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克作品中的犹太文化探讨论文

波特克作品中的犹太文化探讨论文（精选5篇）

篇1：波特克作品中的犹太文化探讨论文

【摘要】作为一种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运动，新神话主义的出现无疑为其他被西方社会压抑已久的非基督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中国文化的复兴思潮也不断涌现。本文通过研究新神话主义代表作品《哈利波特》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来发掘中国文化复兴的迹象，进而提出中国文化复兴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关键词】新神话主义；中国文化复兴；《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的问世在文学界及神话学界引起了惊涛骇浪，并把新神话主义作品推向了人们关注的极点。《哈利?波特》曾被叶舒宪先生称为“后文学时代的文学奇迹”。作品不仅弥漫着“巫师”，“巫术”这些鲜为人见的神秘元素，更是充满了基督教文化以外的非基督教或者非西方文化的信仰中的神祗和人物形象，其中中国文化元素便是其凸显出来的非基督教文化元素之一。中国文化元素在最具代表性的西方新神话主义作品中的屡次出现正能反映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中国文化再次受到世界的关注。

一、中国文化的兴衰与复苏契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到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文明基本上确立。“从根本上讲，中国文明是独立兴起的”。正因为中国文明很少受到外来文明影响，所以才得以迅速平稳地发展。到了西汉时期，丝绸之路成了连接中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纽带，使西方世界日渐了解到之前陌生的这个东方强国。后来佛教和基督教的传入更是加大了中国与外界的交流，直到清朝年间，中国一直作为文化强国屹立在东方并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供奉者与交流使者。到清朝后期，中国日渐衰弱，中国文化也随之退出世界关注的舞台。新兴科技的发展使西方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领先于其他地区，长期下来，形成了近代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历史现状。西方文化霸权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可以说是经历了“软硬兼施”的发展过程。初期，西方的对外扩张主要是通过基督教的传播而实现的，这种文化渗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后，西方列强通过统治殖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方式试图控制并进而消灭殖民地区的本土文化。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处处以强势文化的身份排斥各种非基督教文化，并试图同化并代替它们。

然而，全球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文化方面不仅体现出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更使西方文化霸权凸显出掩盖不住的弊端和缺点。文化的繁荣需要遵守其发展规律，世界的和谐需要各种文化的共通与共融。这一时代需求迫切需要各种非基督教文化的再次崛起。

新神话主义的出现给了一些非基督教文化以外的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一个重新被关注并复苏的契机。“新神话主义”是相对于20世纪前期的神话复兴运动而言的一场新的文化浪潮。叶舒宪先生认为：“这些作者的灵感和思路无一不是直接来源于新时代运动”。新时代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反叛和取代以白人为最高文明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让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取而代之。作为新神话主义的代表作品，《哈利波特》系列中出现的多个中国元素无疑透露出中国文化复兴的迹象。

二、《哈利波特》系列中的中国元素

文化的影响力是隐性的，渗透性的。虽然各种非基督教文化在西方一直作为被压抑被排斥的对象，但在新神话主义的影响下，非基督教文化日渐摆脱枷锁，体现在西方世界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哈利波特》作为新神话主义的文学代表，更是显露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

（一）《哈利波特4》三强争霸赛中的中国火球龙

在《哈利波特4》中的三强争霸赛中，龙作为魔法师的助手，在比赛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显然不符合西方文化中龙的特征。

在西方文化中，龙是凶残险恶的庞大动物，是人们一直要去战胜并除掉的邪恶势力的象征。例如在英国诗歌《贝尔武夫》中，贝尔武夫为民除害杀掉恶魔成为国王后，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威胁到他的王国的动物，那就是一条会喷火的恶龙。为了保护自己的子民，贝尔武夫无所畏惧，与火龙浴血奋战，最后终于消灭了火龙。作为贪婪与守护的化身，龙在西方英雄们的世界永远是牺牲品，因为只有打败了龙才可以获得财富，荣耀和地位。希腊神话中守护金苹果的百头龙和守护金羊毛的巨龙皆属于此类。英格兰的守护圣徒圣乔治也是因为英勇的除掉了祸害百姓的龙而闻名的。在《圣经>中迷惑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魔鬼撒旦也被称为是“the great dragon”。由此可见，西方人眼里的龙就是一个阻挠人们迈向成功的负面势力。

在中国，龙代表一种超自然的神圣力量的存在，它的文化地位毋庸置疑。炎黄子孙被称为是龙的传人，古代帝王身着龙袍，被喻为真龙天子。龙是吉祥与顺利的化身，诸如“龙凤呈祥”“龙马精神”“攀龙附凤”“望子成龙”这些成语与无不体现出人们对龙的尊重和崇拜。龙在《哈利波特》中以魔法师助手的身份出现，是正面势力的象征，更符合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特征。

（二）哈利的初恋女友张秋

对于《哈利波特》中的众多人物，作者赋予他们不同的血统与种族，其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角色便是张秋。张秋不仅有着中国人的面孔：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更是体现出中国女孩典型的特征：聪明智慧，乖巧恬静，坚强勇敢但有时却缺乏主见。作为主人公哈利的初恋女友，张秋从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英雄心中的女神形象。张秋的名字也特别具有中国特征，把中国的姓氏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文化的传承符号，中国的姓氏文化在世界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没有哪个国家的姓氏文化能够像中国姓氏文化这么丰富，这么有内涵。每个姓氏的背后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张”姓在中国百家姓属于大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张姓“其公认的血缘系祖是上古时代最伟大的帝王黄帝”。据说是黄帝的儿子挥发明了弓，而后被封为监造弓箭的“弓正”官，后被赐姓“张”。千年之后的今天，张姓的人数已占据中国越百分之十的人口。在中国，姓氏不仅代表着一个人的出生血缘，也不只是代表一个家庭的家族体系，而是一种文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哈利波特6》中的中国大红灯笼 在《哈利波特6》中，在霍格拉斯的晚会上，挂着一排特别具有中国特征的大红灯笼。作为传统的民间艺术品，红灯笼最早出现在18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如今，灯笼已发展成一种艺术，一种文化。红色的灯笼主要用在一些喜庆的场合，比如：婚礼，春节，元宵节等，用来表达人们的喜悦心情。因为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热情，奔放，吉祥与幸运。人们习惯赋予美好的事物以红色，比如：嫁妆，对联，红包，红妆等。

