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特点

第一篇：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特点

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

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来源空间转载)

王羲之出生的西晋末年，直承三国和东汉，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两汉时期的书写媒质已经从金石刻凿和竹帛书写渐渐向纸面书写转移。以后，终于形成中国书法历史上“碑”“帖”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的内在原因，究本朔源，其实是因为材质不同而分派出“金石”和“翰墨”两大范畴。王羲之的时代，就处在中国书法由“金石”往“翰墨”过度的完成期。东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是张芝和锺繇。张芝的草书，锺繇的楷书，和以前的篆书、隶书并列为四，实现了中国文字的定型，也实现了中国书法书体的定型。现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述及张芝和锺繇的书法，如果再考虑到在两千年的岁月沧桑里，实际湮没的历史记录还会有很多，张芝和锺繇的书迹应该是可信的。

王羲之出生于西晋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对书法的学习和崇拜在家庭影响里就形成了。书法在东晋时期的士人群中，早就成为人人习摹、引为标榜的时尚，赵壹的《非草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东汉时期的书法普及状态。到王羲之的时代，门阀政治在社会生活里的地位和影响更趋彰然，书法艺术作为士大夫文化形象的表征，更出现一些煊赫的代表性人物。到晋王朝“渡江”之前，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是卫瓘、卫恒父子。张怀瓘的《书断》引述过卫瓘的自述：“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后来卫门传人、承其风范的女书家卫铄(茂猗)成为王羲之少年时的书法教师，王羲之从卫氏所得的是张芝一脉的草书传统。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邪王氏，这个家族在西晋末年的朝廷渐成举足轻重之势，“渡江”之后，王氏家族更成为一时无二的显贵。以后，因为王敦的谋反，家族几乎被毁灭。官威煊赫并没有让王羲之感觉多少幸福，倒是优越的社会地位为他的书法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学习条件。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在老一辈里是最有成就的书法家，王羲之从他得到了很多教益。应该说，对王羲之的书法形成影响最大的师尊是王廙和卫夫人两人。王羲之在五岁时便跟随自己庞大的家族从家乡南渡。在大规模的迁徙里，放弃家园，放弃祖宗陵墓，这对世居北方的王氏家族，是一次痛苦的远行，虽为贵胄，亦显仓皇。可为纪念的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在忙乱之中，没有忘记携带锺繇的书法名作《宣示表》。过江以后，此件传于王羲之。王氏家族对于书法的爱重，于此亦可见一斑。《宣示表》是锺繇的名作，也是可以寻绎的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早的楷书经典。这样，王羲之之前的中国书法的两个重要体系：张芝的草书和锺繇的楷书，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传承之绪。

王羲之书法的“变体”

从现存有关的王羲之生平和书法资料可见：他的作品大部分为

四、五十岁以后所作，早期作品比较稀少。王羲之最初得到书名是在他前往武昌庾亮幕府之前。王羲之一生，最为知重他的人应该是庾亮。王旷去世之后，王羲之与从伯王导一起生活，而王导和庾亮是政治上的对头，在这样的夹缝里，王羲之没有放弃他和庾亮、庾翼兄弟的友谊。在他们之间，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切磋，甚至互相竞争，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书法艺术方面，庾翼比王羲之出名还要早，他“每不服逸少，曾得(张)伯英十纸，丧乱遗矢，常恨妙迹永绝。及后见逸少与亮书，乃曰：‘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方乃大服羲之”(李嗣真《书品后》)。在没有印刷术和公共传媒的社会，书法艺术和诗歌辞赋的传扬一样，完全是作家个体之间的自然流布，在这样的自然流布里，也形成了“话语权威”。庾翼就是当时书法艺术方面的一个“话语权威”，他的服膺，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了王羲之的书名。这样的“传扬”，当然是和王羲之的作品的“传观”一起，在东晋社会的文化圈里发生影响。庾翼所拜服的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对张芝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羲之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晋书法艺术的标志，在于他继承传统和开创新体两方面的杰出表现。楷书在锺繇手里得到定型，但作品留传很少，以后楷书成为最重要，也最实用的书体，王羲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在继承锺繇楷书传统的同时，对原本偏于实用，最容易表现得死板、僵滞的楷书，注入了艺术性。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说：“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题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暇。”比王羲之时代稍晚的大量北魏墓志书法，是对锺繇书风的直接继承，而在几乎所有北魏书法里，基本上找不到行书，更见不到草书。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张芝所开创的稀若星凤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度成熟，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书作里得到融汇表现。在写出《兰亭序》之后的第三年，王羲之便辞官隐居，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恬淡自适的生活之中，也投入到书法艺术之中。

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国书法不可能由实用性装饰化往艺术性个性化转化;后世对中国书法的崇拜，多缘其涵蕴的艺术情趣，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关于书法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区别，孙过庭《书谱》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这里点出了草书是建立在技巧难度基础上的，如果不能把握“使转”的窍门，草书就不能成立，而楷书则以实用为主，即使达不到“点画”之精，还可以记录实用。在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以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写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书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

张怀瓘在《书议》里谈到王羲之的“变体”：献之十五六谓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王羲之对草书的追求贯串其一生。虽然有张芝的风范在前，但张芝之书，在“过江”之后已经稀若星凤，而“章草”作为程式固定的书体，对自由心性的发挥有很明显的局限。欲得精神之“宏逸”，欲“极草纵之致”，必须突破局限。王羲之的“变体”也是在少年才俊王献之的切磋推动下完成，而王献之在“极草纵之致”方面比乃父走得更远。王羲之的草书探索直到晚年还在进行之中，这就是他的《十七帖》，而《十七帖》中的大部分与章草异趣。蔡希综的《法书论》说：“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

