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

分权（精选9篇）

篇1：分权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诸学说中，分权理论无疑是弥足重要的组成部分。分权理论是西方政治实践和思想演进的产物。对这一演进历程在宪政框架下进行全景图式的谱系梳理，无疑有助于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深刻理解分权理论的内核及其现实意义。由苏力译，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学者维尔著的《宪政与分权》一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论述本身显然提供了此种助益。

首先，《宪政与分权》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其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分权理论及其制度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疑具有社会性和客观性（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其演变过程并非孤立和主观的。作者以分权理论的学说史与分权理论的制度史为线索，厘清了源于古代社会权力分立理论如何演化出政府职能的思想并衍生出混合均衡政体理论的历史图景。纤毫毕至地勾勒了该图景中的关键人物及其重要著作以及他们在该演变过程中的历史意义，其间，作者亦较为简练的分析了在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哪些因素决定着这种理论和政制安排的转变（虽然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是不够的）。用一个不恰当的譬喻概括，本书如一本记载详尽的航海日记，其中一丝不苟的记录了航船的结构、航行路线、舵手名册和遭遇风暴及化险为夷的种种原因。虽然，学说史与制度史双线索的论述无疑使本书具有历史和理论维度，并在两条线索之间形成较大的张力空间，从而使学说与制度之间的参照与互动成为可能。（这是本书令人耳目一新的叙述方式），但是，就其应然性而言，本书作者并未进一步阐述分权理论在学说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何以成为可能的诸原因。任何互动模式必然需要一个中介或诱因将其纳入社会结构并随之变迁，它可能是一个必然或偶然的历史事件、一个重要或不重要人物和一个正式或不正式制度。当然，就社会学方法本身或作者的写作意图而言，这无疑是个苛刻的要求。但客观上使本书缺乏应有的理论厚度。

社会学方法的重要特色在于分析过程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韦伯），维尔在本书中的社会学立场无疑使该书具有客观和科学意味。作者浓墨描绘了纯粹分权学说与混合政体理论的结合过程。但是，令人遗憾的的是，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制度设计层面，作者未明确指出一个严格意义的宪政概念和宪政与分权的因果性联系。即：是在宪政体制下研究分权学说的演进，还是在分权实践的同时实现宪政？更有意义的是，在本文的叙述中，宪政的价值纯粹预设于政治体制意义上的权力分立和制衡，维尔的描述纯粹围绕着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相互之间的官方权力如何消长直至平衡的历程。而究竟是何种势力使之所以然或者在这三者之外是否有第三种权力促成并维持这种平衡？作者并未作进一步的探析。托克维尔或达尔意义上的社会权力（公民权利的集体抽象）在维尔的权力场域里似乎踪迹全无。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社会权力对政体三种权力的制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内在推动力。作为严格意义的宪政，公民权利的强调似乎应是其一个特征性事实。而本书对此未置一词。笔者认为，这是囿于英国乃至欧洲政治实践经验的结果。因为造成分权之事实在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里，其推动力量是不同的（可能是暴力革命后的分配性分权）。反映到权力制衡上，其主体也应不同。故问题的中心在于，权力之分立是否是宪政的终极性意义。因为公民权利的保障在一个纯粹官方分权制衡的国家并非必然。因此，维尔的宪政概念无疑是制度层面而并非价值或理念上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分析法。

总而言之，《宪政与分权》虽然不能让人产生较多的阅读快感，但其环环相扣的逻辑，旁征博引的论证和事无巨细的探析，使本书无疑具有中国宪政研究著述中难得的实证色彩。因此，它的价值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方法论意义和治学理路上。而这一些正是我们望其项背而愧涩不已的。

篇2：分权

首先，在没有透明的民主监督机制和良好的地方政府治理环境下，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更多的腐败，这是由于下级政府与本地利益集团关系更为密切，更可能面临当地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其腐败的机会更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透明性一般较差，审计、媒体监督等外部约束发展不充分，在地方上对腐败的约束可能更少。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地方财政权力加大可能导致更多的腐败。在中国，地方财政资源乃至一般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存在大量以权谋私现象，它动摇老百姓对社会公正的信念，使政府威信蒙尘。

其次，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增加不平等。对个人分配不平等的调节只能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财政分权会影响中央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效果。地方政府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可能是不公平的，落后地区的穷人应该比富裕地区的穷人得到更多关照。而且，地方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效率也不高，其政策会因为人口的流动而失效。财政分权还可能加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越富的地区，税基越大，在同样的税率下，地方政府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或者可以更低税率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从而可能发展更快。而落后地区可能陷入所谓“贫困的陷阱”。

