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的先锋观后感

开路的先锋观后感（精选4篇）

篇1：开路的先锋观后感

《开路先锋》2011年第3期约稿通知

集团公司各单位党委工作部、党办：

集团公司党委主办、政研会承办的《开路先锋》杂志，目前正进行2011年第三期编辑。本期将突出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三整治一提高”活动、贯彻执行公司经营生产会议精神情况、深入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安全质量文化建设等主题，热诚希望各单位组织优质稿件，交流本单位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反映改革发展情况，加速公司又好又快发展。文章字数控制在3500字以内，并配发2-5张图片，稿件请于2011年9月20日前，发往《开路先锋》邮箱KLXF1950@126.COM，或即时通发宣传部魏潘，路电：42559，市电：028—86442559。

2011年8月29日

篇2：陈元名门走出的开路先锋

他就是十八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尽管他不事浮华, 但他每每在公众场合驻足, 总会被媒体“哗”地一下围了过来, 录音机、闪光灯很快形成一个扇面包围圈。几次接触中, 记者从这个保持着低调和谨慎的风格的国家开发银行的掌门人那缄默的个性背后看到了他对中国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坚定信念。

“子承父业”与“言传身教”的背后

新中国诞生后, 陈云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及重工业部部长等职, 陈元随父亲进入北京。1953年, 陈云进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 1958年升入北京四中。

1964年, 陈元高中毕业, 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两年后, “文化大革命”爆发, 许多年轻人被卷入这次运动。也许是父亲影响, 也许是家教使然, 陈元作为年轻的大学生, 对“文革”并无积极参与。他的一个朋友称他在“文革”中是“逍遥派”。1970年以后, 他被分配到湖南一家生产电池的工厂当技术员。当时, 工厂搞整顿, 工作环境有所好转, 陈元便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云后来得知后, 高兴地说:“我培养了你这个党员, 是高质量的。”

据原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所长沈玉贵的印象中, 陈云在1969年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期间, 陈元曾于1972年携新娘孙玉黎来看望父亲, 穿一件蓝大褂, 看上去像个工人。当时, 陈元在江西举行婚礼。婚礼非常简单, 没有嫁妆, 新房用的是干休所配发的旧床架、铺板, 床上盖的是军用草绿色被子, 没有举行仪式, 没有吃请。陈元这次办喜事, 作为父亲的陈云只给了200块钱 (据了解, 陈云给每个孩子结婚用的钱都是一样) 。

陈元结婚, 事前没有声张, 直到陈云把两斤水果糖分发给福州军区干休所的工作人员时, 大家才知道陈云的长子陈元结婚了。

“喜烟喜糖, 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嘛, 一定要吃的。”陈云一边散发烟与糖, 一边高兴地说。沈玉贵环顾四周, 除了墙上贴着一个用红纸剪成的大红双喜字有提醒客人们, 对于陈云一家而言,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以外, 整个房间真看不出一点新房的样子, 连被子都是向干休所借的。

吃着桌上普普通通的喜糖, 望着陈云慈祥的面孔和新郎新婚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 沈玉贵不禁鼻子一酸。这就是一位老革命为自己孩子办的婚礼呀!

江西的日子里, 陈云四散于全国各地的儿女媳妇、女婿都先后来到江西看望、陪伴过他。尽管他当时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但丝毫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 相反, 和子女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读书学习的问题。他告诉子女, 学好理论是政治上进步的基础, 学好哲学尤其重要;掌握了唯物辩证法, 就有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元的妻子孙玉黎, 清华大学毕业, 才貌双全。陈元结婚的第二年, 孙玉黎便怀孕生子, 全家很高兴。可是不幸的是, 1980年孙玉黎患上了癌症, 于1982年去世。这是陈元人生路上的一个坎坷。

1973年, 陈元从湖南回到北京, 在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担任技术员。

“四人帮”垮台后, 陈元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研究生, 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学业进行了一年, 又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济, 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和于光远。

当时,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还没有自己的校舍, 全部学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借住, 而陈元的大妹妹陈伟华当时正好在北师大历史系七七级本科就读, 于是这一所校园里的陈家史妹就格外引人注目。

