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千帆结局

第一篇：北大教授张千帆结局

张千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一、引言——“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 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被奉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定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论历史真相如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2] 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3] 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强求当地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仍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道德资源。虽然发生在异国，最近的伊拉克战事以及恐怖主义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们对于英国、埃及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幸表示幸灾乐祸。[4]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他们的合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回到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出：“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5] 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辱。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区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否，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功效的兴奋剂。

然而，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6] 就其社会功用来说，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本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7] 因此，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者并不认为爱国主义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主义)的时候，这种主张本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主义”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和主权至上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以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主义。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看“国”的本义

“爱国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于“爱”。[8] “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至“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主义(holism)相对的一种研究思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有机体的本来面目。[9] 虽然整体主义思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10] 个体主义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认识;[11] 泛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析面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多个人;谈到人体，就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统等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织到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无非由是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12]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压倒了私人个体。[13] 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那样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体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此，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对它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主义理论，[14] 而整体主义思维的害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才能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失了。根据个体主义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定政治和法律关系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国家，不是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15]

但究竟“爱”谁呢?诺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注定离不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会的其他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做损害社会其他人的事情。[16]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如果认为对自己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做出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雅典城邦的热爱。[17] 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18] 而他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三、爱国的例证：社会功利主义与和平主义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经典论著，[19] 社会功利主义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和。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只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的线形叠加。既然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主义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者。

然而，社会功利主义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于功利主义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主义者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平等对待本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主义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对墨子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20] 尽管墨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功利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21] 在那个年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而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22] 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23]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24] 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杀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25] 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不惜“摩顶放踵”，为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2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括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看来，他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外，真正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子朴素的功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爱国主义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国，社会之所以有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择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就等于默认了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27] 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对这个社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压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28]

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29] 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份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30] 但如果要坚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事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31] 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32] 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国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33] 于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既然官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34] 而儒家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于“小人”坏事的预言。[35] 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几乎所有关于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今天看来，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36] 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通过选择他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37] 事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也会变质，甚至变成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38] 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是子女和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么称职，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义务。[39] 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系。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它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他们并另行选择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这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40] 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41] 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辑规则。[42] 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两种不可调和与不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政策负责。事实上，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决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为。既然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最近发生的伦敦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终要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们“应该”通过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脚，[43]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这种逻辑最终将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日本攻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责”。其荒谬如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样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平民。

五、“爱”不等于恭维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国”并不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社会制度，而这丝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决定、行为甚至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一边为政府说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44]

一个或许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进取的民族应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为大多数人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到了，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45] 因此，即使面对不公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是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他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恶意。[46] 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以“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念。尽管对两者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不那么积极主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争年代或其它极端情况下，[47] 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巨大的利诱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扬其它国家的制度并不是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48]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一样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49] 否则，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至在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50] 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话语权的斗争。这样，即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51] 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定真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做出判断的话，那么这类判断必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52]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的评判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的制约，使政府得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到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为了给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舞“爱国”或“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的权力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国主义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至少不要利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己!

七、结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上，爱国主义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要不走极端，自由主义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来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有丝毫减损;[53]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主义阵营认为，普适性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而爱国主义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帜。在现实中，老百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由主义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主义”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54] 笔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了自由主义的层面。[55] 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从空洞的“国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56]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57] 如果这个国家不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反思的理性爱国主义。但如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然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和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的，在集体层面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主义，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它地方说明，就和爱国主义一样，“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58] 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59] 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60] 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61] 当然，回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立场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义的具体的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1]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重合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一般是以爱国主义为道德和情感动力(尤其对于那些对外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如果将民族和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例如“中华民族”一般是指汉族血统为主的民族，那么民族主义比爱国主义范围更为狭隘。只有在一个因封闭而导致的主要由单一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才是一致的。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在民族和国家之间划等号，实际上将国内所有其他民族置于一种臣服的处境。见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3页。对于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的《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中两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之分析，见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146页。

[2] 事实上，黄河决口并没有能阻挡日军进犯。参见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0, pp. 448-450。笔者并非是说，更多的日军伤亡或抵制侵略的有效性就一定能为伤害本国人民的举措提供正当性。对于这次事件的始末和影响，参见张殿兴：“黄河花园口掘堤事件”，《历史教学》1996年第4期，第45-47页;郑永彪：“60年前的黄河花园口决堤”，《民国春秋》1998年第5期，第11页。对于这次事件的参与人为其必要性的辩解，参见熊先煜：“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2001年第11期，第16-23页。

[3] 当然，如下所述，这里也涉及关于“责任”的问题：或许有人会将责任全部推给“鬼子”——没有他们的侵略，国民党自然也不会做出这等自残的事情。然而，责任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孤子;即使日本人最终有责任，国民党也推卸不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是否决堤的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其它方式阻碍进攻。

[6] 笔者假定以下基本论点是无须解释或辩护的：根据休谟定理(Hume’s Law)及其对价值与事实判断的截然区分，价值判断本身不具备可通过逻辑或经验手段验证的“真值”(truth value)，因而无所谓对错之分。对于分析哲学的相关表述，参见Alfred Jules 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New York: Dover Pub. (1952), pp. 102-119。因此，作为一种没有“真值”的价值观，“爱国主义”或“卖国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无论它被多少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爱国主义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无所谓“正确”的主观道德现象。笔者希望读者充分注意这一点，而不要陷入“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 fallacy，基本上就是指“存在即合理”这种逻辑)。参见G.E. Moore, Principia Ethic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8), pp. 37-58; J.L. Mackie, 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p. 32-34, 50-51, 61-63。本文从怀疑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爱国主义情绪：既然它本身无所谓对错，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这种情绪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后果。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应有的组成要素。 [7] 例如高全喜教授指出：“这种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爱国主义一旦变成政治口号，就变成了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这种爱国主义的危害也就显而易见了„„对祖国的热爱实质上变成了对强权的热爱，对民族沙文主义的热爱，对一小撮当权者的暴政的热爱，而当权者正是利用这类蛊惑人心的符号骗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引自“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8] 当然，“爱”字其实也大有学问可做。“爱国”之爱，显然不同于夫妻或父子之爱。

[10] 一个例子是主张某个种族至上的种族歧视，在纳粹时期甚至产生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悲剧。种族歧视之所以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市场，只是因为它能激起少数种族的优越感而已;一旦将“种族”分解为个体，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在事实面前是不堪一击、毫无意义的。

[12] 这里当然还有一个相关命题，那就是为什么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仅停留于“人”，而不进一步将人分解为肢体、器官乃至细胞。大致的辩护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并非是要求无限分解，而只是要求将分析对象分解到在功能上作为一个自主自为的独立个体的层次。当然，这并不排除心理学家乃至生理学家在研究个人行为动机的过程中将焦点放在人的某一部分。但在一般情况下，将个人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合理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并不排斥某些整体性概念，譬如制度、规则、文化、传统等。但是个体主义者会更注重支撑这些整体概念并使之成为宏观现象的微观机理，以及宏观对象在个体身上发生的具体作用。

[13] 不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观念的作用经常是巨大的。作为一个例证，中国的公有制就是整体主义思维的典型产物，而经济改革已经深受传统观念之害。公有制主张社会财产(如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属于“公共”、“全民”或“集体”所有，但这些整体概念都是虚幻的。在缺乏个体化定义的情况下，“人民”或“集体”不可能拥有任何财产。最后，财产事实上是被实际控制分配权和使用权的少数人掌握着，而他们的利己主义行为最终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不公。现在已十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农民土地承包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普遍现象，充分说明在没有具体制度的保障下，诸如“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规定(第12条)是多么苍白无力。参见张千帆：“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第3-9页。究其原因，无非是“公共”等整体概念是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行动、实际不存在的虚幻;在效果上，它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存在只是为实际掌权者瓜分属于全体人的财产提供便利，为从制度上堵住腐败的漏洞增添障碍。

[14] 例如在法国，大独裁者路易十四最后将国家这个整体概念个体化了——“朕即国家”。卢梭的“公意”说虽然未必有专制的意图，但至少有这个效果。参见Jean-Jacques Rousseau, On the Social Contract, Donald A. Cress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1987), pp. 33-37. [15] 有人会将“人”上升到“人民”，因而“爱国”也就是爱民。但是“人民”仍然是一个整体概念，因而还是必须被分解为具体的个人，否则就会陷入许多悖论，譬如在名义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不为任何人服务。

[16]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感，或许是人类自然和道德进化的产物，因为这种情感有助于激发个人为了社会而牺牲自己，至少避免去做损害社会的事情，从而维持特定社会的生存。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一个没有爱国主义情感的社会迟早会因为内部不团结或不能有效抵御外部入侵而消失，进化后剩下的就只有“爱国”的社会。对于社会生物学和文化进化论的一般理论，参见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William H. Durham, Coevolution: Genes, Culture, and Human D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另外，如果“爱国”的情感是从社会分工和交换中产生的，那么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理性的“爱国主义”将要求突破传统国家的框框，走向一种国际化的兼爱或泛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世界逐步进入和解时代(当然并非没有激烈的抗争和冲突)的过程中，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市场将越来越小。

