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精选4篇）

篇1：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它是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2013年8月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消息称，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日前决定开始实施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并适时出台完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这一提法再度引发公众关注。

2015年7月17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了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情况。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已达13.68亿人。而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卫计委首次透露，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继“单独两孩”政策全面落地一年多后，日前，传来了生育政策有望再度调整，年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对此，2015年7月22日，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则重申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不过，对于呼声很高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示支持，认为“单独两孩”只是个过渡性改革措施，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必要。

2015年10月，中共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二胎）政策。

一、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简介

2014年中国0-14岁低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5%,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降低0.1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平均26%的水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连续三年出现净减少,从数据上看,2011年9.40亿,2012年9.37亿,2013年9.34亿,2014年9.1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近十年我国人口变化有如下特点:老年人比重逐渐增加,少儿的比重逐渐降低,而总抚养比重却出现降低,这种表现充分体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但出生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现象,同时也更加突出了我国人口出生率变动“蝴蝶效应”般的影响。然而这种趋势在2013-2014年启动实施二胎政策后就被打破了并且均出现了逆转,可见二胎政策在政策实施初期对扭转不利局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初露端倪。

资料显示,2005-2014年人口增长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事实上1995-2014近二十年都呈这种趋势,或许二胎政策出台的原因也有基于此的考虑。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3年期间人口增长率低于0.5%,但近两年有回升趋势,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究其原因,主要受“二胎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2013年政策发布、2014年各地逐步实施后,人口环比增长率近几年来首次突破0.5%,回升势头明显。这种转变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即2014年的人口出生率有明显的提升,况且我国人口基数大,相应的出生人口数的增长量的变动便可想而知。

二、我国二胎政策实施现状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2014年各省二胎政策陆续落地,具体实施时。

可见,人口政策并非同时放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时间选择性地采取措施是理性之举。可想而知,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预测,保证平稳过渡是前提,同时也要依据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调整下一步的方案。

据《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科院发布)显示, 我国目前总生育率只有1.4,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表示单独两孩政策效果正在显现,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比2013年增加47万人,目前申请数量稳定在每月8万对至9万对。具体来讲,截至2015年6月30日,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44700例和40951例;据预测,新政平均会让北京每年增加超过5万新生儿。然而2014年8月至11月,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人数曾出现连续四个月下降,单独两孩申请量至今依旧远低于预期.三、对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因素的浅析

• 1.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因素 从世界范围来看，理想子女数减少是现代化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趋势。西方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从多学科的视角来试图解释生育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影响理想子女数的因素。

以经济学家贝克尔为主提出的生育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人们愿意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抚养和教育。总的来说，家庭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要大于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增加，因此，收入和孩子数量之间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减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收入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控制教育程度后，妻子的收入对其理想子女数无显著影响。

现代化理论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来探究现代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本结论是理想子女数随现代化进程而减少，从个体层面来看，受教育年数越长、越重视自我发展，就越倾向于不生和少生。因为现代化社会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上升而效用降低，人们对其他消费品的偏好要超过对孩子的偏好，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则使孩子对个体的吸引力降低，受过较多教育者更容易接受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现代化观念，容易找到其他价值目标替代孩子的价值。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其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研究结果显示，妻子的教育程度比她的收入、家庭收入以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对理想子女数有更强的影响。

生活经历分析关注的则是成长环境、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和生育经历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对子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父母对子女生育数量的期待与子女的理想子女数也呈正相关，初婚年龄推迟会减少期望子女数，而现有子女数越多者理想子女数也越。•

• • 然而，若要探究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因此，我们既借鉴西方的分析框架及研究原则，更注意到由于国情不同而带来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西方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

首先，多子女家庭在西方社会被更多地贴上负面标签，认为如果子女数量超过4个，父母将不能给予孩子很好的照顾，父母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资源会减少，父母与孩子的互动也会降低，2至3个孩子的家庭规模最受推崇。而在中国，独生子女已经演变成刻板的社会印象，与“能力低”、“自我中心”、“自私”等一系列负面评价形成了固定的联想，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更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更能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等观念得到不少人赞同。因此，当独生子女在中国普遍成为一种负面印象时，生育政策允许将促进城市人口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比例增加。