那时, 北师大宿舍条件很差, 常常是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十几个平方的房间里。又由于那是刚恢复高考的头两年, 许多学生来自工厂、农村、部队, 来自社会各阶层, 年龄上也差别很大。陈元的一些同学要么结了婚, 拖儿带女;要么家庭困难, 生活拮据。他总是十分关心这些人, 常常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作客。有时候, 这些同学的家属也因种种原因借宿在宿舍里, 陈元为了照顾同学, 就很少住在宿舍里。事隔多年, 如今仍有同学记起陈元那时的情谊。说他从不摆“高干子弟”的架子, 和同学亲如手足。

陈元在研究生的学业上很是用功, 成绩突出, 曾有同学私下里议论, 认为陈元选择现实经济学专业的目的, 就是为今后从政打下理论基础, 挣学历资本。陈元一笑了之。

1981年8月, 陈元以优异的成绩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先是在院内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 然后就被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国家计委是主要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掌握大量经济信息, 这为陈元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82年, 陈元被调到北京市西城区工作, 担任区委副书记, 后升任区委书记, 这又使他有机会参加基层的改革实践。在西城区工作期间, 陈元力图从宏观把握地区工作, 通过调研研究, 编制了西城区经济发展战略, 并大胆地改建了西单商业街, 把西单打造成商贸企业聚集的黄金地带。

1984年底, 陈元被调到北京市工作, 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商贸局局长兼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此期间, 他发起组建了北京青年经济工作者协会, 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基础理论和经济政策, 制定了北京发展战略研究计划报告, 并承担了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课题, 其成绩引人注目。1987年11月, 他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党组副书记、副行长。10年后, 又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陈元长期从事金融工作, 对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金融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 而他的开发性金融发展观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被西方誉为“最有现代金融理念的银行家”。他还主持了首都发展战略研究, 发表了《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和选择 (纲要) 》、《加强宏观调控是深化改革的需要》等重要文章, 还担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国际清算银行稳定金融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荷兰国际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常言道:子承父业。当初陈云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 陈元走上金融的从业道路, 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 这可能与他父亲的引导有关。但陈元透露说, 这并非是他父亲包办的, 而是个人的选择。“我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 但他会对你工作当中做出的决定给予评价, 然后对你做得好的给予鼓励, 有时候对你提醒一两句, 所以我们家几个人各自有自己不同的发展, 都不是父母制定的、包办的。”

不过, 他并不否认受了父亲的诸多影响, “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父亲以及其他第一代领导人, 他们是在一个历史舞台的中间来做这些历史上的重大的事情的, 我们是在侧面, 从家庭的角度, 能近距离看到很多的细节和知道他的一些想法, 这样就能多受一些教育”。“作为他的子女, 我们虽然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 但对他的思想, 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却是在不断观察学习和思考中逐渐领悟的, 是透过我们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体验来逐步理解的。对他认识越深, 他的思想和精神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大。”

陈元在1987年的“紧运行理论”和1991年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思想, 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找出一条路来。他的经济观点也继承了父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座右铭。为了做到“实”, 陈元经常下基层进行调研, 每次调研笔记总是厚厚几大本, 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理有据。

1994年夏初, 陈云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1995年4月10日中午, 薄一波到医院看过他后, 他听了一会儿评弹, 然后休息。14时, 他的心脏急剧跳动, 心律紊乱, 14时04分, 这颗跳动了近一个世纪的心脏骤然衰竭了。

这年4月17日, 陈云遗体告别。1946年至1949年, 做过陈云机要秘书的70多岁的赵彤在陈云像前长跪不起, 陈元忙搀扶他:“老人家使不得, 快起快起。”赵彤望着已是中年人的陈元, 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元, 我再抱抱你。”他跟随陈云时, 幼童陈元被他抱着哄着躲敌机、藏树林, 迎来解放。陈元紧握他的手, 无语凝噎。

2005年6月3日, 北京, 艳阳高照。上午10时许, 《百年陈云———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正式与观众见面。一时间, 国博中央大厅里人头攒动。在观看完整个展览后, 元向记者表示:“展览还是比较全面地再现了父亲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和生活。父亲一生做过很多工作, 也有很多坎坷和磨难, 但是他在精神上始终是斗志昂扬, 充满信心。看完展览, 回想父亲的一生, 感慨良多, 自己也很受教育。从父亲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父亲坚定的信念, 最值得我学习。”

陈云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中, 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财经工作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他一直主张让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构建了成熟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 为建立完善我国的财经制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对陈云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继承和发展是对陈云最好的纪念。保持币值稳定和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经济建设需要平衡发展、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陈元认为父亲的有关经济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作为在国家金融界工作的长子自然总是深刻学习领会, 并尽可能用来指导工作。

