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作文范文

2022-05-18

第一篇：乡音作文范文

留住乡音,留住一方璀璨文化——校本课程《乡音》教学案例与反思

留住乡音，留住一方璀璨文化——校本课程《乡音》

教学案例与反思

背景分析：

乡土教育的开发和应用是一个学校的特色，也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创新设计。它就像教育中的一朵奇葩，绽放在一所所充满活力的校园。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稳步开展，校本课程的研究和开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各地各校纷纷挖掘资源，集思广益，立足自身实际，为校本课程的开发及应用添砖加瓦，出谋划策。校本课程《乡音》就是在这样一种合作的基础上产生的丰硕果实。通过让学生学习、吟唱、背诵闽南童谣来感受闽南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高尚情操，再现闽南腔调，初步了解和感受本地话与普通话在发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差异和对应规律，为更好学习普通话、传承民俗文化服务。

《乡音》课程持续在校园内开展，以丰富鲜活的色彩和排版，符合认知、激发兴趣;以有趣而传统的童谣传承着闽南文化，形象贴切，易念易背;以多种游戏和活动的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多姿多彩、生动活泼。也因为跟它走得更近了，让我们对《乡音》有了更多的认识，让我们产生更多关于完善和提高课程开发和应用的思考。

问题呈现:

在这里，我想呈现的是继校本课程的开发后，在应用教学中，结合自己的所教所想以及平时遇到的一些难题，提出几点困惑。在平时的教学中，我经常让学生以多种形式朗诵闽南童谣，却发现许多本地的学生连原本该是家喻户晓的闽南童谣(歌诀)都不知道，或者半生不熟。这个现象的背后意味着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乡音正逐渐被遗失在某个历史的角落，乡音迫切需要延续和传承。而由于学校本地生源和外地生源的混合，语种显得五花八门，在教学时，更是加大了教学的难度，操作起来更显得易放难收，当然，由于较多学生做不到朗朗上口、熟能生巧，就更需要教学时下功夫带读、领读、引导，也更需要老师费心思、巧安排、激兴趣、勤练习。

下面以《乡音》第一册《讲古》一课为例：拿椅仔，去树下，听阿公，来讲古，

先讲一块《武松去打虎》，佫来一块《海龙王卜娶某》，阿公的故事真正水，逐个听啊目睭大呣蕊。

以上片段以闽南语的文白呈现文字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可对低年级的孩子来说，阅读与理解是一大难题。文白难懂，生字难懂，预习或自习一个头两个大。可这种朗朗上口的歌诀经过教师的讲解和带读后将变得趣味无穷。只是其中的训练需要花样多，形式新颖，足够吸引孩子们的兴趣和激发开口欲望。对于外来生，跟读发音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在文本中增加了“普通话对对碰”的训练形式，帮助学生理解词意，进而理解歌诀韵味，但教学中还需要花费较多心血和时间。当理解变得差强人意之时，引导孩子做到歌诀朗朗上口，乐于吟诵乡音，形成语感，是非常重要的。

延续传统经典，任重道远。困难不会少，但一路摸索，要相信我们总能做到更上一层楼，越做越好。

解决策略与反思讨论:

一、明确乡音涵义，树立传承意识

民俗风情，自古一直是中国广阔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迥异的民俗，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者对家乡深深的眷念，让我们看到乡音在情感寄托上的重要地位。乡音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代表着浓浓的乡情。那么，热爱乡音，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缘于一种热爱，缘于一种执着，我们有必要、有责任让乡音得到延续，并且展现它更璀璨的一面。

继续传承乡土文化成了一种必要。学校教育正是传播这种乡情、延续乡土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乡音》课程必然会得到更多社会、家长及学生的拥待及支持，昭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及感染力。

二、挖掘丰富渠道，增强《乡音》感染力

如何让《乡音》更广泛地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最终融入社会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么，多方面挖掘丰富渠道，扩大《乡音》的宣传力度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富有社会影响的宣传方式。在校园内推广乡土文化，让乡情渗透于师生心中，无形之中营造出来的氛围让学生有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感熏陶。

其次，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学生的生活空间有多大，课程就有多大!有时一些教育教学活动也需要家长参与，要鼓励孩子多向长辈请教。一些闽南童谣排练道具的准备，歌谣的背诵巩固等需要家长给予支持。生活是学生学习语言的沃土，生活体验是促进学生语言发展的最佳途径。这样《乡音》就能通过学生、学生家长走出校园，走进社区，进而融入社会文化当中，绽放光彩。而以崭新形式呈现于人们面前，将使乡音变得更加新颖、鲜活，富有情趣。