[17] 见Crito, in Plato, Five Dialogues, G.M.A. Grube (tran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1, pp. 45-56。当然，即使这种“爱”也未必是无条件的。苏格拉底之死这个例子本身代表了一种极限：如果可以认为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公正地剥夺了任何人的生命，那么即使社会赋予了这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条件，似乎也因为后来的剥夺而不再有权利要求这个人“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应有权利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持自己的基本存在，即使这些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基本权利的剥夺是政府官员或社会个别人(例如凶杀)所为，因而受害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怪罪社会。但在苏格拉底案中，雅典由500多人组成的陪审团两次以多数判决其死刑，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认为是社会本身造成的不公。苏氏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甘愿一死，只能说是体现了其作为哲人的博大胸襟。 [18] 譬如在五篇经典对话的第一篇中，苏格拉底和年轻人一起探讨“虔诚”(piety)的意义。这种探讨是在怀疑主义的超然和中立的立场上展开的，但其结果必然是导致青年人反思和质疑对雅典诸神的传统信仰。见Euthyphro, Plato, Five Dialogues, pp. 5-22. [20] 《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22] 《孟子·梁惠王上》。当然，儒家也反对无谓的战争，例如孟子曾谴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孟子曾经嘲笑墨家弟子的功利主义有失肤浅，但其反对战争的理由似乎也不过是战争损害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这一点上和墨家的出发点是相同的。

[26] 见《墨子·公输》。当然，墨子还是受到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局限。由于决定战争的权力掌握在封建诸侯手中，功利主义说教显然是空洞的——除非战争失败或引发国内暴动，作为个人的诸侯为什么要在乎平民百姓的生死?因此，墨子不得不试图用诸侯本人或本国的利益来说服他们放弃战争，从而偏离了普遍的功利主义立足点，也削弱了论点的说服力。这是专制政治制度给战国时期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普遍困境，例如见《孟子·梁惠王上》的论点。

[28] 因此，笔者认为即使是自由主义者阿克顿的论断也似乎过于绝对了：“真正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自私(生存的本能)向奉献(自我设定的法律或道德义务)的发展。”见《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0页。事实上，他可能还因为将爱国主义道德化而混淆了理性和非理性过程。一般认为，尽管自私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本能”(能力或自然倾向)，但它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理性算计过程，而不是无意识的“本能”。“自我设定的法律或道德义务”(“奉献”)更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过程。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情感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自然萌生的“本能”，就和父子之爱一样，而不是出于任何有意识的自我设定或计算过程。

[29] 一个例外是受到主流社会系统歧视、剥削和压迫的种族，譬如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的黑奴。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去“爱”那个剥夺他们的社会。如果他们起义反叛，摧毁了当时的社会秩序，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完全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某些次要的歧视或不公并不能为极端的报复提供理由。譬如据说青年时代的希特勒也没有能如愿展现他在艺术方面可能具有的才能，但尽管社会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埋没了他的艺术才能，他仍然可以通过社会交流而获得一种体面的生存，因而他可能遭遇的不公不能为发动毁灭性的战争提供任何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个人可能为自己未能获得重用而郁闷不乐乃至愤世嫉俗，但这往往是因为他看不到社会已经为其生存提供的诸多资源。

[30] 虽然霍布斯并没有确切地宣称政府必须是专制的，但他认为专制政府是最好的，且主权是不可挑战、不可限制的，因为任何挑战主权的行为——譬如内战——都有可能将社会带入自然状态的深渊。见Thomas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Penguin (1968), p. 81。毫不奇怪的是，在英国议会和国王之间爆发的长年内战中，霍布斯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

[31] 对于意大利南北不同政治文化与制度的社会效果之比较，见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2] 事实上，即使霍布斯理论中的专制君主仍然受到一定的形式限制，例如必须依照法治而不是任意的人治，不得无故伤害臣民的基本利益等。见Thomas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Penguin (1968), p. 192. [33] 例如“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如父母矣。”《孟子·梁惠王下》。

[34] “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礼记·坊记》。当然，儒家并没有将希望主要寄托在政府的强制性惩罚，而是更多在于君子榜样的感化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35] 关于汉朝儒法两家就贤人治国的争论，可见《盐铁论·刑德》。贤良大夫认为：“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执轴非其人，则船覆伤。„„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儒家在此只是证明贤良是治国的必要条件，而不能证明是其充分条件;换言之，贤人治国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能用来说明制度建构是不必要的。

[37] 事实上，美国制宪者也充分考虑到选民素质的问题。这是为什么麦迪逊等人主张代议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因为议会代表的素质和能力一般高于普通老百姓。见麦迪逊的《联邦党文集》第51篇。

[38] 见孔子与樊迟的对话：樊迟认为“三年之丧”只是浪费资源的繁文缛节，孔子却反问他是否能心安理得地拒绝服丧。孔子认为，凡人都至少有三年的父母怀抱之爱，因而三年服丧只是子女回报的一种方式。《论语·阳货》。但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并不仅体现于此，而是为不平等的家庭关系提供了普遍的正当性。

[39] 事实上，这种逻辑并非只是中国儒家的主张，西方的传统伦理哲学同样也是如此。譬如英国的费尔莫(Robert Filmer)即持此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王权政治理论。在《二论国民政府》中，洛克全面反驳了这种理论，认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子女属于上帝而非家长的财产，家长只是在其未成年时期代行临时的抚养看管之权而已，因而没有权力要求子女绝对忠诚。但洛克他同时认为，子女仍然尊重家长并为其争光的义务。见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10-314. [40] 一个悲哀的例子是几十名民工将一名前来阻止械斗的警察围殴致死。令人惊讶的是，网上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应却反而是同情民工，认为警察经常暴力执法，因而死得其所。注意到网民的评论是在对该个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只能反应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警察的总体印象。即使这个案例当中的警察没有个人过错，完全是依法执行任务，也改变不了网民对警察的总体印象。因此，要让公民“爱”这个国家的警察，惟一的办法是通过法律有效规范警察的执法行为，从而在公民眼中变得更“可爱”。

[41] 根据某种统计，中国的官民比例据称已经达到1:18，创下历史新高。见“官民比例高达1:18，专家呼吁严控‘官员’膨胀”，http://news.163.com，2005年6月13日，来源：《法制日报》。但即便如此，所谓的“官员”也仅占人民中的不到1/5，80%以上的人口仍然是普通百姓。

[42] 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实际上对上述区别仍混淆不清。笔者最近看到，以下这则并不那么具有煽动性的消息引发了一名网友的评论(参见“北京站西广场发生爆炸，不排除人为放置炸弹”，http://news.163.com，2005年7月9日，来源：京华时报)：

“如果政府再黑暗点，如果再多出一些冤案，如果贪官再多一些，如果不公正的事情再多些，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伟大的祖国啊!你整天喊口号不落实，你之下小小的生产组组长都贪污，你下面的村干部一年吃垮几家小饭馆，叫我们如何爱你?!我希望祖国强大美好，但是我痛恨现在的社会。”

这段评论显然混淆了国家、社会和政府这几个相关而不同的概念，也没有明辨“爱”和“恨”的含义，但它确实折射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在没有经过理论反思的情况下，普通人很容易将“爱国”和“爱政府”混为一谈。由于国家和政府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政府腐败可能导致人们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失望甚至绝望。

[43] 譬如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因而其中必然有人或团体对政府政策或决定持反对意见，但恐怖袭击却无从分辨政府的赞成者和反对者，而让反对者承担政府政策的后果似乎有悖情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笔者得益于David Miller教授于2002年夏天在苏格兰圣安德鲁(St. Andrews)大学召开的政治哲学会议上的讲演，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其论点。

[44] 当然，笔者在此仅限于言辞上的批评，而不是人身攻击甚至暴力行为。除非在个别极端情况下，个人没有权力通过暴力违反法律或抵抗政府。即使个人认为政府行为违法或显然滥用权力，也必须通过国家设置的法定程序挑战政府的决定和行为，而不能阻碍政府可能违宪或违法的执法过程。虽然在法理上也有部分学者提出“抵抗权”的概念，但各国的普遍实践尚不承认这种权利，否则政府就注定难以统治下去。

[45] 对于密尔对言论自由的辩护，参见其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72). [46] 当然，外国政府或人士可能对中国提出恶意批评，但是他们本来就不存在爱国或卖国的问题。

[47] 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日本占领期间参加“伪政府”工作或“伪军”是否构成叛国。如果是主动投靠、卖身求荣并给本国利益带来实质性伤害，叛国或卖国罪名自然成立。但如果只是被动参与(譬如只是为了“糊口饭吃”)，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当然，一个前置性问题是政府的实质究竟如何定性。如果有关人员是像汪精卫政府那样由日本钦定，那么该政府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伪政府”，其招募的军队自然也构成“伪军”。但如果外国只是推翻了原专制政府并建立了临时政府，最终由本国人民及其代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定自己的宪法并根据宪法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政府，那么这样的政府在本质上是属于本国人民自己的，其军队也是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安全而不是外国统治而建立的。加入这样的政府及其军队，自然不构成什么“卖国”。笔者认为，伊拉克的情形在本质上应属于后面一种，尽管其民主必然有不完善的地方。

