罂粟籽系有毒、有害物质，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为谋取利益，其仍将罂粟籽粉掺入食品中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马小荣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马小荣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尚未使用的拉面汤调料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

决已于2012年2月2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5 被告人杨涛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销售违规添加药物的保健食品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杨涛，女，1979年1月2日出生，汉族，上海晟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7年底2008年初，被告人杨涛开始通过实体门店及网店销售从广州等地购入的“田田雪牌清减润肠胶囊”等减肥保健食品。2011年3月9日，上海市闸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杨涛租赁的仓库当场查获“粒可瘦田田雪清减润肠胶囊”、“田田雪牌清减润肠胶囊(闪电强效瘦)、”“俏妹牌减肥胶囊”等八类减肥保健食品，共计51箱4089盒，并口头告知杨涛上述保健食品中可能存在有毒、有害成分，在查封期间禁止再行销售。之后，杨涛仍通过其网店继续销售上述减肥保健食品100余盒，直至案发。经检验，上述减肥保健食品中均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西布曲明”成分和违法添加的药物成分“酚酞”，上述八类减肥保健食品均属于有毒、有害食品。2011年4月25日，杨涛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杨涛在被执法人员告知其所售减肥保健食品中可能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禁止销售的情况下，仍予以销售，其行为属于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食品的行为，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杨涛具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杨涛有

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违法所得及缴获的有毒、有害食品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1 年9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6 被告人张进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滥用食品添加剂致人中毒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张进勇，男，197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无证个体商贩。

自2010年3月起，被告人张进勇在未经工商登记和未取得食品卫生许可的情况下，在其位于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的暂住处加工生产生鸡肉串并销售牟利。在加工生产过程中，张进勇明知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亚硝酸钠必须限量使用(最大限量值为0.15g/kg)的情况下，仍在生鸡肉串制作过程中过量添加，后多次销售给个体商贩许海萍(另案处理)。2011年3月8日，许海萍在奉贤区金汇镇西街农贸市场外将从张进勇处购买的生鸡肉串炸熟后出售，四名儿童食用后出现亚硝酸盐(主要成分系亚硝酸钠)中毒症状并住院治疗。后经鉴定，从被告人张进勇及许海萍处查扣的生鸡肉串中亚硝酸盐含量严重超出国家标准限量。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被告人张进勇未经工商登记和卫生许可，无证生产、销售食品，且在明知食品添加剂亚硝酸钠须按标准限量使用的情况下，在生产食品中过量使用并予以销售，致使多名儿童食用后中毒，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其行为系在《刑法修正案

(八)》施行之前实施，

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其适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即被告人张进勇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张进勇被抓获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张进勇的犯罪事实、情节、危害后果、认罪态度等，判处张进勇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查获的生鸡肉串及亚硝酸钠予以没收。

对本案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1年11月16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7 被告人饶秀香生产、销售假药案

——出售药品包装供他人生产假药亦构成犯罪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饶秀香，女，196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保洁工。

2011年5月至11月上旬，被告人饶秀香利用自己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作保洁工的便利条件，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仍从该医院病区配药房的垃圾箱内收集外观完整、整洁的泰能药品药盒，出售给王永芳(另案处理)，共计获利人民币500余元。

(二)裁判结果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饶秀香应当知道他人收购药品包装用于制售假药，其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医院严禁私下出售医疗废弃物的规定，收集药品外包装并出售，为制售假药者提供帮助，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饶秀香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非法所得人民币五百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2年4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8 被告人王辉、徐红德、于洪权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制售假冒进口抗肿瘤药按重罪被判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王辉，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陕西伟达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徐红德，男，198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于洪权，男，197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张晓峰，男，196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陕西伟达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员工。