其次，一些社会组织、媒体的关注和宣传，也可以给《乡音》提供很多的展示空间，如《晋江乡迅》、《晋江电视台》、《海峡都市报》等媒体，都对此做过专题报告，《晋江电视台》之《侨乡频道》还给我们提供展示《乡音》课程教学实况的机会。这些媒体的关注与宣传为《乡音》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氛围，让更多热爱乡土文化的热心人士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反响，为《乡音》的进一步开发及应用提供有力条件。

三、多从细处着眼，透视课堂实施困境

《乡音》的诞生是令人喜悦的，《乡音》的推进是令人振奋的，《乡音》的继续发展更是令人期待的。身为《乡音》的实施者，我们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在为《乡音》的实施及发展深感欣慰的同时，从细处着眼，站在自己的职场角度上看待《乡音》课程的实施问题，透视课堂困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也更切合实际需要，存在困境：

(一)文白涩难、自学困难

用闽南话作为书面表达是《乡音》的一个特色，却也成为了对学生自学的一大挑战。许多本土字眼对学生是一大挑战。在排版上，虽然力尽符合孩子的认知和兴趣，但闽南语文白就是一个难点。在很大程度上，《乡音》的教学十分依赖教师的引导和示范，以及加强学生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训练。

(二)生源混杂，调控困难

根据学校生源的情况来看，一个班级外地学生占了相当一部分，本地生源与外地生源的混杂使校本课程的实施变得更有挑战性。存在两种情况：

(1)教学时采用闽南话讲授，本地学生十分感兴趣，甚至觉得很好玩，因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对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参与的积极性虽然很高，却也容易造成“易放难收”的局面，课堂秩序的调控成了一个问题。

(2)对外地的学生来说，由于听不懂闽南话，在某些时候容易造成自己“身在局外”的错觉，表现出了较低的参与热情，甚至由于陌生而不愿意开口学说闽南话或者发音不够准确，记不牢固，因此，缺乏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对《乡音》的学习有种“鸭子听雷”的感觉。这样，教学的目标远远不能达成，收效也就不大。

(三)巧思善用，寻找方法 (1)结对互助，共同进步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本地生源与外地生源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种课堂资源，“凡事有利亦有弊”，就看我们如何利用了。由于外地生源对普通话的熟悉，本地学生对闽南话的了解，充分利用好两者之间的互补优势，抓住课本中“普通话对对碰”这一教学环节多加练习，拓展延伸，采取学生“一帮一”结对子的手法，让土生土长的学生帮助外来生，让闽南话和普通话在碰撞中形成交融，使学生充分感受语言的多样与富有趣味，从而更爱学习闽南话，加深对闽南民俗的了解同时学会入乡随俗，在潜移默化地学习中传承与发扬闽南话。

(2)提前背诵，增强语感

仅靠有限的教学实践是难以满足孩子学习闽南语的内容的。需要我么充分利用一些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朗读、吟诵学习材料，加深印象，增强语感，方便温故而知新。利用“课前三分钟入” 活动特点，插入闽南童谣、千字文等内容的穿插吟诵，大大激发孩子徐诶的兴趣，提高教学的效率，更形成了一种活动的特色。

总之，校本课程《乡音》的开发和实施，为传承乡土文化锦上添花。而我们做好教学工作，开展更多的教学教研，也是为了留住乡音，留住乡情，留住这一方璀璨的文化。相信随着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将更加健全。只要我们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立足于在真实的学校情境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校本课程的开发将更加完善，而乡土文化的传承氛围也将变得更加浓烈。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应用会更加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成为教育之路上的一道道独具个性化的靓丽风景线。

第二篇：方言,乡音,乡情

方言，乡音，乡情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就地域方言而论，她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的反映。方言通俗的讲就是地方话，是土语，是乡音。“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中的“乡音”就是指方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方人就孕育一方通用的语言。方言就是乡音，乡音就是乡情。不管你在天南地北，只要听到熟悉的乡音，一股浓浓的乡情就会充满心间。方言就成了俩位同乡认识的媒介，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和纽带。使远在他乡的你，倏然间有一种回乡的感觉;乡音犹如山涧淙淙的流水，在心灵的深处叮咚，这一丝一缕的乡情流过你的心田，你独在异乡的寂寞和疲惫，顿然间便风轻云淡了。

我的家乡清水河，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虽然地域面积不算辽阔，但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却孕育出多种不同风格的地方方言，其特色各自迥异，在民俗文化的长河中绽放出奇异的光彩。

