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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娟毕业论文范文
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平纵线形设计张丽娟
摘要：本文结合某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际，通过设计中采用的平纵面拟合方法的阐述及运用分析，提出了相关控制原则，为设计者在公路改建设计中提供设计思路。
关键词：平;纵断;多圆复合曲线
1、概述
某高速公路为某省会城市环城高速，功能极为重要。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该高速公路的交通流量日益增加以及该高速自身在高速公路网中作用、功能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对该高速进行彻底扩建。
改扩建工程设计成功与否离不开项目与周边规划的有机融合，更离不开优秀的平纵面设计工作。
2、平面设计
对于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平面设计的主要工作是对原道路的平面拟合设计，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拟合后的平面以及事故黑点分析，对现有平面提出平面是否需要进行优化。本项目拟合后个别路段指标不满足120km/h要求，因项目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平面指标调整工程代价巨大，经过多方比选论证，将设计时速由120 km/h调整为100km/h，基本维持既有道路平面设计。
2.1理论依据
目前国家尚未发布关于公路平面拟合精度要求，本项目结合行业扩建项目控制原则以及《公路路线设计细则》(尚未发布)中有关规定，对于一般路基段落平面拟合误差控制不大于20厘米，对于明桥(涵)等构造物误差控制不大于10厘米。对于个别路段难以全部满足上述要求时，抓住主要矛盾，即控制构造物、互通区的拟合精度，个别曲线路段适当放宽，以保证拟合线形的连续性。
2.2控制因素
平面拟合设计一般以桥梁、隧道、互通立交等为主要控制因素，本项目位于平原区，控制主要因素是桥梁和互通立交。
2.3拟合方法
设计对中央分给带两侧边缘点进行测量，测点间距不大于20米，对于个别路段每10米或5米，通过设计软件进行拟合，拟合结果参考原路竣工图纸并对比1：1000地形图进行校核。
公路平面线形主要由直线和曲线组成，平面拟合采用的线形必然离不开直线、曲线。本项目在平面线形拟合中主要采用最小二乘法及多圆复曲线拟合法，对于长大圆曲线采用单圆难以拟合时，采用了多圆复合曲线线形。拟合时首先用测量的平面点数据拟合出直线和圆弧，然后在直线和圆弧间反复试增设缓和曲线，直至缓和曲线段的平面拟合误差满足规定要求。
2.4平面拟合结果
经过以程序为主、手工干预为辅的拟合手段，高速公路平面拟合统计分析结果是正负误差分布情况基本上呈现正态分布，具体情况是实测有效数据中94.7%的点位拟合误差小于0.1m，点位误差绝对值不满足拟合原则的仅占比0.5%，说明该高速公路平面拟合精度控制非常好，拟合手段有效。
3、纵断面设计
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中纵断面拟合至关重要，纵段拟合的优劣影响工程造价及施工难度。优秀、合理的纵断面拟合，既能充分利用既有工程，降低工程造价，又能有效加快项目施工周期，降低施工难度。
3.1理论依据及原则
纵断面拟合标准同平面拟合一样，均无明确规定。本项目采用目前设计上常用的按左、右路幅分别控制拟合，以有利用原路面结构层的直接加铺的路段为主要控制，尽量做到“宁填勿挖”。纵面拟合的设计误差控制超挖不大于1厘米，最大填高不大于3厘米，对于明桥(涵)等造物控制误差为0～3厘米。
3.2拟合方法
纵断面拟合设计中根据高速公路中央分隔带边缘线的测量高程数据、横断数据以及桥面散点高程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纵坡拟合。拟合原则是以不宜台高的明桥(涵)构造物为主要控制点，桥头采用顺坡方式进行拟合。纵面线形拟合以实测数据为基础先拟合出直坡段，然后在直坡段间增设竖曲线。
3.2.1一般路段纵断面拟合
传统的纵断面拟合只采用左右幅原设计高出地面高程作为基础拟合地面高进行纵断面拟合。本项目在纵断面拟合中充分考虑横坡状态，形成“面”拟合，充分贯彻“宁填勿挖，严格控制最小填高”的原则，降低工程实施难度及造价。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实测数据拟合横坡
根据实测的逐桩横断面数据，分别计算断面左、右幅的横坡值。但因施工、路面病害维修等诸多因素，路面横坡具有一定的离散型，故此根据路线单元分段进行统计分析，结合平面条件，在满足超高及路线规范的前提下，合理选用具有代表性的横坡数据。
(2)计算横断最佳控制高程
根据控制的最小加铺厚度以及拟合横坡在横断面中的辅助线，逐一计算出左、右线路面在不铣刨情况下的最高点高程，此高程即为最佳控制高程。
(3)推算纵断面地面线
根据最小加铺厚度、最佳的控制高程以及其在横断面中的相对位置等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横坡，推求纵断面设计线位置的的地面线数据，并将其作为纵断面拟合的依据。
