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法治文化范文

2022-05-30

第一篇:企业法治文化范文

创新安全文化建设模式提升企业安全法治水平

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暨2015年度全国安全文化建设推进会在京召开

2015年12月19日,在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文化课题组、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主办,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协办的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暨2015年度全国安全文化建设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新常态下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新特点,深入探讨了面向十三五发展新时期,如何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用文化力量推进安全生产法治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作了题为《实施十三五安全生产发展战略,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的主旨报告。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向大会致辞。国家铁路局安全总监、安全监察司司长宋桂玉,国家核安全局核电安全监管司司长汤搏,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副巡视员金思宇,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副司长金鑫,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机关党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总局宣教中心原主任金磊夫,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原副巡视员李世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施工安全监管处王天祥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大会。开幕大会由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华锐主持。大会宣读了《中国企业安全文化模式课题研究及创新示范活动的表彰决定》,发布了一批全国安全文化建设标杆企业。

第 1 页 共 5 页 张鸣起在讲话中指出,安全生产大于天、安全责任重于山。安全生产问题不仅是经济领域里的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而且早已经成为政治和社会领域内,关系广大职工生命健康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生命的一件大事。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强化安全文化尤其是安全法治文化建设这一核心。在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建设中,抓住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这一根本,按照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经济的要求,坚持良法善治,把加强安全法治文化建设作为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强化安全法治观念、思维、价值、理论研究,规范安全生产行为和行为习惯,不断提高安全法治水平和能力,为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黄毅在报告中指出,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也是实现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攻坚阶段。要坚持以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改革创新。要坚持依法治理,深入贯彻《安全生产法》,加快建立规范的安全生产法治秩序。要坚持预防为主,把工作的重心转到隐患排查治理上来,建立完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坚持文化引领,广泛开展安全文化建设,强化红线意识和责任意识,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安全文化理念,学习推广国内先进企业在安全文化建设上创造出的新鲜经验,推出更多独具特色、富有企业个性的安全文化建设模式,让安全文化之花不断结出丰硕的安全发展之果。

孟凡驰认为,安全文化是安全生产工作之魂,是安全方式和安全手段之源。安全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能够丰富一个企业的文化内容,成为企业整体的文化生长点。有相当一些企业,安全制度非常详尽,

第 2 页 共 5 页 但仍未实现理想的安全效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重流轻源,舍本逐末,轻视了安全文化建设。如果安全文化理念缺失,企业领导对诸如企业存在的终级意义、人本和物本的价值选择、数量和质量优先原则等重大问题,就会缺乏理性思考,进而就难以把握安全和效率的关系。

宋桂玉表示,此次开展安全文化专题研究和会议推进工作,将安全文化建设纳入国家层面,统筹规划,整体推动,起到了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促进了各行业安全文化建设的深化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介绍,铁路系统始终把安全责任作为重大的政治责任,把安全工作作为重中之重;铁路企业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了我的安全我做主、一点不差、差一点不行等特色安全理念,广泛采取教育培训、考核激励、劳动竞赛等方式,积累形成了西安铁路局襄渝线巴山工务车间巴山精神等特色安全文化,涌现了郑州铁路局太焦线孔庄线路工区铁路养我一辈子,我养铁路一辈子等感人事迹。

汤搏介绍了国家核安全局开展的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安全文化宣贯活动等,以及核电企业在安全文化建设中创造的安全政策声明、安全震撼教育、明星自检工作模式等特色做法。他认为,安全文化不能简单的口号化;不要把安全文化简单等同于个人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养,企业机构层面的组织架构、责任分配、接口、程序化、安全资源的配置等,也是安全文化的重要基础;安全文化也不只是企业的事情,而是需要国家、安全监管部门和企业共同推动,监管当局和企业之间应该形成开放、平等、互助的关系,建立简明的监管模式;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根据不同员工群体的具体特点,分类施策,不能上下一边粗。