清水河的东南地区以长城为界，与山西省的偏关，左云右玉接壤;衍生的方言与山西方言相近，俗称„晋语‟。这种晋语语系的方言，在我县的韭菜庄，北堡和单台子几个乡通用着。通常把”哥哥‟唤作„杠杠‟，把„我‟唤为„瓦‟，管„猪蹄蹄‟叫„猪齐齐‟，凡此种种，多若瀚星。有许多晋系方言用汉语言文字很难表达，若用语音表述却是妙趣横生。有一则小笑话在当地流传甚广。说的是一位乡官去某村调研，村官安顿其妻;“瓦(我)说是抹敢是(不一定)范书字(书记)来呀，晌午炒支蛋(鸡蛋)猪齐齐(猪肘子)，甚不甚(一定要)提溜上(提上)一捆啤酒。‟简短的一句话，尽显„晋语‟风格。从这土的掉渣的语调中，使人联想到历史悠久的西口风情以及因其而衍生的民俗文化。

清水河的西部地区与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隔河相望，因此西部地区的方言又有„鄂尔多斯方言‟的韵味。这种„鄂语‟体系的方言，分布在我县的窑沟，喇嘛湾两个乡镇。其主要特点是简洁，有力，亲切。在语音方面，不分前后鼻音，不分平舌卷舌。常用的语气助词有;的，兰，哇，呀，了，来来等。语调„西不外外‟，俩人一见面，随口就问“吃兰木?”“吃甚来来”?“定猛真儿的繁忙不代表忘兰，节日的到来愿你心盒儿舒畅，曾落下的问候载次一圪蛋补上;让所有的关心都圪堆在载条短信盒儿，愿你天天乐得呲开个嘴，笑得泼害害的。”逢时过节，用手机编一条方言短信，让远在异乡的亲人看到温暖的乡音，体会到浓浓的乡情。

清水河的北部地区与和林格尔县和托克托县比邻，方言属于“土默川方言”体系，是内蒙古西部方言的主流，分布在我县的宏河镇，五良太乡和城关镇，与呼市地区的方言相通用。当地百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方言词汇，常用的方言词汇有：个揪(蹲着)，圪出(不展或有皱褶)，些来嘘(一点点)，姗(住的意思)，袅牙(不好伺候)，长圆长短(一定)。倒叉叉(衣兜)，欢欢儿(快点)，不带要(懒得去)，偷悄巧儿(偷偷地)，灰出落(不好的习惯)，各产(撒娇)，个塌(唠叨)，亥跋子(鞋)，个影(恶心)，受应(舒服)，日怪(奇怪)，黑将来(黄昏)，燕个儿(昨天)，闹不机迷(不知道)等等。也创造出许多具有趣味性的方言詈词(骂人话)。比如形容一个人鲁莽的(坎货，坎球，坎子，坎不外外，坎七愣八，坎不愣怔);表示短的(球长长);表示小的(球大大);表示不道德的(灰头，灰货，灰个泡，灰个蛋，讨吃货);表示不怎地的(蛋球是，日球寡);表示傻愣的(傻蛋，楞货，二百五，半吊子，二不球球，二球胚，愣眉悻眼)。方言詈词虽然粗俗不堪，但却饶有风趣，如果你是清水河人，听起来就会感到热乎乎的亲切。有一县干部到乡下去调研，在田间地头与一老农唠嗑。“大爷，今年的庄稼长得怎样?”“蛋球是”;“村里的粮食够吃吗?”“日球寡”，“那就多卖些羊增加点收入”，“羊长得球大大，卖了就做害兰。”这语言铿锵直白，透着淳朴憨厚的情韵，同乡人听了分外顺耳，感到这方言是最具亲和力的语言了。

清水河的方言最能体现出乡情的，莫过于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不同风格的地方方言，孕育出不同风格的民族文化，从而表达出不同的风土人情。

流行于我县东南长城沿线的“踢鼓子秧歌”，从民末清初流传至今，历经几百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之所以能深受当地百姓喜爱，其唱腔中带有浓重的“晋语”方言风味儿是功不可没的。每到一处表演，开始和结尾，都要唱一首四句歌，“高高的山上一疙都蒜，一个蛋捣成七八瓣，走的走来散的散，想看秧歌明个儿看。”其歌词用当地方言唱出，犹如山间的泉水，清纯干净。乡情浓郁，润心润肺，每每观之，总是赏心悦目。

