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教育论文范文

2022-05-10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城乡教育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别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但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经验性研究,以现实详尽数据为基础的深入研究不多。

第一篇:城乡教育论文范文

立足教育公平 平衡城乡教育

摘要:义务教育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城乡教育差距依然存在,影响了教育公平。教育是否公平是区域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这不仅关系到农村是否能缩小与城市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差距,从而实施高水平、高质量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也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全局。本文介绍了吴江教育在平衡城乡教育、加快区域教育发展方面的做法以及取得的实绩,同时提出推进教育公平需要系统思维,需要通过教育内外部协调性的制度建设实施稳步推进,这不仅是教育系统的期待,也是全社会的期待。

关键词:吴江教育;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区域教育

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至今,各地义务教育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是城乡教育差距依然存在;城区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这是在当前城乡二元化结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改革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普遍的阵痛与无奈,其症结就在于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天平的失衡。作为县域的吴江市,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在推进新一轮教育改革进程中,对农村教育给予充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区域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逐步走上高位、优质、均衡发展之路

近几年来,吴江教育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举教育现代化和素质教育旗帜,以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发展好每一位教师为目标,以精致化管理、有效教学、特色建设为抓手,以“在均衡的基础上求特色,在有效地基础上求优教”为策略,健全教育经费保障、素质教育实施和教师专业发展三大机制,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发展一体化,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划教育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促进教育科学发展的有效措施,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改革发展向优质均衡转型升级,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一)教育事业发展良好。至2009年,吴江市学前教育入园率已连续多年保持在99%以上,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9%以上。2009年,全市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入学率、在校生巩固率已接近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5%以上,全市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超过97%,19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50%。

(二)教育公平稳步推进。近年来,吴江市积极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教育公平,对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给予了充分关注和保障。盲聋哑及智障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6%以上,特殊教育学校所有学生已经全部实施免费教育。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吴江全部能入学,其中在公办学校就学的占51.46%。从2010年暑假起,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合法外来务工人员其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学享受本地学生同等待遇,按暂住地学区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公办校难的问题。全市构建了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直至高中段教育的帮困助学机制和网络,采用减、免、补、奖等多种形式,确保吴江市每一位贫困儿童少年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减免学杂费、补助困难学生寄宿生活费列入市、镇两级预算。

二、区域教育体系完备,功能齐全,保证教育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一)基础教育设施装备到位。据最新资料显示,吴江目前有中小学幼儿园104所、外来民工子弟学校15所,共有中小学生近八万人。吴江市乡村学校建设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到2009年底,农村义务教育优质化、均衡化水平位居该经济发达地区中上游水平,全市100%的初中和乡镇中心小学完成地级市现代化学校的评估验收。对农村小学实施“163”校园建设工程:建好一个整洁美观的校园;建好六室,即科学实验室、多媒体教室、计算机网络室、艺术教室、图书阅览室、少先队室;建好三场,即田径场、篮球排球场、乒乓球场;加快改善农村信息技术教育装备。

(二)教育信息化建设达标。吴江乡镇中心小学以上学校100%实现光纤连通,形成市和学校两级资源中心,并逐年增加投入,加强现代化教育技术装备建设,全市学校电脑生机比达7.8︰1、师机比2︰1。在信息技术的应用力度方面,通过各种教学活动,中小学师生计算机应用水平得到全面提高。新版吴江市教育门户网站全面试用。目前还有VPN虚拟专网和教育管理系统尚未完成。

(三)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完备。吴江目前拥有综合性大学1所——信息职业技术学院,10个镇(区)建有成教中心校10所,其中省级重点成教中心校6所,省级乡镇(街道)社区教育中心1个。吴江作为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农村成人教育的年培训总量近年来一直保持在6万人次左右,其中培训对象主要是从业人员,统计数字显示从业人员培训率达到53.4%。

(四)幼儿园建设上台阶。至2009年底,吴江建制幼儿园31所,其中省优质幼儿园23所、地级市优质园6所以及合格幼儿园2所,按照省统计口径,一类以上幼儿园为优质园,吴江市优质幼儿园比例为93.5%,2所合格幼儿园正在积极申报并争创地级市优质幼儿园。

三、学校布局调整合理,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完备

(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城乡学校的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基本均衡。吴江非常重视教育的均衡发展,十多年来,全市先后进行了三轮农村教育布局大调整。一是从1992年开始全市451所小学调整到1996年的350所;二是从2001年全市165所小学调整到2006年的54所,2006年平均每所小学849人,每校服务人口为1.51万人;三是到2010年底小学减少到35所左右,初中在1996年完成调整,全市26所初中,平均每所学校1271.1人,每校服务人口3.01万人。