2004年5月，被告人王辉与其妻任静注册成立了陕西新世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王辉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医药产品等的技术开发、咨询以及医疗器械的销售等。2007年9月，公司名称变更为陕西伟达药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达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公司自成立起未取得国家药品经营许可和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资质。2009年4月，王辉通过互联网与在北京专门经营假冒进口品牌抗肿瘤类药品的被告人徐红德取得联系，在明知徐红德没有从事药品经营资质，不能提供进口药品检验报告和进口药品注册证，且所提供进口抗肿瘤药品来源不清的情况下，向徐红德购买进口抗肿瘤类药品。徐红德将自制及部分来源不明的进口品牌抗肿瘤类药品销售给王辉。2009年4月17日至2011年1月26日，王辉通过银行卡转帐向徐红德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1 907 660元。2009年9月，王辉通过被告人于洪权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与其取得联系，从于洪权处购买没有进口药品检验报告和进口药品注册证的进口品牌抗肿瘤药品。2009年9月14日

至2010年1月20日，王辉通过银行卡转帐向于洪权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480 440元。王辉通过伟达公司网站宣传，假冒恒宇公司抗肿瘤药销售中心的名义对外销售抗肿瘤药品。被告人张晓峰明知伟达公司没有销售药品的资质，其亦非恒宇公司的工作人员，仍帮助王辉提取和安排发送药品。从伟达公司库房现场查获的进口品牌抗肿瘤药品经检验均被认定为假药。

(二)裁判结果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被告人王辉、徐红德、于洪权、张晓峰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药品质量管理制度，置患者生命、健康于不顾，生产、销售假冒的进口抗肿瘤药品，其中，被告人王辉销售假药，金额达238.8万元，被告人张晓峰帮助王辉销售假药，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药罪;被告人徐红德、于洪权实施生产、销售假药行为，其中徐红德销售假药金额达190.76万元，于洪权销售假药金额达48万余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各被告人所售药品均为抗肿瘤药品，主要以癌症患者为使用对象，大多数药品为注射剂药品、处方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犯罪情节恶劣。被告人王辉、张新峰的行为同时又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徐红德、于洪权的行为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张晓峰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辉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被告人徐红德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被告人于洪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张晓峰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依法追缴，上缴国库;查扣的药品依法予以没收销毁。

对本案各被告人的裁定已于2011年7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9 被告人胡新华、周锐、李春雷等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假药案

——假药生产销售一条龙均获刑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周锐，男，1983年1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胡新华，男，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李春雷，男，198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纪旭，男，199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告人刘鹏，男，1978年6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告人王庆舫，男，196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罗翠华，女，197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谢治国，男，197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倪云，男，197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人肖三春，男，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 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被告人胡新华在北京市通州区非法生产“精华洁癣宁”、“活胰糖平胶囊”等治疗牛皮癣、糖尿病的药物销售牟利，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66.9万余元。胡新华还指使胡军华(另案处理)生产“精华洁癣宁”、“化癣康”等药物销售，销售金额达人民币8.7万余元。此外，胡军华还与被告人肖三春共同生产上述药物。

2008年2月至2010年11月，被告人周锐为非法谋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胡军华等人销售的“精华洁癣宁”、“化癣康”等药物系假药的情况下，大量采购并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人民币188.5万余元。

2010年1月，周锐、胡新华以周雪峰(另案处理)的名义合伙

成立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专门为制售假药提供取货、办理邮递、代收货款等业务。至2010年11月，销售假药金额达人民币585.5万余元。被告人李春雷、纪旭、刘鹏作为公司员工，明知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假药而具体实施帮助行为。被告人王庆舫、罗翠华生产并通过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本草降糖胶囊”等药品，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2.2万余元。被告人谢治国、倪云非法生产并通过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百草降压胶囊”、“祛风活骨王”等药品。

经鉴定，从北京盛金顺通商贸有限公司仓库、胡新华、周锐、王庆舫、罗翠华、谢治国、倪云肖三春、刘鹏、纪旭、李春雷等处查获的多种药品均应按假药论处。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胡新华、王庆舫、罗翠华、谢治国、倪云生产、销售假药，其中，胡新华销售金额达661.1万元，王庆舫、罗翠华销售金额达32.2万余元，其行为均已同时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被告人周锐、李春雷、刘鹏、纪旭明知是假药予以销售，其中周锐销售金额达774万余元，李春雷、刘鹏、纪旭销售金额达585.5万余元，其行为均已同时构成销售假药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被告人肖三春生产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其行为构成生产假药罪。被告人胡新华、周锐、李春雷、纪旭、刘鹏构成共同犯罪，其中胡新华、周锐系主犯，李春雷、纪旭、刘鹏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纪旭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决：被告人胡新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被告人周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四百万元;被告人李春雷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被告人刘鹏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被告人纪旭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王庆舫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罗翠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被告人谢治国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倪云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肖三春犯生产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扣押的作案工具、赃款及赃物予以没收。宣判后，各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本判决已于2012年3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10 被告人韦开源、张达志、何子瑞等销售假药案