(4)左右幅纵段对比调整
采用软件自动拟合后的左右幅纵段要进行相同点位的高程对比，对比原则是控制相同点位高差不宜过大，原则上按不大于15厘米为宜，如超出需结合左右幅的精度情况进行调整。
3.2.2特殊路段的纵断面拟合
特殊路段中比较典型的是长、大桥梁路段。如长大桥梁路段粗放的采用常规曲线进行拟合势必造成大量点位铺装厚度增加或变薄，而桥梁桥面铺过厚增加结构荷载，过薄又给降低了结构使用寿命、增加施工难度。故此，设计采用了连续、流畅的“高次抛物线方程”法对其拟合。
3.2.3拟合路段误差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正负误差分布情况基本呈现正态分布，具体情况是实测数据有91.12%的控制点位误差在0.05米以下，控制点误差绝对值大于0.1米的仅占1.81%，说明该高速公路纵断面拟合精度控制非常好，拟合手段有效。
3.2.4 纵断面调整
原高速公路的路面结构强度满足规范要求，为降低工程造价，路面结构方案基本上是在局部病害处理后在进行加铺。但对于该高速一类的扩建项目，因项目距离城市较近，难免因项目周边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远期规划要求，对于制约城市发展的路段进行必要的增设通行构筑物或者抬高纵段设计。
本项目多处纵断面进行了较大调整，虽然增加了一定的工程造价，但是充分体现了公路全方位服务设计的理念，为营造和谐社会，顺利推动项目实施奠定了基础。
4、本次设计的不足
(1)高速公路过境的重载车辆占比较高，造成局部段落横向出现凹陷，设计测量阶段考虑测量通行要就及测量安全对于路面仅进行四点测量，对于凹槽部分测量精度不足，造成路面加铺量存在一定误差。
(2)路面设计中未能充分考虑施工期保通期间造成单幅通行压力过大而造成的路面病害加剧，致使路面处置费用增加。
5、优化思路
(1)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数据采集精度。结合现有国内改扩建经验及现有的测量、设计软件，可采用先进的车载激光测量结合数字模型，采用先进的数据计算分析系统，提高纵断面拟合精度，进一步减少路面加铺工程数量，从而达到降低工程数量。
(2)做好施工期交通组织并以此为依据，推演路面病害发展性状，做好路面病害预防性设计。
6、结束语
“细节决定成败”在高速公路改扩建的平纵拟合设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先进的数据采集手段，优秀的拟合软件和具有极度富有责任心的优秀设计者，一定能设计出超一流的扩建工程。
参考文献：
[1]交通部.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06)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
[2]交通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03).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
[3]沈苏平等.谈公路平纵组合的灵活性.湖南交通科技，2005
[4]莫海鷹等.旧路改造中平面线形拟合的理论探讨.中南公路工程，2005
第二篇：从李慧娟案看我国法官的法律解释权
摘 要：由李慧娟案引发人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当上位法与下位法冲突时的如何解释问题，还涉及到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法官是否有权解释法律的问题。尽管我国尚未确立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但学术界已基本认可法官审判案件时可以进行法律解释。本文拟通过李慧娟案探析我国的法律解释现状，提出构建一个合理法官法律解释体制的建议。
关键词：李慧娟案;法律解释权;法官
一、我国法官是否具有法律解释权
(一)案情简介
2003年，洛阳市中级法院法官李慧娟因在一起民事案件的判决中触犯人大“尊严”，受到被撤销其审判长职务和免去助审员的“严肃处理”。 2001年汝阳县种子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代为繁育杂交玉米种子10万公斤，后来伊川县种子公司未能如期交付种子。2003年初汝阳县种子公司诉至洛阳中级法院，要求赔偿。由李慧娟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9.7万元。其理由是：“《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对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认为，洛阳市中院的行为，“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最终洛阳市中院党组撤销李慧娟审判长职务，并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资格。 [1]
(二)李慧娟对法律的解释有其必要性