其次，随着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在孩子教育、医疗和成家时购置婚房等方面的费用大增，孩子抚育成本急剧上升。有研究表明，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至16岁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达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购置婚房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9万元；1/4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有理由预期，为了家庭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好的生活机会，人们对两个孩子的偏好将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然后，男孩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对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刺激作用。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弱化了男孩与养老的联系，但男孩与传宗接代的联系则较少受到触动，城市居民男孩偏好明显减少但仍存在。因此，有男孩偏好者更多认为两个孩子更理想。我们同时还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是生活经历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对于“一胎化”政策实施后步入婚育的城市居民而言，他们更有可能把政策生育数视作理想子女数。

最后，幼年子女照顾是西方女性面临的工作与家庭角色的主要冲突。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女性在孩子婴幼儿期主要是通过中断就业或从全职工作转换为兼职工作来应对家庭与工作角色的两难。由于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远远高于男性，故理想子女数的性别差异比较明显。而中国城市女性大多在生育后连续就业，再加上有强大的亲属支持网络减轻其育儿负捌剐，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二胎意愿的性别差异将不明显。

2.讨论组建议总结----针对“家庭消费（成本）”方面

从主要分析来看，虽然收入、财产禀赋、孩子的性别以及存款利率均与家庭生育二胎意愿呈现出相关关系，但上述因素均属于系统性因素，并且存在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缺乏统一衡量的标准等特点，可视为外生因素。因此，为使提振家庭生育二胎意愿的政策建议更具有操作价值，此处着重针对房价、子女生活消费、儿童教育开支、儿童医疗开支、生养手续以及教育资源的配置等因素提•

•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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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首先，加快构建保障性住房体系。一是加大重视力度，建议由中央牵头出台统一的保障性住房指导政策，省、市、县一级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办公室，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的实施细则和具体方案，积极推动落实； 二是加大对保障性住房运营模式的研究，在研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多层次、多品种、多维度的保障性住房运营模式；三是创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融资模式，加大对社会资金的利用力度，放大财政杠杆，在不增加政府财务负担的同时保证多个项目的开工建设。

其次，逐步改革公积金管理模式。一是简化审批手续，各地政府应当根据本地住房市场状况，减少现有审批环节，积极压缩公积金申请周期；二是放松缴存和提取限制，降低申请门槛，扩大公积金适用范围；三是提高管理水平，聘请专业机构管理统筹资金账户，探索入市方案，提高资金收益水平，并按照一定比例向缴存单位和个人分配超额收益。

• 最后，积极推行行政改革。一是调整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从根本上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二是探索发行市政债券，拓宽政府融资渠道，降低对单一金融机构的依赖，积极探寻多层次的政府性资金筹集手段； 三是降低政府债务成本，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的限制，用低成本的资金置换高成本的资金，在化解存量风险的同时降低地方财政与房地产行业的关联度。

（二）规范母婴用品市场

第一，完善国产母婴用品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清退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建立产品质量指标体系，落实合规生产的基本职责。尤其是对于婴幼儿食品、奶粉生产企业，需建立专门的食品标准，从原料、生产管理、质量指标、物流以及销售等环节层层把关，切实提高国内婴幼儿产品的质量，让消费者买到放心的国产婴幼儿食品。

第二，降低进口母婴用品流通成本。建议大力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积极建设保税区和自贸区，对多层级的代理经销模式进行规制，降低因委托代理环节 过多产生的额外贸易成本，打破目前进口婴幼儿产品价格虚高，卖方市场能力过大的现状，降低进口婴幼儿产品的零售价格。

第三，加强惩处力度，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建议工商、商务、质检等执法部门加大对婴幼儿产品的检查力度，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对制造贩售假冒伪劣制品的进行顶格处罚，有效地整肃市场，降低逆向选择的发生概率。

（三）稳定社会消费品价格

一是加强宏观调控，对流动性进行分割化调节，严控信贷总额过快增长和货币投放总量，确保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对民间流动性进行疏导，防止投机资本进入基本民生行业。

二是保障基本消费品的供给，让日常生活用品、农副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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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能够覆盖城乡居民的消费，确保其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扬，同时加大对能源以及生产资料的定价指导力度，对电信、燃油等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实施价格规制，保证其价格的稳定。

三是加强物价监管，强化市场秩序监督，对扰乱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的现象要严加整治，加强行政执法的覆盖力度和频度，打击哄抬物价的行为，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定。