篇3：鲶鱼效应·分权管理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 但当渔民将捕捞的沙丁鱼运回港口时, 发现大多数沙丁鱼已经死了。死鱼卖不上价, 怎么办?聪明的渔民想出了一个办法, 将沙丁鱼的天敌——鲶鱼与沙丁鱼放在一起。沙丁鱼因为鲶鱼的追赶而四处逃窜, 把整槽水搅得不断波动, 从而使氧气充足, 由此保证了沙丁鱼活蹦乱跳地被运回渔港。

例子涵盖了企业管理中的两个问题。其一, “鲶鱼效应”通过刺激产生上进的因素, 带来积极的影响。其二, “分权管理”的激励作用, 通过权力下放给每一位职员自主发挥的空间, 让下属去补上老板决策后没能画完整的圆。留个缺口给他人, 并非是管理者的能力不强。这是一种管理的智慧, 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带有全局性的圆满。

对企业管理中的“分权管理”, 思科总裁约翰·钱伯斯认为, 最优秀的领导并不需要大包大揽, 事必躬亲, 其关键作用在于如何把人员合理地进行统筹安排。“很久以前, 我就学会了如何放手。你不能让自我成为障碍。要想让公司成为高增长公司的惟一办法就是聘用在各自专业领域里比你更好更聪明的人, 使他们熟悉他们要做的事情, 要随时与他们沟通和交流, 以便让他们不断地找到你为他们设定的方向, 然后你就可以走开了。”在这种宜于现代企业适用的“分权理论”指导下, 思科摈弃了指令性管理法, 采用科学的目标管理法, 有效提升了企业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思科公司规定, 任何人都不能对员工的具体工作指手划脚, 上司只能够大体制定一个方向, 具体操作就由员工自由发挥了。实践证明, 员工自己的方式总是会将工作完成的更好更快, 并且员工的方式中往往会包涵有更多创新的东西。

由此可见, 无论是企业管理中的“鲶鱼效应”还是“分权管理”, 都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式。美国营销大师爱玛·赫伊拉曾说:“不要卖牛排, 要卖煎牛排的滋滋声。”因为滋滋声也是一种刺激, 颜色是视觉的刺激, 声音是听觉的刺激, 味道是味觉的刺激, 手感是触觉的刺激, 感觉是体验的刺激。可以说, 刺激在企业管理中无处不在, 这种科学的刺激方式, 可使员工受到积极的影响, 继而产生像沙丁鱼一样活蹦乱跳的动力。作为一位高明的企业管理者, 要明白管理已不是老板等少数人的权力, 而是大多数企业工作者的技能。做好企业管理, 老板不仅要善于激活员工情绪, 还要放权给大多数员工, 努力使整个团队明确组织的目标, 给每位员工自主发挥的空间, 让每个人都做管理者。

篇4：分权宝：分权度假时代的产物

无论增量与存量，旅游地产都需要新思维与新模式进行突破，整个行业面临转型困境，如何很好的进行开发，是业内人士一直思考的问题，如何突破传统开发模式，如何结合互联网优势为项目开发提供一个成功平台模式？分权宝就是在这种行业背景和困惑下产生的。

2015年1月，一个新的跨界O2O平台“分权宝”问世。分权宝模式的创新，抓住了“旅游”与“度假”的区别，认为人们对于度假旅游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度假时代的到来，对短期旅游地产的需求量加大，也给予了旅游地产解套的机遇，模式的创新关键在于供给的转型与升级。

分权宝推行的分权度假模式，是以一套度假酒店或度假公寓客房为基础，由13人共同拥有产权，每人每年有28天入住酒店的权益，该28天权益，可以在全球400家精选的度假酒店中自由选择换住，并享受分权宝私人度假顾问的定制服务。

分权宝是一个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平台，包含了“投资+旅行”双重O2O的循环架构，从而实现了四大平台的功能。