在西方，几乎所有的节日都和基督教有关，在各种装饰物上也是以基督教圣物为主导，如圣诞树，十字架等。红色很少会与这些节日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西方文化中，红色代表着暴力与血腥，是一种罪恶与恐怖的象征。因此，《哈利波特》中悬挂在霍格拉斯舞会上的大红灯笼更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习惯和标准。

（四）《哈利波特7》中出现的皮影画

在《哈利波特7》中，有一个场景会让中国观众过目不忘，那就是在传说中的三兄弟与死神的对抗中，出现了中国传统的独具特色的皮影戏元素。皮影俗称“影子戏”，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到了元朝时期，皮影开始传入西亚与欧洲。在电影被发明之前，皮影一直作为一种倍受群众喜爱的娱乐形式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如今皮影戏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利波特7》中，“死亡圣器”的故事由中国味十足的皮影动画演绎出来，皮影形式出现的三个小人，桥，树，死神和房屋等不仅为这一魔幻故事增添了神秘感，更是为作品增加了独具魅力的中国色彩。

三、中国文化的复兴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作为新神话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哈利波特》不仅体现出对基督教一神教统治的反叛，更是体现出对其它非基督教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认可与重视。虽然西方新神话主义在否认基督教一神教统治的同时，给予其它的非基督教和非西方的文化一个重新被发现被认识的机会，但是，这些被压抑已久的文化如何能够利用这一契机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大都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针，而对于如何传播并发扬中国文化的问题至今还缺乏一个相对完美的答案。虽然金民卿教授提倡的“送去主义”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法，但笔者认为，文化的传播离不开载体，中国文化的“送去主义”不仅要择优而取，更应该讲究方式方法，恰当的传播载体将会使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传播途径多样化，渗透层面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大限度地利用西方新神话主义运动带来的这一契机，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耸立于世界舞台，为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与共融增添强劲的一笔。

篇2：波特克作品中的犹太文化探讨论文

摘要《店员》中通过讲述非犹太青年弗兰克·阿尔班在与犹太人莫里斯一家的交往中，从一个“街头浪子”成长为“有责任感、正直、诚实的人”，并最终选择成为犹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下层犹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犹太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信仰理念。马拉穆德所着意的绝不仅仅是犹太人，他所要表现的其实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他所具有的不仅仅是“犹太关怀”，而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马拉穆德 《店员》 犹太文化

美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穆德(bernardmalamud。1914-1986)曾获得“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其代表作《店员》中通过讲述非犹太青年弗兰克·阿尔班在与犹太人莫里斯(morris)一家的交往中，从一个“街头浪子”成长为“有责任感、正直、诚实的人”，并最终选择成为犹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下层犹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犹太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信仰理念。本文略论书中所反映的犹太文化因素。

一、主题简疏

《店员》的“犹太身份”决定了“苦难与忍受”必然成为其一大主题。“犹太”这个词，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屈辱，已经萌生了一个隐含意思——“苦难”。在历史上。犹太人可谓是历经劫难。从《圣经=》中所载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到上个世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如小说主人公莫里斯所说，“他们受难，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苦难”已经成为犹太文学的母题。

杂货店老板莫里斯一生穷困。他经营一生的小杂货店其实无异于囚禁他的监牢。他被终身“埋”在店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心中始终存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是他的另一个名字。这样的隐忍精神在弗兰克·阿尔班身上也有体现。弗兰克本来和同伙要打劫莫里斯的店，但他心中一丝良知还未泯灭，为受伤的莫里斯递上一杯水，从此与这个小店，与这家人结了不解之缘，从“入侵者”成为“成员”(店员)，并最终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成为第二个莫里斯。把小店维持下去，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勇气与忍耐精神。

小说另一主题是“犯错与救赎”。犹太教义说，“我们的生命拥有这样两个世界：一个是现时的世界，另一个是永恒的赎罪悔过的世界。”这部小说。从体裁上讲可称为“成长小说”。弗兰克从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入伙打劫犯”变成“店员”到最后接管小店，成为一个具有责任感，道德健全的犹太人，从“打劫”到“小偷小摸”到做一个“诚实的生意人”，并最后做出忏悔，他在心理上、道德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犯罪——救赎”的洗礼过程。而这一切应主要归功于莫里斯一家。弗兰克“耳濡目染”了莫里斯的正直善良与隐忍精神，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同时也找到了自我。莫里斯可谓是弗兰克的“父亲”，虽然不是生理上的。却无疑是心理上的。弗兰克是一个孤儿，在孤儿院长大，是莫里斯将弗兰克带入一个新的社会，教给他“社会准则”(犹太准则)，赋予他身份，使他能够以“正当”“合法”的身份糊口，从各方面影响着他。就像摩西，率领希伯来人前往迦南圣地，保障他们不误入歧途：莫里斯对弗兰克也正有着类似的“指引”作用，“救赎”作用。

二、犹太信条

小说反映了犹太人的诸条信念，如对教育的重视，隐忍、宽容精神，以及通过自省获取真理的理念。

首先，犹太人一向重视教育。犹太教视“不受教育”为第一过失。为了避免犯错误，发挥潜力，人应该受教育。长辈告诉后辈要接受生活的教育，明确生活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书中海伦一直渴望上大学，并最终如愿以偿。这完全体现了她所受的家庭教育。弗兰克所接受的则是“生活教育”，可以说弗兰克的转变源于莫里斯的言传身教、海伦赠他的《圣经》，以及儿时听的圣方济的故事。莫里斯对弗兰克的“救赎”实际上也是一种“教育”，“生活教育”。另一对弗兰克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圣方济(st francis)，童年时他就在孤儿院听过圣方济的故事。这也许是他心中存有一丝不泯良知的原因。也许圣方济所宣传的“贫穷神学”根植在他的心里，使他甘心“选择贫穷、选择受难”。圣方济的故事一直在弗兰克脑海中，弗兰克认为他“伟大”。因为“他喜欢贫穷，说贫穷像一位王后，他像爱一位美妇一样爱她。”在小说末尾，弗兰克一边读《圣经》一边照看店铺，脑中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幻想。圣方济把他雕的木玫瑰变成了鲜玫瑰，并代表他献给海伦。可以说。圣方济代表着希望，弗兰克在内心里依赖他。期待圣方济能够帮助实现他的愿望。

