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路西法效应

第一篇：社会心理学路西法效应

路西法效应读后感

还记得我们刚从历史书里得知南京大屠杀时的感受吗，除了无比的悲愤，同时我们也在怀疑那些日本军人究竟抱有怎样的一种心态，犯下这么肆无忌惮这么残忍灭绝人性的举动的，路西法效应读后感。同样的，令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的，还有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暴行，那些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同样还有就发生在约十几年前的卢旺达大屠杀，伊拉克虐俘行为，等等。历史和现实从不缺少这类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发生。

通过各种渠道我们也能了解到当时参与这类暴行的人们后来对于这些事件的看法，他们有的会觉得十分惭愧认为自己是个恶人;有的只是觉得我当时必须这么做，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有的会说我在完成我的任务，是上级指派我这么做的，我身不由己;还有的会觉的当时这么做其实是在帮助对方。

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并理解这类暴行发生的原因呢，众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都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有的说这关乎这类人群的心理健康，即他们是由一群心里变态的人组成;也有的说他们是一群被鼓动了的人群;也有的说这是历史或斗争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产物。

而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路西法效应这本书里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津巴多认为这类暴行的发生的原因更多的来自于情境的力量，即当时的环境带给人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的发生。他认为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在路西法效应这本书里，津巴多教授通过他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深刻且令人恐怖的展示了在监狱里几个通常意义上的标准好人是怎么一步步转化成让人胆寒的恶人的。津巴多教授把这一过程称之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Lucifer，撒旦的别名。这也是这一书名的由来。

通过了解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制度带来的权力，然后是制服带来的去个性化去个人化，再来是群体的归属感及认同感。这些都成为情境力量的重要部分。

我不打算重述斯坦福监狱实验，我决定从我的亲身经历说明这一过程。

如我们这一代，在上小学时都会参加少先队，佩戴红领巾。还记得我们刚戴上红领巾时的情景吗，我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国旗下宣誓效忠祖国，然后排着队欢乐的走进教室，这里有着那么一部分还未够资格戴上红领巾的同学们，其中不乏你的好朋友，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么，他们也许正在用羡慕的眼神盯着自己，也许正在伏案哭泣，也许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而我们呢，我们可能会摆出一副同情的表情，极尽热情的安慰这些人，或者趾高气扬的走过他们身边，无论我们怎么做，其实在心底已经将这群人划归为另外一类人，一类比自己低等的人。你没有?呵呵，也许你忘记了当你还未佩戴上红领巾时那一股透入心底的沮丧还有面对红领巾时的自卑。

再回过头来回忆下老师是怎么挑选学生加入少先队的吗，学习成绩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你是否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当你申请成为少先队时，老师会告诉你，好好学习，积极表现，成为品德兼优的好学生，这样你才够资格申请。通过老师的话，你是否已经把红领巾和非红领巾划归为两类人群，一类是品德兼优的好学生，一类是不思进取，思想恶劣的坏学生。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如果你堕落成坏分子后，老师是有权力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摘掉你的红领巾并撤销你的少先队身份的。

那么，我们再回忆下，为了获得红领巾或保住红领巾的身份，你是否有向老师或者班长打过某位同学的小报告，哪怕他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违反纪律的小事，比如在上课时和同座轻声的说了那么一句悄悄话，读后感《路西法效应读后感》。做出这一类行为的背后并不只是为了保住红领巾，还有一重要原因是，你觉得做为红领巾的一员，你有权力也有必要这么做，这么做可以维护红领巾的名声，也可以显示出红领巾的优越性。

看吧，在这一环境下，你开始理所当然的向权威者出卖自己的同学自己的朋友，并认为他们是低等人群，理应受到改造，如果他们不服从，有必要对其进行惩罚。在我的小学，我的班主任，每次他觉得某个学生不听话时，他就会安排大家在课堂上举报他的任何不合乎纪律的行为，并且让大家对这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当然，做为权威者的他会对其施以一定程度的体罚，比如罚站，打耳光之类的做为对学生们的检举行为的反馈。我还记得当时课堂上的情景，首先是少先队员开始进行检举，非少先队员则会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会觉得这是获得表现的机会，一部分会感觉到羞耻，因为在他们的同类中有个人居然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会沉默着低下头，就像是大家正在批评自己一样，还有一部分人，会以看热闹的方式面对这一切，并在他人检举的同时偷笑被检举者的表情或是别的什么。

