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对全球影响

第一篇：中美贸易战对全球影响

中美贸易战最新消息 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美国时间4月3日，美国发布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建议，该清单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包含大约1300个独立关税项目。美国贸易代表署建议对清单上中国产品征收额外25%的关税，以弥补美国在科技领域所受到的影响。这一场贸易战打到今天，已经变成全球贸易战，A股连续一周绿油油的，股民心里苦，对于贸易战，各个国家又持着什么态度呢?跟债卫士小编一起来看看。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6月15日公布的对华加征关税最新产品清单，美方将从7月6日起，对来自中国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将把世界前两大贸易国拖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贸易冲突，把本来互利、自由、公平的世界贸易推到峭壁边缘，对世界贸易造成“关税之伤”。美国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受美方关税措施打击最沉重的不是中国企业，而是美国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关税清单看，美方针对自中方进口约500亿美元商品征税，将涉及约1100个八位税则号，第一轮征税涵盖818个税则号，主要涉及机械电子、成套设备、资源化工等三大类73种商品。以美国的逻辑，惩罚关税将使中国的出口受到“制裁”。但事实表明，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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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之一：美国消费者。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援引美银美林经济学家的分析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将使美国消费者成为全球最大输家。美国经济学家测算，美国关税措施将引发国内物价上涨，可能抵消大多数美国民众从特朗普税收改革中享受到的减税红利。美银美林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此次对中国采取的征税措施，认为对华措施只是30年前一幕的重演，最终将由美国消费者买单。仅在1984年，由于进口限制，美国消费者就多支出了530亿美元。受害者之二：美国企业和全球供应链。关税措施表面上是针对贸易，实际上牵动的是整个全球供应链。受到此前美国钢铁关税措施的影响，一些美国本土企业或计划“出走”，或面临关闭危险。美国制造标志性产品之一的哈雷?戴维森公司在6月25日宣布，将把面向欧洲的摩托车生产转移到美国之外，以避免受到欧盟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的影响。美国最大的铁钉制造企业——中洲铁钉公司也表示，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加征关税，导致成本上升，公司不得不解雇了500名员工中的60名，并计划在7月底再解雇200名员工。受害者之三：在华外资企业。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将产生“打击”效应，受打击的绝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还有在华的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中国的态度3月22日，商务部发布公告继续对欧盟、美国和日本进口相纸征反倾销税。7月5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绝不打第一枪，但如果美方采取措施，中国将被迫还击，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有哪些呢从中国行业受到贸易保护负面影响程度的排序：钢铁>化工>其他金属制品>纸制品、橡胶制品、木制品>农产品>机电类、纺织服装。金融业：A股承压避险利好直接投资方面，过去十年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全部FDI的3.3%，十年内美资在华企业雇佣人数累计超过100万，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中在其他几大出口国所占的比重已相当之高，进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最后，估计难以找到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比较受贸易战影响较大的A股板块(申万二级)市值占比，可以发现化工(含塑料橡胶)、机械、有色金属与非金属矿制品、电气设备、家电、钢铁及纺织服装(含鞋类与皮革制品)等板块市值占比均超过1%，家具板块市值占比为0.5%，各行业总市值占比为21.1%。若以市值来衡量板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系数，则美国在化工(含塑料橡胶)、机械、有色金属与非金属矿制品、电气设备、家电、钢铁及纺织服装(含鞋类与皮革制品)等领域开打贸易战，除了会给相关板块带来利空外，还会对中国的整个股票市场产生显著影响。农业：从中国反制行动中受益中国拟对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清单中，暂定包含7类、128个税项产品。按2017年统计，涉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口。第一部分共计120个税项，涉及美对华9.77亿美元出口，包括鲜水果、干果及坚果制品、葡萄酒、改性乙醇、花旗参、无缝钢管等产品，拟加征15%的关税。第二部分共计8个税项，涉及美对华19.92亿美元出口，包括猪肉及制品、回收铝等产品，拟加征25%的关税。猪肉产品关税大幅提高，不仅让股市的猪肉概念板块大涨，对于经营生猪养殖的企业来说，也是实在的利好消息。此外，部分水果种植户，也将从关税提高中受益。家具行业：产出规模或下降15%家具、电子产品、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和电器设备制造，这几个行业的毛利率几乎全部低于45%。因此，如果美国征收45%关税，对美国的出口或将大多甚至全部停止。其中家具行业受影响最严重，产出规模下降15%，另外三个行业产出降幅也将超过5%。高新产业中国对美国在技术进口以及融资上也有一定依赖。例如，中国进口的许多高科技产品，关键技术只有美国持有，一旦美国停止此类核心技术的对华出口，可能会对中国的产业供应链产生冲击。例如，因特尔和AMD在个人电脑CPU使用中非常普及，中国手机绝大多数亦安装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旦爆发贸易战，中国在寻找此类技术的替代时需要一定时间。钢铁企业上海宝钢、首钢、鞍山钢铁、武汉钢铁等知名国企和上市公司。3月21日，中国钢铁企业应对美国337调查(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有关规定，针对进口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以及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开展的调查，裁决是否侵权以及是否有必要采取救济措施的一项准司法程序)全部胜诉，可谓避开了中国钢铁行业的一场大危机，但在刚松口气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贸易战又再次让钢铁行业陷入复杂的局面。化工企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海洋石油、中国中化、万达控股、上海华谊、荣盛石化等知名国企和上市公司。化工企业与钢铁企业常常被同时提及，而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中也不例外。不过相比钢铁行业，化工企业受损程度稍次，且对政策的敏感度在出口行业中也不及电子产业。纸制品企业晨鸣纸业、福建恒安纸业、广州维达纸业、广东中顺纸业等。纸制品在国内的骤然提价各位消费者都有目共睹，而平时生活中所用的“清风”、“心相印”、“维达”、“洁柔”等知名品牌均出于以上几家知名企业。相对纺织类和农产品的出口，纸制品的出口相对不利，但由于行业敏感度较低，所用负面影响有限。各大纸制品企业或需调整政策或需转型来应对难关。服装企业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海澜集团公司、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服装行业在我国出口行业中占比靠前，但在此次中美贸易博弈中因行业敏感程度高而备受关注，出口前景较为严峻。中国贸易战多带来的也不完全是负面效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也可以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关系，这类产品的确容易对美国同类企业产生冲击。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借此契机，通过技术升级和转型，提高知识价值和产品科技含量，使得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不再只靠价格，这对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军工企业中核工业、中核建设、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船工业、中船重工、中国电子等，基本属于中国十大军工企业，为国有企业。贸易战对军工企业的利好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贸易博弈或外交关系的悲观预测上，但不可否认贸易上的冲突升级会为军工企业带来商机。新能源企业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新能源被看好的情况像是对贸易战压力下激发出的“智造升级”的乐观预测。新能源涉及范围较广，像光伏产业、风电产业、太阳能产业、核能产业等都是热门项目。如今经济全球化如此发达，贸易战如果最终实施，基本上无人能够幸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一场贸易战怎么打，要打多久，一切都是迷。