其次，犹太人相信人不是罪者(sinner)，只是犯了错误。犹太人愿意原谅他人，容忍他人的错误，就像莫里斯对弗兰克一样。莫里斯一直以来都很容忍弗兰克。发现弗兰克偷钱后。竟然还为他找借口——工资太低，还给弗兰克加薪。别人可能说他傻。但这一切只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他的仁慈宽厚。即便是海伦。在弗兰克“冒犯”她以后。其实也原谅了他。

再者，犹太人笃信真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一个人懂得自省。他就会领悟何为“真”，何为“善”等等。弗兰克于自省中苏醒。“打劫”之后，弗兰克经历了一系列的内心挣扎。该不该忏悔，怎么忏悔，何时忏悔，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该犯的错误”。经过内省，他终于找到了内心深处的`“真”与“善”。成为店员后，他一度习惯性地“小偷小摸”，但海伦跟他讲的“必须要自律”的话语时常回响耳边，“‘自律’，他竟然对这个字眼有些着迷，只要一个人想，愿意，他就能做好人：接着他就会后悔不已，后悔一直以来任由自己的品行向下堕落。没付出一丝努力来改正自己……但是今天，他下了决心要回到正路上来，归还所有以前‘拿’的钱，一点一点从莫里斯那里‘摸’来的144块钱。”一时冲动冒犯海伦后，弗兰克痛苦懊悔万分。“他打算自杀。与此同时那可怕的一幕又重现眼前，感到那时的他简直不是自己。他实际上是一个道德感强烈的人。”弗兰克最后才成为犹太人。之前不能说他按照犹太人的信条做事，但他在莫里斯与海伦的影响下，通过自省“改邪归正”，体现了这一犹太理念，也反映了作者马拉穆德对人性的肯定。

三、圣经关联

一部犹太作家的作品，一个非犹太青年在一个犹太家庭的感召影响下皈依犹太教的故事《店员》的《圣经》关联可谓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在人物形象上，莫里斯体现了摩西的影子。莫里斯终身信奉并遵循《摩西律法》(做正确的事，要诚实、善良)，他告诉弗兰克，“如果一个犹太人忘记了《律法》，他就不是一个好犹太人，不是一个好人。”俨然如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训诫崇拜金牛的希伯来人。此外，莫里斯也体现“替罪羊”原型。莫里斯一生所信奉的犹太信条无异于耶稣身上的十字架。而弗兰克身上则体现出“浪子”的原型。《旧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述了了“浪子回头”的故事。弗兰克和 这个浪子一样，经历磨难，甚至犯错才能成熟，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莫里斯失去了儿子以法莲，弗兰克犯了错。但他悔改了，并被原谅，接纳，成为鲍勃家一员，可以他最终替代以法莲的位置，继承了莫里斯的家业。

其次从情节框架上看，弗兰克犯错——忏悔——获得救赎的情节架构，在《圣经》中屡见不鲜，可称为《圣经》的主旨，忏悔是获得救赎的途径。以斯拉因百姓与异族通婚认罪祈祷(《以斯拉记：9：1-15，10：1-17》)：先知指责百姓的罪恶，世间公理正义不存，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光明不见，百姓向上帝忏悔。承认“悖逆耶和华，犯有罪孽，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并最终获得了耶和华的拯救《以赛亚书：59-61》、《尼希米记：9：1-38》中以斯拉的“认罪祷告”也暗示出这一模式。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恶，悔恨曾经背离了耶和华。把律法丢在一边，杀害先知，不听诫命，违犯典章。忏悔之后，他们签署公约，约定必遵行律法。谨守一切诫命、典章与律条，从而获得了上帝的原谅。

此外，书中出现的一些象征也具有《圣经》关联。如牛奶与面包。送递员每天早晨给莫里斯送来牛奶，还有每天卖掉的面包圈。牛奶与面包象征着莫是里斯是社区的“维系者”，为邻里提供营养，他不仅是一个小商人，也实际上是社区的“道德维系人”。弗兰克在地下室忍饥挨饿时。以牛奶与面包圈为食。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圣经》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穷困潦倒，饥寒交迫，上帝恩赐他们“吗哪”与“露水”，使他们能够继续存活。

四、对犹太理念的置疑

马拉穆德称颂莫里斯的忍耐、善良与正直的同时。也对犹太文化信仰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置疑。这从莫里斯一生的困苦即可看出。犹太文化传统中一向有这样的思想，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受难是前往“应许之地”的必经之路。莫里斯在沙皇军队里开小差，逃往美国，美国就像是他的“迦南圣地”，幸福生活在那里等着他。可结果呢，他被关在了“监狱”一样的杂货店里22年。挣扎着糊口度日至死，“应许之地”根本没有“面包牛奶”，上帝的眷顾在哪里呢?而弗兰克的忏悔又给他带来什么呢?皈依犹太教，遵奉律法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他有了家，找到了落脚点，不再是一个浪子，但等待着他的不仍然是莫里斯那样的生活吗?难道犹太人只能拥有道德上的高尚，生活中的艰辛吗?可以说，“《店员》创造主题的悖逆性文化意蕴包融了丰富的犹太民族文化酵素，这种困惑与悖反亦照示了犹太民族在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寻求生存点的努力。”