第 3 页 共 5 页 金思宇认为,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具有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加大安全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等亮点,新法还专门补充了安全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现了与时俱进、依法行政的法治精神。他说,国务院国资委将安全文化作为重要的专项文化进行研究推动,要求企业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安全生产有可靠保证的基础之上,培育安全理念、安全制度、安全环境和安全行为四位一体的安全文化,建设本质安全型企业。在此指导下,中核集团、中国石化、神华集团、中粮集团等中央企业,在实践中形成了很多先进有效的安全文化理念和建设方法。

大会推出了依法治安、管理强安、科技兴安的重要成果《安全生产法》LEMS软件,发布了《中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模式研究报告》、《中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和《中国企业安全生产新纪录榜单》、《大数据在安全生产法贯彻落实中的应用》等重大研究成果,李世华、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联络部主任郭仁林分别对部分研究报告的要点进行了解读。这些成果在2014年中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挖掘了我国企业安全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创新的经验做法,为我国企业更好地掌握安全文化理念落地转化、深入实施的有效方法,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指引,在国内企业安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大会推出中国安全生产第一曲由华锐作词、作曲的《中国企业安全生产进行曲》,歌曲唱出了几代奋战在安全生产一线的广大干部矢志不移维护生命安全的信念与希翼,激励人们在安全文化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会上,来自各行业领域的企业代表,介绍了自身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经验成果,为广大安全文化建设工作者、研究人员和专家学者提

第 4 页 共 5 页 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束国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湖北三江航天红峰控制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崔卫东,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军,陕西秦晋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杨百章围绕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特色模式分享进行了专题研讨。中石油集团华北油田分公司安全总监刘占国、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水排水公司总经理林自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魏长荣、蒙牛乳业(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升峰与华锐就行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展开对话。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局的承上启下之年。会上,几位专家和企业家就企业安全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今后一个时期的努力方向,发表了极富创新性和前瞻性的讲话。金磊夫以努力发展安全文化,推动企业全面进步为题系统介绍了安全文化建设工作的意义与路径;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安全总监袁树军作了题为核工程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重点、难点、热点及对策的专题报告,山东默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树仁发表了民营化工企业本质安健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题报告。最后,华锐以十三五安全生产决胜期中的安全文化创新为题,作了总结发言。

此次会议是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在完成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委托的中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模式课题研究基础上,召开的年度安全工作会议。中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模式课题研究自2014年开展以来,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发现、总结、交流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的重要平台,为推进我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发挥了积极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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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包含多项内容的复杂系统工程。其展开需要借助多种资源、运用多种力量,调动整个社会全面参与。作为相当直接的一种资源,我国传统法治文化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材料和镜鉴。

在此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是,从性质上观察,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因而存在巨大的根本性差异。这是存在于不同社会结构中的价值理念、风俗习惯、制度规范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整体,其理论假设、思想体系、语言概念、经验基础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应该说,对此没有什么可以置疑之处。无论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从思想事实来说,都可以清晰看出差别。

不过,作为一种在广阔地域中存在数千年的文化形态,传统法治文化包含丰富的具体元素和表达形式,蕴藏着多种思想倾向和文化态度。多数内容深深地打上封建宗法社会的烙印,还有少量甚至是原始社会后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遗留。在今天看来,其中大部分明显是落后的,应该抛弃的,比如族诛、连作、肉刑、七出(指丈夫休妻的七种法定理由: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春秋决狱等。但也有少量在那个时代属于超越性和前瞻性的内容,还有一些属于不同时代普同性的内容。着眼于理论阐发和思想延伸,着眼于元素离析和现实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仍然可以从传统法治文化中得到一些有益的资源,古人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探索仍然可以为今天的依法治国提供某些积极元素。