法官要为他的判决提供充分的理由，以明示其当事人的裁决是最正当的就必须充分地讲明道理。因为，“任何提出法律主张并期望为他人接受的人，都必须提出论证充分的论述”， [2]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才作出各级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判决中要充分说理的要求。法官的判决，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可见，法律解释权是司法机关的“自然权力”，问题在于法官是否说得合法、合理。 [3]
同时，法官在判决中进行法律解释和推论是司法过程所必须的。1803年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时所说的：“应当强调的是，确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机关的权限和职责。那些把规则使用于具体案件的人们，有必要对规则进行解释”。 [4]所以，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对同一案件都具有管辖权，而它们又处于相互冲突的时候，法院有权按照一定的原则选择其中的一个或两个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但同时必须在判决时说明理由。无论是怎样的案件都应当对适用的法律进行说明，法律必须解释才能适用，法律解释是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案件之间的“桥梁”。法官处理案件和适用法律，作出判决，都应当有充分理由，因此本案中，李慧娟对法律的解释是必要的。
(三)我国法官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法律解释权
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官以法律解释权。目前首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实际做出的法律解释非常有限，实践中最高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是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法官作为法律适用的主体，与法律解释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却被排除在法律解释的有权主体之外。
实践中需要法官解释法律。法官的任务是适用法律去解决纷繁复杂的现实纠纷，将应然的法律规范与实然的案件事实相结合从而做出有效的个案裁判，但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逻辑决定过程，“因为事实与规范处在不同的层面，它们是判断形成过程的‘原材料’，未经加工，它们根本不可能相互归类，规范属于抽象性、普遍性定义之应然，事实则属于杂乱无章的无定型之实然，”[5]法官需要将抽象的法律规定与事实连接起来，已经法律规定对事实加以判断并最后做出判决。
二、法官在实践中解释法律的基本特征
(一)法官的法律解释是一种实践性的个案解释。法官的法律解释发生于具体案件的适用过程中，法官针对具体个案从事法律解释的工作，法官的法律解释与具体个案有密切的关联，脱离具体个案谈法官的法律解释没有任何意义。伽达默尔说：“解释的任务就是使法律具体化于每一种特殊情况，这就是应用的任务” [6]拉伦茨亦说：“解释乃是一种媒介行为，藉此，解释者将他认为有疑义文字的意义，变得可以理解。对于适用者而言，恰恰就是在讨论该规范对此类案件事实是否适用时，规范文字变得有疑义。”[7]法官的法律解释区别于学者的纯理论解读，法官的法律解释不仅伴随具体的案件适用而产生，而且以解决实际生活中具体的社会纠纷为目的。
(二)法官的法律解释是一种规范性解释。这表现在法官法律解释的必要前提是具有规范性，法官的法律解释并不是法官随性的解释，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规范的文本或条文的可能意义范围内按照法律的精神进行，判断法官法律解释的正确与否并不是依据领导的权威意志或者多数人支持，而是依据法律规范本身的意义或者价值。
(三)法官的法律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官法律解释的结果(即判决)，具有规范当事人行为的作用，在法官做出解释之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争议，并不确定，但一旦法官做出了判决，即使可能是错误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已经确定下来，非经法定程序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正如达维所说：“最终，法律是什么将最终取决于法院对它如何决定” [8]在西方国家，即使立法机关也不能否认法院的法律解释，若立法机关不同意该解释，它可以修改法律、更换措辞，但不能直接就该解释问题对法院发号施令。
三、如何在我国构建法官法律解释的合理体制
经过对上述案例以及我国现实情况的分析，可以确定的是实践中法官的法律解释是必不可少的，提倡法官的法律解释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这样可能会导致出现法官会滥用法律解释权而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放弃构建合理的法官法律解释体制。
