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薄熙来组织生活会

第一篇：消除薄熙来组织生活会

消除王珉、薄熙来恶劣影响的发言提纲

近年来，全省上下各级党委在肃清薄熙来、王珉恶劣影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今年中央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仍然明确指出了我省肃清薄王恶劣影响不够彻底的问题，这说明我们的工作与中央要求还有差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要进行深刻剖析和彻底反思，特别是要以这次巡视整改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一起抓紧行动起来，坚决彻底肃清流毒。按照党组关于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的要求，我进行了认真思考，查摆了问题，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整改措施。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汇报：

一、剖析和反思

薄熙来丧失了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党性修养，权力观发生严重扭曲，道德品质极其低下，抛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意孤行、私心作祟、野心膨胀，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纵容亲属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给党、给政府、给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王珉等人理想信念沦丧，无视党纪国法，道德品行败坏，无组织、无原则、无纪律，自行其道，肆无忌惮，大搞拉帮结派、官商勾结、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圈子文化，酿成了拉票贿选案，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和极其严重的政治危害，这个案件性质的严重性令人震惊，情节的恶劣性使人不齿，危害的巨大性让人痛心。

中央果断查处薄王案件，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现象和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坚定态度，充分宣示了我们党维护党纪国法权威和尊严的坚韧意志。

二、贯彻和落实。

要深刻认识消除薄熙来、王珉恶劣影响不是一般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坚决肃清薄熙来、王珉流毒，是坚决维护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决策部署和中央第六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的实际行动，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的具体体现。

要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和标准开好组织生活会。要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对照“四讲四有”标准，认真撰写发言提纲，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要深入抓好上级党委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第六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上来，统一到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坚决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消除薄熙来、王珉恶劣影响，为单位的全面发展和辽宁的全面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篇：围绕消除薄熙来、王珉恶劣影响的专题

组织生活会个人发言材料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始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的鲜明宣誓。因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也深深刻印在我们党员心中，矢志不渝。我党事业正如火如荼的发展中，人民正走在通往小康社会的大道上，可是有些同志，忘记自我，迷失了方向，做出了对不起人民的事。

2013年10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薄熙来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最依法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在近期，省委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全省基层党组织围绕消除薄熙来、王珉恶劣影响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可见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严重破坏了我党的政治生态，影响深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想彻底根除薄熙来、王珉的恶劣影响需要打“持久战”。持续学习党的最新理论知识，“跟党走”，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好办法。采取自查自评的方式，深度剖析自己存在的不足，制定完善的整改计划，严格执行，才能使自己有更大的提升。思想上要与党统一，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提升政治意识，彻底肃清薄熙来、王珉流毒恶劣影响。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道也。薄熙来、王珉的所作所为，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更对不起自己。作为党员就应该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意识，而不是为自己服务意识，方向走偏了，最终受伤的是自己。

第三篇：薄熙来告别大连讲话

今天在这里讲话，心情很不平静，因为和同志们工作了十多年，今天要画个句号，最后一次在干部大会上讲讲心里话。昨天晚上想了很多事儿，跟过电影一样，想起过去我们一块儿走过的路，一块儿开创的事业。

刚才，春兰同志代表省委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有丰富的内涵和殷切的希望。既有对大连过去工作的充分评价，又有对大连未来的深切的期望、提出了许多非常现实的，符合大连实际情况的要求。

这次组织上安排我到省里工作，是中央和省委的信任，也正像春兰同志讲的，更重要的是中央对大连工作，对大连班子的肯定。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感谢同志们所做的工作。我深深感觉到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对大连是关心的、信任的，在每一个关键的问题上，重要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及时的指导。

我35岁到金县，那时候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先是到省委组织部报到，由省委组织部同志从沈阳送我到大连，到大连以后住在大连饭店。我接触的第一个大连的同志是计委副主任施国良。当时，我跑到“天百”买了一个大皮箱，就到金县了。十几年前的事，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一样。我还记得买完皮箱一出来，对面有一个卖海鲜烧烤的在那喊“不热乎不要钱。”这句大连话，我的印象很深，十几年都忘不了这个小镜头。今年我已过了51岁，到7月份就是52岁了，在大连整整16年。我觉得，一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也最动感情的16年就是在大连度过的，今后无论走到哪我都忘不了大连。我跟一些同志讲，要讲感情，在地球仪上我最热爱、最喜欢的当然是中国这块版图了，在中国的版图上我最热爱的就是大连。今后，我得把辽宁加上。过去的16年，的的确确和大连的同志们有不解之缘。我1988年进到大连市内工作，1992年到政府大楼，1999年又到市委大楼，是同志们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理解和配合，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通力配合，艰苦奋斗，我个人一事无成。有了我们这支队伍，而且众志成城，我们才能够无坚不摧，无远不届。同志们可以回想，我们走过了很多路，迈过了很请登陆原创网站：多坎儿，克服了很多困难，有一件算一件，想起来当时都挺难。1992年，政府就遇到几大难题，供水不足的问题，西太平洋炼油厂的事，已经花了5亿美金，上不去下不来，一天还得付20万美金的利息。当时，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遇到很多困难，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的情况;还有乱集资的事情，先是孙洪翔，后来又出了一个刘家奎。想到这些事，老忘不了，当时觉得确实非常难，但是大家一使劲，也就过去了。正像毛主席诗中写到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大连在中国是一个很小的局部，但是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克服了很多困难。大连的干部确实是出力的，也是出活的，我深有体会。我经常跟外来的同志讲，你们不要表扬我，越表扬我越发烧，大连干部干了好活，我才受表扬。当然，怎么把大家拢在一块，也是要动脑筋的。今天要走了，我从内心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给大家敬个礼。

