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水浒传的感想论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读水浒传的感想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对《水浒传》主旨的理解，长期围绕国家民族内部矛盾展开，出现过农民起义说、市民斗争说等著名说法。然而《水浒传》内涵厚重复杂，从它的生成和演变、阐释和传播、续书和改编来看，此书与对外矛盾激烈、民族危难深重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宋辽金元和明末清初的民族矛盾、明代倭寇长期在我国沿海杀掠，是《水浒传》生成与演变的特殊背景和内在推动力。

第一篇：读水浒传的感想论文

《水浒传》中广告形式及策略对现代广告的启示

摘 要： 我国古代广告现象、形式和策略在《水浒传》中有较丰富的体现，通过对书中古代广告形式及策略的探析，对现代广告设计与创意及策略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从现代广告学角度及现代广告的一些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现代广告与古代广场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水浒传》 古代广告形式及策略 现代广告 启示

对《水浒传》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阶级矛盾、军事、经济、民俗、服饰、社会底层贫民及市民活动、管理、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等。本文意在对《水浒传》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作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从而凸显出研究的时代性和创新性。《水浒传》反映的时期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这时期古代广告的形式和广告策略在书中获得较丰富的体现，通过对书中古代广告的形式和策略的探讨，对现代广告是有启示意义的。

一、《水浒传》中广告形式及其对现代广告的启示

1.口头广告与实物广告

《水浒传》中的口头广告和实物广告，它们是古代最早出现、最简单的广告形式。两者往往相配合，即售卖商品时，卖主通过叫喊来吸引买主，卖什么吆喝什么，实现广告宣传的目的。如第七回卖刀汉子采用心理战术引诱林冲买刀的三句递进关系的吆喝语即是口头广告;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口号也是通过宋江等好汉相传而被广泛认知;书中第十二回杨志卖刀即是实物广告的生动体现：杨志通过向人们展示实物——祖传宝刀及宝刀三件功能的演示来进行推销，广告宣传效果生动、直观。

现代广告无疑受到了上述古老广告的传承和影响。现在很多小商小贩在推销自己的商品时仍采用上述这形式。同时，现代口头广告更注重语言的风趣、幽默、艺术性及鼓动性。如一眼镜小摊贩有节奏韵律地反复吆喝：“眼睛模糊疑无路，重见光明又一村。”路人听了诙谐有趣，对其的关注率也就自然高了。又如一卖报小贩穿梭于人群和公交车，几句“报纸拿在手，巴士马上走”“新闻看一看，到家有晚饭”口头广告语，既缓解了现代上班族的紧张烦躁情绪，又幽默、轻松了大众，人们自然也就乐意买张报纸看，以消除坐车的单调与沉闷。再如厦门出岛方向塘边公交车站一个卖报大叔，他的卖报风格独特：每天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他都会用自己的语言组织一下，变成朗朗上口的一句话新闻，所有的一句话新闻都用“不得了”开头，“不得了”刚一出口，马上就吸引路人的注意，报纸销量很好。

至于实物演示广告，在城市的商业街和商场，我们更经常见到。如推销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磨刀器、豆浆机、刀具、夹碗器、除尘刷、吸尘器等，均是口头广告与实物演示广告相结合，配上广告销售人员诙谐有趣的讲解语言，直接向消费者讲解、示范，效果一目了然，且基本不花费广告成本。常常引来一大圈消费者的关注与询问，直至争相购买，这样的广告效果无疑生动、直观。

2.招牌广告

招牌主要是用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记号，成为经营者的品牌标识。不少招牌还蕴含丰富的人文故事，颇具民族特色。招牌广告在《水浒传》书中随处可见。如第三十九回，宋江喝酒的浔阳楼酒店：“檐外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门边中柱上两面白粉牌子，写道：‘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其中所述即为店名招牌广告、楹联招牌广告，店名招牌为当时名士苏东超所书，并且采用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形式来写店名。且其广告形式还讲究传播技巧，正如现代广告一样，运用名人来进行推销，以抬高店铺身价。

现代招牌广告无疑传承了古代招牌广告这一形式，并且运用形式、灯光、材料、色彩更加丰富多彩，招牌上的内容也更追求时尚、幽默与意境。如台湾一家现代面食馆门口的竖式灯箱招牌，店名很有趣：“无饿不坐”，文字采用书法体;又如台湾一家美发店，黄、黑两色的招牌上书：“立发院”;再如台湾一家店名招牌叫“锅富城火锅美食城”，还有“衣能净高级干洗店”招牌名等即是谐音地运用成语、俗语、娱乐圈名人的名字来进行宣传，不能不说奇趣，其独特的品牌标识也通过招牌广告这一形式深深地被消费者记住。

3.旗帜(幌子)广告

在《水浒传》中，主要用于酒店，又称为酒旗广告。初期用青白二色布制作，后有五彩酒旗，有的绣上图案或店号或广告语，一般高挂于店外门前望竿，引人注目。如第三回潘家酒楼所提“酒旗”，第二十三回景阳冈下酒店所提“招旗”，第二十九回快活林酒店所提“酒望子”，以及门前插着写有“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两把“销金旗”等，均为旗帜(幌子)广告。

由古代旗帜广告演变而来的现代旗帜广告(或叫现代广告旗帜)内容与形式更多样，有国旗、企业旗、标志旗、吊旗、三角旗、串旗、会议礼堂旗，办公室立地旗、办公室桌旗、广告语旗、导游旗、仿古旗、锦旗、球迷旗等。同时，现代旗帜广告在工艺上与古代简单的书写及刺绣相比，技术含量更高，有拨染，染料印花、胶浆印花、丝网印、热转印发、数码印花，印金、印银，等等。

4.对联广告

这是一种是从招牌广告中演化而来的广告形式，也称“楹联广告”。通常为带有商业宣传性质的对联，悬挂于茶楼、酒楼、旅店等店门或店堂。由于对联广告词和谐对称，朗朗上口，又有美学意境，因而它不仅发挥宣传作用，还给人以美的享受。如第三十二回孔家庄酒店：“走骠骑闻香须住马，使风帆知味也停舟”;第四十六回祝家店：“门关暮楼五湖宾，庭户朝迎三岛客”;第六十九回描述董平：“观其箭壶中插一面小旗，上书：‘英勇双枪将，风流万户侯’”，活生生类似于现代个人形象广告，简短精练，朗朗上口。

书中古代对联广告对现代对联广告很有启示：在注重意境(诗意与美感)的同时要求更加简短上口，易于记诵，符合记忆规律，即最佳记忆在14个字以内。同时应注意情感的投入。中华民族重情感，消费者不仅重视商品的功能特色，而且重视情感的抚慰、尊重和理解，对联广告词应从“企业本位、产品本位”向消费者本位发展。现代对联广告还应注重幽默及汉语言(成语、俗语、谐音)及嵌字技巧的巧妙运用，既介绍产品或服务，又有艺术感染力。如一眼镜店的对联式广告：“悬将小日月，照彻大乾坤”;张弓酒电视广告的对联式广告：“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李维斯牛仔裤对联广告：“不同的酷，相同的裤”;天梭手表对联广告：“瑞士天梭，世界穿梭”;中国联通的对联广告：“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

5.招贴广告

在《水浒传》中，各种印信告示即是古代招贴广告的一种形式。在宋代，印刷术得到长足发展，也就出现了印刷广告，通过张贴，广而告之，达到官府向民众宣传、宣布某一事的功效和目的。如第三回雁门县城门口所贴的画有鲁达肖像、缉拿他的官方告示;第二十三回景阳冈庙门上所贴“有大虫伤害人命”的印信榜文，等等。它们都已具备广告的最基本的要素：广告主、广告信息、广告传播手段、策略，等等。