(一)法律应赋予法官法律解释权
法官要成为法律解释的主体，首先要从制度上赋予法官法律解释权。目前，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决定了解释的有权主体集中在权力机关中，实践中法官个人的解释往往被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决议等非个人的面目所掩盖。赋予法官法律解释权，将实际中存在的法官法律解释行为置于合法化，形式上看是赋予了法官法律解释权，实质上却可以更加有效的利用或者监督法官的法律解释行为，保证法官法律解释的结果。中国的法律解释问题具有其独特性，“我们的‘法律解释’也不是一个发现和理解意义的过程，而只是一个界分权力的过程” [9]。在中国，法官的法律解释不仅仅是一个方法、技术的问题，更是一种制度问题。
(二)法官应具有专业的法律解释技能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中国法官法律解释的构建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除了建立和完善基本制度外，还要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建设者，所以法官主体的构建是中国法官法律解释体制的关键部分，法官要完成法律解释的伟大任务需要拥有深厚的法律专业基础知识、高尚的职业道德水准、丰富的生活实践经验，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法官的法律解释是一种价值性解释法官要想行使好法律解释权，不仅要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
(三)法官法律解释应有严格的形式
法官法律解释的外在文本表现就是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换个角度看，如果法律解释不能落实到判决理由上，那么一切便成为空谈”。 [10]法官的法律解释只能针对个案，其解释也只能体现在判决书中，且要让社会普遍认识并接受法官的法律解释权的存在，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说将其展示给社会，所以法官法律解释的文本建构就是要加强判决书说理的改革。法官在判决书中应尽其所能的把其解释思路展现出来，把其对法律解释的依据、方法的选择及其理由说清楚、说明白，使判决的结果与法官的解释活动直接对应。这不仅是构建法官法律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合理的制约法官法律解释的滥用，保证司法公正。
(四)赋予法官法律解释权应同时规定合理的约束机制
无论什么权力都必须被合理行使才能正常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一旦被滥用，后果将不堪设想。法官的法律解释的自由裁量权也一样。
首先应有法律的约束。法官的法律解释必须以制定法文本或者条文为出发点，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时应坚持对法治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自觉接受法律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即使法官必须进行价值评价或利益选择时也不能脱离制定法的文本或者条文。同时对审判过程中滥用解释权、徇私舞弊的法官必须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保证法官的公正、廉洁。
其次应有司法系统内部的约束，即法院和检察院的约束。在我国司法机关中，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官法律解释的约束当然离不开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对法官的法律解释的监督主要表现在监督法官是否以制定法条文本身为依据，是否做出不合理的解释。此外法院也应当加强对法官不合理法律解释的引导和约束。
最后应有群众的约束。人民对司法过程的参与可以有效的约束法官法律解释。在司法审判中，除了法官外，律师和当事人也是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律师的参与更有利于加强对法官法律解释的约束，法官在解释过程中可以参考律师合理的解释意见,律师对法官的不当解释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有效监督。此外，我国除了个别案件外都进行公开审判，人民可以旁听，新闻媒体可以采访拍摄，这从更广的范围内扩大了司法民主，加强了对法官法律解释约束，其中传媒的作用尤其突出。我们应充分的利用群众的力量，对法官的法律解释进行有效的外部约束，让法官的法律解释真正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 郭国松.法官判地方性法规无效：违法还是护法[N].南方周末，2003-11—20.