讲到“谢谢”，现在很普遍，谁作完报告都得来一句：“谢谢大家。”但是我今天的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集16年的感受，离别前的一声“谢谢”。这是这些年的集中感受，这谢意有多深，有多长，也说不清，反正非常真实。曾经有位作家讲：同一句话出在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之口和出在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的感觉、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算是步入中老年的行列了，我说这句话，品起来就非常有味道，就特别真实。今天早上有同志叫我“省长”，我一愣，还转不过劲儿，还很不习惯。我在沈阳开省里的干部大会，在省人大常委会议上讲话、表态，几次都不经意地把辽宁说成大连，嘴转不过来。有些同志讲，恐怕还得有半年的时间，才能校正过来。我觉得，我和在座的同志们不仅永远是同志，而且永远是战友。过去讲“情同手足”，其实回首人生，真正干工作能干到一块儿，想到一块儿，感情比手足情分还要深。我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但16年来每年就见一两次面，而我们班子里的同志，每星期都见，甚至每天都见，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责任，一块儿上火，一块儿使劲，一块儿研究问题，一块儿取得成绩，然后一块儿高兴，一块儿开心，感情是很不一样的。过去讲“远亲不如近邻”，其实近邻又远不如同志。“同志”这个词非常真切，就是讲的同一个志向，共同来工作，在工作中结成友谊。这绝不是官话、套话，是现实生活中非常真实的感情。我们的大家庭胜过很多小家庭。事实上，大连人民这几年一到春节，一到烟花爆竹晚会，都是走出“小家”来到“大家”，“大家”胜过了“小家”，这是大连非常可喜的、耐人寻味的现象。

我曾经讲过：“大连人民时时刻刻感动着我”，这里面有国企职工、下岗职工，也有中小学教师、医务工作者、环卫工人、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老大妈、出租车司机，当然还有各条战线的同志，可以说每一个同志都有感人的事迹，没有大家的配合，大连的结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过去的16年，我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存储了大量的图像和资料，这些大连人的图像、资料，平凡而又伟大，时时刻刻感动着我。我确实感到：有什么样的市民，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小时候就知道人民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今天我有特别深切的感受，大连人民的感情我是永志不忘的。

这几年，我们的干部累得不轻，有些同志说我有点铁石心肠。的确，在工作的流水线上，在政府、市委工作，来不及很细致地谈心，但是回过头看这段历史，我是挺感动的，我们这些同志可以很欣慰地说：我们没有虚度这段时光。中国沿海这么多城市都在谋求发展，但是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没有发展起来;老工业基地有这么多城市，有的起来了，有的没有起来。现在

多干部已经有了比较新的对外开放、合作的观念。

这三件事怎么做成的，我想有主要四个原因：

第一，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们创造了国内十来年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大好局面，没有这个大背景、大气候，大连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关键性的。

第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我跟同志们介绍过不少情况，省委、省政府对大连市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关切，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

第三，大连人民的共同努力，勤奋不懈，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原动力。

第四，各级领导干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驻军部队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区市县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有这样一支能够开拓进取、协调配合的队伍，才能形成今天的局面。“吃水不忘打井人”，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这方方面面的因素，要十分珍惜。从我自己来说，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并深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工作是非常幸运的。这几年，大连有了发展，领导们、同志们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相信有些同志论本领、论能力可能比我强，比我还适合当市长，但是有一个机遇问题。现在作干部一个是看你的素质，一个是看你的业绩，还有个机遇问题。一些老领导曾有议论：我们建国以后封了十大元帅，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有很多同志英年早逝，有很多同志战绩卓著、很有才华，但在战争年代被捕了、牺牲了，如果这些人能够活下来，封二三十个大元帅也是有条件的。中国革命是一个前赴后继的过程，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回到我们这么一个城市来说，也是人才济济，有很多同志有事业心，有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但是没遇到机会，也难以施展。正因为如此，大家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应该尽心竭力，不辱使命，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不做好怎么对得起大家。这几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让我写篇论文，我苦思苦想找不到好题目，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儿，当时脑子里比较空。但是到了大连，天天都有题目，好像天天都在作论文、写论文，在实践中有很多新的感受。大连就好比是我的一个大学，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我作为“大连大学”的毕业生正要走向新的岗位。