在党内, 陈云及家人行事低调、不事浮华的作风, 一直受人称道, 这与陈云严肃的学风、严谨的家风密不可分。毫无疑问, 在父亲40岁时才出生的长子陈元, 从小就在父亲身边长大, 自然受到不少的耳濡目染, 陈元低调谦和、好学务实的做派不能不说是父亲言传身教出来的。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陈元在父亲的指导下, 从小开始看《参考消息》, 阅读《马克思传》, 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 通读《资本论》, 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一切都为他日后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积极促进健康财政和健康金融的良性互动

1998年3月, 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职位上工作了整整10年的陈元开始担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一职, 当时国家开行的不良贷款是32.6%。他没有抱怨, 没有退缩, 而是知难而上。数年后, 陈元回顾当年接到调任通知时候的心情:“我当时从精神来说准备不足。那会儿这账本的情况就不太好, 不太理想。我看到时非常着急。”从监管高层到被监管对象, 更何况面临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 他还是感到了不小的压力。以后连续几年, 国开行对外的声音都很少, 但真正的改革动作从他上任那天起就已开始。

到了2004年, 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降到1.21%, 主要经营指标连续3年稳定在国际先进水平。2004年3月, 国家开发银行10周岁。陈元豪情寄语:“10年来, 开行积极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 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等领域累计发放贷款1.6万亿元。常言道, 十年树木, 回望十年, 木已成林。”

很长一段时间, 外界对开行一般都使用“政策性银行”这个称谓, 如今, 出现更多的表述是“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陈元说:“从政策性银行到开发性金融机构, 意味着开行已经不是靠补贴了。我们有自己的市场业绩和市场活力。”

毛泽东在我国经济发生困难时, 总是把陈云“请”出来, 由他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所以, 陈云有了“调整大师”之誉。而陈元或许不经意间继承了父亲的这一“传家宝”。他无疑成了国开行的“调整大师”, 将国开行从单纯政策性银行发展成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财政和金融处于社会再生产的不同环节, 职能分工各有不同, 但一直密切配合,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推动力。陈元认为, 这两者的健康安全问题往往相互交织, 处理不当, 不仅影响着融资的效率, 甚至可能造成经济社会的剧烈动荡。因此, 实现健康的财政、健康的金融以及两者良性互动, 已成为各国经济安全甚至政治安全的重要内容, 也是政府驾驭市场能力的重要体现。

陈元分析说:从历史的演变来看, 财政和金融的关系尤其在我国一直处于紧密交融之中。在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融资以财政方式为主, 由国家直接调配各方面资源, 政府财政拉动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时期, 财政支配金融, 金融只是财政的出纳, 充当“第二财政”的作用。这就导致财政的职能和风险向金融传导, 造成大量的金融风险。1994年, 随着金融体系改革逐渐深化, 中央银行保持独立, 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开始分离。这个时期, 银行信贷虽已成为融资体系中的绝对主体, 但是仍承担过多中长期投资的责任, 信贷融资的财政化色彩仍然很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发生危机国家的金融风险使得财政难以为继。人们开始强调银行风险控制, 银行逐步脱离财政融资, 明确要商业化, 但究竟如何商业化和市场化, 认识上并不明确。这时, 国有商业银行沉淀了巨额坏帐, 大量不良资产的剥离、处置和资本金的补充, 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金融运行的风险又大量向财政传导。因此, 总的来看, 我国财政、金融职能一直相互交织, 但未形成良性互动, 造成融资能力和效率低下。

中国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 能否支撑这一持续高效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财政金融是否健康强健。“当前城市化进程加快, 逐渐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持久、最根本的动力。第三产业也正在加速发展, 已经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诸多矛盾和问题还亟待在发展中加以解决。财政和金融既要承担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任务, 又要面对防范风险、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挑战。因此, 建设健康的财政、健康的金融,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紧迫任务。”