第一,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抑法轻法和重法敬法两种绵长传统。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着抑法轻法的倾向,其表现就是将道德或君权和法律对立起来,拔高和扬举前二者并相对压低了后者。孔子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显然他在贬抑政刑并褒扬德礼,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前者的作用。西汉年间的贾谊也有举德抑法的明显倾向,他说:“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治安策》)从社会功能的角度,他明确肯定德教的价值而贬抑法治的价值。也许在他生活的时代,这种说法具有某种合理性。因为那时的百姓毕竟苦秦法久矣!用道德礼义治理国家毕竟比残酷的秦律有效多了、得人心多了。但是从长远的社会历史观察,过于举德抑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有问题的。还有,“君高于法”是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主导倾向,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君王口含天宪,其意志便是法律规范,《管子》书中说:“生法者,君也。”(《管子·任法篇》)商鞅也说:“人主为法于上”(《商君书·定分篇》)。应该说,无论是抬高德教还是抬高君权并压抑贬低法治是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思想传统。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可以看出,这一传统并不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主导潮流。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重法敬法的另一种传统,一些思想家强调法律的尊严和不可违背。战国时期法家著名人物慎到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 ”(《慎子》逸文)慎子强调了法律对各种人群的普遍规制作用,强调了法律高于私人关系和个人情感,强调了法律的严肃和崇高。晋代法学家刘颂说:“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全晋文·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这里他强调了遵行法律的必然性和共同性,强调执行法律的坚定和不可侮慢。这两种表述都是明确的重法敬法的思想,这种思想今天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抑法轻法的现象,四中全会指出:“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在今天法治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首先必须培养整个社会的重法敬法意识,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里便可借鉴或汲取传统法治文化中重法敬法的理念。

第二,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法律上反对平等和追求平等两种思想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思想,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和典型。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主张某些特殊人群在法律面前高于普通人,主张社会身份不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这与长期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紧密相关。最为流行的就是《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还有著名的“八议”之说。其内容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是说,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这八种人犯罪时应该减轻处罚并奏明皇帝裁决。这种说法源于《周礼》中的“八辟”,在三国曹魏《新律》中明确入律。不过,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也有追求平等的思想,许多论者反对“八议”这种说法和做法,汉代王充、唐代吕温、北宋李觏、苏轼等人都明确对此提出批评。李觏说:“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为民也。庆赏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辩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李觏集·刑禁第四》)这里,他论证了“八议”的错误,认为这不是治国理政的合宜方式,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金世宗、努尔哈赤、皇太极、雍正等人也在执法实践中明确反对“八议”。在今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彻底确立,特权思想和做法必须清除。所以,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第三,传统法治文化明确主张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将法律和道德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治理国家一直是中国法治文化的特征。《尚书·虞书·皋陶谟》中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这里的意思是上天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种礼服表彰五类有德的人;上天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惩处五种有罪的人。这里已经包含德刑并用的意思,虽然借助的是上天的口吻而说。紧接这句话的后文中说:“政事懋哉懋哉”,意为为政者要努力勤勉。这表明统治者可以代表上天使用这两种方式治国。此后的儒家一直主张德主刑辅。但法家则倾向于刑主德辅,甚至只用法不用德。也有人并不进行孰主孰次的区分,荀子说:“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司马迁也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史记˙礼书》)站在今天的视角上,二者的主次之分已经没有必要,但要注意在不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条件下二者的功能有所不同。从社会整体的需要来看,应该强调二者的结合和共同促进。四中全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习近平同志曾多次谈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对待丰富多彩的传统法治文化也要本着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态度,抛弃其中过时的部分,汲取适合现时代的内容和元素,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相融相通,使之服务于今天依法治国的伟大工程。

第三篇: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张晓云

杨建军

商洛市委党校

摘要:“法治中国建设”的提出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的又一个重要阶段,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具体政策目标。法治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优秀类型,对法治中国的建设起引导作用、补充作用,如何有效发挥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作用,来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是值得的探讨的一个命题。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中国建设的三个层面;法治三权

中图文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九项重要议题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如何有效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钱穆曾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因而从法治文化角度认识、着手探究法治中国建设当是事关长远又标本兼治解决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一个前瞻性的选择。