(二)师资队伍建设优化。一是完善教师继续教育新模式和管理制度。严格实施教师继续教育验证制度,加强市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继续教育的统筹。二是从政策上支持农村教育。为村校教师队伍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政策支持和人文环境。三是建立和完善教师交流制度。鼓励区域内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到农村小学支教。实现教育共同体内教师交流的定期化、制度化;实施好支教制度,建立城区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服务制度。开展定向为薄弱地区和相对薄弱学校,尤其是民工子弟学校输送和培养教师的工作。几年来,每年到民工子弟学校任教教师80人左右。四是全面实行教师聘任制。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续聘、解聘、辞聘、辞退手续,努力建立“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的教师任用新机制,城乡师资力量基本均衡。目前,吴江小学教师本科率达48%,初中教师本科率达76%。吴江市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师资学历达标率分别为99.4%、99.6%、95.1%、96.4%。职业中学方面,我市中等专业学校的“双师型”教师(中级职称+高级技工)比例为51%。比较起来,初中高层次学历在所属地级市域内居中等位置,积极鼓励中学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2009年录取70名在读研究生,2010年上半年,有24人通过了西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论文答辩。

(三)学校安全保障体系。吴江建立了定期对校舍进行安全检查维修的制度,确保了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和校园财产安全。积极开展平安校园的创建工作,建立和完善了学校安全领导机构、学校安全制度、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及实施预案队伍。进一步加强了校园安全防范力度,各中小学安装了技术防范设施,传达室和校园巡逻聘请了保安人员,实现了校园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范格局。学校周边治安环境经过几年的联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周边200米内的网吧得到了清理。高度重视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各学校均有健全的卫生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教育行政部门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密切配合,积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

四、区域教育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实现了素质教育的全面提升

(一)规范办学行为——促使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之基础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针对学校在办学行为中存在“乱收费、课程开设不齐、学生在校时间长、学业负担过重”等现象,吴江教育局自2005年始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规范办学行为、促进学校均衡化发展的政策,采取理念引导、明察暗访、考核督导等有力举措,努力规范办学行为。尤其在2007年所属地级市素质教育“三项规定”和省“五严”政策出台后,吴江加大执行力度,成效显著,为吴江教育的均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精致教育管理——实现区域教育内涵发展之必需

以往的中小学管理,尽管在不断地改进和优化,但是摆脱不了粗放的局限。跨入新世纪后,吴江开始探索实践精致化的教育管理。市教育局从精致化教学管理入手,着力抓好教学“六认真”精致管理,出台了《吴江市中小学教师教学“六认真”具体要求与细则》。全市中小学教师将精致教学“六认真”的重点放在“有效课堂和有效训练”上,在有效训练上坚持“五有五必”:有作业必精选、有布置必批改、有批改必评讲、有评讲必纠错,有纠错必订正。近年来,吴江高中教学质量的逐年提升与精致化教学密不可分,2010、2011年全市高考连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三)坚持有效教学——确保区域教育持续发展之根本

有效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一个永恒的主题。2004年吴江教育局向全市中小学提出有效教学实施的要求,颁发了相关文件,市教研室和教科室分别编印了有效教学的资料供全市中小学教师学习,把有效教学的研究重点放在课堂教学的改革,研究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实施有效教学的过程中,始终要求教师把握好有效讲授、有效提问、有效关注、有效活动、有效评价、有效管理六个“教学细节”。多年的实践,有效教学深入教师之心,并且不断改进教与学的方式,促进教学由时间型向效益型转变。

(四)强化校本科研——力争区域教育长足发展之途径

教育科研是我市教育的一大特色,吴江被誉为“教育科研之乡”。进入新世纪以来,吴江教育科研呈现了进一步繁荣的特点。一是坚持以“以人为本、关注学生、亲近教师、走进课堂、成长师生”为基本原则,教育科研进一步体现群众化、普及性的特点。二是整合资源,强化科研作用。吴江中小学均有地级市级及以上的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这些课题大多与学校特色、整体发展规划整合,充分发挥了科研先导的功能。三是坚持“草根化”的行动研究方式,倡导中小学教师确立学年课题的研究,课题切合教育教学实际,结合课堂教学改革,实现有效教学目标,边实践、边研究,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四是课题研究具有校本性。值得一提的是,课堂观察作为一种校本研修方式,已成为我市教育科研的一个新的亮点,初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成功经验已被众多教育媒体所认同。

(五)推进特色学校建设——赢得区域教育高位发展之策略

在推进素质教育征程中,吴江持久而执着地推进区域特色学校建设,把创建特色学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定位于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育人质量。多年来,全市在区域推进特色学校建设过程中,预构于策划,落实于整合,体现于文化,呈现出新课程背景下创建特色学校的新思路。预构于策划——对特色学校建设的系统整合、推进机制、特色项目、科学评估等方面进行策划,引导中小学将特色建设置于学校整体发展之中;落实于整合——把学校特色建设与综合实践课程整合,与校本课程整合,与教育科研整合,通过整合资源,聚焦特色;体现于文化——将学校特色建设与地域文化、校园文化相融合,引导中小学特色建设由外延走向内涵。我市区域推进特色学校建设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民教育》长篇通讯《走遍吴江看特色》对吴江的特色学校建设作了专题报道。“特色建设”成为我市教育走向全国的一大品牌、一张名片。