贸易战 进出口 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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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有多大？

为平衡美方232措施(即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对中方造成的利益损失，昨日(4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自2018年4月2日起实施。这意味着中国吹响贸易反制措施的号角，中美贸易战摩擦升级。美中贸易摩擦大有升级之势,受此消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在4月第一个交易日齐齐大跌。那么，贸易战一旦持续下去，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

从美国此次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产品领域看，有医疗器械、高铁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设备，基本来自“中国制造2025”产业范围。有分析称白宫的目标是破坏“中国制造2025”计划。那么此次中美贸易战到底会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中国制造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惊人真相：狙杀“中国制造2025”!+ 有观点认为，贸易战其实早已酝酿，而且这只是美国阻遏中国崛起冲刺阶段的“组合拳”之一。去年底，特朗普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大国竞争正是此轮贸易战的大背景。

大致而言，大国竞争包括制度的持续革新能力、持续的坚强领导能力、整体战略的科学制定与贯彻能力、持续的产业升级能力、持续的高科技突进能力、强大而可用敢用的军事实力等。日常而言，科技与产业属于竞争的核心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遭遇重创，加上长期依赖金融，制造业外流严重，元气大伤。看下面的统计图，清晰地呈现美国如何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变成一个服务型国家的。1990年美国是制造业大国(蓝色部分)：

2015年美国的制造业(蓝色部分)已经很少：

相比之下，那个长期位于产业链下游，以加工配套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充当“世界工厂”的中国，却在不声不响间异军突起。

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中国高端制造，正在抢滩。最近流传一个段子：

遥想一百多年前，皖籍的李鸿章中堂访英，是去欧洲购买船只、大炮和向列强借款。而据传 2015 年 10 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英的成果汇报由卡梅伦“中堂”完成：“启禀老佛爷(英国女王)，洋人要给我们修铁路……”

中国GDP总量在2008年超越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德国，2010年又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自2013年以来，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6年以204亿美元之差被美国反超，但201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14.2%，增幅创6年新高，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更让美国苦恼的是，2017年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2%，只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4.2%。这意味着美国人在经济上，其实已经丧失了遏制中国崛起的能力。

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横跨高中低端的超级工业大国。据世界银行数据，早在201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排名第一，占比达到20.8%。其中，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更是突破24万亿元，占全球的比重超过1/3，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

为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2015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分“三步走”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这些重点发展发展的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这些高端产业领域会直接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利益。美国有25%的波音飞机、17%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出口目的地都是中国。中国搞C919大飞机以替代进口，波音公司无疑会受损。

数十年的辛苦劳作与自强不息，从服装鞋帽到高铁电信，再到未来的宇航芯片，中国的血汗钱持续投入到科技研发，美国的尖端制造业优势正加速瓦解，强势追赶的实力必然改变全球力量格局，必然打破西方既得利益。

所以，无论是减税、让制造业回流还是挑起贸易战，对中国科技装备、信息技术产业提高进口关税，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频频发难设限。

那么，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中美贸易战对机械制造行业的影响+ 美对华加收关税对机械行业总体影响：目前来看机械行业受直接影响只有现代铁路(高铁)和工业机器人两大高端技术产业，间接受影响是集装箱行业需求略有下降(受世界贸易增速下行影响)。不排除美对华进一步扩大加税行业范围(低端制造业也加税)的可能。根据中国海关统计署的数据，201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行业中机械设备(不含电气设备)占比约为6.4%，在行业中为第六大出口行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机械设备绝大部分为中低端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目前来看美国主要关注中美贸易中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加税行业则主要涉及航空、现代铁路(高铁)、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科技等高端技术产业。但USTR公布的征税行业定义比较模糊，15天之后公布确定清单，不排除美对华低端制造业也加税的可能。

如果拉开贸易战，中国提高美国机械产品的进口关税，或将加快国产高端装备的进口替代，这也许是国产高端装备发展的契机。经过近二十年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国已具有先进制造技术及产业化的基础，并进入工程师红利阶段，50年代苏联人也制裁过中国，但是中国人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建设起中国的重工业体系，为中国日后的重工业化做了准备，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港机、集装箱、船舶、高铁装备、核电装备生产基地，产业变迁不因个人或国家意志为转移。另外，高端装备大部分零部件都是日本和德国进口，例如机器人的减速器、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的控制系统、高端液压件、高端汽车底盘等，这些受中美贸易战影响较小。当然，中美技术合作、收购美国企业都会受到影响，不利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若美对华扩大加税范围(对低端制造业也加税)，则短期对低端制造出口影响较大，也会影响中国出口、投资、收购、技术合作，GDP增速可能下降，因此也可能间接影响其它机械行业。对美国来说，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全球最大市场也将损失惨重，因此我们认为这种两败俱伤的情况是小概率事件，目前还是谈判和心理战的阶段。80年代美国日本也爆发过贸易战，截至1989年，美国贸易代表总计向日本发起了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使得日本政府做出相应让步，但是80年代后日本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反而提升。

1、中美贸易战对机械各子行业的影响分析

1、高铁装备领域：静态看对收入实际影响较小，但拓展美国高铁市场难度加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我国的铁道车辆、轨道装备、信号设备向美国出口额为31.86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29.10%，向美国进口额为0.38亿美元，占中国进口额的4.93%。我国向美国出口近30亿美元的铁道车辆、轨道装备、信号设备有可能要面临25%的关税惩罚。

静态看对收入影响较小。目前我国具有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现代铁路装备的企业不多，基本上仅限于整机厂中国中车(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各核心部件厂商均以国内市场为主，出口均以被动出口形式存在(配套中车的整车出口)。截止17年前三季度中车海外业务收入130.18亿元，同时中车在手国际业务订单937亿元，其中机车业务244亿元，动车58亿元，客车业务30亿元，货车业务27亿元，城轨与城市基础设施业务532亿元，新产业及其他46亿元，动车占比仅为6.2%。而中车近年来向美国并未向美国出口动车，承接订单主要是地铁车辆和机车类产品，2014年10月中车与美国签订的首份订单--波士顿284辆地铁共5.67亿美元的订单， 2016年中标的美国芝加哥13亿美元地铁车辆订单等等，截止至2017年10月底中车在美国的地铁订单共计1579辆，金额约为31.5亿美元，但未来这些车辆主要由中车在在美国投资兴建的第一个制造基地春田工厂完成，春田工厂于2015年9月正式开工，美国的主要订单均由春田工厂进行组装生产，波士顿284辆地铁将于2018年开始交付，因而“301调查”对中车能造成的实际影响较小。