一、理解法治文化、法治中国

(一) 法治文化。法律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法治文化就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已经孕育而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民社会中逐渐孕育产生了的现代的平等、正义、自由、人权和诚信的观念,并且逐步演化为社会成员普遍具备的较为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一种法律文化。”从法治文化的产生发展讲,法治文化应当是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当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全体市民对权利法律的认知、崇尚并受之支配其行为和思维方式而表现出的优秀的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从内容上讲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还有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秩序等价值理念的主体法治思维方式等 。目前在法治理论研究中,一切对法治内涵的揭示,对法治社会特点的表征和遵循原则的描述与总结,法治运行机制的建构和实践活动,诸如法治的价值目标追求、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治的实现状态等,都属于法治文化的内容。就法治文化具有的特点而言,它有时代性特点、地域性特点、先进性特点、开放性特点、前瞻性特点等,可以从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普遍实施权利本位法律制度、追求正义的法治思想、崇尚法治的公众心理等方面来提升中国的法治文化层次。

(二)法治中国。“法治中国”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和法治基本精神的“具体目标”。 按汪习根对法治中国建设的解读,应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法治中国建设。从主体层面看,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法治自觉、法治自信、法治自立、法治自强的有机统一;从客体层面看,法治中国是依法治权与依法维权的和谐有序;从空间层面看,法治中国是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可见法治中国的建设务必从这三个层面着手才得以完成。而主体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自强意识都离不开法治文化的熏陶和锤炼,对客体、空间层面来说,没有法治文化作支撑,主体也无法认识到自己在法治方面的需求和准确地判断、把握国际局势当中的法治主动权(包括话语权、治理权、发展权)。因而,法治文化与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密切联系的,有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就有什么程度的法治状态,法治状态是法治文化在一个国家各个方面的显性表现,要确定二者的先后关系,无非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关系,因此,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二、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系

(一)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引导作用,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文化的具体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部分中指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这是对西方宪政文化的积极借鉴和汲取;它指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即要求解决行政执法主体权责不

一、多头执法的问题,解决行政执法缺乏程序性问题,这其实是对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程序正义即“看得见的正义”的践行;它指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裁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对“三权分立”学说的有益借鉴。总体看来法治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先进部分,它引导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以便享有国际法治主动权,同时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国家在中国这个地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一个具体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一个具体实践。

(二)法治中国建设重在法治的显性功能,法治文化重在法治的隐性功能。从中国国家法制到法治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法治不仅包括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更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至上、权利保障的内涵。法治讲究良法之治,法律公正、稳定、普遍、公开、平等,其基础是民主政治,是民主和宪政的表现。法治中国建设重在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官在具体判断一个行为或者一项事实是否合法时,是适用具体的法律制度,而当在前者不存在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文化,所以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功能的显性表现。法治文化,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引导人们按照法治理念和精神,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作出文化价值判断。当出现立法空白、立法冲突时,法治文化所蕴涵的文化判断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其所负载的核心价值、内在精神、基本理念,就可以为个体行为和社会生活提供指导,解决社会矛盾冲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推进。比如说曾经各地出现的“撞了白撞了”案例。1999年,辽宁省沈阳市就率先出台了《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行人横穿马路不走人行横道线,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机动车无违章,行人负全部责任,从而使“撞了白撞”首次以法规形式面世,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和争议。 但最后经过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讨论,使“撞了白撞”没有成为法律保护的一种行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修订)》交通事故处理部分,第七十六条第(二)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很显然这是权衡了车辆通行权和公民人身权的轻重而作决定的,显然是法治文化至少应该是中国公民对法治文化的一个普遍接受程度。还有比如现在的城管制度,立法上是空白,但对于流动摊贩的治理,城管部门采取禁止、取缔的办法,绝大多数市民也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就摊贩的生存权与城市的环境比较来讲,不能为了保证优良的城市环境而剥夺了一部分人的谋生存权利。而这一点也是政府部门和社会管理政策方面应当着重考虑的,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民心民意的法律制度。法治文化,是法治隐含的价值理念(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的一个更完整的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曾经没有很细致的法律规章制度,公道却自在人心的原因!

