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

2022-09-09

第一篇：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的演变

中国民族政策的演变

日期：2009-07-20 作者：袁元;赵欢;陶思思来源：瞭望周刊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经过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以上，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西部和边疆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的同一民族比邻而居。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相关权威专家日前分析说，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决定了加强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祖国统

一、领土完整、边防巩固的一项重大任务。

采访中，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在谈到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时告诉本刊记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经过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开辟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立新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这是在1949年9月29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完成的。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及其基本政策，作出了重大决策。这就是：按照中国国情建立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用法律形式确定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

查阅共同纲领第六章，其中专门就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作了4条原则规定：

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凡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地方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民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精神，结合当时的形势任务，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上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主要有四项：

一是创建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1949年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是政务院所属各部委中第一批成立的单位之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决定设立民族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辅助机构。此外，1949年10月，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民族事务组，后发展成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作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专门辅助机构。

二是疏通民族关系。通过派出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有效地疏通和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增强了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

三是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通过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的一切有形痕迹，开展民族识别、确认民族成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等，少数民族得以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四是改革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执行“稳、宽、长”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开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和实践上不断进行探索、创新和发展，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新疆视察工作时，从5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2001年，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从10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2005年，党中央结合实践的发展，从12个方面对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作了新的总结和概括：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

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这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涵盖了当代中国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归结起来，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和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这个当代中国民族工作最根本最主要的问题，成为我们党关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最新成果”，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强调道，这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凝聚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的丰富内涵

“与此前党中央对于党的民族理论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的简明概括相比，这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的文字量大幅度增加，达到1100多字，比1992年的8条、2001年的10条字数的总和还要多。理论概括上内容更为具体充实、阐述更为全面准确、逻辑关系更为严密，提升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龚学增分析说，这12条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集中表现，其基本精神已经反映在党的十七大的相关文件之中。

从“12条”的内在逻辑看，龚学增认为，其全部内容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从理论到工作方针再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从抽象到具体，内容层层递进，密切关联，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基础层次涉及民族和民族问题规律的基本问题，阐述上更为完整充实。首先，第一次正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的定义，更加符合中国民族国情的状况。其次，强调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以更加具体明确的表述阐明了民族和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第三，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过程发展的二重性特征。第四，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内涵和外延。突出了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五个特征。

龚学增分析说，“12条”的第二个层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强调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辩证地阐明了民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12条”的第三个层次，则进一步完整地提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强调基本宗旨：维护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的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贯穿一条红线: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强化政治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是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重申“三个离不开”，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提出民族工作的主题: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要任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民族素质，发展社会事业和先进文化。

“12条”的第四个层次，最后归结为解决好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干部人才的培养。首先，强调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其次，突出强调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是一项战略任务，要大力培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今后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南”，龚学增强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又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还将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进一步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1-04-21 | 浏览(60)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李俊清

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截止2008年底，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3062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2.5倍。到2008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77899亿元，比2000年增长5倍。其他如道路、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民族地区的发展依然相对落后，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9%左右，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水平的35%左右，地方财政收支差达二千多亿元。目前，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初步解决了温饱的低收入群体也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约有20个民族390万人贫困程度较深，贫困发生率高达23.9%。五大自治区及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云、贵、青、川四省还有约1.6万个行政村不通公路;新疆、云南、广西、甘肃和内蒙古，还有600多个乡镇不通电，涉及人口160多万;不少地区人畜饮水十分困难，教育、医疗条件还相当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和生态环境脆弱，已成为长期制约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的“瓶颈”。改变民族自治地方的落后状况，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团结，需要多元力量的推动。但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无疑相当关键。

所谓制度是指一系列约束和激励社会成员行为的规则，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具有非常直接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就是制度变迁史。制度变迁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即社会群体或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变迁，是指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强力推进的制度变迁。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一方面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以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但另一方面，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区域间、民族间发展差距，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实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因此，民族地区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都在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创新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方面，却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本文试结合民族地区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基于社会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引起或影响制度变迁需求的要素有六项，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都可能导致社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它们分别是：要素与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技术进步、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市场规模、偏好的变化、偶然事件。民族地区在过去多年里，非常注意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把握，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因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把握不足，或者内部诱致动力缺乏，而暴露了一些问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所需要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制度变迁直接由社会需求引发，由社会组织完成，其满足社会需求度高且社会代价也相对较小，是较为理想的制度变迁模式。但是，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却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了重大局限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1、技术、市场及其他制度的诱发能力微弱

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经常把浙南和苏南两种发展模式加以对比，认为浙南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推动，而苏南则更多地由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而在分析浙南的诱致因素时，认为浙南地区相对较差的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善于经商的传统习俗，敢闯荡、敢冒险、不怕苦、讲实效、勤俭节约的价值观等内在的地方文化是当地政府可以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部条件，而1978年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放松，浙南过去与海外的密切交流带来的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等则是外部因素。内外因素共同激发了社会群体追求利益的强大积极性，而政府因势利导，不断地放松对经济的限制，鼓励新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生成与完善，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民间的经济活力，促成了浙南经济空前繁荣，在短短二十几年里，使得浙江这个既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资源优势的省份，人均收入从全国排名靠后一跃而成为除几个直辖市外最高的省级区域。[1]对于当前民族地区而言，外部诱致性因素与浙江有很多相似之处——国家控制放松，发达国家、发达地方产业要向内地转移。但是，民族地区却存在着内部性诱致因素不足的问题，市场狭小、观念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使整个社会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远没有东部沿海地区那样强烈。由于地理的封闭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缺乏参与市场活动、追逐个人利益的激情和能力，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根本无法接受高风险、快节奏的市场经营方式;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注重当前的生活，重视宗教和传统仪式，而不太在意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积累，在民间很难形成可观的资本力量;由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市场信息的了解和利用程度都远低于其他地方，利用市场机制的能力也受到更多的客观条件限制;民族地区的企业管理者与发达地区相比，整体上思想解放程度以及能力和素质方面存在差距。这些内在的不利因素，使得民族地区政府想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激发本地发展动力的努力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政府更多地想通过要素与产品价格因素，利用外部诱致因素，来实现制度变迁，但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2、要素与产品价格引发的诱致因素具有反生态性