所谓“投资O2O”是指线上传播分权宝模式；线下考察体验分权宝产品与服务——线上（或线下）购买产品。

所谓“旅行O2O”是指线上预订旅行计划；线下进行旅行体验。

在此基础上，分权宝致力于打造四大平台（见图1）。

分权宝是基于众筹理念下的一种行业实践，其对旅游地产的开发投资、规划、运营、销售问题解决是建立在一种互联网思维的倒行业开发结构。归纳下来，特征如下：

1.消费端引入投资运营端

分权宝为广大客户提供集大众消费及理财价值于一体的分权度假产品，吸引巨大的客户群。这一点对于开发企业就意味着解决客户端市场导入。

2.遍布全球的旅游资源交换网络

分权宝平台核心是酒店、飞机、景点及旅游附属产品等时权转化成分分的交换系统，其集中了全球与全国的优秀旅游度假资源。

3.互联网线上交换平台

分权宝可以成功的通过线上系统提前完成模拟虚拟开发、运营、销售；同时营销推广展示，异地的景点、酒店、机票可以实现预定等。

4.理财金融属性

分权宝通过共享产权、以房养游的模式，即投入1份资金，获取5份服务价值，为客户以极低的旅行投入获得极高的服务和投资收益。

目前，全球已有百余家优选酒店加盟分权宝模式，可以说家家有故事，家家有特色。比如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北京张裕爱斐堡酒庄、莫干山裸心谷、黄山德懋堂、三亚鸟巢度假村、丽江千里走单骑客栈、海口观澜湖温泉酒店等，都是令人向往的特色度假酒店，也是分权宝度假品质的保障。这些酒店选择的地点，全部是著名旅游目的地，其类型包括亲子型、运动型、养生型、养老型，涵盖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特色酒店，兼顾了高端与中端两个层次。

篇5：小型企业不宜过早分权

为什么说小型企业不易过早分权?

首先，小型企业管理事务较少，没必要一个萝卜一个坑，层次较多一方面增加管理成本，更重要不利于统一管理，统一指挥。

其次，小型企业不具备经理人生存环境，小企业老板自身能力欠缺，“内行”难以与“外行”沟通，老板还不能够驾驭经理，

过早分权就会形成职权倒置现象，给企业埋下隐患或危机。

再次，小型企业人力资源有限，分权后就会形成人与岗不匹配现象，不仅降低了工作绩效，而且很容易引发管理中的摩擦和矛盾，彼此不能协作配合。

最后，小型企业过早分权就会形成管理层臃肿，形成多头领导，指手画脚的人多，实际干活的人少，事情不多却总乱套，挣钱不多却心很焦，管理层越来越没信心，员工越来越无所适从。

篇6：管理感悟：分洪与分权

在分洪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洪水到底能冲多远？而在分权之前，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你能控制控洪水冲多远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必须做到“制约在前，放权在后”，才不致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篇7：浅谈违宪审查和分权制衡

姓名：桂敏学号：1210607专业：信息安全日期：2012/11/09

浅谈分权制衡和违宪审查

摘要:分权制衡可以保证公民权利的自由，使国家权力处于三权相互制约的状态，有效防止执行权泛滥，维护国家安全，调整社会秩序。违宪审查制度可以监督其他职能部门权力的实施，以保证分权制衡制度的实现，它确立了以宪法为衡量标准界定权力行使的界限。

美国作家汉密尔顿说过：如果人们是天使，那么就不需要政府。如果天使将统治人类，那么无论对政府的外在控制或内在控制都将没有必要了。关键词:职能部门制度化界限监督

人类社会进入原始社会末期后，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等诸多因素共同租用产生了阶级，随即也带来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伴随着历史发展的过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矛盾在演变中不断此消彼长。历史的缔造者是人民群众，但社会向前发展，国家政权总是扮演着或是推动或是阻碍的角色，由此决定了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广大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力的建设和完善。如何认识国家权力，如何建立和控制国家权力是千百年来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即为了保证国家权力所促进的价值不致被国家权力摧毁，就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受到控制。对于国家的控制，无疑要依靠人民，但同时必须借助其他方式，这里的其他方式，最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原理，也就是说，分权制衡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有重要的意义，而分权制度实现的重要保证是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一．分权制衡

近代分权学说的代表是孟德斯鸠，他指出：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

（一）立法权力；

（二）行政权力；

（三）司法权力。他意识到司法权与对外权一样，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执行的权力，之所以把司法权单独划分出来，是因为这样有利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对于三种权力的行使，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的职能部门应当分立，三种权力应由不同的人或机关掌握，因为“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力、执行公共决议权、裁判私人犯罪权或争诉权，那么一切都完了。”不仅如此，孟德斯鸠还认为，即使是三权

中的两权集中于同一个人或机关之手，自由也是不复存在的。虽然孟德斯鸠将国家的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认为三部分应该由三个不同的部门掌握，但没有提出三个部门的关系是单纯的彼此分立，而是应该相互牵制。

我认为要想实现分权与制衡模式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保证制约主体的独立地位，这是实现制约的本质要求，这一要求需要制约主体独立行使制约权，不受其他任何势力的非法干涉。保证制约主体独立地位的要求中，司法机关是“以权制权”目的实现的重要支柱。司法独立，意味着结束了司法权依附封建专制势力的局面，意味着对产生多数人民主暴政的一种制度上的预防，意味着对防止执行权泛滥的更多一层的保障。