(三)法治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智库,法治中国建设为法治文化增加活力源泉。前面提到法治文化是一种优秀法律文化类型,它应当是萃取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髓,吸收了国际先进法律文化与我国基本国情的具体相结合,如此它会对未来的法治中国建设起引导作用,亦如旗帜和道路的关系,它会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智库,为法治中国从老祖宗、从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理念里获得理论上的支撑。反过来法治中国建设以其具体的法治实践践行法治文化,让每一个理念、每一种精神变得具体生动,变得中国化,也为法治文化增添鲜活的事例,比如一国两制中的一个国家下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并存,会给我国的法治文化增添活力,也给世界其他国家践行法治文化的本土化提供借鉴。

三、如何从法治文化角度出发来建设法治中国

(一)以提升主体的法治文化素质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汪习根讲法治中国的主体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法治的主体力量。法治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导人,以法治实践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最终实现人的法律素质不断提升、法治意识得以确立。一是对法律人主要是立法、执法与司法机关、法律科研院所、律师中介机构等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进行高标准的法治文化教育,使其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率先践行法治精神。二是对普通民众做好民主权利意识、知法守法意识的教育,帮助其树立信法、护法的法律思维习惯。以提升主体的法治文化素质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从事物发展的主观方面,即从内因上激活法治中国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以打造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1、政府方面,一是加大改革财政投入,建立健全法治文化建设制度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培植、激励、规范法治文化市场的发展,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二是加强法治文艺宣传。依托公共文化艺术团体、街道文化站等资源,充分发挥民间文艺团体和民间艺人作用,大力创作优秀的法治文化作品,并以法治文艺下乡等活动为载体,开展法治文艺调演、巡回演出等活动,使之成为市民接受法律熏陶的主要渠道。三是开展法治网络宣传。积极建设法治网站,将网站作为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实现资源共享,整体联动,适时链接,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四是其他多媒体的全方位宣传。

2、以十大法治文化宣教群体为抓手,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一是建设国家公务员法治文化。对公务员采取定期进行法律法规的培训,具体法律实务的操作演练等措施,来提高公务员的执法、守法水平。二是建设法治文化机关。在各机关,以“公平、正义”为主题,与创建学习型机关、服务型机关相结合,广泛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打造富有机关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法治文化。三是建设军营法治文化。四是建设法治文化社区。在社区(村),建立完善法治文化宣传栏、法制阅览室、法律援助(服务)室、法制学校等传播阵地,充分发挥法制宣传员、社区志愿者以及社团组织作用,以“法律进社区”为载体,开展法治文化系列活动。五是建设校园法治文化。在义务教育学校、大专院校,充分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深入开展法治文化进校园活动,组织开展青少年法制夏令营、法制小故事讲演、法制漫画创作比赛、法制影视观摩、模拟法庭等活动,不断创新校园法治文化载体,增强互动效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法制教育环境。六是建设企业法治文化。对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市场经济发展为根本动力,与企业依法自治、诚信建设、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相融合,通过设立律师事务部、法律顾问以及配备法制宣传专职干事、法制宣传员等举措,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进企业”等法律服务活动,激发企业法治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七是建设法治文化广场。结合城市建设规划,着力打造法治文化广场,并以此为依托,以群众性文化活动为载体,定期举办法制展板巡展、法治文艺演出,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咨询、发放法治文化宣传品、依法维权等集中服务活动,使广大市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教育。八是建设法治文化街区。在城区人口集中街区或商业街,因势利导地利用电子显示屏、广告灯箱、公交候车亭、警务幕墙、宣传画廊、宣传横幅等开展法治文化的宣传,通过定期开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活动,形成浓郁的法治文化氛围,建立各具特色的法治文化街区。九是建设乡镇法治文化。借助原有设施,大量注入法治元素和文化特色,以古今法治人物石刻,法治名言警句、诚信格言壁刻、地雕,法治对联,法治书画展等形式,开辟法治文化景观路,搭建“法治文化大舞台”。十是建设家庭法治文化。夫妻之间互相督促做守法公民,做廉洁干部,对孩子要从小赋予法律基本常识教育。以打造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从事物发展的客观方面,即从法治中国建设的外因方面,包括法律制度的创设、执行机制、监督机制等做好硬件运行机制的完善、畅通,使得法治中国建设有抓手。

(三)以吸收、萃取法治文化理念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1、萃取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精髓。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很多有用的成分已形成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并且也有益于当今的法治文化建设,应当予以保留。同时就文化本身而言有继承性特点,即文化的发展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在改造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应当是正确的法律文化历史观。