拓展美国高铁市场难度加大。世界范围内目前生产高铁的国家主要是中国、日本、德国和法国，而我国掌握了隧道技术、轨道技术、桥梁建设等的核心技术，无论是设计速度还是运营里程，我国高铁都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但我国和美国在高铁领域的合作一直未有实质落地，美国西部快线高速铁路原计划将是我国在美国建设的第一个高速铁路项目，2015年9月13日与我国与美国西部快线公司(XpressWest)就组建合资公司在美国拉斯韦加斯签署协议，然而2016年6月9号美国西部快线单方面宣告正式终止与中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为建造美国高速客运铁路而组建合资公司的一切活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表示，美企称终止高铁合作项目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规定高铁必须在美国建造。此后我国也未和美国在高速铁路合作有其他实质合作，此次贸易战若正式开打，则未来我国想开拓美国高铁市场无疑更加障碍重重。

从核心部件进口和技术合作来看，影响较小。根据中车2016年年报的数据，高铁等轨道装备整车中价值量拆分分别为车体33%，转向架9%，牵引系统13%，制动系统20%，网络控制系统9%，空调7%，辅助供电系统5%，其他4%。我国动车制造的技术原始来源于日本、德国和法国，并在对日德法高铁技术平台上不断消化吸收及创新，与美国的技术合作较少。2017年1月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动车组正式获得商业化运营资格，6月26日在京沪线上正式双向首发，目前，复兴号已经在京沪、沪宁、杭深等多条线路投入运营，我国再次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目前复兴号正在完善产品系列，未来将成为中国向全球输出高铁的唯一标准，因而此次贸易战对我国高铁装备的制造影响较小。

2、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国产本体收入50亿元，出口不足3亿，影响行业收入不足3000万，非常有限。2017年全国工业机器人销量预计达11万台左右(2016年销量8.7万台)，约占全球总销量的33%。但是国产机器人销量约4万台，总收入约50亿元，市场占比只有30%左右，特别是高端的，几乎全是进口，机器人四大家族在中国占有率合计超50%。由于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中国机器人出口数量很少，只有少量的AGV和四轴坐标机器人出口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总出口量2017年不足0.5万台，且平均单价低于6万，预计总出口金额在3亿以内，基本没有出口美国，贸易战影响很有限，影响行业收入在3000万以内。但是对中国企业收购美国机器人企业或技术合作，将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如果中国增加进口零部件的关税，将增加国外工业机器人的进口关税，则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占有率将提升，利好行业发展。

3、工程机械：估计行业对美国出口占比小于5%，进口零部件主要来自日本德国，受中美贸易战影响较小。201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18亿美元，占所有出口10.8%(第一大出口市场)，占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总产值4.4%。工程机械行业进口零部件主要是挖掘机液压件、泵车底盘，这些主要是进口德国和日本，不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三一重工：估计2017年美国收入5亿元，占比小于1.5%，海外主要客户为拉美、印度和东南亚，受到影响较小，三一海外收入中60亿来自德国普茨曼斯特，面向全球销售(主要是欧洲)，不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另外没有美国进口零部件，个别出口的用康明斯发动机。徐工机械：2017年出口600万美元，加上集团的挖掘机共2000万美元，出口占比不到1%，主要出口一带一路国家;另外没有美国进口零部件。柳工在北美地区的销售收入占比不到1%。核心零部件恒立液压海外占比30%，大客户卡特占出口30%-40%，估计美国收入占比约10%。艾迪精密海外收入占比约12%，估计美国占比5%左右。高空作业平台行业的浙江鼎力美国收入占比约15%，而且浙江鼎力战略是大力开拓美国市场，可能受到影响较大。杭叉集团海外收入占比17%左右，出口北美和欧洲较多，美国是其第三大市场(3%左右)，在美国有一家控股子公司以及多方位布局，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安徽合力出口美国的收入占比仅千万之八，大概年1000台左右，影响较小。

而美国的卡特彼勒在亚太地区的收入占比高达20%，受中国市场影响较大，可见工程机械行业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更高。

在收购方面，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龙头2011年前后分别做了海外并购，目前产能和技术水平已成熟，大部分企业没有扩张的计划。

4、集装箱板块：中集集团是全球唯一能够提供全系列集装箱产品的供应商，标准干货集装箱和罐式集装箱的产销量保持全球第一，综合占50%左右，胜狮货柜约占20%，新华昌约占8-10%。中集集团北美业务收入占比不足10%，主要是一些基础的设备(低附加值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美国已完成产业转移。但是集装箱需求跟进出口贸易等经济环境线性相关，长期市场需求在200万箱/年左右波动，此次贸易战若开打，则会受到一定影响。中集目前盈利能力及前景较好的板块为道路运输车辆业务板块，收入占比约为25%(绝对额约近200亿人民币)，在海外主推厢式车、骨架车和冷藏车三大产品组合，全球占10%左右，2015年美国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五，主要是公路物流为主。从该块业务收入结构来看，北美市场占26%、欧洲13.5%、新兴市场8.3%，中国收入54% ;但净利分别是贡献41%、6.8%、 7.1%、45%。美国目前只做了挂车，但订单增长较明显，而且公司也有明确增加产品系列的安排。虽然中集遵循本地化企业的市场开拓思路，拥有全球工厂，在美国有2个工厂，国内先生产出6大块零件，然后运输到北美工厂进行安装并销售，但北美市场的道路车辆业务盈利能力较好，贸易战开打对中集该块业务利润会造成一定影响。

5、纺服机械：卓郎智能主要以亚欧为主要市场(两者合计90%)，美国占比约4%左右;杰克股份主要市场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占比在5%以下，纺织机械出口多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不多，卓郎智能的纺机有部分出口到美国，但从该公司了解到，受到影响较小。

6、3C自动化装备：对国内企业应该是利好。

机械公司中，为下游电子行业提供设备的主要有两类公司，一类是为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生产企业提供设备的公司，有显示面板模组、检测领域的智云股份、联得装备、精测电子，玻璃加工领域的华东重机、智慧松德、田中精机等;还有一类是为半导体芯片生产企业提供设备的公司，如至纯科技、长川科技等。

对于消费电子设备公司，影响可能较大的是苹果产业链，大部分iPhone手机的零部件生产及组装在中国完成，但目前来看对苹果产业链，特别是中游的设备公司影响应该不大。一方面，目前对于iPhone是否属于进口产品还未确定，中国苹果收入占比较高的企业，直接出货方是富士康等组装厂商，富士康组装成产品后销售给苹果。如果对成品征税，对苹果的利润率或份额会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只赚取少量加工与组装费以及部分零部件供应，而美国从设计、营销等环节获利巨大。一台iPhone X的零部件合计成本约为370美元，在中国大陆实现的增值仅占成本的3%-6%，不足30美元。

机械行业中几个3C设备公司中，精测电子的主要客户是京东方，现阶段与苹果关系很小，智云股份、联得装备主要是通过台湾的GIS、TPK进入苹果，应不受影响。而华东重机、智慧松德尚未进入苹果产业链，田中精机主要是通过立讯精密提供绕线设备，但目前只有田中能够提供相关设备。所以，整体来看，贸易战对苹果产业链影响应该较小，对于中游的设备企业，就更加有限了。