现代招贴在继承古代招贴广而告之的特性的基础上，说服性、艺术性、技巧性、商业性更强，分类也更广。《水浒传》中所提的官方告示、印信榜文等招贴，包含传统的纸张材料，传统的书画艺术，以及毛笔、纸张与墨结合所产生的水墨艺术，等等，都对现代招贴设计有启示作用。在现代招贴设计中，我们应寻找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视觉优势和独特风采，不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有助于发展现代招贴艺术。如香港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的招贴设计作品，就是既流露出民族传统的美学理念，又体现出独特的传统书画、水墨视觉艺术效果的典范。

二、《水浒传》中广告现象透出的广告策略及对现代广告的启示

广告须有策划，须注重谋略，才能激发受众的注目与好奇，接受广告宣传的影响。在《水浒传》中的一些策略运用，从现代广告角度来看，对于推销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是很成功的。

1.激将策略

此策略是利用受众的逆反心理，巧妙唤起受众的注意力。关注所宣传的事情或商品。如第七回林冲买刀，即是受了卖刀汉子三次卖刀心理战术的诉求与鼓动：“不遇识者，屈沉了我这口宝刀。”“好口宝刀，可惜不遇识者。”“偌大一个东京，没有一个识军器的。”这三句递进关系强烈的诉求语，一步步激将起林冲买下这口同病相怜的宝刀，达到了卖刀的目的。又如第二十三回，武松在景阳冈下酒馆“三碗不过冈”一节，也可视为激将策略，武松被激将起来，共吃了十五碗酒。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则作为商品——酒，运用激将策略成功地推销了出去。

从《水浒传》中激将策略分析，实际是利用书中人物的逆反心理。从中受启示，现代广告使用激将策略应运用受众的逆反心理。“你不要我这样，我偏要这样”，即用刺激性语言表达广告内容，使潜在消费者在自尊心、虚荣心、好胜心及逆反心理刺激下，产生购买欲望。林冲买刀、武松景阳冈喝酒都是这种心理下产生的。现代广告也不乏其例，如“吃不了辣味非好汉——农心辛拉面”，这是用双重否定强化刺激性;又如“请注意：瓶里面充塞着是你连想都不敢想知道的东西——KICK儿童饮料”，这是隐含一种冒险的诱惑，既激将又悬念;又如“买一把长命牌牙刷，要有不怕上当的勇气——长命牌牙刷”，这则广告既实事求是，又风趣幽默，通过激将策略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2.恐惧策略

运用恐惧策略诉求，其广告的内容引发受众恐惧心理，告诫人们不要怎样，应该怎样，摆脱危险或有害状态的行为，以远离恐惧，从而达到广告预期目的和效果。如第六十三回，石秀、卢俊义在大名府被抓后，梁山在城里城外所贴告示，警告官府不得伤害二人性命：“倘若误伤羽翼，屈坏股肱，拨寨兴兵，同心雪恨。人兵到处，玉石俱焚，剿除奸诈，殄灭愚顽。谈笑入城，并无轻恕。谕众知悉。”运用恐惧策略，成功地达到了告示的预期效果和目的。

《水浒传》中这种恐惧策略方法很适合运用于现代广告的反战、戒烟、戒毒、节水等公益广告中，使人产生恐惧感，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如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科索沃，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愤怒和反战情绪。有一则反战招贴，就是运用“恐惧诉求”这一手法。画面主体相当简洁，以“kosowo”这一字母名称为主体图形进行恐惧创意：“K”、“S”、“W”处理成烟火状，三个“O”字母则处理成三个可怕的骷髅头，图形下方配以“这已不是科索沃(kosowo)”的小标题。画面的恐惧创意手法与字母巧妙结合的运用，使整个招贴效果一目了然，极具震撼力和冲击力，使人们强烈地产生对不义战争的恐惧与愤怒，人们的反战呼声更加高涨。

3.悬念策略

悬念策略的运用，可以引发受众的好奇心理与求解心理，从而达到事情的解码。第二十三回，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悬念策略来描写武松(甚至包括读者)对山上有虎的将信将疑的心理状态。景阳冈酒家不准他去，告诉老虎吃人的情况，客人不可单独过往。武松不信，反说酒家留他住店有谋财之意;上山见大树干上写有大虫伤人的通知，笑道：“这是酒家诡诈，我却怕什么鸟!”这两次，越悬念，武松越不信。当到败落的山神庙前，看到官府所贴印信榜文，方知确实有虎。这时，武松倒有些恐惧了，喝醉了酒且天快黑了，欲再回酒店里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这句把山上傍晚气氛渲染得够恐惧的了。虎还没出来，读者已感觉到好像虎就藏在旁边某处似的)。武松自语道：“那得什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这实际上是武松也害怕老虎出来，自己安慰自己。武松打虎前的常人心理状态用恐惧策略和悬念策略的方法描述得淋漓尽致，连读者看得也是一路悬念和恐惧。悬念策略的运用，抓住了英雄的疑惑心理和逆反心理，为事情结局作渲染，衬托武松打虎的壮举。

《水浒传》中这种悬念策略同样适用于现代广告设计中。广告攻心为上，巧用谋略者胜，所谓“匠心独运”。如一家公司在某报刊上刊登招聘广告，第一天，在整版的篇幅中间仅刊登了一句文字较小的话语：“请留意，明天这里将摆放一件您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没有其他说明，读者好奇，纷纷猜测;第二天，报纸上同样此版，整版中间仅摆放了一张太师椅，椅子旁边同样是一句文字较小的话语：“请再次留意，明天这张椅子上可能有您感兴趣的东西，请别错过!”自然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好奇心，都按照自己的意愿，纷纷意测，甚至打电话到报社询问广告“谜底”;第三天椅子上出现了几个醒目的大字：“设计总监”。在椅子的下方出现了具体招聘的文字说明，再下方，前两天一直没有出现的公司的名称和标识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下子就被人们记住，企业形象由此也推广开来。这则广告巧妙利用悬念策略，紧紧抓住人们的好奇心理，诱导受众深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注意，悬念策略应用得恰当，悬念的内容不要引起受众恐慌，悬念的时间不要太长，以免出现对广告适得其反的效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水浒传》中古代广告形式及策略对现代广告的启示：①广告语言具有较强的艺术性、文学性，力求简练，紧紧抓住受众心理;②追求意境，彰显民族传统文化讲究情境的美学思想;③寻找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视觉元素、视觉语言的优势和独特风采，运用到现代广告策划和设计中;④注重策略谋划，针对不同产品和受众，讲究策略的技巧，匠心独运，注重创意的独特性;⑤为现代广告人在古典名著中吸收广告专业营养与激发广告设计的灵感提供新的视角，也提示现代广告人应博览群书，注重“杂学”，增强综合素养。

总之，《水浒传》所反映出来的广告形式及策略，使我们对古代广告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与现代广告的一些形式、技巧、意境、创意及策略联系起来。通过文中现代广告案例的分析，让我们了解现代广告与古代广告的相似性、传承性。同时，从现代广告学角度探讨名著中的古代广告，从古典名著中挖掘出对现代广告有用的东西，达到对现代广告启示的意义，丰富现代广告的形式、策略与创意。

参考文献：

[1][明]施耐庵著.水浒传(容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

[2]陈文新著.水浒传·豪侠人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

[3]何修猛编著.现代广告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7.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水浒传〉中早期广告形式及策略对现代广告启示的研究》，论文项目编号：08C212。

作者：宋启明

第二篇：对外矛盾与《水浒传》的生成与演变

摘 要：对《水浒传》主旨的理解，长期围绕国家民族内部矛盾展开，出现过农民起义说、市民斗争说等著名说法。然而《水浒传》内涵厚重复杂，从它的生成和演变、阐释和传播、续书和改编来看，此书与对外矛盾激烈、民族危难深重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宋辽金元和明末清初的民族矛盾、明代倭寇长期在我国沿海杀掠，是《水浒传》生成与演变的特殊背景和内在推动力。《水浒传》在传播接受与改编续写活动中，不断培养民族忧患意识和朴素的统一战线情怀，弘扬民族“忠义”精神。这部文学经典的民族立场和民族忠义倾向，是其重要题旨。