2、吸收国际先进的法治理念。比如方向教授表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标志就是科学配置权力、有效监督权力、正确行使权力。”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传统里没有这些,得借鉴学习,才能与国际社会接轨,在国际社会享有“法治话语权,法治治理权,法治发展权”。 以吸收、萃取法治文化理念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从事物发展主体的客观方面,即对我国老祖宗留下的法律文化精髓,古为今用,对国际先进的法治理念外为中用,总体是以文化优化文化,以理论提炼理论,形成更贴切、更实际的适合法治中国建设的法治文化理念,真正让我们做到“法治自信、自立、自强”,以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目标。

(四)以营造互助合作的国际法治文化环境,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如2014年8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高层研讨会上,中方建议把追逃追赃作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点内容。目前,反腐国际合作正由众多组织协力推进:一是由国际组织牵头进行合作,比如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二是区域性合作,比如亚太经合组织等;三是双边合作,即国与国之间的合作。2003年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治理腐败犯罪最为完整、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一部国际法律文件,已有160多个成员国。还可以就法治问题突出的领域,比如青少年犯罪问题,恐怖暴力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等等,达成国际性的共同应对意向书,营造互助合作的国际法治文化环境,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莫纪宏 “法治中国”建设的划时代意义 检察日2013.11.27 【2】 蒋传光

法治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

新浪网 2013-12-16 【3】葛洪义:《法理学导论》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 第347页

【4】汪习根 法治中国建设的三层解读

人民日报

2013.08.09 【5】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和谐江门

百度文库2009.11.11 【6】探讨法律文化在加强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百度文库 【7】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钟义见2014.6.17

【8】云书海 秦 娟 法治文化的内涵解析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年第6期

第四篇:培育法治文化 推进法治武汉建设

摘 要:法治城市的建设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工程,而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城市建设中的“软件”,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思想基础和必要条件。武汉市凭借深厚文化底蕴,不断努力创新,法治文化培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旧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对此,结合武汉的本土资源,提出多项培育法治文化的建议和措施,以推进法治武汉建设的全面展开。

关键词:法治;法治文化;法治城市

1 法治文化在法治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和源泉,体现着法治的理念、精神、原则、制度、现实运行等。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创建法治城市中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全面构建。

(1)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法治城市建设的宏观体系应包括地方立法完善、法治政府构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法治文化培育、法治工作队伍培养等诸多方面。所以,研究法治文化的历史变迁、重大成就以及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困境,必然成为法治城市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基本内容。

(2)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思想基础。弘扬法治文化,传播法治理念,有助于培养法治精神、形成法治思维方式、提高法律素养,以奠定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和重要精神支柱,从而为法治城市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3)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法治城市建设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制度的完善,都需要先进的法治文化作支撑,发挥法治文化的理论指导作用、舆论引导作用、示范引领作用。因此,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内在动力、必要条件。

2 武汉市法治文化培育的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尚未形成基础理论体系;部分部门及领导干部对法治文化建设的认识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法治文化培育的运行模式有待转型,目前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社会各界对法治文化建设的参与意愿和热情不足;法治文化宣传队伍的培育力度和专业化程度不够;虽然拓展了法治文化的载体,但总体上看,内容不够丰富、形式相对单一,传统文化融合不足;法治文化与城市法治实践的结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典型成果的推广和转化还不够;对特殊群体的法治文化培育有待加强,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涌入的农村居民;等等。