集成电路进口或受影响，对设备公司基本无影响。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达2601.4亿美元，其中近50%来自美国，若贸易战开打，集成电路行业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设备公司，至纯、长川的主要客户还是以中芯为代表的国内半导体公司，若未来由于贸易战芯片进口受影响，则会倒逼国内半导体企业加快投产步伐，加快设备进口替代节奏，对于国内设备企业来说应该是利好。

7、手工具：巨星科技比较依赖美国，美国收入占比估计在60%-70%，受到一定影响，但巨星的手工具和美国企业是错位竞争，应该不在制裁范围之内，汇率波动的影响更大。

8、油气装备：杰瑞股份受到一定影响，主要海外市场包括俄罗斯、中东以及美国，2015年美国市场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约2%，2016年估计约为10%左右。2016年3月杰瑞股份因违反出口管理法规，被美国商业部列为制裁对象，随后美国可能故技重施对杰瑞股份多方面调查。杰瑞一些零部件进口来自于美国。另外美国页岩气技术全球领先，未来技术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

2、相关公司收入影响测算及子行业零部件进口情况

重点子行业美国零部件进口情况：重点子行业进口方面，除了工程机械液压件领域，美国的派克、哈斯克、伊顿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外，在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领域，美国品牌的进口零部件非常少。

3、附表：历史回溯及条款细则 小结+ 特朗普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战，直接目的在于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同时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拉票。

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责任不在中国，主要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

中美贸易战短期未必全面开打，但如果双方管理不当，有可能逐步升级。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对中国高端制造发展及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将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升通胀，制约消费，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中国的应对选项包括：精准还击美国农产品、汽车、飞机等，以打促和;联合欧盟、亚洲、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大“一带一路”;汇率贬值;抛售美债;限制美国企业投资;制定新的立国战略等。

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初露曙光之际，中国再度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贸易战拉开了全球领导权更迭的序幕，如能成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奠定未来内圣外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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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美贸易战最新消息:贸易政策对美国总选形势有什么影响？

核心观点：

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性堪比总统大选，对于本次选举，共和党的选情总体不差，但是从历史来看，执政党非常容易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席位，因此，对共和党而言本次中期选举仍然有危有机，是一场值得一争的战役，但是并非囊中之物，理解这一形势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朗普的政策。在美国中期选举中，11个摇摆州的选择不确定性较高，从结果来看，4月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上升，短期蓝领支持特朗普的力量占据了主导。

站在中期选举的政治视角下，我们建议一分为二地看待美国对华政策：一方面，特朗普所主导的强硬贸易政策，根本上是希望为美国争取到更好的贸易条件，方式包括将多边谈判转变为双边、推动中国加大开放等，近期美墨达成协议、特朗普推动欧美零关税都显示出这样的倾向，那么随着中期选举告一段落，美国发起的关税政策可能趋于稳定或告一段落，中美有可能再度开启谈判;另一方面，针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深层次指责，以及国会通过的限制中国的法令(如表4)，代表了美国政界整体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叠加当前中美竞争加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阶段，在经贸政策方面针对性地限制中国的大方向或将延续。

自美国单方面提起关税制裁后，多国针对制裁向WTO提出了申诉，世贸组织曾于2003年推翻了美国提出的钢铁关税，这一历史可以作为WTO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参考，最终小布什取消了钢铁关税。而在美国质疑多边贸易体制、挑起贸易战、质疑中国的同时，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在政策上选择了进一步加速开放作为应对。

以下为正文内容：

一、 中期选举与“中美贸易战”

1、快速了解中期选举

一般而言，美国中期选举时间为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本次为11月6日，中期选举是国会席位选举，实质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其中一次与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同时举行，而另一次则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因而被称为“中期选举”。

根据美国1787年宪法，国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两院议员都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每州选2名，50个州共100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院每两年改选一次，各州根据人口比例来分配众议员名额，大约50万人选一名，共435名，任期2年，届满后全部改选。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候选人必须年满30周岁，作为美国公民已满9年，且为选出州的居民;众议员必须年满25周岁，作为美国公民已满7年，且为选出州的居民。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将就下列5项议题进行投票：

1、投票选出435个众议院议席;

2、改选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即改选100名参议员中的33名。参议员每州2个名额，可选连任;

3、对于此前由于其它原因空出的参议员席位，通过特别选举选出;

4、37个州选举新州长;

5、地方各州、县举行的立法和行政机构选举。

2、共和党如何才能获胜?

目前众议院(The House)中共和党议员占236席，民主党占193席，6个席位空缺，总数435席，此次全部改选，共和党需要赢得218席位及以上才能成为多数党，较目前情况不能失去超过18席。

根据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大选预测网站“Sabato’s Crystal Ball”的分析显示，民主党有稍高于50%重夺国会的控制权，其预测是依照各州以往多次选举中的政党倾向进行预测。截至目前在众议院的所有席位中，有200个倾斜于共和党，199个倾斜于民主党，而在剩余36个席位上两党胜负难分，这就意味谁争取到了摇摆席位的一半以上(民主党19/36，共和党18/36)，谁就能成为多数党。分析认为，民主党稍有优势的原因在于，在一些共和党在位的选区，民主党竞选表现非常有竞争力，这点从民主党格外抢眼的政治筹款表现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共和党留出的空缺席位(open seats)非常多(自92年后最多)，共和党需要捍卫41席，而民主党只需捍卫22席。一般而言空缺席更容易出现两党的更替，因此对于共和党而言这些席位也格外容易受到损失。

目前参议院(The Senate)中共和党占51席，民主党47席，共100席;本次改选的35个席位(法定33席+特殊2席)中，原共和党9席，原民主党24席、独立但偏民主党2席，特殊选举州为明尼苏达州和密西西比州。共和党要赢得参议院选举，至少需要赢得35个席位中的8席，较目前情况不能失去超过1席。

在参议院选举的改选州中，19个州在2018年的总统大选中都支持了特朗普;共和党需改选的8个席位中，有7个都支持特朗普，而在民主党的改选州中，有11个都支持特朗普，因此单纯从这一视角看，参议院选举中共和党的胜算更大。众议院(The House)则是民主党更为占优。

因此，对共和党而言本次中期选举仍然有危有机，是一场值得一争的战役，但是并非囊中之物，理解这一形势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朗普的政策。从历史来看，执政党非常容易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席位，自1938年以来的22次中期选举中，历任总统所属的执政党，都在中期选举中落败或减少议席，只有1998年及2002年除外。因此即便共和党的“基本面”占优，这也只是决定了共和党有机会赢得中期选举，但难言胜算。我们了解美国的中期选举，本质上也不是为了预测结果的走向，而是了解和认识特朗普政策选择的一重背景。

3、从经贸结构看中期选举

如大选一样，在美国中期选举中，11个摇摆州的选择不确定性较高：科罗拉多、佛罗里达、艾奥瓦、密歇根、北卡罗来纳、新罕布什尔、内华达、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威斯康辛，摇摆州中包含了4个锈带州;摇摆州中最为关键的4个高票州是俄亥俄、佛罗里达和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州，其中两个为锈带州。