（二）、使权力制约关系制度化。现实中，有了民主并不意味着自然地有了制约权力的制度，名义上的民主和真实的民主有一定的距离，民主规定和制度保障也有一定的距离。只有制度化的规定才能保障权力只有目的的实现，权力制约关系制度化要求权力主体的活动要公开，即依法在一定范围内将制约对象的活动公之于众，使之置于制约主体的关注之下。

（三）、使制约主体的职能部分混合。授权一个部门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发挥约束作用，这是从技术角度设计的要求。混合均衡的权力制约体制与纯粹分权制约体制的区别在于它主张三种分支权力并不绝对独立，而是保留人员或职能间的局部融合。由于国家权力三个分支的不同性质，立法权带有民主性和普遍性，所以立法部门的权力有其他部门部分控制时，不宜是修改或创制性的主体权力；行政权和司法权带有执行性和具体性，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权力由其他部门部分控制时，不宜是对具体事务的处理权和决定权。由于国家权力各分支部门的力量因各国政治体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所以主张三权地位平等和立法至上的国家对职能的混合程度有不同的规定，但都是依据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国家权力此消彼长的规律。二．违宪审查

违宪审查制度是根据宪法的规定或者宪法惯例，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程序进行合宪法审查并作出是否违宪的裁决的制度。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是违宪审查制度的肇始。当时由司法机关执行违宪审查权，随后在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推动下，其他国家纷纷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形成了议会审查模式、宪法委员会审查模式、宪法法院审查模式等不同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可见，美国的司法

审查制度是违宪审查制度最初确立的一种形式。违宪审查制度除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和专门机关的审查外，还包括立法机关的自我审查，其代表形式是创于英国的议会审查方式。由于历史原因，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的原则，议会的立法行为是一种主权行为，因此是至高无上的，它所制定的法律不仅行政机关无权过问，而且司法机关也无权审查。议会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它是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一方面，它通过修改和废除自己制定的法律来保障法律的合宪性，另一方面，议会还有监督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职权。下院对违宪失职的各部大臣及法官有弹劾权，上院对弹劾有审制权，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立法权优越的传统观念的延续。

我国没有明确规定违宪审查制度，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些规定为我国实践中进行违宪审查提供了依据。根据有关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学者们总结出了两种不同的审查制度:一种是我国形成了以最高权力机关为主体，其他机关配合的违宪审查体制，一种是我国形成的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违宪审查体制。前者认为是人民民主权利自由的体现，因此需通过不同的职能部门共同进行审查；后者认为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唯一具有解释宪法权力的机关，因此，宪法审查只能由它单独完成。

那么，违宪审查制度对于权力制衡的意义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违宪审查制度确立了以宪法为衡量标准界定权力行使的界限。当今社会，随着人口的激增、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维护国家安全、调整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等问题的解决都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保证。理论上讲，国家权力结构经历了一个转换，其逻辑转换与中国古语所言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非常相似。从国家的形式上看，东西方社会普遍经历了君主制被民主共和制所取代的过程，与之相适应的是国家权力由高度集权向分权方向发展。高度集权的国家权力职能状态是立法、行政、司法诸权合体，与分权相联系的国家权力职能状态是立法、行政、司法相分离，后者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国家结构模式。从理论形式上看，分权的状态又经历了纯粹的分权学说和混合均衡的分权学说。纯粹的分权学说认为，为了政治自由的建立和维护，要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部门彼此

之间不允许相互侵蚀。组成这三个国家政权机构的人员要保持分离和不同，不允许个人同时成为其他部门的成员。通过这种权力机构的分立，职能部门的独立和人员的分离来达到权部门间的制约，即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的人员可以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混合均衡的分权学说主要是指将国家权力分配给三个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除行使本部门的职能外，还享有有限的权力，能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具有干预的权力或者享有其他部门的职能。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如何界定彼此的界限，违宪审查制度确立后，以宪法为最高依据进行审查的方式承担这一重任。

其次，违宪审查制度平衡了国家权力间强、弱不均的状态，国家权力结构随着主权观念、社会发展需要的着重点不同而变化。现在社会的状态是:由立法权优越过渡到行政权优越。违宪审查的出现，加强了司法权力，使之成为控制立法权力行政权力滥用的有效力量，并重新在国家权力分支部门间建立了一种状态的平衡。加强司法权可以表现为很多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违宪制度中司法权力的加强。虽然立法机关拥有的弹劾权力或者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审判权，也体现了司法权对其他国家权力部门的渗透。事实上，普通司法机关也拥有一部分违宪审查的权力，通过违宪审查制度实现国家权力间的制衡已成为一种趋势。