陈元认为, 我国应加快改变脆弱的融资体系, 支撑起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融资格局具有“中间大、两头小”的特点, 信贷融资占据融资的主导地位, 规模远远大于财政融资和证券融资。信贷规模虽大, 但大量的不良资产、信贷资金“以短贷长”的期限错配, 以及外资银行全面进入的竞争等, 使金融安全面临挑战;流动性过剩也严重制约了银行体系运营的效率。由于商业信贷的逐利性, 大量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仍然得不到商业金融的支持, 还主要靠财政资金。而财政资金十分有限, 难以满足“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资本市场则仍处于起步阶段, 作用还极为有限。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发达的市政债券市场, 而我国证券融资占当年总投资的比重不到1%, 还无法满足重大项目建设的筹资需要。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地方财政能力和政府信用还不够强, 仍需要加强建设, 才能在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今后, 以资本市场为主要渠道的证券融资会加快发展,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信贷主导的融资格局还难以改变。在这种融资格局中, 关键是要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 重新配置、整合和利用这些资源, 改变脆弱的融资体系, 加快建立财政、信贷、证券3种融资协调配合、良性互动的健康体系。

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开发银行几年来立足全局和长远, 坚持走开发性金融的发展道路, 以市场建设为出发点, 积极开展与政府合作, 配合和支持财政资金, 培育合作各方的信用, 在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逐步形成了财政金融相互促进、有效合作、互利共赢的局面。“1998年以来, 我们先后经历了与地方政府开展金融合作、信用合作和开发性金融合作的3个阶段, 目前省级合作覆盖面达到了94%, 与政府有关部门、大型企业集团的合作也在逐步扩大。开行与政府合作的实践充分表明, 健康金融与健康财政具有良性的互动作用, 两者相互补充, 相互支持, 相互促进, 能够形成合力, 可以产生明显的放大作用, 对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 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开发性金融的办法既是可行的, 也是高效的。”

篇3：航空预研的开路先锋

从喜爱数学到喜爱航空

1938年10月2日，李天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爷爷少年时在辽宁锦西读过私塾，青年时期到吉林市创业经商，开办自己的杂货铺，解放后停业在家。他的父亲毕业于伪满国高，在吉林市任中学语文老师，解放后从中学调到长春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母亲身体多病，早年去世，留下五个子女，李天是唯一男孩。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其继母又生有二女一子。由于家庭孩子多，其继母还要供养自己父母，全家靠父亲一人工资养活，生活比较艰苦。李天从小受到宠爱，是在爷爷奶奶照顾下长大的。但家庭经济的拮据生活也培养了他的节俭和自立能力，使他从小对生活没有更高的要求，善于理解和体谅别人的不易，知道靠勤奋和刻苦争取人生的目标。

李天的小学是在吉林市德二完小读的，其前身是毓文中学。毓文中学文化蕴藉厚重，历史悠久，解放前马骏、楚图南、尚钺、郭沫若等革命家和学者曾在此执过教，金日成1927年至1930年在此读书并从事革命活动。教书的父亲是李天的天然老师，他经常将一些书借回家让李天看，不懂的地方就给李天讲解。从四年级开始，他每学期考试都排在前一二名，小学毕业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学校保送到吉林省重点学校实验中学初中部。儿时养成的读书习惯，使他在初中更加热爱读书。他除了读书外，还培养了课外体育活动的兴趣，练习跳高和短跑；对足球和乒乓球的重要比赛实况转播，几乎每场不落。

1954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吉林实验中学高中部。1955年吉林实验中学随省政府从吉林市迁到长春市，李天随校到长春上学。高中阶段是青年人富于幻想的时期，这时国家组织科学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李天从报纸和杂志上看到钱学森、华罗庚、钱伟长、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的事迹和贡献，受到很大鼓舞，更加发奋学习。当年他读了一本《星际来客》的科幻小说，神秘外星人造访地球以及火星是否存在人类的争论，激起他看了大量航空航天的书，他开始关注各国飞机的研制与发展，并把兴趣转向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方面。高中时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年都获得“最优等生”称号。

1957年是李天的高考年。这一年教育部高考招生大大缩减，原留苏预备生当年不送苏联而改为保送上国内北大、清华，严峻的形势成了一直想报考清华的李天的极大挑战。但是当他看到学校招生专业介绍清华大学有工程物理系时，在报名志愿表上还是毫不犹豫地填写了清华大学的这个专业。当时清华大学在吉林省只招20个名额，由于高考成绩优异，他如愿以偿考上了自己理想的专业。

工程物理系分三个系，李天被分到工程力学数学系中的流体力学专业。这恰好与他兴趣热络的航空事业相吻合。主课都是在阶梯大教室上，入学时他的眼镜已达400度，为了能在前几排找到座位，早饭他常常买个馒头加点咸菜边走边吃去占座位。吃过晚饭，他又背上书包往图书馆跑，晚自习他都在那里度过，去晚一点就没座位了。周日和节假日也都是泡在图书馆。他的第一门外语是俄语，大四以后开了第二门外语——英语。毕业他写的《用渐进法优化压气叶栅翼型》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工程应用价值，经答辩获得了优秀成绩。