——销售假狂犬疫苗致人死亡获重刑

被告人张达志，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户。 被告人何子瑞，男，197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工人。 被告人陈鲜柔，女，1974年2月5日出生，壮族，个体户。 被告人韦开源，男，1971年11月29日出生，壮族，来宾市信尔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被告人余宗区，男，196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医师。 被告人蒙梦，男，1982年9月9日出生，壮族，来宾市九山红药业有限公司业务员。

被告人黄光恩，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壮族，来宾市信尔

药业有限公司业务员。

(一)简要案情

2009年7月至11月，被告人韦开源以广州市沪穗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将从他人处购买的批号为20090726等多个批次的假“人用狂犬疫苗”销售给来宾市北五乡卫生院、红河卫生院夏至分院、正龙乡卫生院、高安乡卫生院、五山乡卫生院，共计一百余人份。2009年10月21日下午，被害人叶建华(殁年6岁)被狗咬伤，其父叶显幹用肥皂水冲洗伤口后即将其送到来宾市兴宾区正龙乡卫生院治疗。该院于当日至12月3日按正规程序为叶建华接种了韦开源销售给卫生院的批号为20090726的假“人用狂犬疫苗”。后叶建华出现异常反应，于12月9日送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该医院诊断死亡原因为狂犬病。经查，2009年8月至12月，被告人杨彬(取保候审期间逃跑，中止审理)从陈彬(另案处理)处购买假“人用狂犬疫苗”，加价后卖给被告人张达志。张达志加价后转卖给被告人何子瑞，何子瑞加价后转卖给被告人陈鲜柔、余宗区、蒙梦和其他人。陈鲜柔将假“人用狂犬疫苗”转卖给韦开源，余宗区将假“人用狂犬疫苗”转卖给他人，蒙梦将假“人用狂犬疫苗”转卖给被告人黄光恩，黄光恩转卖给他人。

一审期间，被告人杨彬、张达志、何子瑞、陈鲜柔、韦开源补偿被害人家属20万元人民币。

(二)裁判结果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张达志、何子瑞、陈鲜柔、韦开源、余宗区、蒙梦、黄光恩销售假“人用狂犬疫苗”，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已构成销售假药罪。被害人叶建华死于狂犬病，其死亡与使用韦开源销售给正龙乡卫生院的批号为20090726的假“人用狂犬疫苗”有因果关系。韦开源虽向陈鲜柔购买过假“人用狂犬疫苗”，但亦从他人处购买过，因此认定韦

开源销售给正龙乡卫生院的批号为20090726的假“人用狂犬疫苗”确系来源于被告人张达志、何子瑞、陈鲜柔证据不足。张达志、何子瑞、陈鲜柔、韦开源对被害人家属自愿补偿，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依法以销售假药罪对各被告人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韦开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张达志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何子瑞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陈鲜柔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八百元;判处被告人余宗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蒙梦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黄光恩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没收上缴国库。

对本案各被告人的判决已于2012年1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一起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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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一起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2015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一起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一、李某强合同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15日，曲靖市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生以该公司的名义与以昆明某公司名义从事业务的被告人李某强电话约定购买钢材后，夏某生按李某强的要求于同月20日从个人银行卡转账21万余元存入李某强个人银行卡账户，李某强收受货款后逃匿柬埔寨。李某强归案后赔偿全部货款和经济损失费3万元并取得谅解。