[48]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国内不久前流行的反日情绪，在某些地区演变为暴力违法事件。见“上海万人反日游行情绪激昂”，http://www.hantmw.net/wz/sh/sh93.htm。形成这种敌视态度的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对有争议的领土采取违反协议或谅解的做法以及少数历史教科书对战争责任的否定。(当然，国内对后者的不全面报道也造成了人们对日本教科书制度的错误印象。)不论如何，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些情绪应该被允许以各种和平方式充分表达出来。但根据同样的逻辑，反对言论也应该被允许获得自由表达，而不致被扣上“亲日”甚至“卖国”的帽子。至少，对于日本政治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学术评价不应受到任何压力;否则，“爱国主义”情绪就将泛滥，像洪水猛兽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49] 事实上，在国内实行自由民主和在国际上大肆侵略掠夺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且不说民主政权难以控制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所作所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行为假定，民主制度完全未必会产生控制侵略和掠夺行为的动机。例如在美洲独立前夕，相对严苛的殖民地纳税政策其实不是像《独立宣言》宣称的那样由英国国王制定的，而正是由议会制定的。当年英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以及后来的瓜分和掠夺，也必然经过了议会许可。事实上，当时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有不少国家在国内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当然，和专制统治者相比，一个国家的人民及其代表更富有同情心，更倾向和平。例如日本军部1930年代制造的满州事变和皇姑屯事件都是在没有议会监督的情况下发生的，且事后都引起日本议会和内阁的抗议和抵制。只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部完全控制了议会和内阁，日本政府最终成为军国主义势力的傀儡。参见长谷川正安：《昭和宪法史》，岩波书店昭和36年版，第64-87页。尽管如此，笔者的意思是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依赖其它国家的善意来保持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因为这种善意的缺失而对其它国家在制度上的优越性视而不见。

[50] 尽管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最后导致了几千万人饿死的悲剧，但如果只是出于无知而非故意，这项危害巨大的政策也牵扯不上爱国问题。当然，另一方面，对于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决策者有义务采取极为谨慎的决定方式，并有义务知道决策不当的重大后果。因此，如果决策者草菅人命，以极其轻率的方式采取了错误政策，最后酿成大祸，那么这类严重疏忽(gross negligence)有可能上升到一种“准故意”(quasi intentional)的层次。

[51] 这要求我们反思历史教科书对诸如鸦片战争中不同立场的简单化处理，标准的“正统”版本可参见金冲及与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0页。即使在今天，中学乃至大学历史教科书仍然一如既往地宣扬一种政治化的爱国主义史观。但这种政治化的历史处理在许多地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譬如如果义和团针对洋人传教士的暴力行为可被认为是一种“爱国主义”，那么如何认定在国家遭遇强敌入侵之际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客观上，太平天国显然削弱了政府抵御列强挑战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能甚至可以说应对中国的失败承担部分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教育早已成了一种自说自话(因而没有意义)的灌输。笔者注意到，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而拍摄的电影《鸦片战争》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没有按照正统模式处理林则徐和琦善等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52] 当然，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将这类很容易政治化与情绪化的主题作为他们的关注焦点。笔者注意到，美国社会很少在爱国问题上打“口水仗”，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诸如9.11事件后迅速激发起强烈的爱国情感。在这方面，政府和知识分子尤其需要自律，不应轻易诱导社会陷入某种思想运动;事实上，中国历史也证明，民众一旦在这类问题上“走火入魔”，确实是很容易“失控”的。政府至少应能从制度上保证，对于叛国罪的指控或影射，损害个人名誉的失实言论将受到法律追究;当然，根据言论自由的一般原则，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受到宪法保护。

[53]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200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54] “强权政治往往打着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美好旗号，以虚假的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历史传统来混淆是非，以抹杀真正的爱国情感中对于何为国家的自由主义追问。”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55]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并没有将爱国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事实上，本文先前已经指出，社会功利主义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体现，也是爱国的一种形式，而功利主义虽然未必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密尔(J.S. Mill)同时写了《功利主义》和《论自由》这两本最经典的著作，但两者显然是不可等同而语的。至少在逻辑上，可以想象出两种原则发生冲突的许多事例。参见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 28-29. [56]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结论可能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内在价值倾向所致。但如上所述，这个论点是不准确的。社会功利主义也是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但并不是自由主义。见Bruce Ackerman,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14-320. [57] 高全喜教授指出：“无条件爱国是一种变态，强调牺牲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绝对忠诚。共和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爱国是有条件的，其基础不是种姓，而是政治制度、自由正义和美德;这些条件一旦丧失，爱国情感也将随之消亡。”见“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58] 参见张千帆：“‘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性”，《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28-31页。

[59] 事实上，即使是“人民主权”这样的宪法概念也是具有误导性的。见张千帆：“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第3-9页。

[60] 诚如孟子所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当然，反过来并不一定正确;即使像孟子要求的那样奉行仁政，国家仍然可能遭到外敌的侵略甚至毁灭。例如法家认为，仁义在现代的现实政治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但似乎难以否认的是，在国力、人口、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同样条件下，以民为本的国家至少没有内忧，只有外患，因而更可能维持繁荣和发达状态，也更有能力抵御外来侵略。

第二篇：北大教授忠告

北大教授忠告：早睡早起+微信朋友圈控制在10人以内„

2017-09-12 人民日报(公众号)

9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了2017迎新典礼。典礼上，白建军教授作为教师代表致辞。在未名湖边长大的他，通过讲述身边四个普通却又不同寻常的北大人物故事，向全体新生传递了“在北大，任何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信念。

同时，他也为全体新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循序渐进，努力寻找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学习计划;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严明律己，方能取得成功。

大家好!今天，每个自动走进北大的新生，脸上都透着满满的兴奋、骄傲，还有一点儿小得意。其实，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就是这所学校的一个新生了。不过，是硬生生被弄进北大五院幼儿园的，一点儿都不觉得得意。

欢迎各位!

既是未名湖边儿长大的，我该为大家说说这湖边儿的人物故事。对北大人物，有的你们耳熟能详，我就不逞能了。有的，你们没听说过，我也不认识，北大太大了。你我都知道的，还是别乱说的好。剩下的，就是些你们不熟，而我略知一二的人物。

先说赵大爷。前些年在北大还能看见，办公楼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儿，穿着大襟儿的黑棉袄，扎着裤腿儿，脚上蹬一双回力篮球鞋。只要他想，随时可以在办公楼的石台阶上拍球，尽管旁边就是校长办公室。我小的时候，赵大爷是北大门卫，也是最不会好好说话的人。我每回从中关园进这园子来玩儿，就怕赶上赵大爷当班。“我，附小的，咱一单位的”。他还是死活不让进。“你小学的不回小学玩儿去，跑大学来干吗?滚!”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喜欢赵大爷，并痛下决心，将来我非得正规地走进这座大门儿。现在，我做到了。听说，赵大爷小的时候，校长要踢球，他是球童。六七十岁的年纪，自学完了四大本许国璋英语。

第二位，是我附中时的同学。他有一次翘课跑去偷枣。没撞见枣树的主人，倒得罪了树上住着的一群马蜂，结果脸肿得像脸盆那么大，比枣儿还红，整个人像个大头傻子。那会儿我们也有英语课，教“Gaoyubao works in the landlord courtyard”，于是他精力过剩，拿一本英汉字典，背一页，撕一页。书没撕完，被他爸打了一顿。现在，他定居北美，是全球华人圈里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前些年还回来给两院院士们讲课。

第三位，二十多年前，那天我们师生一伙人进监狱，调研。在监区，忽然从犯人堆里冒出一个，直奔我来，大声喊“白老师好”!弄得我很尴尬，你谁呀，当着这么多人!他说，他在北大听过我的课。打那次以后，再没联系过。可说来也巧，就前些天，一次经济法大型培训，我是学员，发现这位是授课老师。讲得还真不错，有理论，有实践的。他大概没注意到我，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过去喊他。天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

接下来的，就是著名的北大保安。那天我去农园吃饭，路边俩执勤的保安在聊天。一个说，“你那论文怎么样了?”另一个说，“嗯，资料收集得差不多了，正在构思。”天啊!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啊!我立马掏出手机，给我的博士生拨了个电话：“嘿!你论文构思得怎么样啦?!”