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资源、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升。许多落后地方正是利用这一趋势，通过制度变迁参与全球市场，实现了本地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地区在内部诱致因素缺乏的情况下，也积极地利用当前存在的发展差距，以及民族地区富有资源、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优势，鼓励本地社会进行制度本迁以参与到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大市场中，以实现本地区的快速发展，招商引资、企业改制、大建工业园区都是这种制度变迁的表现。但是，这种基于要素和产品价格长期变动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却给民族地区长期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外部资本向高能耗、低效益产业集中。据新华社报道，“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能源趋紧，高回报低投入的巨大反差，使高耗能产业一时间成为暴利行业，各国投资者蜂拥而至，西部能源富集区成了高耗能工业发展的乐园。在一些招商引资快速膨胀的贫困地区，高耗能工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如今，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西部能源产区出现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2]这种高能耗产业集中的现象，在民族地区相当普遍。许多民族地区都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鼓励外来资本开发本地资源，以换取本地经济的快速成长。尽管社会各界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当地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希望能够改变，但是当前这些地方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以替代这种高能耗产业，却非常困难。

其次，外部资本往往投向资源密集型产业，对促进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解决作用甚微。由于外部资本进入民族地区，纯粹本着逐利目的，它们不关心当地的就业和民生问题，尽可能地回避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政府出于引资和留资的需要，对外来资本的投向引导不力，对其社会责任监管力度不强。这使得很多外来投资往往都投向了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疯狂地掠夺当地资源，剥削当地本已廉价的劳动力之后，往往形成外来资本获取暴利，政府财政迅速膨胀，经济成长指数高位运行，而民生状况却没有改善甚至降低的奇怪现象。2006年5月15日，《了望新闻周刊》以《富财政穷百姓”现象：“百强县”竟是贫困县》为题，报道了民族地区某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企业、政府、百姓在经济发展中获利极度不均的现象。该报道认为，“由于大企业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因此当地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根本无法到企业就业。所以从经济上看，资源开发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当地百姓的脱贫贡献甚微。”[3]实际上，这种由外来大企业参与开发民族自治地方资源，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增长速度都大大提升，但百姓却获利甚微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甚至在西南诸省的旅游产业开发中，对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对周边产业辐射面大的旅游企业，也并没有对当地就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更多的情况是政府投了大量的资金修建旅游基础设施，外来资金占据了旅游资源获取暴利，而民众从其中获利甚微。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借助外部诱致因素的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3、诱致性制度变迁导致经济更加边缘化，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环境。

由于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来自区域之外的企业推动，而民族地区内部诱致因素的成长现在效果还不明显。这种制度变迁造成的发展模式，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有边缘化趋势，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可能出现恶化。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民族地区在国家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经济产出的附加值更多地被其他地方获得。在经济领域，处于产业分工高端的产业，经济产出的附加值往往更高，反之亦然。在当前民族自治地方产业结构中，处于低端的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要业务的产业占据了绝对优势，而科技含量高的深加工产业比例较低。这使得民族地区在产业分工上有沦为其他地方附庸的危险，而这种附庸地位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例如，新疆是我国的棉、毛主产区，但新疆却没有几家有实力的服装设计和生产企业，而只能向东部服装产业基地供应原料，获利较低。但是，东部服装产业基地生产出的服装成品，利润一般要高很多。这种产业分工，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竞争力提升。第二，民族地区产业单一，导致其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价格机制一方面固然有国家政策的影响，但从根源上来说还是因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在市场定价机制中缺乏影响力。而这种价格竞争的劣势，使得民族地区事实上处于被剥削的不利地位。第三，社会自发展能力低下导致各种资源外流，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自发展能力。由于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对民族地区自发展能力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民族地区与其他地方的发展差距在这些年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人才、资金等对本地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大量外流，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本已不佳的发展环境。

二、基于政府自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需求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始终存在，但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发展问题也非常严重。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诱致受到局限之后，政府习惯性地就承担起了推动制度变迁的责任，从而使得民族地区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主体日益单一化。而政府要实现制度变迁，只能利用政策、法令等具有强制色彩的工具，这就使得整个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逐渐从诱致性向强制性转变。“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4]民族地区政府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出台了不少法令政策，以实现政府引导下的制度变迁，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这一过程，仍然会引致许多问题。

1、民族地区政府强制性社会变迁的行为

由于诱致性社会变迁可能带来诸多的不利，因此，民族地区政府在继续通过诱制性制度变迁来吸引外部逐利组织来本地发展的同时，也采取了许多强制性制度变迁手段，刺激本地的内在发展动力，或者限制外来资本的不利影响。主要形式有：

第一，新观念的灌输

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首先表现在以政府掌握的舆论资源，在社会中灌输新观念，而这种灌输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许多民族地区，如果政府试图采取某种新的方式来干预经济，试图在制度方面进行创新，往往会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媒体来向社会宣传政府的意图，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在宣传过程中，与新制度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企业家或者社会组织往往会被要求参与有关会议或者学习有关精神。由于政府拥有的强大的资源，所以这种宣传方式对于社会主体而言，具有非常强的压力。这种通过灌输新观念从而为制度变迁创造思想基础的行为，与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中强调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作用较为类似，所不同的是林毅夫强调既有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而政府通过灌输新观念则是以意识形态的创新推动制度变迁的进行。

第二，对企业行为的介入

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的决策应该完全自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不应该介入企业的行为。但是，当前民族地区政府介入企业行为的现象不但大量存在，而且介入程度非常深。例如，为了完成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目标，而给企业规定生产增长计划;为了实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而对企业的纳税额提出具体要求;为了培育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而由政府主导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联合或者合作;为了使企业能够提升科技含量，政府给企业下达科研指标;为了节约企业经营成本，政府动用公权力帮助企业建立原材料供应渠道或者进行市场推广;为了培育新型的企业经营模式，政府要求企业按照其意图进行经营体制改革。诸如此类的干预行为，在民族地区屡见不鲜。由于民族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往往都是国有或者集体企业，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密切，因此即使政府的干预行动严重侵扰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利，企业也很少会进行抵制。

第三，对市场调节机制的替代

市场机制是围绕着价格机制的一系列资源流动机制的总和，具体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供求机制。市场机制要发挥有效的作用必须具备几个重要的条件：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市场主体意志自由、资源流动不受非市场因素控制。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按照政府的意图发展，当前有不少民族地区政府非常频繁地以政府行为代替市场机制，改变市场运行的条件，以控制资源配置，使之服从服务于政府预期目标。这些措施包括：关键产品政府限价甚至定价，如政府对土地、农产品、矿产资源等制定价格，以方便或者限制使用者获取这类资源;设定特别的市场准入标准，使进入特定市场领域的市场主体符合政府要求，从而使特定产业或行业按照政府预期目标发展;以公权力整合资源，廉价供应特定的企业或行业使用，帮助这类企业或行业获得超常的市场优势;以行政命令干扰市场信息，从而改变市场资源流向。