而从摇摆州的产业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政策对大选形势的影响存在着复杂性：一方面，许多州以农业、化工业、金属为主要产业，这象征着农场主、蓝领工人阶层，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被抛下、被伤害的一部分，因而本身就对贸易政策保持较高的关注度，并具有反全球化的倾向，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取向很可能有利于吸引他们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农产品、汽车等又是许多州的主要出口产品，中国或其他国家对于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又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不过，贸易等层面的影响发酵需要时间，现阶段显然是前者更加占据主导地位，而通过补贴、和欧盟谈判等形式，特朗普也在争取弥补这一部分负面影响。从结果来看，4月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上升，短期蓝领支持特朗普的力量占据了主导。

二、 广角镜看“中美贸易摩擦”

1、“中美贸易摩擦”的特殊性

从事实来看，“贸易摩擦”的说法抹去了一些细节，模糊了中美问题的严峻性和广泛性。从美国的官方说法来看，贸易、关税都只是一种手段，是美国能够对中国直接产生压迫、逼迫中国做出改变的路径，这与美国对于中国投资的限制是异曲同工的，削减贸易逆差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自2017年以来，美国在国防、军事、政治、经济层面的一系列报告，记录了美国对中国认知和态度的全方位变化，而这似乎也不支持我们再把中美问题简单化和短期化。

在美方的301调查报告等等官方报告中，对中国的诸多政策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指责，主要涉及破坏国际秩序、非市场经济行为、政府在经济中发挥过多作用、外资限制、贸易壁垒、强制技术转让、政府支持的技术掠夺、

2、美国强硬对外贸易政策的广泛性

2017年初，特朗普一上任即已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今年以来，特朗普的对中、对外政策均十分强硬，2018年初特朗普提出的钢铁、铝关税广泛针对了所有国家;此后中美贸易战打响，特朗普宣布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500亿关税;在短暂的“和解”后，6月15日，特朗普“撕毁”中美经贸联合声明，再次宣布将对中国500亿商品征收关税，而针对中国商务部发起的等量反制措施， 6月20日特朗普又提出将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予以报复，除此之外，美国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等贸易伙伴同样是摩擦不断，即使是在遭到对方政策反制的情形下也并没有停止肆意征加关税，美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国家的谈判也在间歇进行着。

在这样的时点，重新回顾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贸易主张对于我们认识其政策也有一定指导意义：可以说特朗普较为完整地践行了他在竞选期间所提出的主张，除了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外，在其他主张上都已经有了相应的政策进展。因此，政策推行固然在时点上与政治事件不无关系，但特朗普重塑全球贸易规则、打击中国、让美国在其中受益、决心不可低估。

因此，我们建议一分为二地看待美国对华政策：一方面，特朗普所主导的强硬贸易政策，根本上是希望为美国争取到更好的贸易条件，方式包括将多边谈判转变为双边、推动中国加大开放等，近期美墨达成协议、特朗普推动欧美零关税都显示出这样的倾向，那么随着中期选举告一段落，美国发起的关税政策可能趋于稳定或告一段落，中美有可能再度开启谈判;另一方面，针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深层次指责，以及国会通过的限制中国的法令(如表4)，代表了美国政界整体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叠加当前中美竞争加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阶段，在经贸政策方面针对性地限制中国的大方向或将延续。

3、各国都是如何应对美国行动的?

自美国单方面提起关税制裁后，多国针对制裁向WTO提出了申诉，但至今WTO仍未显现出作用。

世贸组织曾于2003年推翻了美国提出的钢铁关税，这一历史可以作为WTO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参考。2001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通过发起“201调查”，裁定85%经查的钢铁进口对本国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其中60%来自于欧盟，美国钢铁价格在当时处于20年最低，而且整个行业的30%(按产能)因累积亏损而面临破产。随后，布什于2002年3月5日宣布对10种进口钢材在为期3年内征收最高达30%的关税，受到关税影响的主要是是欧盟、中国和日本。布什政府的举措遭到了主要包括欧盟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国的联合强烈反对并向WTO发起诉讼，2003年11月，WTO裁定美国关税违反了《关贸总协定》和《保障措施协议》，虽然美国钢铁行业被进口侵蚀，但是USITC的201调查存在漏洞和证据不足，且布什总统的征税力度高于USITC所建议的合理税率。WTO的报告表明美国的保护性关税并非在进口激增时期实施，2001和2002年美国的钢铁进口甚至出现了小幅下滑。WTO对美国做出了20亿美元的制裁，这是当时WTO对成员国实施的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惩罚，同时，欧盟开出了一个对美国出口品的贸易报复清单，清单内包括佛罗里达柑橘，路易斯安那大米，加州干果和北卡罗来纳州睡衣，以及大量的钢铁产品，这些商品被特别针对的原因是这些产区是2004年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布什总统在2003年12月3日宣布取消钢铁保护性关税，最终制裁没有生效。

而在美国质疑多边贸易体制、挑起贸易战、质疑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近期进一步加速开放作为应对：

贸易方面，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印发关于实施《〈亚洲-太平洋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协定税率的通知，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对原产于孟加拉国、印度、老挝、韩国、斯里兰卡的进口货物适用《〈亚洲-太平洋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协定税率。其中，根据税率表，7月1日起，大麦、大豆、油菜子等关税将降为零税率。

此外，中国政府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一方面是对于美国指责中国不遵守WTO规则的反驳，一方面也表示了“中国将以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投资方面，6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以第18号令，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自2018年7月28日起施行。该负面清单大幅度放宽了市场准入。其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在金融、汽车、船舶、铁路、农业、矿产、电网等领域推出22条开放措施，放松准入的领域主要包括：小麦、玉米之外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特殊和稀缺煤类勘查、开采;石墨勘查;稀土冶炼、分离;钨冶炼;专用车、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商用车(2020年);乘用车(2022年);船舶(含分段)设计、制造与修理;干线、支线飞机设计、通用飞机设计、制造与维修等;武器弹药制造;电网的建设、经营;铁路干线路网的建设、经营;铁路旅客运输公司;国际海上运输公司;国际船舶;稻谷、小麦、玉米收购、批发;连锁加油站建设、经营;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测绘公司;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第四篇：樊纲谈中美贸易战影响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再次参加博鳌房地产论坛，这么多年逼着我研究房地产问题，也是因为邀请我参加这个会，在这里跟大家学了很多东西，思考了很多关于房地产的问题。

昨天晚上接受媒体采访，有一位记者问了一个问题，说2001年第一届博鳌房地产论坛的时候，你说中国做房地产的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你现在还会不会说这句话?我说你们现在可能过得不如前几年滋润了，但是中央政府出一个政策，首先想到的是不让房价涨，说明这日子还挺好过的。

建设雄安新区，先说不能炒房地产;海南建设自由港，也是先说不能炒房地产;刚出一个松动一点的货币财政政策，马上跟着一句话也是不能炒房地产，所以你们的日子应该还是挺好过的。