教育是否公平是区域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这不仅关系到农村是否能缩小与城市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差距,从而实施高水平、高质量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也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全局,更与每一个教育者及受教育者——教师、学生、家长息息相关。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要科学确定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规模、层次和速度,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激励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全社会的期待。为此,吴江将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平衡城乡义务教育,加快区域教育更好地发展。

第一,尽快实行以县为主的经费管理模式。吴江将实行教育经费由县统一管理,赋予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经费预算和安排的职能,落实筹措教育经费的政策,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合理投入。市政府按照省核定的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标准和定额,统筹安排,确保全部用于学校,保证学校建设与发展。市政府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投入上坚持向教育倾斜,深挖潜力,整合资源,积极采取财政拨款、增资增项、社会捐助、市场运作、土地置换等形式广筹教育资金,保证教育投入的不断增长。逐步将义务教育从9年延长至12年,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读到高中毕业。

第二,尝试实施标准化学校建设制度。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吴江将进一步规划好各镇农村小学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对于地势较偏,学生人数多,办学基础较好的非独立建制的农村小学进行就地改造。对于上学路程较远、生源少、基础较差的农村小学,原则上予以撤并。因特殊原因无法撤并的,应统筹规划,易地新建。根据吴江实际,近三年内规划保留农村小学8—10所。农村小学撤并后,资产应用于教育设施添置,并考虑规划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设置。在撤并村小时,妥善安排好学生安全乘车上学问题,同时注意不能降低中心小学的办学标准。

第三,城市与农村教师适度流动并实行校长任期轮岗。我们将在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之间实行校长和骨干教师定期相互轮岗。我们主张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地区间教师定期轮换,不是“跳槽”和“挖墙角”,不是名师去名校这种对于教育、对于社会、对于未来不负责任的“锦上添花”的流动,名师去“弱”校这样的“雪中送炭”的流动才是我们更需要的。我们提倡尊重个人发展的自我愿望,但并非鼓励优秀的教师都选择到条件优越的学校去。充满生机的教师队伍需要在“流动——相对稳定——流动”的动态过程中运行。

此外,进一步强化特色学校建设,进一步推动教育信息化和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化,以进一步促进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Educational Equity and Urban-Rural Education

XU Bing-rong & ZHANG Jian-zhong

(Wuj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Wujiang 215200, China)

Key words: Wujiang education; educational equity; balance; local education

作者:徐炳嵘 张建忠

第二篇:城乡教育差别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摘要〕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别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但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经验性研究,以现实详尽数据为基础的深入研究不多。基于山西省10个县、市的研究数据,借助于简单计量经济模型对教育差别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城乡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呈现为正相关关系,但在城市与乡村,教育投资的要素回报率却存在显著差别,城市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农村。这在现实状况和实证研究两方面说明教育与收入正相关关系的同时,验证了城乡教育差别的存在和相对扩大,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政府要发挥教育补偿的主体性作用,完善农村教育供给制度以及教育收费与教育入学体制,缩小城乡教育差别,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 城乡教育差别,城乡收入差距,真实关系,现状,分析,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收入分配问题最为引人关注。无论从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看,还是对连续经济数据的观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在持续扩大,而且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性特征 〔1 〕。我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逐步演变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与其他收入不平等国家的区别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深远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尽管纷繁复杂,但教育及其人力资本的城乡差异,无疑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种种现实与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城乡间存在着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它不仅影响到教育这一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而且关系到城乡居民的生存状态,更主要影响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廓清教育平等与城乡收入平等的关系,研究教育不平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影响与长期后果,探讨教育不平等的体制内根源与体制外影响因素,寻求可行的治理方略,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扭转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教育性成因研究溯源及其局限性

学者们对教育差别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区教育不平衡和家庭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研究认为,我国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基本一致的 〔3-5 〕。居民家庭因家庭背景和历史上的“成分”划定等原因,对教育机会获得,进而对家庭经济获得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影响 〔6 〕。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后,城乡间教育差别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所涉及问题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办学条件、经费来源三个方面。研究发现,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完成率偏低,义务教育完成率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农村儿童上学困难、辍学率高、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质量差等问题是当前农村义务教育亟需解决的难题。同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名义主体和实际主体的不一致,经费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造成了城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

随着教育差别的扩大,学者们对教育差别的形成原因做了较多研究。研究表明,制度和体制等因素是造成教育差别的主要原因。分散型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缺乏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有效制约,不能保证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合理运用,拉大了义务教育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各收入阶层之间的教育差别表现为教育支付能力的差别。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乏稳定的保障,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县、乡两级政府因财力有限,无法完全承担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造成农村义务教育困境。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教育差别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稳定的关系,地区间和城乡间教育不平等通过代际传递对今后的收入差距持续地产生影响,由于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教育不平等与城乡教育不平等,教育水平提高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显著影响。地区间和城乡间教育不平等已成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教育扩展有利于缩小教育差别,进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