最后，常听用人单位说，刚毕业的北大学生最让人抓狂：你不会打水、沏茶也就算了，连个表都不会填。不过，三五年后，倒是北大学生显出来后劲，有想法，有创造力。

我说的这些北大人，都是普通人。掉进人堆里，平常得没法儿再平常了。偶尔，还有些具体的可气。但是，他们的故事，我们未必能有;他们曾经的、未来的骄傲，我们未必可能;他们的某些闪亮和伟大，我们甚至不敢企及。

各位，昨天，也许你真是everything。今天，别说学霸，就跟这些平常的北大人一比，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过是something。明天，没准儿有人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nothing。不过，千万别想不开。来和我分享一句话吧：不温不火，不作不做，敬天，敬地，敬小人——我们该向普通人致敬，也向我们自己致敬。

具体说吧，有几个建议:

首先，把人生目标调低一点儿。千万别用“大法官”、“大律师”这些大红大紫的东西搅和自己的人生规划，误了你在北大的美好时光。路走对了，走着走着，你就成大法官、大律师了。重要的是发现你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其实，大学教育就是激活学生体内已有的东西，而不是简单地传承或灌输。要是你学业走了一半，还没遇上让你心动、让你一辈子可以乐此不疲的领域，以及，跟这个世界说话的方式，那就不妙了。

第二，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儿。我敢说，下面这一条，多一半人做不到。这个最难做到的就是：早睡早起+把微信朋友圈控制在十人以内+拒绝以陪读为目的的表白。这个办法能不能把你弄成精英中的精英，我不知道。但试过的，都说好。

最后，学业上不妨在意点儿旁门左道：多接触些本专业以外的学问，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金字塔哪个更高?底盘越大的越高，你说是不是?其实，大学里，只有不到50%的课堂知识来自你的老师，只有不到25%的课内知识离开大学后仍然有用，只有更少的学生才明白，怎么学比学什么更要紧。好的研究方法，会让你受用终生。

好了，明年这会儿，你们可以端着点儿师兄、师姐的样子，迎来另一群高兴到糊涂的小师弟、小师妹啦。那时候，我可能正在楼上办退休手续呢。

就这些，谢谢!

第三篇：北大法学教授简介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北大法学教授简介

朱苏力

研究领域：中国法律 西方法律史 美国商税法 法社会学 美国法律制度 法哲学 法律经济学分析 比较法 比较法律文化

凯程考研集训营保录班,是全日制封闭式高三式，成立于2005年4月，是我国最早从事高端全科保过辅导的正规培训机构，由英语名师索玉柱教授、政治李海洋教授为代表的教研组组成。被学员一致公认业界授课质量最好，服务最到位，应试效果最显著。 凯程教育以“专业、负责、创新、分享”的办学理念，突出“高命中率、强时效性、全面一条龙服务”的特色，成为考研学子选择专业课辅导的首选。九年来已有千余位考生在凯程的帮助下顺利考取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中传等全国著名高校，引发业界强烈关注。

凯程考研集训营作为考研精品辅导的领航者，可以很自信的讲在业内始终保持着最高的考研上线率，一次性的上线率(含A、B线)已经接近95%。 最大亮点：

与其他机构不同，凯程考研集训营是名师小班授课的全日制考研特训机构，凯程考研集训营对英语、数学、政治都有被实践检验了的独一无二的教研和系统的方法。按高分计划辅导要求学员，在法学、法硕、金融、医学、艺术等专业具有压倒性的专业课辅导优势和经验，在清华、北大、人大、中传具备核心的院校资源和优势;优势专业和优势院校奠定了凯程考研集训营的高端品质。 机具个性化的辅导方案：

第

页

共

页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入学测试+每日测验+每周小测+每周计划+每周计划完成情况全部载入档案袋，详细掌握每一位学员的学业进展;根据学员细致的情况指导今后每一步的学习和10月份的志愿报考。

有考研择校问题，对考研复习不熟悉的地方，请联系凯程咨询老师。

简介：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美国麦克乔治法学院商法税法硕士，美国亚里桑那大学法律交叉学科研究博士， 1999 年— 2000 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2000 年 4 月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主要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1996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1999 )《阅读秩序》( 1999 )，《送法下乡》( 2000 )以及几十篇学术论文和书评

周旺生

研究领域：法理学 立法学 西方法理学研究

简介：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 立法学 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奖励。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大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吉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客座教授，中关村科技园区立法顾问。 1989 - 1990 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作访问研究。多次在香港和澳门作短期讲学。 1996 - 1997 年在美国伊利诺依斯大学作访问研究。 1995 年、 2003 年两次被评选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第

页

共

页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主要著作：《立法学》( 1988 );《立法论》( 1994 );《规范性文件起草》( 1998 );《法理学》( 2002 );

《立法学》( 2004 );《立法：原则·制度·技术》( 1994 );《立法学教程》( 1995 );《立法学》 ( 1998 、 2000 );《当代中国立法》( 1998 );《法理学》( 2000 );《法理学》( 2000 、 2003 );《立法研究》( 1 - 4 卷主编， 2000 - 2003 );《中关村立法研究》( 2001 );《法学概论》( 2003 );《中国法律制度》( 2000 );《地方立法质量研究》( 2002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张骐

研究领域：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法的价值、法律责任等;法律推理;司法先例制度;公民社会与法治;产品责任法

简介：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理学硕士、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访问教授， 2004 年 9 月- 2006 年 6 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03 年 8 月- 2004 年 6 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2003 年 1 月- 2003 年 7 月;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2002 年 7 月;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1999 年 10 月- 2000 年 4 月;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1995 年 8 月- 1997 年 6 月;

主要著作：《法律推理与法律制度》，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法理学》(国家级重点教材)，

第

页

共

页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沈宗灵学术思想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与沈宗灵、罗玉中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李贵连

研究领域：中国法制史 保险法学

简介： 1969 年湖北大学法律系(今中南 财经政法 大学)毕业， 1981 年北京大学法学硕士

主要著作：《沈家本年谱长编》台湾成文出版社，《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北大出版社。

贺卫方

研究领域：外国法制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

简介：法学学士(西南政法大学， 1982 )，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 1985 )，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1985 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 1995 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担任《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名誉或兼职教授。自 2000 年起指导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外国法制史和西

第

页

共

页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方法律思想史。

著作及译作：《新波斯人信札》(与梁治平、齐海滨、石泰峰等合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外国法制史》(与由 嵘 、张学仁、高鸿钧、杨联华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台湾版由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于 1993 年印行。《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与美国汉学家 Karen Turner 及高鸿钧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走向权利的时代》(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999 年修订版。《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 1998 年; 2003 年第 2 版。《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司法文丛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美国法律辞典》，美国 Peter G. Renstrom 编，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国 Harold J. Berman 著，与高鸿钧、张志铭、夏勇合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比较法律传统》，美国 M.A.Glendon , M. W.Gorden and C. Osakwe 合著，与米健、高鸿钧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比较法总论》，德国 K. Zweigert & H. Koetz 合著，与潘汉典、高鸿钧、米健合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修订版，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1 月。《比较法律文化》，美国 Henry W. Ehrmann 著，与高鸿钧合译，三联书店 1990 年。修订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法学卷》，与苏力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具体法治》，法律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英国法和法国法》，法国 R. David 著，与潘华仿、高鸿钧合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12 月版。《超越比利牛斯山》，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第

页

共

页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及学术短文总计 80 余篇。

武树臣(兼职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简介： 1978 年 2 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学习， 1982 年 2 月毕业留系任教，先后被评为讲师、副教授、教授。 1994 年 9 月被评为北京大学首批中青年学术骨干， 1996 年 6 月被评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2 年 4 月任系副主任。 1993 年 9 月在张国华教授指导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1996 年 2 月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1997 年 4 月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继续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招收和指导中国法史博士研究生。为香港回归培养法律 人才获 国家教委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997.10 )及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997.9 )，主持撰写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一等奖( 1996.12 )。

社会兼职：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会长( 1996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 1997.1 - 2001.4 )、第二届( 2001.4 - 2005.4 )委员，中国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 2001.7 )，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 2002.1 )。

研究成果：《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下)》，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8 月、 1987 年 1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3 年 1 月。

第

页

共

页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苏维埃行政法总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科技法律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法律文书写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嘉靖新例》(点校)，中国稀见法律典籍 集成乙编二册 ，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9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台湾汉光书局有限公司， 1993 年 10 月。《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基本人权总论》(译)西方人权学说(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4 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8 月。《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1995 年 6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 8 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鸟瞰》，大象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年 3 月。《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9 月。《武树臣法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9 月。《法学基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年 3 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中国法律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 3 月。《武树臣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 儒家

法律传统 》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9 月。《中国的法文化》，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9 月。《中国法律样式》，台海出版社， 2004 年 1 月。《判例制度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 1 月。《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 2004 年。在中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第

页

共

页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张建国

研究领域：中国法制史、清末与中华民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比较法文化。

简介：北京大学历史系史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法学硕士， 1990 年— 1991 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 1999 - 2001 年任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部兼大学院教授， 2001 年 10 月回国，

2003 年 4 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著作及译作：《中国法系的形成与发达》 (1997) 。《两汉魏晋法制简说》( 1997 )。《帝制时代的中国法》( 1999 )。(日)滋 贺秀三 ：《中国家族法原理》( 2003 ，合译)、

主要论文：已基本收进《帝制时代的中国法》一书(共收 24 篇论文)。《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法学研究》 1997 年第 2 期。《论西汉初期的赎》，《政法论坛》 2002 年第 5 期。《张家山汉简排序辨正》，《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6 期。

徐爱国

研究领域：法律史和英美侵权行为法

简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主要著作：《破解法学之谜——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学流派》，学苑出版社 2001

第

页

共

页

考研集训营,为考生服务，为学员引路!