在我县西部地区盛行的“爬山调”，具有广泛的趣味性，它的基础语言就是当地的方言，乡音浓重，乡情流溢，因而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南山疙瘩雾生云，难活不过个人想人;东山的糜子西山谷，哪个达想起那个达哭;半碗黑豆半碗米，端起饭碗想起你;想你想你实在想你，泪蛋蛋滴在那饭碗里。”有些现代歌曲，被当地人用方言改编演绎，也是别有风趣。比如歌曲《再别康桥》，改编后就成了“悄迷个触眼的鹅走兰，就像鹅悄迷个触眼的来;霍抖霍抖鹅的衣袖袖，不提溜走一疙瘩云彩;水根低的草草啊，个揪在那儿悄悄间活颤”。这歌词，外地人听了看了也闹不机密迷，当地人却如饮甘醇，如痴如醉。这就是方言的艺术魅力，使乡情澎湃，涌动不已。

地方戏曲《二人台》和地方《小品》，是清水河人最喜欢的艺术形式，在我县的北部地区尤为流行。每到农闲时节，村里总要唱几天红火红火。一个村子唱戏，邻近五里三乡的老乡都要赶来观看。喜好的就是这诙谐幽默的表演和熟悉亲切的方言。“想你想的不行行，去了医院吊瓶瓶;吃饭行不见菜盆盆，睡觉找不见炕棱棱;上班没有心情情，眼睛哭成个泪人人……”这段小品的台词道白，只有用清水河的方言道来，才能深切的表达出爱情的美好和甜蜜，如春风化雨，丝丝入心。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亲不就是思乡之情吗，不就是思念那一句句朴实的方言，那一声声动听的乡音，还有那一缕缕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情吗?

第三篇：乡音乡情几多亲

《老区的足迹》之六.《情系桑植》征文稿

乡音乡情几多亲

(王学刚

2012年12月)

从1984年借调到长沙工作算起，至今已近30年。在这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岁月里，我除了收获工作的顺利、家庭的幸福之外，还收获了浓浓的乡情，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与工作在长沙的桑植老乡及家乡桑植县里的联系联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受到了普遍好评与尊重。我感到很欣慰、很成功、很享受!老乡们也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亲切称呼我为“秘书长”、“会长”，我将此看成是对我的褒奖和鞭策。

一、热心老乡联络只因乡情

我来到长沙工作是个偶然，初来乍到有一种举目无亲的感觉。那时候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从长沙到桑植至少要两天时间，觉得好远。一天晚上，我在某商场闲逛。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桑植话，那种亲切、那种惊喜，让我激动难捺。循声望去，是一个年轻后生儿在买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一直看着他，他买好衣服走的时候我又跟他到一楼的大门口。我叫住他问是不是桑植人，他说是慈利人，外婆是桑植的，从小到读完中学都在外婆家里，现在常德工作。我虽然有些失望，但找找在长沙工作老乡的念头由此产生了。家的遥远、城市的孤独感，让我开始痴迷于寻找老乡、联络老乡的“业余爱好”。当年通讯联络不便，在城市里找人也主要靠写信。多方打听到的老乡，由于单位名称、地址或名字等没搞准确，寄出的信过

1 段时间后被退回那是经常的事情。有的没退回，但也没回复。原来，有的老乡收信后不知我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我要干什么，就懒得回复。所以前几年这件事进展不大。

1988年我担任了单位办公室主任，发信函、打电话更方便了，便开始了正式编辑《桑植在长沙工作人员通讯录》(以下简称《通讯录》)的活动。我设臵了统一表格，将已掌握的老乡资料(开始仅十来个人)列进去到处寄送，并深情致函希望大家广泛联络，把熟悉的老乡资料填写后寄回，便于我编《通讯录》。为增强大家的信任感，我详细介绍了自己，还在《通讯录》设计的封面打印(铅字机打字再油印)上醒目的“责任编辑王学刚”的字样。可能是这个举动起了作用，我收到的老乡来信一下子多了起来，打办公室电话找我的老乡也越来越多。这年末，《通讯录》中的人数就增加到了一百余人。

1990年，长沙市湘西民族联谊会(后称省会民族联谊会——以下简称省联谊会)成立，每年开展一次聚会活动。我将此作为联络桑植老乡的好机会，在积极参加活动的同时认识新老乡，不断扩充《通讯录》。

1993年开始，县里重视桑植在外工作人员的联系联谊活动，县委县政府等五大家每年初在长沙举办一次桑植同乡联谊联欢会(亦称团拜会、迎新春座谈会等)。使得在长桑植老乡联谊活动呈现出正规化、经常化的样子，很多邻县在长工作的朋友对此很是羡慕。我因在此之前做了那么些工作，已经有了“名气”，县里每次搞活动都是先与我联系，让我充当总联络员的角色。

