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口供排除规则初探

2022-09-11

一、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引进我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已有一年多的时间, 且正在逐渐地在实践中得到完善。但随着司法实践地不断深入, 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越发明显———尤其是对于定案意义重大的被告人口供, 在非法证据排除实践操作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回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背后的法律精神并结合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力求探寻完善被告人口供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法律的解释所应遵循的道路, 并为进一步开展司法实践提供合理的建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精神

毋庸置疑, 法律的终极精神在于“正义”。可以说每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则都不但是“正义”的外在显现, 同时又是“正义”的具体实践。各个不同的部门法———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 虽然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各异, 但它们的精神都是毫无偏差地指向终极的“正义”。无疑, 对于刑事诉讼法来说,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它对“正义”最重要的体现。但是这两种相对层面上的正义却是对立统一的, 而刑事诉讼法的终极任务就是不断发现并整合二者在更高层面“正义”的统一, 并在具体、历史的时空中寻找到二者的最佳平衡点。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这二者冲突最为集中之处, 甚至可以看作整个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杠杆———施加很小的力将会带来巨大的效应。因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置需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个冲突的价值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至关重要, 而这又需要结合具体、历史的时空背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精神是对证据的取得程序作出限定, 对非经法定程序获取的证据直接否认其证据的资格而不管其内容是否具有证明力。可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对国家机关的权利进行限制, 在“保障人权”的价值上增加了重磅的砝码。当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历史的产物, 尤其是在近代才获得普遍的认可, 其只有在特定的时空中才能体现“正义”的精神。不言而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在近代兴起, 除了理性的普及之外, 侦查技术的飞速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试想在科学技术尚未发展的古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断无发育的可能———否则刑事诉讼法将几乎无法起到打击犯罪的任何作用。因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需与所处时代的背景———尤其是刑事侦查技术水平相适应———才能够发挥其“保障人权”职能的同时尽可能对“打击犯罪”的另一重要目标不产生过于严重的影响, 否则将会本末倒置。

三、被告人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

被告人口供是指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就其涉嫌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从内容上看, 口供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 二是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从形式上看, 它既可以是口头供述, 也可以是被告人自行书写的文字材料。自古以来, 被告人的口供尤其是有罪供述在刑事诉讼中一直被称为“证据之王”。即使在侦查技术已日趋精密的现代———同样不可否认———被告人的口供依然是刑事诉讼中定罪最为重要的证据。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证据相比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首先, 被告人的口供是最为直接的证据, 因为被告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 其对于自己是否犯罪以及犯罪的具体过程和情节最为清楚, 故口供能最直接地反映被告人是否犯罪以及犯罪的全部过程。其次, 被告人口供还能够全面反映案件的背景情况、被告人的主观动机和心态等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素。此外, 侦查和审判机关可以根据被告人的口供更好地审查和核实其他各种证据的真实性, 将其他一些零散的间接证据串联成完整的证据锁链; 还可以从不同于控方的角度了解案件事实。在司法实践中, 也往往是缺乏被告人口供的案件定案相对较为困难。尤其是在直接证据较为缺乏的案件———如受贿、贩毒、强奸等案件以及一些共同犯罪案件中, 审查被告人口供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同案犯之间供述的吻合程度, 对确认被告人有罪与否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侦查机关对获取被告人的口供尤其是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往往不遗余力。然而在刑事诉讼中, 被告人既是一个享有广泛诉讼权利的独立的诉讼主体, 又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 在诉讼中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法律地位:从程序上看, 被告人直接处于被追诉状态, 甚至人身自由已经受到程度不同的法律限制;从实体上看, 被告人与诉讼结局利益攸关, 一旦被定罪, 将受到严厉的刑罚制裁。因此, 以被告人为信息载体的被告人口供, 其既可能如实陈述案件的真实情况, 也可能为逃避责任而避重就轻甚至捏造事实, 或者在被外力的强制下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虚假供述, 从而使被告人口供带有极大的任意性和反复易变性, 其可采性较为复杂。因此, 在被告人口供也成为非法取证最为集中的领域。近年来, 我国刑事司法领域陆续暴露出的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错案件, 虽然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 但无不包含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审判阶段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口供予以采纳的情况。