篇3：波特克作品中的犹太文化探讨论文

一、犹太历史和文化对马拉默德创作的影响

伯纳特?马拉默德的父母是俄国籍犹太人, 移民美国后, 他的父亲开了一个杂货铺来维持一家的生计。马拉默德出生在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他的父亲作为小店主, 成为他文学作品中小人物的生活原型。他一生中共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 这七部长篇小说一直是众多评论家和批评家的所爱, 尤其是《店员》这部作品深刻反映了犹太人中小人物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 以及他们为了摆脱困境不断拼搏, 不断努力的精神, 尽管这种努力有时只是种虚妄:包括1952年的《呆头呆脑的人》 (The Natural) , 1957年的《店员》 (The Assistant) , 1961年的《新生活》 (A New Life) , 1967年的《装配工》 (The Fixer) , 1971年的《房客》 (The Tenants) , 1979年的《杜宾传》 (Dubin’s Lives) , 和1982年的《天恩》 (God’s Grace) 。尽管马拉默德的长篇小说炙手可热, 但是马拉默德却被称为美国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他一生所创作的五十余篇短篇小说成为反映犹太文化和历史的传承的佳作。他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使其短篇小说具有了灵性, 反映了当代犹太人生存的特点和境地, 成就了马拉默德。马拉默德在其短篇小说中运用了寓言, 使其与现实很好地融合;清新的文体、深邃的哲理、诙谐的笔调、如金的字词、准确的语言、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 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被剖析得淋淋尽致, 耐人寻味。在《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上著名的评论家理查德·伯恩斯坦 (Richard Bernstein) 曾撰文称:“马拉默德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是可以和契柯夫和巴别尔相提并论的小说家。”[1]马拉默德的小说创作来源于他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动荡不安和经济萧条的社会环境中的磨炼, 二战期间异族对犹太人的迫害, 以及身边小人物的努力拼搏都丰富了马拉默德的内心和文学创作, 因此他的作品能更细致地揭示传统的犹太文化在异族文化冲击下的异化与同化, 能更全面、更具体地阐释犹太文化母题。

篇幅短小, 字数不多, 情节简单是马拉默德短篇小说的特点, 但是这些短篇小说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因为犹太文化母题对马拉默德短篇小说创作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犹太文化母题的嵌入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容, 饱满了小说的情节, 增加了小说的厚度, 增强了小说的深度, 还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小说中犹太文化母题的运用详尽地阐释了犹太的文化和历史;全面地揭示了犹太人坚定不移的信仰、永不服输的性格、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面对挫折的坦然;具体地描述了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对文化两难境地生存的犹太人所产生的影响, 特别是对年轻人犹太移民的影响;同时也丰富了犹太文化母题本身的内涵。他的短篇小说中蕴含了犹太人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让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再次光芒万丈, 同时使世界各族人民充分意识到犹太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发展以及对犹太文化的传承。马拉默德对犹太历史和文化在其文学创作中的影响作出以下描述:“犹太的经历历史和文化, 以及犹太民族本身是戏剧创作的丰富素材, 是意象、思想和象征的有益源泉, 通过描写犹太人, 我能够更充分地甚至更容易地实现自己作为一名美国作家的创作意图。”[2]

马拉默德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有十多篇最能体现犹太文化母题对其文学作品产出的影响, 这些作品分别是:《头号白痴》、《头七年》、《春雨》、《我的儿子是凶手》、《账单》、《我之死》、《魔桶》、《静物画》、《男鸨的报复》、《一幅裸体画》、《威尼斯的玻璃吹制工》、《湖畔少女》、《我梦中的女孩》、《伦勃朗的帽子》、《犹太鸟》、《黑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们揭示了不同的犹太文化母题, 并充分地表述了犹太历史和神学对犹太文化母题生成和发展的影响, 以及犹太文化母题对马拉默德作品创作的影响。

二、犹太文化母题产生的历史和文化机制

文化母题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遭遇、心理积淀、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 是在文化和历史发展中具有恒定意义的品质结构, 它能够体现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已经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其模式。因此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其文化母题的产生具有重大的影响。犹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 一直以来他们过着流散的生活, 颠沛流离, 寻找他们的希望之乡。在这漫长的路途中, 他们的文化不断吸收新的内容, 融合新的文化, 成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犹太文化母题。犹太人胸怀豁达、生命力顽强、才华横溢、善于理财, 尽管他们居住在小小的“隔都”中, 他们却能够活得精彩, 不断传承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是犹太人的精神食粮, 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保证。因而除了历史和文化深刻影响了犹太文化母题的产出, 《圣经》中的《旧约》对文化母题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奥利金认为《圣经》具有四大意义:“字面的意义是记述历史, 象征的意义是昭示信仰, 比喻的意义是指导行为, 神秘的意义透露希望。”[3]犹太文化母题是在历史、文化和神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 犹太文化母题的内涵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许变化, 其特定的本质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中所体现的犹太文化母题有“父与子”关系、“边缘人与异化”、“负罪与救赎”和“战争”, 这四种犹太文化母题成为了马拉默德创作的文化积淀。

三、犹太文化母题的分类

“父与子”关系、“边缘人与异化”、“负罪与救赎”和“战争”是典型的犹太文化母题, 其中最能反映犹太文化特点的就是“父与子”关系和“边缘人与异化”。“父与子”关系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 是各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关系, 而犹太人的“父与子”关系却渗透着犹太的种种文化传统, 并在其神学中得到了最初的体现, 即耶和华和其子民的关系。从亚当和夏娃违背圣意被赶出伊甸园开始, “父与子”间的冲突和爱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 在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中所体现的父与子关系分为两类:“父与子”的冲突和“父对子”的爱。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爱却充斥在冲突中间。《我的儿子是凶手》和《头七年》详细地阐释了“父与子”的冲突, 而《头号白痴》和《春雨》深刻地描绘了父对子的爱。“负罪与救赎”是一个神学范畴, 却也是犹太人的另一个文化母题, 作为耶和华的子民, 他们历经磨难, 一直在寻找希望之乡, 经历了负罪—牺牲—救赎的命运, 尽管救赎只是一种虚妄, 他们别无选择, 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和信仰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理由, 也是他们寻求希望的关键。《我之死》、《魔桶》、《账单》这三部短篇小说描写了在逆境中犹太人负罪—牺牲—救赎—新生—虚妄的人生过程和理念。通常孤独的, 在逆境中苦苦挣扎的小人物是马拉默德的所爱。他们在文化两难的境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因而“边缘人与异化”成为最能体现犹太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母题。“边缘人”的原型存在于犹太人的历史和神学《圣经》中, 犹太人流散性质的生活必然会导致犹太人“边缘性”的产生, 游离在主流文化之外。“边缘性”的表现形式为异化行为, 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我梦中的女孩》表现了人与自身的异化;《威尼斯的玻璃吹制工》、《静物画》、《男鸨的报复》和《一幅裸体画》体现了人与自身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湖畔少女》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异化。犹太人的另一个犹太文化母题是“战争”。战争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而犹太文化母题中的战争却缩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冲突是他人存在的本质特征。在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中有体现反犹主义的《犹太鸟》, 揭示种族冲突的《黑色是我最喜爱的颜色》, 以及描写人类本身利益冲突的《伦伯朗的帽子》。