最后，违宪审查制度推动了宪政意识的发展，使权力制约状态成为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应有之意。由于实行法治，所以国家都需要某种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控制或审查的制度。因为法治是与这样的事实相联系的:组成国家公共机构的所有都来源于法律，各国家机关的活动都必须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所以，在法治国家里，包括立法在内的国家行为，均须接受某种行式的审查。实践中，各国均设计权力的监督制度来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正是通过权力间相互控制实现监督的目的。正如美国学者弗里福里希所分析的:“宪法政治秩序的主要功能已经并且仍旧依靠一套加诸执掌政治权力者的规范化约束体制来完成，集中体现了制衡，理论上的分权被认为是进行规范化约束的有效方式。”违宪审查制度成为衡量宪政是否落实的重要指标。

篇8：论孟德斯鸠分权思想

1 对国家权力的认识

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自然法思想成为各国政治思想家的重要理论基础。作为自然法理论的拥护者，他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以“法的精神”为依据，说明社会存在的状况必然决定了权力的存在。

孟德斯鸠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法源自理性，是规律的反映，一切事物存在都有他们的法。在自然状况下，由于人的智能受到本能的限制，并不一定能够按照理性行事，因此就会发生一些违背法律犯错误的行为，于是人们放弃天然的地理生活和财产共有而生活在国家法和民法的支配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德斯鸠认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现实的必然需要，国家的权力是为了保障人们的生活幸福和安全，而与个人安全紧相联系的则是个人的政治自由。

那么如何使公民享有政治自由呢?孟德斯鸠认为唯有实行分权。他解释说：“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想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在政治制度上精心设计。首先要将权力分掌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机关手中，同时权力之间必须相互制衡，形成一种能相互联合各种政治力量又能使它们彼此调节配合并相互制约的制度。如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机关之手，就不存在自由了，因为专制权力会毁灭每一个公民，所以三权分立是能够更好或更有效的保障公民政治自由的原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的理论依据是人性的弱点。这一弱点在权力面前的表现就是人们对权力的觊觎，一旦在握便要尽量享用，致使政治腐败。“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产生了权力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思想。

2 权力的分立与制约

孟德斯鸠则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是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这种权力应有全体人民集体享有，由人民选出代表机关来行使。司法权就是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诉讼的权力，这种权力应由选自人民阶层中的人员，在每年的一定时间内，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即由他们组成的法院来行使。行政权则执行国家的意志，掌握在国王手中，直接领导军队，决定媾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的权力。上述三种权力由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相互独立，相互制约。首先，他主张将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同时拥有立法权，相互制约。按常理立法权应由人民掌握，但他认为人民的能力完全不适宜讨论问题，只能通过选举代表来行使立法权。立法机关有制定法律、监督法律和进行公共决议的权力，并对某些法案拥有否决权。其次行政机关拥有对立法机关的否决权。立法机关不能自行集会或闭会，而是由行政机关决定集会和闭会的时间，并通过它的否定权参与立法，但是不能参与法律事项的讨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状况可以进行监督，对行政首脑有弹劾权。最后，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和行政首脑的执行情况有监督权，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立法机关才享有司法权。

在权力的地位上，孟德斯鸠给予行政权特别重要的地位。孟德斯鸠提出，行政权需当机立断，急速行动，所以行政权应交给国王一人掌握。同时为了提防立法权趋向专制，孟德斯鸠认为立法权不应过多的干预和钳制行政权力。它虽然可以审查和监督法律的实施状况，但立法机关不应有权审讯执行者本人(指国王)。他还认为，掌握行政权的行政机关有权制止立法机关的越权行为，但掌握立法权的立法机关不应对等的有钳制行政的权力，因为行政权的行使是以需要迅速处理的事情为对象，所以不应再对它加以限制。

3 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影响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从保障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出发，明确界定了国家的三种基本权力，而且提出了三种权力的彼此制约的必要性和现实操作性，他的思想照亮了整个近代的社会政治理论领域，这一思想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对于我们来说，他的政治思想始终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我们要通过认真的学习和研究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

摘要：“三权分立”是现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权组织原则, 而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确立有重大影响作用的人物孟德斯鸠。从国家权力的来源、性质、权力的划分、权力的制约、权力的地位等方面阐述下他的分权思想。

