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非讼程序的法律研究

2022-09-10

一、我国公司非讼程序的发展以及域外立法比较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法律将民事案件分为诉讼案件与非讼案件, 我国民事立法鲜有这样的立法传统, 理论研究方面也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在公司诉讼领域, 纠纷解决机制的单一性与公司纠纷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但我国相关立法没有应对这一矛盾的措施, 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多样化问题没有作出立法回应。2005年修订《公司法》增强了公司法的可诉性, 新增股东查阅权、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等多种可诉案件。但在公司法条文可诉性增强的同时, 2007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却并没有设置相关的程序与之呼应, 依然适应一般的诉讼程序解决此类纠纷。2012年再次修法时, 依然没有在民事诉讼程序方面做出新的立法尝试与制度创新, 对商事非讼程序只字未提。这种立法现状无法应对现代公司纠纷的复杂性, 也满足不了特殊公司案件对纠纷解决的效率性要求。2013年新修订的公司法依然未曾规定公司非讼案件的适应范围, 这降低了部分公司案件的解决效率, 不利于及时化解矛盾。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与我国的立法现状截然不同, 这些国家的民事立法对非讼程序有着完备而详实的规定。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中, 根据民事事件在实体权利上有无讼争性, 把民事事件从形式上分为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两类, 并在此基础上, 分别设立了解决这两类事件的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 (1) 日本《公司法》将《非讼案件程序法》有关商事案件的规定在第七编第三章“非讼”中做了专门规定, 对非讼程序的具体运行作了更细化的安排, 明确列举适应公司非讼程序审理的十大类案件:股权转让案件……关于公司解散的案件等。 (2) 法国与德、日的做法不同, 未专门制定单独的非讼事件法, 而是在《民事诉讼法典》中对非讼案件进行了规定。其第25条规定, 法官手里的诉讼请求中没有争议, 但法律要求依据案件的性质或申请人的资格, 此种诉讼请求应受法官监督时, 以非讼案件裁判之。 (3)

我国《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对公司非讼程序的规定尚未起步, 这种立法滞后性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因此, 为了完善我国公司立法, 及时定纷止争, 有必要借鉴域外有益的公司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公司发展和诉讼的实际情况, 适时引入并建立公司非讼制度。并且可以借鉴日本公司立法的经验, 在我国公司法中明确列举适应公司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以促进公司非讼案件及时解决, 维护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

二、构建公司非讼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构建公司非讼程序的必要性

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在实体利益、程序利益上各有侧重。诉讼程序以实体利益的公平、公正作为首要价值目标, 程序设计更倾向于正确而审慎的裁判, 非讼程序更加注重迅速经济的裁判、合目的性妥当性裁判。由于商业信息与机会变换莫测, 公司纠纷更需要快捷的处理, 及早定纷止争, 预防发生更大的争议。 (4) 近年来公司纠纷类型日益多样化, 诸如纠纷解决效率低下、维权成本高、浪费司法资源等诉讼弊端逐渐显露。

1. 对公司非讼程序的规定存在立法空缺

这主要表现在公司法方面, 2005年修订《公司法》不仅增强了其可诉性而且创建了崭新的公司诉讼形态, 但对公司非讼案件却只字未提。2013年再次修法时, 其亮点有突出公司自治的扩张, 重视公司章程的作用;在制度建设方面, 新增股东以及公司高管的义务和责任, 规定了有限公司的股东对于公司会计帐簿的查阅权及查阅程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层层召集和组织权;股东有权决定公司“去留”。虽然新《公司法》对股东查阅权以及股东会召集等案件有了新规定, 但依然没有在法条中明确列举公司非讼案件类型, 更没有非讼程序与之呼应。若因股东查阅权、股东会召集等发生纠纷,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依然需要适应民事诉讼程序来审理。

公司非讼案件作为一类非讼案件, 其大多无讼争性, 很多情况下不存在对立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 只由申请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某一事实, 或者为了预防日后对某一事实发生争议, 或因为行使某一无争议的权利受阻, 而请求法院对某一事实予以确认, 或借助司法权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 (5) 现行的立法空缺对公司诉讼实践造成了不利影响, 无法满足特殊公司案件的诉讼目的。