昨天晚上还有一位年轻的记者提了一个问题，说房子的属性是居住，又说房子的属性是商品，它可以不是商品吗?政府提供的租赁房、公租房不也是住的吗，为什么不都由政府提供呢?也有另外一位记者提问说，现在的趋势是大家都在搞租赁房，在淡化商品房。我说首先得承认过去这些年有点忽视公租房、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现在需要矫正。但是房地产市场化的方向千万不能变。

刚才有两位已经提到了，1998年我们的住房改革，成就了这2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提高政府公租房的比重，但是千万不能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揽，完全由政府提供住房的体制。

这个体制下，且不说我们等一辈子排队分房，你就想想房子的质量，这20年来我们的房子越盖越好，这不是在替大家说好话，中国这个现象还不突出，你们可以看看俄罗斯，他们过去盖的那些房子，苏联时代盖的房子一年比一年差，一年盖的比一年丑，我们已经走到现在，我们一定要坚持主要以市场化发展住房的方向。

我们改革40年，住房改革20年，我们应该还是看到这20年改革的成就。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他们又有买房的压力，觉得都由政府提供不都好了吗?所以很多思潮、很多观点，有人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其实有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在经济矛盾的产生中，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来更好地发展。

今天给我出的题目是关于地产金融、货币政策，但是我一开始接到邀请的时候，我记忆中一直是让我讲讲贸易战，而且过去这些届我每次都讲点房地产问题，多数的观点我也都讲了，今天我还是讲讲宏观，讲讲大家关心的贸易战和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问题，待会儿巴曙松博士还会讲货币政策、政治局会议的事，你们听他的，我就讲讲贸易战的话题。

贸易战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还会继续打下去，特朗普又把2000亿提出来了，要收25%的税，以前说10%，现在提到25%了，更威胁的是对中国的5000亿都要加征关税。大家现在也都越来越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的本质是关于科技进步、大国发展、市场公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问题，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也许早来比晚来更好。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也争取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长期的思想准备，它一时半刻解决不了。

有人提出来谈判，我们可以让一些，但是让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没什么可让的了，我们能做的都做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体制改革，包括对外资的开放也正在做，特斯拉已经在中国建厂，还有一个欧洲的化工厂也是百分之百外资在中国建厂，所以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但是你跟他谈这些方面的改变，他也不会理，他还有其它的考虑，今天我不多做国际政治的分析，但是它考虑的问题不是贸易的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还得讲讲贸易的问题是怎么来的，美国贸易赤字，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不可解决的。美国为什么贸易逆差呢?有三大原因，第一，它的储蓄率太低。中国为什么贸易顺差呢?中国的储蓄率太高，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公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储蓄率低一定是贸易逆差。

第二，美元是国际货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贸易逆差，这是特里芬悖论，美国的精英们不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在座的各位钱包里可能还存在着一两块钱美元，这个钱怎么到你口袋里?一定是美国人印了票子，买了你的东西，他没卖给你东西，所以钱就留到了你的口袋里。大家用的美元越来越多，它就每年要有一些贸易赤字。它印美元占了多大的便宜，然后有点赤字它认为吃亏了。

这两者是一般性的原因，一般性的原因就是它对所有国家都可能有赤字，因为所有国家都用美元，它的储蓄率低，都要买东西，但是确实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特别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因素，中国想要的东西它不卖。从贸易的角度，如果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贸易是可以平衡的，我们擅长做中低端的东西。

就像以前有一个例子，我们做2000万件衬衫换它一架波音飞机，它做高科技产品，它的科技发达，它的比较优势是在于高科技，它就多卖高科技产品，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是可以平衡的。但是问题是它不卖中国高科(4.860, -0.09, -1.82%)技产品，军火就更别提了，天下哪国的武器最好?美国的武器最好，但是它不卖。结果我们是越来越多的东西自己会做了，我们想买的高科技产品他们不卖，这一定是有赤字的。美国和中国的赤字确实越来越大，谁看着这个表谁都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怎么能够平衡确实是需要思考的。

中国的发展也对这个贸易赤字有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一直高于经济增长，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60%，但是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经济上你不如它，但是你是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储蓄率太高，甚至过高，我们从2000年以后就进入了40%的储蓄率，这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号称是亚洲的高储蓄国家，也只有一两年是超过40%的储蓄率，我们从2000年以后一直超过40%，中间还有一两年超过了50%，储蓄率越来越高，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大。

中国加入WTO以后，也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这些特殊待遇现在都被视为不公平，现在国际上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应该被当做穷国看还是当做富国看。用以前WTO秘书长拉米的话说，是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有很多富人的穷国，还是应该把中国看成有很多穷人的富国。你要是富国的话，就得遵守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如果是穷国的话，还给你一些待遇，中国以前承诺的是15年过渡，15年以后我们有很多还没改变，确实引起了很多的不满，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洲、日本都有共同的感觉，这是需要大家关注的。

这次也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中国必须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我们要在科技上开始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这是这次对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包括中兴事件，而且进一步看出，高新科技的东西必须有自己的发展。

从我们的发展阶段来看，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一阶段一定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没知识，也没资本，就只有靠廉价劳动力。但是廉价劳动力这个因素是很短时期的，即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也是很短时期，你不能长期依靠它。

第二阶段，我们在过去20年，利用了一个很大的相对优势，不是低劳动成本的相对优势，而是后发优势，通过学习、模仿、引进、消化、吸收，我们减少了大量的研发成本，包括大量的试错成本，这也是一个企业重要的成本。

什么是试错成本?除了技术，还包括商业模式的研发成本。以前的研发成本大家都知道风投投10个项目，9个失败，一个成功就可以了，那9个都属于试错成本，以前都不知道这个钱花哪儿去了，现在都知道了，堆积如山的自行车，就是这个创新的成本，这个创新是我们创新的，我们创新的成本就是我们自己付的，其它国家就不用付这个成本了。

到了后半段，我们就发挥了这个优势，我们引进外资，外资带来的除了资本还有知识，资本到后来越来越不重要，真正的知识、管理特别重要。美国人把这都说成是偷它的技术，都说是强迫外资进来，我说这样就没法讲理了，即使中国有很多规定，但是外资来不来是他自己决定的，他是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知识外溢，我们通过开放，他们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的能力。

这样一个长期学习、模仿的过程往往使我们忽视建立自己的创新的体系，包括忽视保护知识产权，忽视让知识产权成为研发者的激励机制，老想靠着政府补贴、政府自主搞点突破，军用的东西你还可以不计成本，但是现在都是民用技术，芯片是一年两年就要换一代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要发明创造者有激励体制，才能不断有创新，我们往往都忽视了这些。

所有的事都证明，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创造新的机制，使我们一方面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继续要学习，不是说这个阶段以后就变了，它都是一个渐进的逐步替代的过程。我们最初是廉价劳动力，后来叠加上了后发优势，现在继续要发挥后发优势，我们继续要学习，继续要引进外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叠加上来我们的自主创新，这是出路的问题。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贸易战的影响，最初的影响一定是不确定性，特朗普又特别的不确定，现在资本市场的变化，首先是不确定性带来的，真正的效果还没体现出来。

