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语录范文

第一篇：周小川语录范文

货币通胀周小川讲话

周小川出席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二十四届部长级会议

http:// 2011-9-25 7:52 新华社

新华社华盛顿9月24日电(记者蒋旭峰 阳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二十四届部长级会议24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形势和政策挑战、基金组织改革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副行长出席了会议。

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上次会议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弱，经济运行下行风险加大，迫切需要加强全球合作。主要发达国家应尽快出台明晰可信的中期调整战略，提振市场信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继续调整结构，增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金组织应抓住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为有关各方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周小川在介绍中国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继续由前期政策刺激的过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贸易平衡趋于改善，预计全年经常项目顺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将进一步明显下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仍然较强，但短期内也面临物价上涨较快、资本流入较多的挑战。未来，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在谈到基金组织改革时，周小川强调，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入，国际社会对基金组织的作用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基金组织应从寻找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出发，调整监督框架和监督重点。同时，基金组织应继续改善份额和治理结构，尽快推动2010年份额改革一揽子方案的生效，切实保障长期资金的来源，以满足成员国应对危机的需要。此外，基金组织应继续深入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并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控的方向完善。

此前，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副行长在华盛顿还分别出席了IMF和世界银行2011年年会、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晚餐会及二十国集团财政及央行副手会议。

第二篇：周小川行长新年致辞

2016年的日历即将翻过最后一页，我们将迎来新年第一缕曙光。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向人民银行系统全体干部职工，致以新年的祝福!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及家属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2016年，我们在改革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中央银行各项工作都取得明显成效。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有针对性地预调微调，货币信贷和社会融

资规模保持合理适度增长，信贷结构继续优化，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迈出新步伐。金融市场创新发展明显加快，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显著增强。人民币跨境使用进一步扩大。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风险防范切实有效。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国际及区域金融合作广泛深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人民银行系统党的建设、作风建设和内部管理再上新台阶。

2016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准确把握、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注重松紧适度，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幸福安康!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周小川

2016年12月31日

第三篇：周小川再次呼吁应用宏观审慎政策

央行周小川行长呼吁应用宏观审慎政策

一、周小川在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节选 (2011年6月1日)

尊敬的黄达教授、刘鸿儒教授、郝平副部长、纪宝成校长，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同学们：

首先，请允许我对黄达教授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表示祝贺!对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为推动中国金融学科的建设和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

金融学科的建设和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是与金融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从1978年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国逐渐突破过去那种高度集中型的金融机构体系，朝多元化体系方向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国金融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以黄达教授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教育界，一方面，辛苦耕耘，全心奉献，培养出大批金融人才，解决了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与金融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匮乏的矛盾;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勇于实践，为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政策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当前，随着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金融业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学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特别是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现有的金融运行模式、金融监管体制暴露了其内在不足，也引发了理论界、金融业界对今后金融改革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从理论上说，经过这次危机，人们发现，微观审慎性的总和并不等于宏观上的审慎性。或者说，个体的健康性不等于总体的健康性。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相关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如，危机的传染性，与资本要求、流动性、杠杆率、拨备要求、会计准则、评级制度相关的微观审慎性标准，与羊群效应、动物精神、信息理论和计算复杂性，以及激励机制安排等相关的市场有效性问题等，在原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模型基础上，都有新的认识和发展。

在金融运行和管理方面，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已成为危机后国际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各国政府以及金融界的普遍共识是要建立逆周期的市场运行和调节机制。在宏观方面，除了要用好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具有逆周期调节效果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还引入了逆周期调节的创新手段，如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制度和动态损失准备制度等。在微观方面，主要侧重于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改进原有的资本协议、杠杆率、拨备计提等监管政策和工具，提高金融机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建立与经济周期调节相适应的杠杆率要求、前瞻性拨备管理，推进会计制度、评级机构、衍生品交易和清算体系等的改革，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等，其主要思路是，将这些微观层面的监管机制纳入宏观管理框架内，减缓顺周期影响，减少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当前，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其典型内容是G20所支持和认可的巴塞尔Ⅲ。从中国情况来说，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尽快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而且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但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也有一些比较紧迫的课题，如对经济周期的判断、高储蓄率问题、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选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划分标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等等，需要尽快加以深入研究。