年。《名案中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5 年。《英美侵权行为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西方法律思想史》(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主要学术论文十余篇。

姜明安

研究领域：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公务员法、国家赔偿法、外国行政法

简介：北京大学法学学士， 1987 年— 1988 年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 1991 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1997 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 2000 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行政法学》( 1986 年)，《行政诉讼法学》( 1993 年)，《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 1995 年，合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1999 年，合著)等著作 20 多本，论文 40 多篇。

第

页

共

页

第四篇：北大教授陈平原

北大教授陈平原:孩子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作者简介：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很重要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

2、“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

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

3、“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并不截然对立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4、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

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5、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第五篇：北大教授健康讲座原文

凉白开——放置不能超过3天，但是凉白开超过3天之后就不宜饮用。因为储存过久的凉白开会被细菌感染，并产生一种致癌物质———亚硝酸盐。因为产生的亚硝酸会影响红细胞的带氧能力;时间再长会产生亚硝酸胺易得食道癌、胃癌、肝癌。亚硝酸盐一旦大量进入人体，能使血液中的红血球失去携带氧气的作用，致使组织缺氧，出现恶心、呕吐、头痛、心慌等症状，严重的还能使人因缺氧而致死。

六种保健饮料：

绿茶——含有茶多酚抗癌，每天4杯防治癌细胞分裂;绿茶含氟用其饭后要漱口，使牙齿坚固没有蛀牙;茶丹宁能增强血管柔韧性;补充钾，防止夏天没有劲儿。西湖龙井;惠明茶;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信阳毛尖;等等。绿茶，又称不发酵茶。以适宜茶树新梢为原料，经杀青、揉捻、干燥等典型工艺过程制成的茶叶。其干茶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叶底以绿色为主调，

红酒——红葡萄皮含有逆转醇可以抗自由基(自由基，机体氧化反应中产生的有害化合物，具有强氧化性，可损害机体的组织和细胞，进而引起慢性疾病及衰老效应。)从而延缓衰老;抗氧化防治心脏病，防止心脏促停(30岁-50岁死亡率高于老年人，每两个人就有一个高血脂，心脏容易突然停博。注意过大过粘过硬食物容易突停。);还能降血压降血脂。

吃红葡萄可以不吐葡萄皮，白葡萄要吐否则拉肚子。但应洗净再吃防止吃进去农药。

(红葡萄酒每天不能超过50-100毫升，白酒10毫升，啤酒300毫升，小量饮酒健康之友。)

豆浆——牛奶含有乳糖，不易吸收，豆浆含有寡糖100%吸收，而且豆浆含有的钾钙磷镁不少于牛奶。且牛奶不含抗癌物质，豆浆含五中抗癌物质，尤其是叶黄铜专门预防和治疗乳腺癌。但也不必停牛奶定豆浆。

酸奶——维持菌群平衡可防病。注意酸奶应注意保存在冰箱里，有条件应长期食用。

骨头汤——含有脘胶延年益寿，吃完肉不要把骨头扔掉。 蘑菇汤——是促进免疫力最好的。

主副食、粗细粮、静动比例6：4(黄金分割0.618)。新生婴儿5个月之内母乳好，5个月之后应注意外加营养。

谷豆菜应多吃：

老玉米——防治高血压，动脉硬化。每五个人就有一个高血压。买点玉米面早上煮玉米粥喝很方便。

小米——健脾除湿、镇定安眠。晚上喝一碗小米粥促进睡眠。 荞麦——含有亚油酸，防治糖尿病，含有纤维素，不得肠胃病。

淘米水——碱性的，可以用淘米水洗瓜果蔬菜，农药是酸性的正好中和。 薯类——比如地瓜、山药、土豆、马铃薯。可以吸收水分、滑润肠管不易便秘;吸收脂肪、糖(防治糖尿病)、毒素。 燕麦——降胆固醇、降甘油三脂，对肥胖的糖尿病人和发育期小孩好。 芝麻——含铁较多。

豆类——中国人缺少优质蛋白。大豆行动计划：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大豆含有宜黄酮专门防治乳腺癌。

禁忌食物——松花蛋含铅不能常吃，臭豆腐含硫化氢损坏脏器，味精含有谷氨酸加热即变焦化谷氨酸，致癌，超过10克，影响生殖细胞。方便面含有防腐剂，葵花籽含有饱和脂肪酸影响肝功能。菠菜40岁以上不要吃，因为含有草酸辛没有抵抗力与钙结合使缺钙。猪肝1公斤含有400克胆固醇。烤牛羊肉，含有苯和荸都是致癌物。腌菜泡菜含有亚硝酸胺致癌不能长期吃。油条是明矾含有铝，损坏肾脏，影响记忆力。

胡萝卜——含有维生素A，养眼;还有一点抗癌作用;保护粘膜不得感冒;养头发，养皮肤，养粘膜。有美容作用。

南瓜——刺激β细胞产生胰岛素不易得糖尿病。 苦瓜——产生类胰岛素物质也不易得糖尿病。

番茄(西红柿)——需要加热才产生番茄素，番茄素抗癌。尤其抗妇女科癌症，如子宫颈癌;还抗前列腺癌和睾丸癌;其它还抗膀胱癌和胰腺癌。注意生吃不抗癌，所以要经常使用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

大蒜——要生吃，切片或捣碎，空气中放置15分钟后使其氧化，产生大蒜素，再食用。忌加热，若炒菜时放应在菜快熟时放。抗癌之王。

黑木耳——防治心肌梗死，比阿司匹林效果还好。(过年时应吃)

花粉(强烈推荐)——植物中最好的东西。(花粉是一种生命体，是植物传宗接代的精细胞，几乎含有植物的根、茎、叶、果实的全部营养成分，是人类史上完美的纯天然营养佳品。)不同品种的花粉有不同的功能，如降血压、软化血管、抗病毒、调节内分泌、防治习惯性便秘、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减肥、减少脂肪、减少血脂等等;对前列腺增生的治愈率达97%;花粉还有美容、去斑、去皱的作用。生产花粉的工艺包括破壁、消毒、脱敏等高科技程序，所以需要购买有品牌的产品，质量才有保证。适合的人一定要坚持食用。

螺旋藻——21世纪最优质蛋白、营养价最全面最均衡的碱性食品。可以降血压降血脂，防治心脑血管疾病;为糖尿病人补充蛋白，维生素，稳定血糖，防治合并症;促进溃疡病愈合;治疗肝炎;含有藻辐康可抗辐射;抗氧化、抗病毒、抗肿瘤、提高免疫力。

血癌由于家用电器，尤其微波炉辐射面7.5米以内。房屋装修甲醛，半年后入内。小孩子癌症发病率较高应注意预防。多喝绿茶，萝卜抗辐射。

有氧运动——国内外最经济最有效的运动方式。其定义为运动后能增加氧气的吸入，运输和利用的运动。耐久性运动。中等强度，有一点气喘。运动量每天最好不要超过1小时。每周3-5次。比如散步和慢跑、游泳起自行车、爬楼梯、健康舞。放风筝等等。不要一心二用。不要促停。不要马上喝水和洗澡。

锻炼时间——9点以后开窗户。早上不要锻炼，尤其老年人早上不能剧烈锻炼，可以散步等。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较浓，还有一些有害物质沉淀，下雨和有雾的时候也不要锻炼，因为雾是细菌和微生物的载体。午觉应在饭后半小时，睡一小时左右。晚上开始睡觉应在十点到十点半。睡觉前最好洗个热水澡，帮助睡眠。

良好心情——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若不得不生气请不要超过五分钟。应学会躲避、转移和释放。要多笑。心情不好应该发泄、尤其男生要哭出眼泪。

听说今天下午许多同志要看球。我想比球还重要的是人的健康。有句格言说：地位是临时的，荣誉时过去的,金钱是身外的，只有健康是自己的。许多人不理解这个问题。愿意借此机会想大家传达信息。