贸易战一定是双输，大家都受影响。上次是192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把平均关税提高到57%，它是针对所有国家的，所有国家也反制，结果导致全世界的贸易就像蜘蛛网一样不断缩小，从1929年到1933年，几年的时间从3000以降到了不到1000亿，对当时十年的大萧条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这一定是两败俱伤的事情，一定使世界市场缩小，这是毫无疑问的。

特朗普说打贸易战很容易赢，他的算法是因为他从我们这儿进口的多，他给我们出口的少，所以我们对他惩罚的要少，他觉得他可以占便宜，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了，特别是在全世界都是产业链的情况下，它很难相互之间能够划清谁是谁的损失，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贸易战也许有一些影响，也许对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好处。首先是对改革开放的推动，第二是上一次贸易战美国的出口也下降了30%，它也有损失，这次它也知道会有损失，但是美国仍然要做，它仍然觉得赚了，是因为它外贸出口少了，但是国内的产业发展了，它通过保护国内的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国内市场大，美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也多，它的经济的潜力、市场的潜力比较大。

另外，它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全的产业的分类，各种产业的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现在要比较起来当时的美国，我们有点像当年的美国。我们的人口规模更大，市场潜力更大，消费的增长刚刚开始，我们的国内市场足以支撑我们的经济增长。

另外我们的工业门类现在也是世界上最全的，我们在那个门类中可能处于中低端，但是我们的门类很齐，我们自己可以发展。再有一点，美国认为占便宜了，但是我们反过来发展内需，发展我们的产业，我们还是有回旋余地。

还有一点，现在都是产业链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iphone卖500美元，只有8.7元是中国人贡献的，其它的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日本人的，要么是韩国的，甚至是马来西亚的。所以它惩罚往往惩罚了自己的一些企业的投放，这个贸易战打起来就很复杂，效果也很复杂。所以从我们的应对来讲，这是一个优势，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会有一个同盟。

再说到金融风险，现在有人说贸易战可能会捅破全世界的金融泡沫。我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欧美的股市也许会有一个调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恰恰中国有一个优势，中国的股市本来就不怎么样。中国的股市PE值很低，再跌也跌不了多少，美国的股市PE值现在是很高的，它要泡沫破灭，它的影响更大，反倒我们现在的影响比较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担心。

对房地产的影响，后面还有嘉宾会说，房地产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是不动产，它没法出口运出去，所以在一定情况下它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再说说对策，美国对我们500亿加税，我们也对500亿加税，它现在对我们2000亿加税，他们对我们的出口总共只有1300亿，我们没得加了。所以有人出招，让我们抛美债，这就是打金融战了，你开辟了一个新战场，你敢玩吗?人民币要大贬，是亏了还是赚了，你有把握吗?

还有人说我们制裁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在中国，就是中国GDP的一部分，就是中国公司，特朗普巴不得你去骚扰这些美国公司，把他们赶回美国，你还去骚扰美国公司?你巴不得现在更多的美国公司到中国来，更多的同盟军可以跟你在美国国内政治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觉得我们要在贸易领域想办法，你不是对我2000亿吗?我算一下你给我一共征了多少税，我把这个税摊到剩下的700亿里，我对你的进口商品少，但是我的税率可以高。我还可以做点高姿态，我本来应该征70%，我现在只征你40%，表示还可以让一点。我们不去趟别的混水，这样就占领了道德高地，这不是你要发动战争，是他在发动战争。

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做好分内的事情，自己不改革、不开放、不创新就没有出路，你自己做好了，你继续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具体要做什么就不多说了。

全球化也不会停止，我们也不会停留在这儿，我们还是相信世界市场仍然是开放的，我们自己把事情做好，可以在国际上取得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席之地。

第五篇：刘裘蒂：从中美贸易战，看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在中国的眼里，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是“一厢情愿”，但我认为这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义中美关系的契机。

刘裘蒂

本文为作者“贸易战火下的美国”系列之二

最近几个月中美贸易战发展的曲折，“震惊”了不少认为特朗普只不过是在中期选举年摆摆政治姿态的人。特朗普本身反复无常和缺乏公信度，以及鹰派的偏激立场，很容易让人低估贸易战如何来势汹汹。但是其实今年以来出版的几本新书，透露了美国精英思潮里普遍对于中国的“幻灭”。

在许多美国学者和智库的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尽头”，而“第三度革命”正朝着与改革开放的相反方向奔去。对于中国政府宣布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美国却解读为以虚拟的墙更加密切地控制与对外思想和资本的交流。美中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近著《第三度革命：习近平和新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中甚至写道：“中国领导层正在扭转政治和经济开放的趋势，以及三十年前邓小平‘第二次革命’所引发的低调外交政策。”

为什么说美国对中国“幻灭”呢?这个本质上的观点逆转对中美今后的关系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顾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在过去46年间， 基本上中美关系的“罗曼史”有点像“欢喜冤家”，并且是建立在一种彼此的“幻想”：就是我跟你玩，你就会接受我;或是你跟我玩，你会越来越像我。

为了说服国会投票支持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成员，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提出的理由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更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做梦的力量，而是能够实现梦想时，他们(中国人)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在克林顿的想象里，中国加入WTO可以实现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愿景”，也就是“一个充满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自由人民共同努力的世界……使中国更像美国。”

是的，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使中国更像美国”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幻想”。但是，这个想法似乎是一厢情愿。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时间7月25日，应邀出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活动时说，对于中国的目标和意图，外界有不少误解和误读。他认为，中美仍然在同一条船上，仍然需要“风雨同舟”。

崔天凯明确地表示：“改变中国是一种幻觉。我不认为中美两国真的能够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去改变对方。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国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由中国漫长的历史所决定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不应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任何国家对华政策目标。我相信这也不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目标。我和基辛格博士谈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改变中国从来不是当年他和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初衷。”

即使美国没有积极改变中国的初衷，但不能否认的是，美国在经营对华关系时，向来都有隐形的期望值，希望通过把中国纳入美国思维的世界秩序，中国会由经济上的改变，带动社会、政治上的变革，逐渐拥抱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

直到特朗普对于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为止，从WTO到各种国际商务的机制，“全球化”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美国化”的秩序，自然也反映了某些美国的既定观点和成见。 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涉及逆差、关税、技术转移、汇率多方面，但是更暴露了双方各自意识形态上“不相为谋”的本质上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贸易战无异是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分水岭。

从最近中国和美国常驻WTO大使的交锋，可以看到双方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实中兴、华为事件，以及《2025中国制造》争议，表面上围绕着中美科技竞赛的主题，亦即，在中国人眼中是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而美国认为中国政府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式来扶持特定工业和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但是，背后的隐主题是对于政府是否应该赞助企业的争论。

从企业经营方面，中美之间的差距表现于对“国家企业”和“政府参与”的看法不同。这就正如典型的中国育儿方式习惯：在襁褓时期，便把婴儿裹得像粽子一样，生怕孩子着凉。但是美国的孩子从很小开始喝水加冰块，大冷天穿T恤，因此养成相对比较不怕冷的习惯。