重点在于，我清楚的记得，最初时我对这一行为感到很为难，有时被检举者会是我私底下的朋友，但是为了保住我的红领巾，我不得已对其进行所谓的检举揭发，开始我只会说些无关紧要的行为，这让老师很不满意，而事后我在被检举者面前也感到羞愧，不管怎样，我违背了我们之间的友情和义气。但是，后来，我渐渐习惯这一行为，我变得热衷于这一行为，因为这总比听课要来得有趣的多，我还可以毫无顾忌的笑，我也开始学会罗织罪状安在被检举者身上，哪怕他并没有干过这些。事后我在他面前也不再感觉到羞愧，有时被检举者会在私下反驳我们莫须有的罪状，但是，我们通常会这么说，既然你在某个时刻干过这样的事，那么你在另一个时刻也肯定这么干过，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相信做为非红领巾团体中的落后分子，你一定会这么做的。同时，我们还会将这一反驳行为积极上报给老师，以换取更大的信任，甚至是权力。

其实，这就是一出活生生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现实生活中的折射。尽管我们并没有对非红领巾一族进行身体上的侵犯，但是，如果老师允许的话，我相信我们会这么做的。

在这一过程里，可以清晰的看到通过佩戴红领巾获得了去个人化的效果，在斯坦福监狱里，狱卒和囚犯都有各自的制服，我们还可以回想下一个标准的红卫兵的装束，绿军装，佩戴毛主席徽章，怀揣红宝书。而去个人化让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权威者即老师赋予了我们这个群体相对于另一个群体的优越性，于是，我们会认为所做的一切只是对于另一个群体的行为，而非个人，不妨想想反右运动，左派对右派的迫害，没有人会觉得那是对于一个人的恶行，左派们认为这是为了改造右派而已。还有就是课堂纪律以及学校纪律也就是制度带来的权力，做为红领巾的一员，即是认同制度的一员，我们有必要为了维护自身所认同的制度而对反抗者进行教育以及惩罚，这包括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这些惩罚会在维护制度这一观念下变得更为理所当然且不用背负罪恶。

但是私下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当我们脱下红领巾，走出校园后，我们就会立马变成一个软弱的，善良的，温顺的孩子，我们和小朋友们欢乐的玩在一起，不分彼此，就算这里面有非红领巾者，我们尊重长辈，爱护动物，我们是他人眼中的乖孩子。

看吧，这就是津多巴教授在书里给我们揭示的情境的力量。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我之前提及的那些暴行，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解释，但是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情境的力量，并小看它。比如在回看文化大革命时，很多人都会说，我才不会去批斗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人们不会相信自己会去做恶，但是，你恐怕忘记了你是怎么跟随大部分同事对那个私底下是个很不错的人的同事进行落井下石的，你又是怎么跟随着众人耻笑那位可怜的裸露着身体的疯子的。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做恶，恶行并不总是一种直接施与受害者的行为，有时候默认也是一种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让人心寒的恶，比如围观多人殴打一人，比如围观跳楼者。默认会助长恶行的扩大化和严重化。我突然想起有很多贪官在回忆录里都会提及，起初他也是报着为民办事并恪守清廉的准则来为官的，但是，当他发现原来大多数的官员都在贪污时，他的立场变发生了动摇，最后一步步的堕落成大贪，这其中有着来自行贿者和权力的各种诱惑，同样也有着我们对走后门这类事的默认。

总体来说，路西法效应里揭示了人在情境下如何展示出自己的令人胆寒的恶的一面的，似乎看起来情境的力量如此的让人难以抵抗，似乎只有英雄才可以在其中独善其身，然而在书的结尾，津巴多教授最后也提出了对抗情境的力量的十步法，包括承认自己的错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等。但是能够严格遵守这十步法看起来是那么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正直的人令人尊敬的一生会遭受那么多苦难的原因，因为情境的力量是那么的强大。不过，让我们好歹也尝试着，尝试着对抗它，尝试着成为一个追求平等，追求自由的正直而善良的人吧，如果我们都去进行了尝试，那么，同样的这也会成为一股情境的力量，一股温暖充满爱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它会令恶人转化成好人，那时，我们也许可以称这个转化的过程为安吉尔效应，安吉尔angle，天使。