我自己了解，过去的工作中有很多的失误、遗憾，自己也有不少问题、毛病，回想工作初始的阶段，也有不少幼稚的做法，以我现在的认识，恐怕5年、10年前的有些事情我不会那么处置，可能会解决得更好一些。我对有些同志批评得过于严厉，让有些同志受不了。在“三讲”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多次，在此我再向这些同志表示歉意，好在我们走得不远，来日方长，大家今后还是一块儿共事。不管有多少矛盾、问题，但是我深信“廉生威，公生明”。从任职那天我就要求自己做个清官，要公道正派。一要干活，二要“干净”，这是为官之本。今天，只是我们事业的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今后大连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很多事情要做，一个城市的事业是永无止境、没完没了、越干越多的，而且干得越好，事也会越多，压力也越大。新班子的担子非常重，永金同志这班人任重道远，责任很大，但是他在过去的工作中有敬业精神，有能力，有责任心，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深信他能和大家团结一致，把大连的这方水土建设得更好，把大连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我也希望同志们都能真心实意地支持永金同志的工作。我自己的体会，做当家人不容易，矛盾高度集中，压力很大，俗话讲：“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每一个人不管有多能，都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也深信永金同志能发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

大连是辽宁的大连，大连应该在振兴辽宁省的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连今后应该起一个更好的拉动作用，有更多的创造，更快的发展，不断找到新的差距。在座的同志要不负省委的期望，一定要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一个城市的发展规律是，平台越高，机会越多，但挑战也越多。想在挑战和机会中取得进步，麻烦事多，动脑筋也多。对于强者来说，在新的平台上可以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但付出的精力也越来越大。今后的班子肯定是不会轻快的。现在各个城市的竞争就仿佛赛跑一样，但不是400米，800米，也不是1500米，是10000米，400米跑道要跑25圈，要像马家军那样绷住劲，一圈一圈地跑，要有长劲，也要有拼劲。总书记给我们题词“北方明珠生辉”，朱总理希望大连成为世界名城，大连有可能、有条件成为我们国家非常美丽的城市，而且是在重化工的基础上改造成一座清洁的城市。我们不能辜负江总书记、朱总理的厚望，一定要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努力把大连的事业办好，站在中国城市的前列。

春兰同志殷切地期望，说大连的事情办好，关键在领导班子，关键在在座的各位，而且还讲：中央、省委把大连托付给诸位。这句话说得很有感情，是语重心长。我们不论从党性出发，还是从做人的道德、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出发，都一定要尽心尽力把大连的事情办好。

今年是2001年，是“十五”的开端年，又是新世纪，这些简单的数码字给人一个概念，仿佛我们一切都重新开始。大连的前途是辉煌的，但要做的事情很多。古人讲：“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虽然离开了大连，但我会记住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奋斗的历程，也会记住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同志们，记住发展起来的大连。

年年搞春节团拜，同大家握手，今年不一定行了，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个早年，感谢大家!

第四篇：舍弃薄熙来：他们选择了刘源

刘源上将

1978年初的一天，北京起重机厂一车间铆焊工刘源，被工友告知：“有你的通知书他跑着去车间办公室。按惯例，车间办公室外边的窗台上，摆放着用皮筋扎着的一摞信。其中的一封，印着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的字样。

从这一天起，国家前任主席也是“最大的走资派”之子刘源，确定将迈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门槛。26岁的刘源历经跌宕的命运，在此再度转了一个紧要的急弯儿。

此时，距离刘源的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他的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78年12月，刘少奇的子女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释放王光美。1979年1月上旬，王光美方从秦城监狱被释放。)

刘源等到的这份录取通知书，比厂里其他考生的到得都晚。这份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信件，是他一生中和上学、读书有关的至关重要的第三封信。1960年8月，刘少奇、王光美(后排右一)与子女在北戴河，后排右二为刘源递信国家主席倡议废除高考制度距此大约12年，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同样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头。信是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学长托送的。这两个当时的优秀生，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很郑重，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

刘源1977年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毕业后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被授予武警少将警衔。1997年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2003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没过几天，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和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

史家论称：废除高考，是继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文革”的又一重要突破口。

1982年即将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刘源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参加高考提及当年亲手递出去的这封信，刘源摇头苦笑：1966年我递的信要求取消高考，11年以后，又是我写信要求参加高考。命运在这里向刘源，以及他们这代人，龇了龇牙，露出嘲弄的哂笑。这一次，刘源致信的对象，是“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恢复高考的消息不久即裹挟着人们的兴奋和期待在民间迅速流传。“我们在工厂一般大的工人，平时都在一块谈论。这一拨人都感到特别振奋”。或许还有机会，刘源想。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