（四）简化生养手续

一是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健全制度体系，精简生养孩子的手续，减少办理的复杂程度，降低办理手续的时间成本。

二是下放审批权限，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减少手续的申报管理层级，提高手续办理速度，更好更快地服务于“ 单独二胎”政策。

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对各办理环节的合规管控，切实推进依法行政，深入开展专项治理，预防和杜绝违法违规操作的发生。四是推动政务公开，政府应加强信息化技术的使用，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系统，及时完整地向公众披露业务办理流程，开通便民查询系统，让申请人能够及时对所办业务进行跟踪。

（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首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完善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逐步缩小教育资源的城乡、区域、校际差距，同时尽量保证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立学校标准化和同质化建设，实施教职员工交流轮岗制度，废除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设置，从根本上破解择校问题。

其次，改革招生监督机制。对现行的监督机制进行调整，在坚持政府进行宏观监管的基础上，引入专业化第三方监督机构对招生过程进行监督，积极推进招生工作的透明程度和公开度，强化社会、家长的监督作用，形成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全方位杜绝招生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

最后，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育支出占GDP 的比例，探索筹建教育基金，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机制，同时试点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机制，适当地提高教师薪酬，进一步降低家庭教育负担。

（六）推动儿童医疗事业发展

一方面，必须加大儿童医疗投入。一是投入更多的资金提升儿科医资力量、扩大医疗规模、改善设备设施、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水平和接待患者能力，满足日益扩大的儿童医疗需求； 二是加大对儿童医疗医院或网点的建设投入，提高儿童医疗的覆盖范围，同时积极推动股份制儿童医院和外资儿童医院等新型医疗模式，充分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儿童医疗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切实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三是加大对儿童医疗的补贴力度，降低儿童医疗的成本和费用，降低家庭在儿童医疗上的支出。

• • 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动儿童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由政府主导，参照现行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家 庭投入为辅的覆盖城乡儿童的医疗保险体系，切实降低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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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二胎政策能改变我国的人口倒三角结构,对冲人口老龄化压力。但目前关于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问题还存在争议,是日趋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全面放开二胎”,大幅度扭转局面,全面扼杀潜在制约因素;还是循序渐进、适时调整，值得我们深思。

事实上,单方面从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已经给出了启示和答案,在实施短短的一年时间后,我国人口趋势便已出现扭转,为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况且我国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接生分娩服务等公共服务水平都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对全面放开二胎可能会出现的“婴儿潮”。不过,暂时尚不能下定论,毕竟影响生育人口的因素很多,尤其是当前适龄生育者的生育观念等,因为其生长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上一代并且信息化时代下生活压力急剧增大,所以全面放开二胎的效果,值得我们期待。总之,政策服务于发展,需充分调研实际情况并采取及时的调整措施,各地可以不同步、不设统一时间表,取代一贯的“一刀切”,刺激生育势能平缓释放,避开“低生育陷阱”。•

篇2：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一、引言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历时30余年，这一政策不仅改变着每一个中国家庭的生活，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发展的轨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约少出生4亿人口，有效缓解了人口快速增长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压力。但是，长期推行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也开始凸显。因此，我国开放二孩政策，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然而，这些潜在的、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夫妇大都为独生子女，是受“三口之家”家庭观念影响最深的一代人，当他们进入婚育阶段后，是否愿意生育二胎，又有那些因素会影响二胎生育意愿，这些都是人口政策调整所考虑的问题，也是本次研究所关注及回答的问题。

二、理论研究和假设

从世界范围来看，理想子女数减少是现代化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趋势。以经济学家贝克尔为主提出的生育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人们愿意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抚养和教育。还有研究表明收入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控制教育程度后，妻子的收入对其理想子女数无显著影响。现代化理论认为人们对其他消费品的偏好要超过对孩子的偏好，受过较高教育者更容易接受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现代化观念，易找到其他价值目标替代孩子的价值。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研究结果显示，妻子的教育程度比她的收入、家庭收入以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对理想子女数有更强的影响。

然而，若要探究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首先，在中国，独生子女已经演变成刻板的社会印象，与“能力低”、“自我中心”、“自私”等一系列负面评价形成了固定的联想，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更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更能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等观念得到不少人赞同。第二，随着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在孩子教育、医疗和成家时购置婚房等方面的费用大增，孩子抚育成本急剧上升。第三，男孩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对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刺激作用。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弱化了男孩与养老的联系，但男孩与传宗接代的联系较少受到触动，城市居民男孩偏好明显减少但仍存在。最后，由于中国城市女性大多在生育后连续就业，再加上有强大的亲属支持将有效减轻其育儿负担，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二胎意愿的性别差异将不明显。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有以下假设：