二、桑植在长老乡联谊活动充满快乐

最早联络上的老乡基本上都是省直机关单位的。一是因为自己接触范

2 围所限，二是省联谊会当时的联络对象也是从省直单位开始的。后来，长沙市直单位、在长其它企事业单位的老乡也陆续进来了，望城、宁乡、星沙的老乡主动找到“组织”了。近两年，在株洲、湘潭甚至娄底工作的老乡也纷纷前来“入会”。目前，上了《通讯录》名册并有联系的老乡有四百多人(其中，厅级干部二十多人，处长一百多人，企业老总四十多人)。都是热心老乡联系联谊，具有浓厚家乡情结的骨干。

老乡们都习惯以“同乡会”来称呼我们这种联络机构，但实际上并没有正式成立这个组织。尽管成立很容易，省联谊会早就发出号召希望各县同乡多以省联谊会某县分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办个登记手续很简单。但我认为这个并不重要，老乡联系比较方便就可以了，成立个专门机构还是要制订章程规则、有专人负责具体工作，我们暂时条件还不成熟。关键是大家心里有这么个“组织”，有事找得到想找的人就差不多了。在这种状态下，老乡们叫我“秘书长”、“会长”我也没有什么盗用他人名义的不安，反而觉得很享受。

我们的联谊活动开展方式基本上是想找谁找谁、找不到就找我，并经常找理由多聚聚。我们聚会的主要理由有：⑴县里来人了;⑵新进老乡了;⑶老乡有“喜”了(主要在工作方面，如升职、晋级了，调动到更重要岗位了等);⑷县里有重要工作需要大家参与出力了;⑸好久没聚了;等等。

我总结并经常宣传老乡联谊的意义主要有：聚在一起说说桑植话，什么都可以讲，从而释放工作中的压力并从中得到快乐;扯些老乡及老家有些什么新鲜事分享快乐;老乡有要办的事看哪个方便帮忙大家共同快乐;谁出个新点子为大家制造新的快乐。

我特别注意并经常强调的是：老乡联络以不让老乡作难为底线。从桑

3 植出来个人不容易，老乡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老乡做好工作、干出一番事业，绝不能为一己私事给老乡添麻烦、出难题。我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来我绝没有让老乡在与我的交往中难受过或有过压力，我认为这是老乡们不讨厌我甚至比较尊重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我的收获与得意

几十年的老乡联系联谊活动，我作出的努力与贡献非常有限，但收获的却是无限的快乐和幸福，有些小事回想起来还会觉得开心与得意。

九十年代初开始，省联谊会每年组织一次湘西老乡都参加的大型联谊活动。尽管当时的活动内容就是逛逛公园，中午给每人提供一份盒饭(发餐票，用餐时凭票到指定地点领取)，但我将此作为桑植老乡聚会的重要机会。每次我都在活动前逐个通知每位老乡，约定桑植老乡碰头的具体地点，活动时走在一起。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我挤在人堆里为老乡“抢”盒饭(那时我还算年轻)、自己掏钱为老乡买了几件矿泉水等“事迹”还常常被老乡们提起，并被大肆渲染和扎实“传诵”!

老乡们联系上以后举办个活动，召集大家集中一下很是方便。县里每年一次的在长老乡座谈会，大家每次都到得整齐且踊跃。1999年11月的一天，从北京来长沙的廖汉生委员长想见一下在长沙工作的桑植老乡。我于午餐前接县领导的通知后马上进行联络，下午两点半就有在长工作的处级及处以上干部六十余人赶到了廖老下榻的蓉园宾馆。廖老非常高兴，他亲切地与大家话家常，讲桑植的过去及他亲历的桑植战事，并和大家合影留念。距今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当年与廖老共度一下午欢乐时光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常常为老乡们津津乐道。

关心和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自然是在长沙老乡联谊的重要内容。在

4 每年县领导召集的座谈会上，老乡们都踊跃为县里献计献策，不乏良方和好点子。为县里争取建设项目立项是省会老乡对家乡最有效的支持方式之一，我积极地参与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如我所在的省地矿局主动立项安排资金三百多万元对桑植全县境内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查，提供全面详细的地质矿产资料供县里招商引资等。

2007年上半年，在县里挂职的熊超群副县长找到我，想在交通厅为桑植争取一个公路建设项目，需要找在交通厅规划办的老乡钟新民。钟与我私交不错，是“同乡会”骨干积极分子，家乡情结很深。我们一拍即合，马上行动。从看资料选项目到立项申请报告如何写，怎样找相关领导陈述等具体细节，都是多次聚在一起反复商量。最终该项目立项成功，预算总投资2.4亿元。在当年省交通厅立项的所有公路建设项目中，唯独桑植这条为县道，其它全为省道建设项目。