文化母题是历史、文化和神学中的精髓, 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 成为展现民族特色最独到的方式。犹太文化母题的运用成就了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 成功地揭示了犹太文化素养, 犹太民族传统和犹太宗教信仰,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犹太民族。

摘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中的犹太文化母题的形成和发展, 梳理犹太文化母题的分类, 并阐释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化赋予犹太文化母题的深刻内涵, 分析犹太文化母题对美国犹太裔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马拉默德,短篇小说,犹太文化母题

参考文献

[1]马拉默德.马拉默德短篇小说集 (前言) [M].吕侯, 侯向群,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2.[1]马拉默德.马拉默德短篇小说集 (前言) [M].吕侯, 侯向群,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2.

[2]董鼎山.美国作家与作品[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78:38.[2]董鼎山.美国作家与作品[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78:38.

篇4：诺曼．马内阿作品中的犹太性

随着阅读的深入，紧紧抓住我的是文字背后的马内阿的身世——在三个不同体制的世界生活的经验，他不仅是个出生在欧洲的边缘东南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而且作品中始终强调自己的犹太人同一性。这是难得的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学者的个人经验，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对二十世纪人类的悲剧、包括自己在内的悲剧中的各种角色有正确观察、描摹和判断。与另一位有在两种不同形态极权主义体制下个人经验的、战后写作获得成功的女作家马格利特·布伯－努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主要作品有：Als Gefangene bei Stalin und Hitler、Kafkas Freundin Milena、Von Potsdam nach Moskou等）相比，马内阿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不仅是个犹太人，还看到了斯大林阴魂残余的控制力在整个东欧、在他的祖国罗马尼亚大势已去，也看清失去旧时迷信后的人们的茫然、徘徊和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时候的危险。只有这样的个人经验，他才会在找到罗马尼亚的斯大林体制与罗马尼亚法西斯体制中隐蔽着一个暗藏的契合点——民族主义。而这种狂热最容易使得“文明社会在恐怖中消亡”，因为“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1〕。1990年代巴尔干半岛上发生民族屠杀的悲剧证实了他的预言。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补充了有关斯大林体制研究的部分，此书问世的半个世纪里，甚至在今天，人们还是很难把斯大林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相提并论。他们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认为前者至少是为了追求一种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不像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建立在庸俗的种族主义的基础上的。相反，不少没有亲身经历过纳粹体制恐惧的人们，则往往强调斯大林主义起源早于纳粹体制，终结迟于纳粹体制，在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所犯的罪行留有更多的后遗症。这样的分歧，我们今天依然能在欧美著名学者立场对立的文字中见到。比如，特里·伊格尔顿的关于兹维坦·托多罗夫《希望与回忆》的书评（刊于2004年1月26期《新政治家》（New Politician））。

我们在《论小丑》（随笔集）、《流氓的归来》（回忆录）、《十月：八点钟》（短篇小说集）中可以见到马内阿在文本中不断穿插地回眸自己经历的往事，仿佛依然置身于这两种体制中，即使在叙说斯大林体制下恐怖生活的长篇小说《黑信封》里，这种穿插也留下间接的痕迹，这是因为作为一个1936年出生的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宿命。安东尼斯库政权配合纳粹的“最终解决”计划的法西斯暴行——马内阿五岁那年遭遇的阴影，成为梦魇终身挥之不去。马内阿的犹太性也就始终贯穿在他的作品中。

中国读者也许光凭这三部中译本，还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背马内阿童年苦难的背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叙说过罗马尼亚犹太人这段悲壮的苦难历史，她说：“要说二战以前罗马尼亚是欧洲反犹太人最激烈的国家，一点也不夸张。”1937年，也就是马内阿出生的第二年，为了配合德国纳粹反犹浪潮，罗马尼亚政府剥夺了四分之一犹太人居民的公民权；在安东尼斯库政权站在德、意法西斯一边，到二战前夕，继而剥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犹太人的国籍，制定了比德国还要严厉的镇压犹太人的法规。阿伦特认为，“安东尼斯库政权是最早正确地知道希特勒要‘最终解决’东方犹太人方案而且主动积极配合行动的政权”，即使1941年内讧中消灭了铁卫军之后，安东尼斯库军事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丝毫不比之前铁卫军制造的布加勒斯特惨案更逊色。安东尼斯库政权有他独特的罗马尼亚屠杀方式，把五千人塞进一列无到达期限的货车中，自生自灭而死亡的犹太人的尸体被并列悬挂在犹太人的肉食屠宰场里……。马内阿的回忆与阿伦特记叙的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法庭上幸存者证言一模一样：“炎炎夏日，火车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打着转，直到饥饿、窒息的身体变为尸体。”〔2〕当他们不可能继续往苏联东部腹地运送犹太人的时候，便在境内建立起罗马尼亚自己的集中营；当艾希曼的助手党卫军利希特上尉来到罗马尼亚，继续准备运送二十万犹太人前往卢布林集中营时，得到的报告是：已经有十一万犹太人被送到德军占领下的苏联境内的伯格河对岸的两处森林里杀害了。尽管后来这个巴尔干半岛贿赂最盛行的国家的主人安东尼斯库改变了主意，要求每个渴望生存下去的犹太人以一千三百美元的代价换取移民巴勒斯坦的出境证明。因此，阿伦特说，安东尼斯库对待犹太人的恶行总比纳粹先走一步，这一买卖出现在希姆莱考虑要犹太人领袖做交易，让他们提供卡车来换取部分犹太人的生命的方案之前，那时安东尼斯库已经感觉到红军将到来，装出一种“中立”的姿态。1945年4月罗马尼亚投降苏联时，境内八十五万犹太人只剩下一半。次年4月，九岁的马内阿与他的家人也在大难不死被驱逐出境的回乡队伍之中，从乌克兰集中营回到了离开家乡苏恰瓦二十五公里的法尔提西尼镇上。