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法的代表作。所谓“十七”，是因其第一帖《郗司马帖》起首第一句“十七日”为名。全部《十七帖》共廿九封书信，多是王羲之赋闲山阴后给远在蜀地的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十七帖》的一部分内容，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里也有收录，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安思远购回的《淳化阁帖》司空公本，为阁帖“最善本”，其中属于《十七帖》部分的《郗司马帖》、《朱处仁帖》、《七十帖》、《清晏帖》、《谯周帖》、《诸从帖》等，较它本刻拓精良，可为了解王羲之晚年书作的佳本。孙过庭的《书谱》讲：“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王羲之书法的晚年状态，其精神综合因素更趋饱满，是书法艺术以技法为核心的多种因素的全面表现。

以行书为代表的中和文化精神。

在王羲之的全方位书法艺术成就里，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行书。在中国书法的诸体中，行书一直不是独立的书体，但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却是行书产生了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带头，以后又有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是为“三大行书”。但其它书体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比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文化心理现象。关于行书的定义，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的论述：“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言简意赅：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模糊书体。张怀瓘在《书议》中对这种“模糊性”早做过阐释：“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王羲之正是在“稿行之间”的自由书写里发明了这种端严而可以归楷，“极纵”则可以入草的书体。王羲之的创造性和他的人生哲学，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状态和书法艺术的技法状态达到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文化精神里的意义，张怀瓘又在《书断》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敢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在所有的精神因素里，“动必中庸”是其核心。

王羲之既无法完全回避政治漩涡，又企望宁和闲逸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考里，才会产生《兰亭序》的精神。在赋闲的日子里，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日课，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信奉拯饥济弱的“五斗米道”，而儒家思想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他的生活里也得到体现。因为两晋时期政治的极端颠簸无常，士大夫的“兼济”思想多受到抑制，王羲之比较同时代的谢安等人，自谓“无经济志”，“独善”思想在他的生活里成分居多。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基础，使得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狂”“狷”之态毕显，而终以中正平和为归。文化建树和政治事功的不同，正在其浸润性和长久性。中国社会的长期线性维系，人心世道里的文化浸润发生着最恒久的作用。如果以书法艺术的技巧难度和美感刺激程度而论，草书应该是第一，在王羲之之前，张芝的草书已经达到这样的高难度和强刺激;王羲之对张芝心摹手追，但他最后的艺术面貌却是以《兰亭序》、《丧乱帖》等草书和行草为代表。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他接着就比较说：“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这样的比较，就是说：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书，而王献之的草书超过了乃父。比较王羲之和张芝，张怀瓘还认为;“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是“无所不通”的“全能冠军”，这略近于宋代的文化巨擘苏东坡;张芝的一帜读标，则略近于以“歌行”睥睨古今的李太白。即从个人性情的既刚直又平和而论，王羲之和苏东坡也都可以归于“中和”、“中庸”。在以前若干时期，“中庸”被错误理解为无原则，其实，“中庸”正是对规范信念的坚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是超越性质，“矩”是敛束性质，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发展，超越和敛束的关系，也是永恒主题。王羲之的书法风范和中国哲学精神的契合，正是其成为中国书法主流的内在原因。且看道学家怎样评价“二王”书法：“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这是明代“第一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里谈“二王”书法之论。道学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儒学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起到了禁锢思想发展的作用，曾经被革命文化深恶痛绝，但是，经过时代的颠簸，可以发现：它的“心”“性”“义”“理”之说，对解释人类精神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内涵，有其严密的思辨系统。艺术作用于人心的审美因素大于思想，在中国精神文化的框架里观察书法艺术，可以理解其构成的内在原因，而艺术毕竟是艺术，它又是以其独立的审美存在而存在。王羲之一生命运，多在“悲天悯人”之中，最接近于对艺术细微的体察。《兰亭序》文字的基本精神就是慨叹人生有限，时光易逝，功名事业，“俯仰之间，以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尽管王羲之早就崇拜老庄之道，以“服食”“虚静”为养生之术，但是“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愈是对生命之宝贵无限留恋，对生命之脆弱亦愈为敏感。王羲之的宦途，也可谓尽心尽力，但精神深处的隐逸思想无时不刻不在他的书法作品里表现出来。他的大量书作，若《远宦帖》、《频有哀祸帖》、《寒切帖》、《日月如驰帖》、《散势帖》、《不快帖》、《伏想清和帖》等，仅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精神状态。人生荣辱是最不能长久的倏忽，而心志的沉潜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迹。王羲之的心志就沉潜在他对书法“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般的探索里。

“二王”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就受到普遍推重，和他们同时代而稍晚的桓玄，是最先将“二王”书法辑为卷轶者，桓玄死后，二王书法亦多亡佚，但毕竟不会全部湮灭，唐太宗时代，摹写王羲之书法以赐大臣，所本亦是真迹。即使是在不完全的观摩里，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最高尚的评价。

