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舆情（精选8篇）
篇1：纪委舆情
市纪委监委网络舆情工作总结
按照省纪委监委宣传部《关于报送2022年党风廉政与反腐败舆情工作有关总结材料的通知》要求,现将**市纪委监委2022年舆情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管理、精心安排部署
**市纪委监委强化组织领导,为确保舆情工作取得实效，抓好“三到位”:一是思想认识到位。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认真传达中央、省、牡市纪委监委相关会议精神，并对全委舆情工作进行部署，使舆情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组织保障到位。明确了舆情工作相关要求，精心挑选了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好的工作人员专人专门负责实施舆情工作，并在硬件设备上进行升级，购置2台高性能电脑。三是工作监管到位。根据舆情工作要求，针对近年来有关**的网络舆情开展筛查，对有价值的舆情进行研判，推动舆情工作监管向纵深发展。
（二）完善工作制度、健全工作机制
进一步完善舆情工作相关要求，同时规范网络新闻信息发布工作，明确信息新闻撰稿人必须由熟悉发布内容情况、具有较高政策理论水平和较强表达、沟通能力的工作人员担任。截至目前，已撰写并发布工作总结1篇、会议情况7篇、网评文章11篇、工作信息38篇。实行网上舆情值班制度，及时回复群众咨询信息，一方面认真核实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加强舆情监控，及时解答群众对热点话题的疑问和不解，为密切干群关系提供有力支撑。
（三）切实做好预警，提前谋划研判
通过加强网络平台和信息公开建设，协同政府网络监管部门对舆情易发环节进行巡查，及时掌握涉纪涉法舆情，建立舆情风险防控机制，提前收集、整理、分析、评估涉纪涉法舆情，将舆情的处理从即时处置转向事前预警，科学地做出前瞻性、预测性的研判，做到舆情早发现、早回应，切实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提升新媒体时代应变能力，为舆情研判提供必要条件，形成科室联动、上下衔接、互相策应的工作合力。
二、存在不足
一是信息稿件的质量有待提高。
近三年**市纪委监委信息发布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在国家、省、市三级媒体上的采用量增长幅度较小，存在媒体用稿少，采用率低的问题。二是各科室人员对舆情工作的认识有待提高。业务科室工作人员办案压力大，处理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较多，缺少精力和认识应对舆情工作。三、下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市纪委监委将不断提高对舆情工作的重视，深入贯彻中央、省、牡市纪委监委关于舆情工作的指示精神，继续加大管理力度，不断总结之前的不足，积极借鉴其他县市区兄弟单位的先进工作经验，加强与宣传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强化培训学习，进一步提高处理舆情工作能力。
（一）继续加强新媒体平台的监控。
利用好新媒体平台受众多，覆盖面广的特点，加大对网络平台的舆情管理，及时消除不良舆论影响。结合当今社会热点，广泛积累素材，合理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布发表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内容，切实营造**市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二）健全舆情工作横向沟通机制。
舆情工作采取以“提前预防、首问负责、沟通稳控、处理得当”的原则进行，委内组宣室与各职能科室健全横向沟通机制，在发生舆情第一时间汇总处置，负责科室采取“首问负责”办法，确保在密切关注下落实办结责任，完成好舆情处理工作。（三）加强对舆情工作的培训力度。
针对当前舆情工作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积极开展舆情工作教育培训，促进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全面了解把握当前舆情工作的基础工作和相应程序，学习掌握正确处理舆情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进一步提高舆情监管、处置和舆论引导能力，切实解决好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提升**市纪委监委舆情工作水平。篇2：纪委舆情
云舆情谈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
怎样应对网络舆情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手机媒体的异军突起，如何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建设、有效利用网络舆情，已经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一个重大课题。
一、网络舆情打破了传统舆论格局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0年01月15日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3.84亿，增长率为28.9%。其中，手机网民一年增加1.2亿，总规模已达2.33亿人，占整体网民的60.8%。特别是2010年微博开通以来, 通过手机无线上网，网友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信息传播，而且不限于文字，还可以将现场拍摄图片、视频上传，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正在引起众多网民的青睐。网络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不管是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都有可能会在一夜间风靡整个网络，若是负面消息，甚至会造成广泛而深远的恶劣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舆情的控制难度愈发加大。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变得日益重要。
二、充分利用互联网引导舆情
实践证明，利用好互联网，可以极大提升党委和政府的执行力。
一是采集民意。互联网的虚拟性、隐蔽性、匿名性，带来意见表达的便捷性、随意性，使得个体网民不用再顾忌“沉默的大多数”而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基于以上因素，从主流媒体和官方媒体收集到的网络民意看，绝大部分贴近事实真相，党和政府可以足不出户，不用微服私访就可以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情，大大提高了调查研究工作效率，已经成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省，从2008年1月起就开展了“网络问政”活动，并于2009年6月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网络问政平台——奥一网，通过这个平台了解百姓的所想所思所需，得到广东人民的垂青和厚爱，红遍大江南北。网站开通以来，截止到2009年12月未，“捎话汪书记”栏目收到民意6万8千余条，“有话问黄省长”栏目收到民意近2万条。就从松原市网民表达民意的主要阵地“松原吧”来说，每天留言数也有几百条。前不久，人民网联合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69%的网友认为，网络是党政官员了解民意的有效方式。
二是汇集民智。地方的发展必须有智力、有智库，才能实现科学决策、科学发展。这个智力既有官方智库，也有民间智慧。俗话说“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民间智慧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智慧的主体，从孔子、孟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他们成为官方智慧前，无一不代表着民间智慧。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真正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真心实意地吸纳群众智慧，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力量源泉。2008年6月，胡总书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民在线交流，听取网友的意见和建议。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也在中国政府网和网民对话，直接听取网民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建议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见。2009年，西安市政府为了更好地为民服务，于9月初至10月底开展“问计于民”活动，公开收集对西安下一年发展建设的建议和意见，据西安市政府“问计于民”活动官方网站统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网站就收到建言近4000条，点击达8万人次。前不久，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一言之善，贵于千金”的深情问计，引发了省内外朋友的献计献策热潮。目前，江西省不断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确定专门人员收集整理民智，分类呈送，使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采纳。其中苏荣直接批示责成有关领导和部门办理、研究的就有36次，有的还进入了省委、省政府决策层面,形成现实而巨大的生产力，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三是网络舆论监督。网络舆论监督是网民依托互联网平台，通过网络语言或其他方式对自己所关心的公共事务、公众人物、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话题发表意见的舆论监督形式。网民通过网络舆论对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开展监督，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网络舆论的新特点，努力适应网络舆论监督的新要求。
