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处分

2024-04-24

公务员处分（精选6篇）

篇1：公务员处分

陈斌，男，1974年9月出生，汉族，温州市人，大学文化，1996年____月参加工作，200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____月至今在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工作，20____年____月任市国土资源监察支队科员。

经温州市监察局查明，1999年12月，温州市东风汽车电器配件厂申报该厂厂房的用地，市土地管理局土地监察大队发现该厂房用地即在松庭花园地块上，并新建了502平方米的非法建筑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该非法建筑物应予以没收。没收以后，可根据温政办〔1997〕139号文件的规定，按140元/平方米的价格由当事人补缴作价款后再补办用地手续。时任市土地管理局土地监察大队大队长的王杭生却指示该案经办人员陈斌套用1998年对松庭花园的处罚决定书文号(即“温土监罚〔1998〕1399号”)，将该处罚决定书的非法占地面积改为1571.43平方米，并增加“建筑面积502平方米”的内容，而处罚对象、处罚依据、处罚结果均不变，就将其作为该案的处罚文件。之后，松庭花园据此处罚决定书在未缴纳作价款的情况下即补办了用地手续，造成了70280元国有资产的流失。20____年9月，该两份文号一致、内容不一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曝光，损害了政府形象，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根据温州市监察局监察建议书(〔20____〕温监建字第2号)和《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四)款规定，经温州市国土资源局20____年2月23日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斌同志行政记过处分，处分期____个月。

陈斌同志的行政记过处分已于20____年2月22日到期，处分期内，陈斌同志能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没有发现新的违纪行为，根据其本人要求解除处分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20____年4月7日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按期解除陈斌同志的行政记过处分。

二○____年四月十八日

篇2：公务员处分

日前，省纪委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组通报了省公路管理局工程建设处副主任科员谢忠杰违规兼职取酬的处理情况。

20XX年1月，省纪委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组收到举报，称省公路管理局工程建设处副主任科员谢忠杰，于20XX年9月10日私自与湖南怡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私企)签订了技术顾问聘用协议。20XX年9月，又将其一级建造师证在湖南怡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注册，并收取了5万元挂靠费。经调查，举报内容属实。最近，经省公路管理局党委研究，报省交通运输厅党组同意，给予谢忠杰党内警告处分，并取消其遴选转任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公务员资格。

篇3：也论无权处分

1 无权处分的概念

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 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1]。显然, 在无权处分中, 行为人是在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 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处分行为。无权处分涉及到三方当事人, 即权利人、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 (第三人) 。

无权处分中的处分, 就文意解释, 在民法上有最广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广义的处分, 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与法律上的处分。前者指就原物体加以物质的变形、改造或毁损的行为, 后者除负担行为外, 尚包括处分行为, 例如, 所有权之移转、抵押权之设定、所有权之抛弃、债权让与及债务免除。广义的处分, 仅指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狭义的处分, 系指处分行为而言[2]。即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行为。

2 无权处分的效力

无权处分的效力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三种说法:即无效说、有效说和效力待定说。下面分别予以评述。

2.1 无效说

无效说在我国学术界虽然只是少数说, 但在司法实践中却经常被采用, 通常将无权处分合同一概确认为无效合同。理由是行为人主体不成立, 因为造成对真正权利人的侵害只是一种可能性, 不一定必然造成权利人的损害。王利明教授认为:“出卖人为了能够及时将其从前买受人买到的货物销售出去, 而在没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情况下, 便联系下家并与买受人签订合同。此种无权处分行为也并非对权利人有害, 相反既有利于处分人融通资金减少市场风险, 也可能对权利人是有利的”。就是说, 无权处分行为也可能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例如, 笔者曾遇到这一事例, 权利人甲出差时将摩托车借予乙, 也曾向乙流露出想换台摩托, 乙以2 200元的价格出售摩托, 甲回来后认为乙帮了大忙。显然, 权利人甲认为此处分符合自己的意志和利益, 从而追认了该无权处分行为。由此可证, 在权利人、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都自愿接受合同约束情况下, 一概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无效, 就完全忽视了当事人的意愿, 不利于交易流转。