就是这四年间的刻骨铭心的苦难，使得马内阿在“白脸小丑”政权（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后从纽约的巴德学院返回祖国时，成了战前1935年同是犹太人的作家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笔下的“流氓”——在同时代的文化人中那些反犹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端种族主义者看来是“亵渎者”、“麻烦制造者”，虽然按照塞巴斯蒂安的解释，它却是指代“非党派人士、异己分子”〔3〕。因为远在北美的马内阿打开了罗马尼亚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奉为当代罗马尼亚民族文化代表者的默塞·伊利亚特（《流氓的归来》中翻译成米恰尔·伊里亚德）尘封的劣迹。伊利亚特，一个早年的铁卫军“陆军上尉”、墨索里尼的拥护者，一个至死不以为当年误入歧途、不忏悔“幸运的罪”的学者（他的著作《神圣与世俗》的中译本2003年也在中国问世）。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与塞巴斯蒂安是朋友，因为他似乎不反犹太人。战后，1949年至1976年，受肖莱姆（Gershom Scholem）邀请和以色列学者一起到阿斯科纳讲授宗教学。后来，最使罗马尼亚狂热的“爱国者”们难以容忍的是，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正要以“新”的民族主义潮流与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白脸小丑”鼓吹的红色民族主义合流的时刻，马内阿1990年写成的那篇《幸运的罪》，揭破了他们崇拜的民族文化权威和偶像躯体上最丑恶、肮脏部分，并提醒这些可能会给罗马尼亚带来新的危机和悲剧。其实，马内阿的锐利之处倒不是挑破了伊利亚特这个偶像的个人历史上的劣迹，而是向刚摆脱二十世纪极权主义体制的罗马尼亚同胞、特别是向当年曾有过失的同胞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为什么不能公开抛弃自己过去的信仰，揭发罪行，揭露专制的制度，并且承担罪责？也许很少人能够有这样的勇气。那些极其少数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有良知的人。要想远离过去的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错误。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不就是诚实吗？只有（良知能够在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才能让一个人远离腐败势力，远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4〕

马内阿和阿伦特等许多极权主义的批判者一样，在追究这种体制下的罪责的时候，不主张体制下谁都是有罪的，因为那样也就等于谁都无罪。但是，他感到遗憾地说：“那些敢于诚实地面对极权主义悲剧的人，大多都是受害者，只有少数人是那些曾犯下罪行的人。如果这些有罪的见证人能够揭露罪行，我们也许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但是人们总喜欢谈论他们无辜的苦难，却不敢直面自己对这些苦难应该承担的责任。”〔5〕马内阿一面批判了伊利亚特，一面警惕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的民族主义的抬头。恰在这时，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学教授约·贝鲁特·古利阿努教授在大白天被人暗杀在大学的厕所里。

诚然，人性最难超越的障碍恐怕就是对自己人生的否定，哪怕只是部分的否定。追究纳粹时期的罪责——关于恶的问题的讨论，德国人对历史的反省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深刻，雅斯贝尔斯的《罪责论》的呼声一开始并不能引起巨大反响。一直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的追问和推动下，对当年的罪责的追究才逐渐拉开帷幕。正如阿伦特所说的，文学家往往是社会中最先起来坚持抗争的人们，而且，因为二十世纪中前半，他们在极权体制中被边缘化了，陷入了困境，他们往往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人作家对自己民族二十世纪悲剧表现出最大的关注。最著名者如阿梅利（Jean Améry）和列维（Primo Levi），他们都是被现代西欧社会同化了的犹太人。前者奥地利成长起来，到十九岁才知道依第绪语的存在——东方的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后者长在意大利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村子里，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才听到依第绪语，之前都没有自己是个犹太人的意识，是奥斯维辛给他们强制地打上了“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的烙印，由此起他们终生“承认”自己是个犹太人，如果否定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是企图自我欺骗，逃脱历史赋予的沉重责任。安东尼斯库军事政权驱逐和乌克兰集中营的生活，同样也给马内阿打上了自我认识犹太性的烙印，尽管他与阿梅利和列维相比，遇到灾难时的年纪要幼小得多，战后也与阿梅利和列维生活在不同的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之中。

马内阿走上文坛，一开始就在犹太性的自我意识中写作，显得相当独特。因为在东欧，特别在罗马尼亚，关于屠杀犹太人的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还几乎是个未开拓的领域，尽管它是犹太人遭遇最野蛮、规模最大的屠杀地域，人们也回避这一艰难的追究。前不久《欧洲战后史》作者托尼·加特在《纽约书评》刊出的文章《关于战后欧洲“恶”的问题》（Tony Judt,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n Postwar Europe,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14,2008）中，谈到其原因：虽然德国人是这场灾难的主凶，可是，东欧德军占领地区——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克罗地亚，还有罗马尼亚，当地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其帮凶，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还有一个原因，是苏、德双方在这一地区杀害的非犹太人的数量超过了犹太人牺牲者。加上东欧和中欧战后在苏联控制下，苏联的意识形态只强调纳粹体制的反苏一面，无论在历史书或者纪念活动中很少涉及关于犹太人遭受屠杀的真实内幕。何况斯大林主义的变种“白脸小丑”政权支配的罗马尼亚，踩在莫斯科与纽约的两根钢丝上杂耍，“为了寻求一种模棱两可的合法性，将旧式斯大林口号与极右派口号结合在一起”，“新风格”民族主义也是他用来激励人们热爱他的一个工具，所以想把有国际声誉的“伊利亚特当作圣人放入神龛”〔6〕。他们甚至还效仿战争中安东尼斯库的买卖，每一个希望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需要交纳八千美元，以显示自己开明的形象。因此，这种“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7〕造成的马内阿自身犹太人同一性是他敏锐的思维的动力。