2. 公司非讼案件适应一般诉讼程序浪费司法资源

在公司纠纷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为了衡平效率与公平, 需要建立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缺少对非讼案件的规定与程序设计, 导致此类案件只能依诉讼程序审理, 由此形成“程序错位”的局面。公司非讼案件由于争讼性小、以预防纠纷恶化为目的, 强调案件处理的效率性, 按照诉讼程序审理会浪费有限的司法审判资源。公司活动作为典型的商事活动, 在公司治理与运行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纠纷, 很多纠纷需要诉诸司法途径解决, 为了及时解决纠纷维护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就对司法审判活动的质量与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给司法审判带来了巨大压力。如何有效利用稀缺的司法资源, 使其最大限度的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空缺, 公司非讼案件不得不采用诉讼程序审理, 如此耗用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有鉴于此, 应适时引入公司非讼程序来解决上述难题。

3. 诉讼经济化的要求

从理论上说, 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中, 诉讼对于证据和法律问题的审查是最彻底的, 但是这也意味着诉讼是成本最高, 最耗费时间的方式。 (6) 在公司诉讼中, 提起诉讼的当事人相对来说都是弱者, 耗时费力、成本高昂的诉讼往往会使他们退缩。而且, 关于股东查阅权、公司股东会召集等纠纷, 当事人希望法院尽快解决以维护其权益。但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 公司经营往往陷入困境, 会给股东和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面对即使胜诉也无法最大限度挽回损失的境况, 通过利益衡量, 很多当事人会放弃运用法律手段维权, 这导致司法对公司自治的干预程度降低, 在公司自治出现困境时司法手段无法及时干预其中以维护公司的正常运转。

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方式, 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同时, 也应适时考虑时间、费用等成本要素。当今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都试图在司法的审慎、正确裁判与诉讼的时效性、经济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 努力构建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繁琐漫长的诉讼程序会打击当事人运用司法手段维权的积极性。公司的高效运转需要高效率的纠纷解决方式, 对于股东及其他当事人而言, 经济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利于激发他们维权的积极性, 进而通过司法手段的适当干预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二) 构建我国公司非讼程序的可行性

1. 非讼程序独有的制度优势

非讼案件与争讼案件的本质区别在于, 争讼案件存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且对民事权益的实体事项存在争执, 而非讼案件通常没有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及实体争议。即一个涉及民事权益争议, 另一个不涉及民事权益争议, 同时, 前者的诉讼目的在于请求法院解决争议, 后者却是请求法院确认某项事实。 (7) 相对于严格诉讼程序事后的、补救性的保障而言, 非讼程序处理公司纠纷重在预防, 通过司法权的提前介入, 避免公司运作的失效和利益关系人权利的受损, 体现了法院对公司治理、公司运作的积极司法支持。 (8) 非讼案件追求裁判的经济性和效率性, 相较于诉讼案件对案件处理的审慎性、公正性要求, 适应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会缺少完备的程序保障,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 无法以审慎的裁判程序维护当事人权益。但是, 程序法上的对正确而审慎裁判的程序保障与对合目的性妥当性裁判、迅速经济裁判的程序保障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 此消彼长, 难以兼顾。 (9) 如果追求案件裁判的经济性、效率性, 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得不放弃对实体正义的程序保障, 针对案件性质以及对裁判的要求应当有不同的诉讼程序与之对应。非讼程序较之诉讼程序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 并且非讼案件对裁判的经济性、效率性有较高要求而对审慎性要求较低, 所以非讼程序的制度优势与非讼案件的性质相契合。在我国公司非讼程序便于迅速审结非讼案件, 避免公司各方利益当事人陷入更大的纠纷中。

2. 我国公司诉讼实践对构建公司非讼程序的需要

新《公司法》第34条规定了有限公司的股东对于公司会计帐簿的查阅权及查阅程序。第41、102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的层层召集和组织权。第183条规定股东有权决定公司“去留”。虽然最新公司法沿袭旧法的规定赋予股东实体权利, 但是在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下, 诸如股东查阅权、股东会召集等案件只有在经过了层层程序依然无法解决时, 股东才能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而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法院只能以诉讼程序审理。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审结后, 往往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如果能在非讼纠纷刚发生之际就及时启动非讼程序予以化解, 可以引导公司良性运转, 避免双方损失的扩大。