【裁判结果】

鉴于李某强能如实供述罪行、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典型的合同诈骗案。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骗取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二、曾某某、余某某、陈某某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8月22日，被告人曾某某在其家中摔伤腰部，因其未购买医疗保险，遂与其丈夫余某某商量冒用陈某某名义住院治疗，以骗取新农合医疗报销补偿款。陈某某在得知该情况后，仍将新农合医疗保险手续交给余某某，用于办理新农合报销手续。后曾某某于2014年8月22日至10月8日在古蔺县中医院住院治疗，骗得新农合医疗报销补偿款28402.2元。案发后，曾某某、余某某将赃款全部退还。

【裁判结果】

2015年6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一、被告人曾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二、被告人余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三、被告人陈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宣判后，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提出抗诉。该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三被告人共谋由曾某某冒用陈某某的名义住院治疗报销医疗费，骗取新农合医疗保险资金，致使公共财产受到损失，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本案的示范意义：三被告人合谋侵吞新农合资金，最终落得退赃判刑又被处罚金的可悲下场，引导人们树立骗取新农合资金非小事的观念，给那些因法制观念淡薄、企图以身试法的人们敲响一记警钟，共同维护新农合资金的安全，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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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玉珊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基本案情】

刘玉珊是云南玉灵宝之堂珠宝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1年3月、5月、7月，刘玉珊先后在泸州、南充、遂宁等地成立宝之堂分公司，组织杨友洪、相彦吉、李仝、侯明亮、刘少龙等人，以开展玉器戴养业务为名，以高额回报“劳务费”为诱饵，以聘请部分人缘好有一定宣传号召能力的客户为“理财顾问”进行宣传等手段，并通过虚构翡翠戴养养生增值、公司资金雄厚、投资有保障无风险等假象，鼓动社会不特定人员，特别是中老年人积极缴纳资金。至案发共吸收资金人民币6242.68万元，扣除期间已返还“劳务费”和退合同款，尚欠集资款项人民币5814.795万元。刘玉珊等人将绝大部分资金用于还贷款、放高利贷、公司员工高额提成、公司日常开支运转、寻宝被骗等，致使大部份资金无法追回，不能返还，且公司无正常投资性盈利收入。案发后，遂宁、南充、泸州等地有2060人分别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先后追回赃款人民币1371万元。

【裁判结果】

遂宁市中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玉珊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友洪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被告人侯明亮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被告人相彦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被告人李仝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刘少龙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对于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和扣押在案的涉案财物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被告人刘玉珊、杨友洪、相彦吉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院二审维持了遂宁中院的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近年来，社会财富的规模增大和正规金融的服务局限叠加影响，使民间融资的体量显著增加。而随着民间融资市场迅速活跃的，还有以非法集资等为代表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

本案即是较为典型的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涉案金额大，达到6000多万元;受害人数多，涉及遂宁、南充、泸州多地数千人;该案吸收的大部分资金难以追回，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巨大，达4000余万元。由于受骗参与非法集资的以四十至六十岁年龄段中老年人居多，许多人毕生的积蓄一夜化为乌有，生活陷入困顿，引发受害群众集体上访，对遂宁、南充、泸州等地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司法机关依法对刘玉珊等人的非法集资犯罪行为进行了严惩，为被害群众追回了部分损失。本案对于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对非法集资的日常监管力度，加强对集资诈骗行为的社会舆论宣传引导，增强人民群众投资风险意识和辨别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较为明确地列举了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4个条件和11种行为，列举了构成集资诈骗罪的11种行为和8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普通大众甄别非法集资行为。然而，社会法治意识淡漠、民众风险识别能力不足为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加强法治宣传、执法监管和司法保障，以形成社会对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的围剿，是解决当前民间融资乱象的重要途径。希望通过对本案的镜鉴，有助于形成对非法集资的法治高压，和全社会参与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

四、梁建成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0年三四月期间，被告人梁建成以邀约被害人李鑫入股湖南省会同电力公司下属会靖股份公司为由，先后三次向被害人李鑫共计收取人民币100000元入股股金，并承诺高利回报，之后被告人交给被害人一张内容为“今收到会同县安全监督局蒋秩标入股湖南省会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会靖股份公司股金壹拾万元整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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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的收条，该收条落款的收款人为王晓君，时间为2010年4月1日。被告人梁建成收取被害人100000元股金后，并未将该100000元入股会靖股份公司，而是将钱转借他人从中获取利息。经查证，湖南省会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自1999年6月股份制改造以来未曾设立过“湖南省会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会靖股份公司”。被告人梁建成交给李鑫的收条也并非湖南省会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王小(晓)君所书写，系被告人梁建成所伪造。