上述对我国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成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取得了相当进展,主要表现在:由一般理论分析和规范研究为主逐步转向实证研究;从简单的分析教育均衡状况、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走向了研究教育平等与收入平等间的关系。但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影响的经验性研究,而以现实详尽数据为基础的,面向城乡教育不平等与城乡收入不平等所面临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不多,需要对以下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1)现阶段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种影响效果是否明显?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借助于某些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总体上仍处于初步探讨阶段,研究结论各不相同,甚至有些观点截然相反。因此,深入研究城乡教育差别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政府采取应对策略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变革,显得尤为重要。(2)制约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城乡悬殊的教育支付能力问题。已有研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解决城乡收入不平等必须加大教育公共支出。然而,增加教育公共支出是以不存在财政预算约束为前提的,这一假定前提显然不切实际。因此,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式筹集足够的社会资源克服教育公共支出的预算约束瓶颈,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3)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城乡教育差别不仅存在,而且严重不平等。城乡教育差别极可能成为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和代际扩展的重要基础。假定这种观察和判断正确,就与“城乡体制性原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扭曲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归因说”产生不一致。因此,进一步分析和梳理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教育性成因的体制内原因和体制外因素,找准问题的主要症结和解决的“切入口”,是关乎政府政策选择及其实施效果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4)通过何种免费、资助和补偿的综合措施减少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农村适龄子女的就读机会成本,促使农村居民在选择子女接受教育还是参与劳动获得收入的选择中倾向于接受教育这一社会外部效应理性抉择,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分析和疑问,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官方统计数据难以获得的实地调研数据获取方面,对城乡间的教育与收入的现实状况做了实地调研,试图通过调查问卷数据对城乡教育差别现状、收入差距状况等方面做一个较为实际的深入了解,并试图估算城乡教育不平等状况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影响。

二、城乡教育差别与收入差距的真实关系现状

(一)样本对象的选取。城乡教育差别问题的研究首先取决于城乡如何定义,人口归属地如何划分。最初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划分是非常简单的:城镇中吃国家定量供应商品粮的居民就是标准的城镇居民,其他人都是农村居民。而现在的一些研究均是按包含流动人口的统计分类,由于国家统计局在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并不公布准确登记在册的城镇户籍人口,特别是非农业户籍人口,公布的是包含了亿万流动人口的常住人口,并以这个常住人口为口径去计算和公布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教育状况数据,这样,在城乡人口方面的大样本分类明显不合理又统计不清楚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当然就不可能说明问题,而且自然容易产生误导。

本文的调查数据对城乡划分遵循国家统计局对城乡的定义。根据国家统计局文件(国统字〔2006〕60号),城镇是指在我国市镇建制和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中,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城区包括: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镇和其他区域中,经本规定规划的区域。镇区包括: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村民委员会地域;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等特殊区域。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其他区域。

按照上述城乡定义,2010年7月~8月,我们以山西省南部、中部和北部10个县、市的居民作为受访对象,采用区域定点调查和随机走访发放问卷的方式,对当地教育和收入状况做了考察。问卷的发放充分考虑了山西城市和乡村的地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分布问题,力求最大程度反映山西全省的概貌。之所以将山西省确定为一个典型调研地区,一个重要因素是山西省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间的人均实际GDP平均位次居于第16位,正好位居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位,不仅在地区特征方面具有代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其中城市1100份,农村700份。共回收1713份问卷,其中城市问卷1077份,农村问卷636份。有效问卷共1165份,其中城市680份,农村485份,回收问卷的有效率为68.0%。在被调查人员中,男性居民占50.21%,女性居民占49.79%。从年龄组成来看,30岁及以下居民占5.15%,31~40岁居民占64.81%,41~50岁居民占25.49%,51~60岁居民占3.61%,60岁以上居民占0.94%,受访对象总体平均年龄为39岁,其中城镇居民平均年龄38岁,农村居民平均年龄40岁。从受教育程度或学历构成看,小学文化程度居民占6.87%,初中文化程度居民占27.73%,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居民占23.52%,大学(大专)文化程度居民占40.17%,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占1.72%。城镇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总体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年。从总体受教育年限的性别构成看,男性平均11.4年、女性平均13年,其中,城镇男性平均13.3年,女性平均13.7年;农村男性平均9.6年,女性平均11.3年。样本对象的分布是合理的。

(二)城乡教育差别现状。在本次针对城乡教育状况的调查中,研究问题分为教育满意度、城乡教育差别程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和教育支出费用四大类。调研结果如下:

1.对教育满意度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城镇有子女且子女正在上学或已经毕业的674位受访家长中,有435位认为子女所在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条件令人满意,有11位认为不满意,其余228位认为教学质量和条件一般或不清楚。在农村有子女且子女正在上学或已经毕业的485位受访家长中,有302位认为子女所在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条件令人满意,有20位认为不满意,其余163位认为一般或不清楚。城镇家庭对子女受教育的满意率为64.5%,农村家庭为62.3%。从这一调查结果看,城乡家庭对教育满意度的差距不明显,尽管事实上城乡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分析其原因,在于城乡居民对城乡教育现实状况存在“视觉”观察受阻问题,并不能从宏观上观测到具体差别状况,也就不能从宏观状况和微观数据的比较中得出影响满意度的判断。