对县里开展的一些具体工作和重要活动，老乡们也积极参与，必要时出钱出力。2008年上半年，为解决桑植贺龙教育基金会注册资金问题，县领导向延根来长沙要我在长沙老乡中组织募捐。我为此先后五次分别宴请不同的老乡，动员大家捐款。这件事我做得大张旗鼓、理直气壮。我的理由是：凡是能从桑植出来到长沙工作的，肯定是首先得益于桑植的教育。没有读过书的人不可能来这里工作，我们对桑植的教育感恩回馈理所当然。为教育捐款是最大的善举，为桑植贺龙教育基金会捐款更是我们无上的荣光!自己为了起个好的带头作用，也积极外出募集资金。最终募得拾万元人民币，通过我们集团公司财务直接转帐到贺龙教育基金会帐户。在长老乡参加这次捐款的有50余人，共捐款40余万元。参加在县里举行的募捐大会后得知，桑植贺龙教育基金的募集额已经满足了基金会注册的要求，

5 我从内心感到高兴。

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桑植老乡通过公选考试来到长沙工作，我对此权作自己家的喜事来对待。必定设宴招待，隆重庆祝，并详细询问有什么困难和需什么帮助。趣事之一是，小罗考到财政厅还没体检就找我“报到”了，当晚宴请并开展了娱乐庆祝活动。后来他常常说起，那晚太激动，通宵未眠，我给他开的豪华单间，“好大的床，睡不着……”。

逢年过节，我都会收到老乡们的祝福短信。今年春节，一位到省里工作不久的青年老乡发来一条让我十分激动的短信：“敬爱的王会长，因为您，让我们这些初到城市的山里娃觉得有个温暖的家。感谢您……”。这不就是我致力于老乡联络所要追求的目标吗?顿时，一种成功的喜悦、幸福与满足感油然而生!

(王学刚，男，土家族，桑植瑞塔铺人，现任湖南省地建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第四篇：乡音土语最关情

——钱健教授论南通方言的复杂性

文 /蔡茜

南通，似乎并没有沾到乾隆皇帝的“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的光，反倒是曾数年抑郁在南通“难通”的声名里，南通话亦是不为人所知。如今南通在快速“通”的过程中，南通话的生命力似乎已发出微弱的告急信号。南通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历史上吸引移民无数，从而方言错综复杂，十里不同风是不足为奇的现象。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南通话作为本土特色的语言该如何自处?本期的《南通印象》，就让我们跟随钱健教授一起来揭开南通地区方言的神秘面纱……

《南通元素》：钱教授您好，我们知道南通话是方言学中研究的重要对象，有些学者将它归为北方方言中的江淮方言，也有学者将其独立于江淮话和吴语。您看南通话有哪些特殊性呢?

钱健：方言是民族语言在各地的变体，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的作用下合成的，是一种地域文化的重要的信息载体。你说的南通话应该不是整个南通地区的话而是指在古称胡逗洲今称南通城及其周围的小片地区所使用的方言。相比较于其它地区的方言，这是一种很年轻的方言，至今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找不到与南通话相类似的话，因此南通话不是被整体移植过来的，它只是在胡逗洲-南通这一小片土地上生长、发育起来的方言。而胡逗洲从江口近海浮现并涨大到拥有河流等淡水资源，可以让人定居的历史也就一千多年;南通话还必须在胡逗洲上的人群进入稳定的农耕生活后才可能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化。我个人认为，南通话是一种以吴语和江淮话为底层成分，加上各地多种语言包括来此居住的流民与流囚的语言的影响而形成的方言。所以南通话分别兼有混合语以及南北语言的过渡语的一部分性质。我思考其余的特殊性如下：在语音上，有一些普通话不具备的方言音，如[kʻɑŋ]、[kʻuɑŋ]、[kʻuɑŋ]、[io]等等;其音域与普通话的不重合。在声调上，南通话后来引入四声的同时还保留了自己的一些入声、仄声等，所以南通话的声调多达七种。在词汇上，一些词的来源虽然有人论证了;但仍然还可商榷，例如表示人称复数的[nεn35]、表示臭味的[tsʻei]、表示极大程度的[mʌ xuæn35 ]和[mʌ 51kεn55]、表示摩擦和唱的[tsʻɔŋ]等等。在句式上，与主流汉语微有差异。我推荐“掼你不死”、“儿子家来”这两句;这是不同于普通话语法的句型。我设想有些词语的发音和句型，似可追溯到巴别塔之前，这可能是后来进入了南通话的某些古老语言的孑遗。

《南通元素》：南通市域的方言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但也有一定的融合，通东话与南通话虽然相互之间不能通话，却有着一些共同的方言词汇，这是否与通东地区长期为南通所管辖有关?据此，您是否认为行政区划对方言有较大的影响?