化学家出身的作家列维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溺水者与救援者》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它叙述的波兰中部乌特杰市的犹太人社区的领袖罗姆科夫斯基（Chaim Rumkowski）陶醉于德国人赐予的“权力”，像一个滑稽的傀儡“君主”。列维的笔触对他既不嘲笑，也不愤慨，而是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们都会不幸地堕落？然而，结论是：强者都难以摆脱权力的诱惑，会为魔鬼服务。从建筑工程师改行的马内阿与列维的立场相当接近，他却要思考另一个伦理难题。因为他发现，非理性的一神教的诱惑、或者世俗的乌托邦式诱惑，一种伪装出现的“善”的诱惑，连后半生已经长期生活的马内阿所经历的第三个世界——民主社会中的学术强人默塞·伊利亚特也难以抵御。列维受战后法国存在主义者的影响，是个左派，始终坚持纳粹的非理性的种族灭绝要比出于理性目的的斯大林主义劳改营的杀戮更加邪恶。这一点上，马内阿显示出他与列维不同的立场，他时刻警惕相对主义对历史罪恶的遮蔽，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不会是“某个极权主义的反对者，有意无意成为另一个极权主义的拥护者”〔8〕，这与他在战后罗马尼亚生活了四十年不无关系。作为罗马尼亚犹太人，他在这四十年间既不能像新罗马尼亚精英那样“径直进入无产者国际主义红色大门”，也没有像另一位犹太人作家斯坦哈特经过长期监狱生涯之后，晚年“皈依东正教乃至军团主义”〔9〕；更不是不走他的表哥阿里尔道路：投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怀抱里〔10〕，他处在这三者的夹缝中。犹太人知识分子，也和其他民族知识分子一样，有硬朗的脊梁骨，不依附任何强权。

马内阿与列维战后的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反差，所以，他和列维最大的不同的是：列维大量作品围绕的核心主题是纳粹集中营中呈现的人性和罪责等伦理、政治问题；马内阿作品描绘出了另一种失去自由的种种故事。他的批判力和道德良知，不像列维那样在历史中煎熬，而是在现实中煎熬，他要不断抗拒被现实社会中的恐怖和谎言所同化。马内阿与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他的巨著《生存与命运》已经有中文版）的人生更为相似一些。他们都是犹太人出身，也都是放弃了自然科学志向，投身于文学创作的。可是，格罗斯曼出生在1905年，比马内阿大了三十一岁。与马内阿从小就有自己是犹太人的意识不一样，格罗斯曼生活在一个完全被俄罗斯人同化了的犹太人家庭，在卫国战争爆发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或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希特勒的暴行使得他开始具有并一直保持犹太人的同一性。他的小说《生存与命运》中主人翁犹太人施托姆身上有着自己家族的影子。格罗斯曼作为从军作家，反攻德军进入波兰时，在特雷布林集中营亲眼目睹人间惨剧，写下了《特雷布林的地狱》报告文学作品。当时苏联政府为了号召外国犹太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曾组织国际的“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中有两名作家爱伦堡与格罗斯曼，他们负责撰写关于集中营的“黑皮书”。但是，随着冷战形势日益严酷，这种国际犹太人团体及其“黑皮书”在苏联都成了忌讳的东西。

桀骜不驯的马内阿从文的时代，比格罗斯曼稍微幸运一点点，因为已经进入后斯大林时代，禁锢固然仍旧存在，可是毕竟没有先前那么恐怖。即使他“1986年重新生活在四十年代”那样环境的险恶中，他还是要反抗，在坚持文学作品应该追求美，“应该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的同时，追求其有明确的主题。他认为作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在最大限度上对真理与社会负责，他应该成为同胞可以信任的诚实的良知”〔11〕。他不喜欢神秘主义，认为“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12〕。

马内阿五十岁踏上西柏林的土地开始的新生活，与在另一个欧洲边缘的保加利亚生活了二十四年后、在巴黎开始新的人生的兹维坦·托多罗夫是何等相似，平和的环境中过了好些日子后依然恐惧记忆犹新：“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13〕此外，他们站在决定签证的（未来命运？）西欧国家的官员面前，明显感受到自己被作为来自另一世界的人特殊对待。但是，与托多罗夫不一样的是，马内阿意识到不仅有“白脸小丑”对自由的威胁带来的恐怖，还有孩提时代遭遇在心底里的阴影〔14〕。托多罗夫少年时代知性、智慧来自于博学的父亲以及索菲亚高级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马内阿成长得益于外祖父经营的“我们的书店”中的文化氛围，特别是舅舅阿里尔作为犹太人的忧患意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马内阿追求人性解放的作品，在“白脸小丑”的时代被帮闲文人指责为具有“欧洲精神”，这里的“欧洲”，就是指西欧，换言之，“欧洲精神”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可是，和许多流亡知识分子一样，马内阿在异国他乡依然用母语写作，母语是他连接祖国的桥梁，那片土地还有他的亲人。汉娜·阿伦特也说过德国给她留下的唯一财富是德语。他们都渴望一个充满真实和良知的祖国，离别是痛苦的，是最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无奈地“带着母语——我的家，走出去”〔15〕。如果读到《流氓的归来》中的马内阿与失明的老母离别前的那段催人泪下母子间的对话，我想没有人不为之动容。

马内阿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是一个犹太人。是哈德逊河谷的巴德学院收留了马内阿，巴德学院自从欧洲席卷纳粹狂飙之后，曾接纳了不少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犹太人知识分子，而他们带来了欧洲的人文传统，马内阿也是如此。犹太人女杰汉娜·阿伦特与丈夫布鲁歇尔也感谢巴德学院，这对与极权主义斗争到底的夫妇一起长眠在巴德学院的墓地。马内阿在回忆录中，不仅多次提起布拉格的卡夫卡，不用说那是犹太人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骄傲，他也怀念1944年在纳粹集中营中去世的那位保护犹太人的捷克抵抗运动女杰米伦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16〕。