被告人口供的上述特点使得其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中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 被告人的口供往往是定案的重要证据———在一些案件中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另一方面, 违法取证不仅严重侵害人权, 且滋生了大量冤假错案, 这无疑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因此, 被告人口供的排除规则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这对矛盾最为集中的领域, 在实践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和困难。

四、实践中被告人口供排除的主要问题

在实践当中, 被告人口供排除主要涉及两类问题, 第一类是实体性的问题, 另一类则是程序性问题。一下分类叙述:

( 一) 实体性问题

关于非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认定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此外,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 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 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 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 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 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被告人口供显然属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 而《刑事诉讼法》对于“刑讯逼供”也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但是五十四条中规定的“等非法方法”并未予以详细列举, 在司法解释中也未予以说明。在司法实践中, 有被告人、辩护人就以侦查机关工作人员在讯问过程中虽未有刑讯逼供的行为, 但对被告人实施了威胁、欺骗或者引诱等行为, 致使被告人作出不真实的供述, 据此请求排除被告人的口供, 而他们提出的依据乃是《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那么, 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获取的被告人口供是否应当予以排除?

从对法律条文的文义解释以及逻辑上分析,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显然, 第五十四条中的“等非法方法”如非空集, 则理应包括第五十条中列举的“威胁、引诱、欺骗”。但奇怪的是, 为何第五十四条的条款中不列举已经规定在五十条中的“威胁、引诱、欺骗”, 且《刑事诉讼法解释》在对“刑讯逼供”作出详细解释的同时却不对“等非法方法”这个如此模糊不清的概念作丝毫解释说明? 即便是立法者认为“威胁、引诱、欺骗”在逻辑上已包含于“等非法方法”, 也应该像对“刑讯逼供”一样针对“威胁、引诱、欺骗”这些并不算太清晰的概念作出解释方符合常理。

故从立法者目的解释法律的角度来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发现, 立法者似乎并不认为“威胁、引诱、欺骗”当然包含于五十四条的“等非法方”法之中, 至少不像“刑讯逼供”那样作为绝对排除的条件。但另一方面, 立法者在第五十四条中“等非法方法”的词条, 显然是不会认为“刑讯逼供”是排除口供的唯一条件。故综合判定, 我们可以认定, 立法者设计《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五十四条以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五条有以下立法目的: 对于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口供应当绝对予以排除, 对于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获取的被告人口供, 并不绝对予以排除, 而是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时予以排除。如此, 立法者在此就为司法者提供了一个自由裁量的空间, 既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获取的被告人口供如何设定排除的规则?

那么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当把握怎样的原则与方向? 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回归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精神———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平衡点来解决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主要意义一方面在于限制国家机关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 另一方面在于防止冤假错案。因此, 一种获取证据的途径是否应当被禁止, 应当主要考量其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程度以及对被告人自由意志的干扰程度。

第一, 关于欺骗和引诱。欺骗、引诱无疑对被告人人身权利的侵害程度几乎可以忽略, 而对被告人自由意志的强制力也较低。一般而言, 被告人对于自己是否犯罪以及作出有罪供述的结果是清楚的, 故即使公安机关存在欺骗、引诱的情况, 也很难让被告人对不存在的犯罪事实做出供述。且在侦查实践中, 欺骗、引诱与讯问策略之间亦难有明显的界限, 如将欺骗、引诱绝对禁止, 会使打击犯罪的效率受严重受损, 所来带的负面效用将远大于对“保障人权”的正效用。因此, 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 对于存在欺骗、引诱手段做出的被告人口供, 不宜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可在法庭调查时通过其他证据的综合认定来核实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但是对于被告人系未成年人、聋哑人、尚未完全失去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文化程度极低 ( 如文盲) 的人这些较为特殊的人群时, 欺骗、引诱的手段对于被告人的自由意志的干扰行会变得非常之强, 故在上述情况中, 对确有证据证实公安机关存在欺骗、引诱的, 可将以此做出的被告人口供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第二, 关于威胁。无疑, 相比欺骗和引诱, 威胁对于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侵害和自由意志力干扰程度都较为明显, 且威胁与讯问技巧之间的关联性也较弱。但“威胁”一词的外延过于广泛, 存在方式、程度的巨大差异。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言语威胁, 而威胁的内容则多种多样。笔者认为, 对于言语威胁, 主要应当考量威胁的内容是否对被告人有现实的危险性并足以强制改变被告人的自由意志。例如, 侦查人员在派出所讯问时对被告人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者在看守所讯问时以将来提出所实施暴力相威胁的, 可认为能够对被告人形成现实的危险并足以改变被告人的自由意志。而侦查人员仅实施了对被告人不具有现实危险的威胁内容或者较为轻微的威胁例如“你不签字也没用的”、“我们会有办法治你的”, 则不能认为足以强制被告人的自由意志, 以此作出的被告人供述也不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 二) 程序性问题