三、具体如何应对网络舆情
1.掌控舆情。网络舆情具有传播快速的特点，某一事件一经发生，往往几分钟就有网民将相关信息发布网上，十几分钟后就有网站转载，几个小时后网上讨论就可能达到高潮。因此，必须及时监测网络媒体议论的焦点和热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本地的人和事，要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真相，查实网络舆论追问的核心问题，争取主动，抢占网络舆情制高点。
2.跟踪舆情。网络舆论事件发生后或者处置过程中，地方主流媒体保持沉默的过程正是导致谣言扩散的过程。网络舆论热点特别是公共突发事件形成后，必须密切关注事前、事中和事后等关键节点上的舆情走向，在官方媒体（政府网站、报纸、电视）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公布事件处置的新情况，回应公众的质疑和猜测，不给虚假不实之词有可乘之机。如成都去年发生的“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两个小时，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当天连开三场，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让真相赶在传言之前。6月6日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最终这一突发恶性事件平稳落幕。
3.加强与网民的日常沟通。新形势下，加强“官”与“民”的日常沟通，已经成为疏解社会情绪、释放百姓生活压力的重要途径。实践看，官方与百姓沟通得越好，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机率就越小。互联网这个纽带在这种形势下，正在成为各地加强官民互动的主力军。刚刚不久，南京市推出了90多个政府部门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开辟了政府与网民沟通的新路子。这90家单位在南京市政府官方网站上的网络发言人论坛开设了互动版块，由各自的网络发言人担任版主。网络发言人在此平台上适时发布本地区、本单位的政务信息，开展工作交流。网民可在相应的版块内，向相关部门提问、咨询，各个部门的网络发言人受理并回复网民建议、意见、咨询等网帖，受到广大网民的拥护。
三、工作建议
针对互联网和网络舆情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党委和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1.成立组织，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整合各地相关部门职能，成立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深入研究信息化工作，加强互联网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了解网络社情民意，鼓励网民建言献策，解决网上信访问题。
2.加快互联网平台建设。加强官方媒体网站建设，使其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要加快本地政府网站、重点新闻网站建设，扶持和培育属于本地的网络论坛、网络贴吧，用当地主流网络媒体规范当地网民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互联网建设包括手机无线互联网建设，从发展趋势看不容忽视。
3.加强“网上信访”工作。要把处理“网上信访”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安排专职人员收集网上有关信息，提供有关领导参阅，作为领导决策和改进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渠道和信息来源。必要时建立责任部门答复机制，及时在网上公布信访问题的处理结果，以正视听、以解民怨。
4.强化法律和技术监管。网络舆情宜疏不宜堵。但对网民恶意传播一些明显超越宪法和法律，危害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侵害个人权利的违法行为，要通过技术手段和法律规范，双管齐下，坚决遏制有害信息的传播。
近来,“网络反腐”频频使官员落马,雷政富、孙德江等公职人员相继因网络曝光被立案调查或被免职。群众通过网络举报贪腐案引发社会关注,推动了纪检部门调查处理,已成为当前反腐斗争的一个新特点。
公民参与反腐的重要途径
异军突起的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从名烟局长周久耕、“表哥”杨达才、“雷冠希”雷政富等一系列事件中,公众看到的几乎是相同的解决路径: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查实处理。
专家指出,“民意倒逼”的被动式反腐不该成为常态,而应该顺应民意,积极推动反腐败斗争的进一步深入。
“网络反腐是公民参与反腐的重要途径,政府与网民形成了良性互动。”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说,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意的顺应,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也是对制度性反腐的重要补充。
专家强调,网络表达是社情民意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如何去伪存真,顺应民意,推动反腐斗争,不仅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一些举报人士担心,自己身单力薄,实名举报信可能会面临遭受打击报复的危险。所以有人不惜将内容公开到网络上,宁愿承担损毁自身名誉的风险。
“这好比走山路,如果高速公路畅通,不会有人愿意涉险。”有专家直言,网络反腐案件的迅速增多,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反腐渠道不畅。可以肯定的是,群众支持是推动反腐的重要因素,民意表达会越来越受重视。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表示,网络反腐的兴起虽不代表正常的反腐渠道不畅通,但是强大的民意表明,要赋予群众真正的监督权力。
“网络反腐”需要制度化
“网络反腐”的力量源自真实。网络使每一位网民都有了麦克风,但麦克风只有传递真情、探寻真相、还原真实,网络才会更有力量。
网民所反映的腐败问题,往往发生在群众身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容易引起“围观”;一旦有关部门回应不及时或者采取“删帖”等不当方式处置,则会引起舆论不满。事实一再证明,“网络反腐”所能提供的往往是“蛛丝马迹”,而反腐败取得成效的关键,则取决于权威部门及时介入、调查处理。因此,“网络反腐”需要权威部门及时介入很关键。
此外,“网络反腐”需要制度化。网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一个重要窗口,只有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体系,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才能确保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促进“网络反腐”持续健康发展。
近期落“网”官员
重庆市北碚区区委原书记雷政富:11月20日,疑似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的截图在微博上发布。23日,重庆官方发布消息称,确认不雅视频的主角为雷政富本人,宣布免去他的书记职务,并且立案调查。
篇3：纪委舆情
一、选题价值
(一) 选题内容、角度
本篇报道以“‘表哥’被撤职”最新动态为新闻由头, 对网络主导的舆情全过程展开报道, 以草根网民、网络意见领袖、传统媒体、政府部门这四股力量为主体, 再现了杨达才由“微笑局长”升级为“表哥”并最终被撤职的事件发展全过程, 是众多网络反腐事件的缩影, 表现出民众舆论的强大力量, 激发人们对社会不同群体的重新审视与反腐方式的深入思考。
9月21日杨达才被撤职的决定公布后, 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可概括为如下三点:一是网民一方:微博网民使“微笑局长”升级成“表哥”的简要发展过程;二是政府一方:陕西省政府部门对此事的消极回应;三是最新动态:公布杨达才被撤职消息。
而《中青报》的本篇报道则还原了“表哥”事件发展的如下过程。
可见, 《中青报》并未如大多数媒体, 简单通报“杨达才被撤职”消息并简单回述事件发展, 而是用四千多字的篇幅进行深度报道, 以“草根网民:人肉搜索开启‘扒表’热潮”、“意见领袖:鉴表专家的网络困惑”、“传统媒体:信息重组后的理性反思”、“相关部门:体制内反腐如何给力”这四个小标题串起全文, 全面客观地报道了舆情全景, 让读者不仅了解最新动态, 还对事件有了宏观把握、理性思考。
(二) 误区破译
1. 误区一:功臣唯网民, 网络反腐万能论
许多报道夸大网络反腐力量, 忽略网民反腐过程中传统媒体的巨大推动力, 这容易使民众误以为, 网民可以通过人肉搜索、微博等网络途径独自打胜反腐战役。事实上, 网络水军等黑暗势力的暗中操作很危险。