关键词：民族危难；《水浒传》；龚开；陈忱；忠义内涵

作者简介：董国炎，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元明清文学和俗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平民文学两次兴起——评话小说研究”，项目编号：05BZW035

《水浒传》的主旨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眼光集中于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并概括出“农民起义说”、“市民斗争说”等说法。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若讲农民起义，自古以来，农民起义声势浩大者很多，有些甚至曾经夺取天下，陈胜吴广、赤眉绿林、黄巾之乱、黄巢之乱，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规模气势都远远超过水泊梁山。但是，很多大型农民起义根本得不到古代文学的反映；少数作品有所反映，但基本是否定态度，如《三国演义》写黄巾军、《三遂平妖传》写王则起义，乃至《水浒传》写方腊起义，甚至后来的《剿闯小说》写李自成。总体上可以说，古代文学对农民起义基本采取否定态度。以此看来，《水浒传》非常独特，小说对梁山的肯定，另有良苦用心。《水浒传》的独特和深刻之处在于，它着力描写我们民族对待家国矛盾的大局观。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明显矛盾，当矛盾激烈碰撞之际，人们应当秉持何种态度？这部作品努力作出回答。梁山故事之所以不断获得传播与发展，作品人物的思想行為之所以打动人心，实际与外敌欺凌、民族危难深重紧密相关。外敌欺凌和民族危难造成《水浒传》题旨的深刻性，激活人们的心理活动，激发人们的创作动力和审美激情，这是理解《水浒传》内涵的关键所在。《水浒传》从产生到成熟，是南宋到明末这段历史时期。这是对外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南宋和元代残酷的国家民族危难、明代倭寇长期杀掠我国沿海，及明朝在辽东受到满族政权严重威胁，乃是《水浒传》生成和演变的特殊背景，是传播接受的推动力量，是《水浒传》形成民族文学经典的特殊条件。

需要指出，用当今中华民族的观念分析，汉族政权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政权的斗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矛盾。而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考察，宋朝和明朝政权受到辽金元和后金侵略攻打，当时属于外敌欺凌。至于倭寇长期横行我国沿海，甚至深入内地，疯狂杀掠，从来就是中国民众的深仇大恨，是热血男儿的切齿之痛。《水浒传》发展历程与这段历史节拍相合、呼吸相通，独特的国家情结与民族精神贯注于作品的深层意蕴和改编续写过程中，贯注于作品的解读和传播过程中，成为无法抹去、无法忽略的民族特色。认识民族危难对《水浒传》的深刻影响，才能深刻理解这部作品的内在特色。围绕《水浒传》出现的诸多文学现象，折射了我们民族走过的心路历程。本文选择成书过程中龚开等民族英烈的推动作用，征辽故事体现的利益碰撞和根本选择，传播接受过程中增加的抗金故事和抗倭故事进行分析，也关注民族危难深重时出现的诠释倾向以及《英雄谱》等书籍的刊刻。《水浒传》描写对外矛盾所体现的民族大义，通过传播和接受、通过文学作品和文化生活陶冶而逐渐显现和加强。认识对外矛盾和民族危难是理解《水浒传》发展道路和经典化内涵的关键所在。

一、“绿林激赏寄阳秋”：水浒故事的生成动因

“水浒”故事在南宋和元代逐渐形成，作品的思想倾向、审美情趣与时代社会生活和民众好恶直接相关。南宋临安平话听众的构成与东京汴梁大为不同，汴梁时期的听众以各类商人和工匠仆役为主；南宋则由于北方失陷，大批百姓南迁且漂泊流离，社会上流民增多，城市中游民增多，是南宋尤其是临安城的特点。临安游民流连书场的概率大，而且书场中军人很多。两宋时代一直以大批禁军拱卫京师，南宋初年驻守临安的军队主要是北方南下的部队。军人家眷都在北方，将士离乡日久，思乡情切，士气受到影响。朝廷为安抚军队，在临安修建很多勾栏瓦肆供士兵娱乐消遣。勾栏瓦肆的数量和繁盛程度很快超过汴京。以上情况使平话听众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书场中游民、流民和军人很多，给书场带来一股质朴粗豪的尚武之气。国家残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伤痛，收复失地的渴望、粗豪尚武的精神，都改变通俗娱乐特别是平话故事的审美倾向。这种心理影响之下，人们对草莽武装会抱有特殊的期许，会作出新的描绘和评价，出现前所未有的赞扬态度与肯定态度。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都事略》诸书反映，在民族危难严重的南北宋之交，颇有一些农民军接受朝廷招安，积极抵抗外敌。关于宋江受招安之事见于下文。这类文献还记载山右“巨寇”杨志被招安，杨志所部还成为山西地区抗金军队的先锋。这类记载与“水浒传”故事中宋江和杨志走上“忠义”道路是一致的。南宋初年长江沿岸曾有农民军邵青部队。这支部队曾接受朝廷招安，随后又叛离，但是抗金始终坚决。宋高宗赵构的御前说书人中，有人曾在这支农民军中栖身过，宋高宗听平话的时候曾询问邵青部队情况，特别关注几位主要将领的性情和能力。他的这类举动，可能联系着招安活动的思考。宋朝皇帝对绘画有特殊爱好，朝廷专门设立“画院”，当时地位颇高。而南宋画院画师、待诏李嵩的行为令人感到惊奇。他对早期的“水浒传”故事很感兴趣，居然为宋江等三十六人一一画像。李嵩绘画这些人物是受到上司指派，还是纯属个人行为，已经无法考察。但他为早期“水浒”故事人物配画像的行为，反映这个故事在南宋已经有较大影响，而且显然是受到肯定和欢迎的。李嵩的行为当然进一步扩大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影响，推动“水浒”故事继续发展。

元代初年的遗民文人中，有一些特殊的有心人，他们对“水浒”故事的发展做出极大推动。这方面最值得铭记的就是龚开及其《宋江三十六赞》。袁世硕和阿部晋一郎对龚开做过专门研究，合撰《解识龚开》一文（《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使我們得以全面了解龚开其人。龚开，字圣予，淮阴人，南宋后期江北抗敌中枢扬州帅府的重要官员。龚开在扬州帅府先后入赵葵幕和李庭芝幕，资历老而且管理盐茶税收要务，地位很重要。他的家乡淮阴是南宋边防前线，宋军隔淮水与金兵或蒙古军对峙，龚开生长此地容易培养民族观念和抗战意识。淮南统帅李庭芝是南宋末期最重要的将领，其幕府中多是坚定的抗元志士。龚开后来所作《宋陆君实传》中说：“淮南幕府号小朝廷，人物如林。”[1]（卷十）南宋灭亡之际，扬州军队作为宋军主力边战边退。龚开随军转战南下，部队在福建泉州遭到叛军袭击，损失惨重，很多人与部队失散。龚开年龄较大，与部队失散后只好辗转返回江浙。南宋军队继续转战至广东，在崖山受到元军围攻，已经担任丞相的陆秀夫毅然背负小皇帝跳海自杀，成为历代亡国悲剧中最为悲壮的一幕。