对王羲之书法推重最显著者为唐太宗李世民，这是一个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对书法艺术有着深入实践和深刻理解的书法家，在他的高视阔步里，对王羲之却叹服无保留。李世民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论》这样讲：“此数子(锺繇、献之、子云)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扉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李世民之论王羲之，是在对历史上诸多第一流书法家的全面比较中做出的结论，将王羲之的全部书法艺术成就和这些一流大家比较，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全能冠军”。王羲之的篆书，现在再看不见遗迹，而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以精彩表现卓立于千古书坛。仅以王羲之的草书而论，他的《小园帖》、《桓公帖》、《行穰帖》等，也都在大草风范里表现出既奔放又蕴籍的风格。对王羲之书法曾经心摹手追的欧阳询更对李世民之说发挥道：“至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羲之一人而己”(欧阳询《用笔论》)。对世事近于悲悯，而在书法艺术里展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一般的壮阔恢弘，精神的永恒超越了事功的短暂。

关于《兰亭序》的争议及帖学的历史性徊徨

《兰亭序》是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最得唐太宗李世民的珍爱，其死后同葬昭陵。唐太宗生前命工书大臣等将《兰亭序》摹拓多本，留传世间，这些，历代著述源续有自。因为王羲之真迹难寻，后世书家不乏假冒伪托，对《兰亭序》及其它“二王”作品的真伪，也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1965年，郭沫若先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以东晋时期的书体还在隶书时代，不可能出现《兰亭序》一类行楷书为主要依据，否定其为王羲之所作。文章发表以后，书法学术界呼应者甚众，只有高二适等几位先生著文反驳。在双方谁也拿不出确切物证的情况下，都只能各依其对中国书法历史的观念和知识进行推断。高二适先生当时就以唐太宗《王羲之传论》所记为据，对唐太宗著录的王羲之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的真实性确信不疑。高二适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辩》1973年版下编第9页)。诚然，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上世纪中叶以后的时代话题，其基本标志是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又加上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对学术的垄断所致。郭沫若先生曾经申明：他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并非否定《兰亭序》本身的书法艺术价值，他自己曾经多次临写《兰亭序》。他认为：《兰亭序》应该是王羲之的后人僧智永所书。其基本思想，就是把《兰亭序》的书写时间从王羲之的东晋时代推后到僧智永的齐梁时代。而其指斥对象则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重臣”。此论如果成立，《兰亭序》的书写时间推迟一百来年，对中国书法史的整体规模并不构成致命性损害，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王羲之的时代既然不能出现行草书，那么，王羲之、王献之的其它作品呢?张芝、锺繇的作品呢?难道都是伪托?对这一关乎中国书法历史总体意义的大问题，仅仅出于“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固然也可以得出认识，但还是不如从对书法艺术的直接鉴赏分析得到的结论更为贴切。以《兰亭序》为例，比较确切为僧智永所作的《真草千字文》，不难看出，智僧所书，较《兰亭序》的风雅独具，字势遒逸，还不能同日而语。后世确认的仿作“二王”的能手是米芾，如果将米芾的最为精彩的作品和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观察，可以说，他也还达不到“二王”的水平。后世对“二王”作品的所有评价，都是建立在以《兰亭序》、《十七帖》等作品为对象的鉴赏基础上的。如果这都是些伪作，那么，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这些评论家兼书法家如张怀瓘、孙过庭、苏轼，是不是都错了?倘若如此，中国书法的全部审美基础都要动摇。还有一个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对王羲之书法最为推崇的李世民，在他的时代书法艺术可以成为进身之阶，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身居高位，书法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有人能够写出王羲之那样的字，又何必假冒?自己拿出来向李世民表白，岂不比将盛誉隆名白送给前朝名人更加实用而自然?再则，李世民这样能够创造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超前照后的人杰，难道在他最钟爱的书法艺术方面会容忍欺骗?“二王”书法的流传，在唐太宗贞观时期，还有2290纸，到宋徽宗宣和时期，还有243帖(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宣和书谱》)。历代对“二王”书风的阐述评论，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这是中国书法历史发展的基本状态，这样一个状态的形成，并非人为生造，也不是任何臆断可以改变。

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永恒意义

王羲之书风在初唐时期受到唐太宗推崇，但在中唐时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其《石鼓歌》中有句云：“羲之俗书逞姿媚”。因为韩愈的文名，此说在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清人吴德旋在其《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书家之病，昔人论之详矣。退之性不喜书，固未知右军书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扬之语耳。后人误看，遂若右军之书真逞姿媚，而欲以吴兴直接右军，非唯不知右军书，亦并未解昌黎诗意矣。”

韩愈对王羲之的轻蔑，表现的是一种偏执的美学观念。以敦厚雄壮的石鼓和王羲之的翰墨逸情做比较，以力度为圭臬，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认识就不能不发生偏移。在韩愈之后，欧阳修也发生过这样的困惑，他在《集古录.王献之书跋》中说：“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欧阳修在对南朝书风缺少高文大册表示不满的同时，也无可回避地谈出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朝书风的艺术性之所在。“百态横生”而“意态无穷”，这不正是个性心态在书法表现里最完美的状态?艺术成分的浓淡高下，在独立创作和工艺复制之间的比较，在“逸笔余兴”和“高文大册”之间的比较，本来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任何好的艺术，在人类漫长的心理发展的历史里，也不免遭遇某一时期或某些人群的审美疲倦，韩愈在追求其“瘦硬盘空”的审美风格时，以视觉表面的“力量”衡王羲之书法，致出“俗书趁姿媚”之讥，就是这样的审美疲倦的表现。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集古录》谓‘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持平。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