总之，新的金融运行和监管理念及其政策框架对金融学科建设、金融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希望中国金融教育工作者以黄达教授等老一辈金融教育家为楷模，教书育人、刻苦耕耘，为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具有超前意识、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也希望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专家学者们能更进一步潜心研究，勇于实践，为金融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为中国金融的稳定、安全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力。

再次感谢各位来宾，感谢你们对中国金融事业的支持，祝黄达教授、刘鸿儒教授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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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除了有必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以外，同时，也有可能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

周小川还表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他认为，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地、有序地走向可兑换。

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在周小川看来，新时期宏观管理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二，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进行宏观管理。

“尽管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比去年更加明朗，但总体还是处于这样的状况，即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周小川表示，常规年份没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交互影响也没有这么大。

全球来看，主权债务危机并没有解除，在应对危机时采取扩张政策的后遗症亦逐渐开始显现，通胀处于较高位置，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较高。

周小川认为，这需要宏观管理有一定的转向，在转向中找到一个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新平衡点。

“宏观管理，特别是涉及到金融业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周小川表示，宏观审慎性政策主要是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宏观审慎性政策体系的框架之内，主要内容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特别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以逆周期宏观调节为特征所形成的政策体系。

尽管推进宏观审慎性政策成为危机之后的共识，但是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执行的情况不一。周小川表示：“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对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来说，又容易带来一个负面的效应，就是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

在周小川看来，中国有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的需要。“危机之后中国率先复苏，中国经济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周期不一样。对于周期判断的变化，需要有一些逆周期的措施。”

与此同时，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体，高储蓄率可能出现较高的投资率，而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进而刺激泡沫产生。

“高储蓄率带来的周期性问题。”周小川表示，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他认为，面对这些情况，中国还需要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人民币可兑换需求自然产生

而针对素来备受关注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在此次论坛上，周小川表示，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同时小心谨慎地允许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运用。

“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地、有序地走向可兑换。”周小川同时还表示，在1996年，中国已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

在2011年年初央行工作会议上，央行就已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在今年1月，人民币可兑换进程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人民币境外直投开闸，央行下发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

19日，央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曾表示，截至目前，中国企业人民币到境外直投的试点总量约为190亿元人民币。他还透露，央行拟在年内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至全国。

今年前4个月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已达5300亿元人民币，超过去年全年，达到同期贸易量的5%。在陆家嘴论坛上，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人民币有三到五年的升值空间，应该抓紧时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新年致辞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向人民银行系统全体干部职工，致以新年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对大家在过去一年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全面收官之年，也是金融改革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系统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同心协力、改革创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中央银行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预调微调，实现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关键进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有序实施，金融机构改革加快推进，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稳步实施。金融市场产品创新、制度建设、双向开放迈出新步伐，区域金融改革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继续转变外汇管理方式，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妥善应对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稳定。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稳步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投产运行，金融信息化、国库经理现代化、货币发行与管理、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征信管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工作取得新成效。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丝路基金对外投资实现良好开局，金融支持“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我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作用和话语权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新进展。扎实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人民银行系统党的建设、作风建设和内部管理再上新台阶。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人民银行系统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为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幸福安康!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周小川

2015年12月31日

第五篇：中国发展靠柳传志不靠周小川

张维迎2010年12月8日演讲全文：

谢谢大家，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经济转型靠什么?”。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给我们送来三个信号，第一中国比我们想象重要。如果我们早想到中国如此重要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第二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不再可持续;第三我们政府的内向、封闭思维不再适应今天的世界。

我们的转型我给概括这样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到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二从沿海主导的增长转到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三点就是从投资驱动、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的增长。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从新企业进入驱动的增长，到现有企业的规模扩张的增长。这个是好多发展国家都遇到的情况，在一段时间内要不断新的企业来进入。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主要靠现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使企业规模扩大推动增长。

要理解这个转变，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一点理论模型。这个实际上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来的模型，这个模型挺简单。我们经济学关注的是财富的创造，我们现在就说是经济发展。而财富创造从而而来，来自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劳动生产力提升靠技术进步，靠创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靠什么?靠分工，靠专业化，分工越细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分工又靠什么，分工靠市场，靠市场的规模。一个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意味着更大的技术进步，更大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强的经济成长，财富的积累，反过来又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利用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上我们找到一个价值链上的分工。这个分工和我们本身的优势，特别是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这30年的增长。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两个思想是非常不平衡，中国开发国际市场是比较充分的，国内市场的开发是不充分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上来看，在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除了低于德国，高于任何其他的国家。而我们还有一个农村也人口，相当多的占重要比重一半以上的国家，出口占到GDP如此大的比重，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过去30年平均起来每年增长是GDP的1.5倍，未来能够达到GDP的增长应该算很了不起了。