2.2 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模式下的。有的学者认为, 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于债权行为, 仅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债权行为不以出卖人有处分权为必要, 出卖人对标的物虽无处分权, 买卖合同仍然有效。这就没有区分买受人是善意还是恶意, 而一概认为合同有效, 这对真正权利人的保障是不利的。因为无权处分行为极有可能造成对权利人利益的损害, 尤其在相对人恶意情况下, 认为无权处分行为一概有效, 这不仅对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是一种漠视, 对正常交易秩序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在无权处分情况下, 既要强调对相对人利益保护, 也要视其是否善意而定。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 则应根据有效的债权行为加以保护;如果相对人是恶意的, 则应把保护重心移至权利人利益上。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保护权利人利益, 促使交易正常流转。

2.3 效力待定说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就属于效力待定说。可以看出, 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 其效力在于权利人, 只有当权利人予以追认或无处分权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 合同才有效;否则, 合同无效。

具体说:一是无处分权人在经过权利人追认后发生效力。原因在于:无处分权人本质上是在没有获得权利人授权情况下对无权处分财产实施了处分, 因此, 构成对权利人利益的直接侵害, 从而法律允许权利人予以追认, 这充分尊重了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二是无权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 亦可使得无权处分行为有效。原因在于:无权处分人在实施处分行为时虽未取得处分权, 但在完成处分行为后就取得了处分权, 尤其是处分不动产行为, 尤为明显。从法律上看, 无权处分行为本质特征在于处分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 从而侵害权利人的财产权利。一旦处分人事后取得财产权利, 便可消除无权处分状态。但无权处分人在多长时间内取得处分权, 这是值得界定的问题。笔者认为, 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的时间不应超过3个月, 应当在法律上予以明确, 从而更有利于维护交易的流转与安全。

3 无权处分与物权行为

3.1 物权行为的概念

物权行为是与债权行为相对应的, 是指以物权的设立、移转、变更和废止为目的, 以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为要件的法律行为。是直接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也就是说, 物权行为必须具备让与人对让与标的物有处分权的条件, 无处分权人实施处分行为, 必须征得权利人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 或无处分权人于事后取得处分权, 否则处分行为无效。而债权行为只是以允诺负担债务为内容的法律行为, 并不直接处分其民事权利, 故又称负担行为。有些国家民法中规定, 任何物权的设立、移转、变更等行为, 均包含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以买卖合同为例, 买卖关系的成立, 产生债权法上的请求权, 并没有产生物权变动的结果。因为还要有一个排他性的意思表示, 在于用交付行为来证明这一意思表示之存在。根据这一意思表示, 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特别是买卖不动产, 尽管当事人有变动不动产物权的意思表示, 但如果不履行登记的形式, 同样其意思表示也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将当事人变动不动产物权的合意与登记形式之结合作为引起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3]。这种将不动产物权变动与公示形式紧密结合起来的立法, 有利于维护不动产交易市场的秩序和安全。

3.2 物权行为的交易

3.2.1 物权合意

物权合意是物权变动行为下的合意的简称, 在买卖不动产合同中表现十分明显。如一些学者提到, 出卖人甲与买受人乙达成关于房屋买卖协议后, 到房地产交易所签订正式合同, 再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填写《房屋买卖审批表》, 交易所对合同内容及房屋情况进行内审外查, 经审查符合法律要求便依法批准, 当事人在缴纳各种税费后, 由买受人乙申请产权转移登记。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后, 房屋买卖即告完成。由此可见, 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属于债权行为, 但甲乙共同申请对房屋买卖审批的行为则属于物权行为。因为当事人在申请审批表内所表达的已经不是仅仅负担转移房屋产权义务的债权合意, 而是实际转移房屋产权的物权合意。审批机关所审批的, 也正是这个物权合意。这是买卖不动产合同中最常见的。

3.2.2 物权交付与登记

根据物权行为的公示要件主义原则, 物权行为的完成需要以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为要件。若没有交付或登记, 物权行为在仅有物权合意的情况下是不发生效力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构成也只有在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完成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的手续后才能成立。也就是说, 无权处分行为只有在擅自出卖者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或与买受人完成物权变动的登记手续之后才构成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以债权变动为模式, 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买卖契约, 不需要以独立的公示行为作构成要件, 只要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就移转他人之物达成合意便成立, 不管该标的物是否已经交付。在擅自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中, 擅自出卖人与买受人就标的物的移转达成合意的时间也就是无权处分成立的时间。权利人的追认只是补正无权买卖契约的瑕疵, 使它自始就发生效力;或者“一旦处分人事后取得了财产权利, 便可以消除无权处分的状态和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4]。这也有利于交易的流转。