启航之路不平坦

毕业后，他被分到沈阳解放军总字922部队（即国防部六院一所，后来的601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投笔从戎，迈上了航空科研事业之路。不久他的工作定在了气动研究室导数组。

1963年下半年，一所正处在“摸透米格-21”的阶段，导数组的任务是建立一套实用的工程计算方法，通过模型风洞试验结果对比来验证仿制歼7设计的正确性。当时飞机的静导数方法已经建立，但动导数，即与飞机的俯仰、滚转、偏航角速度变化相关的力和力矩导数还未建立。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李天。当时顾诵芬是室里唯一的少校工程师，负责指导操稳组、导数组、载荷和性能组等专业的工作。他给了李天十几篇美国NACA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献，让他参考找出其中好的计算方法。这些参考资料不像今天有现成的电子书库，电脑中一调就可打印出来，也不能在图书馆中查阅，多是在照相机拍的黑白胶卷制成的缩微卡中，需要在特制的显微阅读仪上阅读，全所只有三台这样的仪器，集中放在一问暗室供大家使用。为了赶任务，李天每天一上班就到黑暗的阅读仪房间阅读英文资料，一坐就是上下午8个小时，晚上到办公室整理归纳一天的收获。他查阅了近百篇有关资料、文献和计算报告，经过一个多月的综合分析、公式推演、算例验证，终于建立起一套飞机气动力动导数及大马赫数下静方向安定特性的计算方法，为新战斗机的气动布局设计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1964年，按照总政的规定，他们这些刚到岗的部队大学生又被下放到基层锻炼。李天到大连沙河等机场作机务兵，从事飞机维护和保养，同年10月，又按上级通知参加了农村“四清”运动。他所在的工作队住在老乡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要访问贫下中农或参加开会，直至一年后的1965年4月，他才回所继续参加型号研制。

但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单位先是掀起“破四旧”、揪“走资派”的造反浪潮。1970年，一所的几十人被作为“五七大军”下放到辽宁绥中插队落户，李天也被列为其中。他被下放到加牌岩公社东稍树大队东道子小队的山沟里劳动，其爱人王景翰也从黑龙江商学院调出随他一道下放，当时他们的儿子刚满一岁。艰苦的山沟插队生活没有磨砺掉李天对专业知识的追求，他一方面被当地教育局安排在中学教数学、物理，一方面期盼着春天的到来。1972年下半年，所里部分下放的同志开始陆续回所工作了，却一直没有李天的调令。李天琢磨可能是所里对他爱人的工作安排遇到了问题，于是他给时任611所副所长的谢光去信，希望他和爱人一起去611所工作。不久就收到回信，欢迎他来成都工作，家属工作也可安排。果然，一所为王景翰的工作安排正在联系中，1973年2月，所里决定调李天和王景翰同时回所工作。李天被列入新的科研起跑线上。

新机气动布局的开拓者

三年的插队生活，是对李天信念的一次严峻考验，艰苦的农村生活没有动摇他报国航空的高远志向，回到所里，他很快投入到歼8的设计定型工作中去了。

歼8定型有几个关键问题没解决而影响定型，其中之一就是放减速板振动大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所里成立攻关组，任命李天为组长。李天通过低速风洞流态观察发现，振源来自减速板后的气流分离及从减速板两侧形成类似卡门涡街的漩涡，当这种漩涡从平尾附近流过时，容易引起平尾的结构性响应而使飞机产生强烈振动。他提出采用在减速板上开孔的办法消除振动。然而孔的形状、大小、位置成了设计的关键。为获得定量结果，李天领导攻关组在国内首次开展了在高速风洞中对减速板开孔进行系统减速增阻的研究。李天设计了多种开孔方案，通过试验得到了既满足增阻又不产生强烈振动的减速板开孔方案。拿出6种方案进行装机上天试飞验证，最终通过试飞员的感觉选出了一款高效率的减速板方案，很好地解决了歼8定型中的这个拦路虎。这项成果获航空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李天排名第一。