诚然，雄强书风，在南朝也未必找不到，陶宏景(贞白)的《瘗鹤铭》，论“雄强”就不比任何“北碑”逊色，如果不是晋朝禁碑，以王羲之写《乐毅论》、《黄庭经》的功夫，“高文大册”当不在话下。这里，关键问题还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理解。正是在一种“矫枉”心态下，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碑”“帖”之争。“碑”体书法当然是中国书法大观里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其审美表现主要是通过刻凿工具来完成的，较之“二王”书风的自然潇洒，在体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方面应该在第二义。而且，追求表面的“力度”、“雄强”，又和“富国强兵”的社会政治诉求相连类，以实用精神曲解复杂的文化精神，这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本质认识普遍偏颇的原因所在。刘熙载又说：“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是处。”“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这就点明了“力”与“韵”浑然一脉，方得书法艺术之至美，而作为艺术表现，任何以“力”为强调而无“韵”之功，都是不可能达于人心感动的。其实，就是大力倡“碑”的康有为，在其大量“矫枉”而未能“持平”的议论里，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也有肯綮之说，他在《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里说：“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康有为的文化观念，较之韩愈，有更多偏颇之处，但对“二王”书法的评论，他则以“雄奇”“古朴”等审美风格特征的肯定，直接回应了韩愈的偏颇。

观王羲之晚年病中之书，亦可证明书法艺术的内在精神与体力并非直接关系，长期的修养，技巧功力的纯熟，可以超越体力状态，依然得到刚强有力的艺术表现。历代书论家早对韩愈的偏颇批评周详，但直到今天，因为艺术审美心理的疲倦，求变而难得其途者，往往还是对王羲之书风发生歧见。这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精神内涵的歧见所致。

王羲之书风的最大意义是开创了文人书法艺术的审美风格，对以后中国书法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无可替代。将时代遭际里的个人命运、个人情趣融会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环境，以笔墨技法宣泄挥洒，成为一个时代文化心理和文化形象的标志，在漫长的中国社会里流衍为大量文化人的精神寄托，“二王”的书法艺术就有这样的底蕴和作用;他们的书法艺术所代表的文化，并非“高文大册”的庄严沉重，而有心灵抒写的自由，它揭示着中国文人“悲欣交集”的精神世界，在千古莫易的帝权社会里成为自寻解脱的潜流，在生生不息的文人心境里成为难以泯灭的主流。精神潜流和文化表现的主流，其间关系复杂幽徊，在日益开阔的世界文化格局里表现出无比的魅力，也发生经常持久的困惑。总体言之，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具有中国古代封闭性文化发展的线性特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到“二王”时代具有了几乎全部外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以后的中国书法艺术，基本上是对“二王”书法的传承、阐释和反拨。反拨的因素至当代而愈益明显，如果说“兰亭论辩”多出于政治性的发难，其发也速，其解也悄，而当代以“表现主义”、“形式构成”等西方现代美术观念为底蕴的“现代书法”，则是出于现代文化心理对中国书法文化线性发展逻辑的颠覆。中国书法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线性发展，其实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化心理的综合性表现，它有表现的、形式的、结构的因素，更有人生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这些内在因素，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中国书法的“基因”，而“现代书法”，可以说是在试验“转基因”，因为其“基因”是现代西方表现派绘画艺术，虽然加入了中国文字的某些结构特征，它可能形成新的品种，却无法具备传统中国书法的内在因素。只是片面抽取某一因素而发挥，就可能离开书法艺术的本质而成为“非书法”。世界文化正是在交流中才发现并且承认不同渊源的自身价值，中国社会的长期封闭性质阻碍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当交流不可回避地日益发展之际，中国文化所包括的书法文化，其本质意义当然应该是其原本的“基因”意义，而非被改变了的意义，其实，从文化本位出发的世界性阐释，出来都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本质意义十分尊重的，不尊重民族文化最烈者，从来都是出于民族文化发生的内部困惑。中国社会的近代演变，就经历了剧烈的精神颠簸和文化困惑。经过了百年文化心理的曲折，在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澹定里，对中国书法的本质认识，对其以文人化为表现特征的个性心理发展在民族文化发展里的价值意义的认识，成为中国书法理论的迫切课题，而对于中国书法发展中有代表意义的“二王”书风的认识，并不因为其历史的久远而失去意义。世界文化越是发展，民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就越是彰明，对其外延内涵的理解和研究就越具吸引力，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王羲之所代表的书法艺术风范是永远不会过时

第二篇：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及启发

王羲之的艺术成就及其启示

摘要：王羲之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座高峰，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以天才艺术家的勇气和博大胸怀，集百家之长，博采秦汉以来篆、隶、楷、行、草等诸体之长，融于自己的书法之中。他以他极高的天赋才能创新了新书体，达到了书法美的极限。千百年来，王羲之的书体作为中国书法的主流立足于书坛，历代文人、书家无不奉之为圭臬，赞其法书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关键词：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启示

一、 王羲之其人

“唐诗，晋字，汉文章。” 文赋盛行于汉，诗歌辉煌于唐，而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书家辈出，书体纷呈，在书法艺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王羲之，便是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号澹斋，东晋时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座高峰。公元303年，王羲之出生于西晋末年的琅琊临沂县的一个名门望族。王氏家族是当时“王、谢、郗、庚”四大家族中的第一大族，其家庭地位显赫，世代为官。王氏家族名人辈出，堪称代代书香和“书法世家”。王羲之5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不久后父亲失踪。年幼的王羲之虽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渐得庶风”。7岁随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书，并结识了众多文化名人，博览了秦汉以来的名帖，学习前辈书法大家的书法艺术。他极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以天才艺术家的勇气和博大胸怀，“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博采秦汉以来篆、隶、楷、行、草等诸体之长，融于自己的书体之中。详察古今，精研书理，“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成功地把楷书和草书结合起来.把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创新了刚劲中正，妍美流变的新书体，达到了书法美的极限。