第二篇：菲利普津巴多 .斯坦福监狱实验路西法效应

197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

路西法效应

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

最好的心理学实验是总是有关于人性的问题：什么让人变得邪恶?一个好人会有邪恶的行为吗?如果会的话，什么使人越过道德的底线?特殊的环境能决定人们的行为吗?“斯坦福监狱最好的心理学实验是总是有关于人性的问题：什么让人变得邪恶?一个好人会有邪恶的行为吗?如果会的话，什么使人越过道德的底线?特殊的环境能决定人们的行为吗?“斯坦福监狱实验”被称为最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了环境对人行为的巨大影响力。这个实验不仅被写成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死亡实验》、无数的电视节目争相报道、也有很多类似的实验产生。

“斯坦福监狱实验”(又名“津巴多监狱实验”):是当局研究犯人在监狱里圈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目的是调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狱警和囚犯之间的军事冲突的起因及人类的虐待心理倾向是先天还是后天。。该实验在1971年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实验。专家是 海军上将詹姆斯·B·斯托克代尔。津巴多和他的研究团队认为，理解虐囚行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囚犯和看守的内在性格。

津巴多和他的团队

津巴多 实验开始 研究小组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这70个人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其中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从24人中间随机抽出一半，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饰演囚犯。志愿者们都说他们更愿意饰演囚犯，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但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并以为可以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志愿者们还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饰演囚犯，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那些将饰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个周日等在家里。在那一天，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被真的警察“逮捕”了，并以抢劫罪起诉。当地的帕洛阿尔托警察局协助了实验的进行。他们被运送到模拟的监狱中，按照预定的程序接受脱衣搜身，并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囚犯。 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 模拟的监狱建在了斯坦福大学的约旦馆。Zimbardo是监督人。他对参与者立下了一些具体的规矩：比如让囚犯穿着不合身的囚衣——守卫称呼囚犯时只用衣服上的号码而不是名字，在囚犯的脚踝上面挂上铁链——时刻提醒着他们的身份。Zimbardo希望借此以迷惑这些实验者。另一方面，为看守们提供了一些装备，包括木制警棍，衣服——与狱警一样的制服，并且他们还提供了墨镜，防止眼神交流。

当时的牢房

实验中的囚犯

当时实验时的部分照片

模拟实验中的狱警

实验中的部分犯人

工作人员在实验开始前就警告“看守们”不能暴力伤害囚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录像中可以看到Zimbardo对看守们说：你可以专断的行事，他们的生活完全由我们控制„„在这个试验中，你，我，他们都没有隐私„„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剥夺他们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他们一点也没有。

实验中的狱警 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看守们自愿加班，一起打破囚犯的暴动。 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囚犯被要求快速的报数，这种做法可以加强他们囚犯身份的思想。之后，看守们就开始使用体罚。他们不允许囚犯上厕所，使得监狱内卫生条件急剧下降。拖走犯了错误的囚犯的床垫，让他在水泥地上睡觉。作为侮辱，一些囚犯被迫裸体，一些被性侮辱。在没有研究人员的监督时，甚至用灭火器袭击囚犯，最后局面完全失控.。

实验中的犯人

大家都完全进入了自己的角色

接着，一个谣言开始传播开，说是一个囚犯要求退出实验的话，将导致其余的囚犯同样被释放。看守只好将囚犯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并重建监狱。但这谣言并没有发生，看守们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到了囚犯身上。很快局面就失去了控制。囚犯遭受着看守的虐待和羞辱。巨大的压力使得他们不敢反抗，逐渐变得压抑。在实验的后期，很多人显示出了严重的情绪障碍。

第四天，几个囚犯谈论逃跑计划时被发现。Zimbardo和看守想要将囚犯送到当地警察局，但是那里的官员拒绝再参与这个实验。随着实验的进行，一些守卫越来越残暴。工作人员说将近三分之一的守卫表现出了虐待倾向。当宣布实验提早结束时，大多数警卫都很意外。一些囚犯说他们愿意接受假释，甚至放弃参与实验应得的报酬。当他们的假释申请被拒绝的时候，没有一个囚犯退出实验。Zimbardo说这些扮演囚犯的人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角色，没有了报酬，他们也就没有继续参加实验的理由，但是他们却留下来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囚犯的身份内在化了，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囚犯，因此，他们留下了。 416号，一个新来的囚犯。当他对其他囚犯的待遇表示关心时，看守辱骂着回答了他。他以绝食为理由，拒绝吃他的香肠，看守将他关进一个所谓单独囚禁室的橱柜里。看守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从单独囚禁室中放出来，就是要其他人都放弃他们的毯子，睡在裸露的床垫上面。除了其中一个人，所有人都拒绝这么做。416号被孤立了。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撒旦。