第四，政府承担市场中介角色

当前，有不少民族地区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中介的主力，活跃于各种掌握资本的投资人中间游说。在一些民族地区，招商引资被确定为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政府每个部门都被安排了一定的招商任务，而且招商绩效要往往是部门绩效考核最重要的指标，即使该部门的主要业务与经济并没有直接关联;从最高行政首长到基层的部门职员，每年都会被要求去相对发达的地方开展一定时间的招商工作，完成一定额度的招商任务。[5]为了促进本地企业的壮大，政府出面游说本地企业进行合作也是常见现象，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安排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提供服务。政府整合科研机构资源，要求高等院校为企业技术、管理革新和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提供服务，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也是政府作为市场中介的行为表现。

总的来看，当前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大多数遵循这样的路径：以政府承诺作为社会动员的主要方式，由行政力量推动制度变迁信息的传播，资源分配方式高度体现政府意志，经济发展领域的选择由政府而非市场主导。正是在这样的路径下，政府将新的制度外加于社会，从而释放社会发展的力量。

2、强制性制度变迁带来的问题

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具有必然性。因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必须具体一定的条件，如交易受到的非市场因素阻滞很少，市场信息传播顺畅，产权制度比较完备。然而，“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假设条件，在处理不发达地区(那里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全)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理解历史的演进过程时显得尤其不适当。”[6]在民族地区，市场交易受到的限制来自多个方面，许多限制条件如果依靠市场主体自身去应对，或者无能为力，或者成本过高而无意去应对;市场信息由于相对落后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状态，由于整个社会普遍的教育水平的相对低下等因素，无法顺畅传播;而产权制度不明晰，一直是我国经济领域里的顽疾。这些市场机制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民族地区后发劣势的现实，使得民族地区如果完全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将会导致许多问题，最终影响经济健康发展。而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有可能纠正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不利因素，使经济按照政府理性规划而运行，从而确保经济成长的健康稳定。事实上，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且出现了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这都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却也给民族地区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有可能影响到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制度经济学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制度设施和实施的成本、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制度群的集合程度、上层决策者利益、官僚体制运行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操作不当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出现不均衡状态，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已经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

(1)政府庇护下的企业、产业竞争力具有一定虚假性

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都是直接针对特定企业或特定产业，其主要内容往往都是通过新制度的实行，为这类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便利，使之能够获得超常规的发展。由于政府权力的特殊关照，这些企业或产业相对脱离市场竞争机制来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实力。但是，这种脱离市场竞争机制而获得的实力，是不是真实的市场竞争能力却值得怀疑。

(2)强制性的产业聚集并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实际提升

在民族地区政府对经济发展所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中，通过集中土地、公用设施、公共服务等一系列资源整合行动而建立开发区，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产业聚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这种由政府强推的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开发区，取得良好效益的却并不多。在民族地区，开发区遍地开花，但许多开发区设立目标不明确，主导产业不清晰，入驻企业数量少、投资额低，土地闲置率高等却使得其事实上开而不发，大量的土地、公用设施、财政投入和金融资产因为这些无效率的开发区的建设而被浪费。

(3)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与政府改革潮流背道而驰

由于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采取的是对特定企业或行业进行特别照顾的方式来实现，而这种特别的照顾总是伴随着政府对企业行为的介入，对市场机制的替代等，这使得民族地区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调整进展缓慢。在不少民族地区，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极高，企业事无巨细总是想当然地向政府汇报、寻求政府的帮助;而政府特别是其经济主管部门，也不认为政府参与企业决策，政府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存在什么问题。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等也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实际上大多数行业协会根本就没有脱离政府系统而独立运行，其主管人员来自政府，主要决策依赖于政府意志，日常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在行政命令与市场规则的博弈中，经常是行政命令优先于市场规则。这些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状态，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正相违背。但要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目标，却又无法完全避免。

(4)政府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正

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意味着政府凭借强制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供应具有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的社会主体使用，以实现经济的更高效率的发展。而这又必然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已经非常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政府不但没有基于确保社会公正的角度去消解，反而因为制度变迁的需要而使之进一步加大。

(5)权力滥用现象难以扼止

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并且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具有支配性影响的时候，权力寻租现象就会难以扼止。近些年来，民族地区有不少党政干部因为贪污腐败而沦为阶下囚，其中不乏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党政权力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太大太直接，使得想要获取资源和利益，但却不愿意付出体制内成本的投机者争相通过非法渠道，以腐蚀掌权者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实际上，贪污腐败现象只是权力滥用的冰山一角，在政府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程中，以非法手段剥夺弱势群体利益，对丧失土地、房产等基础性生活资料的群体补偿不公，以公共利益名义谋取政府自身狭隘利益，以超越宪法公平原则的方式赋予部分人特权等权力滥用现象也时有所见。

(6)路径依赖导致制度僵化

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往往很严重。诺斯在其著作中这样描绘路径依赖的形成：“参加者的主观精神构想会演进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性化，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结果，经济中会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7]在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许多方面已经显现出来，如习惯性地移植部分发达地区现成制度和经验，习惯性地依赖行政命令或政府的组织力量推进社会制度改革，习惯性地为本地企业和产业社会责任的规避进行辩护等。而因为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的既得利益者强力影响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使得制度变迁停滞不前，或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方向进行的现象也常有发生。而路径依赖会导致制度变迁事实上失去了变迁的意义，使制度设计对生产力的释放效果变得非常弱，甚至成为束缚生产力的绳索。

三、民族地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优化

1、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制度变迁目标与路径选择

在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政府对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于通过制度变迁应该实现的目标定位却出现了偏差。有些民族地区政府只是简单地想要通过制度变迁来实现经济的短时期快速增长，从而获得本届政府的政绩，而并没有形成关于制度变迁的战略眼光——即通过制度变迁的推进，提升本地方自我发展的能力，使本地方具有长期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目标定位的偏差，使得许多可能损害本地方长远经济发展能力，但却能获得即时性经济增长表象的制度，居然会成为一些民族地区制度变迁路径的首要选择。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目标定位，首先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都必须使其带来的利益能够惠及全体人民，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够确保民族地区内部协调可持续发展，而绝不能是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只顾局部而不虑全局的发展。其次，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应以提升本地区的发展能力为根本目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只是经济运行的护航者。政府不应该片面地追求当前的经济成长指标，不能为了一时的政绩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正常轨迹。不能为了谋求政府自身或者个别领导人的狭隘利益，而在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与目标设定的重大问题上草率行为。