更正:网民力量大, 但传统媒体作用不可小觑。许多媒体将舆情简单地等同于网民言论, 《中青报》的报道则秉持负责严谨的态度, 让微博新媒体、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共同出现在舆情构成中。在此事的报道中, 微博提供的信息呈现庞杂特点, 而传统媒体借助其新闻工作者较高的专业素养, 以及相对网络更长的报道周期, 对信息进行了核查、整合与反思, 做了专业的报道、理性的引导。我认为, 本报道的第三个小标题“传统媒体:信息重组后的理性反思”, 对传统媒体在此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 概括得准确、深刻。从重组信息、报道新闻到理性引导, 指出需要中立方彻底调查, 在杨达才话题渐冷时跟进报道, 再掀舆论高潮, 不让杨达才事件成为“烂尾新闻”, 传统媒体完成了从信息报道者向理性引导者的成功转型。
2. 误区二:鉴表专家“花总丢了金箍棒”积极反腐, 英雄形象高大
许多媒体只简单报道了“花总丢了金箍棒”, 鉴表专家公布杨达才手表高额市价一事, 把此位鉴表专家塑造成高大的反腐斗士, 这与他的实际情况不符, 许多记者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更正:鉴表专家“花总丢了金箍棒”发言谨慎, 被迫公布杨达才手表的高额市价。本报道通过民间权威性较高的鉴表专家“花总丢了金箍棒”, 展现了网络意见领袖夹在政府威慑与民众要挟之间的尴尬境地, 记者对这些意见领袖的评价是“表现得相对审慎”。报道中, 鉴表专家在鉴表反腐上积极度不高, 对敏感关键问题采取躲闪姿态, 呈现出这些“知识构成相对专业、思想观点较为理性的意见群体”的矛盾、失声、图独善其身的心态。“花总丢了金箍棒”鉴表专家的鉴表态度由主动转为被动, 鉴表结果由积极公开转为保守化处理, 最后被迫公布, 体现出网络意见领袖的微妙处境, 让读者重新认识了意见领袖这个角色。
3. 误区三:积极反腐的网友民主意识高, 象征正义
在反腐活动中, 公民往往被认为是正义的。人们倾向于将所有公民想象成这样的角色:长期被腐朽的官吏压榨, 在苦痛中渐被公民意识唤醒, 为维护公众利益而抗争, 战胜邪恶官僚, 成为正义化身, 而政府往往被想象成恶魔的化身, 而这样的思维定势是片面、绝对的。许多媒体在报道此事时, 简单粗暴地将公众塑造成绝对的正义方, 使读者容易陷入民粹主义误区。
更正:反腐网友或许包括乌合之众。辩证地想想, 民众群体应该具有多面性。本报道中, 记者既呈现了网民民主正义的一面, 也呈现了网民乌合之众的一面。在第二个小标题“意见领袖:鉴表专家的网络困惑”中, 《中青报》报道了鉴表专家的网络困惑, 摆出了专家对民众的质疑, “有一种被舆论推着走的感觉……这是正义, 还是以正义之名的暴力狂欢?会不会误伤?……”通过“花总丢了金箍棒”鉴表专家之口, 记者呈现了网民以正义之名制造暴力狂欢来泄愤的可能性。
二、消息源准确、全面、权威
该报道中, 具体准确的消息源共30处, 占总数的90%, 不同身份的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发言的社会角色包括:微博网民、网络意见领袖、传统媒体 (包括报刊、杂志、电视) , 及政府、学者、律师、公司董事长等。官员与民众、上层精英与下层百姓、知识分子与草根民众, 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 且记者所选择的消息源具有权威性。
三、矛盾性声音的平衡呈现
(一) 针对杨达才的不同声音
多数媒体在呈现舆情时, 只单方面摆出公众对杨达才的质疑指责, 而《中青报》则摆出了对杨达才同情支持与质疑指责两种声音, 且两者所占的报道篇幅相当。
文中有6处消息源表达对杨达才的支持和同情, 如陕西网友“纳兰蛟”表示:“当官不容易, 该笑的时候不笑, 是有官架子;不该笑的时候笑, 是没良心;哭了人家说你做秀, 不哭说你残忍。”有6处消息源表达对杨达才的质疑和指责, 如长江网的网友刘全称, “一个官员过分追求奢侈的生活, 戴名牌手表, 这样官员的自身清白让人怀疑。”
(二) 针对草根网民的不同声音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上文第一点的“误区三”中提到, 此处不再赘述。
四、独特的结构安排——四个小标题, 四条时间轴
许多媒体关于“表哥”被撤职一事的报道, 采用了倒金字塔结构, 全文建立一条时间轴, 而本报道突破了这种常规模式, 以每个小标题为单位, 四个小标题领导的部分各自拉出一条时间轴, 四条时间轴交织, 折射出记者对此事件的独特解读方式——以四个社会角色为主体, 构建叙述框架, 强调四股力量的相互作用, 而非在一条时间轴上简单记述事件。记者的想法在信息排列与组合中展现。以下是笔者对记者呈现的四个社会群体的解码。
微博网民——主动角色, 积极人肉搜索, 寻找腐败把柄, 提供劲爆信息, 立志揪出贪官, 主动性主要体现在其提供的信息之多上。
网络意见领袖——被动角色, 主要体现发言审慎上。
传统媒体——主动角色, 以整合庞杂信息、形成理性观点、正确引导舆论为己任, 其主动性表现在所提供的信息能有效控制舆论节奏和发展方向上。
政府部门——被动角色, 表现在其回应怠慢上。
记者对这四个社会群体的客观呈现, 或许能改变读者对四者的刻板印象, 帮助读者建构新印象。
五、小结
《中青报》的报道, 主动远距离地冷观事态进展, 对舆情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呈现, 最后向职能部门建议, 积极推动了反腐进程。
篇4：纪委舆情
关键词：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 舆情信息收集内容 舆情信息收集方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各类突发事件呈上升趋势，给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威胁。突发性群体事件一般表现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乃至成百上千人突然聚集，围坐、请愿、上访或是冲击党政权力机关，非法集会游行，引起群众围观滋事，造成交通阻塞，停工停课，少数还伴有聚众械斗、打、砸、抢等行为，表现形式激烈。突发事件一旦被网络媒体或者网民报道，短时间内就会引起网民关注，相关报道被重复转载、迅速传播，形成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
一、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
1. 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的形成
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很容易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由于网络信息传播迅速，传播范围广等特点，关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任何信息都被公众广为关注，一旦有消息在网络中传播开来，就很容易形成“信息聚合”。在网络论坛， 当个人意见转化为多数人的集合意识， 当各种意见在网络这个“公共空间”里碰撞，网民迅速认同、修正、融合时， 就逐渐形成一个个网络舆情。[1]
二、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的信息收集内容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是社情的反映，要把握网络舆情，就要认识到网络舆情信息收集是一个工程，要有统计、统战、民政、公安等部门的参与，在整个社会安全防范机制中承担着尤为特殊的职责。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是指当发生突发事件之后，网民对于突发事件的意见、情绪和态度的总和。纵观每一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虽然活动规模、活动形式、事件过程各不相同，但纵观国内外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过程，其基本组成要素由人、载体、事三个方面构成。同样，我们在研究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三方面入手，收集事件的情报信息，为突发性事件的预警做好准备。从实际操作来看，这三方面入手具有可操作性、简便性、可采集性和可量化的特点。
人是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要因素，也是发展网络舆情的基础。人是突发性事件的主体，突发性群体事件所反映的舆情证明，突发性群体事件往往是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与国家的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非正常化表露或极端的外化形式，反映出舆情主客体之间关系呈现 “问题状态”。正常的舆情状况通常表现为，主客体在利益方面的“一致”与“和谐”。在一般情况下，主客体之间的对立由相应的制度、法规、政策以及公共行政予以协调和解决。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制度、法规、政策以及公共行政出现滞后和不适应，使舆情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出现部分的激化。所以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领袖”的文化程度、年龄程度、工作经历、精神状态等因素对事件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对“异质”（恐怖分子、法轮功分子、报复社会分子、暴力型精神病患者等） 等人的关注要做到信息及时收集、及时更新。
载体是指网络舆情存在的网络空间，从目前来看，网络舆情的存在空间主要有以下几处：1、电子公告板（BBS）；2、即时通讯（IM）；3、电子邮件（Email）及新闻组（News group）；4、博客（Blog）、维基（Wiki）；5、微博。由于网络舆情信息的多种多样，它的表现形式可以分成文本类、图片类、网络视频类、黑客和网络暴力行为类。舆情类情报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它的收集范围主要包括新闻报道、社情民意和网民言论等，公安机关应该利用好互联网这个载体，对于及时发现的舆情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把握大局。