[2] 【荷】伊芙林.T.菲特丽丝著.张其山、焦宝乾泽.法律论证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5.
[3] 薛佐文.法官在法律解释中的权力[J].西南民族大学报，2009(07).
[4] 焦洪昌、李树忠.宪法教学案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
[5] 郑永流.法学方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2.
[6] 【徳】伽达默尔.直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423.
[7] 【徳】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17 .
[8] 【法】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比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54 .
[9] 郑戈.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J].法律解释问题.北京：法制出版社，1998：67 .
[10] 季卫东.法治秋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97 .
作者：裴依菲
第三篇：中国古代学子的毕业与毕业礼
【关键词】毕业 毕业礼 科举 学制
无论古今，学子们要举行毕业礼，基础是完成学业“毕业”。那么，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呢?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本文将一一论述。
何为“毕业”?古代学子的毕业标准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有一个在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古代学子们并没有明确的毕业期限。夏商时期的学校制度无史料可考，西周“官学”——国学的学制，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有记载，当时的学生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艺”，十五岁入“大学”，培育道德素养、学习“修齐治平”之道。至于学子们何时毕业，《近思录》中说：“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这些学子们需经过长达25年的学习生涯，直到四十岁才能踏入仕途，但这并不意味着25年就是固定的毕业期限，因为并非所有“大学”学子都能够步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没有入仕的学子，即使学习的时间足够，也不能算是“毕业”。
西汉武帝时，在都城设立“太学”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立“五经博士”为教官，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太学”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由太常进行选拔，《汉书·儒林传》载：“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各郡县地方高级官员推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学子经荐举进入太学后，每年参加固定的考试，成绩优异者即可取得做官的资格，“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从而顺利“毕业”。结合西周官学与汉代太学不难看出，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在政府官学学习的学子们不论年龄长幼，亦不论学习时间长短，从学校毕业的唯一标准就是入仕为官。
隋唐以降，随着科举制度兴起，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唐代有六大官学，皆隶属于国子监，对所招收的学生有年龄规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针对学习不同儒家经典的学子，官学也规定了不同的修习年限，如果学生没有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将被除名。对于在官学或地方私学就读的广大学子来说，科举是他们进入官场的必由之路。此时，他们毕业的标准由“入仕”转为“及第”，而每一届科举考试也就成为了这些学子们的“毕业考试”。