【裁判结果】

湖南省会同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梁建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宣判后，被告人梁建成提起上诉。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梁建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民事经济纠纷与诈骗罪最大的区别在于：

1、是否虚构事实;

2、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案被告人梁建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构成诈骗罪，其与被害人之间不是民事经济关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纠纷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一方面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不要贪图小便宜，以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要争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五、张峰信用卡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被告人张峰以其本人名义向中国工商银行怀化湖景支行申领了一张卡号为6282886968225860的湖南公务员信用卡。2008年9月16日至26日期间共透支本金20000元。被告人张峰在透支超过规定期限后，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仍旧拒不归还上述款项。截止至2014年6月1日共欠银行本息91423.52元。案发后，截止2014年12月15日张峰已陆续全部偿还透支款息共计102029.66元。

【裁判结果】

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信用卡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张峰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且在二审宣告前，张峰已经偿还信用卡透支所欠全部本金和利息，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对张峰免予刑事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张峰犯信用卡诈骗罪，免予刑事处罚。

【典型意义】

信用卡透支实属常见现象，但如果超过规定期限、经银行两次催收后三个月内仍未归还，在刑法上被视为恶意透支，故意更改银行预留电话，逃避银行催收则被认定为具有法非占用的目的。本案的被告人张峰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使用信用卡恶意透支，达到数额较大，构成了信用卡诈骗罪。所以，保持良好的个人诚信，是使用信用卡的关键。

六、朱效明合同诈骗、信用卡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1年至2013年，被告人朱效明以“朱军”名义办理身份证，利用该虚假身份注册成立“商丘腾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经营该公司期间，朱效明以朱军名义采取签订合同，出具欠条等方法，骗取郁殿强、李伟等人材料款、工程款共505885元。朱效明骗取款后逃匿。

2012年8月3日、8月10日，朱效明利用虚假的身份证、行车证，房产证等证件，在夏邑县农业银行、夏邑县邮政储蓄银行办理了信用卡，分别透支199934.99元、99992.89元。至案发时，经发卡银行催要,上述透支款未归还。

【裁判结果】

河南省夏邑县法院判决：

一、被告人朱效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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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0000元。

二、责令被告人朱效明退赔所骗取被害人的财产。

【典型意义】

本案朱效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签订合同，出具欠条等方法，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预付款后逃匿。朱效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超过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恶意透支，是典型违反社会诚信的行为，对此类行为予以严惩，才能起到维护社会诚信、人民群众和谐生产生活的警示教育作用。

七、张某信用卡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3年5月份，被告人张某伙同他人事先预谋后，以虚假身份在上海某超市有限公司中山公园店应聘工作。其利用担任该超市收银员的身份趁顾客刷卡时利用读卡器盗取顾客的银行卡信息并偷记密码，并在广州利用盗取的信息制成伪卡。2013年9月18日、19日，被告人张某使用其中一张利用盗取受害人朱某某银行卡信息制作伪造的银行卡在陕西华阴市取现金3.5万元。当月20日晚，被告人张某使用另外一张利用盗取被害人篠崎某某(日本籍)银行卡信息制作伪造的银行卡在中国银行安阳市文明大道支行取现金2万元，另转款4万元至张某所控制的银行卡上，随后张某又从其所控制的该银行卡上取走现金2万元。当张某在另一家中国银行准备再次取钱时被抓获，从其身上搜出现金71200元、银行卡8张、不同姓名的身份证7张、口罩4个、帽子1个。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赃款71200元，退还受害人朱某某31200元，退还篠崎某某40000元。另查明，张某因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于2011年8月15日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2011年12月18日刑满释放。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属于伪造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形，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予处罚。