二十世纪追究极权主义的源头的时候，那些充满了最高智慧的大师们也会尽量在离开自身传统遥远的地方去挖掘它的根源。俄国的索尔仁尼琴认为它起源于西方的近代人欲的喧嚣；德国的诺尔特（Ernst Nolte）认为它起源于法国人的过分激进或东方亚洲的非理性传统。格罗斯曼最初想要在自己俄罗斯民族内部找出它的根源，想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找到俄罗斯人对邪恶的亲和性，但是，他很快改变了这种尝试，因为他发现：无论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存在着容易产生极权主义的共同的要素和条件，那就是一种肉体与精神、具体与抽象、日常的东西与崇高的东西相分离的倾向。当人相信灵魂能从肉体中独立出来的时候，更容易接受肉体的被隶属的现实。读了马内阿的《黑信封》，我们感到格罗斯曼探究也许是正确的。

注释：

〔1〕〔4〕〔5〕〔7〕〔8〕〔11〕〔12〕（罗）诺曼·马内阿著，章艳译：《论小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113、114、176、2、192、189页。

篇5：音乐作品中的中西方文化论文

关键词：音乐作品，中西文化，音乐体系

1. 中西方对音乐本质之定义的比较分析

1.1 音乐本质与社会政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渊源，是人类文化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强调悟性，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和音乐美学思想生长在中国独有的政治、经济、伦理土壤之上。作为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特征、形态和功能都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伦理息息相关。在中国的音乐审美标准中，政治需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儒家把音乐看做一种完善道德规范的途径，一种获得灵魂内省的把握，一种对社会大众教化的工具，认为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音乐服务于政治、礼法等。①如孔子认为音乐家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免费论文参考网。这种对音乐本质的认定，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作用。荀子也认为音乐可以鼓舞前方将士勇敢征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合人们温良礼让等。免费论文参考网。而我国重要的音乐美学文献《乐记》代表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音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但同时《乐记》也提出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如:音乐的成因和特征、音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审美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等。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有的内容和审美标准到今天仍还是适用的，如《乐记》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一方面，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批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

1.2 音乐与自然科学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8—约公元前5，把“数”当做音乐的本原;认为音乐的基本法则是“数”的关系;提出音乐的美与和谐只能到“数”的关系去寻找。毕达哥拉斯有着敏锐的音乐耳朵，对于铁匠打铁的声音，人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但他却听出了差别。毕达哥拉斯最先是在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铁锤打击铁砧的声音，辨认出了四度、五度和八度三种和谐音，猜想是由于铁锤重量的不同导致了声音的不同，并通过称量不同铁锤的重量确认了其间的关系，随后，又用不同长度的弦的振动实验发现了弦长与和谐音的关系。他还发现谐声是由长度成整数比的同样绷紧的弦发出的—事实上被拨弦的每一和谐组合可表示成整数比，按整数比增加弦的长度，能产生整个音阶。例如，从产生音符C的弦开始，C的16/15长度给出B, C的.6/5长度给出A, C的4/3长度给出G, C的3/2长度给出F, C的8/5长度给出E, C的16/9长度给出D, C的2/1长度给出低音C。他天才地用数学观点研究音乐，并阐明了单弦的乐音与弦长的关系，从而为现代音乐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关于旋律、节奏、调的演说和对音响学的论证对音乐科学地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仅关心数字和音乐与宇宙的和谐一致，他们将它们认同。音乐是数字而宇宙是音乐。而且，毕达哥拉斯在他的哲学中区别开三种音乐:用后代的术语来说，器乐——通过拨过琴弦，吹响簧管等创造的平常的音乐;musicahumana(人的音乐)-一由每个人的器官，特别是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和谐(或者不和谐)的回响所创造的连续但听不见的音乐:和musica mundane(世界音乐)-一宇宙自身所创造的音乐，被人们称做天体的音乐。免费论文参考网。

2. 中西方音乐创作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音乐，单声部居多，即使有些多声部的，也仅属于支声性(heterophony)或原始性的多声部，这与西方近几百年来高度发展了的多声部音乐大相径庭。西方音乐的最大特征是多声而非单声，但从顺序上，两方的专业音乐却可以说是以单声音乐作为出发点，单声是多声的基础，单声音乐的形式构建原则完全影响到多声音乐，多声音乐的出发点可以推演到严格的平行奥尔加农。严格平行奥尔加农在纵向结合上的“均等”特征，使其表现出单调、缺乏变化，但它的这一特征却是后来复音音乐发展的结构基础。正像圣咏中的装饰风格是通过引入非结构因素而获得变化和丰富一样，多声部音乐也是由非结构因素的插入而突破了严格平行奥尔加农的枯燥和乏味。14世纪以来，西方艺术便沿着中心结构原则发展，无论是建筑中的大厅楼梯还是绘画中的焦点，或是音乐中的终止式，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西方以主音上方三和弦的大小区划调式色彩，是大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大调性色彩，是小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小调性色彩，形成了经纬分明的调式色彩体系。从音乐的织体的差异看，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倾向于纵向的立体思维，即特别注意主调旋律与其它声部的和声关系。音乐的织体思维主要是以纵向和声为主的网状立体织体思维。复调音乐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几个旋律结合为乐曲，旋律伴有定量节奏，文艺复兴和巴罗克时代的西方音乐呈现这种特点。在西方音乐中，.主调音乐体系也有一定的比例，一般说来，它只有一个曲调具有主旋律的意义。

3. 结论

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更注重旋律美，旋律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并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各种旋律都讲究线条，这些旋律线的神韵可以与书法、绘画、舞蹈、戏曲、园林、建筑等其它艺术形式比美。有的延绵起伏，有的跳动剧烈，有的明显地呈现抛物线型，有的音符密集，有的音符稀疏。旋律中大量的运用“带腔的音”(又称音腔)旋律技巧，有效却不着痕迹的手法把一个不断重复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不使人觉得沉闷乏味，或把几个不同来源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使全曲具整体性，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创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组织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音乐及其美学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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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薇. 俯而弹,仰而思—学习《西方钢琴艺术史》[J]钢琴艺术, ,(01) .

[3] 张凌飞. 中西合璧 古今融会—析丁善德《第一新疆舞曲》[J]钢琴艺术,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