同样，国家过度扶持企业，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包括没有独立的企业文化，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从而企业缺乏御寒的能力。在公司治理方面，缺乏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个人及企业的权益。美国政府也有支持的产业，但是多数由政府担任第三方补助，并不积极介入公司的内部治理。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对于政府赞助企业的辩论。美国评论者嘲讽这些政府补助为“企业救济金”。

美国“好工作优先”组织，在2015年首次对联邦补贴奖励进行第一次综合核算，包含了137个联邦计划的16.4万多个奖项的记录，并扩展了自2010年以来收集的数据。它的研究发现，联邦拨款和税收抵免的最大接受者是西班牙能源公司Iberdrola，该公司通过“大量投资美国发电设施”获得联邦补贴，

另外标题为“山姆大叔最喜欢的公司”的报告，结合类似的联邦数据和匹配的国家补贴数据，审查自200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分发的支助、贷款和其他补贴。在这15年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向企业分配了680亿美元的赠款和特殊税收抵免，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受惠大公司，六家公司已拿到10亿美元以上，而21家公司已获得5亿美元以上。

关于市场经济的辩论，中国本身一直强调仍然会继续改革开放，但是为什么西方人却觉得中国是走回头路呢?这里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扶持重点工业的形式，以及政府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控制(如在公司设立党书记的机制)。 WTO总理事会7月26 日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WTO大使谢伊借着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包括对于“计划经济”的攻击：

“中国宪法授权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授权也在中国更广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体现。为此，政府和共产党通过政府所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结果，生产资料并未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有效分配或定价。相反，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控制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

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产党几十年来通过任命核心管理人员和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企业……

中国的体制还把法律作为国家工具，用以促进政府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并确保取得突出的经济成果。此外，法院等关键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也是为了响应党的指导而设计的。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很难全面、持续地独立于产业政策行事。

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证实了当前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属性。例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国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仍属政府所有’，‘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继续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通过分配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实施明显控制’。”

中方代表张向晨大使则直接反驳谢伊“中国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的指控，认为美国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 甚至多边规则：

“1992 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 Room W 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 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对于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中国WTO的承诺，西方学者见仁见智。其中比较客观的有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马可•吴。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国之问：审视一个强权崛起》一书，收录了他的《中国是否履行了贸易上的承诺?》一文，分析中国并于实现WTO承诺的不同程度和情况，他认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广泛的义务，而是能否达到协议的精神”。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WTO协议旨在遏制中国国有企业的势力，当时中国承诺只会以商业条款运作。据他估计，目前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20%，确实低于2001年时的40%。但拉迪认为最近几年出现逆转，国家对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多年来拉迪一直呼吁，中国究竟是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受到国家参与者严格监管和主导的经济?这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现在这两选项的命题变成中美贸易战中双方僵持的一个基本问题。

比方说，自2008年以来，通过政府补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制造能力增长了十倍，很多人认为这导致了全球供过于求。中国面板出口激增使世界价格下跌75%。 中国六大太阳能公司在2012年的负债率超过80%。《哈佛商业评论》认为，如果没有补贴，这些公司就会破产。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为无利可图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提供资金，并支持该行业的改革命，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破产和重组。

虽然看到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支持令人鼓舞，“但国家愿意为实现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目标付出经济效率低下的代价。巨额的中国补贴导致全球产能大幅增加，出口增加，全球价格下跌，并扼杀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基础。”

《第三度革命》作者易明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作为中国的常客，今年早些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中国官员将他的国家称为‘超级大国’ 时，我感到很惊讶。但中国对其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看法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持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不再的人士，如福特汉姆大学教授卡尔•闵兹纳在新书《时代的结束：中国的威权复兴如何破坏其崛起?》中写道，“中国的改革时代即将结束，其特征的核心因素(政治稳定、意识形态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正在瓦解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即将结束。中国正在关闭。不确定性悬而未决。” 面对所谓的“幻灭”，美国学者对于如何与中国相处之道，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之问》收录了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罗伯特•罗斯的《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一文，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从2010年来陷入直线下坠的螺旋，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不但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也动摇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位置。

罗斯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反应呈现了两种失误：首先，美国与韩国、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并强化安全上的合作，并未能限制中国在南海增强军事部署。他认为美国的政策误导了中国对于美国企图的感受，让中国认为美国在韩国、越南以及南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比方说美国的安全考虑其实应该是在东亚，而不是在朝鲜半岛，诸如“萨德”导弹的部署对于美国的安全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同样地，美国跟越南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也没有实质上的意义。而在海域航行的自由，以及公开宣传的海上军事演习不能够提升美国的安全考虑。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些举措形成中美之间的不必要、并且高代价的摩擦，而战略上的竞争也造成了地区性的不稳定。反而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安全。

因此，他建议美国在中美关系面临拐点的十字路口，及时采取外交政策，向中国表达美国希望通过互动来减低冲突的意图。但是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政权所采取的道路。 对于某些美国精英来说，目前中美对于“市场经济”之辩，也代表了两国各自秉持的“美国例外”和“中国例外”的抗衡。哈佛国际关系教授亚雷斯特•约翰斯敦在《“中国例外”是否阻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利益?》一文中指出，对于自我群体独特性的强调，往往与歧视其他群体的心态并行，特别是当自我群体内部的统一受到威胁的时候，也就是说，越相信中国爱好和平之“独特性”的中国人，也就是认为中国比别的民族都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偏好越倾向于强硬路线。

约翰斯敦的理论依据是2015年北京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在北京地区2600个受访者的调研。根据约翰斯敦对于研究结果数据的分析，受访者主张中国爱好和平的独特性，和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支出有直线性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人，反而更相信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爱好和平。也因此秉持着强烈的“中国例外”信念的中国人，就如同坚信“美国例外”的美国人，他们的政策主张，往往倾向于与他们自以为爱好和平相反的强硬好战路线。

约翰斯敦认为, 提倡中国独特的和平特质，也具有政治上的目的，使精英和老百姓都认为当国家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时，必定是其他国家挑事，因为(独特爱好和平的)自己完全是无辜的。但是这个观点的危险性，是不断强调自己独特的和平特质，无形中意味着别人的“次等”，反而造成被人视为骄傲的反效果。 在中国的眼里，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是“一厢情愿”，但我认为这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义中美关系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即将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际，除了让世界认知改革开放的成就, 对于未来面对的问题仍然需要梳理, 比如说: 合理的政府扶持是什么?(为了比较，甚至批判，美国政府的扶持方式值得研究。)政府补助除了让重点产业得到短期内的“弯道超车”的优势，对于个体企业和整体国家经济有何利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对全球经济有什么贡献?经济开放可以与政治开放分歧吗?

或许当我们能够对自己清晰地解说这些问题及其答案时，也就是中国能够尝试与美国建立一个不是基于幻想、真正互惠关系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