2、坚持诱致与强制相辅相成的制度变迁方式

在制度变迁的两种主要方式中，由于诱致性变迁是基于社会自发形成的强烈诉求，而强制性变迁则是基于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不仅成本较低，而且变迁所产生的新的制度体系与社会的融合程度较高，制度效果也会更好。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很多，如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等等。而近年来诱致性制度变迁之所以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社会内部对诱致因素的响应不足，而来自外部的响应者则又利用政府引导与控制力度不足的空隙，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搭便车”现象严重所造成的。如果能够采取恰当的方式，激发本地社会力量对本地诱致因素的响应，同时加强对外部响应者的引导与约束，则完全可以将本地的诱致因素充分利用，使制度变迁高效而成本低廉。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与确保本地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良性发展方面取得平衡，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在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找准诱致因素，有选择性地将存在于本地方的诱致因素的势能发挥出来，通过回应性的政策释放，适当借助外部经济力量，培养本地的竞争力，而非仅仅追求表面的经济成长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如果诱致因素及其诱致的外部经济力量，有利于本地长远发展能力提升，则这种诱致因素是可用的;如果诱致因素及其诱致的外部经济力量，只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会损害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则要严格控制。

3、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的成长

由于民族地区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社会成员的权利观念、制度观念和风险意识等都还有待培育。因此，仅仅依赖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来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能力的提升，其效果并不会很明显。民族地区政府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如强制性的观念灌输、政策法规出台、适当的企业扶持、对市场机制的部分替代等途径，有目的地将一些本地社会中诱致因素较少，但却有利于本地方长远发展的制度在本地强制推行，并以政府持续的政策活动，使相关制度与本地社会文化实现融合。

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相当高的风险，因此政府在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培育民族地区市场环境的制度和法规为主要内容，引入本地相对缺乏的诸如产权制度、交易体系、竞争机制、权利观念等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制度和观念，为资本市场的形成、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以及市场活力的提升注入能量。此外，强制性制度变迁要特别注意强制的方式，绝不能把强制等同于政府强权，等同于行政动员，等同于事事都由政府包办。否则只能扼杀社会自主发展和自我管理的活力，形成市场主体对政府的无限依赖，总是期待着政府给资源、给服务、给市场、给政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创新动机和竞争活力。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对制度变迁的广泛参与，增强其对制度变迁的认知和响应能力，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增大成本降低。

4、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制度变迁的动力

在诺斯及其他制度经济学派的视阈中，制度变迁最根本的动力，并不在于经济性的制度供给或者对具体经济问题的解决，而在于一种与经济有关但却无法归入经济领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那就是教育和社会知识的传播。诺斯等人认为，“知识的积累，教育体制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和技术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储备的增长，减少了与某种安排革新相联系的成本。”[9]拉坦更是认为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是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他在分析了社会科学知识进步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模型之后得出结论说，“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社会科学知识可能会经由现存的制度或通过促进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导致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10]

当前民族地区之所以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都会遭遇种种阻力，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整个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落后，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知识的整体贫乏。社会对于市场、法治、竞争等市场经济体制中至关重要的观念认识不足，而且缺乏追求利益的足够的技术与能力，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地区社会既缺乏制度变迁的内在诱致因素，又缺乏响应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意愿，从而使得制度变迁难度相对较大，成本居高不下。而反观国内外制度变迁的成功范例，几乎都在制度变迁的准备阶段或者制度变迁过程中，采取强制措施整合社会资源以优先发展教育，提升社会知识水平。由此可知，教育和社会知识水平对于一个地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目前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落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水平不高仍然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11]虽然民族地区政府对此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但是在GDP至上的政绩观引导下，具体的经济类事务仍然在政府事务中占据着绝对优先的位置，对开发区的建设，对招商引资的热衷，对企业的帮扶都远远超出对教育的关注。这种经济优先教育的发展战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部分地方的迅速发展，但是对于民族地区社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却是严重的本末倒置。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作者】金炳镐/汤金松/龚学增

【作者简介】金炳镐(1950-)，男(朝鲜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汤金松(1973-)，女(满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龚学增(1945-)，男，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民族理论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了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红军长征时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有了新的发展。【摘要题】民族政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形成和发展/90年代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2)03-0021-04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有关宗教的初步的主张和政策。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信仰，都须加入工会。”[1]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宗教信仰问题，并把它与“种族”并提。这一文件规定隐含着宗教信仰自由之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于基督教合作。”[2]这是很重要的政策策略主张。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首次提到“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3]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很重要的宗教政策。而且这里提出“绝对”分离，强调了我党对这一主张的强烈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基督教、天主教传播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4] 1927年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破除迷信观念和反对神权。他说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范围主要在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情况和宗教问题，并提出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各阶层革命力量，针对当时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标，对宗教和教会采取慎重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虽然提出为了工人的利益可以与基督教合作的主张，但是认为教会是用金钱来收买人民信仰的一种宗教组织，其性质是欺骗和压榨人民的。因此，在政治思想宣传上，坚持对基督教不做让步。“如果遇着教会明显的为恶(如霸占田庄、强买民房、包搅词讼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6]也就是，我党对基督教采取了既可以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做让步”的策略。关于对教会学校的态度，采取“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决不能攻击整个的教会学校的学生。”[7]这里把教会、教会教育与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学生严格区别开来，表明了政策的严谨性和态度的慎重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宗教的态度处于不确定阶段，对宗教的政策处于初步提出阶段。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体分两个阶段加以论述，即：中华苏维埃时期(1927.8-1934.10)和红军长征时期(1934.10-1937.7)。

1.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1)政教完全分离，真正信教自由。

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规定：“对宗教问题是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公民可以自由的信教，但一切宗教不能得到国家的任何保护及供给费用。”[8]

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了“内蒙的民族政纲草案”的内容11条，其中第10条规定“政教完全分离，信教自由”。[9]这是我党根据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提出的有关宗教的规定，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对少数民族宗教的政策。而且根据当时内蒙古蒙古族信仰喇嘛教比较普遍的情况提出政教“完全”分离的问题。 1931年11月7日、1934年1月，第

一、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0]

(2)信教和不信教的工农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和政治事务。”[11] 我党提出对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份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者一律不分土地。”[12]

(3)没收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

1930年5月，根据中共六大的“十大要求”制定的《中国苏维埃的十大政纲》第四条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庙宇、教会、祠堂占有的土地与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与地少的农民使用。”[13]

1930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中国革命的总要求29条，其中第16条规定“没收一切教堂、庙宇及各种公地”。[14] 中国共产党把上述的有关宗教团体土地的政策贯彻到民族地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措施，成为我党对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一部分。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15]等。 (4)帝国主义教会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许存在。

在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的第

一、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指出，“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6]这一政策在1934年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予以重申。

2.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族政策的主要内容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已提出的我党的宗教政策，结合当时各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指示、决议和布告，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1)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 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立”，又重申：“政教必须分立”，“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1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政教分离的原则具体化为宗教与政治、政权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和政权机关，而且强调“必须”分离，“绝不能”干涉。这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和宗教影响深重有关。 (2)宗教信仰自由，当喇嘛听其自愿，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