4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4.1 善意取得的概念与条件

“善意取得, 指受让人以财产所有权转移为目的, 善意、对价受让且占有该财产, 即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 受让人仍取得其所有权。善意取得既适用于动产, 又适用于不动产”[5]。这就说明, 善意取得中的受让人必须是善意的, 不知出让人是无权处分人, 否则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在无权处分情况下, 处分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并未取得标的物的处分权, 权利人也未追认, 这时合同无效。但该无效合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受让人) , 因而在第三人为善意时, 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该第三人照样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权利人不得以买卖合同无效为由阻止善意第三人取得该所有权。

善意取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 受让人必须出于善意, 且并不知道出让人是无权处分人;第二, 受让人已经支付了合理的价款;第三, 无权处分人出让的动产已经交付, 或不动产已经登记。上述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否则不构成善意取得。

如果无权处分人未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 则权利人完全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 请求无权处分人返还财产, 而买受人也可以依照合同请求无权处分人交付标的物。在此, 标的物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笔者认为, 如果权利人率先获得对标的物的占有, 则其所有权回复圆满状态, 买受人可以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买受人率先占有该标的物, 且动产已交付不动产已登记, 则买受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该标的物所有权, 权利人只能请求无权处分人赔偿损失。

4.2 不动产善意取得

不动产善意取得主要是指不动产物权通过登记被第三人善意取得, 且为终局取得物权, 从而剥夺了真正权利人的物权。一般情况下, 登记能够反映真实物权, 即使登记错误, 其出错率也是微乎其微,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正是登记表征真实物权的高度盖然性, 使得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具有充足的生命力”[6]。相反, 如果登记簿不能真实反映不动产物权状况, 那么, 必将会损害真正权利人利益。从理论上讲, 是指登记的推定力和公信力, 正是这一要素, 构成了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制度基础。

4.2.1 不动产登记的推定力与公信力

推定力是指经依法登记的不动产物权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 哪怕其事实上存在瑕疵或不是真正权利人。这就表明, “记载于登记簿上的权利人就登记内容和范围, 在法律上被推定为对不动产享有独占性的支配权, 从而使登记权利人不证自明地成为不动产物权人。”[6]

常鹏翱博士认为:“物权公示的公信力, 就是物权的外观形式值得社会公众普遍信任, 法律保护基于这种信任所产生的物权变动的后果。”李富成博士也认为:“物权公示的公信力表明, 通过法定外观形式表现出来的物权足以让普通的社会公众信赖, 只要在这种信赖的基础上与这种外观所显示的物权人进行交易, 一般都能达到交易目的;即使外观形式与物上的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 也不能一概导致已经发生的物权变动失效。”常博士还指出:“当权利外观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一致的时候, 第三人信赖该外观, 就能享有公信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 公信力规则采取了一种‘将错就错’的策略, 将第三人取得的、本属于错误的物权拟制为正确, 而将原本正确的原物权拟制为不受物权法保护的错误, 第三人取得的物权因此具有终局确定性, 不受原权利人的追夺。”这进一步表明, 登记公信力的规定着重保护第三人利益, 使得登记成为国家确定不动产物权权属的重要手段, 具有在无权处分情况下, 解决到底保护真实权利人还是保护第三人这个重大利益冲突的功能。由此可证, 公信力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 维护正当利益。

4.2.2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要件

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考虑的对象是登记错误发生时让与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其基本要件包括:登记错误、让与人为具有合法权利外观的无权处分人、第三人通过交易行为取得不动产物权、第三人为善意。

登记错误是指登记簿册显示出的不动产及其权利状态与真实物权状态不一致的情况。因为没有登记错误, 不动产善意取得就不可能发生。这是要件其一。要件其二是权利外观, 要求让与人, 即无权处分人必须具有“权利人的法律外观”, 即登记簿显示的是无权处分人,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 (如我国《婚姻法》规定属夫妻共同财产, 即房屋, 尽管有“权利人的法律外观”, 也不在此列) 。要件其三是交易行为, 要求第三人必须通过交易行为取得不动产物权, 即第三人作为新物权人被记载在登记簿中, 使外界直接明确不动产交易现状[6]。要件其四是第三人必须为善意, 不知让与人是无权处分人, 完全依赖登记簿所具有的公信力, 实施了受让登记行为。具备了上述四大要件, 不动产善意取得才得到法律的保护。