我刚开完人大政协会议，海军总院院长代表医务界向大家做一个宣讲。题目是：当前我国人民健康值得担忧。这里提到几个数字可以看出问题，第一个根据我国体育局，教育部。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从98到2000年3年来的测定，我国人平均身高降低了3公分，体重增高了3公斤，这个现象很不正常。从这个现象里能派生很多的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6年来。现在职的科学家平均死亡年龄是52.23，这个数字值得警惕。大家知道不算学前教育，小学6年。大学3年。硕士3年。博士3年。博士后3年，都念完了到点了。陈景润、张广厚他们都是一流的数学家，50岁死的。还有其他很多科学家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如果这样培养科干部我们怎么科技兴国呢?都念完了到点了。大概和我们没个人都有关系。北京最近做了个调查。国家每2个人就有1个高血脂。5人一个高血压。5个小孩1个小胖墩。联合国一再提出：无知是健康的杀手，无备是生命的隐患。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既无知也无备，所以很危险。最近联合国表扬了我们的邻过日本。战后他们是寿命冠军，他们女士的平均寿命87.6.。男82.4，都超过80岁100岁以上的人超过5000人，所以他们80多岁能到我们这里旅游。根据我国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据，50年我们平均寿命35岁。60年57岁。以后***没有统计。最近是67.8岁。这个数字和日本比差20岁。是一个东方邻过，差1.2年没什么问题。但是差20岁这就说不下去了。这里面反映一个问题说明我国大多数人不重视保健。所我们的潜力很大。过际上有个标准。我曾经问过北大学者人应该活多久，可我们的很多学者都糊涂了，他告诉我5.6十差不多了，我们都差不多了。有人更奇怪，说管他呢，撮合着，他对健康毫不负责任。就因为这种思想妨碍了很多人的健康。联合国有规定被世界所公认的，是生长成熟期的5—7倍，什么是生长成熟期，应该是20—25岁。所以应该最少100岁，上限到175岁。根据我所知道。很多人都超过这个数据。英国一个今年整整209岁。11个王朝，人家还活着呢，你要不信你打个电话问她一下。罗马尼亚有个104岁的老太，这个不奇怪。奇怪的是她90岁时候生了个健壮的胖娃娃，你不信的事太多了。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信息。你觉得这个不是，那个不信，那你信啥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纽约，我参加张学良的100寿辰。他一进门。大家吃了一惊。因为他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楚，很多人问他：少帅你怎么活这么久。他的回答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不是我活的久而是别人活的太短了。我想这句的意思是你活的短还嫌我活的长。在北大有人问我。你活这么长干什么。那我问他。那你活那么短干什么，不羡慕人家活的长。你要知道，咱们把学业完成了就活结束了。怎么对得起国家。比如在美国我见到宋美龄、陈立夫，他们都活者，这个陈立夫是快不行了。但是他们都超过100岁。他们能活为什么我们不能，他们总结一句话：他们都会保健，我回国以后我发现很多人不听保健课。日本人所以是寿命冠军，就是因为他们重视保健。他们以社区为单位，每月一次的保健课，你没听必须要补上。美国是每次100美圆，而且人挤不动。我回国第一个感受是去成都，很多人不听保健，说保健有什么听的。还不是早起早睡身体好。他们把保健看的很简单，还提的问题特别奇怪。问我发不发红包，给不给奖品。我不明白，你听保健课还要红包。你说我一分钱不要你还要我的红包。

下面谈下如何保健，最有名的是维多利亚宣言。他提了三个里程碑。是平衡饮食，有氧运动，心理平衡。三条永远不变，但是内容老是在变。所以我们保健要不停的学习。我们很多年不讲一次，讲一次还不来。问他为什么不来，他说是没有时间，你怎么就那么忙啊。一个半小时都没时间，但是你总有时间住院。非常奇怪。工作怎么就那么忙?尤其是我们的领导，就不听保健课。我们的群众现在还听点，不客气的讲谁不听谁倒霉。为什么。因为变化太大了。不信你仔细听。不是你想的那样。

饮食包括饮，食两方面，饮就是饮料了。我在北大问过学生。什么饮料最好。学生都讲。可口可乐，公司都不承认，联合国也不承认，我们自己承认。所以联合国说不要死于无知。我们大多数人死于无知。我还要顺便说。从医学说大多数人应该老死不是病死。但是现在有个反常的现象就是大多数的人都是病死的而不是老死的，很少听到有人老死。出生你不知道，但是死亡你是知道的。而且非常痛苦。我在医院干了40多年，医院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去死，就是邻死了还要打强心针。本来老死是很自然的规律，睡觉一下就死了。所以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力争老死，。不要病死。

下面我谈下饮食问题。饮料谈的很多。凉白开水放的时间不能太长，如果放了三天以后就可以产生亚硝酸，而亚硝酸最大的问题就是影响了红细胞的带氧能力，所以我们会头昏眼花，恶心，呕吐;很多人到医院看医生不是因为他有病，是喝凉开水喝的。时间再放长一点跟氨结合变成亚硝酸氨，而亚硝酸氨是促进得食道癌，胃癌，肝癌;所以喝凉水喝的不对还要得癌症;还是属于死于无知;就是无知啊。很多人很懒的。烧开的水喝了一个多礼拜还在喝呢。国际上公认的饮料有6种，要有防病治病，有保健作用。国际公认饮料一是绿茶，二是红葡萄酒、第三是豆浆、四是酸奶而不是牛奶、五是骨头汤、第六是蘑菇汤，大家知道为什么是蘑菇汤呢，因为蘑菇汤是提高免疫力的。有些人老是生病呢，因为免疫功能不行，而蘑菇汤是最好的提高免疫机能的东西。为什么要提骨头汤呢，皇帝内经提到骨头汤里面可以延年益寿，为什么可以延年益寿呢，因为它含有脘胶，德国有个营养学家，他写了本书叫《被遗忘的角落》。他说很多人吃肉。吃完了把骨头给狗吃了。让狗去延年益寿。所以我们要知道，世界发达国家都有骨头汤，而我们没有。根据调查我们现在苏州南京已经有了，北京还没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喝酸奶，欧洲酸奶消耗量非常大，国内很少。现在研究清楚了，酸奶是维持菌族平衡的。它能消灭有害的细菌，助长有益的细菌。所以他是防病的，而牛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喝点酸奶。现在宴会经常当他做饮料，欧洲也经常拿他做饮料。很多人并不知道，豆浆的问题我等下在后面谈，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绿茶，一个是红酒的问题。这个绿茶的问题呢。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国际会议上要提出来呢，而且是欧洲提的，因为欧洲人喝咖啡，但他不提咖啡，因为他们是以科学态度看问题的，绿茶里头含有茶多酚，而茶多酚是抗癌的，茶多酚是最好的抗癌物质，茶多酚是在绿茶里，大家知道茶文化在我国最浓厚，兴与唐盛盛于宋，唐宋已经很有名了，很多皇帝都是喝茶有名的，尤其是乾隆，乾隆一辈子喝茶是所有皇帝里面最多的，他一天喝三遍茶，早中晚，他茶碗的茶垢必须老工给他刷，史记上记载，85岁高龄，他想让位给嘉庆，老丞跪下来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他的回答是君不可一日无茶。你说他喝茶喝到什么程度了，可是这个皇帝在235个皇帝里面他寿命最高，他外号叫老寿星，89岁死了。在那个时候人到70古来稀，所以他是老寿星，我们这个时代他赶不上，大家知道，最近吴阶平委员长已经接受了联合国的寿命的指标，被世界所公认的，大家应该知道一下，现在世界上公认的寿命的指标是45之前是青壮年;45-60为中年;61-75为中老年，老年前期，准老年，还不是老年;76-90为老年。我看了看，包括我在内，咱们全不是老人，我每次讲课确实有人精神焕发，不是我讲的好，他刚知道他是青壮年，你45是青壮年都过不去，好多人刚到40岁他不行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不行了，你差的太远了，你应该了解国际形式。我不再多说了，下面说说绿茶有茶多酚说你有证据吗。有，日本最近做了研究，他们说如果一天喝4杯就可以使癌细胞不分裂，即便分裂也可以活9年以上，所以日本开展了一个一杯茶运动，从小学开始每天一杯茶，可是我们很遗憾，到现在我们的小学里面包括老师还不知道，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世界上已经很风行了，那么现在北京有一条街，叫马莲道，这条街整个卖茶叶的，外国人都去了，但是中国人很少去，各位你们有空去看看，我特意去了趟，好多外国人去了，可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客观上已经存在了，所以我感到是一条很好的一条风景线，对我们保健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现在很多青年人你问他他就可口可乐，你问老年人，他说我喝红茶，红茶加面包曾经在欧洲流行过，但是他现在不流行了，因为他没有保健作用，现在他跑到北京来了，并且还喝起来没完。老北京他更加有意思，你问他喝什么，他说我喝茉莉茶，我说你为什么喝茉莉茶呢，他说那玩意儿香。我说，你要香，我建议你喝香油。为什么，我们现在最怕的是癌症，喝茉莉茶他没有这个作用。所以我给你说，得癌瘤的情况在北京挺多的，我看跟喝茉莉茶有关系，干吗非要喝茉莉茶，你现在得了癌瘤谁能治，绿茶他就防癌的，他也不费什么事。他还有第二个作用，你问卖牙膏的，药膏皮上写着本牙膏含有氟，其实绿茶里面含氟做多，苏东破在他的东坡杂记里面说，每天吃完饭拿中下等茶漱口，我的目的是坚固牙齿，日本人给他发展了，不但坚固牙齿，还杀菌，所以到老了不但坚固，还没有虫牙，但是他那茶水漱口就这么简单，咱们的人不要说拿茶水漱口，就是连白水漱口他也不漱，不信今晚咱们调查下，吃完饭就走，他连漱口都不漱，他更本不懂，你要知道，所以他到30多岁就掉牙，50多岁就镶牙去了，现在医院里头牙科最忙，牙科里面镶牙师最忙，你想那是原装的吗?就那样很多人还镶不上呢，很多岁数大的人在那里喝粥呢，你想能健康吗，你和人家欧洲不能比啊，人家雪白雪白的牙，现在可好，30多岁都掉牙了。物理消化没有了，只剩化学消化，你想能长寿吗，生活质量能高吗。难办吗，不难，但是就要从你们这个年龄开始，等到70.80岁开始保健，已经到点了，现在年龄很是个宝啊，是要从你们这里开始的，还有一个，他有茶丹宁，茶丹宁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其实茶丹宁是柔韧我们血管的，很多人一到岁数脑动脉硬化，非常容易破裂，那天有人说梅兰芳让他儿子给气死了，我当时没有调查，现在我想呢，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喝绿茶，所以我现在就早早的喝上了，为什么呢，有时候别人不气我，我还自己气自己呢，岁数大了你早点喝，喝完了这个血管柔韧性好，你拍桌子瞪眼睛多少回他也不会破，为什么，你要是破了谁能治。一个脑出血谁能治。到时候你就拄个拐棍满街走，痛苦不痛苦啊，我现在就不破啊，为什么，我的血管柔韧性好。还有一个特点呢，平常夏天我们钾低，出汗多，所以老觉得没劲。这个喝茶呢他把钾给补上了。所以茶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只是简单的说几项，其实他的好处远不止这几项。他的内容很多，我说大家记住这两句话：你慢慢的品，慢慢的尝。还能品出人生的真谛来，说的是有点悬乎，可是你预备点绿茶喝点没什么坏处，但我得声明，我和卖茶的没什么关系，我这个是联合国说什么我就传达什么。咱们国内还有个毛病，就是说什么就怀疑有什么关系，我和谁都没关系，我在北大是血液科教授，不过我在美国参加了参加了很多联合国的会议，第二个就是红酒的问题，红酒就是红葡萄酒，近5.6年才知道，这个红葡萄皮上有个东西叫逆转醇，他起码有4个作用。第一是他是抗自由基的，抗自由基就是抗衰老。我们人为什么会衰老。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是世界公认的衰老学说。他对抗DNA，对抗蛋白代谢，所以人表现出衰老。人如果要延缓衰老，就要抵抗自由基，什么能对抗呢，就是逆转醇，而逆转醇在葡萄皮上，现在已经搞清楚了，所以在欧洲，男女老少都喝红葡萄酒是这么来的，根据医学来的。有人说，这下可好了，咱们喝吧。联合国都说了。我告诉大家。联合国从来没有告诉你让你喝酒，人家是怎么说的，对酒量提的很严格，红葡萄酒每天不能超过500毫升，白酒不许超过10毫升，啤酒不许超过300毫升，人家没让你放开喝，的出8个字的结论：小量饮酒，健康之友。而且要注意小量两个字。人家谁也没让你随便喝。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红葡萄皮有什么作用，皮上的逆转醇对抗自由基，对抗衰老，第二是抗氧化剂，可以防止心脏病，能减少1/2。第三，防止心脏突然停博。我们医学叫猝停，现在我们死亡率最高的不是老年人，是30-50岁的人，为什么，每2个人就有一个高血脂。高血脂的作用就是使心脏突然停搏，你没有心脏病，他也可以使心脏停搏，前几天我们到师范大学聚会，有一个博士后35岁，早上活蹦乱跳的。到中午就没了，什么原因，抽出来的血是乳糜状的，血脂太高，血脂高可以使心脏停搏。所以年龄是个宝，应该画问号，看什么年龄，什么情况是个宝，35岁死了博士后也白念，胡吃海塞根本不懂营养。还有一个病例，她在街上买了一个有大又硬的又粘又热的大年糕，回家以后让她老妈妈快点吃，她妈妈刚吃几口就躺下了，背着老太太上附属医院，我们没有抢救过来，后来我们问她你为什么给她吃这个，她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再声明，食物可以引起心脏停搏，第一任铁道部长就是这样死的，不管你级别多高，所以过大过粘过硬过热的东西可以引起心脏停搏的，是不是死于无知啊，她妈妈如果不吃这个，起码还能活20年，她的亲女儿害死她了，她不知道啊，还是死于无知。所以这个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了。