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康藏民众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20]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进一步强调：“彝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2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的宣传口号也指出，“回人信教自由”[22]，“番人信教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23] 1936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提出了对于番民中几个实际问题的策略，其中关于宗教问题，我党和红军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5.宗教问题：(1)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神像;(2)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3)信教自由，不得强迫信教，已当喇嘛的，有还俗的自由，并可分得土地;(4)政教分离，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5)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6)改进喇嘛教;(7)宣传无神论(但不要伤害番民的宗教感情)。”[24]

从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涵义逐渐全面、完善。

此外，我党还提出争取接近宗教上层人士、团结信教群众，保护清真寺及其财产，建立喇嘛改进会。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具体、详细地分析了蒙、回、苗、瑶、黎等民族的宗教状况，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宗教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深化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分别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惯、允许各派宗教存在、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律的宗教信仰者以及保证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等方面予以强调，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保护各派宗教信仰者正当的权益。

1938年5月20日，周恩来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25]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等等。确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26]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27]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提到“在回民建立清真寺时，政府给予土地经费，各方面之帮助与便利”。[28] 上述文件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理论上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在物质上还予以援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教的真诚态度。 2.正确处理宗教土地政策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用地的政策有了比红军长征时期更全面的规定。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规定：“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29] 3.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的文化教育，团结宗教上层人士

1940年4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1940年7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这一主张。[30] 4.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及宗教活动场所

1940年2月的《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和1941年4月的《回回民族问题》以及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对此作了具体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较全面地论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且在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第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适用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不只是“工农劳苦民众”。第二，强调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都有自由，并且提出外国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第三，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民主权利之一，必须作为一个原则予以坚持和贯彻。[31]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贯彻执行既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了更加系统地分析少数民族的宗教状况外，对于宗教政策的规定也进一步完备了。

中国共产党结合这一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对少数民族制定了更加具体的宗教政策、措施，涉及到保护宗教职业者、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及宗教场所、宗教寺院土地处置等方面。 1.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团结信教群众 194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中提到：“回民民族他的特质是在宗教形式下保存起来的。”“对于宗教和生活习惯是尊重的，……不要在这些地方刺激群众的民族和宗教的感情。”[32]“对汉民干部应消除其大汉族主义，歧视回民和讥笑其生活习惯，避免对其宗教正面批评。”[33]

除了对回族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针对东蒙地区的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制定了相应的宗教政策。1947年4月27日，内蒙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文字。”[34]还明确规定：“实际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立，保护庙宇，提倡喇嘛自愿投资经营农工商业与各种合作事业，奖励喇嘛自愿入学与参加劳动、行医、识字。”[35]除一般意义上的对蒙古民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外，在保障喇嘛人权、财权方面，在提倡喇嘛自愿投资方面，在奖励喇嘛自愿学习、工作方面都作了规定。 2.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

1947年9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不得侵犯各地清真寺，军队不许住清真寺，汉人不得利用清真寺集会。”[36]“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民一切文物古迹。”[37]

在解放西北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尊重回民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保护清真寺和拱北、回教经典、礼拜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产生了良好的作用。1949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回回工作简要手册》，就对这些方面作了最完善的规定，在回民居住区的宗教工作中起了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3.妥善处理宗教土地

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凡祠堂、庙宇、天主教、基督教的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农民公意及族人意见妥为处理。如农民要求分配时，除留下一些地作为祭祀、传教和居留人维持生活外，其余一律分配。凡清真寺的土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之。”[38]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39]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总结和概括。

五、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宗教政策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在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同年12月2日，政务院发布通令：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三大节日(尔代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食用的牛羊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1951年5月23日，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中规定，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对**喇嘛和**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总之，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明确宣布了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之中，而且载入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中。 2.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的工作实践

为了贯彻实施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在各族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深他们对宗教政策的了解，消除反动势力散布的“共产党是消灭宗教的”谣言。第二，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设立宗教事务工作机构。为了更好地开展宗教工作，团结广大信教群众，1952年和1953年，由伊斯兰教界和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相继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在这些宗教团体的协助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贯彻。第三，制定了一切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的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如果在宗教问题上急躁冒进，就会严重影响民族关系，甚至会引发事端，造成严重后果。这在新解放的地区，尤须特别注意。

第四，加强领导，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这一时期，由于处理新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缺乏经验，在一些地区的宗教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急躁情绪，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不够。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指出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改革，必须从缓提出，不经中央批准，各地党委不得作出并发布有关这方面改革的口号并进行宣传。同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乌兰夫、刘格平同志对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意见，指出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审慎，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的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和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作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1951年11月，针对西北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共中央指示，对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回族地区内的属于藏族、蒙古族、土族的喇嘛寺庙，一律不予征收，亦不接受寺方献地，寺庙过重的租额及苛索等可用协调及调解方式酌情减免。并同意西北局提出的对于伊斯兰教清真寺及拱北、道堂土地的处理意见。 3.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工作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建国初期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践是整个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来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

第一，首次提出关于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五性”的重要思想。第二，突出强调在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是整个民族问题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信仰，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反之，则会被动。第三，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必须长期地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第四，强调努力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物。

第五，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要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的态度。第六，进行系统的调查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的研究。

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1.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观点的新发展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面临中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

(1)明确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还将长期存在。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

(2)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1956年5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伊斯兰教代表团时指出，汉族之中虽然也有很多人是信仰宗教的，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最多，而且不像有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这样，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3)提出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可以起推动作用的观点(见周恩来1956年5月30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

(4)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4日，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除个别民族地区外，宗教矛盾的矛盾背景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个别地区外，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2.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

为了顺应少数民族的要求，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从1958年起，陆续开展了废除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工作。

1958年5月，杨静仁在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回族宗族问题的发言。指出要消除宗教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和宗教特权，逐步使宗教在人民中真正成为个人的思想信仰问题，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为了进一步研究宗教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5月和9月，先后分别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和藏传佛教问题座谈会。李维汉就伊斯兰教同回族发展的矛盾、民族与宗教应当分开、宗教制度的改革等问题，作了重要的讲话，做好了改革前的准备工作。在宗教制度改革中，有关地区从当地民族和宗教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方法、步骤，改革的具体内容有所增减。宗教制度的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也出过一些较为严重的偏差。到1960年，宗教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务全部完成。宗教制度的改革，使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在使自己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对民族、对国家、对宗教自身都是有利的。3.“左”倾错误的纠正及宗教理论的深化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初几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处理进一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宗教问题理论上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宗教“五性”论，以科学的语言表述了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和复杂性。这是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1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关于民族工作及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工作方面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讲话中论述的。第二，提出了无神论教育问题。1958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关于在回族党员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的报告指出：无神论教育，首先要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中进行。其次，为了巩固宗教制度改革取得的胜利，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向群众适当地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是必要的。