返回江浙的龚开行踪和交游都很广，他交结韩世忠、张浚等抗金名将的后人，交结各种遗民，常有秘密色彩。他还写文章缅怀颂扬文天祥、陆秀夫，以气节激励人心，影响很大。他所作《宋陆君实传》全面记载陆秀夫的言行作为，后来《宋史·陆秀夫传》主要依据龚开这篇文章写成。这个时期龚开把眼光投向绿林武装。龚开经历过苦苦支撑抗战危局之艰难，体会过军队数量不足、战斗力不强之无奈，经历了国破家亡、地位陡降等巨变，这些经历使他摒弃对绿林人物的偏见，代之以肯定和特殊期待。对早期“水浒”故事，龚开其实留心已久。在他的家乡淮南，宋江故事广为传播而且受到民众赞许。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余年少时壮其人。”[2]（P21）序言特别说明，自己少年时因为民间舆论而敬佩宋江，这还可能属于少不更事；而成年后考证史籍并深思熟虑，才明确肯定宋江诸人，为三十六人画像，一一作出诗赞，这反映他对水浒人物故事内涵的肯定和重视。这段小序虽然简短，但是针对一般文人的习惯看法而发，堪称合理又有力的正面回答。这等于有预见地阻止保守派攻击宋江故事，对早期“水浒”故事的发展传播，是一种推动。

李嵩所作画像毕竟只是各自独立的视觉形象，即使绘画技巧神妙，仍难以全面了解当时“水浒”故事中人物的事迹和各自特点。龚开的诗赞则分别对人物特点作出概括，经常包括人物身份和基本经历，包括人物的绰号、性情、本领乃至重要事迹，还有一些赞美或者感叹评价。龚开在画赞中高度肯定宋江的才干，特别强调宋江的称号“呼保义”。这是保义郎的简称。宋江自比保义郎，其实可以反映他没有不臣之心。保义郎是宋徽宗时代才设定的武职官阶名称，级别非常低。不过保义郎是由右班殿直改名而来，等于是皇帝的近卫侍从，实际也有一些宦官封作保义郎。这批人官职虽然不高，却可以看作皇帝亲信之人。宋江愿意做保义郎，反映了忠于皇帝的态度。对宋江诸人的特点，龚开概括为：“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2]（P21）这是很有针对性的说法，针对人们怀疑农民军勇猛有余但是对国家和朝廷缺少忠义的观念。龚开这种评价，反映元代遗民对绿林武装的肯定态度，肯定绿林武装忠勇兼备。这种评价态度推动“水浒”故事按照“忠义”的方向发展。

“水浒”故事在元代不断发展，龚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还设计了故事的发展方向。然而在《水浒传》研究乃至元代文化研究中，龚开的贡献未受到应有重视。实际上除《解识龚开》这篇文章之外，一直缺少有关龚开的整体研究。常见的有关元代文化的描述，很少涉及龚开。其实龚开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他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他的非凡经历、神秘交游、遗民品德、文艺水平都非同凡响。仅以绘画而言，宋元时期是中国画史上一个高峰，元代几大家之说影响很大。其实龚开在绘画方面地位很高，而且很独特，这当然也扩大其“画赞”的影响。尽管龚开的绘画散佚很多，但元明两代重要文人题咏龚开画作的诗歌不少，画史类笔记资料也颇有记载。从现今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日本大阪美术馆的龚开绘画作品来看，他的绘画与众不同。他以画马、画钟馗为特色，这与人们熟知的元代四家迥然不同。元代四家均以山水见长，富春山居也好，秋江渔隐也好，总是传达孤寂幽远的避世之情。龚开的绘画则完全不同，他画马迥然不同于画史名家唐朝曹霸、韩干，宋朝李公麟的那种膘肥体壮之马，龚开的马以瘦硬苍凉为特点，瘦骨嶙峋，甚至可以看出肋骨，但是别具铁骨铮铮、伟岸悲壮之感，元代文人题咏者不下十数家。著名文人倪瓒题《瘦马图》诗云：

淮阴老人气忠义，短褐雪髯当宋季。国亡身在忆南朝，画思诗情无不至。宋江三十肖形模，钟（中）山鬼队尤可吁。高马小儿传意象，诗就还成瘦马图。夕阳沙岸如山影，天闲健步何由骋？后世徒知绘可珍，孰知义士愤欲瘿！[3]（卷四）

倪瓒是诗人也是著名画家，这首诗并非就画论画，而是全面咏叹龚开的特点。前四句称赞龚开的遗民情操；后面八句突出龚开绘画方面几个特点。“宋江三十肖形模”，无疑指龚开完成的宋江等三十六人画赞。“钟（中）山鬼队尤可吁”，所指或许就是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山出游图》。此图钟馗率队出行，笔墨浓重，精神抖擞，别有一种昂扬之情。钟馗痛恨邪恶，长于捉鬼，龚开好以钟馗为题材，显然深有寄托。《高马小儿图》和《瘦马图》都是龚开的画马名作，龚开有自题《瘦马图》诗句云，“今日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3]（卷四）。倪瓒诗中直接运用龚开原句，苍凉高大之感逼人而来。倪诗概括龚开的画作和精神面貌，全面反映和赞扬龚开，也印证了龚开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龚开以遗民气节和艺术才华名世，其实他努力弘扬民族忠义精神，肯定平民文化、草莽英雄，推动“水浒”故事发展，意义应该更大。他强调宋江故事有史实依据，强调宋江行为符合忠义原则。这符合传统文化评价事物的两点基本准则，也是“水浒”故事能够广泛传播的基础。宋代很多历史文献，如《东都事略》中《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三传，如《三朝北盟会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多处记载宋江集团前后事迹。《大宋宣和遗事》等文献写宋江受招安后征讨方腊立功，官至节度使。小说话本进一步展开宋江诸人的故事，这类描写几乎构成一种时代性集体书写活动，这反映我们民族的一种集体倾向性：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民族的凝聚力就会加强，对绿林武装会投去肯定和期许的目光。这基本成为我们民族在危难情势下常见的心理定式，不独宋元之际如此。对于南宋遗民来说，遗民之忠义与宋江之忠义相通。正因为草莽武装力量关系着国家复兴的命运，早期《水浒传》刊本题写为《京本忠义传》、《忠义水浒传》，命名的主导思想集中于“忠义”。明清易代之际，思想经历复杂、曾经资助过抗清武装力量的钱谦益路过龚开家乡淮阴，有感而作《淮阴舟中忆龚圣予遗事，书赠张伯玉》诗：

幕府遗民尽古丘，长淮南北恨悠悠。龙媒画得神应取，鱼腹诗成鬼亦愁。

青史高文留劫火，绿林激赏寄阳秋。对君沧海翻余录，老泪平添楚水流。[4]（P515—516）

诗中缅怀抗元幕府英杰和南宋遗民，赞叹龚开的气节才艺，而把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这种行为称作“绿林激赏寄阳秋”，概括得准确深刻。激赏绿林英雄，根本目的是借助绿林豪杰和民间武装力量，壮大甚至支撑我们民族抗击外敌的斗争，以求改善民族危难形势。在宋元和明末等民族矛盾激烈时期，人们赏识“水浒传”故事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此。“水浒”故事能够迅速扩展，各路英雄好汉，不管原本是杀富济贫的草莽英雄，是有恒产之人，是饱学之士，还是朝廷的文官武将，在经历曲折道路汇入梁山之后，都可以在民族“忠义”的大旗之下，凝聚为异姓兄弟，激发出巨大战斗力。这种独特内涵与强烈的倾向性，引导了《水浒传》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二、征辽抗金除倭寇：情节和续书的发展

水浒故事演变过程中，故事情节不断增加和变化，导致《水浒传》形成不同文本，差异很多。当《水浒传》文本定型后，具有特定指向性的故事情节却继续发展，于是形成与原书情节既有联系又是新增的故事板块，这种板块以续书的形式出现。在多部古代文学史著作和专题研究论著中，《水浒传》情节和文本不断增加的现象得到的评价并不高，甚至被说成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书商盈利之举。然而，《水浒传》后续故事的发展，为什么有明确的指向性，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应该受到充分注意。这种特定的情节和鲜明的倾向，缘于社会生活的刺激和人们的心理需求。