【裁判结果】

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作出(2014)龙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张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责令被告人张某退赔被害人朱某某人民币3800元，退赔被害人篠崎某某人民币20000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张某信用卡诈骗案是一起将盗取的信用卡信息进行复制，再利用复制的伪卡盗取现金的信用卡诈骗案，是近年来信用卡诈骗案中出现的新型作案手段。该案例明确了盗窃信用卡信息又复制伪卡，使用伪卡盗取现金的行为，应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给一些犯罪分子利用信息技术实施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该案例既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利用信息技术实施犯罪的决心，同时也提醒人们要提高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维护好个人信息安全，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八、黄彩梅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期间，被告人黄彩梅通过潘亚五(小名“小小”、“巧巧“)介绍与河南籍男子被害人王志帅相亲认识。之后王志帅父子提出到被告人黄彩梅家看望其母亲，被告人黄彩梅以当地风俗要给老人红包为由让王志帅打一个装有1360元的红包，王志帅打好红包后即交给被告人黄彩梅。2013年11月1日，被告人黄彩梅答应嫁给王志帅，但提出要彩礼38000元，王志帅及其父亲王文玉表示同意后即由王文玉在田林县邮政储蓄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将38000元转入被告人黄彩梅于当天开设的账号为6217996261000096865邮政储蓄银行卡。得钱后，被告人黄彩梅以各种理由推诿并拒绝与被害人王志帅父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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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见面、拒接王志帅电话。2014年3月1日，被告人黄彩梅又通过媒婆梁玉梅介绍认识河南籍男子被害人王永安。同月7日前后以上述方法骗取被害人王永安人民币共计31000元。得钱后，被告人黄彩梅以各种理由推诿并拒接王永安电话。上述诈骗所得，被告人黄彩梅均事后存入其持有的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户的户名为谢雪、账号6210986261002076417银行卡内。案发后，公安机关将上述卡内的存款予以冻结，于2014年4月17日发还被害人王永安31000元、次日发还被害人王志帅39360元。综上，被告人黄彩梅实施诈骗二起，骗取被害人共70360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彩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和被害人结婚为由，向被害人索要聘礼共计人民币7036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罪名成立，应依法惩处。鉴于被告人黄彩梅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自愿认罪，且有年幼婴儿需其抚养、照顾，其诈骗所得亦已全部退还被害人，未给被害人造成损失，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被告人黄彩梅予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黄彩梅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以婚为媒诈骗他人财物的案例，这一类型的案件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诈骗对象多为外地人，通过所谓“熟人”介绍进行诈骗，多是以虚构收取彩礼钱的少数民族地区婚嫁风俗为由向男方骗取数额较大的礼金，诈骗成功后立即消失或者断绝联系。本案中，被告人黄彩梅以和被害人结婚为由，向两名被害人索要聘礼共计人民币70360元，数额巨大，导致被骗者人财两空，经济陷入困难，心理受到极大伤害。但考虑到被告人黄彩梅案发后能够全部退还诈骗所得，且有年幼婴儿需其抚养、照顾，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九、黄炳光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2年5月29日，被告人黄炳光明知自己没有生病住院的情况，而将本人在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疾病证明书、住院费用明细清单、住院收费收据、出院记录等虚假住院材料交给其妻子张寿金，并让张寿金到天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上映经办点申报新农合住院医药费用总额49322.05元。2012年7月9日，黄炳光获得住院医药费补偿金额37308.9元。经核实，黄炳光住院发票、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费用明细清单等住院材料均不是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出具。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炳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37308.9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炳光犯诈骗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黄炳光归案后能如实坦白罪行，并能当庭自愿认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黄炳光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被告人黄炳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黄柄光不服一审判决，以一审不认定其系从犯问题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黄柄光应否认定主从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本案中，只有被告人黄柄光的供述中提到其持有的其本人在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虚假住院材料系黄立国所提供，但无其他证据与之印证，况且黄立国外出务工，至今去向不明，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黄炳光持有的其在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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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住院材料系黄立国所提供，与黄炳光存在共同犯罪的事实，本案不宜认定主从犯。因此，连共同犯罪事实是否存在问题都无法认定，更谈不上认定主从犯问题。