实验结束

Christina Maslach是一个其中看守的女朋友，她强烈的斥责监狱里的恶劣条件。Zimbardo不得不提早结束了实验。Zimbardo注意到50多个人看过监狱后，Maslach是唯一一个质疑其道德性问题的。原本计划两个星期的实验，在第六天就结束了。斯坦福实验在1971年8月20号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 结果分析这一结果表明，扮演囚犯的角色预谋造反，扮演狱警的角色则开始变得具有暴力倾向。科学研究表明，假如角色互换，你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 正如它所验证的那样，这通常是出于对方反击的恐惧使得我们对我们的人类同胞百般折磨。当我们比某些人拥有绝对权力或来自上级的空头支票时，阿布格莱布监狱(译者注：虐俘丑闻，某些囚犯曾被迫要求裸身堆叠成金字塔状)光秃秃的“金字塔”都会恪遵。

Zimbardo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 Erich Fromm，这项实验的反对者，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在被监禁时人们的个性如何引导行为的报告。他采用了纳粹集中营的例子，得出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反的结论。不管结论怎样，由于不道德性和缺乏科学性(Zimbardo不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监督者影响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受到广泛的批评。

评：小站以为该实验的结果只能算是人在某种情形下所做出的反应的一种结果，但仅仅局限于某种或几种情形，没有普通性，原因是首先囚犯不是真囚犯，无罪恶感和愧疚感,缺乏对监狱的适应性及应对措施。文化层次的原因，不是所有的罪犯都是大学生的，这些人不是职业囚犯，Zimbardo团队不是监督者而是压力测试的策划者，他们一直在给囚犯和狱警压力。模拟监狱系统也缺乏自我完善措施.与奥斯维辛的囚犯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情形区别很大!这种实验只能算是压力测试。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到十年之前，米尔格拉姆服从性研究(Milgram obedience study)表明，一经权威人士鼓舞，普通人便乐于以他们认为痛苦或者可能致命的电流电击同伴。在很多人看来，斯坦福实验强调了这些发现，显示如果赋予了过多的权力，普通人能够多么轻而易举地变成残忍的压迫者。时值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顾这项研究，来说明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看守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滥觞的警察暴力何以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常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体内隐含的原始暴力冲动;据说这项实验表明，只要稍许推动，我们便都会变成暴君。

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正教训并没有那么清楚鲜明。从实验伊始，种种歧义便令研究扑朔迷离。即使如其所示，普通人隐藏着丑陋的内在，这项研究还是证明了环境能够塑造我们行为。这项研究，究竟指明人性的不可信赖，抑或是认为问题全怪糟糕的系统?仅仅针对监狱这个具体范畴，还是能够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真正揭示了什么?

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与其简洁的设置不无关系：囚犯、看守、假监狱，再加一些基本规则。然而，现实中，斯坦福县监狱是一个被严重操控的环境，看守和囚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注定，取决于他们所扮演角色。为了理解该实验的涵义，你必须看到：这个实验并非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最初，实验目的就是体验在残酷监狱中的工作和生活。

甫一开始，看守的优势便被津巴多确立。研究结束不久，在他向斯坦福同事进行的陈述中，他描述了囚犯抵达监狱的程序：被扒光，搜查，“除虱”，随后发一套印有号码的长袍做统一囚服——津巴多管这叫做“连衣裙”，脚踝上拷着沉重的螺栓枷锁，蹬着松松垮垮的橡胶拖鞋，再戴一顶女士尼龙袜制成的帽子。“真正的男囚犯不穿连衣裙，”津巴多解释，“但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男囚犯的确会感到屈辱，雄风不再。我们想，通过让男囚犯不穿内衣钻进连衣裙，就可以快速地产生类似效果。”袜帽是用来代替囚犯所须的剃光头发。看守则身着卡其色制服，装备口哨、警棍，以及光可照人的太阳镜，灵感源于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的监狱看守。