事是影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外在因素，是突发的和难以预见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所呈现的这种 “问题状态” ，突出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利益冲突以及调节冲突方式
的变化。就公安机关而言，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应收集的内容包括：（1）社会各界对党和国家一些重大政策出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外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的反映；（2）聚众游行、示威、上访、请愿、非法集合、有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的重特大责任事故等事件、事故类信息；（3）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影响社会安宁稳定的大事件类信息。
三、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的信息收集方式
如何加强网络信息的管理已成为突发性群体事件网络舆情的情报收集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网络信息量海量的特点，仅仅依靠人工收集的方法难以收集和及时处理。网络舆情信息收集即快速准确收集原始舆情信息。[2]
由于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是网络舆情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因网络舆情的演化和扩散而短时间内在现实中触发的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将这类事件的情报收集方式分成及时收集和系统收集。
1. 及时收集
及时收集是指公安情报部门根据决策部门、上级机关部署，在社会转型期围绕特定任务，组织情报专职人员在海量信息中对敏感点进行发现、热点预警和爆发点，一段时间内收集相关情报信息。例如在“豆”你玩，“蒜”你狠的物价飞涨时期，，有些人会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宣传散播不利于政府的信息，导致民众和政府的交流机制瘫痪，或是导致民愤，公安机关就这一专题进行及时的舆情收集，为上级机关做好必要的情报收集，避免发生突发的网络舆情群体性事件。
2. 系统收集
系统收集是指就是公安情报部门组织各警种、各部门根据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本职能，在日常工作中围绕某些专题长期、系统收集情报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情报信息资源库。由于突发事件突发性强、影响面大，决策者思考的时间短，如果没有全面的信息参考，不能准确全面获得最新信息，任由事态发展，而不加以判断处理，后果将会变得非常严峻。因此，在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萌发初期，及时有效的舆情信息汇集，全面掌握与该事件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对做出正确的决策极其重要。
参考文献：
[1]刘毅.突发性群体事件中舆情信息的汇集与分析[J].学术交流，2005（10）.
篇5：纪委舆情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以微博为代表的微博传播媒介治理和网络舆情监测成为舆情研究新课题。在自媒体时代，传播媒介特别是微博传播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同样明显，而法规建设则远远落后于技术发展，因此，“微传播”是把双刃剑备受政企的重视。
微博作为自媒体传播时代的典型代表，其具有很强的信息传播力，特别是轰动性消 息的传播范围之广，对信息当事人影响程度之深令人惊讶。因此，微博成为众多政企 展开网络口碑建设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网络管理机制的不完善、网民结构的多样化 和网络舆情监测手段的缺失，这就必然使得网络传播存在风险。
当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浮躁感，网上泛娱乐化和炒作现象普遍，人们对负面新闻事件的敏感性增强，这些导致网络负面信息更容易发酵传播，形成负面舆情环境，如果处理不当不及时，对政企形象的破坏将是深远的。
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监测数据显示：近段时间，网络上掀起的各类舆情议论潮，陕西的“表哥”事件、广东的“表叔”事件、白酒塑化剂超标事件以及肯德基速成鸡事件就是自媒体时代体现微博舆情威力的典型案例。微博热点事件的偶然集中发酵，使得政企对突然而至的网络舆情危机倍感压力，对事件发生没有心理准备，导致舆情 危机处置严重滞后，不利于网络舆情危机处置第一时间法则。因此，如何突围微博舆情危机，建立有效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成为政企急需解决的问题。
现今，网络舆情危机爆发具有很大的突发性。一条不起眼的负面信息经网络的发酵很可能突然演变成一场网络舆情灾难，而如果缺乏有效网络舆情的预警，突发而来的舆情风暴就会让政企在处理危机时乏力感倍增。
面对自媒体时代网络危机的强劲爆发力，做好网络舆情监控就显得尤为重要。准确全面的网络舆情监测，可以很好地帮助政府企业获取网络微博舆情动态，了解民意民声，实时监测微博相关话题信息的传播效果，监控微博虚假负面信息，在网络舆情危机爆发时可以妥善的、有目的性的针对处置。
以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为例。该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由两个子系统组成：自动 采集子系统与结果浏览子系统。可以对微博上一切与本地区相关的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其监测范围囊括各大网络媒介的微博平台，并可对重点微博话 题实施重点监测，最后对检测结果生成各类数据图表和舆情日报周报。
篇6：纪委舆情
2010年是微博元年，随着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网络舆情的价值就愈发凸现。网络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不管是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都有可能会在一夜间风靡整个网络，若是负面消息，甚至会造成广泛而深远的恶劣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舆情的控制难度愈发加大。到底如何做好网络舆情工作？作为国内最早专注危机管理领域的专业机构之一，关键点传媒专注企业和机构危机管理的前沿理论研究和执行运用。关键点传媒资深舆情分析师李永刚先生，从舆情监测与分析角度做了分享。
李永刚认为，从舆情服务所反馈的信息看，各企事业机构对舆情咨询服务的理解还处于比较粗浅的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舆情信息的理解可分为四个层次：“信息管理”、“情报意识”、“科学决策”和“战略致胜”。一般情况来讲，我国大部分企业对信息的理解仅处于前两个层次（“信息管理”和“情报意识”），有的甚至连“信息管理”都还谈不上。尽管有的企业已经做的很大，但从信息理解的角度看，整体上都还只是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具体地说，舆情监测作用主要是提供决策依据、收集竞争对手情报、评估公关整体表现、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危机预警等。
结合关键点传媒多年来在网络舆情监测到产品和服务的经验，他大致分了网络舆情监测系统、舆情报告、舆情顾问咨询及危机公关培训三个方面来谈网络舆情监测。
一、舆情监测系统
关键点传媒舆情监测采用先进的云计算技术，能同时对数十万个综合门户、博客平台、微博平台、论坛社区、行业门户、地方站点、贴吧、股吧、空间等在内的中英文站点进行实时监测，并且拥有数字平媒挖掘技术，做到舆情监测的全网覆盖。同时辅以专业舆情分析人员的信息干预，能迅速监测并分析出网络、报刊和电视新闻等媒介中的重要信息，及时向客户提供服务。
二、舆情报告
舆情监测报告是由专业的舆情分析师根据舆情监测系统数据，运用科学的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理论体系，根据规范的作业流程和框架格式，对传统媒体网络信息（如报纸、杂志、电视）、新媒体网络信息（如论坛、博客、微博）等网络舆情主要载体进行全天候监测，得出的客观内容，形成的舆情报告。舆情监测报告根据不同多的分类方法可有多种分类。按性质可分为常规舆情监测报告和专项舆情监测报告。按时间分为即时预警报告、日信息梳理报告、周度信息研判报告、月度舆情分析报告等。
与此同时，他重点指出，除了常规地进行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外，关键点传媒加强网络舆情危机顾问咨询以及危机公关培训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舆情监测的作用之一在于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正面形象的传播、负面危机的应对。大多情况下，并非仅仅为第一时间负面信息的知晓，目的在于维护与修复。由于舆情危机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事件，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呈现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关键点集团在多年的危机公关中形成了科学的危机应对理论和完善的应对体系，在危机应对、媒体管理、信息传播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顾问咨询服务，服务方面包括，危机管理体系建设、危机管理培训等。