进一步对“当前学校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善”所作的调研发现,城镇家庭认为子女所在学校最应该改善的是校舍和其他硬件教学资源,而在农村,认为最应该改善的却是学校的师资力量。这从一个方面验证了官方统计数据中反映出的在农村从事教育事业的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较低,从而教学水平较低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城乡家庭对教育资源的直观评判不同。而事实上,从统计数据也反映出制约农村教育水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师资力量的差别。分析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城乡生存环境的差异,主要还是由于农村工资水平低,导致具有较高学历和较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不愿意到农村任教,从而使得农村师资力量不够,同时还受到城市以优厚条件吸引高层次教师转移到城镇就业等影响。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市场行为选择的结果会导致农村学生接受进一步升学教育的机会大大降低,加剧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扩大。

2.对城乡教育差别程度的调查。在城镇居民中,认为城乡教育存在差别的为615人,占被调查总数的90.4%,其中认为城乡教育差别较大的为436人,占被调查总数的64.1%。对受访群体进一步分析发现,认为城乡教育存在差别的人,其平均年龄为38.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年;认为城乡教育没有差别的人,平均年龄为38.1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在农村居民中,认为城乡教育存在差别的为440人,占被调查总数的90.7%,其中认为差别较大的为195人,占被调查总数的40.2%。认为城乡教育存在差别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3年,平均年龄39.7岁,认为城乡教育没有差别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年,平均年龄42.7岁。根据对城乡教育差别程度的调查可以发现,随着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知识的不断积累,就愈发认为城乡教育存在较大差距。这一方面说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受教育年限较长群体的视野较宽,更能从宏观角度对问题进行综合比较判断,另一方面也说明包括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内的城乡之间的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尽管绝对差距较大,但相对差距较小,而在中等、高等教育方面的差距巨大的缘故①。

另外,我们还对城乡之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学情况进行了调研。在对城镇居民中有子女且在上学的674户调查结果显示,子女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有659户,占被调查总数的97.8%,子女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有14户,占被调查总数的2.2%;其中子女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3400元左右,子女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4400元左右。在城镇受访对象中,月平均收入较高的家庭倾向于子女就读私立学校。在对农村居民中有子女且在上学的485户进行调查,子女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有458户,占被调查总数的94.4%,子女在私立学校的有27户,占被调查总数的5.6%;其中子女在公立学校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940元左右,子女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776元左右。与城镇受访对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月平均收入较低的家庭倾向于子女就读私立学校。为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进一步对城乡公立和私立学校受教育满意度进行了分析。

从对子女所受教育结果是否满意方面的调研发现,485户农村居民对子女所受教育满意的有218人,其中5人在私立学校,213人在公立学校;不满意的为58人,其中9人在私立学校,49人在公立学校;认为教育结果一般的有209人,其中13人在私立学校,196人在公立学校。农村居民对公立学校的满意度为43.9%,对私立学校的满意度为18.5%。676户城镇居民对子女所受教育满意的有316人,其中9人在私立学校,307人在公立学校;不满意的为72人,其中1人在私立学校,71人在公立学校;认为教育结果一般的有288人,其中4人在私立学校,284人在公立学校。城镇居民对公立学校的满意度为45.4%,对私立学校的满意度为64.3%。

通过调研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公立教育都是目前适龄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镇一般是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才会选择私立学校,而在农村这种情况恰恰相反,一般是收入较低家庭的子女在私立学校就读。这说明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城乡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城镇私立学校的教学条件相对于公立学校更好,而在农村,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要好于私立学校。这一方面反映了城乡教育的学校情况,另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在农村所提供的公立教育覆盖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进一步的调研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农村的地理位置较偏远且分布较分散,规模较小的村子学龄儿童数量较少,政府设立的公办学校无法覆盖到这些偏远地区,同时交通不便利导致孩子只能就近选择接受低教学质量的小规模私立教育就读。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针对这种情况专门设立了区域性的寄宿制公办学校来解决这一问题。

3.关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调查。在受访的城镇居民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为599人,占被调查总数的88.1%,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一定帮助的为77人,占被调查总数的11.3%,认为基本没有帮助的为4人,占被调查总数的0.6%。其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人中,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年,平均年龄为38.2岁,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一定帮助的人受教育平均年限为13.6年,平均年龄为39.4岁,认为没有帮助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年,平均年龄为36岁。农村居民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为411人,占所调查总数的84.7%,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一定帮助的为63人,占被调查总数的13.0%,认为基本没有帮助的为10人,占被调查总数的2.1%,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反向影响的1人,占被调查总数的0.2%。其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人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平均年龄40岁,认为有一定帮助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平均年龄39.9岁,认为没有帮助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平均年龄为41.7岁。值得注意的是,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反向作用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6年,平均年龄为40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特例,或可以将该种现象作为该年龄段与其他年龄段相比较,在对收入获得因子复杂性角度理解差异角度的解释。