当金兵南侵、宋朝危亡之际，企盼绿林武装抗击外敌，维护朝廷，已经成为时代心声。当时颇有绿林武装与官军合作抗金，或者接受招安，以官军身份守卫防区。《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记载的杨志、邵青事迹都是这种性质。“水浒”故事呼应了上述社会生活背景和民族心理基础，于是梁山队伍获得肯定和期许，“水浒”故事容易发展和传播。梁山接受招安之后首先“征辽”这一大单元，可能就属于情节发展的新变化。

“征辽”故事突出思想的冲突和宋江的选择，而没有着力描写两军厮杀、斗智斗勇之类，也没有把辽将写成形状狰狞的吃人生番之流。相反，小说写法别具深意，写辽国朝廷内部既有简单好战者，也有眼光深邃之人主张招安梁山队伍。《水浒传》第八十五回写辽国朝廷众大臣讨论招安梁山，主张招安者对梁山队伍的巨大能量及其艰难处境看得很准。在招安实施过程中，辽国大臣欧阳侍郎对宋江们的劝降很有针对性，说辞可谓打中要害——尽管你们梁山队伍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宋朝奸臣当道，把你们视为眼中钉，你们“回到朝廷，反坐罪犯”！这番话使得“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在此情形下，宋江说出“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的著名回答。[5]（P770）这个情节有一种无奈的悲剧气氛，也更明确地突出梁山的“忠义”精神。征辽作战获胜后宋江、鲁智深等人上五台山拜访鲁智深的师父，情節中回荡着宿命的感伤气息，而且相当浓重。这些笔墨使梁山队伍的“忠义”行为染上一层悲剧色彩，面对对外矛盾和民族大义，知道个人结局可能是悲剧命运，却仍然坚持忠义道路，突出了悲剧的不合理性，同时也突出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水浒传》续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水浒后传》。此书是明清易代之际浙江乌程（今湖州）人陈忱所作。陈忱，号雁荡山樵，饱览群书，精于诗文，明亡后绝意仕进，与顾炎武、归庄等数十人组织惊隐诗社，遗民思想浓郁强烈。《水浒后传》是他晚年所作，这时他可谓饱经风霜，思想成熟。这部作品堪称精心打造、深有寄托之作，正如此书第一回序诗所说：“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6]（P2）陈忱文史修养颇高，此书思想深刻，而作者有意采取通俗写法，活泼晓畅，民间口语很多。全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经历、人物性格都紧接着《水浒传》来续写，与《水浒传》故事直接对接，同时合理增添一些人物，引出时代性新问题。增添的人物主要是水浒英雄的后代以及《水浒传》原书中存在线索的人物。时代性新问题就是面对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新局面，各种身份、各种经历的人们应该怎样应对。这是《水浒后传》写作的主要动力。民族危难之际爱国文人主张联合绿林武装，顾炎武在晋陕地区活动多年，努力联合绿林武装抗清。李定国、李来亨等农民军领袖与南明政权合作抗清，并成为支撑南明的主要力量。陈忱把理想愿望化为《水浒后传》的生动情节和感人画面，绿林武装成为民族危难中最可依靠的“忠义”力量。小说中北宋覆亡、南宋初建之际，梁山英雄处死了蔡京、高俅等奸臣国贼，奋起抗击金兵，同时对宋朝帝王给予关爱保护。其第二十四回写徽、钦二帝被金兵押解北上，严密看守，暗无天日，实为最痛苦的囚徒。这时竟有梁山英雄燕青和杨林冒险潜入金营牢狱探望他们，还献上青果和黄柑。宋徽宗对自己往日糊涂，受奸臣蒙蔽，使宋江等人含冤而死，深表忏悔痛苦；也感叹朝廷文武官员贪生怕死，无人前来探望，草莽英雄燕青却冒险看顾。他说：“不料卿这般忠义，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6]（P265）他还在匆忙中赠送燕青一柄扇子，在扇面上题诗，其第二句云“普天仅见一忠臣”[6]（266）。这些话有强烈的褒贬对比效果，在残酷血腥的对外矛盾考验之下，英雄的忠义本色才能显现。陈忱的希望是，帝王对草莽力量的认识从此有根本转变。

《水浒后传》写南宋立国之后，宋高宗又遭遇极大危难。战局失利，金兵追杀，宋高宗狼狈乘船出海逃亡。金兵船队紧追不舍，在牡蛎滩海面紧紧包围宋高宗。他身边只剩下几百个卫兵、十几个随从，他们已经绝粮，即便敌军不进攻也将饿死。在此危急关头，以李俊为首的梁山英雄冒险来救。他们黑夜突袭，杀败金兵。宋高宗在杀声震耳、火光冲天的时候，以为是金兵发动总攻，绝望中准备自尽，不料却是梁山英雄来救。他对梁山英雄表达了无尽的忏悔、感激和赞美之情，称赞梁山英雄：“功垂竹帛，百世流芳。”[6]（P406）李俊还派柴进、燕青、呼延灼等头领把宋高宗安全护送回临安。这支海外发展壮大的武装力量，俨然成为宋朝政权最有力的依靠。此书是紧接着《水浒传》来写，在宋江、吴用、卢俊义悲惨遇害之后，李俊等梁山英雄还能这样对待宋朝君主，这在梁山集团内部不会没有分歧意见，但是经过辨析议论，更能突显民族忠义思想的宏大深刻。

很值得注意的是，《水浒后传》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梁山武装在各种情况下与倭寇的残酷斗争。第三十回，集结在山东地区的梁山英雄由海路南下，准备与南方海上的李俊集团会合，竟然遭遇倭寇拦截抢掠。倭寇驾三五百条小船，持长刀挠钩，从不同方向不要命地突袭。倭寇蜂拥而来，虽然被炮打箭射杀死不少，却毫不退缩，等到距离靠近火炮打不着时更难对付。这一回真实写出倭寇的本性：“贪婪无厌，只要东西，不要性命，不怕杀，只怕打。”[6]（P337）第三十五回，以李俊为首的梁山武装刚刚在海外取得立足之地，倭国国王竟然乘他们立足未稳，派出大批军队前来进攻。小说特别指出：倭寇的国君权贵们贪婪残暴，经常杀戮朝鲜，掠夺海上，侵占别国以自肥是其天性。在明清小說戏曲中，反映倭寇的作品通常写小股倭寇流动杀掠，这基本符合明代情况。陈忱《水浒后传》却写倭寇大举出动，大军侵袭。倭寇国土狭小，残暴武人视外出扩张、掠夺和征服他国为生存契机。倭寇贪婪凶悍，狡诈诡秘，经常能够得逞。陈忱所写属于文学想象，今人读来却有历史之感、深刻之感。

这部小说还特别写到倭寇的战术和武器，倭寇作战经常长途偷袭，水战则派出专门的潜水人，凿沉别人的船只。李俊、阮小七、童威等人本来是水军头领，却被倭寇凿沉战船，被迫放弃水寨，一度相当被动。明代东南沿海，长期以来倭患严重，很多城乡遭受倭寇杀戮洗劫不止一次，民众对倭寇恨之入骨，累积的对敌经验也丰富。陈忱本人生活在苏南浙北，对此有亲身体会。他笔下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命运，无疑深含苦心孤诣。他描写对倭寇作战之艰难，关注到战术战法和武器层面，还注意敌军统帅的官职名称，这在同类小说中很难得，不可等闲视之。

小说主张对倭寇彻底铲除，以免后患不绝。梁山英雄面临来犯强敌，奋起迎击，尽管敌军人数超过自己，而梁山的战船也被敌军凿沉，梁山英雄们仍然舍命拼杀，才能稳住战局。英雄们斗智斗勇，夜战袭击敌人，各个击破，终于扭转战局，最后全歼倭寇。通过倭寇问题，陈忱显示了坚定的国家民族立场，突出了国家民族内部的豁达胸襟和敏锐远见。在外敌欺凌、民族危难深重这一特殊背景下，个人或集团不能纠缠以往的内部恩怨和历史情仇，为了民族利益须要放弃个人和集团感情，而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忠义”精神的丰富内涵得到充分彰显。《水浒后传》基本没有论说这些道理，但却以生动故事和具体形象反复表现了这种思想。小说情节和人物行为也符合故事脉络及人物思想性格逻辑。小说中燕青大胆冒险入金营探望徽钦二帝，柴进、燕青、呼延灼等人护送宋高宗回临安，就是民族大义与人物经历、人物思想性格特点兼顾的艺术处理。