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

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他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是年的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30年以后，阅历丰富的刘源分析当年拦他的原因时，已经很释然：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但人家不说。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30年岁月烟尘之后，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

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进去。

1978年高考阅卷语文组老师合影

他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属于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但如果没写这封信，后悔是一定的。

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这最后一个40人的考场相对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77级。

小平叔叔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许多年以后，刘源推测这封信流转和送达的过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面拆信的人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要把这个信递给邓老，看他怎么表态”。下面当个事情一级一级报上来，他就不好压了，越往上走越不好压。信就这样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这当然是个未经证实的过程。可以确切知悉的，是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

刘源和薄熙来二选一，北京师范学院录取了前者

师院历史系77级班主任周兴旺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周兴旺就代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此招生。

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在周兴旺的记忆里，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他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他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拿了刘源这一份。

“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重。”他知道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1977年新生开学典礼

录还是不录?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副主任崔耀先是老干部，被“三结合”进去的，经验丰富。在讨论会上，崔耀先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力。

他看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政治问题，变成体质问题。

刘源因此有机会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

周兴旺在见到刘源的一刻，内心酸楚。眼前的小伙子，一身紧袖口灰蓝色工装，已经显旧了。周想：怎么也是个国家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家里人落到这样。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

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周兴旺在1979年年初被借调至北京市委办公厅信访处工作，其间处理了一封吴晗之子的来信，反映考大学不被录取。周兴旺想，连刘少奇的儿子都录了，吴晗的儿子有什么不能录的?就把信递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手里。经林批示，吴晗之子顺利入学。

这算是北京师范学院录取刘源的一个附加成果。

1978年3月8日，刘源入学。起点公平的高考，让他的命运曲线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

刘源的大学之路，似乎充满着偶然。偶然的信，偶然的送达，偶然的批示，偶然地遇到崔耀先„„30年以后，忆及这些偶然，刘源非常肯定地说：那仍然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再早，想都别想;再晚，就不存在不让你报考”。

刘源的妹妹刘亭亭，78级考生，顺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小妹刘小小，79级考生，以当年北京市总分第

二、两门单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这些偶然，只可能发生在197

7、1978年。“四人帮”粉碎了，“两个凡是”还在，多年的禁锢未除，但松动已经萌芽。那是中国的惊蛰期。

在师院东风楼101教室，崔耀先有过一次迎新讲话，他说：我们这届招了997个学生，996个都是劳动人民子女，1个是“可教育好子女”。

同学们就相互打听，哪个?谁?谁是刘少奇的儿子?

十几年不见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在师院77级碰了面。开学第一天，同班的王宏治一进教室就看见了妹妹的小学同学刘源，俩人一通猛聊之后，王宏治还冲着来打听的同学说“不知道”，本能地替刘源遮瞒身份。

刘源在大学一年级领到的历史教材，扉页上还印着“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老师讲课，也会在批林彪、批“四人帮”的时候，批一下刘少奇。这种时候，低调的、规矩的大学生刘源，最通常的反应，是“不反应”。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彻底平反。

此时，刘源的大学生活，已经持续了大约800天。

师院历史系不是刘源的第一志愿。他最想上的，是北大哲学系，考分也够，但未被录取。他的父亲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

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今天，当年的直接受益者、目前已是解放军中将的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挽救了这么多人”。他提醒，更应该回头看之前荒唐的10年。

“历史证明，正确的东西总会回来。”但一个国家和一代人所付出的代价，都太过惨痛了。

对目前饱受抨击的高考制度，刘源也认为确实是有问题，需要改革。但他反复说，“不是没有砸碎过，全砸碎了更完蛋。”

1966年，刘源亲手递出的信里，就有“不破不立”的话。建议对高考作“彻底的改革”，“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都是这几年看着挺眼熟的言语。

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中，有必然重复的节点吗?

第五篇：薄熙来受审体现中央“打老虎”决心

25日，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就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予以数罪并罚。

无论是谁无论官居何位，一旦触犯法律必将受到严惩，薄熙案展示了中国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司法公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也才能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从之前公开审判王立军、薄谷开来，到现在审判薄熙来，都是这种法治精神的具体体现。

反腐败没有特权和特区，薄熙来案提起公诉更体现了中央“打老虎”的决心。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掷地有声的承诺体现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从刘志军被判刑到多个省部级高官落马，中央一系列反腐新举都体现出对腐败的“零容忍”，此次公布审判薄熙来的相关信息，是中央“打老虎”的一个有力举措，这是时代所向、群众所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