关键点传媒董事长游昌乔同时也是著名的品牌传播专家、公关顾问专家、危机管理专家，他创导了“危机公关5S原则”、“公关传播5B原则”、“新闻发言人5度原则”、“危机管理体系6C原
则”，并带领团队推出建立“建立危机管理制度体系的方法、原则及模块”，这一系列理论对于政府、企业等传播与制度管理实践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也受到了各界的好评。
篇7：党委、纪委书记纪委工作报告
——在2015年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谢 辉 杰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同志们：
为认真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落实集团公司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会议要求，总结回顾2014年工作，研究部署2015年任务。下面，我代表纪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一、2014年主要工作回顾
一年来，公司纪委聚焦党风廉政建设，以依法合规经营为目标，大力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强化执纪问责，加大惩处力度，为公司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一）教育与惩处并举，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违纪违规 夯实防腐根基，大力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围绕“坚持依法合规 打造阳光央企”的主题，认真组织开展了第十四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各级领导为机关和项目部人员上主题党课20场次，参加听课人数480多人；60余名公司机关、京津项目人员参观了通州区看守所；邀请了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在广州片区举办 “以案为鉴、闻恶思警” 为专题的法制教育课；并与天津市检察机关成功举行了“检企共建”启动仪式暨预防职务犯罪知识讲座；针对各级领导干部、财务、物资、计划等重要岗位人员权力大、易发案、多发案的特点，2014 年纪委转变工作方式，把集中学习与面对面交流座谈相结合，在公司机关、广州、郑州、天津等片区以及利用重要岗位人员业务培训班之机，分别组织开展了举案说法的学习教育，提高了重要岗位管理人员的廉政意识，并与重要岗位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座谈，逐一签订了《廉洁从业承诺书》192份；创新工作方法，在2014年各重大节日期间，纪委给公司458名领导干部发送温馨廉洁提示短信共计1832条。经统计，2014年公司有97%的人接受了各种形式的警示教育。
以惩促防，标本兼治，增强了查办案件的震慑力和警示力。全年着力查办了何xx违反廉洁从业规定案和陈xx违反生产经营管理规定案。何xx受到政纪处分，陈xx受到党纪政纪双重处分。在严肃查处违纪违规案件的同时，注重认真调查核实，及时为受到错告的同志澄清是非，消除负面影响。“处分决定落实月”期间，对2011年至2013年公司所有受到本级和上级处分的人员缴纳经济赔偿款情况进行了认真清理。
（二）预防与监督并举，确保企业依法合规经营 紧密联系公司实际，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2014年，坚持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贯穿始终。年初分级签订责任书，明确各级领导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半年进行检查，督促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年底落实考核，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监督检查规范化。公司15名领导班子成员集体作出了廉洁自律公开“承诺”。按要求开展了一年一度的述职述廉和评绩评廉工作，公司本级和所属各单位共有188名各级领导人员接受 了测评。协助公司主管领导对新任职的3名副处领导进行了任职廉洁谈话；平时纪委对新提拔的机关部门和项目部基层领导人员共33人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廉洁谈话。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参加项目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解决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依法合规经营。首先，认真开展效能监察，规范经营管理行为。按照集团公司纪委要求，对4个亏损（潜亏）项目深入开展了整治亏损项目的效能监察，对所属19个在建项目开展合同工管理、食堂管理专项检查。对发现的各类问题，一一点评、纠正，下达监察建议书17份，共提监察建议80条。其次，持续监督“三项招标”。全年先后参与了公司集中采购和所属15个项目部的29次共62项招标活动。通过严格的监标，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漏洞的出现，规范了招标工作。
（三）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外树形象内强素质，纪委始终重视自身建设。在27个项目部成立了纪工委组织，明确纪工委在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协助办案等方面的工作职责，为基层开展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坚持定期召开反腐倡廉工作联席会、案件线索排查会等会议，认真部署、检查、总结纪检监察工作。积极参加外出培训，提高纪检监察人员素质，2014年共委派两人参加中纪委举办的业务培训班。通过多方面加强队伍建设，有效提高了纪检监察部门的履职能力。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深化反腐倡廉教育、创新工作思路方式方法上做得还明显不够；我们在效能监察中发现问题、堵漏纠偏和问责追责的力度还不够；我们在规范权力运行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存在漏洞；我们有的领导干部视党风廉政建设如儿戏，把责任制的落实不当回事，相关工作不亲自干也不安排，甚至连资料也没有，一问三不知；有的项目部以生产忙为由，布臵的工作能拖就拖，能不做就不做，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一纸空谈、是一件无聊无效益的事情；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有权就得任性，把项目当成自家企业，亲朋好友都往项目部安排，毫不掩饰自己的霸道行为；有的领导干部认为项目部离公司“十万八千里”，可谓山高皇帝远，员工失联几个月也不跟公司报告；有的领导干部认为中央八项规定离自己很遥远，公款大吃大喝，回老家办私事都得让项目部派车；有的领导干部损公肥私，认为项目赚不赚钱跟自己无关，只要自己腰包鼓起来就行；有的项目领导班子不和谐，职工怨声载道；有的领导人员认为“三项招标”就是个程序，找几个陪标的给公司演场戏就行了；有的领导和管理人员是非不分，漠视法纪，游走在党纪国法企规高压线的边缘，失职渎职行为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有的领导干部责任心缺失，作风飘浮，管理混乱，造成项目潜亏、亏损数额巨大。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拿出对策，认真加以解决。同时，我们纪检监察组织在深化转职能、转作风、转方式上做得仍不到位，也存在监督不够深入、检查不够细致，责任追究 碍于情面，对违纪违规行为的查处不够严厉的情况。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下大力气、想方设法加以克服。
二、2015年主要工作任务
2015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集团公司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会议部署，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结合公司发展实际，认真解决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内部环境，为实现公司全年工作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一）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一定要注重联系公司实际，结合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认真改正。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就是告诉大家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子，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把党风廉政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今年我们要按照中纪委提出的深化“两个责任”（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要求，把认真学习、全面落实中央和上级有关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决议、部署与反腐倡廉教育相结合，督促各级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先行一步，明辨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的深刻哲理，切实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公司规章制度，正确履职用权。