二、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的创新

晋代书法上承汉魏流风遗俗，而有重大发展和变革，尤其自东晋起，书法开始转向自觉追求妍美流便的书风，充分张扬个性。其中“书圣”王羲之在吸取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变汉魏朴质书风，开晋后妍美劲健之体，创楷书、行书和草书之典范。具体表现为：

(一) 楷书方面的创新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王羲之在楷书方面对钟繇的楷书“俱变古形”，为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钟繇的楷书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但是王羲之在钟繇书法风格的基础上融汇各家之长并加以创新，所书楷体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

(二) 行书方面的创新

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它简洁、开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王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尚残留隶书那种横平竖直的书写习惯，用笔起伏、顿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带;书写速度较为平缓，近于匀速，风格占拙质朴，不脱钟繇法度。王羲之后期的行书作品，风格大变，面貌一新。代表作有《兰亭序》、《丧乱帖》、《孔侍中帖》等，这些作品笔画体态都有生动的欹侧之势。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的风神。同时，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如他的《兰亭序》，笔法变化丰富，笔力劲健，速度匀畅，形态纤美适度、自然含蓄，结体冲和安祥，不激不厉。

(三) 草书方面的创新

王羲之以索靖的《七月廿六帖》为学习草书的蓝本，同时王羲之的章草在王导、王廙的教导下书写十分精美。但是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章草，而是今草。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代表作有《十七帖》、《初月帖》、《长风帖》等。

三、 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总的说来，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并不是戛然独造，横空出世，无论是草书、行书、楷书都是他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以他自信的天赋创造出来的艺术瑰宝。经过他的总结与创造，盛行于汉魏士大夫间的草、行、楷书体都幅然一变，无论是结构姿态还是笔法体势，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妍媚和新奇。王羲之是书法艺术求美致新的集大成者，他的新体书法是一个博大的风格体系，“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比，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后世书家，无论是“古典的，浪漫的，惟美的，伦理的”，“都把他当作伟大的典范，每个书家都可以在其中汲取他们需要的东西”。

王羲之书法重意尚韵，书法技巧及书外情趣的融合，达到登峰造极境地，并且能够融人世俗，这样不仅使王羲之书法自产生以来就被其生活年代的人们推崇与学习;还让其书法得以广泛 流传，使王羲之书法在我国书法界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王羲之后的百年间，成为影响南朝书法主要之一，并逐渐浸染北方。他的楷书一脉在唐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广，初唐书家欧、虞、褚、薛均源王羲之真书，后立颜真卿在王羲之真书基础上又加上北朝碑体的刚烈之质，一变其“妍媚”风格而为“雄 浑、博大、伟岸”之风，成为继王羲之后的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行为一派，王羲之原来行书蕴含着“公正”和 “欹侧”的两个方向，以后成为帖学两大派系的来源地，其后书家如智永、 虞世南、褚遂良等继承其平和一路;而献之、李世氏、米芾、董其昌等则发展其欹侧跌宕一脉;他的草书，自王献之向中唐的张旭、怀素，其飘逸的书风一路推进，到中唐卷起狂草之波澜。

王羲之书法在中国书坛影响力至深至远，从而使其“书圣”地位从未有过动摇。

四、 启示

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有许多，有外部因素，比如其家庭良好的学术氛围;但最重要的是他自身的精神品质以及其极高的天赋才能。

王羲之的勤奋和坚持是世人皆知的，也有许多小故事表现了他具有这般品质。入木三分的笔力让木工惊叹;王羲之因练习书法过于认真而吃墨的小故事;以书换白鹅也是为了从鹅的行走姿态上参悟书法执笔。在王羲之的身上我学会了真正的热爱和真正的坚持。

王羲之也是一位善于学习的天才。他以天才艺术家的勇气和博大胸怀，集百家之长，博采秦汉以来篆、隶、楷、行、草等诸体之长，融于自己的书法之中。他以他极高的天赋才能创新了新书体，达到了书法美的极限。在探索书法艺术的路上，他不断借鉴前人的书体长处，加以自己对书法的独特理解，便能创造出极美的字体。这种取人之长不断学习的优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他的坚持和努力，他的不断进取，所以王羲之的成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参考文献：

于若溪：浅谈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 J ]，美术教育研究，2013(4)。

王玉梅：论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 J ]，改革与开放，2011年(08)期。 刘占召：王羲之传[ 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第三篇：书法小故事： 王羲之题扇——绍兴题扇桥与躲婆弄来历

书法小故事：

王羲之题扇——绍兴题扇桥与躲婆弄来历

江南地方，水秀山青，人杰地灵，流传许多人文掌故，民间故事千古传承。

话说，在浙江绍兴有一座桥，名叫题扇桥，还有一条弄堂叫躲婆弄，诉说由来，这可是大有来历，据说这与中国历史上最著的大书法王羲之渊源颇深，具体故事，且听我一一讲来。

大家都是知道，南方的天气潮湿，经常是阴天多雨。据说，有一天，王羲之正走在当地一座小桥上，看见一位老太太在卖六角竹扇，看那竹扇有些发霉，尽管价格很低却仍无人问津，老太太愁眉苦脸，王羲之看着可怜，决定帮下老太太，就问她：老婆婆，生意如何啊? “客官真会说笑，你看这些发霉的竹扇，有谁会要啊，今天一把都没卖出去，这样下去，家里都没米下锅了„„”老太太无奈地说道。 “没关系，我教你个办法，保证你的竹扇能卖个好价钱。”说完，王羲之提笔便在老太太竹扇上写了一些字。