三、构建我国公司非讼制度的建议

构建公司非讼制度应在观念与制度设计上有所创新。首先, 公司非讼案件的解决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公司自治表明法院应当尊重公司内部决定, 公司内部纠纷应当按照“私力解决程序优先”原则处理, 法院仅为公司纠纷当事人提供程序性救济。但是如果公司内部自治失效, 公司行为严重损害了实体公平, 司法才能进行实体性的公力救济。 (10) 因此, 只有在靠公司内部治理无法解决纠纷或有失公正的情况下, 司法手段才能适时的干预其中。其次, 根据公司非讼案件的性质, 公司非讼程序的建构需要坚持简化诉讼程序和司法能动主义原则, 注重诉讼的经济性和效率性。

(一) 我国公司非讼制度的立法模式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非讼程序的立法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德、日为代表, 单独制定非讼事件法的模式;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 将非讼程序分散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的各个程序之中的立法模式。○11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民事诉讼的设置上是有缺陷的, 其缺陷不仅在于有关民事诉讼程序构建的指导思想上, 长期以来坚持大一统的程序设置理念, 而且在立法体例上也十分简陋和单一, 缺乏程序设置上的针对性, 更谈不上程序设置上的特定化和类型化。○12结合我国立法现状, 像德、日那样制定专门的非讼事件法并不可行, 相反借鉴法国的立法经验,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非讼程序作出规定具有可行性。因此, 我国公司非讼制度应采用将非讼程序分散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的各个程序之中的立法模式。对于公司非讼案件类型则应借鉴日本的经验, 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适应非讼程序解决的案件, 在民事诉讼法中再作出程序呼应。未来民事诉诉法修订中, 应引入审理包括公司非讼案件在内的商事非讼程序的原则性规定, 明确公司纠纷适用非讼程序的一般性原则, 并设置具体操作程序。

(二) 我国公司非讼程序适应的案件范围

公司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与一国公司法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 更与公司诉讼实践对公司纠纷解决方式的需求相关。要确定公司非讼案件的适应范围就应了解非讼案件的特点, 公司非讼案件相较于诉讼案件, 其最明显的特点表现在不涉及实体权利的纷争, 没有对立的两造当事人, 原告的诉讼目的在于请求法院迅速解决纠纷实现其诉讼请求。通过对公司各种诉讼纠纷的分析比较, 笔者认为股东查阅权纠纷、股东会召集权纠纷、异议股东评估权的股价确定纠纷、公司解散及清算纠纷等适宜采用非讼程序解决。

以股东会 (包括股东大会) 召集权纠纷为例, 最新《公司法》第41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召集作出了具体规定, 并且第42条又扩张了公司自治。第102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最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股东大会) 的召集程序并没有实质差别, 仅对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的股东资格有不同的规定。股东会的召集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 所以对股东会的召集程序与召集资格应有严格规定。最新《公司法》赋予有资质的股东在层层召集请求用完后可以自行召集股东会的权利产生了几个问题。首先, 该股东会是否确有必要召集。如果有资质的股东联合起来以非正当目的召开股东会以满足私利,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此种情况下即使董事会有正当理由也无法阻止, 公司法如此规定有可能导致有资质的股东滥用召集权。而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 公司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次, 由股东自行召集和主持的股东会形成的决议是否有效并得到认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因召集权存在瑕疵而引致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 这又会将公司和股东卷入纠纷中。

综上, 根据公司法第41、102条对股东召集权的规定可以发现其存在的弊端, 即对股东召集股东会的权限无规制措施, 容易诱发权力滥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此外, 即便有召集资格的股东有正当的召集目的, 并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召开了股东会, 其形成的决议也难以得到公司的认可, 会进一步引发对股东会决议效力的争议。而通过非讼程序处理此类案件却能及时定纷止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