（二）党委、纪委各负其责，认真履行“两个责任” 为把党委履行主体责任、纪委履行监督责任落到实处，要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与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两手抓、两促进，同步部署、同步落实、同步检查、同步考核。公司党委要全面落实：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宗旨意识树立群众观念，坚决纠正损害职工群众利益的行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全面推进巡视工作；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创新。领导班子成员要坚定不移的落实“一岗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必须按规定请示报告。纪委对公司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监督责任。要切实“维护党纪国法和企业规章制度；加强作风建设和监督检查；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严查违纪违规案件；有效整合监督资源；加强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今年，纪委要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监督检查的主要任务，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考核项目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为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三）抓防范，做到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全面覆盖 今年，我们要继续在教育上下功夫，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做到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全面覆盖，对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的宣教工作要做到一个不漏。围绕活动主题，认真开展第十五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在注重开展 党性宗旨、理想信念、遵章守纪、职业道德等教育的同时，也要努力开展先进事迹的示范教育和反面案例的警示教育，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树立依法合规意识、艰苦奉献意识、开拓担当意识和廉洁从业意识。认真组织述廉评廉、民主生活会查廉工作，通过自查与他查，督促各级领导人员保持头脑清醒、防范利益诱惑、珍惜岗位平台。大力推进“企检共建”工作，与各驻地检察机关建立良好关系，主动邀请检察院的同志到项目部授课、座谈、交流，引入外部监督，化解经营风险。今年计划以视频会的形式邀请检察院领导对全体员工开展一次“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教育。
（四）“问责一个，警醒一片”，强化查办案件的震慑力 坚持有案必查、违纪必究，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惩处的威慑力。对那些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且还可能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要从严、从重、从快处理。今年查办案件的重点是：加大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和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查处力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抓住关键节点、关键环节，紧盯“四风”问题所出现的新形式新动向，坚决查处公款吃喝旅游、公款送礼、超标接待、公车私用等问题。着力纠正“四风”，强化作风建设。要加强案件线索的收集，依靠群众监督，关注来信、来访、来电、短信等方式提供的案件线索，对职工群众反映的各种违纪违法和腐败行为及时调查，深入排查、筛选案件线索，认真初核、细致调查，围绕办案重点、加快办案节奏、提高办案效率、节 约办案成本、扩大办案效果。对具体线索认真核实，为查办各类违纪案件、惩戒警示违规人员、打击腐败行为创造条件。深入剖析发生的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努力做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
（五）抓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断言：“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没有监督和制约，权力就势必趋向腐败。”因此，反腐败工作关键在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一个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一个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一个觉得接受监督很不舒服的人，就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和基本条件。我们各级领导要坚决贯彻“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要谨慎用权、公私分明、坦荡做人，不要让职工群众在背后指指点点，做到管理好人，约束好权，控制住钱。今年纪委将继续协调各业务部门形成合力，深化监督检查。一是认真实施效能监察，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创誉增效的关键环节，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做好效能监察选题立项工作。强化效能监察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建设，严格检查、严肃整改、严厉追责，推动项目规范管理。要全面落实集团公司统一立项，着力围绕大额亏损潜亏项目、问题状况频发项目、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等深入开展效能监察。二是继续监督“三项招标”，严禁先上场后招标、先干活后签合同以及明招暗定等变通或违规的做法，确保招标工作合理合规合法。三是发动群众监督，进 一步关注和了解基层职工的反映和诉求，针对职工反映热点、敏感问题及时开展专项治理。
（六）加强自身建设，夯实组织基础
去年，由于有的项目基本竣工，有的项目刚中标上场，各项目部人员也有所变动，我们重新成立了27个项目纪工委，今年要在继续完善组织的基础上，计划对项目纪工委人员开展一次纪检监察业务培训，让纪检监察工作深入基层一线，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纪检人员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目前纪委的几名同志都很年轻，要加强学习、严于律己，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增强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的本领。要充分掌握上级指示精神，吃透法规政策，熟悉企业管理体系，要努力将反腐倡廉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相联系，更要大胆开展工作，勇于克服困难，敢负责，敢担当，不怕得罪人，做到尽职尽责，努 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再上新水平。
篇8：纪委舆情
一、 人民网舆情报告反映的我国司法舆情的基本态势
互联网舆情报告展现了网络舆论发展的动态,反映多种舆论交叉碰撞,与外部环境进行反馈后达成的舆情合意。其中司法网络舆情反映了民众对社会法治发展的认同倾向和接受水平,是关系到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展开对网络司法舆情的分析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人民网的舆情监测和分析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以人民网2007年—2013年互联网舆情报告为分析对象, 提炼其中司法舆情相关数据,以此整理归纳司法舆情趋势特征具备相当意义。网络司法舆情突出表现为散在、情绪化、公开或隐匿的意见倾向, 汇集的意见倾向成为认识社会情绪和诉求的出发点。2013年人民网舆情报告直接提出的司法案件所引发的舆论热点猛增。
为了进一步细化司法案件热点增减状况, 筛选2007年—2013年分析报告中涉法案件热点舆情 ,进行舆情关注度和社会情感倾向性分析,结果如下:
2007年—2009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监测样本源于网络社区、论坛、BBS等公共空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一个力量更强大、话语更有效的网络社群开始出现,作为以往舆论主要载体的论坛、博客影响力式微,因此,从2010年起增加了微博等新的网络舆情的样本来源。舆情监测样本从2007年的强国论坛、凯迪社区、天涯社区扩展到2013年的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强国论坛主帖,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主帖和转帖以及人人网、开心网。以人民网舆情报告所涉及的热点事件为对象, 我们可以绘制出2007年-2013年间热点事件的关注量和关注度走势图。 (见图1、图2)
