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之缺陷及完善

2022-09-10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缺陷

该规则在条文章节位置上的设定不妥。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归入证据章节, 有利于明确举证责任、规范公安机关的取证方式, 明确“强迫”的适用范围也有利于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便于公安机关正确执法。但是纵观国外的立法经验及制度本身价值来看, 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位置设计并不合理, 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其次, 适用范围也较为狭窄。最后, 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也不够。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之缺陷及完善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应是一项法律原则

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在总则的“基本原则”中, 甚至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规定到宪法中。

法律原则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适用性, 其往往能统摄一个或多个部门法法律体系内的制度或程序阶段;并且, 原则具有抽象性和体系化的特点, 其往往能够衍生出许多具体化的制度安排与程序设计, 细化为众多的法律条款。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内涵丰富, 无论是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归罪性提问, 追诉机关不得采用强迫性讯问手段, 还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拒绝自我归罪不被做出不利推论或评价, 这些内容都被具体化到了整个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和层面, 其精神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刑事诉讼法的结构体系中。如果仅将其置于证据章节, 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就蜕缩成了一项证据规则, 失去了其作为原则时的本色, 其作用和辐射力无法有效延伸统领到其他诉讼阶段和具体的制度程序中, 不利于彻底贯彻和全面实施。

通过研究分析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状况, 我们可以看出, 很多国家都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为一项法律原则, 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至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二) 明确“强迫”的范围

“强迫”类似规范性构成要件。所谓规范性构成要件, 是与记述性构成要件对应的。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 刑事辩护律师在解释构成要件要素和认定是否存在符合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时, 如果只需要法官的认识活动即可确定, 这种构成要件要素便是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如果需要法官的规范的、评价的价值判断才能认定, 这种构成要件要素就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

关于“强迫”的界定基础和标准是什么, 对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贯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怎么去判断是否构成“强迫”, 是衡量该证据能否被采信的标准, 否则权利保障的现实操作性会大大减损。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 可以将“强迫”分为两大类:

1.物理上的强迫

物理上的强迫, 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的身体上的痛苦, 来自外界可见的身体上的外伤或者不可见的内伤。外伤主要是暴力致人损伤;不可见的内伤主要是电击等方式给当事人造成的难以检测的后遗症。表现为皮肤表层没有显著伤痕, 但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受了其难以忍受的痛苦。参照以前发生的喝开水死等事件。

2.精神上的强迫

精神上的强迫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状况, 使其警觉性显著下降。例如, 不给吃饭, 不让上厕所, 不让睡觉, 凌晨询问等。

第二类是通过威胁或者是承诺给予一定保障的方法, 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屈服。

(三) 适用范围方面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原则, 也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确立的赋予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整个过程中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或特权, 其基本价值在于防止蹂躏肉体、精神折磨等酷刑取证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发生”。联合国人权约法将其确认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

实际上, 侦查阶段是刑事权利和刑事权力发生冲突最集中的阶段, 将这一原则适用于侦查阶段更能体现其价值。美国的该原则适用范围较广, 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程序, 而且适用其他任何案件的作证程序;不仅适用于直接言词证据, 而且也适用于间接的言词证据。

《日本宪法》第三十八规定:“对任何人都不得强制其作不利于本人的供述。”这说明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局限于刑事诉讼案件。

德国的该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

但我国的该原则仅仅适用于刑事诉讼案件, 对于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则不予适用;且仅限于言词证据, 即对于身体检查, 提取指纹、笔迹、血样、声纹, 拍照等身体本身作为证据使用的。

相对于有些国家而言, 适用范围较窄。随着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不断发展和进步, 相信我国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适用范围和具体内容, 将会拓展到其他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领域, 成为公民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并上升为宪法性原则。

(四) 应规定律师在场权

律师在场权, 是指在审判前, 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护律师应当在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设立的目的, 既是在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被受侵害, 为了进一步的限制国家公权力。赋予律师在场权有利于公民及社会团体组织监督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规范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的行为, 防止刑讯逼供等行为的发生。

我国刑诉法并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 只规定了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 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相比全程录音录像来说, 律师在场更有利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现在的科学技术已十分发达, 对录音录像的剪辑技术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有时候专业人员都不一定能鉴别的出来。如果以录音录像作为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没有进行强迫自证其罪的依据, 那么就可能增加误判的可能性。如果律师在场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律师作为一种职业, 一个法律工作者, 他们熟悉专业的法律知识, 能更精准的判断某一问题是否会构成强迫自证其罪, 以及回答该问题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

同时, 律师他们较为注重自己的在业内的实力水平及威望。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 理应会尽最大的可能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因而律师在场能够较好的约束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侦讯行为。

(五) 规定告知权利

一般来说,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是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人群, 他们不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 我们不能期待他们能清楚的认识自己所应享有合法权利。这就要求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在审讯过程中详细告知其享有的合法权利, 以及不完全行使权利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类似被告人最后陈述权, 以及证人作证制度, 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从其发生之时到现在漫长的岁月中, 其发展过程充满了艰辛。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引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进一步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体现了我国对人权的尊重, 同时也践行了我国对所签署的国际公约的庄严承诺, 顺应了国际法律体系的发展趋势, 必然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我国法治的进步, 也是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摘要：我国刑法修正案引入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进一步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虽然体现了我国对人权的尊重, 也体现了立法者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利益权衡。但这一规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实际中存在的, 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利告知,律师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