3 加强武汉法治文化培育的建议

城市法治制度和秩序的迅速发展与法治文化缓慢成长之间的鸿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武汉法治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为此,针对以上不足之处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立足于荆楚文化和武汉历史,加强武汉法治文化的理论研究,努力创造符合市情、体现时代、地域特色的法治文化。要充分发挥市委党校、市社科院、市社科联等机构的作用,调动全市广大法学人员、法律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法治理论研究的工作中来,开设全市范围的法治文化建设论坛,为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2)积极推进武汉法治文化体系建设,按照法治文化发展的规律制定和完善法治文化建设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意见。(3)改变法治文化培育的运行模式,通过政府、社会和公众层面的多维互动以及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教育体系来推进武汉法治文化建设。(4)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立体的法治文化宣传体系。加强重点对象(党员干部、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外来经商务工人员及流动人口等)的法制宣传教育;扩大创作队伍,鼓励各类法治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的创作,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反映武汉法治实践活动和全体市民法治生活的优秀作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新载体,创新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平台,如创办法治文化网,举办法治文化夜市、社区学法俱乐部,兴建法治主题公园、广场、长廊、街区,在轻轨、地铁、公交站台,出入口通道、车厢内等新型载体上,加大法治文化宣传力度等。(5)召开法治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广经验,注重培育并总结全市法治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形成在全省、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先进经验,并加以推广,扩大法治文化建设成效。(6)注重培养专门的法治文化宣传队伍,不断提高专兼职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普法宣传、参与法治文化教育的能力,尤其要加强对基层法治文化人才的培养和扶持。成立多个层面的法治文化的宣传队、艺术团等(7)积极构建覆盖全市、惠及全民的法治文化服务,坚持不懈地开展法治文化惠民工程建设,使全体市民共建共享法治城市建设成果。

总之,培育成熟的法治文化对推进法治武汉建设的全面展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培育法治文化建设是个全面、渐进的工程,需要找准法治与文化的契合点,从文化建设的自身特点出发,确立明晰的目标,坚持正确的领导,发动社会广泛参与,创新法治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注重法治文化建设的成效,从而为法治武汉的建设注入强大活力,为武汉社会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持。

第五篇:法治文化阵地

开发区法治文化公园

开发区法治文化公园占地13万㎡,地处惠山新城核心区域,为新城一标志性多功能综合休闲公园。

为实现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阵地化、经常化、规范化的要求,努力打造法治文化特色品牌,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治熏陶。2013年初开发区投入约20万元资金,将原有的中央公园,打造成了富有开发区特色的法治文化公园。我们利用该公园原有的地域、环境和人气优势,融入法治元素进行提升改造,秉承“寓学法于休闲中”的理念,在提供休闲娱乐功能的同时,增添了法治之路、法治警示牌、法治文化长廊等大量法治元素,形成一个集健身、休闲、学习于一体的法治文化平台。“法治文化公园”分普法标语、法制问答、通俗案例、预防犯罪、名人名言、法律典故、法制谜语等,内容囊括了法理知识、婚姻家庭、劳动争议、损害赔偿、维权保护和预防犯罪等法律知识。成为了辖区居民学法娱乐的好去处。

堰新社区法治文化广场

堰新社区法治文化广场,位于长安街道堰新社区堰新家园小区内。该广场占地约500平方米,2013年开始建造,总投资约15万元,主要位于社区景观大道、沿景观河及居民室外健身场处,以T字行分布,通过将法治文化元素同社区文化建设相融合的方法,将法治文化嵌入社区景观中,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使居民在小区中就能处处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

为了让整个法治文化景观带,自然地融入社区景观中,我们反复修改方案,通过在原有的建筑及公共设施上进行布置,形成了如今由法治凉亭、法治花坛、法治文化栏、法治长廊、法治景观道组成的法治文化景观带。为了更贴近百姓,我们形式上增强了趣味性,分为法治漫画、法治谜语、普法案例、法律格言、法治典故、法律小常识等。内容涉及到与居民群众生活及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如老年人权益保障、妇女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道路交通安全、禁毒、反邪教、防诈骗、消防安全等诸多知识。该景观带成为社区居民在闲暇散步、健身时学法的好去处。

长宁社区法治文化楼道

2014年5月长宁社区投入1万元在长宁苑开展文化楼道项目的建设,6月份竣工。

这个来源于居民,惠及于居民的行动,获得了社区才艺爱好者的支持,他们纷纷将自创自编自书的诗词、绘画、照片等一一“亮出”,不断充实进社区文化楼道建设,使楼道焕然一新,别具特色。