十、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至2014年8月，被告人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事前通谋分工后，由被告人李正松充当从外地来高价收购手机的老板，被告人李光满充当老板司机(李光满不参与时，李正松自己驾车)，被告人黄繁明充当认识手机销售老板，被告人梁武经充当手机销售老板的弟弟，然后，四被告人分乘两辆车上路，寻找作案目标。当出现目标时，被告人李正松和李光满以找某人为由骗受害人上车带路，被告人李正松对受害人谎称自己是外地来高价收购手机的老板，并将受害人已经上钩的信息，通过手机告知被告人黄繁明、梁武经，以便被告人黄繁明、梁武经设好骗局。途中，被告人黄繁明在路边出现时，被告人李正松便假装问被告人黄繁明是否认识有手机出售的某人，被告人黄繁明谎称认识某人并表示愿意带去找人。当到了他们已经设好的地点时，被告人李正松谎称因为不是做正当生意的，不便与手机销售老板见面，便下车等候，故意让被告人李光满搭载受害人与被告人黄繁明一起去找手机销售老板。当被告人梁武经出现时，被告人黄繁明便假装问充当手机出售老板弟弟的被告人梁武经，说有外地老板来收购手机，被告人梁武经谎称是某人的弟弟，可以自己作主做这笔生意。然后，被告人黄繁明以给收购老板看样机和商谈价钱为名，由被告人李光满载着受害人和被告人黄繁明，在被告人李正松和梁武经之间来回往返，故意让受害人在场听到生意双方给出的价格，让受害人觉得这笔生意有差价可赚，然后设法让受害人出资参与做这笔生意。当骗得受害人钱财时，被告人李正松谎称自己先去取货，让受害人等候通知，借故支开受害人，然后，被告人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乘机一起逃离现场。被告人通过上述手段实施诈骗的事实如下：

2014年5月16日，被告人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在邕宁至灵山二级公路邕宁区中和路段那良叉路口，骗取受害人施天栋人民币27000元。

2014年6月8日，被告人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在邕宁区中和乡新安村委会附近的木材厂路口，骗取受害人施本湖11400元。

2014年8月20日，被告人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在邕宁区百济乡至钦州市新棠镇县道上，骗取受害人阮大继40000元。

另查明，被告人黄繁明因犯诈骗罪于2006年11月21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罚金一万元。于2011年2月28日刑满释放。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的家属全部退赔了受害人的损失，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裁判结果】

南宁市邕宁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积极实施，共同分赃，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黄繁明曾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多次犯罪，且诈骗七十周岁以上老人二人;被告人李光满参与诈骗七十周岁以上老人一人;均依法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黄繁明、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正松、梁武经、李光满全部退赔了受害人的损失，并取得了受害人谅解，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黄繁明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千元;李正松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梁武经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李光满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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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作案手法较为典型，作案对象大多为中老年人，但却屡屡得手，主要原因是因为中老年人大多有点积蓄，且又爱贪图小利。被告人通过虚构事实的手段，让中老年人认为有利可图而陷入骗子的圈套。本案被告人作案次数多，涉案金额巨大，各被告人有不同的量刑情节，法院综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对其各自判处相应的刑罚，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

十一、林统灼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2年4月至8月期间，被告人林统灼在任职东兴市马路镇村镇规划建设站站长期间，利用其工作上的便利，骗取他人的土地使用权证或房产证，并伪造证件的主人以土地或房屋向其抵押借款的协议，虚构有人向其高息抵押借款的事实，欺骗被害人李德隆等人为借款提供资金，其中从李德隆处骗取人民币89.07万元，从腾雄机处骗取人民币17.2万元，从宋金明处骗取人民币20.18万元，从苏组仲处骗取人民币5.12万元。

【裁判结果】

2014年3月7日，东兴市人民法院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林统灼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林统灼不服一审判决，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林统灼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有人向其高息抵押借款的事实，欺骗被害人为其借款提供资金，从而骗取被害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诈骗罪判处林统灼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壮大，以及走私、跨境赌博等非法活动猖獗，间接地催生了东兴市高利贷市场的发展，很多民间资本为了追逐高回报纷纷进入。而本案中林统灼正是利用受害人这种心理实施了诈骗。本案警醒人们在投资时应选择正规途径，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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