通过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教育对提高收入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同,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之间存在斜率为正的线性关系,即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不断提高。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受教育年限较少的人普遍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没有帮助,这主要是由于在我国教育体制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这导致在这一受教育年限为止转而参加工作的劳动力素质差异很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较少,竞争较为激烈,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在9年义务教育后继续接受教育的人由于学习了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其劳动力素质的差异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逐渐增加,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相对较弱,因此工资水平也会有所提高。

4.对教育支出费用的调查。城镇家庭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年平均支出为7903.51元,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6.9%,其中认为支付有压力的481户,其支出占收入比重为21.4%,认为没有压力的195户,支出占收入比重为14.5%。农村家庭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年平均支出为4535.37元,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平均为40.2%,认为支付有压力的387户,其支出占收入比重为42.6%,认为支付没有压力的98户,支出占收入比重为30.4%。

上述统计数据说明,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家庭教育费用支付能力的巨大差距。这不仅反映在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上(差异达到了23.3%),而且主要反映在教育费用支付压力上,农村家庭教育费用支付有压力比城镇相同家庭高出了21.4个百分点。这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存在农村家庭子女因教育支付能力不足而辍学的可能。但在没有压力这一选项上,农村却高于城镇15.9个百分点,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分析后认为,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由于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高,而是由于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少,很多家庭女子在接受义务教育后,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期间就停止继续接受教育的原因。这可以从城乡受调查家庭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明晰地反映出来。

另外,我们还对城乡家庭支付子女教育费用的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中供给子女上学的方式,由父母的收入供给的有451户,占被调查总数的93%,其他方式筹集学费的共34户,其中向亲戚朋友借款的19户,银行贷款的10户,子女自己勤工俭学的5户。城镇家庭中675个有子女家庭供给子女上学的方式,由父母的收入供给的有670户,占99.3%,其他方式筹集学费的共5户,其中向亲戚朋友借款的2户,银行贷款的2户,子女自己勤工俭学的1户。

上述各项指标反映出城乡家庭子女因教育支付能力等原因,存在继续教育、代际间教育水平传递乃至城乡收入差距代级间扩展的可能性。

农村家庭所负担的教育支出从相对量(教育支出与收入之比)来看明显比城镇重。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为1.74,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城镇家庭培养子女其他特长和兴趣所进行的额外教育投入,而这部分投入在农村基本为零。如何降低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是摆在政府面前急需解决的难题,运用单纯的财政补贴很难起到激励和刺激作用,我们认为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的助学贷款发放对象仅限于高等学校,如果能将发放贷款的对象范围扩大到高中,并且建立完善的还款机制以激励银行积极参与,不仅可以使“短视”②的低收入家庭改变其“利己”的行为方式,还可以引导“逐利”的银行庞大的资金投向具有较强正外部效应的教育产业,激活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因素——人力资本,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城乡收入差距现状。本文采用家庭年平均收入这一指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衡量。在所接受调查的485户农村居民中,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2647.3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镇680户居民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41988.6元,城乡家庭年平均收入比达到3.32。如果考虑被调查对象家庭成员数量,这一收入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根据调查,农村受访家庭中平均养育1.82个子女,生育1个子女的家庭有208户,这意味着生育2胎及以上的家庭占农村总受访者总数的57.1%,最多一位受访的78岁老人有子女就高达9人。城镇受访家庭中平均养育1.37个子女,生育1个子女的家庭有451户,抛除掉3家无子女的样本,意味着2胎及以上的家庭占城镇总调查家庭的33.2%,子女最多的受访家庭有4个子女。因此,如果将衡量城乡居民收入的指标转变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比将超过4,达到4.41。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比例是人均GDP排名居全国中位的山西省的抽样调查情况,如果将大多数农村低收入阶层都在平均收入线以下的实际情况考虑在内,那么,中西部地区和全国的总体的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城乡收入差距比会更高。

三、城乡教育差别影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分析

基于上述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自己的收入③,这种认知主要来自于传统的家庭教育和潜意识下的主观判断,而实际情况是否表明教育与收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需要进一步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基于城镇和农村共1165份有效调查问卷,根据受访者客观填报的数据,研究受教育年限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由于收入对教育的影响具有代际效应,而受当前调研数据限制无法研究收入差异对子女教育差异的影响,因此本文仅建立含有虚拟变量的横截面回归模型检验教育是否与收入具有稳定的数量关系,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否对收入差异有显著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是否相同。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log(incomei)=a+β×edui+γ×dummy+εi

其中log(incomei)表示第i个个体的年收入对数值,edui表示第i个个体的受教育年限,dummy是虚拟变量,当数据来源于城市时取1,农村取0。εi是随机扰动项,a、β和γ是待估参数。