通常，看守维护监狱运行时不会时时刻刻收到具体指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守能够完全自主：津巴多自己就参与实验，扮演监狱主管。(狱中的“典狱长”也是一位研究者。)参与实验之前，囚犯和看守都了解不得使用身体暴力，而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冲突时不时失去控制，违反了他们参与实验前就知晓的禁令。当“主管”和“典狱长”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时，向看守发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一切都好，尽管继续。参与者知道有人盯着这一切，毫无反馈则被解读为默许。这种被人观看的感觉或许鼓励了他们的表演欲。一名叫戴夫·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的研究对象回忆自己如何“有意识地创造出”看守的人格。“我在高中和大学参加过各种戏剧排练。我非常熟悉这样的事：登台之前，换上另一副人格，” 埃谢尔曼说道。事实上，他补充道，“其实，我算是在那开展了自己的实验，这么说吧，我想看看在他们喊‘住手’之前，我能把这套推进到哪里?而这些人又能承受何等的虐待?”

此外，还有一些微妙因素影响了这个实验。一般认为，研究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也的确被一系列测试判定为身心健康、 “普通平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他们被报纸广告吸引而来，而广告寻找的是愿意参与“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探究是否广告措辞本身造就了差别。他们先重登原始广告，再另行发布一条删去了“监狱生活”这个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明显高出一筹，而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方面则得分较低。

而且，即使在那个自我筛选的样本中，个人行为模式也大有不同。这项研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群体身份作出的反应，放弃个人身份，成为顺从的“囚犯”或暴虐的“看守”。然而，事实上，参与者能够对监狱环境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某些看守变得格外残忍，有些则保留了仁慈。很多本该顺服的囚犯进行了反抗。一名叫做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的囚犯，回忆曾经“拒不服从一名看守的命令，宁愿关禁闭。作为囚犯，我们达成共识——大家意识到可以团结起来，消极抵抗，制造事端。”

从这些细节中浮出的实验不再像张清晰的照片，更接近模糊的水彩。某些看守和囚犯行事令人吃惊，也是因为其所处环境“鼓励”——甚至是“要求”——这种行为而使然。津巴多自己始终对监狱实验的细节和性质开诚布公：他彻底解释过最初研究设置。在一份仅仅描述实验大体框架的早期评论中，他指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看守变得暴虐，滥用权力。”(那也就是一共四个人。)那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传说——就像心理学实验的《蝇王》——究竟是怎样变得与真相分道扬镳，相去甚远?

部分应当归咎于津巴多早期对实验的评述。1971年10月，研究刚完成不久，实验方法和结果的严谨分析尚未发表，津巴多被要求在国会对监狱改革作证。他的证言颇具戏剧性，尽管他清楚地阐释了实验如何运行，却也让听众容易忽视真实的实验环境是何等高压。他描述研究是“试图理解成为囚犯或者监狱看守会导致何种心理。”然而，他还强调，参与研究的学生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谈及，并未向看守下达任何具体指令，看守自主制定“自己的规则，以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尊严。”在解释结论时他说，“大多数”参与者发现，“很难清楚地区分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为期六天的研究显示：“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在描述另一项相关研究对监狱生活的启迪时，他评论道，“单单只是向人们分配标签，管有些人叫囚犯，另一些人叫看守，就足以引发病态的行为。”

后来，津巴多将实验录像带交给NBC电视台，NBC在1971年11月26日为此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4月号的《时代杂志》发表相关文章。多方报道以各种方式重申，环境相对轻微的改变，就能将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一群人变成残暴的野兽或者丧失自我的奴隶。当津巴多在1973年的一期《国际犯罪学与刑侦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上发表关于此研究的正式论文时，对于此事件的观点已经成形固化，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1975年一篇批评该实验方法的评论文章发表时，人们对之充耳不闻。