三、“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 《水浒传》传播接受的持续活力

《水浒传》的解读、诠释和传播，与外敌欺凌的背景常有内在联系。当民族矛盾激烈、外患严重之际，《水浒传》的阐释和传播往往获得一种强烈的推动力，甚至形成独特的时代色彩。民族危难引发的苍凉悲慨和焦虑气氛，直接注入小说的诠释中，水浒英雄成为拯救时局和民族危难的豪杰人物，形象格外高大威猛。诠释者容易拔高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诠释中饱含力度和激情。这固然是作品解读面临的新局面，其实也是读者思想境界升华的反映。经典名著的接受过程经常伴随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水浒传》的独特性最能在民族危难之际显现，解读中容易出现新的诠释，甚至出现新的版本。《水浒传》在晚明时期的诠释和刊刻情况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当时满族力量崛起辽东，明朝文献称之为建州女真。在明朝与“建州”或者“后金”的冲突和战争中，尽管明朝军队数量多装备好，但是指挥不当，士气不高，损兵折将，城池陷落，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时候问世的《钟伯敬批评忠义水浒传》有题名为著名文人钟惺所作的序言，序言中说：

嘻！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7]（P348）

这里以李逵、吴用代表猛将谋臣，感慨朝廷缺少这样的猛将谋臣，才让努尔哈赤猖獗于辽东。疑“秋风”或为“大风”之误，汉高祖曾有著名慨叹——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种关系全局的感慨遗憾，应当让人们重新认识草莽英雄的价值，这些英雄可以是守卫国家疆土的最好猛士。同一时期也有出版商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合起来刊印为一本书，题名为《英雄谱》。这种新刻本及其题名，无疑迎合了当时人们关心时局、呼唤英雄的心态。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激发人们对雄浑壮阔审美风尚的爱好、对英雄的期盼。《英雄谱》的序跋诠释中，努力呼唤人们的英雄情结：“凡称丈夫，各有须眉，谁是男子不具血性。”[8]（P1473）人们对严峻时局的忧虑越来越沉重，对朝廷官员软弱无用的批评越来越强烈，同时利用《水浒传》等小说赞美热血英雄，鼓吹尚武精神，希望出现英雄豪杰挽救时局危难，其意义在当时很直接。这种文学活动对于民族审美风尚的改变，富有积极的长远意义。可以说《水浒传》的生成演变、续书改编和诠释接受的漫长历史，表明这部作品堪称我们民族的英雄主义教材和民族大义思想教材，其经典化地位的形成具有累积性，其经典价值的发挥具有长远性。

《水浒传》内涵厚重，既关注个人命运，也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对国家民族内部的黑暗压迫，敢于斗争；对来自外部的侵略压迫，更坚决抗争。而且这两个方面实际形成主次之分，全力弘扬国家民族大义。将近千年以来，《水浒传》发展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绝非偶然。然而围绕这部作品，容易出现只关注某一方面的片面理解，因而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现截然不同的评价意见。古人批评此书诲盗；现代人曾批评此书让起义农民向统治者投降；当今却有人批评此书暴力。其实，面对层次多而内涵厚重的作品，正如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线性思维和简单化的褒贬，无助于作品厚重内涵的解读。要理解这部民族文学经典的重要价值，首先应当认识这部作品复杂的生成过程和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

参 考 文 献

[1] 龚开：《宋陆君实传》，载程敏政：《宋遗民录》，《知不足斋丛书》本.

[2] 周密：《癸辛雜识续集》，载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3]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5.

[6] 陈忱：《水浒后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7]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8] 熊飞：《英雄谱弁言》，载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External Conflict and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Margin

DONG Guo-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suffering； Water Margin； GONG Kai； CHEN Chen； connotation of loyalty

作者：董国炎

第三篇：副文本视野下沙译《水浒传》的译者主体性解读

〔摘要〕沙博理是著名美裔华籍翻译家，其翻译的《水浒传》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英译本。本文系统地梳理了沙译《水浒传》的相关副文本内容，利用副文本的史料价值对沙博理译就《水浒》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进行审视，从而全面准确的解读其译者主体性。借此，本文希望丰富译者沙博理研究的维度，促进《水浒》沙译本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水浒传》;沙博理;译者主体性;副文本

〔

引言

法国文化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副文本”(Paratext)这一重要概念。剑桥大学出版的热奈特论著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对文学边缘领域的副文本现象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近十年，副文本作为一个研究新视野已被引入到翻译文学领域。“副文本是用来展示作品内外一切材料的域界手段与常规，在作品、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之间起着复杂的斡旋作用。”[1](14)热奈特[2](1-15)根据副文本的空间位置将其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两部分。翻译文学中，前者包括封面、封底、标题、前言、次标题、注释、作者简介、出版信息、附录、版式和插图等;后者是译本外与译本相关的信息，包括译者访谈、公开演讲、日记、译者撰写的与译本相关的文章或评论、私人信件、出版社的广告和海报等。但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内副文本的研究[5](45-49)[6](29-35)[7](28-35)。且副文本虽和译文正文共同构成完整的译本，但通常处于不显眼的位置或译本之外，难以引起足够重视。但副文本“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译者翻译活动的一手资料和译者思维过程的信息”[3](111)，且“在副文本中发现的观点可以补充对译本的描述与分析，也有助于对已有的分析结论做出修正。”[4](59)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的主体——译者的研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多以翻译作品为研究切入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共同构成了译者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往往“贯穿整个翻译活动的始终，具体来说，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8](23)因此，需要结合文本正文和与之相关的副文本层面，对译者主体性进行客观、全面和准确地认识。

著名美裔华籍翻译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译作等身，《水浒》的翻译更是使其成为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该译本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英译本，也代表了沙氏翻译生涯的最高水平。其本人不仅被授予“彩虹翻译奖”，译本作为最权威的《水浒》英文本也被收入《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但笔者在CNKI数据库检索后发现，沙译《水浒传》的研究与其地位很不匹配，已有的文章也主要是囿于译本正文谈论译者的翻译策略。因此，本文尝试将译者主体性划分为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三个层面，梳理整合与沙博理的译者主体性相关的副文本因素，利用副文本的史学价值对此进行探讨并对现有描述和结论做出补充和修正，以期深化对沙博理及《水浒传》沙译本的研究。

一、 沙译《水浒传》的相关副文本内容

沙译《水浒传》共一百回，第一版由外文出版社于1980年分三卷出版。本文以此版为研究对象，并采用热奈特对副文本的划分法。副文本基本上是以书面的形式呈现，也是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合作的结果，故在此只列举译者层面的副文本内容。沙译本包括丰富的副文本内容，有利于展现译本正文外所隐含的史料信息，对研究沙博理的译者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 内副文本

沙译本的内副文本包括封面、标题、译者说明、注释、出版信息、版式和插图等。其中，与译者主体性相关的内容为标题、译者说明和脚注。

1. 标题

小说的标题被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三卷译本均未采用副标题。

2. 译者说明

第一卷前有一页半的译者说明(Translators Note)，相当于译者前言。说明开篇谈及《水浒》的创作背景，指出小说的作者、真实性和创作时间均存在争议。同时，还提到该译本的底本参照、翻译策略、小说的影响、译本的分卷并在最后进行了致谢。