钱健：行政区域对方言的影响是微乎其微，这在其它地区或其它国家也一样。那么对方言影响最大的有哪些因素呢?第一是通婚。一旦一个家族里有讲外来方言的人进入，她或他就会对本家族的方言带来很多的新元素、新词汇、新的表达。由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父母亲说过的话孩子会一直牢记在心甚至至死不变。然后随着长大的子女再传给其子女，以致生生不息。因此，通婚是方言改变、方言间相互吸收融合的第一要素。第二是经济、技艺、教育和文化的交流。例如外地有人来南通州拜名师念书，老师一口方言;学归的弟子难免就会把它的若干内容带到自己的方言之中，带到自己的家族和生活中的小族群里面。再比如你跟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一天他让你找个东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老师傅说“郭个密细密细的”，意为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后来你回老家后遇到类似的场景，就可能自然地蹦出“郭个密细密细的”的方言。方言的一部分就在无形中被传播开去。第三是带强势文化的方言的影响。方言之间是不平等的，有的已成了官话，如一些北方方言。在封建社会，朝廷官话有时是以皇帝的家乡话为主要依据。想要进入官场或在仕途上走得顺当些，最好就是会说当时的官话。这种强势文化的方言渗透性极强，无法阻挡。

《南通元素》：通州的方言很复杂，而北三县的方言总体上更相似，您觉得这与地理环境有关吗?

钱健：准确地说是与地理环境的变迁有关。北面三县早就成陆了，这些地区的生产劳动稳定有序，居民生活安定。而南面的地区尤其是启东、海门以及南通南边的部分地区经常受到地理灾害——海潮的侵蚀，当地人称之为怪潮。那时一旦发生大怪潮，上升的海水就冲垮破败的堤坝，涌进陆地。最大规模的海水曾经一直淹到海安、如皋的纵深。怪潮一来，房子便被淹没，妇孺老人被溺死，存活下来的多是一些青壮年。历史上，今海门、启东、如东等沿海地区因发生怪潮而死亡的人数动辄以千以万计。海门县在元末时开始坍入江海，整个明代也一直不断地坍入江中。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海潮来袭，吕四等场三万余盐丁被淹死。次年，海门县剩余人口又被江海大潮淹毙了近一半。明嘉靖十八年(1539)，侵陆的海水高达两丈多，“溺死盐灶之民男女二万九千余口”。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土地大多沉入了海底，县城多次内迁，每次都被追来的江水和海潮摧毁，全县只剩下2200多人活着。清王朝不得不裁撤了海门县，把剩下的人口并入通州(南通)而设立了个海门乡，后又改为静海乡。土地和人民葬身于江海了，原来的方言就丧失了;直到18世纪初一些土地重新从江口近海浮出水面，江南人尤其是稍后为逃避清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的江南人蜂拥而来开垦，江南话被带来，成了今日的启海话。所以说南通东南境语言的变迁是地理的变迁导致的。启海话地区的成陆远比胡逗洲-南通城区还要晚，但启海话的历史却比南通城区的方言更为古老，在胡逗洲出现以前，作为启海话先世的吴语早已存在于苏南和苏中等地了。

《南通元素》：海门、启东境内都有两种差异较大的方言，通州境内有五种不同的方言，相互之间很难交流。在过去不流行讲普通话的年代是否产生过一些交流障碍，您能列举一下事例吗? 钱健：小地区内部不同的方言在进行交流时也会产生一些交流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有两类情况：第一是听不懂。几十年前我家下放农村时，一天，隔壁一位邻居过来借东西，说要借“薪燃”。我们与她手脚并用比划了半天才明白，她原来要借煤球。她说的“薪燃”就是煤炭，当时多制成煤球。“薪燃”必定是煤炭于20世纪中叶才使用于本地民家之后才出现的词汇。“煤”与“霉”同音，人们因回避倒霉、触霉头的意思，而用新造的方言词代替之。第二是误听误解。有一外地客人来到海门人家里做客借宿，该家的老太太堵在客人休息的房门前反复对客人说：“你要死，阿要死啊?”。客人很慌张，心里嘀咕老太太怎么还骂我要不要死啊?于是不敢吭声。第二天临走时，客人跟男主人说：“你家老太是不是讨厌我啊?还咒我要死啊。”男主人笑着解释：“我娘是问你要不要水洗澡;如果要，她就给你烧点热水”。沙地话中“水”听上去像“死”。像类似的交流障碍时有发生，但总体上不成大问题。因为我们民族的包容性很好，愿意忍耐和体谅。一些方言上的交流障碍在说明之后，就得到了解决。当今的社会是快节奏的，为了沟通的方便及时，一般还是使用普通话的比较多。

《南通元素》：南通的方言复杂多样，方言内部之间也是十里八乡话不同。今天的吕

四、余东一带的通东话与通州二甲、东社一带的通东话略有区别，海门镇、汇龙镇的沙里话与通州三余镇的也有一点差别。您觉得造成这些方言内部差异的原因有哪些呢?