“别，弄脏了，就没人买了!”老太太急忙阻拦道。

“您别着急，我写上字的扇子，你只管吆喝王羲之题扇，每扇百文，概不还价!” 老太太半信半疑地喊了起来„„

突然就引来了一大群人争相购买，一大一会，所以题过字的竹扇一抢而光。

第二天，老太太又背了一些竹扇坐在桥头，专等王羲之来，求他题字，羲之心想：昨日本想帮你一小忙，今日却还想用我的字来赚钱。但他也没办法，只得又在老太太的竹扇上写了几个字，竹扇又卖了个好价钱，很快卖光了„„

打那以后，老太太就经常在桥头等王羲之，为了怕老太太再让他题字， 王羲之远远地避开，穿过旁边一条小巷子走掉。从那以后，这条小巷就被称为“躲婆弄”，而那座桥也成了著名的题扇桥。

素材来源于浙江民间故事，由去哪学整理发布，图片来自网络。

第四篇：绘画艺术的特点

一、 教学目标：

通过这堂课的学习使学生们对绘画有一定的认识，了解绘画艺术的种类及其特点、绘画所应用的手段，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眼光。激发学生观察、分析、探求的学习激情.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第二部分是…)

重点：使学生正确掌握绘画艺术的特点，并对中西方绘画的区别有切实的感受、认识与理解。 难点：根据其绘画的特点，怎样去欣赏作品，以及怎样让同学们提高审美的能力。

三、教学过程：(第三部分是我的…)

首先组织教学，导入新课：绘画是一种大家非常熟悉的美术形式，提出让学生说出他们最喜欢的绘画形式，举例回答，并说明为什么最喜欢这些形式。鼓励学生通过思考、回忆，尽可能多说几种形式。

2、绘画的种类：(随后引出第二个教学重点…)

分别从绘画材料的不同和描绘对象的不同，向同学们展示《群马图》(徐悲鸿)、《带黑帽的老人》(荷兰伦勃朗)、《圣亚布拉恩教堂》(郁特里贡)等相关图片让同学们仔细观察、分类。最后由教师按工具材料和技法分类做出总结。

3.绘画与美术其他门类的根本区别：(本章节的第三个教学内容是…)

绘画与美术其他门类的根本区别在于作品的平面性。从欣赏的角度，绘画艺术具有以下主要特点：首先展我会示图片《有鲑鱼块与柠檬的静物》与画面只有一块红色单色的图片。问同学们，同样是在二维空间上的表现为什么前者能让人有三维空间的感觉。

然后我会展示图片《有鲑鱼块与柠檬的静物》、《错误的镜子》总结再现性绘画描绘的精确性与表现性绘画展现主观世界的多样性。

最后我会展示图片《群马图》、《荷拉斯兄弟的宣誓》(法国古典主义画家达维特)、《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赵延年版画)、《春》。提出问题：每种不同画种的作品都有它自己的艺术美，请同学说说自己对上面每个画种的艺术感觉。同学们发言后我再总结不同画种的艺术美。

4.由于中西方绘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工具材料的不同和受社会、宗教、哲学以及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影响，使中西方绘画自成体系，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我会讲述在造型手段上和空间处理方法上中西绘画的不同区别。然后展示作品《泉》、《有鲑鱼块与柠檬的静物》、《太行丰碑》、《李白行吟图》(南宋画家梁楷)根据所学中西方绘画体系区别，从造型手段和空间处理方法上分析、理解上面几幅作品，从而增强巩固学生所学知识。

5、总结回顾:(最后是我对本章节的…)

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们了解了绘画的种类、绘画艺术的特点、中西方绘画的区别，从而提高学生欣赏绘画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板书设计：

(1)什么是绘画(2)绘画的种类(3)绘画的艺术特点(4)中西方绘画的区别

第五篇：艺术的特点及功能

古代文学中

文章分：史体文、诸子文、骈文、古文、小品文

戏曲分：诸宫调、北曲杂剧、散曲、南曲戏文、传奇

小说分：志怪、志人、传奇、笔记小说、变文、话本、拟话本、章回小说 现当代文学主要分以下四大类

一、小说

根据篇幅的长短，小说分为长篇、短篇和中篇。

按照内容的不同，小说可分为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谴责小说、心理小说等。

按照体例格式，则可分为书信体小说、日记小说、章回体小说、系列小说等。

二、散文

有叙事、记人、状物、写景

散文之分根据内容和表达方法的不同，散文可分为叙事、抒情、议论三类

三、戏剧

从戏剧的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一般可分为话剧、歌剧、舞剧和戏曲答案补充

四、诗歌

文字、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任何可以表达美的行为或事物，皆属艺术。 艺术种类

艺术的种类繁多，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艺术分为以下一些类型：

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艺术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美术是一种空间艺术。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艺术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美术是一种视觉艺术。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艺术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美术主要是一种静态艺术。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艺术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美术是一种造型艺术。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艺术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美术中既有表现性的，也有再现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艺术”与“美术”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在东西方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概念和使用它们。

一般来说，根据表现手段和方式的不同，艺术可分为：

表演艺术(音乐、舞蹈等)