假设一：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较好者想生2孩的概率更高，尤其是在经济越发达、生活条件好的城市;

假设二：高学历者由于更多认同两个孩子更能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观念，其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更多;

假设三：有男孩偏好者更多认为生两个孩子更好;

假设四：身体状况和年龄与要二胎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五：工作职位(情况)与要二胎有显著影响;

假设六：获取公共教育方便程度与要二胎有显著影响;

假设七：女性理想子女数为二孩的概率与男性没有显著差异。

三、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所用数据是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的第4次调查结果。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总样本量约为12000，从中抽取年龄在20—50的适婚年龄的有效数据，有效调查对象为2400人。

1、因变量

通过问卷中“假如可以自由选择，您认为最理想的是生几个孩子”的题项来测量被访者的理想子女数。调查结果显示，24.3%的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最理想，62.7%的人表示生两个孩子最理想，理想子女数在三个及以上有11%，而表示不想要孩子的仅为2%，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生育意愿调查中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基本为l孩或2孩基本相同。

2、解释变量

(1)基本情况

①年龄(连续变量：20-50);

②性别(此处为虚拟变量，女赋值为“2”，男赋值为“1”);

③身体健康状况(以被访者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了解和社会上一般标准比较，身体状况分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非常健康5级分别对应1-5来度量);

④个人生育意愿(以被访者的主观意愿为主，个人生育意愿分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5级分别对应1—5来度量);

⑤婚姻状况(此处为虚拟变量，已婚为“1”，未婚赋值为“0”);

此处注意：凡是有婚姻经历的都默认为已婚，而不考虑目前的婚姻状态。

(2)社会经济地位

①工作情况(以被访者提供的客观情况为准分为失业，固定工作，零工，个体户四类，分别对应0—4来度量);

②家庭收入水平(被访对自己家实际收入为准);

(3)受教育程度(以被访者实际情况为准，分为未受过教育、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大学专科(正规教育)、大学专科(成人教育)、大学本科(成人教育)、大学本科(正规教育)、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共10级分别对应1—10来度量);

(4)公共教育服务水平(以被访者主观判断为准，将获取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分为非常方便、比较方面、一般、不太方便、很不方便5级分别对应1—5来度量);

(5)男孩偏好(以被访者主观意愿为准，希望二胎为男孩的为1，女孩的为0)见表1。

3、计量模型

为研究二胎生育意愿与解释变量的关系，特建立以下模型：

T-CHIi= X+PER2X2i+INC3X3i+EDU4X4i+MAR5X5i+PUB6X6i+AGE7X7i+HEL8X8i

+JOB9X9i+BOY10X10i+SEX11X11i+ui。

篇3：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历时30余年, 长期推行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负面效应已经开始凸显[1]。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我国生育水平和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生育意愿是人们对自身生育问题的看法、愿望和要求, 通常包括生育的数量、时间、性别3方面, 其中期望生育的子女数目及性别是衡量生育意愿的重要指标[2],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生育学者的研究指出, 根据我国国情, 国家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生育行为及意愿的重要变量之一[3]。2014年3月28日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 (草) 》, 正式实施单独二胎政策, 在此政策背景下苏州市育龄妇女的生育选择及意向如何, 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其二胎生育意愿, 这些都是人口政策调整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也是本次研究探讨的重点内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5年6月—2015年9月在苏州市6个行政区随机抽取20岁~50岁已婚妇女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 参考段晓嫤等2012年设计的《包头市“80后”人群生育意愿调查问卷》和王一竹等2014年设计的《四平市城镇居民中单方独生子女夫妻再生育意愿调查问卷》, 结合苏州育龄妇女实际情况, 设计《苏州市育龄妇女二胎生育意愿调查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46份, 收回有效问卷500份。

1.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及处理。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