歼8飞机定型后，总设计师顾诵芬提出为装大口径雷达，将歼8机头进气改为两侧进气，形成了歼8 Ⅱ方案。李天与顾诵芬商量，因歼8垂尾面积已很大了，不能再加大面积，最好将原两片侧向小腹鳍改为单片大腹鳍，但为防止着陆檫地，必须做成收放式的。经过计算分析和多种方案选择，又通过高速风洞试验选型，李天最后选出了一种腹鳍方案。经顾诵芬批准列入飞机设计，在试飞中表明了此方案的正确性，保证了歼8 Ⅱ顺利定型。

歼8 Ⅱ装备部队后，空军看好这种飞机，不仅将5个挂架改为7个挂架，而且希望能挂各种空地武器。这样就增加了飞机重量，外挂物的尾流还严重影响平尾效率，增大飞机起降速度。为了使空军的要求得到系统满足，时任总师办气动副总师的李天，提出破除俄罗斯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的对小展弦比三角翼飞机的后缘襟翼的偏度不能超过24.5度的框框。他查阅资料，研究襟翼偏度与最有利缝隙大小的密切关系。通过低速风洞选型试验，证明小展弦比三角翼飞机的襟翼偏度通过控制襟翼缝隙大小可以增大到30度，并选出了在此偏度可获得最大升力的最佳襟翼缝隙的尺寸。该方案可使着陆升力系数增加20%左右。顾诵芬批准了这一改进方案，经试飞这种襟翼可使飞机起降速度降低10%。

空军决定在歼8 Ⅱ上挂装新型中程拦射导弹。为了保证飞机飞行中安全发射，顾诵芬决定去法国宇航院莫当1.75米跨超声速风洞做捕获轨迹试验，这项试验所里决定由李天带队。经过赴法10天试验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为了能用理论计算方法模拟飞机与导弹的相对运动，李天在先进气动布局课题里还设立了这个题目，经过四年多努力，开发出了能计算飞机发射导弹时导弹相对飞机的运动轨迹软件，此软件获得了航空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除了歼8、歼8 Ⅱ之外，李天还参与了歼8Ⅲ和歼8出口型等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期间还进行过歼9、歼13、轻型轰炸机和垂直起落飞机、舰载技术的设计工作。

1974年根据顾诵芬的提议，李天所在的气动室组成课题组，开展飞机边条翼布局方案研究，李天是课题组成员之一。

1993年初，上级决定引进苏-27飞机生产线。经过谈判，只卖给中国生产图样，设计资料一概不卖。为了掌握苏-27的气动设计思想和气动特性，李天作为气动副总师，组织和领导气动室设计人员进行摸透工作。苏-27是边条翼融合体布局，由于我们在预研课题中已有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加之通过风洞试验摸透了该飞机做快速俯仰“眼镜蛇机动”的重要机理，一个个气动难关被随之攻克，从引进苏27飞机组装到歼11研发成功，李天为空军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李天还是以航空母舰为起降场地的舰载飞机技术预研的发起人。601所承担了五项舰载飞机特殊技术研究为型号飞机设计作技术储备，经过30多年的积累和几个五年规划的预研，基本掌握了设计舰载飞机的特殊技术，同时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技术带头人。

航空预研领军人

我国军用飞机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具有一定实力，歼7、歼8已大量装备部队，歼8 Ⅱ也研制成功，相当于国外第三代战机的歼10启动研制。先进气动布局的预研，在“六五”期间已完成对前掠翼、边条翼及近耦合前翼的系统研究，部分成果已用于新歼设计之中。在此基础上，航空工业部经专家论证提出“七五”期间先进气动布局的研究，要以国外正在发展的第四代先进战斗机为目标，率先开展超声速巡航、高机动、短距起落先进气动布局的研究，缩小与国外航空技术发展的差距，为新一代飞机的设计提供技术储备。

601所经国防科工委批准，以李天作为课题负责人，开展了《超声速巡航战斗机布局》为题的先进气动布局预先研究工作。20多年来，课题组针对当时和未来飞机型号研制的技术难点，根据不同时期提出相应的必须攻克的技术难关，并针对当时型号研制和课题发展要求开发了一批特种试验设备和计算软件。为新一代飞机气动布局设计打下了基础，同时为现役战斗机的改进提供了实用的设计方法。

上世纪80年代，隐身技术应用到陆海空天各种武器装备上，国防科工委1985年底将隐身技术列为高技术预研课题。1986年7月，航空工业部把隐身技术预先研究作为总承包下达给601所，按合同制的管理办法组织部内三大院校及专业研究所完成预研任务。所里决定由副总师李天为隐身技术研究总承包负责人。