第三，重申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第四，提出要辩证地认识宗教的前途。

总之，从建国到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尽管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稳妥的，成就是大的。可惜，这种局面未能正常健康地向前发展。1962年以后，随着全国性的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少数民族的宗族工作遭到彻底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等诬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是“保护落后”，蛮横禁止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甚至把大批寺庙和宗教设施加以毁坏、关闭或改作他用，对于少数民族中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统统当作“牛鬼蛇神”予以打击，其中有些人被迫害而死。

七、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恢复、发展和完善

从1978年到1982年，宗教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同时，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1982年3月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中，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特别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全面贯彻19号文件的过程中，宗教活动逐步正常化。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它阐明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观点和政策走向成熟，集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改变了以前把宗教仅仅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第二，全面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长期存在的根源。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作为一部分人们的意识不会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后短期内彻底消除;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久的奋斗过程;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还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困苦;一定范围的阶段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于宗教的发展还将产生着一定影响。

第三，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好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宗教工作的主题。

第四，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在宗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喇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基本没有联系。因此，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的不同情况，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

第五，处理好宗教问题主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倾向。第六，明确了处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宗教问题及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来，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根本改变了在极“左”年代单纯把促进宗教消亡，甚至消灭宗教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错误观点。

第七，重申和充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完整地表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涵义;强调保证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应当强调不信宗教的自由。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不允许强迫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入教;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人士是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正确区分和处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活动，以及不属于宗教范围内的迷信活动。

1982年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也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些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观点、新论断和1982年19号文件集中反映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观点一起，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

这些新观点、新论断主要是：

第一，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是党和政府处理同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1月30日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做客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是关于同宗教界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第三，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也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而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是维护安定团结和各民族人民利益的需要。第四，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科学地表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1991年，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曾指出，要动员全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关系的最科学的表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的宗教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这些将指导着中国宗教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进一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收稿日期〕2001-10-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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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近代民族宗教信仰论文

———玉皇大帝信仰

提到玉皇大帝，首先想到的是玉皇大帝的身世和由来。在原始社会，当时的人类的生活还没有完全的定格，只是在初步的探索阶段，所以当时的人类的生命很脆弱，为了使人类不害怕自己生活的环境或者是勇敢的面对困难的生活，他们开始寻找一种可以支撑他们的意志的一种物质或者是其他，开始人类只是信仰一些花草树木等，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渐渐的意识到万物要有一个中心，一个可以统治它们的主宰，但是人类作为万物的分子，又不可能成为主宰，就在这时天帝或者说是天皇就产生了。

其实，在最早的三皇五帝中，还没有“玉皇大帝”这个名字，但是由于人类把黄帝作为五帝之首，而黄帝又最早的发现玉，并且很好的利用玉，所以后来人把天帝改为玉帝或者是玉皇，但是后来人类为了更好的统一，就把玉皇与玉帝改为一个名字：玉皇帝，又叫玉皇大帝。其中，玉皇大帝的身世也是很离谱的，早在唐朝，道教的教徒们为了更好的迎合人皇的愿望，需要有玉皇大帝的身世，所以就根据佛教的创始人：释迦摩尼的身世强加在了玉皇大帝的身上，人类有了这种信仰以后，人皇为了能更好的统治他们自己的国家，就把自己的玉名改为天子，天子的意思也就是天帝或者说是玉皇大帝的儿子。在神话传说中，玉皇大帝虽然是万物的本原，但是他只不过是元始天尊的一个弟子罢了。在商周朝时期，人们把北极星或者说北辰看做是天帝，因为北极星是地球的动轴的中心，所以无论地球怎么动，它都会一直静止，所以人们把它作为万物的起源。一开始的时候，北极星不叫天帝，而是叫做太一，太一也是出自庄子之口，太是‘大’的演变，其实这两个字也是一个字罢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说太一是万物的本原。到秦汉时期，人们开始不仅把北极星叫太一，而且叫做帝座，天帝，皇天大帝。从而，也有了三皇五帝传说。

中华民族是一个信仰多神论的民族，所以玉皇大帝信仰也是人们生活信仰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玉皇大帝信仰的形成，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大力宣扬有很大的关系。道教教徒成为创造玉皇大帝及其神灵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的庙宇中，道教的玉皇庙，玉皇观，玉皇殿，玉皇阁是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庙宇。道教经典中不仅撰写着玉皇大帝的来历及事迹，而且围绕玉皇大帝，形成了一系列的列文与咒符。道教的神仙系统，既不同于国家祭奠中的神系，也不同于民间信仰的神系，与佛教的神灵系统更不一样。不过它们在长期历史中，却常常互相借鉴与交流。

农历正月九日，道观中仙音缭绕，醮仪热闹非凡，来玉皇殿烧香献供的人群比平时不知多了多少倍。一片香火缭绕，烛光煌煌，随着道士拜章的步趋摇曳，玉皇大帝的灵霄宝殿似乎真的升上了九霄云中。原来，这天是玉皇大帝的生日，道观中依例要举行庆典。士庶之家去玉皇殿献供的当然也就特别地殷勤。这天的活动，俗称斋天，在民间和道观中都是十分重视的。说到玉皇大帝，民间莫不将他看成天上的“皇帝”，万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神仙佛祖一律都需要听命于他。实际上，就道教的神仙谱系来说，玉皇的地位低于三清(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为道教所崇拜的最高神)。其实，玉皇大帝这一至上神的形象，是宋真宗的崇道活动的副产品。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至上神称为

帝、上帝，亦称为天，在儒家祀奠中又作是昊天上帝。对他的座次排位，宋以前的道教中是很忽略的。宋真宗为了宣布自己的祖先赵元郎是道教尊神之一便借着玉皇的名义演了一场“天书”下降的闹剧。为了尊祖(实在是生造出来的)也连带着尊玉帝，上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合真体道玉皇大天帝。” 这是玉皇大帝崇拜普及的开始，不过玉帝在道教内部仍是只听命于三清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叙述玉皇的来历说，太上道君(三清的第二位)将一位“身诸毛孔放百仪光”的婴儿送往光严妙国的宝月光皇后怀胎，产下皇太子，修道三千二百劫，才证位金仙，称“清净自然觉王如来”，又经亿劫，才证位玉帝。这种编造的仙话固然不足信，但玉皇在道教中为在三清之下却是很清楚的。然而，民间对玉皇大帝和三清关系并不怎么了然，凭着生活经验，地上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佛教、道教的领袖哪怕封了国师、天师，也还得听命于皇帝，所以在民众心目中，在神仙包括佛菩萨的世界中“最大”的是玉皇大帝。所以对他的祭祀要用最高规格了。