表1 教育年限与收入关系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为对应变量的t统计量值)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回归模型的系数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系数高度显著,DW值表明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尽管由于模型中可能遗漏了一些其他与收入相关的解释变量而使得方程的拟合优度较低,但足以解释城乡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对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效果在城镇和农村不同的环境下有显著差异。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个人年收入将提高5.5%;城镇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个人年收入将提高10.8%。城镇与农村之间教育的经济回报具有显著的差异,接受教育的城乡要素回报率之比为1.964,接近2。这种教育回报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镇家庭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质量和教育的延续性,而农村家庭相当部分家庭在考虑子女学费及毕业后的收入时,会因为支付能力、家庭背景等因素在教育投资回报方面做出较为悲观预测,或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衡量时做出的被动“短视”抉择。

上述结果,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并持续扩大原因的具有影响力的理论解释:“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是导致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归因说” 〔7 〕,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不一致。尽管由于数据的覆盖面等因素,还不能下定论,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尤其是持续扩大的最主要因素,应该孕于经济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上,而能够持续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及其增长幅度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及其回报率状况。城乡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差异,是经济发展差别进而是收入差别的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8 〕政策因素,体制安排或制度设计,最终会影响到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生产力主导因素,即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状况,最主要还是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包括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继续教育)。因此,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状况以及其获得能力的源头,而教育差别则是收入持续性差别的发生原因。我国城乡教育差别形成、扩大及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强化机制的形成,是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和代级扩展的最主要原因或重要基础。

四、总结及政策建议

教育是建邦立业之本,治国安邦之源。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取决于教育的普及和均衡发展。然而,教育的发展却不是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自然带来的结果。市场机制分配资源的结果与教育公共性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冲突,公共性决定了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解决,政府在分配过程中必须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寻求和落实个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权,并促进最终的社会平等,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教育公平,无疑应该成为政府职能的首选目标,也是政府理应遵循的道德律令。政府的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教育政策的改进和调整来尽可能保障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进而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来体现的。

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是教育补偿的主体。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供应者,特别是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应主要由政府供应,政府掌握着教育资源的支配权和调控权,政府有能力承担教育补偿责任,因为这些因素是影响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教育的正外部性表现为人力资本外溢。随着劳动力流动加快,教育的社会收益流入发达地区,使发达地区获益,而使得弱势地区教育投入动机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教育补偿,以保障教育公平。补偿主体不仅包括中央政府,还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担负全国范围内教育补偿的主要责任,主要对中西部农村教育落后地区和弱势家庭进行教育补偿。在以县级为主负责基础教育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应该对经济落后的县以及农村弱势家庭进行教育补偿。另外,非政府组织也可作为教育补偿的有益补充。政府对教育补偿的改善主要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在农村教育供给制度方面:一要明确政府、民间资本在教育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公共教育支出与民间资本在教育投资领域的双重任务。政府应在农村教育发展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教育投入、政策制定和引导作用。一方面,改革现有的“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投入体制,构建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地方政府共同出资的教育投入共同体,加大农村子女的教育投入力度;另一方面,重塑公共教育的投入主体,组织和动员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投资于农村基础教育,以解决公共教育支付能力约束问题。由于民间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共产品正外部性矛盾的存在,因此,建构一种既具有充分激励,又能够确保教育公共产品属性的新型教育资源投入机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二要建立横向转移与纵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即在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的同时,试行省级横向转移支付。一方面中央财力有限,靠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目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经有能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三要收入的不平衡,势必造成优质教师资源的单向流动,从而引发城乡间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的产生。在一个区域内如果能够做到教师待遇相对均衡,再加上教师收入的普遍提高,相信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中。这不仅能提高整体的基础教育质量,更确保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化发展。这需要改变现有的教师工资保障制度责任不明确,各级政府均有责任,而实际都无责任的局面。四要在初等教育资源城乡分配倾斜的条件下,可以适当降低农村子女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门槛,增加初等教育比重。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亟需的职业技术教育,从整体上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职业发展技能。五要根据不同地区农民教育的需求,制定差别性教育援助计划,一方面,设定教育援助最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线,对不违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子女,给予一定的教育补贴。资助对象、范围的大小和幅度的高低,依据各级政府的综合财政支付能力,并因时因地调整;另一方面,建立农村教育信贷制度,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制度。

在教育收费制度与教育入学体制方面:一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收费制度。降低农民接受教育的门槛,实施倾向于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生的收费政策和措施,建立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与教育费用收取联动的费用收取机制,扩展农村居民接受教育以改变生活境遇的通道。二要加快各层次教育的入学体制改革。改革在基础教育阶段因择校等导致家长之间社会关系和经济实力博弈的格局;改变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入学问题上的地区与农村歧视,解决录取分数线差距过大问题。

注 释:

①农村基本没有高等教育,因此也谈不上与城镇进行比较;而在小学和初中教育中,由于国家实行义务教育,且课本教材都是统一编著,因此城乡在这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

②这里的短视指的是由于家庭收入较低,在子女接受教育后的未来发展前景无法预期的情况下,选择让子女辍学参加劳动获得货币收入的行为。

③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和有一定帮助的比例合计超过99%。

参考文献:

〔1〕李 实,罗楚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北京大学学报,2007,(8).

