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党组织推进公司治理的路径研究

2022-09-11

一、研究背景

基于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政府相对处于信息闭塞状态，对于企业高管实施监督，督促高管高效工作较为困难(陈冬华等，2005)。况且，在国有企业中，企业所有者虚位，董事作为管理者持有较少的股份或不持有股份，因为，其作为政府监督者并管理企业，无疑会存在对自身的监督以及激励问题，也就是委托代理问题。

我国学者关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必要性以及职责定位方面的规范性研究，有关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所产生的有效性，现有文献少有研究。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进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党员的领导作用及政治核心作用，进入企业中与公司治理结合，进而对企业产生直接影响。在我国，虽然公司治理制度起步比较晚，但也日益完善，在党委会的监督之下，党委会参与企业公司治理程度的越深，企业高管参与企业党委会，同时，党委会成员利用其威信以及领导作用，研究其参与公司治理有效性已成为必然。

基于此，本文选取2012-2016年国有企业作为样本，以高管薪酬、盈余管理作为公司治理水平的代理变量，研究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后对公司治理制度的影响，La Porta et al. (1997)指出，在公司治理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能确保公司内外投资者的权益不受侵害，而高管薪酬、盈余管理均属于公司治理范畴。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2-2016年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高管薪酬、盈余管理以及党员在董事中、监事中、高管中比例等数据利用CSMAR数据库以及上市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进行收集。此外，我们还对样本进行如下的处理：(1)剔除金融业公司;(2)剔除回归中所使用变量值缺失的公司;(3)剔除ST、T和PT公司;(4)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的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依据以上标准，我们共得到816个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的选择及度量

本文以盈余管理水平、高管薪酬衡量企业公司治理能力。研究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对上市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进行手工搜集以补充数据。

（三）实证模型

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检验假设1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2，即盈余管理水平作为企公司治理水平的代理变量建立模型：

依据已有的文献，借鉴马连福(2013)的做法，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资产增长率(Growth)，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所示。

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高管薪酬和盈余管理的相关性分析

对假设的回归结果显示：

党员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人员的重合率与高管薪酬成正相关关系，说明党员参与企业公司治理起到一定的监督及领导作用，有效降低企业的高管薪酬，而相比之下，“一肩挑”的领导模式下党员的参与对企业高管薪酬的抑制作用并不强。

另外，就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资产收益率ROA与盈余管理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伴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较为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公司规模越大、负债水平越高以及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盈余管理水平也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这是因为公司债务越高其违约风险越高，为了避免违约情形的发生，企业因此具备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一些诸如将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的盈余管理行为。

摘要：本文以2012-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国有企业党组织中的党委会成员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任职信息与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行为对高管薪酬和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采取的“双向进人”路径会降低公司高管的绝对薪酬,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的“双向进人”与“一肩挑”相比, 更有效降低了高管的盈余管理水平, 党委会对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发挥了作用。本文的结论验证了:作为政府政治干预的第三种途径——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对企业进行干预, 丰富我国的公司治理理论, 优化了我国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 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关键词：党组织,高管薪酬,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