这就使我们觉得，未来的增长市场在什么地方?我想我特别强调一下，国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是相当的大，我曾在一些场合讲过，GDP来讲，比如广东在世界按国家算已经排在第18位，他的规模大于印尼，挪威。我们河北经济规模在中国排到第六，已经大于香港，我们北京、辽宁经济规模都大于新加坡。从GDP规模看，中国算是半个全球了。

另一点我们要注重人口规模，要找工作，吃饭，其实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市场的范围不会很大，分工就不可能很细，经济的技术进步就可能比较慢。我们看到在中国每一个市场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家可以看到足疗，洗脚的行业，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一个洗脚的公司可以上市。

另外我们举一个教育的例子，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有12个教育公司在美国上市，这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的。这样看来，我们中国好多的传统产业未来仍然有很好的盈利前景，我们过去的PE，VC都在投资于高科技，现在你看国际PE来到中国，好多在寻找投资了传统产业，而不是高科技，因为传统产业仍然是盈利前景很好的。

这一点要与我们城镇化相关，未来大家知道过去30年，未来30年也是这样，每年一个百分点人口进入城市。100万进入城市，每年会有13个出现，这些好多需求他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并不是高科技的。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产业市场仍然非常大。

另外我们在看一下我们区域的增长模式转变，你看我们第1个改革开放10年增长最快，前四位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2个十年都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第3个就变了内蒙、陕西、天津、宁夏，2003-2008年是内蒙、河南、陕西、山东，这里面有一个重要信息，经济发展到这一步之后，西部一些潜在优势就出来了，包括资源的优势，最重要还是土地的优势。现在劳动力成本可能相差不大，但是土地的价格相差就非常大了，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土地，这个可能在西部就具有这个优势。

我们在看一下，我刚刚讲了市场范围，不是人多就是一个市场，一定要人连起来才是一个市场。连着他的办法就是靠交通运输，但是全世界的经济最初都是从沿海发展，为什么?沿海的成本是最低的，在西方，英国，美国都挖运河，运河成本也比较多，美国出现了铁路才向西部挺进。中国长期以来，我们交通是比较落后，但是很幸运过去的2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生很大的变化，使整个中国连成为全球一个统一市场，包括我们的高铁。当然现在大家高铁的建设速度可能有点过快，但另外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仍然为中国的统一市场形成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从投资驱动，低成本创新和高附加这样一个增长。投资的增长可以说几乎走到尽头，去年达到了67%，达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意味着什么?我打一个比方，抓住老虎的尾巴，有两种选择，一种放开老虎把你吃掉了。另一种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现在投资就是这样一种境地，如果政府不追加投资了经济速度马上掉下来了，但是继续靠投资来驱动的话未来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可能中国经济灾难大的滑坡都是由这种投资过度引起的，包括这两年投资这么剧烈集中，2012年干什么，不可能每一个村都通高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需要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1988年中国单年生了2500万个儿童，2008年只生了1500万个儿童，降低了1千万。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饭店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子在服务，说欢迎光临。20年之后，我估计不会有这么多女孩子了，我们看到可能都是老太太在给我们端盘子，而不是年轻姑娘给我们服务。

我们从一个数字来看，90年的时候单年每一百个就业人口新增8.5个新的就业者。而到了2007年已经降到5个。当然有些机构变化，现在最难找的人是什么?是小学没毕业的人找不着，再一个就是高中生最难找，加上我们的人口一胎化政策，未来好多产业都面临挑战，比如劳务输出到欧洲去，没有人愿意去，一个孩子都不愿意送过去。当兵现在也变成一个很大问题，现在最多是大学生，每天输出600多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总量上来讲我们面对一个劳动力逐步走向短缺。

我看到刚才秦晓讲过人口红利问题，现在是需要我们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当然了，我顺便插一句人口政策，我们现在还不及时调整的话，未来的国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采取这样一条道路，就像减肥一样，这个人体重和身高一除太胖了应该减肥。但是我们采取的减肥帮助是把大腿锯掉，但是这个后果就更研究了，虽然体重降低了。