关键词：孟德斯鸠,分权,权力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篇9：分权抑或集权

关键词：财政分权指标；科技投入； 区域竞争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4-0034-07；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1995年中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政府在科技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尤其从2005年以后，科技研发财政经费的增速更加迅猛，从2005年的1354.9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6184.9亿元。巨大的科技经费增量的同时，如何衡量科技经费的产出效率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把握不同省际的差异及其原因，对于未来我国提高科技经费投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讨论财政分权的文献主要考察了经济增长和分权的关系，而刻画单一事权和对应产出的文献较少，并且其中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分权指标缺乏内在机理的说明。本文着眼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分权指标——一个更加细分的事权。地方政府资助的科技项目，当然期望主要为地方的经济增长服务。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多样化的数量和质量的考核指标，但仍然无法动摇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极其明确的利己目的。张军（2007）[1]分析了中国的分权有经济上分权和政治上集权的特征，政治上的集权对于官员考核具有异质性（经济上的考核相比而言具有更多的同质性），但是在一些细分的专业部门，特别是科技管理各部门，由于其指标不是复杂的总量指标，所以，对于地方主观的考察，会更加趋向于同质化。也就是说更加符合传统（第一代）分权理论的前提条件。

在这样非常专一的目标下，地方政府的投入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并且相对于中央政府科技投入而言，在一个狭义和清晰的创新指标作为目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否有更加好的成绩呢？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揭示三个主题：1.按照直接受益人平均的新分权指标体系的正确性；2.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必要程度和现有分权制度安排的效果；3.通过东中西部比较来观察科技发展是否存在强者恒强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在Blank，David M.，George J. Stigler（1957）开始对政府科技投入的绩效做了评估的努力之后[2]，随着政府投入策略越来越显著，这方面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政府科技投入作为解释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的分析（Martinez-Vazquez，McNab，2002）；[3] 第二，政府科技投入对于企业科技投入的作用系数以及机理研究（Zvi Griliches ，1979）；第三，以税收来实现的政府科技投入的效果评估（Warda，1999；[4]Jacek Zhu，[5]Pingfang等，2006；蒋建军、齐建国，2007[6]）；第四，政府R&D投入的综合绩效评估（李涛、黄纯纯，2008；[7]解茹玉，2009；[8]马少强，2011[9]）。第一类研究实际是集中于测度生产函数中广义技术的贡献，这个广义技术，实际上不能区分除了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外其他所有影响产出的因素，所以和狭义（或者说精确）的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概念还有很大差别。早在1979年Zvi Griliches就指出这种在生产函数中对于资本人力的补充的广义技术的分解是困难的，这种思路的研究试图通过计量实证，讨论政府R&D投入对于企业R&D投入是促进抑或挤出，在机理的说明上比较牵强。第三个关于税收优惠的问题，国外研究较多，虽然国内学者做了些工作，但是由于中国的数据难以取得，所以贡献寥寥。

张五常（2008）总结和归纳了对于分权的正面评价：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和对于地方异质性的处理，在激励和资源配置方面作用明显，这种被称作“县域竞争”的治理模式促进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而负面的评价在于：第一，区域分割导致科技投入作为一个准公共品有被挤出的问题（李涛、黄纯纯，2008）；第二，区域不平等的加剧（解茹玉，2009）；第三，信息不对称被分权强化，从而使得上级的监督更加不易（马少强，2011）；第四，中国式分权，只是在中央监督层面对于地方的放宽，而地方层面仍然是集中，那么行政色彩浓厚的政府诱导型波动就会是一个惯例，这点和Ti Bout（1956）及Musgrave（1959）[10]等对于分权的定义是有区别的。关于分权讨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主要集中于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分权的关系。而纵向部门中的分权，由于更多地吸纳下级参与者意见，更加趋近于国外文献讨论的“联邦分权”。在科技投入参与者中，科技部及下属各地的厅局、中科院及分院、大型学校和大中型企业还有正在壮大的国家投资公司（或产业引导基金），大致可以形成一个“联邦体制”，并且由于主体增加，R&D投资目的也越来越有多元化、市场化的倾向。这种状况使得对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分析，能够接近于理想的理论假设条件；第五，无论是第一代分权理论还是走得很远的第二代分权理论，Duc Hong Vo（2009）[11]认为都需要扎实的实证来检验。

通过文献梳理看出，对于政府R&D投入的正向作用，基本还是肯定意见居多，但是对于政府R&D投入的合意比例和绩效评估有很多分歧。对于政府投入决策机制的分析，也没有精确的模型。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分解政府作用这个外生变量，来观察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以期通过不同初始禀赋的省份科技投入效率的比较，寻求产出效率改进的逻辑。