宋承唐制，在唐代科举的基础上增设殿试一级，学子们只有通过殿试才能真正称之为毕业。明清时期，基本延续了这个标准，而又有其时代特点。此时，考中进士仍是学子“毕业”的正途，但因国子监监生的地位提高，学子们即使没有考中进士，只要进入国子监继续读书并通过考核，也能够取得做官的资格。清代还开设博学鸿词、孝廉方正等制科，作为选拔“非常之才”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但不变的是，学子们的毕业标准仍是入朝为官。
“毕业”之际：古代学子的毕业礼
中国古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及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科举中式、入朝为官，成为学子们的毕业标准。对于古代学子而言，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这才算真正“毕业”，是登科学子人生之大事，从学子到学校、官府都视之为举足轻重的大事而欢庆。那么古代学子的毕业礼都包含着哪些庆祝活动呢?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设以来，至明清时期，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逐步成型，中国古代学子们的毕业礼也就围绕着这些重要节点展开。
序曲：为举人而设的“鹿鸣宴”。自隋唐到明清，按照科举体制，中国古代学子们通过解试(即乡试)成为举人，并于次年赴京参加省试(明清时称为会试)。在解试放榜后，地方官员便会为这些举子们举行盛大的“鹿鸣宴”，庆贺他们通过解试，同时也预祝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省试中“高中”。“鹿鸣宴”是脱胎于周代“乡饮酒礼”的一种宴会形式，这类宴会多演奏《诗经·鹿鸣》以助兴，“鹿鸣宴”之名由此而来。比起传统的、并不十分规范的“乡饮酒礼”，“鹿鸣宴”增加了《诗经》的演奏环节，更具文化品位和“敬老”“尊贤”的文化功能。不过，规模不小的“鹿鸣宴”只是古代学子毕业礼的序曲，重头戏要到会试结束后的放榜之日才拉开帷幕。
正礼：从谢恩、拜谒礼到朝谢、“簪花”。古代进士的“正礼”，近似于今天的毕业典礼，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唐代，在会试放榜后，新科进士要结队拜谢会试主考官以感谢其拔擢之恩。五代人王定保编纂的《唐摭言》记载了初始的唐代学子们谢恩的情形，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拜谢流程：首先，由新科状元带领及第的进士们前往礼部列队而立，报上姓名，等待谢恩。接着，状元在主事的引导下与主司(即主考官)互相行礼并致谢辞，随后学子们依次向主司行拜谢礼。三日后，再行一次拜谢礼，这次主司可以和进士们交谈，并一一指出他对进士们的引荐之处，进士们则对其提携表达感谢之情。新科进士们等到皇帝的敕命下来，就要前往中书省，完成拜见宰相的仪式——过堂。面见宰相的流程与拜谢主考官类似，仍由状元致辞感谢宰相的栽培，随后状元以下的进士们一一报上姓名并致谢意。
宋代，殿试正式成为科举建制。学子们在会试之后还要经过殿试才能正式成为进士。为了防止结党营私，宋代明令禁止新科进士向主考官和宰相谢恩，所有进士及第者均为“天子门生”，此前流行的“谢恩”“过堂”等礼仪也都变为由新科状元率领及第进士上谢恩表，朝谢皇帝。元明清三代基本延续了这一礼仪。明清两代又在进士中选取优良者点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清代，新科进士们先行朝谢，之后前往国子监拜谒祭酒和司业，国子监祭酒和司业则在“彝伦堂”为这些新科进士们举行“簪花”仪式，可视为清代学子的毕业典礼。这与今天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授予学位时的“拨穗”仪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盛宴：種类繁多的宴会礼。在正式、严肃、繁琐的正礼之外，新登科的学子们还会参加同年进士之间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毕业”宴集。一是曲江宴。在唐代，最为出名的“毕业”宴集就是“曲江宴”。它是一种泛称，唐代有相当多的宴会均在曲江岸边举办，各地均有曲江亭，进士们就在亭中举行宴会，其中又以“闻喜宴”和“关宴”最为出名。闻喜宴，是学子们在听闻及第的喜讯后，所举办的庆贺宴会。唐代，闻喜宴主要是及第进士们的私下聚餐，属于民间性质的宴会。但到了五代时期，朝廷开始出资举办闻喜宴。《旧五代史·唐书》记载：“敕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逐年赐钱四十万。”此后，宋代延续了朝廷出资办闻喜宴并予新科进士钱财赏赐的做法。“关宴”则是新科进士在参加最后的“关试”后举办的宴会，也是他们参加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毕业”宴会。“关宴”由学子们自行出资筹办，宴会中众学子往往饮酒斗诗、歌行酒令，将宴会氛围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关宴”也是同年登科的学子之间的告别宴会，蕴含各奔前程的离别之意，故亦称“离宴”，这与现代的毕业宴会有相同之处。