4.2.3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后果

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要件全部具备时, 第三人便取得其追求的利益, 同时, 真正权利人也因此丧失了物权人的法律地位。简单说, 这就是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法律后果。当然, 真正权利人也可以根据自己受损害的事由, 通过实施相应措施得到救济, 只不过这种救济在性质上属于债权法的救济。因此, 不动产善意取得在第三人与物权出让人, 即无权处分人之间产生物权法律关系。第三人可不受物权出让人的任何约束, 享有不动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实体性物权。在真正权利人与物权出让人之间产生债权法律关系, 即真正权利人只能要求物权出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说, 第三人取得物权人的法律地位表现在:一是第三人有权对标的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并能行使物权请求权, 排斥包括来自原真正权利人在内的任何人对自己不动产物权的干涉。二是第三人可依据自由意思, 在法定范围内处分该物权, 即使对方知道物权出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属于无权处分行为, 照样能从第三人处取得该物权。三是第三人取代原真正权利人的地位, 有权接受他人所为的利益, 如给付租金、返还标的物等。因此说, 第三人取得真正物权人法律地位[6]。

结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于无权处分, 关键要保护交易信赖, 稳定交易秩序, 维护交易安全。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 关键在于建立统一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予以规范, 在因登记机关的原因而导致原权利人损害时, 应给予迅速、有效之救济。善意取得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魅力在当前法律实践中应该得到扩张与张扬, 以使其能在人民群众的法律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无权处分依然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其涉及多方法律关系, 是个较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学者争论的“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以及无权处分行为与物权行为、善意取得制度等法律关系, 尽管众说纷纭, 但主要目的是保护交易的流转与安全, 维护稳定交易秩序。

关键词：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物权行为,善意取得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五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323.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四册)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136.

[3]李开国, 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361.

[4]叶树理, 等.合同法总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144.

[5]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240-241.

篇4：公务员处分

关键词：公务员权利；救济；完善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34-02

我国《公务员法》第2条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总的来说，其权利从广义上可以一分为二：其一，是公务员作为人，与其他人同应享有宪法所保障之基本权利，例如，平等权、人身自由、工作权、财产权、请愿、诉愿及诉讼等权利。其二，是一般人民所无法享有，而系公务员基于职位所生之权利。有学者认为，公务员的权利，是指公务员法规定或者认可的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可以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并要求他人做出某种行为或者抑制某种行为的权利和权力[1]。其实，公务员作为我国的一个特殊主体，被赋予了很多意义，虽然其实质上和普通群体一样是劳动者，但由于其是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又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拥有特殊权利的强势群体，因此，在谈及公务员权利救济时，公众往往表示出难以理解的态度和疑问，这与我国长久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不谋而合，实则是重权利轻义务的传统思想荼毒不浅，所以，长期以来，公务员权利处分的救济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我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公务员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的时间并不长，1957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的暂行规定》，确立了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的救济制度，而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公务员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公务员内部处分的救济制度在现实运行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1.救济途径单一

《公务员法》第56条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第90条中规定，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30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30日内直接提出申诉；对省级以下机关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再申诉。申诉的途径十分单一，并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学界的通说认为对公务员的处分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不说内部行政行为一说，在学理上是否存在争议，单就受案范围的问题，公务员被处分所引发的不服实质已然对公务员所作为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实质影响，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1条中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但其并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

2.救济力度不够，程序存在瑕疵

《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虽然存在一定的救济程序，但是乏善可陈，缺少听证程序。而听证作为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一种有力的促进手段，不仅仅是可以应用于所谓外部行政行为，更加应当的作为一种内部救济或者说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其实并没有在有关救济的规定中有所体现，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对于公务员的调查、决定等程序并不公开，公务员的陈述和申辩权利，在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实则为形同虚设。

3.救济地带存在空白

在《公务员法》等关于惩戒及其救济的法律法规中，只规定受处分公务员对于警告、记过、记大过等“具体行政行为”可提出申诉，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却不可提出申诉，这就在法律救济上出现了空白和漏洞，而在现实中，抽象的行政行为对于公务员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但这一块“法治国阳光尚未照到的从林地带”[2]却不可因循其应有的途径加以救济，不得不说是立法的疏漏。