关于被告人口供排除事由是否成立的证明标准以及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十六条规定: 法庭审理过程中, 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 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第五十七条规定: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 有关人员应当出庭。《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 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规定: 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第一百零一条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 可以由公诉人通过出示、宣读讯问笔录或者其他证据, 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 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 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 应当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 并加盖公章。未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的, 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由此可见, 被告人、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后, 人民法院应当分两步来进行审查———第一步, 审查被告人、辩护人的申请中提及的内容是否已经达到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标准, 未达到, 则无需启动证据合法性的调查程序; 第二步, 如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申请中所提及的非法举证手段已经达到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标准, 则需要启动证据合法化调查的程序, 将有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并搜集证明相关证据。

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条文中可以看出, 被告人、辩护人只需要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线索, 即可推定存在非法取证的事实, 而由公诉机关来证实证据的合法性。但是为防止被告方滥用这项权利, 也应相应的为被告方设置一定程度的证明标准。笔者认为其标准应当是一种初步证明标准———这与被告方所能承担的举证能力相适应。也就是说, 被告方只需要提供相关的线索, 即具体的非法取证行为———但是需要引起法官对证据的取得过程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推定存在非法取证的行为, 转而要由公诉机关证明不存在非法取证的事实。

而对关于公诉方的证明标准, 是否应当达到完全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笔者认为, 依据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水平, 对公诉方的证明标准应以“优势证据”为宜。若对公诉方课以过高的证明标准, 将会对打击犯罪造成较大影响。而证明的对象, 应当是被告人所提的非法取证行为并不存在。那么, 如何来诠释“优势证据”的意义? 笔者认为, 这可理解为在法官确信没有发生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大于发生的可能性时, 该争议证据予以采纳; 反之, 则予以排除。例如, 对于公诉方来说, 证实讯问过程是否存在非法行为最为直接有效的证据莫过于审讯录像。但从实际情况看, 侦查机关能够对所有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的, 几乎没有。即便是有, 也难以杜绝它们不是在犯罪嫌疑人已被侦查机关进行“教育”过再行审讯的。那么在缺失监控的情况下如何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 实践中, 侦查机关往往会提供一些说明等材料澄清在审讯中并未对嫌疑人、被告人实施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显然, 这种自己证明自己合法的方式显然不能成立, 正如《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 上述说明材料不得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因此, 笔者认为需要综合综合调查取证, 以达到在盖然性上排除被告人所提非法取证行为存在的可能性。

五、结语

被告人口供不但是刑事诉讼中一种极其重要的证据, 同时又是非法取证的重灾区, 因而被告人口供的排除规则对于整个刑事诉讼规则的价值导向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前文所述, 刑事诉讼法的作为一门法律, 其背后体现的是“终极正义”, 而具体实现正义的则凭借“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这对矛盾的调和。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 非常道。”其实法律的精神也如同“道”———任何具体的法律规则对于“终极正义”的体现都是有限的, 绝不可能等同于“终极正义”。因此, 要建立一套绝对完美的被告人的口供排除规则就如霍金梦想建立统一物理学理论一样, 无异于乌托邦。但不可置疑的是, “终极正义”的法律精神为被告人的口供排除规则设立了基本方向, 一切规则必须时刻以法的精神为导向, 力求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最大程度上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

关键词：被告人口供,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