3. 脚注

译本中有少量的脚注信息。第一卷含有15条，第二、三卷分别有1条、3条脚注。这些脚注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朝代、地名和历史人物等。例：关公这一人物，沙博理进行脚注并解释为“Guan Gong， a famous general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220-280)”[9](73)。

(二) 外副文本

外副文本是指独立于文本之外并与译本相关的信息。外副文本通常含有大量潜在事实，与内副文本相辅相成、构成间接互文，对内副文本形成补充。沙译《水浒传》外副文本的形式主要是译者撰写与发表的与译本相关的文章、访谈、私人性质交流的书信、翻译修改稿(即不同时期的译稿)和译者的自传等。

1. 与译本相关的文章

沙博理发表过与《水浒》英译相关的文章有：《〈水浒传〉的英译》、《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可靠而有质量的工作》和《沙博理委员(美国人)：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些文章涉及其翻译《水浒》的心得体会，也反映了其翻译思想和策略。

2. 访谈

沙博理生平接受了诸多采访，有关《水浒传》英译的重要访谈包括：《沙博理：美裔翻译家不辞长作中国人》、《沙博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走近著名翻译家沙博理先生》、《著名翻译家沙博理先生谈“我的半世中国情和对外文化传播”》、《五十年心血译中国——翻译大家沙博理先生访谈录》等。这些访谈为研究沙氏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3. 书信

沙博理2002年与上海理工大学张经浩教授的私人通信中张经浩教授为笔者提供了其与沙博理通信的全部内容。，提到《水浒》的出版、对翻译准则和翻译小说的认识等。其中，翻译准则部分已被收入张经浩主编的《名家·明论·明译》[10]。与张静的通信中他也阐释了对翻译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及翻译模式的见解，可见《沙博理：中国当代翻译史上一位特殊翻译家》一文。

4. 翻译修改稿

1951年，旨在宣传和介绍新中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刊物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创刊。此后，沙博理与杨宪益夫妇一直是该刊物的主要译者。该刊1959年载有沙译《水浒》第七、八、九和十回共四回的译文。1963年，又载有其翻译的第十四和十六回两回的译文。

5. 自传

沙博理生平共出版两部自传。1979年其第一部自传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该书200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为增强宣传效果和感染力，沙博理将标题修改为I Chose China：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内容也有所改动。出版，书中第十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文革’结束及新时代的开始”提到了《水浒传》的翻译、小说的情节和主题及译本的编辑等。第二部自传My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于1997年付梓。1998年，该书的中文版《我的中国》出版。全书共十五个部分，沙博理在“定居”、“转折点”和“北京‘巴果’与中国犹太人”三个部分提到了对《水浒传》的认识、翻译过程及译本得到的评价。

二、 副文本视野下沙译《水浒传》

的译者主体性解读

“副文本是翻译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为了解译作的产生和接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4](47)图里也认为“译者的言论是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资源。”[11](87)因此，副文本提供了大量与译本和译者有关的事实，将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解读译本及译者翻译思想和策略，从而更好地展开翻译批评。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能动性和为我性的表现，即所表现出来的译者意识、经历的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沙译本内外与译者有关的副文本内容为认识沙博理及译本产生的大背景提供了参考，有助于考察译者的翻译目的、策略和翻译过程等。

(一) 翻译目的

翻译目的是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水浒传》的英译是沙博理于文革伊始受命于外文出版社，而其曾提到该行为是国家基于也实现了“让海外读者感受到了中国文学的魅力，同时也向世界传达着中国人的精神本质与情感——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愿望与憧憬。”[12]谈到《水浒传》，沙老自己认为“其实自己的东西很宝贵。”[13]《水浒》这部小说“不仅在于它是一部文学力作，还因为它生动地写出了封建的、孔夫子的思想及其处世态度和是非标准，它们至今仍然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是了解中国今天的理想指南。”[14](304)访谈中，他再次提到“文学对外宣传是我的工作和义务，我翻译的目的是让外国人知道当时中国的整治情况、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国的历史。”[15](63)他也曾谦逊的说“我希望自己是一座桥，能沟通中文和英文，沟通中国和世界，使世界上不论什么肤色、哪个族群或信仰何种宗教的人们，都能来看看中国风景，读读中国故事，听听中国声音。”[16](56)纵观沙博理的在华岁月，都致力于将中国文化有效地讲给世界听。所以不论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行为，将《水浒传》和中国历史文化真实的介绍给世界。

(二) 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的基本任务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相应翻译方法的使用。”[17](240)而翻译方法又包括“1.译者在传达原作内容和形式的总的设想、途径和策略及美学态度，多属于翻译理论的范畴;2.指在翻译过程中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也称翻译技巧。”[18](100)沙博理的翻译策略零散地分布在副文本因素中。本文将借助副文本视角探讨翻译文本的选择并整理沙氏采取的翻译方法，再结合译本正文进行佐证。

1. 翻译文本的选择

“译入语的时代背景极大地左右着译者在选材方面的选择。”[19](131)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把沙译《水浒传》视为政治任务的要求，是其“身不由己”的选择。但他在自传中曾回忆“我感觉我绝不能找到另一部比它更好的中国小说了。我决定让它成为我作为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最后一部翻译作品。”[14](286)《〈水浒传〉的英译》一文中，沙博理更是提到40年代在哥大学习中文的时候，就曾接触过赛珍珠译本，理解虽然困难，但自己对这部故事生动的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五十年代初阅读到的杰译本中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自传中，他对小说分别评价为“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中国式的罗宾汉传奇”[20](275)，及“在六个世纪中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不足六部”[14](286)，作为其一的《水浒传》“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写作风格简洁，吸引力超出了国界与世纪。”[21](31)五六十年代，他更是首度在Chinese Literature上尝试翻译了小说的片段。做翻译工作时，沙博理指出“基本是编辑部决定谁适合来做具体翻译者，还要问我们愿不愿意翻译这个作品。所以，我喜不喜欢翻译哪个作品，有机会也可以表达。”[15](63)与张静的访谈中，他也指出自己在翻译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22]。所以，“当七十年代初外文出版社问我是否愿意翻译整部小说时，我欣然应允了。”[21](29)因此，沙博理小说的翻译根本上是沙老自身能动性和创造性选择的结果。如果初衷不是出于对这部著作的热爱，沙博理是不会走上翻译《水浒》的道路，并掷地有声地进行传播。

2. 翻译方法

译者说明中强调“我们试图尽可能地忠实原作，尽管忠实有时造成事实上的不准确。”[9](viii)可以看出，他遵循的是“忠实”的理念。沙博理[23][24]认为文学包括内容和文风两部分，翻译需要把内容和风格二者都表达出来。具体来说，要首先理解透内容，不能逐字直译，也不能对原文进行随意处理;风格要使用国外最接近原意的近似词语，要近似原文的风采。译者说明中[9]就提到对武器、服饰、仪式等使用了最接近原意的近似词语。所以，他坚持的策略是“我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用的是他们懂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25](19)同时，他又幽默地说“翻译也是创造”;尤其是“做文学翻译，无论如何不可能把原作的细微差别和传统风味完全翻译出来。翻译像走钢丝，倒向这边不行，倒向那边也不行。能够表达风格，而且外国人可以接受，那就可以了。”[15](63)“至于翻译准则，我基本赞同‘信、达、雅’的主张。”[10](320)尽管这个标准永远无法完全达到，但他在不断朝这个方向努力。因此，沙博理在内容和风格上都竭力忠实地再现原著风貌，同时力求迎合读者的诗学意识和审美期待。

