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美尔(齐美尔)社会学理论

西美尔(齐美尔)社会学理论（精选5篇）

篇1：西美尔(齐美尔)社会学理论

西美尔的社会学理论

1.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以及西美尔对社会的理解？

答：社会唯实论认为只有社会结构才是真正客观的存在。

社会唯名论认为不存在社会这么一个实体。客观存在的是个体及其行为，社会只不过是个人及其行为的一种集合。

西美尔认为构成社会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个人之间有意义互动关系所包含的社会形式，构成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1．西美尔承认个体的存在，也承认社会结构的存在；

2．社会并非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构成了社会；

3．社会由透过互动而结合在一起的个体所组成，社会的存在就表现在这些互动的关系上。这种个人之间有意义的互动关系所包含的社会形式构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答：社会本质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过程之中。社会学研究的并不是个人互动，而是互动的抽象形式，社会学的任务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式进行分析，正是这种互动的总和，构成了社会。

3.如何理解社会是一种过程？

答：社会是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交往）构成了社会。

1．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的互动。

2．互动中的个体关系，高低贵贱的地位、凝聚、模仿、劳动分工、交换、普通的攻击或防卫、宗教社团、政党的形成，诸多其他等等。互动是在这些框架中的发展或用它来表征。

3．社会是这些居于一定关系的互动过程的总称。

4.社会交往形式是什么？

社会交往形式：个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并通过这种方式是交往构成社会现实。

西美尔讨论的各种社会交往形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1.基本的社会互动形式：合作，竞争，联合，秘密等。2.体制化结构的形式：国家、教会、家庭、军事组织等。3.自主的游戏形式：社交、体育活动、游戏等。

4.社会本身的一般形式：艺术、政治、科学、宗教等。5.社会交往的类型分别是什么？

答：西美尔讲社会交往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吝啬者、挥霍者、穷人、贵族、冒险家、娼妓、陌生人等等。

穷人：被别人援助或有权得到别人援助的人。穷人的相对定义：一类人在与其同类的比较中感到自己是穷人。（主观贫困），这类穷人并非必然是社会的最下阶层。陌生人：是指今天来并且要停留到明天的漫游者。陌生人与群体的关系中距离的重要性，距离太远，他讲失去与群体的联系，因而对于群体毫无关系，也就不是陌生人：距离太近，也就成为了自己人，而不再是陌生人。陌生人与群体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他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形式的特殊性。我们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地是他人的陌生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形式非常普遍。

6．什么是社会几何学及其理解？

答：西美尔极为重视数学的作用，他尝试将数学的一些最基本概念，如数量、距离、位置、权重、对称性等引申和扩展到社会学领域，建立起了所谓的“社会几何学”。

一、群体构成的数量。

研究群体规模大小对于群体中互动性质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研究群体的大小对于个人和群体性质的影响：（1）群体或者社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扩展个人的自由。（两人群体vs三人群体）（2）大群体也会产生一些小群体中没有或不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可能危及人的个性。（跟风）

二、社会互动的距离。

互动的形式、事物的价值等至关重要的问题，都与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的相对距离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由相对距离所决定的。事物的价值是由其与行为者之间的距离确定的。一个事物距离人太近或太远都毫无价值，只有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7.论述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区别与联系？

答：“主体文化”又称“个体文化”，是指行为者生产、吸收和控制各种文化因素的能力和倾向，是已经内化了的各种文化因素在行为者那里的综合体现。“客观文化”是指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制造和生产的各种文化因素。

联系：（1）客观文化对于个体的影响，只有在其以观念的形式进入个体，被个体吸收内化，即成为主观文化的一部分之后才能实现。

（2）在理想情形中，个体文化影响和塑造着客观文化，并同时接受着客观文化的影响。

区别：（1）在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疏远与对立，创造性精神的亢奋和毫不疲倦的生命力与其僵化、死板的产物以及该产物的不可思议的反作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

（2）虽然人们保持着创造和更新客观文化的能力，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看，客体文化对主体文化的压倒性优势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对主体文化产生压制作用。客观文化发展迅速，主观文化发展速度较慢.8.如何理解社会分化？