四十年后，津巴多依然没有回避公众关注。他担任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电影的顾问，在电影中完全照搬原始实验细节，直接从实验记录出发撰写剧本，仅做出了极少的戏剧性改编。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部电影都是对这项研究的批判：克鲁德普饰演的津巴多是一名狂热的研究者，跨越了合适的界限，试图在他观察的学生中制造出非常具体的实验结果。电影制作者甚至强调了该实验设计有多么不可靠，并安插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观察者。电影突出了一场真实对话：一位心理学家问津巴多，是否有一个“独立变量”。实验结束不久，向斯坦福同僚描述这项研究时，津巴多想起那次谈话：“令我惊讶的是，我当时真的对他火冒三丈，”他回忆道，“我下属人马的安全、监狱的稳定性岌岌可危，我却不得不和这些多愁善感的、软弱无能的，整天考虑平等啦、学术啦这样的笨蛋虚与委蛇，关心什么独立变量这样荒谬的东西。他问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康复计划，这个蠢蛋!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实验中走得太远。”

泛泛地说，这部电影重申了约翰·马克(John Mark)的观点，这名当年的看守回忆时说道，津巴多对于实验中事件的诠释，过于先入为主，受自己预期的影响：“他希望能够证明，大学生，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仅仅因为被分配了角色，被赋予了权力，就会自相残杀。根据我的经验，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这个看法真的过头了。” 如果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囚犯和看守能否展现出不同的行为?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这两位心理学家试图有所斩获。他们与BBC的纪录片部门一起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稍加赏罚;囚犯安置在三人牢房中，与斯坦福县监狱的陈设几乎别无二致。主要区别在于，这家监狱没有预设的期望。在囚犯抵达前，看守们便被要求制定规则，他们仅仅被告知要让监狱平稳运行。(这就是所谓的BBC监狱研究，它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其他几方面也有所不同，包括囚犯着装;而且，囚犯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能够成为看守。可到第三天，这个承诺取消了，角色被固定下来。)

BBC研究的最初几天，看守们显然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几名看守对自己的权威本身及行使都持谨慎态度，”研究者写道。另一方面，囚犯则产生了集体认同。与斯坦福研究不同，心理学家要求所有参与者每天完成一份调查，衡量他自觉对他所在团体的归属程度;调查表明，随着看守们进一步分裂，囚犯们团结得越发紧密。第四天，三名室友决定碰碰运气。午餐时，一个人扔掉餐盘，要吃更好的食品，另一个要求吸烟，第三个希望医治脚上的水疱。看守们一团乱麻;有个看守甚至递给吸烟者一根烟。莱谢尔和哈斯莱姆写道，囚犯们返回牢房后，“高兴地手舞足蹈。”(“太他妈棒了，”一名囚犯评论道。)很快，更多囚犯开始挑战看守。点名时他们公然违纪，抱怨食品，顶嘴。第六天结束时，三名不服从的狱友爆发，占据看守的房间。“这时，”研究者写道，“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看守的统治难以为继，已然完蛋。”

综合来看，这两项研究并不能说明我们全都具有先天的禀赋，随时变成残忍的暴君或者可怜的受害者。相反，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预期一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自己预期中“应当行事的方式”行事——尤其当这种预期源于自上而下的灌输时。在斯坦福实验的设置中，似乎应当奉行符合偏见的硬派看守风格，我们就努力适应角色。而BBC的研究者们告诉我们，不应该对社会流动性放弃希望，我们便据此行事。

这种理解似乎削弱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力量。然而，实际上，这却令研究的意义更加尖锐鲜明。就在六月初，传来了哈里发·布劳德(Kalief Browder)自杀的悲惨消息。布劳德十六岁在布朗克斯(Bronx)被捕，被控偷窃一只背包;被捕后，他被囚禁在雷克岛(Rikers)足足三年而没有得到审判。(最终，他的案件被驳回。)在雷克岛关押期间，布劳德成为囚犯和看守双方都施暴的对象，其中有些行为被录影捕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监狱境况本就如此，因为人性本恶。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极端行为源于极端制度。监狱并非白板一块。从事监管工作的看守也的确经历了自我筛选，就像津巴多的学生们自我筛选加入了监狱生活研究。正如津巴多的人马，从一开始，他们便被各种预期狂轰滥炸，预先设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构成了他们的成见。斯坦福研究的真正教训，并不是说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变成虐待狂和暴君，而是说特定的制度和环境导致了这种行为——而且，或许，也能够改变那些行为。(编辑：游识猷)

第三篇：心理学效应——“贴标签效应”