此次长宁社区共试点建成法制楼、和谐楼、科普楼、文明楼、环保楼、文艺楼、卫生楼、孝德楼、国学楼等9个文化楼道。每一个楼道还有若干名相关特长和爱好的志愿者担任楼道文化辅导员,为左邻右舍提供咨询服务,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

在这里,普通的楼道成了文明和谐文化的“新阵地”,一条条以图片和朴实简洁语言装扮的社区文化楼道,内容丰富,新颖别致。法治文化楼道通过对法律知识、古典文学知识、科普环保理念、行为习惯规范、健身养生知识、家庭美德等内容的描述,同时配上活泼有趣、通俗易懂的图画,使原本面目呆板的楼道墙充满了活力。文化楼道常常吸引众多社区居民和过往行人驻足观看,成为社区一道亮丽风景线。

古庄村法治文化墙

古庄村法治文化宣传墙位于长安街道古庄村委大院,宣传内容主要包括法治文化、法律援助、知识问答、扶残助残、法制案例等漫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全村居民群众直观、立体的展现出生活中常用的法律常识,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这面在村民身边的“法治文化墙”,不仅形成了全村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扮靓了新农村,而且成为农村居民的法律良师,更成为农村居民注重自身言行、对照纠正不良行为的“警示墙”,使村民自觉、主动地解决问题和化解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新惠社区法治文化景观大道

新惠社区非常重视社区法治文化建设,积极打造法治文化长廊,为居民学法创造良好平台。今年投资了约5万元,建成了新惠社区法治文化长廊,该长廊位于长安街道新惠社区小区内(东门)进出主干道处。该长廊长约200米,2014年5月开始建造,7月份完工,通过将法治文化元素同社区文化建设相融合的方法,将法治文化嵌入社区中,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使居民在小区中就能处处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该场所建造以来,不仅是开展公民法制教育、提高公民法制意识的重要载体,也美化了新惠社区的生活环境。每逢重大节假日,社区都会利用这片场所开展一系列面对广大居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各项专题活动,如:社区禁毒宣传、反邪教宣传、防电信诈骗等,使广大居民在夜色休闲娱乐中接受通俗易懂的法治文化教育,社区群众通过法治文化了解到更多的法律知识,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履行法律义务,也使他们对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区充满了信心。

长乐社区法治文化橱窗

社区法治文化橱窗是社区与居民沟通的一座桥梁,为了及时反映社区法治动态,营造法治氛围,社区的工作人员针对社区的橱窗进行美化更新,用图片加简短的文字说明的形式向社区居民介绍了一些居民平时关心的相关法律知识、科普知识、如何识别骗术、等内容。

法治文化宣传橱窗的内容,不仅方便群众获取法律知识及居民自己想了解的相关信息,同时也是社区树立形象直接而又便捷的手段之一。该橱窗的设置受到了居民好评。这些实用而又形象的信息吸引众多居民驻足观看,激发了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增强了他们用法律武器维护正当权益的意识。

惠城社区地铁法治文化站台

惠城社区法制文化宣传阵地位于无锡地铁一号线始发站堰桥站西侧的政和大道公交首末站。

社区充分利用公交站台的宣传栏作为法制宣传栏。融入法律典故、法律小常识、法制漫画、法律格言警句、法律谜语等元素,大力宣传与居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集法律知识宣传、法治文化推广和法治成果展示于一体,为居民群众提供一个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互动性于一体的学法平台。

同时,社区经常组织志愿者在法制文化宣传阵地开展法制宣传活动,热心接待前来进行法律咨询的人员,发放各种法制宣传资料,将法制宣传落到实处,增强了居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居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增进居民群众对法制工作的了解。

金惠社区法治文化长廊

为了增强普法宣传工作力度,社区加大对法治阵地的建设,2014年金惠社区利用社区门口旧停车位全新打造一条富有特色的法制文化长廊,“长廊”全长20米,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和社区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该长廊内容涉及司法、信访办、综治办、计生办等综合法律知识。以图文并茂、以案说法、摆事说理的方式,结合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文字深入浅出地阐述法律法规知识,让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并学会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该长廊不仅成为了居民休息学法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成为社区向广大居民展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果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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