沙博理的翻译手段以异化为主已成共识。此外，他采取了灵活的翻译技巧。首先，为传递文化内涵，三卷译本有19条的少量脚注，又尽量不影响读者的阅读流畅性。同时，“有些作品的内容外国读者看了没什么兴趣，或与作品最重要的主题脱离，可以翻译也可以不翻译。另外，很多故事本身就很好了，但还没到重要的情节，之前有快板、民谣等先泄露了文章内容，这此快板等我就可能删减不译。”[15](63)继而，译者“不仅可以改变一句话里的词序，也可以改变一段话里的句序。同时，如果作者写的是复杂的长句，不要截成英文短句。反之亦然。不时可以插进句子把话说明：这是一语双关，那是专门术语。如果原文重复太多，罗里罗唆，我以为可以允许压缩。这些做法对形式会稍有改动，不致改动根本的内容，有助于外国读者更加清楚的理解原意。”[23](4)由此可见，沙博理采用的翻译技巧还结合了归化，如脚注法、删减法、合译法、文内注释法、改写法、压缩法等。这在译本正文也多有所体现，限于篇幅，本文试列举一二进行佐证：

例1：(范仲淹)拜罢起居，奏道“…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26](8)考虑到底本问题，中文例子皆选自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水浒传》。

沙译：Fan kowtowed， then rose and said： “…In my humble opinion if this pestilence is to be ended Your Majesty should summon the Divine Teacher of the Taoists， who comes from a papal line dating back to Han times. Let him travel day and night and rush here to the capital and conduct a prayer service in the imperial park. In this way the people will be saved.”[9](4-5)

例2：武松答道：“一言难尽!自从与你相别之后，得到牢管营里，……。四点三更跳城出来，走了一五更路，一时困倦，棒疮发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庙里权歇一歇，却被这四个绑缚起来。”[26](906-908)

沙译：Wu Song told the whole story——from his beating of Jiang the Gate Guard Giant， to his frame-up by Jiang， Commandant Zhang and General Zhang， his terrible revenge against them all， to his final capture by the four in the temple.[9](482)

如示，例1中采用了文内注释的方法对“汉天师”进行了解释，力求再现原语文化内涵。又采取删减法将将与故事情节或主题关系不大的“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进行了省译，保证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例2出现在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野走蜈蚣岭”，为《水浒传》中一经典的翻译案例，原文用一大段记录武松对自己近几日遭遇的回顾，沙博理用短短41字进行压缩改写，避免与前文的重复，使外国读者更清晰地理解内容。

(三) 翻译过程

谈到沙博理的翻译过程，不可避免的要谈论到翻译底本的选择和小说标题的翻译。只有对这两点的准确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其《水浒》翻译心路。

1. 底本的选择

对沙译《水浒传》底本的确认，是翻译批评和鉴赏的重要依据和基础。译者说明中阐明“本译本结合了七十回本和一百回本两种版本，第一次用英语完整地介绍了这个故事。七十回本的风格优美，编辑手法高明，因此选取前七十回。后三十回则进行了略微自由的处理。”[9](viii)《水浒传》原著底本众多，给翻译带来了较大的困难。沙老在访谈中说“我们编辑觉得给外国人看的话，这个故事(赛珍珠的译本)是没有结尾的。他们就想了一个妙的办法，原来有金圣叹的七十回，后来用一百回和一百一十回加上去，一直说到最后宋江死了，就变成一个专门为国外介绍的书。”[27]《〈水浒传〉的英译》[21]一文最后可以确认底本的使用：为了把梁山好汉及宋江之死等故事完整地介绍给读者，沙博理决定翻译100回的版本，即前七十回用金圣叹版，后三十回采用容与堂版;后“四人帮”宣称金圣叹有意从原100回中删去宋江的“投降主义”，译稿又改回容与堂本;“文革”后，沙博理又按照金圣叹本改回。因此，底本最终结合了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圣叹70回本(1959版)和容与堂100回本(1975版)。

2. 小说标题的翻译

标题的翻译体现了译者对小说主题的把握。“由于江青的‘关怀’，围绕《水浒传》的译名还展开了一场争论。沙博理不得不机智变通，在不违反原思想主题的前提下将书名改为Outlaws of the Marsh。”[28](46)如今，涉及沙博理及沙译《水浒》的研究已经形成“言必谈‘outlaws’”的局面，称赞“文革”中沙博理的机智，“outlaws”(有无法无天的人，民间英雄等意思)的使用反而让小说锦上添花。但笔者认为沙博理对“outlaws”的选择及标题的翻译，非偶然应对之举，而是有渊源可溯和深层的内涵。

Chinese Literature上两次刊载的沙译《水浒》片段标题分别为Outlaws of the Marshes[29](3)和Heroes of the Marshes[30](43)。这一重要的副文本资料，至今在学界却无人问津。可见，沙博理早在1959年就曾使用过“outlaws”一词。“outlaws(亡命之徒、无法无天的人)”很好的符合了当时国内的反“右倾”运动。1963年刊发的标题中则使用了“heroes”，译文前介绍“最重要的是，这部小说不断地鼓舞人民起来反抗，与压迫者进行斗争。”[30](47)60年代初，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heroes”的使用迎合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帝的革命热情。因此，“文革”期间面对强权，“outlaws(民间英雄)” 的使用也可以得到新的解释。前期“marshes”和后期“marsh”的使用，也反映了沙博理对这部小说主题和内容把握的提升。

3. 翻译心路

翻译前，沙博理通常对小说进行非常仔细的通读，认真分析每个句子，力求理解其中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知识。“翻译过程中困难重重，我对北宋历史了解甚少，对古汉语及其句式结构掌握得也不好，另外，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与当今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大相径庭。”[21](30)翻译期间，也得到了同事和妻子的帮助。对同事，他表示“我欣赏他们的文学素养，同时感激他们能将有趣的知识传授给我这个外国人，让我学到了很多对于我的中国同行来说只是常识的知识。在中国从事翻译工作一直都是且永远都是一种莫大的乐趣。”选自沙博理与张经浩的通信。然而“给我最大帮助的还是凤子。我在翻译《水浒》的时候，她让我回家专心工作。有些字典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就问她。”[31]总之，“我百分之百依靠我们中国同志，一步一步地给我撑腰，搞完了，给我复查、检查，翻译错了，告诉我怎么改怎么改。”[24]这也应证了与张静的通信中其本人赞同的“最好的结果似乎是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团体合作完成。”[28](48)考虑到国外读者的接受，沙博理还参与讨论了小说的分卷和设计，并删去了每回前的引诗，因为“这些诗揭示了即将发生的故事而破坏了悬念。”[9](viii)

1967年开始着手翻译《水浒》，1979年最终完稿。历经十余载，从译本的正文到分卷、从对底本的回归到标题的翻译，沙博理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和不懈的努力，从中可见其笃志译就《水浒》的执着、坚持和艰辛。是以，译本受到了汉学家西里尔的高度称赞：“赛珍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将《水浒传》部分地带给了西方。但是沙博理努力的成就要优秀三倍。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他的直截了当的话更加优美得体;他依据原著较早的版本，出版了更加完整的作品。”[14](322)如果没有沙老矢志不渝的努力，小说的传播和影响力不一定会取得如此大的成效。

三、 结语

笔耕不辍五十载，苦心孤诣译中国。半个多世纪，沙博理见证了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人民风雨同随，殚精竭虑的还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今天，沙老虽已走进历史，留给后人和国内译学后进者的却是受益不尽的精神财富。

当前，对沙博理及其《水浒》译本的认识还待完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以沙译《水浒传》为例，系统地对相关的副文本进行历时性梳理，借助副文本的史学价值对沙氏的翻译目的、策略和心路等进行了全面考察，借此整体上把握沙博理的译者主体性。翻译目的将有助于真实地还原沙博理的翻译初衷;翻译策略有助于客观地评价和解读译本;翻译过程有利于较好地认识其翻译行为和译者精神。副文本作为翻译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是评价译者和译文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和依据，将推动翻译研究描写范式的发展。在当前典籍英译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本文也旨在抛砖引玉，希冀引起学界对该译本的新审视和再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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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Key words： Shui Hu Zhuan; Sidney Shapiro;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paratexts

作者：李菁　王烟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