三、指标构建、数据与计量模型

（一）指标构建

对于分权指标的更加精细化的设定，一直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如何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构建合理的指标划分方法，周业安、章泉（2005）[12]，张晏、龚六堂（2005）[13]等都有详细地讨论。在总量讨论中有时候使用支出收入的对应指标来分析分权，但是在单项支出中，无法确认对应收入，所以用单独的支出来代表事权划分的比例。本文基于直接受益人群人均值而不是总量或者总人口平均（基于科技支出的使用者的具体指向，用科技人员群体作为人数平均的基础具有更加现实的逻辑）构建了六个指标，科技人员和“科学家”（中高级职称）都具有左右政府科技投入的作用，所以，用科技人员和“科学家”作为省级政府科技分权指标的分母，更加具体和有指向性。同时为了进一步确认指标的稳健性，又使用了几个常规指标作为参考。

试图用这两个人均分权指标来分析各个省级区域科技分权的效果和投入的倾向性（对于专利的增长如果是指向明确的，那么可以认为至少财政对于科技的投入是短期目标明晰的，长期的影响由于缺少长时间序列的数据，所以超出了本文实证分析的范畴）。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则选取了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各省（依照惯例不包括西藏和海南）的财政科技投入没有在年鉴中列出，用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和大专院校的科技经费筹集中的财政筹集作为各省的科技财政投入（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投入）。依据以上两个代替指标算出的各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和各省财政科技总投入的比例（加总各个省的这两个数据）从2008年到2013年分别为0.34，0.34，0.42，0.36，0.34，0.38。而同期的科技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全国总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和总的（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分别为：0.368，0.374，0.355，0.368，0.394，0.4。两者比例基本接近，由此，我们认为拆分的各省省级地方政府科技财政投入是逼近事实的。观察到2008-2013年的全国科技活动内部支出经费中，劳务费对总内部支出的比值为43.5%（均值），固定资产构建费占内部支出的比值为56.5%（均值），所以我们使用了PIC权重44%，PII权重56%的价格调整指数构建。（朱平芳等2003年提出的科技投入价格调整方法，是用PII权重45%，PIC权重55%[13]），本文计算使用软件为stata12和eviews6.0版本。

（三）变量和计量模型

本文以专利数量为被解释变量，应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本形式，并加入了控制变量：

6个分权指标df1-6作为自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各省份专利数zl，控制变量常用GDP作为大的经济环境的刻画，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增长不仅能够直接指向进一步的科技投入，而且社会的综合环境包括不限于教育生活状况制度环境等也会间接促进技术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被大量文献作为外部科技冲击的指标变量，所以这里也用来作为控制变量。在直接投入中，分列地方政府科技投入df，，各省份非财政的科技投入用qt表示。下标i为省份，t为年份。所有变量取对数，以计算增长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整和协整

为避免伪回归和偏误，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使用LLC检验并且为了避免LLC检验要求每个个体的自回归西湖都相等的缺点，联合使用IPS检验，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都表明除了GDP以外的其他变量都通过了零阶单位根检验。

由于有非单整变量的存在，所以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使用Kao（1998）提出的ADF检验。以下是具体结果（以分权指标1为例，其他分权指标结果基本相似），见表3：

（二）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

由于中国各个省份具有禀赋的差异性，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是稳健的方法。虽然以hausman检验结果来判断是否使用随机效应有争议（Allison，2009），我们仍然给出了hausman检验的结果（篇幅原因，没有给出随机效应实证结果），亦表明不支持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可能存在自相关及异方差问题，采用了分省层面聚类调整标准误的方法（Petersen，2009）。

计量结果（表4）表明六个分权指标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在使用同样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中，使用前两个分权指标的拟合度为0.738和0.791，明显高于后面四个模型拟合度（0.461，0.491，0.417，0.578）。在六个分权指标中，说明这两个以技术人员或者“科学家”为分母的人均指标明显好于按照总人口平均的分权指标，也好于不按照人口计算的分权指标，由此可以认为，这种划分事权的指标，既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也有实证上的说服力。也就是说，基于纵向部门层面（而不是按照省级地域划分）的分权指标应该按照具体受益者人均值而不是总人口平均来测度。

为了考察滞后因素的作用，我们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加入各变量的滞后项，包括滞后一期和二期，对于系数不显著的（滞后）变量进行删除（限于篇幅，不列示结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表5为使用六个分权指标的六个模型在选取了合适的控制变量滞后期后的实证结果。

表5的结果，我们采用了分权指标1和分权指标2及滞后项，地方政府滞后一期的投入增长，可以增加58% （e0.459-1=58%）的科技成果增长。而GDP滞后二期的增长，则对于科技成果增长有更加显著的效果。外商直接投资则表现为一个负面的影响。在使用其他非人均分权指标的模型3、4、5、6中，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滞后一期的增长对于科技产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能让人信服的，也说明了使用人均分权指标的正确性。