二、对外国公务员内部处分救济制度的考察

借鉴国外公务员不服内部处分的救济，可以得出，主要国家多可以采取行政上的救济手段和司法上的救济手段。

1.行政救济手段

法国的公务员不服纪律处分可以按照行政组织原则，向有纪律处分权限的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申诉，在特殊情况下，公务员还可向国家公务员或地方公务员最高委员会提出申诉[3]。德国公务员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惩戒时，可以向联邦人事委员会申诉，联邦人事委员会的地位受法律保障，并且是独立的，只服从于法律[4]，倘若不服委员会申诉决定，可以向联邦纪律处分法院起诉。美国的救济制度中规定，倘若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可向功绩制保护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有审理申诉经验的雇员或行政法官审理涉及公务员免职处分的案件，而且审理申诉应当举行听证。

2.司法救济手段

在法国的公务员制度中，行政机关处分公务员的权力，受到行政法院的监督，公务员不服行政机关的纪律处分，可依照法律的不同规定，向地方行政法庭和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在德国，对联邦纪律处分法院的非最终决定不服，可提出申诉，对联邦纪律处分法院的判决不服，可向联邦行政法院提出上诉。《美国法典（宪法与行政法卷）》第7703条规定，一个雇员或者雇员申请人受到功绩保护委员会的最后命令或裁定的不利影响或委屈时，可以获得对此命令或者裁定的司法审查，即为美国公务员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仍然不服处理结果，可以向法院起诉。

三、我国公务员内部处分救济制度的完善

1.完善救济途径

公务员作为国家公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的是一个行政人的角色，而在接受内部处分时，他与自然人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影响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公务员是一个行政人与自然人的双重身份持有者，立法不能因为其行政人的身份而钳制其作为一个自然人应受保护的权利，也不可因为公务员为行政机关之内部人士，而懈怠行政机关义务之履行，所以，在现有救济途径的基础上，应当增加司法救济，作为保护受处分公务员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即使在行政机构行使活动中，公民仍拥有公民应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不是机构内部控制的对象[5]。台湾地区目前受理公务人员权利救济（人事行政）的机关就包括对该公务人员作成处分机关之上级机关、考试院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6]。显然，排除司法救济，已然不适合当今法治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公务员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理应受到司法的救济和保护，但为保证公务员权利之保障与行政机关之正常运转之间的平衡，也基于司法不过分干预行政之原则，应当确立司法救济为最终救济的原则，即当事人没有用尽行政救济以前，不得诉至法院要求司法救济。

2.加大救济力度，引入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在确保行政机关规范行使权力，保障相对人程序性权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内部处分作为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当借鉴和引入听证制度，听证制度的缺失，往往会使本就薄弱的公务员陈述和申辩环节流于形式，更何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君君臣臣等级本位的影响之下，公务员内部处分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就更加不会受到重视，这不但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政策相悖，更不符合依法行政的宗旨，倘若行政机关对本机关工作人员的处置都有失偏颇，程序欠妥，又怎能保障在对外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会严格依循法律，照章办事。

3.弥补立法空白，完善现行立法

成文法因其固有的滞后性，或多或少的会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情况难以完全规制，现有的制度中对公务员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为，已远远不止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这些方面，许多抽象文件，也会对公务员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影响，但立法目前对此尚未进行有效规制，而鉴于抽象文件的行政性和抽象性，司法机关又无法在其职能范围内加以过多干涉和审查，造成抽象文件侵犯公务员权利现象屡有发生，但并未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因抽象文件而受处分的公务员权利并未得到很好的保障与救济。另外，法律责任的缺失也是造成如今公务员内部处分随意性和偏差性较大的原因之一。在法治国家之中，不论公民权利的行使，还是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应当承担违法违规行使之责任与后果，即使是国家行政机关内部处分的行为，也应遵循这一法理。而现有立法中，仅《公务员法》第103条和第104条规定，机关因错误的具体人事处理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行政监察法》第48条和第49条规定，监察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泄露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立法层面的法律法规缺失，实属法律之空白与漏洞，应当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并加快立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351.

[2]胡逸文.我国公务员权益保障与救济制度的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9.

[3]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3.

[4]卫芳.试论公务员受到不利处分后的救济[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5]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M].朱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65.

[6]李震山.行政法导论[M].台北：三民书局，2010：173.

篇5：公务员开除处分决定

关于给予陈义春等同志行政处分的决定

202月3日，市区发生自来水异味事件，市自来水公司在处置过程中反应滞后、处置不当，市自来水公司经理陈义春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分管副经理蒋玉祥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和“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企业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参照执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通知”的规定，经市住建局党委年4月6日研究决定，给予陈义春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蒋玉祥同志行政记过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