图 1:2007 年—2013 年我国热点事件关注量走势图
图 2:2007 年—2013 年司法热点关注度走势图
从2007年-2013年司法热点网络关注量的折线图,可直观看出司法舆情总体数值呈急速增长状态。进一步对比司法网络关注度柱状图, 可以发现2007年-2013年司法舆情比例呈波浪形,2007年-2009年这3年司法舆情居高不下,2010年-2012年呈现走低趋势,2012年-2013年出现井喷现象。这些司法相关话题大多触犯了刑法,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和唐福珍自焚事件违反行政法,南京彭宇案更多的是道德的讨论和法官判案理由的不充分。从法理上讲,涉诉舆论对于司法并不具有直接作用,因而对司法并无直接参考的意义,但是这些涉诉舆论发酵的背后却隐含大量的社会信息和政治信息。网民参与案件讨论达到情感共鸣后形成几类主流倾向,而宣泄式的话语表达推动舆论达到峰值。社会情感倾向性处于网络舆情漩涡中的司法个案所表达的个人情绪和社会情感倾向性通常指向一个或几个关键主题,公众诉求集中于官民冲突、权贵身份、道德底线、社会民生、未成年群体、司法公正等焦点主题。对2007年—2013年司法热点情感倾向的主要关键词进行汇总如下:司法热点事件关键词“仇官仇富”出现频率最高,将这些情感指向概括为身份意义落差造成偏见和成见、对官员以及政府机构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弱者一边倒的同情、自我维权的强烈要求这四类主题。
二、人民网舆情报告折射出的我国当前司法舆情的特征
人民网从2007年开始每年发布互联网舆情报告,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分析。每年的报告中既有不同事件的分析,又有相同阐释的交叉。人民网舆情报告中的热点司法事件由个案转为大众熟知并参与的公共事件,除媒体与网络快速传播之外,还因其与社会现实敏感性话题之间交叉,容易引起公众情感信念和价值观的自我投射。而公众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关注点、价值取向呈现惊人的相似和趋同,通过司法案件情感倾向的分析和关键词频率图(见图3),可以探知到被社会不断识别和复制的热点事件背后的司法舆情内涵,也表现为当前司法舆情的内容特征。
(一)身份意义落差造成偏见和成见
社会结构剧烈变动造成利益重组调整, 社会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均等因素造成公众强烈落差, 具体形式集中体现在当事双方的身份对比上。警察与平民、富人与贫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身份差异,对立性元素激起了公众的关注兴趣。身份意义的差距,使得网民对处于强势的一方难免产生天然的偏见和成见,导致对案件的判断结果直观地归因为身份意义。2009年杭州飙车案、2010年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和2011年药家鑫案这三起交通肇事案之所以演变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 主要在于当事人身份的悬殊对比, 由贫富对比引发的仇富情绪更容易点燃舆论的战火。
(二)对官员以及政府机构的怀疑和不信任
某些地方的政府部门, 处理一些具体政务和突发事件时,采取遮遮掩掩甚至文过饰非的做法,往往引起网民的不满、公众的不满情绪累加,虽然事件可能会最终平复, 但在此过程中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暴露政府工作缺陷的司法案件信息得以广泛传播, 同质事件不断发生, 叠加效应又再次加深了公众对官员和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感。部分地方政府在应对舆情时不回应的“鸵鸟心态”对整个政府形象、公信力造成连带负面影响。长此以往,政府部门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即“一旦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1。2009年云南“躲猫猫”案发后 ,出于对警方疑点解释的不信任, 网民自发组成调查团到云南看守所调查案情,2011年的钱云会案中为村民利益维权的钱云会死于工程车下, 事后温州市公安局认定这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多数网民仍然不相信。正是在对基层政权不信任的心理作用下, 钱云会案被网民合理想象和无限放大。公民维权民主意识的增强与地方政府消解制度匮乏的冲突, 造成官民和谐关系的僵化变异, 网络舆情的巨大力量又不断推动着矛盾暴露。
(三)对弱者一边倒的同情
权衡司法案件的强弱双方时, 公众的心理天平会天然地倾向弱者。这种情感倾向源于一种简单但无处不在的生存性对比:窘迫的生计与奢侈的炫富,努力拼命与轻松拼爹, 这种杂糅着百味的情感体验在发达的大众传媒下被无限放大。[1]公众基于自身的立场选择性地接收和传播信息, 据此形成情感倾向并影响行为判断, 加之公众通常从单独视角看待网络司法事件,造成认知的零散和不足,缺乏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全程的认知、判断,这种协同过滤导致类聚效应又再次强化了议题, 此时司法舆情容易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网络舆情的受众主体正如童兵所言:“在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的参与以及推动事件的发展,可以比现实生活中更容易得到满足感,产生自我实现的最大高峰体验。”[2]2009年湖北刺死官员的邓玉娇被宣扬为“宰恶吏于当场,抒民愤于巴东”的侠女,网络舆论大都倾向于维护弱者邓玉娇。2013年小贩夏俊峰之所以能牵动无数人心, 是因为他的境遇与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密切相关, 公众期待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 从而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自我维权的强烈要求
我们正迎来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 社会公众对自身权利主张趋向积极诉求, 更加明确权利现实形态。暴力拆迁、征地等问题往往使网民迅速联想和延伸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官商勾结等深层背景问题,这些社会现实与个人权利相矛盾的问题就频繁出现在司法案件中。在2007年-2013年人民网司法舆情报告涉及的司法案件所体现的权利意识中集中表现为财产保护意识。拆迁和征地问题一直是公民与公权力或开发商角力的冲突点,从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开始,到河南灵宝王帅案、宜黄强拆自焚事件、钱云会案等都是因普通人维护自身财产权而引发的冲突。现实冲突发生后,互联网成为网民的“吁天权”,通过便捷的互联网渠道,既能表达利益诉求,又能赢取到公众的支持,从而获得自身的利益诉求。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成为《物权法》通过前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它已经引起了人们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检视与思考,同时成了人们探讨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个人物权以及如何协调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这类一般性问题的鲜活案例。[3]甘肃初中生发帖被刑拘事件成为舆论焦点,除了对被拘未成年人的同情,更多的还与“两高”刚刚出台的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的司法解释有关。张家川事件后,“两高”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诽谤、寻衅滋事等不法行为的适用条件,对法律模糊地带做了清晰界定,具有现实针对性。网络民意在网络监督维权方面的深化、自我维权的表达施行,无疑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佐证。
三、 人民网舆情报告显示的我国司法舆情的传播机制
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媒介, 网络的多重传播模式易产生舆论裂变式效应, 司法舆情在网络平台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和扩散。公民司法表达自由有更广阔的途径, 公众的强烈诉求通过网络平台得到即时分享和传播。网络司法舆论由于其公众参与的广泛性、真实性,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经过加工整理就可以发现公众的诉求具体是针对社会问题、司法本身的问题还是司法个案公正的问题。[4]诉讼案件在司法程序认定之前,网络空间中就存在刺激性、扩展性的案件词汇影响受众的现象,随后媒体的“先占性”报道,提前编织了“事实图景”,由此产生不同司法热点相似的舆情进程。司法案件网络爆料,传统媒体竞争性助推跟进,意见领袖言论引领舆情方向, 司法专业人员职业思维表达放大社会影响, 公众舆论讨论不断聚集导致热点突然发生。
对人民网2007年到2013年舆情分析报告中舆情事件进行原理分析, 网络司法舆情传播机制集中体现为三方面:意见领袖作用凸显和分化、群体极化现象、司法中舌战优势。
(一)司法舆论中意见领袖作用凸显和分化