本次参与调查的育龄妇女500人, 20岁~30岁239人 (47.8%) , 30岁~40岁223人 (44.6%) , 40岁~50岁38人 (7.6%) ;市区人口384人 (76.8%) , 农村及乡镇人口116人 (23.2%) ;独生子女203人 (40.6%) , 非独生子女297人 (59.4%)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62人 (12.4%) , 高中101人 (20.2%) , 大学本科, 专科297人 (59.4%) , 研究生及以上40人 (8%) ;月收入3 000元以下161人 (32.2%) , 3 000元~5 000元216人 (43.2%) , 5 000元以上123人 (24.6%) ;现工作性质:公务员及事业单位137人 (27.4%) , 企业227人 (45.4%) , 无业或自由职业82人 (16.4%) , 其他54人 (10.8%) 。

2.2 生育现状及生育意愿现状

在受访育龄妇女中, 80.6%育有1名子女, 同时超过半数的受访妇女 (61.8%) 的理想子女数为2名, 但是不到60%的受访妇女愿意生育二胎。另外, 在回答理想二胎性别相关问题的294名愿意生育二胎的妇女和4名不确定是否愿意生育二胎的受访对象中, 超过70%的受访对象更加愿意生育的第2个孩子为女孩。见表1。

2.3 单独二胎政策下苏州市育龄妇女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2.3.1 影响苏州市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的因素

育龄妇女的现居住地 (P=0.039) 、现有子女数 (P=0.000) 以及对单独二胎政策的态度 (P=0.000) 与理想子女数的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 而不同的年龄、户籍地、原生家庭地区、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工作性质及是否独生子女等与理想子女数量无关 (P>0.05) 。见表2。

2.3.2 影响苏州市育龄妇女二胎生育愿望的因素

针对苏州市育龄妇女是否愿意生育二胎的调查结果显示, 二胎生育愿望与其原生家庭所在地 (P=0.008) 、现有子女数量 (P=0.000) 及对单独二胎政策的态度 (P=0.000) 存在显著性差异, 而不同的年龄、户籍地、现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工作性质及是否独生子女等与理想子女数量无关 (P>0.05) 。见表3。

2.3.3 影响苏州市育龄妇女理想二胎性别的因素

拥有不同现有子女数 (P=0.026) 以及不同性别子女 (P=0.000) 的苏州市育龄妇女在二胎的性别偏好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其他不同特征, 如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工作性质等与理想二胎性别偏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4。

3 讨论

3.1 现居住地及原生家庭等地域性因素影响着苏州市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原生家庭所在地不同的调查对象其二胎生育愿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 , 出生于市区的调查对象愿意生育二胎的比例低于原生家庭为乡镇及农村地区的调查对象。另外, 在苏州市区、乡镇及农村3个不同地域居住的调查对象, 其理想子女的数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9) , 在苏州市区居住的调查对象其理想子女数为2名或以上的比例要低于苏州市乡镇及农村居住的调查对象。由此可见, 二胎生育意愿受地域影响较大, 不同居住地区的生活压力、经济水平不同, 不同原生家庭地域在文化背景、家庭观念存在差异, 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查对象的二胎生育意愿。该结果与李琳等[4]于2014年针对上海市在婚户籍人口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3.2 现有子女数成为影响苏州市育龄妇女二胎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既往针对我国不同地区人群二胎生育意愿的许多研究结果表明, 年龄、户籍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工作性质等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对二胎生育意愿产生影响[5,6,7,8], 但是, 在本次调查中, 这些特征因素都未对苏州市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影响。调查结果显示, 现有子女的个数成为影响调查对象二胎生育愿望、理想二胎数量及性别的主要因素。在受访对象中, 现仅育有1名子女的育龄妇女较育有2名子女的更加倾向于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 究其原因, 主要因为已育有1孩的对象, 已切实体会到孩子为家庭带来的生活、经济等压力, 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不生育二胎。但是, 已经育有2名子女的妇女, 却更加愿意生育2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同时, 这一部分受访对象理想子女数为2名的比例也更加多, 他们多表示, 在养育第2个子女的过程中, 体会了更多2个子女相互扶持、陪伴及共同成长的喜悦与温暖, 子女能够更加健康茁壮成长。