视觉艺术(绘画、摄影等) 造型艺术(雕塑、建筑艺术等)

视听艺术(电影，电视等)

语言艺术(文学等)

综合艺术(戏剧、歌剧等)

比较新的分法，则根据时空性质将艺术分为：

时间艺术 空间艺术 综合艺术。

电脑艺术

电脑艺术是指以电脑科技为基础的，艺术与电脑技术相结合的，一种崭新的艺术创作手段。

凡是一切与电脑有关的艺术创作~也可以叫CG，CG包括二维、三维的，静止画、动画(movie)，从自由创作、服装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规划设计、工业设计、电视广告(CM)到网页设计，可谓包罗万象。 艺术专业分类

美术(绘画、设计、雕塑、建筑)、音乐(声乐、器乐、舞蹈)、播音主持、表演、戏剧、等都是属于艺术类的，艺术类形态有很多很多。主要分为静态艺术和动态艺术两大类别。

艺术的社会功能

艺术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艺术生产是通过创造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

艺术具有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多种社会功能，但审美价值却是艺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特性。艺术始终把创造和实现审美价值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作为自己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功能。

● 德国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此字原为艺术史与批评的专用语，意指不再把自然视为艺术的首要目地，以线条、形体和色彩来表现情绪与感觉作为艺术的唯一目地。表现主义电影则发源于1920年的德国，此种电影中的演员、物体与布景设计都用来传达情绪与心理状态，不重视原来的物象意义。《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1919)即以运用这种手法而闻名。之后德国表现主义的风格影响到默片时代的一些好莱坞电影与1940年代的黑色电影，其它如希区考克与奥森.威尔斯亦受表现主义的影响。

● 形式主义 Formalism

文学、艺术或戏剧中专强调形式与技巧而不强调题材的表现手法。起源于1915年的俄国，因为莫斯科语言学圈及诗语言学会的成立，反对俄国革命前处理叙述材料的传统方式，转而重视艺术语言形式的重要性，逐步影响到当时的各艺术领域。在电影表现或分析上，形式主义强调不同形式的运用可以改变材料的内涵，剪接、绘画性构图与声画元素的安排都是形式主义电影工作者的兴趣所在，如1920年代的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等均是此种主义的支持者。1930年代中期遭斯大林主义的压迫而停止在俄罗斯的发展，但对后来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有很大影响。 ● 印象主义 Impressionism

1920年代法国的电影创作者路易.狄吕克团结一批有才气的导演，如亚伯.冈斯、哲敏.杜拉克等与一些在商业电影上已取得成究的电影导演，想在影片公司老板出于商业考量而拍摄的影片中进行改革，以提升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渐衰微的法国电影。但其努力没有得到制片们支持，1924年狄吕克死后运动即告失败。一些人走向商业片，另一部份则走向前卫派道路。由于狄吕克的一些理论与创作概念与后来法国前卫电影运动有紧密联系，所以印像派电影大都被认为是前卫电影的前奏或直接归入前卫电影。重要作品有冈斯的《车轮》(1922)、狄吕克的《狂热》(1921)杜拉克的《西班牙节日》(1919)等。

● 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t film

1920年兴起于法国，主要是将意象做特异的、不合逻辑的安排，以表现人类潜意识的种种状态。路易斯.布纽尔的《安达鲁之犬》可以算是早期超现实主义电影的经典作品。而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兴起旨在反抗写实主义与传统艺术，领导人安德烈.布列东的一篇宣言中提到：「一种纯粹的心灵自动作用，在此作用之下，试着以语言、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来表现思想真正的运作情形。」后来超现实主义成为实验电影与地下电影的重要源头，如美国的玛雅.黛伦与肯尼斯.安格。商业电影中超现实主义并不是主要派别，只出现在个别导演的电影中，如伍迪.艾伦。

● 新写实主义 Neorealism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一个电影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罗贝多.罗赛里尼、狄西嘉、鲁奇诺.维斯康堤等。这类的电影大主题大都围绕在大战前后，意大利的本土问题，主张以冷静的写实手法呈现中下阶层的生活。在形式上，大部份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大量采用实景拍摄与自然光，运用非职业演员表演与讲究自然的生活细节描写，相较于战前的封闭与伪装，新写实主义电影反而比较像纪录片，带有不加粉饰的真实感。不过新写实主义电影在国外获得较多的注意，在意大利本土反而没有什么特别反应，1950年代后，国内的诸多社会问题，因为经济复苏已获抒解，加上主管当局的有意消弭，新写实主义的热潮于是慢慢消退。

● 法国新浪潮 New Wave

原本是没有严格界定的新闻性用语，指1958与1959年间一批法国新导演所拍摄的格调清新，频频获奖的首部作品。后则被广泛运用，概括了法国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期的新电影制作与创作倾向。这些新导演有很多都是《电影笔记》杂志的影评人，如高达、楚浮、夏布洛、侯麦、李维特等。他们崇尚个人独创性，表现出对传统电影的高度自觉，并用其作品体现「作者论」的风格主张，不论是题材还是技法都与传统电影大相径庭。混合利用传统电影类型与好莱坞导演风格，来实验剪接与结构上的新形式。由于重视拍摄的自由度，往往只凭纲要性的脚本拍摄，喜欢即兴与自发的拍摄方式。而其主题上则带有存在主义的色彩，如亚伦.雷奈的，《广岛之恋》与高达的《断了气》均是这类影片。新浪潮这个词自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与法国结缘后，常被拿来形容其它国家新兴的电影制作活动和电影复兴现象。如捷克、匈牙利的新电影，1960年代的波兰与1970年代的德国新电影。

