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本次会议

2024-04-28

傅莹本次会议(精选3篇)

篇1:傅莹本次会议

2014年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 傅莹答记者问

傅 莹 反 问 美 国 记 者:中 国 国 防 弱 就 和平了 吗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军费不断地增长,这看起来并不是十分的和平,而且中国的邻国对于中国在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海和东海等区域的军事存在不断地扩大,感到十分地担心。您认为,中国的邻国和国际社会是否有理由为中国军费的不断增长而感到担忧?中国的军费增长是否是为了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

傅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这些年被证明是成功的,也是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你说到中国的军费和国防力量增长了,那么中国就是不和平了。这样的声音确实在国际上听到过这样的疑问,但是中国人可能要问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我们就是不和平发展了?那么如果我们国家发展强大,我们繁荣昌盛,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弱的国防力量,我们就和平了?我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看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是看它的政策方向。中国宪法对我们的国防力量有明确的界定,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生产,所以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国防力量是防御性的。

傅莹: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在政策上,从来不会拿一个邻国或者是拿一个国家当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上认为,我们认为和平是需要实力来维持和维护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防力量的保卫,我们的人民是难以安居乐业的,所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国防力量也会逐渐地实现现代化,这也是一个普遍规律,在中国国防力量现代化是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的。

篇2:傅莹本次会议

大会发言人傅莹

(2013年3月4日)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欢迎各位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同时也是国家机构换届的大会。全国人民热切期盼,全世界都很关注。大会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完成各项议案的审议,做好国家机构的换届选举工作。开好这次大会,对于鼓舞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稳中求进、良好开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次大会将于明天上午开幕,3月17日上午闭幕,3月12日大会休息一天。会期共12天半。今天上午,大会举行了预备会议,通过了会议议程,选举了由178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选举李建国为大会秘书长。预备会议后举行了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了主席团常务主席,通过了会议日程和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王万宾、赵胜轩、沈跃跃、焦焕成、傅莹为大会副秘书长,决定3月11日12时为提出议案截止时间,并决定了本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这次大会共有16项议程,即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报告、审查和批准预算报告、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选举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央军委主席,决定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的人选。

这次大会共安排7次全体会议、6次代表团全体会议、8次代表小组会议、2次代表团全体会议或代表小组会议、8次主席团会议、6次常务主席会议。会议分为4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表决通过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名单,将安排3天半时间。第二个单元,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将安排3天半时间。第三个单元,选举和决定任命国家机构组成人员、表决通过其他8个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名单,将安排4天时间。第四个单元,审议大会的各项决议草案,提请大会表决,举行闭幕式。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大会设立秘书处,在秘书长领导下工作。大会秘书处下设9个组,即秘书组、选举工作组、文件起草组、议案组、简报组、新闻报道组、民族语文翻译组、警卫组、总务组,分别负责大会各项组织服务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树立大会良好的会风,事关国家形象和大局。大会秘书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总书记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重要批示精神,研究制定了本次大会改进会风的15项具体措施,比如:严格控制会议经费支出;简化会场布置;提倡代表紧紧围绕大会议题发言,不作汇报工作性、一般表态性或与大会议题无关的发言,坚持代表集体吃自助餐,严格执行会议伙食标准,不浪费;代表、主席团成员统一乘坐大车出席会议,尽可能不封路,合理控制交通管制的规模

和时间;各代表团和大会秘书处各组按照节俭的原则安排各项会务,不组织宴请活动,不举办大型联谊活动,不赠送礼品、纪念品、土特产品,不搞专场文艺演出;不组织代表参加与大会议程无关的活动;适当压缩大会简报;机场、车站和代表团驻地不搞迎送仪式;充分利用全国人大机关办公场所和设施,减少租用宾馆等场所,等等。

大会的开幕会、闭幕会和其他各次全体会议将安排中外记者采访,还有一大批代表团的团组会议向中外记者开放。大会期间,将举行若干场记者会,请外交部部长就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请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农业部、卫生部等部委负责人分别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请全国人大机关有关负责人和部分代表就立法工作、代表履职等,回答记者朋友关心的问题。3月17日上午大会闭幕后,将请新任国务院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提问,新任副总理将陪同。

大会新闻中心将把有关具体信息通过新闻中心网页、手机短信等方式及时发布。

报名采访这次大会的记者有3000多人, 其中还包括外国记者近千人、港澳台记者数百人,这说明境内外媒体对本次大会高度关注。我们衷心感谢各位记者,希望通过你们的报道,让大会的信息传递到中国的千家万户,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篇3: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

尊敬的Mr. Steve Edwards先生,

各位同学和老师,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受邀来到芝加哥大学,并在此致辞。如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言:“我终究认为芝加哥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Eventually I think Chicago will be themost beautiful great city left in the world)。

但你们是否知晓,在中国,芝加哥的大学更出名。那些希望学费物有所值的家长们尤其对这所大学感兴趣,因为这里“乐趣已死”。(Where fun comes to die.)

芝加哥大学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你们中一些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未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祝福你们。

我猜想,这里的学生大都出生在90年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90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

对于我们这代人,当我得知世界上有个操作系统叫Windows时,比尔·盖茨先生已经是世界首富了。而现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时尚的年轻人与这里一样,对每次新版苹果产品的发布翘首以待。《速度与激情7》(Fast & Furious 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电影院差不多同时上映。

我也许有些理想化,总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轻一代能否更加宽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奥巴马总统于几年前的父亲节在这里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认识世界。(The value of empathy ---the ability tostand in somebody else shoes; to look at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今天我就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基辛格博士《论世界秩序》一书在中国引起了热烈讨论。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曾有不同的体系,彼此孤立地并存。众所周知,那时还没有网络的存在。

就中国而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治理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也许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可以沿着书中世界秩序演变的轨迹,举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的数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仍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超过欧洲国家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20xx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主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0xx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轻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人。今年九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体系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讲述这段历史想表达的是,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中国的成长。显然,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之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并没有同步增长。一位常年观察中国的欧洲记者朋友如此概括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现在连奢侈品市场都很大。

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

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

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见的普通中国人,比如在故宫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农民工游客、和那些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的年轻创客等等。

实际上,是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他们推动着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

那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未来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学者预见的,必然是中美争夺世界权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事务也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做是美国人,你们又当作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而且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xx年后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对中国人而言,我经常看到的是在标准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如果对最基本的原则前提都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何以在世界秩序演进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呢?就像广东人形容人与人无法沟通时讲的:是“鸡同鸭讲”。

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时,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学者也进行着务实的讨论。大家可能各持观点,但一个共识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过去那样,在各地区隔绝地共同存在、应对不同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人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令人有所宽慰的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互联联通。这些实践是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将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将去向何方?”显然,历史又来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关键是将向哪里转变。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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