还有一个早晨锻炼，很多人很盲目的锻炼，我在美国斯坦福待了6年，但是我没有看到人家很多人早上锻炼。到晚上大部分人都在外面，我回国以后发现，好家伙老头老太太早上5.6点就起床锻炼了。等到晚上一看，一个也没有，都回家看电视去了，这个怪不怪呢，这个有个误导，认为反正早晨我锻炼了。可是盲目的锻炼不行啊。现在我们没说年轻人早上不能锻炼。可是老人早上不能锻炼。因为生物钟的规律。早上体温高。而且基础体温高。尤其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要比往往高4倍。所以我们的心脏多少有点毛病。这时候非常容易停搏。所以我们不建议老年人早晨锻炼。可以散散步，打打太极拳，练练气功，这都可以，但不能是剧烈运动。还有一个我们有教训，98年我开展长跑运动，踞我所知已经跑死4个老头了，再跑不定谁倒霉，党委组织大伙爬香山，说谁爬的越快活的越长，这是谁出的主义，领导的无知更加糟糕，所以我想不要组织这个了，不定谁爬死就麻烦了，因为早上我们反对剧烈运动，所以好多知识我们要注意。但是红葡萄上有逆转醇可以防止心脏突然停博。还有一个他能降血压，降血脂，所以起码有这么四个作用。所以红葡萄就很受欢迎，我们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受欢迎，它是从医学来的，所以男女老少都来点红葡萄酒，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红葡萄酒喝是可以喝，但是不能喝的太多。在香港开会的时候很多人提出来我不会喝酒怎么办，医学会主席奥得曼做了解答，说你不会喝酒难道你不会吃红葡萄吗?吃红葡萄可以不吐葡萄皮吗?所以第二天香港日报就登出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是北京人说相声说的，实际这个话记者写的有毛病，吃了白葡萄拉肚子找谁去。人家说的是红葡萄。大家注意，今天听课的人都会买葡萄。没听课的让他吃白葡萄去吧，谁让他不听课呢。我说有人就是不重视保健，一个半小时没时间，他总有时间住院。

还有人提出来我没钱怎么办。我还要说两句，在联合国已经统计的全世界最健康长寿的地方都是无钱的地方。巴基斯坦的罕萨，第二是前苏联的高加索。第三个厄瓜多尔的比尔卡旺巴都是没钱的地方，而且都是长寿的地方。有人说你说的是外国的，中国也有，在海南岛的三亚市(其实我认为广西巴马应该是一个。可能太偏远了，教授不知道)，他们100岁以上的人已经有800多人。一个南山小区96个人100岁，你看得了吗?得了三条经验，第一条劳动者。第二条杂食者。第三条乐观者。没条是有钱人。有钱好不好，鸡鸭鱼肉，玉米白糖，吃的脖子粗，将军肚，还有人说这真有派。我告诉大家，我们医学会已经统计完了，很难越过65岁，为什么因为他是酸性食品，我们人体需要弱碱，什么是弱碱，蔬菜水果。所以那天我们开玩笑说***犯不用枪毙，吃都能把他吃死。他根本就不会吃，还是我们挣工资的好，规规矩矩的，还长寿。你以为吃的越多越好，没那回事。下面谈谈我们在食物上注意什么呢，在食物上在旧金山开了个会，认为食物有两大类。

分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植物性食物什么最好呢，那就是亚洲金字塔，什么是亚洲金字塔，是谷豆菜，谷类豆类菜类的一个金字塔，当时好多人认为是错误的，尤其是美国医生，他说中国人已经不吃谷豆菜了，已经吃我们的汉堡包。当时我有点不信，因为我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我没看到有很多人去麦当劳去，他们的快餐店很多，他们叫汉堡包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叫垃圾食品，所以他们不去吃，是给领生活补助的人吃的，从国外回来的人很少吃这个，长期吃麦当劳的人他的体形会有变化，上下细，中间粗。可我回国以后还真是这么回事，我也去了趟麦当劳，结果楞是把我挤出来了。你说这麦当劳多厉害，麦当劳老板我认识，他说一人吃一个就行了。他一年拿走20多个亿。你的承认人家有优点，简单干净环境好，他的缺点也很大，你要长期吃这个肯定出问题，将来可别找我减肥，太难了。所以现在我们的饮食有问题，2个人就有一个高血脂，他是高热量的东西。对我们人体不是都有利。现在人家提谷，在国际会议上第一个提的就是老玉米，人家没有提大米白面，为什么提老玉米，原来欧洲做了次普查，发现原始的美国人就是印地安人没有高血压没有动脉硬化，什么原因，他们吃老玉米吃的，从这里面发现问题，为什么吃老玉米就不得高血压呢，原来含着大剂量的卵磷脂，所以现在很多人买卵磷脂防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我们现在北京人每5个人就一个高血压，你还不吃啊。在美国一个老玉米2.5美金，在我们这里1快人民币，多便宜啊，但是我们很多人不了解，也不吃，所以从那次会议后，拉丁美洲到美州，欧洲，直到亚洲，甚至非洲，很多有条件的人都吃玉米了。广州早点都吃玉米粥，从那时侯开始我也开始吃玉米粥了，在美国时候我就买玉米面，放在水里面一煮，非常简单，每天一碗，我今天早上喝完玉米粥才来这里的。一天不拉，我已经喝了5.6年了，我今年70多岁了，但是我个人的感觉体力充沛，精神饱满，而且嗓音洪亮，低气十足，脸上没有皱纹，什么原因喝玉米粥喝的。我在北大讲课前面一排全是教授，第二天全喝起玉米粥了，人家谁傻，人家比谁都不傻。去年7.8毛一斤，年底1块。最近我又问了，1块2少一分不卖，你看看，要喝赶快喝，等后面说不准还脱销了。很奇怪啊，盛产玉米就在北方，但是北方人不吃玉米。这是国际会议定的，千真万确。还有一个荞麦，不得糖尿病，我22岁当实习大夫在中央人民医院，那时候没有见过糖尿病，现在可好排着队就来了，一个时代没过呢，什么原因啊，就是吃的，遗传因素微乎其微，所以我们应该总结教训，糖尿病完全可以不得。荞麦为什么能防糖尿病呢，因为荞麦里面含有亚油酸，亚油酸可以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降。还有百分之十八的纤维素，可以不得胃肠道癌。他的纤维素含量最高。所以日本刚开完会就提出三高两低，高新鲜，高纤维，高环保。我们很多人还愁污染呢，人家日本提出来了，把淘米水留下，把所有的蔬菜水果，放在里面一涮，然后水管一冲，一点都没有污染了什么原因，因为他是碱性的，所有的农药和污染物都是酸性的，一中和什么都没有了。人家这方法特别高明，美国也学走了，我们还放点药水在那里涮呢，涮完药水中毒了。你用淘米水那是碱性的一点都不中毒的。