● 真实电影

1950年代末开始的，一种以直接记录手法为特征的电影创作潮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尚.胡许与美国的大卫.梅索。这些倡导者自言他们的灵感来自苏联的吉加.维多夫的「电影真理报」，较大的差别在于真实电影的事件更完整与单一，因此更具有剧情片的情节。制作方式上，以直接拍摄真实生活，不事先写剧本与用非职业演员，影片由固定的导演、摄影师与录音师三人完成为其特点。法国与美国的真实电影最大不同在于法国可让导演介入，如尚.胡许的《夏日记事》(1961)，而美国的真实电影则强调导演置身事外，不干涉事件进行。这样电影拍摄手法要求导演能准确的发现事件与预见戏剧性过程，摄制动作要敏捷与当机立断，而这种方法必然限制了题材的选择方向，因此纯粹意义上的真实电影的作品很少。而真实电影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给一般剧情片的创作提供一个保证最大限度上的写实性。高达在他很多电影里面进行主观介入是直接搬用真实电影的方法。

● 第三电影 Third Cinema

泛指第三世界电影工作者所制作的反帝、反殖民与反种族歧视、反剥削压迫等主题的电影。其具体主张由古巴导演费南多.索拉纳斯与奥大维.杰提诺在1970年代初期合写的《迈向第三世界电影》(Toward a Third Cinama)一文，他们称资产社会依其封闭与被动的艺术观所拍摄的电影商品为「第一电影」，作者电影、巴西新电影、表现主义电影等强调个人经验的作品为「第二电影」，「第二电影」是第一电影的一条出路，但是已是体制的极限，而在革命中产生，与体制对抗的电影则是「第三电影」，亦可称为解放电影与游击电影。这两位导演强调「第三电影」必须是制作体系无法吸收，且异于体制的须要。在《迈上第三世界电影》一文中，作者提到：「摄影机是影像/武器的无穷征收者，放映机则是一秒发射24格的步枪。

● 巴西新电影 Cinema Novo

指巴西在1960年代兴起的新电影运动，特色是以低成本的方式，创造有地方色彩的电影文化，以挣脱外来，尤其是北美电影文化的主导形式。他们对于国家、社会现实的观点较为犀利，美学原创力亦非常丰富。最早以葛劳伯.罗恰领导的电影合作社方式经营，重要导演还有鲁伊.盖拉、尼尔森.皮瑞拉等。他们的电影既反映了社会现实，也极力寻求大胆甚至古怪的美学风格，如罗恰的《黑神白魔》(1969)等。在海外影展亦有不错的成绩。巴西新电影曾被激进左派批判为太重美学意义，并在发展上与电影工业互相唱和。此外，巴西的观众仍然较喜欢重娱乐的商业电影，对于新电影较不接受。1964年巴西军事叛变，检查制度变严，而重要创作者如罗恰到海外拍片，所以新电影运动没落。但巴西新电影对于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以电影运动有不少的影响。

● 德国新电影 New German Cinema

1960年代初出现在西德的一次旨在振兴德国电影的运动。1950年代西德随着经济的复苏电影亦蓬勃发展，但内容逃避现实，贫乏单调，1950年代末到1960黏代初电影业陷入低潮，连国际影展的参加资格也没有，受到当时法国与英国等国家新电影的影响，便产生了德国新电影。1962年的「奥伯豪森」西德短片电影节中，有26位导演一起发表了「奥伯豪森宣言」，发起人大都是只拍过短片的年轻导演，宣称要与传统电影决裂，要运用新的电影语言并且从陈规陋习、商业伙伴与某些利益团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不过宣言运动开始的前三年由于资金缺乏，只拍出一部电影。1965年取得政府协助，成立「青年德国电影管理委员会」资助青年导演拍片，到1967年总共拍了20多部电影，并在国际影展中获得肯定，因此德国新电影声名大噪。但这初期的德国新电影并没有法国新浪潮那种轻松放任的感觉，反映的世界不是豪无希望，但也没有明确出路，因此在国内不受欢迎，很快又限入危机。1975年新电影运动再次出现高潮，原因是政府的资助法作了更改，变得有利于青年导演;电视台开始资助年轻导演拍片;1971年之后，德国创办了自助性的电影摄制与发行机构「作家电影出版社」与「新德国剧情片制片人工作协会」;美国大片商也注意到德国新电影并开始投资。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时期出现许多人材：法斯宾达、荷索与温德斯等。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富有特色，在国际上也获得很多肯定，但是在国内仍不受欢迎，于是第二次高潮又再次陷入沉寂状态。1979年新电影运动再次复兴，这得力于法斯宾达的《玛丽布朗的婚姻》与雪朗多夫的《锡鼓》在国内票房上成功，使德国新电影摆脱国际上得奖而国内不卖座的局面，1979年之后运动声势更为浩大，成为西德电影的主流，在人们心中已成为一个流派的标志。

● 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

指以写实主义电影风格拍成的纪录片，和「真实电影」的摄制有许多共通处，如以真实人物及事件为素材，客观纪实的技巧，及避免使用旁白叙述等。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的唯一差别，在于直接电影视摄影机为安静的现实纪录者，以不干扰、刺激被摄体为原则;真实电影则使摄影机主动介入被摄环境，时而鼓励并触发被摄者揭露他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