钱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例如，族群间缺少通婚，往来交易较少;各族群的语言受不到外来语言的影响，就分别得到了很少有变化的保留、传承。又如地方人群的不同风俗也施加点影响。某先人本名霍光，很有名;在乡里做过很多好事，办学校，救济穷人，帮助埋葬其亲人无力善后的死者。后人及乡邻提到他时，出于尊敬而按习俗避讳，不说光，而用“亮”代替。久之，在小范围的人群内，亮竟成了光的代名词。经济方式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例如以前新沙地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较多，老土上的人信奉佛教、道教的多些。前者注重积极入世，开拓进取，不断尝试地变换着在新沙地上的种植和手工业经营等以追求最好;后者颇注重出世，能逆来顺受，讲究忍耐，以继承和固守好祖先总结的老土上的农耕等经验为妥当。过去两地人的经济方式有些差别，而他们方言中的词汇也竟有很大的不同。再如小群体的文化、癖好等有时也影响方言。如老沙地上有人会咒骂：“嗯咯七月半受香的”!意思是你不过是个死鬼。然而这话在新沙地上虽然同样用吴语讲，却很少有人能听懂;因为新沙地的启海人多信奉天主教，没有七月半烧香的习俗。当然，除了以上所举，还会有些造成方言内部差异的其它原因。

《南通元素》：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说普通话，而说方言的人也在逐渐减少。面对这一现象，您是如何看待方言和普通话两者之间关系的呢? 钱健：曾记得2005年时上海有过一阵挺热闹的对“方言的两难处境——要不要保护上海话”的争论。反对者和保护者都有着各自坚持的理由。我的意见是：宏观上讲，许多方言乃至一些民族语言的消亡，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大势所趋，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想还是要坚持以下立场：第一，要保护方言。方言包涵了很多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和人们的生活传统。要是放弃，传统文化的载体就有缺，未来子孙们与祖先的文化纽带就可能部分中断。第二，要鼓励说普通话。从官方立场来说，普通话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它剔除了不少旧时代的思维、词汇，以及全国多数地区难以学说的一些语音和声调，语法上也更多地采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成果，更加西化即欧化，更加复杂和准确;因此与清朝的官话和民国时的国语相区别。但是普通话虽然能帮助现代人方便地交流，它毕竟还很年轻，还不是一种很完备的话，还有不少缺陷。例如有些方言里的东西，用普通话就不好讲;再例如，普通话竟然缺少[kʻ i]、[kʻuə]、[ʐ Ą]、[ʐ ai]、[ʐ ei]等等几十种本属常见的发音。况且普通话在全国来说真正普及的程度还是有限的。而各地的方言是经过了千年以上的积累和洗涤，已被锤炼和运用得非常完美。若要用一种尚不完美的新生的语言完全取代完美的资深的方言，本身就是不合理、不科学的。第三，方言里有更丰富的音位和韵律。若把各种方言汇集到一起，其语音的种类是远远超过普通话的。多样的语音在音译外语、特定的思维训练、族群与文化的认同、训诂古代诗文等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方言是不应该被消灭的。第四，文明社会里，生活与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很重要的;认可方言的存在应是现代人思想进步的标志。文明不是全国十三亿人只认同一个普通话，这只会使得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单一化。现代社会要允许事物的丰富、多元和多彩。第五，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们不是选择性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是共存关系。过去五六十年代，中小学里为了推广普通话就宣传“讲普通话光荣，说方言可耻”;那时是一种需要，是权宜之计;但现在在普通话已经被推广的地区，就要理性对待了。现在交通很发达、人员流动频繁，学习与思想交流高速化;在此普通话已经万不可缺的背景下，一些方言已十分脆弱。它们要是在还没有被充分地记录和研究以前就灭绝了，那就太可惜了。第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有助于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已为保留方言准备了条件。录音和传播的设备在不断地升级完备，用各种科学方法来研究方言的人在增多，听记音、标注国际音标、语音测定、计算机分析等等的新手段被更多的人所掌握，这使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终能够保护好方言。总而言之，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应该让方言和普通话两者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