五、区域因素的分解

继续进行传统意义上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分别回归，用上面的计量模型，使用科技分权指标1作为因变量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成三个样本组分别进行回归，发现东部和中部拟合良好，而西部样本大部分系数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东、中部的基础上加入重庆、四川和陕西，我们发现没有模型系数的显著差异，说明重庆、四川、陕西等和其他西部省份没有同质性，而和东、中部大样本具有同质性（重庆、四川和陕西是历史上的教育科研资源集中地，所以，在科技领域，从一般经济地理角度划分的西部在R&D研发的地理划分上并不合适）。按区域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专利和地方政府投入和地方政府自主权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滞后期最显著在滞后一期（地方政府投入）和当期（分权），有人计算的地方政府投入对于专利产出的显著性最强的在滞后5年（朱平芳，2005），可能的原因除了样本不同之外（上海和全国），还有可能是数据截取区间不同（朱平芳数据稍早），越到后来，某些技术的发展加速越快，“干中学”起到了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权指标设定的不同。

用GDP来刻画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大环境，可能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是滞后二期，不能完全地说根据三年前的GDP增长来决定三年后的财政投入，可以设想GDP增长引致诸如教育，人才引进方面的措施的增加和落实，使得创新有更好的土壤（中部滞后二期GDP增长影响了专利产出0.98，东部为0.5）。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国内专利的产出系数没有统计显著性，外资应该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通过人员流失或者外包等形式形成知识保护框架下的外溢性，这和其他文献的分析结果一致，长期内，我们还是乐于假设有外资带来的技术对于国内创新的正面作用，这样考察长时期内的知识外溢没有长时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支持（2008年以前数据的统计口径和2008年以后不一致）。

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发挥了显著的效应，但是不意味着越发达就对于短期科技创新（如果认为大多数专利是相当于一些更加重大的创新来说短期化的成果）的支持力度越大，中部地区政府滞后一期投入取得了对于专利产出0.81的显著性高于东部地区的0.65，是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部地区由于有尽快赶超或接近发达地区的冲动从而对于短期效应的重视。而西部没有很好的表现，我们简单分析可能是基础太过于薄弱或者人才流失。分权的影响在当期（东部0.66中部1.03），和一般的常识可能不一致，因为专利还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但是，由于解释变量是专利差分，所以，是否可以理解地方政府极其迅速的反应？在一些使用包络分析（DEA）或者随机前沿方法讨论科技效率的文献中（刘玲利、李建华，2008[14]；方爱平、李虹，2013[15]），无论是用新产品产值，还是专利申请量和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都发现了东部地区某些发达省份（直辖市）的财政科技投入的低效率，这个低效率和本文实证结果具有一致性，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可能重视其他指标，比如基础性的研究，另外一个是，可能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投入确实太多了。最后就是由于缺乏数据，我们没有进行“有效专利”的统计，因为根据有效专利的概念，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有效专利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所以单纯以专利申请作为变量，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根据前面叙述我们找不到更加好的变量。

六、结论和建议

综合前述对财政投入对科技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分权指标设定，应该考虑具体的直接受益人群，特别地，科技分权不能用简单的人均财政支出作为指标，更加不适合用总量指标。其次，地方政府在短期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中部地区表现出了急迫的业绩意识，这种倾向至少在短期内是值得鼓励的。再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作用不如中部，可能是把钱用到了中长期研究项目上，所以没有理由怀疑地方政府对于信息的掌握和做出的判断，科技财政支出的地方自主权，值得增加。最后，虽然缺乏知识产权以参股入股方式交易的数据从而不能进行实证分析，但可以想象交易机制对于科技创新的正面作用。

在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财政支出结构对科技效率有很大的影响，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能够推动我国生产方式转变，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是我国政府亟须完善的重中之重。 首先，除了少数几个西部省份或者民族地区，大多数省份表现出了对于财政科技资金的比较有效地利用。因此从短期科技成果发展的角度，可以多向地方政府做放权的倾斜，给地方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也希望能在新一轮改税体制改革即将进行之际，设计方案进一步提高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以及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其次，注重逐渐降低地区之间的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差异性。从分析可知，西部地区，可能是处于资金扶持没有到达一个底线标准的阶段，所以其产出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研究院所和大中型企业，对于他们的科技支持应该加大，从而让他们走上可能的中部地区的科技发展路径上来。再次，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要加快科技创新体制的改革，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基于本文财政分权以科技人员人数作为分母的合理性，那么财政科技投入和科技人员数量的关系非常紧密。在西部地区，可以遵循科技研发资金配置的内在规律，壮大和增加有特色的科研机构和人员队伍，从而多渠道增加科技财政资金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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