〔2〕陈宗胜.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差别影响最深远〔EB/OL〕.新浪新闻网,2010-11-03.

〔3〕王善迈,杜育红,刘远新.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1998,(6).

〔4〕袁振国.缩小教育差距 促进教育和谐发展〔J〕.教育研究,2005,(7).

〔5〕翟 博.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2007,(7).

〔6〕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中国社会科学,2003,(3).

〔7〕陆 铭,陈 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

〔8〕刘 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若干问题〔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责任编辑 于晓媛

作者:王明华 张健

第三篇:城乡统筹 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当前,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全区正迅速从以农业和乡镇工业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转型深刻影响着江北区的经济社会结构,也使得教育事业的任务更为重大,工作更为艰巨。为应对新形势,新情况,江北区提出统筹城乡教育,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一、统筹义务教育,推进校际均衡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发展的主题,是从资源上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公平、公正地享受优质教育,确保每一所学校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江北区坚持以区为主的管理模式,实行城乡教育发展和教育布局规划、学校建设标准、学校设施设备配备、城乡教师管理和配备、城乡教师的福利待遇的“五个统一”。近年来,成立了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和区中小学会计代理中心两个机构,教育局统筹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软硬件资源配置,学校资金流转由会计代理中心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现金转帐、汇兑等资金结算和收入支出及往来款项的收付等统一由会计代理中心办理。同时,江北区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2007年仅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投入就达22 271万元,比2005年增加了一倍多,2006~2008年累计投入学校建设资金3.29亿元,其中配套建设资金1.73亿元,2007年累计投入的教育装备经费2030万元,教育经费的大规模持续投入,使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范围迅速扩大,更多的农村孩子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在此基础上,江北区实行城乡学校校长有计划交流,城区优秀教师向农村学校柔性流动机制。特别是名师带徒、名教师结对薄弱学校、城区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等几项工作的开展,为加强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师资力量城乡均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区开展了农村初中骨干教师评选工作,农村骨干教师每月给予300元津贴,并为江北农村教师每月增发200元补贴。近期,江北区还开展了教师“健康工程”、“江北区校长、教师素质提升工程”、首批区名班主任和十佳德育标兵评选等工作,教研员深度蹲点,大大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

以新慈城中学建设为契机,江北区优化整合资源,努力将其打造成江北乃至宁波农村初中的窗口学校,并以此带动和引领农村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二、统筹学前教育,推进城乡均衡

发展学前教育,是巩固和提高“普九”水平,达到各级各类教育稳步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根据《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江北区教育局坚持城乡均衡发展,整体提升,致力于为全区适龄儿童提供均等机会和均等资源。近年来,江北区以创星级幼儿园为契机,不断提高优质幼儿教育资源的普及率,2007年,江北区三星级以上幼儿园已经达23所,优质幼儿园已经达到46%。根据全区学前教育“十一五”发展目标和实施意见精神,江北区将调整幼儿教育的管理体制,做好幼儿教育布局规划,划分好区教育局与街道(镇)之间幼儿教育工作的职责与任务,加强幼儿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同时,江北区还将指导涉农街道(镇)建好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和一所农村规范幼儿园,以提高和普及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

同时,江北区还将严格做好行政审批工作,依法取缔无证无照幼儿园。2007年9月,区教育局会同公安、民政部门取缔了一个非法办学点,安排3家正规幼儿园妥善安置原就读的民工子弟接受学前教育。

三、统筹社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社区教育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产物,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强调,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江北区作为浙江省首批社区教育实验区,目前有40个社区开展了青少年课外教育、公民公德教育以及生活技能教育等方面的社区教育工作,初步建立了以社区学院为龙头,街道(镇)社区教育中心为骨干,社区市民学校为基础的社区教育运行机制和终身教育体系。从2008年起,区、街道(镇)两级财政将按户籍人口每人每年10元的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并增派社区教育专门干部,力争经过三年努力,使社区各类人群培训达到全覆盖,到2010年建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江北区还出台了《关于深化社区教育工作的意见》,调整了社区教育委员会组成人员,组织各街道社区积极开展市民大讲堂活动。截至2007年底,共开展各类讲座、活动200余次,受教育人数已经达到1.3万余人。2007年7~9月份,组织开展青少年暑期社区教育活动共68次,参加人数达5000余人。2007年,江北区教育局被区政府命名为社区建设先进单位。

成人教育方面,2007年,江北区动员、组织182名后备劳动力,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技能培训,组织10名优秀农民赴高校参加进修。局辖各级成人教育机构,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先后有35 175人接受了培训,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6%,其中接受劳动力转移培训8829人,培训合格率达到95%以上,实现就业5727人,就业率为65%。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与“十一五”规划的基本要求,而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江北区教育发展的实际,江北区提出了统筹区城乡教育结构,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工作思路。在这一思路指引下,江北区将积极开拓进取,改革创新,不断实现江北教育新的跨越。

作者单位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

(责任编辑 王永丽)

作者:陆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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