正月初九玉皇诞辰，不仅道教宫观例要举行重大法会，有些佛寺也举行“斋天”仪式，也很吸引了一些看热闹的民众，自然也少不了供奉的香客，抛钱的施主。道教的尊神怎么会由僧人给他过生日呢?原来，佛教本身是有“斋天”法事的，但那儿说的天与玉皇是两码事，而是从婆罗门教接收过来的诸天帝如帝释、梵天等等。在佛教中，他们为佛的护法或侍卫，也享受着相当的礼遇。民间称他们为“诸天菩萨”，清代又讹为“朱天菩萨”，并且附会说是为了从此寄托对朱明王朝的怀念。不管如何，佛教的斋天与玉皇原来是无关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某些寺院，将斋天定于正月初九，将斋诸天与斋玉皇混淆起来了，似乎也跟着道教承认玉皇是正宗的天帝了。

民间传说，玉皇大帝每逢十二月的二十五日要巡行三界。到了这一日民间又多设香案，摆供品接玉帝。这一活动，也有称为“斋天”的。《西游记》第八十七回写到一段故事：天竺国凤仙郡大旱了三年，孙悟空上天乞雨，却惹得玉皇龙颜大怒说：“那斯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行监观万天，浮游三界，驾至他方，见那上官正不仁，将斋天素供推到喂狗，口出秽言，造有冒犯之罪，联即立以三事在坡香殿内，汝等引孙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断，即降旨与他;若不倒断，且休管闲事。”那三件事是米山、画山、金锁。米山由一只小鸡啄食，面山让叭儿狗舔吃，金锁用灯焰燎，须米、面山尽，金锁断才得下雨。可见玉帝是得罪不起的，当他巡行三界的日子尤其要敬之如仪，来不得半点马虎。如果说正月初九的斋天是给玉皇祝寿，目的是讨他的欢心，那么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斋天却是面对玉皇的降临，平常说“天高皇帝远”，现却成了咫尺天顔，更是要格外陪着小心。玉皇的祭祀在道观中举行，家中的摆香案，并不一定要面对神像的，那是取了我们孔圣人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精神办的。不过为适应民间崇拜的需要，也有一种玉皇大帝神马流行。那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木版书，在“灵霄宝殿”的匾额下，端坐着帝皇装扮的玉帝，除了两边对称的仙伯、侍卫外，书面下方特别有一道装打扮者跪着上章奏。为什么要添上这么个人物呢?书上题辞点名了这一点。原来在灵霄宝殿的两旁大柱子上，各题着四个字“天地无私”、“神明暗察”。中间又写着十二个醒目大字：“世间善恶表彰，注定富贵贫贱”。这原是民间镇宅神图的一种，看来他的崇拜意义、镇邪去恶意义，和教诫意义是混为一体的。

第四篇：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则聚居着全国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是宗教文化类型最齐全、宗教现象最丰富的一个省。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西方的宗教文化一样，也毫不例外地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乃至科学知识。尤其是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宗教更是包容、储藏、沉积着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模式。例如，当我们提到藏族时便会想到哈达;提到傣族时便会想到泼水节;提到回族时便会想到清真寺;提到苗族时便会想到芦笙歌舞;提到白族时便会想到本主庙、三月街„„它反映了每个民族除了其外貌、体质等特征外，各民族还有独特的个性和文化审美图景，有各自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文化、宗教文化。

一、巫文化

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意识和巫术仍有着强大的张力。巫术是原始宗教中的活化石，迄今跨越了数千年时空的云南少数民族，巫术对他们仍有着传达神意的审美魅力，他们从各自的祖辈那里传承了一个二元分裂的世界，以其灵验的神迹安顿着人世的现实生活。他们深信世间的一切均受神灵的左右，冥冥中的神灵与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只要方法得当，神灵仍可以被感知、利诱，甚至可以被威胁。人一旦与神灵沟通便可利用其超人的力量为自己或部族的意愿服务。他们认为与神灵沟通并非一般人所为，只有掌握了神鬼秘诀的巫师方可办到。于是，他们对巫师、巫术产生了强烈的神秘感、敬畏感和依赖感。这些感觉的汇合使之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的审美体系，他们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徒那样，以虔诚而又浓郁的宗教审美情绪，表达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以人为主体追求现实利益的宗教文化方式。这便是云南少数民族贯在巫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云南少数民族除了傣、白、纳西、回、彝、壮等族中早已传入了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外，其他少数民族宗教大多属于原始的巫文化性质。巫术活动经常以摹仿的方式把现实分散的因素集中起来，将主要目标加以强调，从而获得反映现实的映象。而且在其发生的过程中总要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和奇妙的审美想象，真诚的依赖和执著的追求。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几乎都用巫术占凶问吉、预言疑难、治病驱鬼、祈年唤雨。巫和卜筮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甚广，巫术活动经常而普遍，其中包括有天文、地理、科学、文艺等各方面的知识。各少数民族中的巫者

和卜筮者，就是这个民族中的智者，他既是少数民族中的预言家，又是这个民族中的知识分子。有的巫者还被认为是这个民族中能洞悉民情乡俗的半神半人，云南的独龙族、佤族、瑶族、苗族、哈尼族、布朗族等都普遍寄希望于巫师、巫术的帮助，去达到与神灵所控制的各种异己力量的和谐共处，去实现用他们的常规方式——世俗的技术与工具所达不到的企图。

云南少数民族对巫术的执著信念，强烈而虔诚的情感，繁复驳杂的活动方式，造就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浓郁的宗教审美氛围，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征、反映人类童年时代的巫文化。

二、汉传佛教文化

佛教无论在神学理论和行为体系上都是相当成熟的宗教。他作为一种人为宗教传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绝大部分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迅速变为“人为”的民族宗教，如在宇宙观、神鬼家族、人神相通、宗教行为方式、宗教文化表征、寺院宫观、宗教职业等方面都进行全面的兼并和结合，甚至使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彻底地改头换面，产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宗教体制使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面貌大为改观。

由于云南地区民族种类繁多，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汉传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的传入，必然会受到各民族本教的排斥，甚至发生冲突，于是佛教不得不走与本地民族宗教相结合的道路，只有采取和民族本教认同和适应的态度，汉传佛教才能在民族宗教中立足发展。因此，佛教的传入在云南地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即使是佛教的各宗各派传入云南地区之后，也是各隅一方，互不对立，互不妨碍，以其十分宽容的适应精神融会到各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与审美之中。