这个减肥的障碍有哪些，中国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了。不是大问题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包括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车为什么堵，经常堵在收费口上，那就是一个交易成本。中国真正开发国内市场，真正怎么使我们交易成本降低。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开发国内市场，我前面讲国内市场不同于扩大内需。为此我们要讲到一个理论问题，凯恩斯理论，现在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凯恩斯经济宏观理论建立的，这个宏观理论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看他基本理论就是GDP=消费+投资/(出口-进口)，这驾马车不不行我们推投资，投资不行推消费，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错误的。

我举个例子，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需求，只有生产力提高，只有有销效率才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变成了只要能创造利益的投资都是应该做的，这是我们这两年宏观政策基本理论依据，他的后果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了。

前面讲的对比一下，有好多重要政策含义。我们讲开发市场是企业家的功能，但是扩大内需是政府的功能，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扩大内需就想到周小川，是货币政策的事，是他的事。我讲的开发国内市场是谁的事，是在座各位马云的事，是王石的事，是马蔚华的事，是在座企业家的事。扩大内需我出口不行了，电脑卖不出去，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让大家多买电脑，一个人原来用1台，2台，现在用2台，3台，这就是扩大内需。而开放思想，就像ipad，联想的LPhone，你生产出新的东西让消费者去买这才是。房地产也是，开发市场你能够生产出大家更喜欢的房子，而不是通过我们给大家更多的贷款使大家去买房子，这两个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如果我们思路是扩大内需的思路，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其实前面有一些转轨就没法进行。好比创新，如果我们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任何东西都好卖的话，你为什么要创新呢?只有传统东西不好卖你才有机会创新，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我讲这一点我们应该非常明确。

关键的问题未来的转轨，能不能完成，关键的问题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如何企业家真正能够跟他的时间经验，他的兴趣都放在开拓每一个市场，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如果连企业家都抱怨钱太少了，只有政府发更多的票子，那这个经济不会有好的前景。

这方面目前有几个大的障碍，我想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国有部门实在太大，我们现在国有部门占到GDP的35%以上，没有一个国家国有部门占到如此比例大的时候，可以真正把国内市场好好开发出来。因为国有企业大量的GDP不能够变成消费者购买力，这就是大家知道过去几年，我们金融消费占GDP比重在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所以，只有真正解决国有部门问题，把更多国有资产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的资产收入，那我们开发国内市场才有一个好的前景。

第二个我们的产权制度保护，使得我们好多企业家仍然在成天想着移民，财富超过一定标准以后，都想着办绿卡，办外国护照，很少能够拿出真正的精力我怎么去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也不能很好发挥。

我们政府能力仍然太强大，大家老谈房地产。北京的房价怎么样，北京的房价要建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办法，如果我们能钱多，那北京房价肯定要掉下来。北京有这么大一个缺陷情况下，要让一个首都房价掉下来，你权力大钱往你那集中，这在很多国家不是这样的。

我们汇率严重扭曲，大家知道汇率是一个价格，如果人民币定值，估值更低，导致企业家更愿意出口而不是开发国内市场。现在人民币订单1：20，在座好多人原来不出口也在想办法怎么出口，这是资源严重扭曲，是企业家能力使用的严重扭曲。这个问题，我想必须严肃的对待他。

有人提出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去冲销汇率，有更高的通货膨胀人民币不许升值了。我想通货膨胀是一个更坏的办法，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人民币回到他合理的位置。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未来我们的转轨还依赖于我们改革的前景，我相信我们的改革会继续下去，但是未来

2、3年内不会有太大的动作，这一点大家应该能够了解。

我们改革的动力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常做的多，说的少。我们现在说的多，做的少，谈改革很多真正采取措施没有。我打个比方，只踩油门不挂档，听起来轰轰响但是不往前走，这跟我们利益风险有很大关系。

总结一下，未来在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走多远，我是赞成这么一个方式，现经济自由化，再政治民主化。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何在政治民主化当中保持精英控制。如何和精英同志，和民主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要完成这个挑战首先应该允许我们去讨论他，尤其是利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去碰撞，但是非常可惜现在我们没有碰撞，我们有少数人在呐喊，但是没有纳入真正政府议事日程，讨论我们怎么样向前走。

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观点，未来的转轨，是由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而要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就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制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