李普曼认为,每个社交圈子都有“天真的时代”的范·德尔·吕当和曼森·明戈特夫人那样的占卜官,他们被认为是社交模式的看护人与解释者。通过他们出头露面和身份的暗示, 社交圈子被划成不同等级。[5]他们被称为“惯例的亮点”,也是传播关系中的意见领袖,比同伴更多地接触到媒介或消息源,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意见往往左右周围人。谢新洲认为网络环境中的意见领袖并未消失, 网络本身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使意见领袖产生新特征,多元、距离近并且影响广。网络热点事件“众生喧哗”之背后存在一批被称作“e-influential”(E见领袖)的人引导网民。[6]突发或重大事件发生后,网民总是习惯性先了解意见领袖的深刻解读、犀利批判,意见领袖的作用凸显, 这个新意见阶层对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通常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2010年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中一家三口面临政府强拆愤而自焚, 却并没能讨回公道。家属钟如九欲上访被当地政府人员堵在机场厕所内,这场“女厕攻防战”被《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微博上直播, 更多的意见领袖加入网络转发,这一具体案例转为公共事件,引发全国热议,才有了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双双问责的结果。
但由于各方诉求多元,每个群体、亚群(法律)文化和理念不同,导致舆论呈现较大分歧。加上司法案件本身的特殊性, 不同身份的意见领袖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其中代表性人物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知名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关于司法案件的争议性言论。如她在药家鑫案中提出的“钢琴强迫杀人法”等解释,就曾引发网民的挞伐;2014年2月,李玫瑾通过网络公开课的方式对复旦投毒案进行了解析,以细致的分析和大量的案例佐证, 仅使部分网民对其看法有所改观。可见,依照司法理论的表述并未与主流网络情绪保持一致。
(二)媒体新脉象聚集社会朴素正义
司法人员有自己的专业知识, 通常站在纯法律或者法理视角评点案件, 与大众站在人情角度看待案件迥然不同。[7]司法网络舆情反映的是大众思维,司法案件审判遵循的是法官职业思维, 于是大众思维与职业思维之间出现龃龉。由此延伸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正义观:一是以法律规则为基础,以现代主义为目标,以程序保障为手段的司法正义;二是以道德伦常为基础,以朴素正义为目标,以传媒手段为平台的感官正义。[8]公众以其数量众多和高传播频次成为司法舆情中的主体, 易出于朴素道德观和善恶意识对案件进行评判,这种朴素正义表达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愈加彰显。英国学者约翰·基恩认为突破地域界限的多元化网络传播空间打破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国家或民族框架下单一型公共领域,取而代之的是大小不同,彼此交叠相互连接的公共空间,以“马赛克”方式拼贴而成的复合型公共领域。[9]在这个复合型的网络公共空间内,司法案件的讨论、传播途径和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针对司法案件, 特别是涉及公共性和某种特定指向性的案件时,开放、多边的网络为群体提供了碎片黏合的案件信息,并为这些信息提供意见加工、贴标签等“仪式赋予”的功能。此时容易导致群体极化,“群体极化”,是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提出来的,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李天一案中群情激愤的一方是对“官二代”这个特权阶层的天然偏见,夏俊峰案则是对长久以来存在的城管与商贩之间矛盾的宣泄。受众以道德观和正义感的惯性思维方式,对“富二代”“官二代”等各种标签化、脸谱化身份易产生偏见,极大地影响着受众对所发生事件的合理判断,可能马上就从理性认知转为恶意评判,相比而言对弱者则是一边倒的同情。
(三)自我维权的非规则表达
托克维尔认为“多数是人们唯一要巴结的权威”[10],网络中的司法案件包含大量的民意要求, 一旦演变成公共案件,涉法部门必然需要作出回应,甚至影响案件判决结果。而这种通过公众舆论力量使得司法改变裁判的路径是典型的非常规路径。
传统司法场域是一个极为封闭的职业领域,是诉求信息资源高度不对称和权利运行形态的职业化垄断所衍生的问题, 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清官情结诠释出普通民众在司法场域中的悲剧性选择境遇。[11]网络时代为民众司法权利诉求提供了便捷有效的表达渠道, 所以相对封闭的司法场域走向社会公共场域,公众倾向于通过网络放大效应来自我维权, 产生舆情诉求而对司法产生影响。网络中司法案件所暴露出的与公众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物质利益越相近的问题,越易引发共鸣。网络舆论汇聚过程中舌战优势凸显。所谓舌战优势即道德优势,一个观点与其他观点相比,如果具有巨大的舌战优势,那么对思想和行为就可能造成不可预测的结果。[12]
四、 人民网舆情报告对我国司法系统舆情应对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具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 重视权利内容而忽视程序手段。孙笑侠认为这与数千年来中国法律传承风气和习惯有关, 担当判决角色的是非专业的行政长官, 其断案基本方法是“衡情夺理”,其断案的普遍原则是“法本无情”,当出现与法理相抵触时则坚持“舍法取义”的原则。[13]法处于“情义”和“理”的下方,法外标准成为合理化要素,梁治平认为法律与政治、伦理、宗教混淆的做法使法的程序手段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14]。中国法的形式理性缺失影响了法的现代化, 也造成当代公民法制意识的反形式倾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程序可以分化程序参与者的角色力量,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监督;正当程序还能起到“蒙眼布”的作用,防止偏见造成的恣意和在结果未知状态下确保程序中选择的自由; 程序还是一种直观的公正,即戈尔丁所说的“看得见的公正”。众所周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司法原则, 也是现代法治的普遍原则之一,该原则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依法裁判,即法官寻找裁判依据时,必须诉诸法律渊源。[15]舆情向来都不是司法裁判中的规范性依据, 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助于法官做出最佳解释。就法律漏洞填补而言,舆情可作为对非正式法律渊源的甄别,对案件提供公共性参考。
人民网互联网舆情报告中司法案件的解决大都依赖于公众舆论作用力, 这种非正规的解决路径一方面反映司法体制本身的缺陷, 另一方面也反映公众社会诉求的迫切心理。这种解决路径看似维护司法正义,实则加剧了司法公信力危机。未受公众足够关注的同类案件, 同案不同判又造成了对司法公正的质疑,结果是继续削弱司法公信力。司法程序让位于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 个案的解决并不代表矛盾的消解,不过是为安抚舆情的暂时让步,公众的真正信服需要这种效果“并不是来自于判决内容的‘正确’或‘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理由,而是从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不能否认的是,司法审判需适度考虑到社会舆情,但法官“对事实、人和事件作出的评价, 并不是基于他本人那些未经分析的冲动、前见和成见,而是基于他对所有有助于形成深思熟虑的判决的证据所作的开放性的和审慎明断的评断”[16]。2012年12月, 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2014年9月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他再次强调“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司法被视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甚至被期待为改变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司法机关应加强对人民网司法舆情的关注度,及时应对司法舆情。社会根源矛盾导致的司法舆情绝非依靠司法一方可以解决,但通过构建良性、和谐的司法舆情生态,积极引导网络案件中的舆论变化也能够使局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摘要：公民法律权利意识觉醒和网络的开放性表达,促使与司法案件相关的网络舆论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近年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国内热点司法案件的网络舆情进行追踪分析,并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舆情的分析报告。然而,人民网的舆情报告是分散的历时性报告,本文以2007年—2013年间人民网司法舆情报告为研究对象,将分散的报告进行整体研究,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挖掘热点司法案件背后的舆情特点和社会诉求。从司法舆情演变的总体走势过程中探寻司法舆情传播机制规律,以获取司法系统应对舆情的有效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