二是琼林宴。宋代出现的“琼林宴”，是专为新科进士们举办的宴会，从“闻喜宴”演变而来。与唐代闻喜宴不同的是，“琼林宴”的规格更高，是皇帝親自参与的“国宴”，因赐宴在著名的“琼林苑”而得名。在“琼林宴”上，新科进士们会将各自的籍贯、三代等情况记录下来，形成类似今日简历一样的档案进行保存。明清时期，多将“琼林宴”称之为“恩荣宴”，其仪式内容基本不变，“琼林宴”的形式得以传承下来。
三是鹰扬宴与会武宴。“曲江宴”“琼林宴”都是专为新科文进士们所举办的“毕业”宴会。同样，武科发榜后也会举行“毕业”宴会进行庆祝。武举乡试发榜后，会举办与“鹿鸣宴”对应的“鹰扬宴”;武举殿试发榜后，则会为新科武进士举办“会武宴”。“鹰扬宴”的得名，出自《诗经·大雅》“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称颂姜太公在牧野战场上威武善战，如雄鹰展翅，“鹰扬宴”以此为名，来勉励新科武举人们。“鹰扬宴”的流程与“鹿鸣宴”大致相同。清人吴荣光在其《吾学录》中记载：“武乡试揭晓翼日，燕监射主考执事各官及武举于顺天府，曰鹰扬燕，仪与鹿鸣燕同。”清代还设立“重宴鹰扬”制度，规定武举人中举满六十年，再逢武举乡试，准与新科武举人一同赴鹰扬宴。朝廷赏给花红表里，赐以武衔，以表彰武将们常年戍守边疆的功绩。“会武宴”是专为武进士所设，一般在武举殿试发榜后举行。《吾学录》中记载：“《通礼》武殿试传胪后，燕有事各官暨诸进士于兵部，曰会武燕。既入席，和声署升歌兔罝之章，余仪与荣恩燕同。”“会武宴”上，武进士们一齐咏唱《周南·兔罝》这首格调雄壮而奔放的诗篇，抒发报国之情。“会武宴”的规模、气派远超“鹰扬宴”，其宏大场面可与“琼林宴”媲美。
畅游：远足与踏青。除去宴会，新科进士们结伴游览京城名胜也是毕业礼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唐代，进士放榜多在春季，因此及第的进士们多选择在长安附近踏青。他们通过当时专门办理这类事务的民间组织——“进士团”安排出游活动，最常见的去处就是长安周边的曲江，游览之余还可在曲江之滨举行宴会。唐代的进士还偏爱游览长安郊外的慈恩寺大雁塔，进行“雁塔题名”。在雁塔之下，同年的新科进士们推举擅长题字者进行题名，如果题名者日后成为朝中高官，就需要用朱笔将其重写一遍，以示尊荣。此外，唐代的进士们在曲江宴后，又会“移饮于杏园，行探花之举。”所谓探花，就是在同科进士中选择年纪较轻者作为“两街探花使”，骑马采摘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大园林的名花。宋代一度延续了“探花”活动，但神宗熙宁年间还是以“以厚风俗”的理由废止了宴席“探花”的传统。
学子毕业礼：历史、现在与未来
学子毕业，代表着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昭示着下一个阶段的开启。无论古今，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古代毕业礼重拜谒师长，体现了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这一传统延续到今日的毕业典礼上，仍保留了毕业生向教师“献花”、举办“谢师宴”等诸多“谢师”的传统，学子们对师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师生互道未来珍重，展现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古代学子毕业畅游的传统也沿承了下来，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今天毕业活动重要组成的毕业旅行，对学子开阔眼界、体验多样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古代毕业标准和毕业礼中存在的弊端。古代学子对皇帝的朝谢、对师长的拜谒，流程极其繁琐复杂，这是中国古代礼制以礼仪定人之等差的表现，入朝为官、进士及第者不仅可得隆重表彰、享受盛大的毕业礼，更可获得政治地位，保持世袭门第，形成利益团体、阶层固化，桎梏学子视科举为一切，扭曲学子的人格，产生“范进中举”一类闹剧、悲剧。而且，古代学子毕业礼中的各类宴集讲究排场，极尽奢华，也影响到今天毕业宴会的铺张浪费，都是不可取的。总而言之，从古到今，学子毕业礼虽有变化，但毕业生对师长的感激、对人生未来的憧憬之情传承至今。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赵鸿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②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③吴荣光：《吾学录》，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⑤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作者：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