下面谈谈薯类，就是山药，土豆等都属于这个范围，他的好处呢就是能吸收水分，滑润肠管，所以很不容易便泌。尤其是三吸收，吸收脂肪可以不得肥胖症，吸收血糖可以不得糖尿病，吸收毒素可以不得胃肠道炎症。所以现在农村的人代谢病很少，而我们城市人吃的很少。美国呢他们薯类的点心很多。还有个燕麦，我就说一句话，降胆固醇降甘油三酯，对谁好呢，对糖尿病，特别是肥胖的糖尿病人非常好。还有对小孩发育期，燕麦粥，燕麦片。欧洲很普遍，最出名的是英国的撒切耳夫人，他还写了本书专门写燕麦。还有一个小米，我本来不想谈小米，但是我回国一看，很多人不吃小米，问为什么不吃，回答说那玩意是座月子吃的，告诉大家，本草纲目里面写到，健脾除湿，镇静安眠。所以现在很多人睡不着觉，成天吃安定，中国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有两个教授吃完安定睡过去就没醒过来，已经死了两个有名的医学教授了，所以北京日报登出来了，安定并不安定。所以有人找我开点安定，我劝他不要开安定，喝点小米粥吧，结果第二天就跑来找我了，说我昨天喝完了怎么还是睡不着觉，这就是有毛病，平时不保健，一保健就想立竿见影。我现在改了，早上一碗玉米粥精神焕发，晚上一碗小米粥忽忽大睡，吃什么安定呢，我到农村普查过，那农村老头老太太不知道什么叫失眠，躺床上就睡着。所以有人提到丢掉了亚洲金字塔，检起了垃圾食品。下面要提到最近日本提出一个东西—芝麻，芝麻是最有益的传统食物，含铁两比较多，适合各种年龄。

下面再要谈到一个豆类食品，豆类是教育部和体育部联合普查的结果，发现我们小球老赢，但是大球总是不赢原因呢，是我们缺乏优质蛋白，缺乏优质蛋白影响第二代。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计划叫做大豆计划。内容很简单，但是现在还是好多人不知道，这是全民行动，叫做：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人家美国宣布8.15号全国豆腐节。8.15号全跑去吃豆腐了，我在罗衫机参加了一次，2.3百万人参加，他们说他们不缺优质蛋白，豆腐里面含有胰黄酮。胰黄酮专门防治乳腺癌，我们这里天津北京距离这么近，但是天津乳腺癌少北京乳腺癌多。调查发现天津到处都是豆腐脑豆浆，早餐非常科学。可我们北京的早点是五花八门非常乱，卫生部为了北京的早点提出十种早点不能吃，第一，松花蛋他含有铅，容易铅中毒。第二个臭豆腐不能常用，因为呢臭豆腐含的HS太多，对脏器不好。所以王志和臭豆腐责令停产。第三是味精不能常用，而且味精最怕加温，他里面含谷氨酸，一加温就变成焦化谷氨酸，是致癌物质，味精超过10克就会影响生殖细胞，即精子和卵子。所以怀孕时候吃大量味精，就会使胎儿各种畸形。兔唇，先天心脏病，大脑发育不全等。美国日本都立法，谁吃味精谁犯法。鸡精都比他好点。味精不是不能吃，要少吃，偶尔拌个凉菜也可以。200多种调味品为什么就要用味精呢?第四是方便面不能长吃，方便面本身就含防腐挤。第五是葵花籽，他是不饱和脂肪酸，影响肝功，而且容易发胖，所以有些女孩子减肥就喜欢吃葵花子，减什么呢，越减越肥。第六是菠菜不能常用，因为菠菜含铁所以过去主张用，但是现在发现40岁以上不要吃菠菜，因为他是草酸，他在体内和锌结合变成草酸锌，使人缺锌，降低人的抵抗力，和钙结合成了草酸钙，使人缺钙，所以40以上的人我们不主张吃菠菜。还有一个是猪肝，含胆固醇最高，所以不要吃或者少吃。第七是烤牛羊肉，因为含有笨和芘，都是致癌的。第八是淹菜也就是泡菜，少量吃可以，但是长期吃，他含有亚硝酸氨。还有就是油条，他含铝，可以损坏两个脏器，肾和脑。特别是记忆力。统计过有的人40岁就老年痴呆，是吃油条的结果。少吃点油条防老年痴呆。还有牛奶，豆浆，你们说牛奶好还是豆浆好，咱们说了不算，联合国说了。牛奶里面含的是乳糖，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不吸收乳糖。亚洲人百分七十不吸收。他是白种人的饮料，不适合我们中国人，我们黄种人喝豆浆好。豆浆含寡糖，我们百分百的吸收。而且豆浆的K，Ca，P，Mg不少于牛奶，牛奶没有抗癌物质，豆浆里面含有5种抗癌物质。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豆浆的价值。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菜。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第一个讨论的就是胡萝卜，因为胡萝卜是养眼食品，如果你晚上看书看不清楚，那就是缺乏维生素A ，维生素A就在胡萝卜里面。常吃胡萝卜的人眼睛好。在美国被叫做美容蔬菜。他说养头发养皮肤养黏膜。一个人头发皮肤黏膜好，当然没问题。其实美容本来的意思是要内外和谐，但是现在好多人不了解，只是单纯的化妆，是不正确的。现在人家欧洲有大量的胡萝卜糕点，因为他不怕高温。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胡萝卜糕点。第二个是南瓜，南瓜是白颜色的没有条纹的，南瓜可以引导胰岛素的正常分泌，所以常吃南瓜的人不得糖尿病。还有苦瓜产生类胰岛素物质，所以吃苦瓜的人也不得糖尿病，所以现在糖尿病现在都在城市。还有一个就是番茄，国际上为什么要讨论番茄呢，其实番茄就是西红柿，美国红十字会给我们吃番茄宴，目的就是要重视番茄。因为现在得出结论了，他是抗癌的，主要抗妇产科癌，子宫癌，卵巢癌，第二是抗男同志的癌，就是前列腺癌，睾丸癌。还有膀胱癌，胰腺癌。番茄怎么吃呢?有人说就生吃，还有人说切成片在放点白糖，然后再喝点啤酒，如果这样吃那纯粹是白吃了，一点没作用。因为番茄本身不抗癌，番茄素是抗癌的，而番茄素在番茄里面和蛋白质结合在一起，而且周围有纤维素包裹，他不释放，所以你生吃没作用。必须要加温，怎么加温呢，没人直接拿个西红柿加温的，都是和别的东西一起加温的。和谁最容易合作，和鸡蛋，所以西红柿炒鸡蛋很出名。还有番茄汤也可以，只要加温他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大蒜，大蒜怎么吃呢。我刚说完就有人说要加温。你怎么什么都加温呢，大蒜加温等于零。很多人不会吃大蒜，一瓣一瓣的吃，还说能防癌。结果没多少天他先的癌了，什么原因?他不会吃。那你们知道怎么吃蒜吗。因为大蒜不身不抗癌，抗癌的是大蒜素。而大蒜素怎么出来的呢，必须把他切成片，放在空气里面15分钟，和氧结合产生大蒜素。国际上都知道了。不信你到5星级宾馆看下，就没有大瓣蒜给你，都是切成片给你送来的。不会吃等于白吃。必须要生吃，也不要怕有味，可以少吃点花生米，还可以吃点山查去味，还可以嚼点茶叶。他是抗癌之王，有四大作用，他是广谱抗菌素，有些肺炎病人怎么也不好，但是大蒜素一点滴马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