作为国家安排的重点预研课题，为了管理好、落实好预研任务，李天从任务分担、协调、进展、质量、资料收集、经费管理以及关键内容的研究和重点课题大型试验验证等做了大量工作。通过近10年的飞机隐身技术预研，雷达隐身的机理、理论分析方法、隐身材料技术研究已取得了一批成果。随着美国F-117A飞机在两次海湾战争中的优异表现，新一代战机预研被列为“九五”隐身预研的主要方向。李天把新机研制的目标确定为“发展综合与平衡的隐身，即尽最大努力追求高隐身水平的同时，兼顾飞机的气动性能”。确定了“自外而内、由强到弱、材料工艺结合”的隐身预研攻关路线。“十五”期间，他领导课题组以新一代飞机的隐身设计为重点，开展外形（含进气道）及计算方法研究。他提出并领导了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研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气动隐身优化程序，并用于新机设计中。他和课题组一起设计的新机隐身性能经试验测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05年11月，在总装备部组织的专家组对601所、611所和北航等十几个单位隐身预研成果的验收评比中，李天领导的课题组获总分第一名。以新一代飞机隐身方案设计为核心，利用“九五”、“十五”两个五年规划，李天领导隐身课题组先后完成十几个布局的隐身设计方案，组织完成了十二大关键技术方向的隐身研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隐身飞机设计知识体系和设计流程，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工程使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编写成《飞机隐身设计指南》，为新一代隐身战斗机设计和三代机隐身改进准备了条件。

从“七五”开始，李天就主持领导了航空预研课题的研究工作，通过先进隐身飞机气动布局研究，开拓性地解决了气动与隐身在布局设计中的技术难点，在飞机气动设计专业领域，他创造性地解决了飞机设计研制过程中的多项空气动力学重大技术问题，在推力矢量、舰载机特殊技术、飞推控制和高生存力等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目前，他还在为我国航空领域2030规划和“十二五”重点预研项目论证承担着重任，还与顾诵芬院士等提出发展我国变体飞行器及空天技术的建议，因此，他是航空技术的预研先锋，是航空前沿学科研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篇4：英雄人物:企业中的开路先锋

《企业文化

——企业生活中的礼仪与仪式》

作者：特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

翻译：李原等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1月

开本:16开

页码:212页

定价:36.00元

如果说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那么英雄人物就是这些价值观的人性化体现和组织力量的集中缩影。在强文化中，英雄人物处于关键位置。就像穿着细纹衫的约翰·韦恩 (John Wayne) 和伯特·罗纳德 (Bur Reynolds) ，他们塑造的英雄一直被员工效仿。英雄是一个大马力的火车头，是一个魔术师，是人们在遇到困难时都会依靠的对象。他们有着坚定不移的个性和风格，他们所做的事情人人都想做而又不敢去尝试。英雄是一种象征，他们的行为超乎寻常，但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常常以戏剧化的方式向我们展现，成功的理想在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与好莱坞的票房相比，美国企业的董事会议里更需要英雄人物。英雄主义是一种领导力的要素，却几乎被现代管理理念遗忘。从20世纪20年代起，企业界一直被这样的管理者统治着：他们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制定战略规划、书写备忘录、设计操作流程图。但这里我们谈论的不是优秀的“科学”管理者。管理者的作用是使企业运转起来，而英雄人物则创造了企业。

管理者首先要具备的素质是坚决果断，但英雄的特点通常不是果断，他们都有敏锐的直觉，他们都有远见卓识，而且除了一项决策——一件事是否与他们的远见和梦想一致——之外几乎不作其他的决策。管理者总是匆匆忙忙，而英雄们却悠然自得，因为他们在创造时间。管理者凡事按部就班，而英雄们则喜爱不断尝试。管理者循规蹈矩，英雄们却无拘无束，他们崇尚声势浩大的宣传——对卓越业绩进行奖励和庆祝。管理者和英雄都热衷于具体细节，但管理者会把时间用在修饰那些数字上，而英雄却会去修理一座花园，使它看起来恰到好处。

管理的规范是做事符合规则和程序，使事情井然有序。英雄们在追寻自己的梦想时，经常会冲破规则。而这违背了管理的准则：如果没有把握是否行得通，那么你就什么也别干。所以，虽然企业确实需要管理者以使“火车”正点运行，但它更需要英雄提供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