李文慧

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心理效应叫“贴标签效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由于兵力不足，而战争又的确需要一批军人。于是，美国政府就决定组织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上前线战斗。为此，美国政府特派了几个心理学专家对犯人进行了战前的训练和动员，并随他们一起到前线作战。训练期间心理学专家们对他们不过多地进行说教，而特别强调犯人们每周给自己最亲的人写一封信。信的内容由心理学家统一拟定，叙述的是犯人在狱中的表现是如何地好，如何地接受教育，改过自新等。专家们要求犯人们认真抄写后寄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三个月后，犯人们开赴前线，专家们要犯人给亲人的信中写自己是如何地服从指挥，如何地勇敢等。结果，这批犯人在战场上的表现比起正规军来毫不逊色，他们在战斗中正如他们信中所说的那样服从指挥，那样勇敢拼搏。后来，心理学家就把这一现象称为“贴标签效应”，心理学上也叫暗示效应。

当一个人被一种词语名称贴上标签时，他就会作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相一致。这种现象是由于贴上标签后面引起的，故称为“标签效应”。这一心理现象在教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你想要把一张纸贴在墙上，你会选择用浆糊?胶水?双面贴?还是透明胶呢?不管你会选择用哪一种方式，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当你把纸撕下来要换新内容的时候，不管你多小心，不是墙上会留下印痕，就是纸上会撕下疤痕!而当你为孩子的性格、行为、处事的态度贴上小标签的时候，会给孩子的性格、行事的行为和处事的态度造成不好的影响。

为什么贴上标签会发生如此大的效应?一般认为如下因素在起主要作用：

一是标签的以点概面作用。一般来说，原来个体的许多特征都散落于整体之中，某一特征很难为人特别关注，只有当它成为知觉对象时，它才会被人注意，被人认知。

二是标签的类化作用。一般来说，某一特征被标签后，人们就会按照所贴的标签去理解，去反映这一特征所代表的个体。

三是标签的暗示作用。一个人一旦被贴上某一标签，即使没有标签所具有的某些特征，由于标签的使用，常常会暗示自己必须与标签内容相一致，否则自我认知就会失调，心理就会不一致，从而产生自我印象管理，产生积极的标签效应。

四是标签的指向作用。一个人一旦被贴上某一标签，他往往会认为，我即使再努力，也很难摆脱这一标签的消极作用，因此就会错误地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念头，放弃自己努力的方向，而转向于标签所定的方向，从而更像标签所具有的特征，成为名副其实的标签人。

这一心理规律无论是在学校中还是在家庭教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如果我们老是对着孩子吼“怎么这么笨”、“连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做”等，时间长了，孩子可能就会真的成为了我们所说的“笨蛋”。 因此，请你重视语言的力量，重视你对孩子每一个行为的评价，请你一定要学会用积极正面的语言，去评价我们的孩子;不用消极负面的语言去对孩子的性格和行为做任何的界定。对孩子多贴正向的标签，孩子就会朝你期望的方向发展。

第四篇：心理学效应

同学们早上好，我今天的主题是《弄假成真的谎言——关于认知失调》

著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在实验中，先让两组人从事重复乏味的任务1小时，然后让他们告诉别人任务是有趣的。这两组人的惟一差别是，第一组的人得到1元钱的报酬，第二组人得到20元的报酬。最后问这两组人对任务的真实感受。结果发现，第一组报告说任务有趣、有意义，第二组则报告说任务乏味无意义。

费斯廷格认为，两组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第二组人觉得说谎有理由，即可以得到20元钱“哦，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得到钱”，他们没有感到高度的认知失调。但第一组人在1元钱条件下要说谎，收益太小，说谎理由不充分，认知发生失调，感到很大的心理压力，为了缓解焦虑，他们就要从任务本身找到其有趣好玩的理由。这样从心理上说，谎言弄假成真了。

费斯廷格根据实验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即当两种想法不一致或想法与行为不协调时，就会感到不舒服。“我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与“我做了一件损人利己的事”，这就是想法与行为的不协调。为了缓解不协调，就必须做出调整，只有人的认知平衡时，心理才会不紧张。

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有的人在刚伤害过一个人之后，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可能会更加讨厌这个人。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自我概念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便会感到不自在。为了降低这种内心的冲突，我们会为自己的“不合理”行为寻找理由，使之与自我概念保持一致。这里，当我们无心或有意地伤害某个人时，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呢?”;然后，合理化的解释出现了，“一定是因为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他，是他自己活该!要不然会是什么原因呢?我很粗心或者我很糟糕?不可能是这样的!”