三、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支系。它形成于公元7世纪，是传入西藏地区的印度显、密两宗佛教，与汉地北传的大乘佛教和西藏地区固有的本教，互相斗争、互相融合而形成的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佛教，也可称为西藏佛教。云南的藏传佛教主要在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及云南丽江地区的藏族、纳西族和普米族、摩梭人中信仰。在他们的宗教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和风俗习惯中充分体现着他们对佛教的笃信。佛教也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本教

的某些祭祀仪式，与当地藏族、纳西族、普米族、摩梭人的地方自然神祗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派别及支系极多，在云南地区有众多的教派，归纳起来有以下四大派别：宁玛派——亦称“红教”;噶举派——亦称“白教”;萨迦派——亦称“花教”;格鲁派——亦称“黄教”。由于教派各异，因而在教义、仪式及“见”、“行”、“修”等问题上也有地域和门户之见。

西藏本教对云南迪庆地区的纳西族、普米族等的影响是深刻的，那么西藏本教的兴衰对云南本教的兴衰是否有着直接的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从公元7世纪初佛教传入西藏受到本教的对抗，本教在斗争过程中占据优势，到8世纪西藏王朝赤松德赞采取了灭本教兴佛教的严厉措施，迫使本教改信佛教，一些本教徒改为佛教徒，也有一部分本教徒流落到藏、滇、川犬牙交错的地方，与当地的普米、纳西等民族和平相处，使西藏本教在这些地方得到生存和发展。因而迄今西藏本教在西藏几乎绝迹，但在藏、滇、川接壤的地区尚保存有本教的残余和众多的演变支系。

然而佛教毕竟是具有强大渗透力的宗教，他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不断地侵入到云南的傈僳族、纳西族、藏族、普米族和摩梭人的宗教信仰中，对他们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都起着深刻的影响。云南的藏传佛教和西藏佛教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本教的某些祭仪，并和当地藏族、摩梭人、普米族„„的自然神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地方色彩、派系繁多的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云南地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因此，云南的藏传佛教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

四、小乘佛教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出现了大乘、小乘两派。“乘”者是“乘载”、“道路”的意思。后期的佛教自称为大乘，即“大业”、“大道”、“众载”，认为本派能普度众生，救赎他人。而把前期的佛教贬称为小乘，认为他只能自我解脱而无力顾及他人，仅为“小道”、“小业”而已。为此，小乘则自称“上座部佛教”，拒不接受“小乘”之称。

公元以来，佛教由印度传入亚洲各国，形成了东方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的为大乘佛教，也称为北传佛教;传入南亚地区的

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及中国傣族地区的为小乘佛教，也称南传佛教。公元11世纪至14世纪，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正式确立南传上座部佛教为本国的国教。

小乘佛教在教义和理论方面一般持“我空法有”的观点，也就是不承认主体“我”的实在性。但在分析物质世界时又肯定客体的存在，他把现象世界一分为二：一类称为“心法”，包括受、想、行、识等精神和心理的要素;另一类称“法”包括地、水、火、风，分别具有坚(地)、湿(水)、暖(火)、动(风)的属性，即物质要素。

在宗教实践方面，小乘佛教初期只是把佛陀视为现实的教祖和导师，主张佛在僧数，对待佛经的态度上一般墨守佛说，学风比较保守，在修持的目标和方上一般偏重于通过长期出家苦修求证阿罗汉果，即以求得自我解脱为目的。在供奉佛像方面一般只供奉释迦牟尼像，寺院的建筑规模较小，结构较简单。南传上座部佛教进入云南后，主要是在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及部分佤族中信仰。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的相当长时期，受到本民族固有原始宗教的抵制，甚至短暂的冲突，因而南传佛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传播极其缓慢直到公元12世纪后期帕雅真入主西双版纳，号称“至尊佛主”，南传佛教才开始启动，但还不能成为傣族等民族的正统宗教，民间仍然信奉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

傣族人的原始信仰是务实而功利的，不愿意空泛地恪守信条，信仰正统教义，只是根据本民族自己日常的生产、生活，与自己切身需要的具体目标去确定选择自己的宗教。他们以祖先崇拜为核心，深信只要祭奠祖先神灵便可消灾免难。务实的祭祀仪式贯穿在傣族人的整个生活与生产中，即使在泼水节的欢快中，傣族人也从不忘记要用水洗去灰、洗去汗、洗去凶恶与灾难，祈求吉祥安乐。这种完全世俗化、功利化，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傣族原始宗教与南传佛教的那种超凡脱俗、追求人生智慧的空灵审美境界是无法相比拟的。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在傣家这块土地上安营扎寨，南传佛教也只有委屈自己作出一些取舍与让步。南传上座部佛教只能在其民族原始宗教的信仰中去寻找自己生存的突破口，在佛教的信仰、教义等方面尽力适应当地的民族宗教。例如让傣族原始宗教的神祗进入佛教的寺院，某些巫术仪式进入佛教的礼仪。为了与当

地民族的原始宗教和平共处，南传佛教不得不改变自己不信鬼神和巫术的教旨。这些努力使南传佛教不仅赢得了与当地原始宗教的和平共处，还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此在傣族地区立足扎根，并迅速地发展成了傣族的全民宗教。当地民族还把祭祀鬼神的大任交给了佛寺。这样一来佛寺中的佛爷、和尚除了传播佛教之外，还担负着为当地民众送魂驱鬼的重任。

从此，佛教对当地民族宗教采取了认同和适应的态度。于是，在傣族地区的佛教寺庙中出现了土地神龛、水神塑像等。在祭祀中的巫术等民俗化的有形祭祀、礼仪也在佛寺中进行。民族信仰中的多元化特征，也突出地表现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中，南传佛教已成了地方化、民族化了的佛教。与此同时，地方民族宗也接受了外来宗教的改造与融合，傣族的原始宗教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貌，成了佛化了的宗教。突出地表现在佛事活动中，人们已无法分清哪些属于印度佛教，哪些属于本民族的自然习俗，更有甚者，全民信佛的傣族，将自己的一生几乎都交给佛支配。南传佛教已真正达到了战胜当地原始宗教，使全民族信仰佛教的目的，将佛教的宗旨灌输到了民族的宗教文化中。

南传佛教经过长期的传播和土著化过程，逐渐成为傣族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全民性信仰。对傣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并且对邻近的许多民族产生了重要的辐射影响，如佤族、阿昌族、德昂族、布朗族等均不同程度地从傣族那里接受了小乘佛教的信仰。南传佛教与当地原生宗教混合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征的佛教文化，这在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审美中是极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