另外, 与黄廷权等[9]基于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的研究结果类似, 本次研究表明, 在理想二胎子女性别方面, 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更加倾向于二胎为女孩, 原因主要是受访对象对社会经济压力的考量, 说明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中男孩在教育、抚养以及成年后的工作、婚姻等的投入大于女孩仍然影响着苏州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同时, 一胎性别对理想二胎的性别也起极大的影响, 现有子女为男孩的更加希望再生育的孩子为女孩。在本次研究中多数已经生育过一个男孩的受访对象表示, 希望第2个子女是女儿, 凑成一个“好”字, 说明传统的子女双全的社会文化理念仍然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

3.3 国家生育政策对苏州市育龄妇女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不容忽视

近30年来, 我国社会学者根据我国国情, 对我国生育水平及意愿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并将社会经济因素和国家生育政策列为影响我国人口生育行为、水平的两个重要变量[10]。在本次研究中国家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显著, 虽然对单独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对生育愿望 (P=0.850) 、理想子女数量 (P=0.111) 及性别 (P=0.995) 未产生显著影响。但是, 对单独二胎政策持支持态度的受访者较持反对态度及无所谓态度的受访者更愿意生育第2个孩子, 同时, 更多比例的单独二胎政策持支持态度的受访者的理想子女数量为2个甚至更多。由此可见, 无论对我国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是否了解, 对相关政策的支持程度, 直接影响着育龄妇女的生育选择, 因此, 在国家制定及修改生育政策后及时宣传引导, 帮助其正确认识政策制定及修改的目的及积极意义, 获取更多政策覆盖对象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能够有效帮助政策的执行以及政策期望目标的完成。

综上所述, 单独二胎政策对苏州市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抉择及意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为经济发达的苏南开放性城市, 外来人口比例高, 多元文化混杂, 在生育政策制定及实施时应关注地域性差异的影响。同时, 应深入了解现有子女数量及性别等人口生育现况, 不可忽视其与生育意愿相关性。另外,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适当地并且有针对性地宣传极其重要, 帮助政策对象了解生育政策具体内容和意义, 才能更加愿意调整自身生育行为对政策进行支持, 保证生育政策在苏州地区有序执行, 保证苏州人口结构的健康化、合理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魏彤.简议单独二胎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J].经济管理者, 2014, 11 (4) :341.

[2]梁粤.浅析单独二胎的必要性[J].才智, 2014 (16) :319-320.

[3]风笑天.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J].社会科学, 2010, 5 (1) :58-66.

[4]李琳, 崔元起, 刘小芹, 等.上海市在婚户籍人口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生殖与避孕, 2014, 11 (34) :916-919.

[5]陈字, 邓昌荣.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 2007, 6 (1) :75-81.

[7]徐映梅, 瞿凌云.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鄂州、黄石、仙桃市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 2011 (2) :76-84.

[8]李建新, 李娜.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J].探索与争鸣, 2012 (7) :6-10.

[9]黄廷权, 冯泽永, 简丽.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J].西北人口, 2007 (5) :51-53.58.

篇4：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关键词：生育权,计划生育,“单独”二胎政策,开放问题

一、引言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 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对生育权作了经典性的定义:“所有夫妇和个人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子女数量和间隔以及为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的责任时, 应考虑他们现在子女和未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 (1) ”

对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 社会舆论的争议点主要是围绕该政策是否导致人口失控的困境, 但光凭这一点来论证政策是否可行的话是不够全面的。故此, 本文主要从生育权的视角出发, 以宪法保障的其他的公民基本权利为辅, 结合历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 其他地区对生育权的保障政策及效果, “单独”二胎的优越性和弊端, 对我国开放“单独”二胎政策的问题进行探讨。

二、生育权概述

关于生育权, 笔者以前文中提及过的联合国对生育权的概念的通行界定来进行阐释:即所有夫妇和个人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子女数量和间隔以及为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方法的基本权利。

我国公民的生育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得到了一定的确认。在我国宪法中没有对生育权进行明确规定, 但基于生育权属于人权的范畴, 我国宪法针对人权保障, 在第33条第3款中规定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 生育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不能被任何人剥夺的重要人权, 公民享有生育自由的权利。

三、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计划生育政策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与公民生育权需要得到保障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向“单独”二胎政策过渡是否是计划生育政策改良的必经之路, 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 计划生育政策

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并且纳入了法制范围, 此后计划生育逐步强化实施。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 公民的生育自由被国家严重的限制和制约, 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二)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1. 积极方面

宏观十年以来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 国家的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相对逐渐缓和了下来, 公民的生育权与生存权之间的冲突也相对淡化了下来。这个趋势可以通过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的相关数据来体现:

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 下降到2012年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 下降到2012年的4.95%;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2012年的1.5-1.6, 比2000年下降0.1-0.2。

以上数据可以清晰地对比出来:全国人口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前提下, 控制人口增长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生育率也降低了几番, 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因此, 适当开放“二胎政策”是国家人口政策必然改革的趋势, 出台“单独”二胎政策是可行的。

2. 消极方面

首先,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在我国政治和法律认识之中, 显然具有“宪政地位”。而与其对应的公民的生育权保护仅仅滞留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样一部普通法层面, 公民的生育权保护没有与基本国策的宪法地位相平衡。

其次, 实施计划生育过程中附带的节育措施也给公民们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长期的实践表明, 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维持社会及政治稳定方面卓有成效, 但也是基于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公民进行节育措施的强制实施。

第三, 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老龄化问题。老龄化危机、用工荒, 已让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

基于对保障生育权的角度, 以及其他基本人权的保护的立足点, 笔者认为“单独”二胎开放的政策出台有其必然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四、向“单独”二胎政策的过渡

向“单独”二胎政策过渡是计划生育“一胎政策”的进一步改良, 其实施有优越性和可行性, 也有局限性。因此, 笔者对其两方面进行分别讨论:

(一) 优越性与可行性

首先, 从生育权的角度来谈, 从“一胎政策”向“单独”二胎政策过渡, 在生育权的主体范围来看, 已经从曾经要求两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主体范围放松到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主体范围, 这是一个先进的跨度。“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体现出国家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关怀, 尤其是在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 我国的资源环境、人口形势都己发生了重大转变的情形下, 生育权与公民生存权的冲突已经不再激烈, 此时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一个较大的调整, 相对程度上减轻了公民承担的计划生育义务, 从保护公民生育权利的角度调整政策的保障机制, 使之更适应目前的经济社会环境。

其次, 减轻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 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则是人口学意义上的高风险社会。要预防更大的人口风险, 关键在能否及早实现生育权限政策的放开和生育导向政策的正确定位, 即“告别一胎化”。因此, 国家在主张生育权的大前提下, 首先针对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生育权主体进行完善, 是结合社会现实, 对这一特殊主体的生育权进行先保障, 具有前瞻性。

再次, 相对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同时也不会造成生育高峰。调整生育政策, 有利于合理调整劳动力数量、结构,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学家方向新教授表示, 开放单独二胎可能会导致人口反弹, 但并不会有太大的高峰。他解释, 现在“单独”的家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因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真正严格执行的只是城市机关和事业单位中的人, 而农村中生好几个子女是常事。他还表示, 按照人口一般更替水平, 平均每对夫妻有两个多子女, 才会保证人口不降低, 现在即使每对夫妻有两个子女, 人口数量还是会呈下降趋势。

(二) 局限性

虽然相对而言, 政策中对要求两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主体范围放松到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主体范围, 但是这对大范围的生育权主体而言, 只是一个很小的踏步。我国台湾虽然和大陆的“计划生育”目的一致, 宣传口号也大致相同, 但台湾的“家庭计划”最大的特点是:绝不依靠行政力量去粗暴实施, 既没有行政强制的“一胎政策”或“二胎政策”, 更不容许出现强制人流的惨剧。而我们大陆依旧通过计生局的行政力量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 有时候行为处理不当或过激, 导致一系列不良的影响。因此, 我国大陆的生育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不过总体来说, 相对之前的“一胎政策”, “单独”二胎的开放对公民生育权的保障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五、结语

十八大刚出台的开放“单独”二胎的政策重申了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 对公民的生育权的主体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这是社会民主、进步、文明的体现。虽然这次开放度不大, 但长久地实施的“一胎政策”, 已然不适应当今的国家发展与社会要求, 更不利于对公民私权的保障, 且容易激化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公民对国家履行的义务不对等的矛盾。因此, 对于刚出台的“单独”二胎政策引发的两股对立的争议, 笔者认为, 其具有可实施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该政策的实施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和重大意义。但是就该政策存在的局限性而言, 特别是在公民生育权的保障上仍旧不够完善, 我们期待国家进一步的改善。

参考文献

[1]陈明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139-142.

[2]石华诉崔新峰生育权纠纷案, 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3) 方城民初字第17号, 2003-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