战争中历来讲究心理战，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空城计”正是利用了认知失调这种心理效应。三国时期，诸葛亮失街亭后，司马懿引大军15万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蜂拥而来。但司马懿来到城下却看见诸葛亮坐在城楼上焚香弹琴，城门大开，里外有20多个百姓模样的人低头洒扫，旁若无人。司马懿看后，疑惑不已，便来到中军，吩咐全军撤退。司马懿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曾冒险。现在城门大开，里面必有埋伏，我军如果进去，正好中了他们的计，还是快快撤退吧!”于是各路兵马都退了回去。

来犯的敌人以为攻击对象会严阵以待，至少会格外警惕。这是他们旧有的经验和惯常的思维逻辑。但是他们看到的事实却完全是另外的样子。这与他们逻辑和先前经验是完全相违背的，于是，认知不协调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心理压力会骤然增加，为了解决他们心中的这种压力和不断增加的疑惑与恐惧，他们选择了与旧有观念和行为完全相反的举措——退兵。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是一致的，如你和你喜欢的人一起玩或不理睬与你有过节的另一个人。但有时候态度与行为也会出现不一致，如尽管你很不喜欢某个人，但为了某种原因却不得不在一起。在态度与行为产生不一致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个体的心理紧张。为了克服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紧张，人们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以减少自己的认知失调。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改变行为，使行为符合想法。比如正在减肥的你有一个吃货朋友，常常晚上在朋友圈发美食的图片，这时候分泌的唾液告诉你你非常想吃，但克制自己不能吃，于是你辗转难眠，这时候你只需要跑几脚路，来蹭一点吃心情就会非常愉悦满足。

第二，改变想法，使其符合行为。体能测试坐位体前屈的时候，有些长腿MM极度羡慕我们这种小短腿，刷的一下就满分了，但看自己可能只有负值，郁闷不得志啊，这时候你就想，哎，体能测试每年就一次，长腿受益终生啊，心情就会好多了。

第三，引进新的想法，改变不协调的状况。我们大多女生都爱淘宝，逛着逛着看上一件款式超级赞的，销量超高的你超级想买啊，但手里头工资就那么几块，觉得我穿上一定很好看啊之类的让自己分外难受，那其实引进一种新想法，销量好的易撞衫。

总之当我们的认知产生失调的时候，希望同学们善于打破旧有的不良协调，产生认知失调，然后通过调整失调，达成新的良好的认知协调。

第五篇：社会心理效应

被誉为我国社会心理学界取得最高成就的早期学者，也被誉为我国社会心理学第一人的孙文本认为：社会心理学应以个人行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为研究对象，“从个人的立场说，社会心理学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从社会的立场说，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中个人的行为。”

如果说上面说的是社会心理学，那么下面讲的就是心理效应，心理效应在当今的社会中更加普及并且更加的适合被运用到社会中，现如今的上班族面对每天的交际、应酬有着许多困扰的地方，同样的，在他们的人际交往中也有这许多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不同认识。想要更加好的去与人交流，就要更好的去学会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形式的交往方式。

人若期待别人对自己有好的印象，就会认真表现自己;反之，就会很随便。把人比成龙，他就会像龙一样得表现;把人比作马，就会像马一样地表现。“比马龙效应”是一种高期望的激励方式。在现今的社会中，多数被老板或是上司用来激烈底下的员工的话语，对于被激励对象来说，如果仅仅考虑让其力所能及地做事，往往很能激励其创造力。而拔高激励，可以激发人才的创造力。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不但能够更好的为企业、团队做出贡献，更加能够的是使老板散发出那种与众不同、知人善用的优点，能够使大家对老板的目光独到表示倾慕之意，更加好的让老板这个身份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现代社会，许多人是被贴上了一些有色的标签的，有些人或许会为这有色的标签而搞到困扰，但是也更多的人会为了这些标签而改变自我本身，从而为了能够达到与这些标签所符合而做出一些超出自我本身价值的事情，这就是有名的“标签效应”。当一个人被一种词语名称贴上标签时，他就会做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一致。这种现象是由于贴上标签后而引起的，之所以会出现“标签效应”，主要是因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作用，无论“好”是“坏”，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都有强烈的影响作用。给一个人“贴标签”的结果，往往是使其向“标签”所喻示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