答：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的过程。不仅是领域的分化和区域的分化，而且包括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利益分化和观念分化。

社会分化引起互动形式的两个根本性变化：

（1）群体组成原则发生了变化，从“有机的标准”转向“理性的标志”。（先天的vs可选择的）

（2）社会分化会导致社会群体数量的增加。（初级群体vs职业群体）

负面效应：角色之间的冲突；

积极意义：促进了人们的创造性能力的发展。

9.什么是经济交换？

答：经济交换是指人们相互时间进行的劳动产品或者服务的交换的过程。西美尔详尽的研究了交换关系，特别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正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日渐分离，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客体化。

10.货币对社会的影响？

答：1.在经济生活中，货币就具有这样的重要性。一方面货币造成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另外一方面，货币又能够帮助人们客服自己与物之间的距离。

2.货币为商品交换提供了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有限性。

3.货币视为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1.货币的使用使得人们能够更加抽象地对目的作思考。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发展。货币的使用改变了知识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促进了文化向着知识层面进行根本性调整。

2.货币的使用推动了社会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促进社会对量的计算要求超过了质的因素。

3.货币的使用，不仅促进了货物的交流，同时也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频率。改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团结。

11.货币对政府，个人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答：对政府：改变了政府行为的景观。一方面，正是有了货币，政府才能对遥远的地方征税，才能向其官员及其雇员支付薪俸。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必须尽力保持社会的稳定，只有在此基础上，它发型的货币才能为公民所接受。

对个人：1.货币使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有了更多表现自己的方式，社会也就因而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2.货币使得人们能够具有多种不同的人际关系。

3.货币也导致了个人更加封闭，更加孤独，这也成为了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通病。

最后，货币的强力冲击之下，许多人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篇2：西美尔(齐美尔)社会学理论

一、齐美尔的社会形式论概述

作为社会学家, 齐美尔认为, 既不能把社会理解为独立于个体的单纯客观过程, 也不能把社会归结为个人行动, 社会是由人们相互间互动过程实现的, 它不仅包含着真实具体的个人行动, 也表现为具有同样真实具体性的社会互动形式, 是两个方面的统一, 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

为了更好地理解齐美尔的社会形式论, 我们必须清楚社会内容和社会形式的区分。齐美尔把社会生活想象成为一种可以鉴别形式的几何学, 这些形式可以从连续的互动过程中抽取出来并进行独立于内容之外的分析。社会生活的内容包括:“性欲的本能、客观的利益、宗教的冲突、防御或攻击、游戏、获利、帮助或教导等的意图, 以及无数其他意图, (这些意图) 使人与别人一道生活, 使人为别人、与别人一道、反对别人而行动……使人影响别人和接受别人的影响。”[2]然而这些社会生活的内容本身并不是社会性的, “只有当它们把孤立的个人的单纯集合转变为同甘共苦的具体形式 (这些形式包含在互动的一般常规之内) , 它们才是结交中的因素。因此, 结交是这样一种形式 (以无数不同方式实现的形式) , 在此种形式中, 单独的个人一道形成某些能满足其各自利益的单位。”[3]

不管引起人们结交的各种利益多么不同, 这些利益实现的形式却可以是相同的, 而内容相同的利益也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结交形式。如“统治与服从, 竞争, 劳动分工, 党派的形成, 代表制, 与排外倾向相联系的内部团结, 以及其他无数类似的特征……”这些形式可以在“国家、宗教社区、阴谋集团、经济联合体、艺术院校以及家庭”中有所体现。[4]我们可以把班级互动作为例子来说明形式与内容的这种区别。在同一个班级中, 不同的任课教师的教学内容可以是不同的, 但是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互动形式可能是相似的, 也可以是教学内容相同, 而互动形式不同。

二、用齐美尔的社会形式论探究班级互动中的矛盾关系

齐美尔通过研究各种社会互动形式, 最终揭示了社会互动形式中的矛盾关系, 可以说, 有多少互动形式就有多少矛盾关系。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关系时, 齐美尔重点论述了统治与服从、冲突与凝聚这两对社会互动形式中的矛盾关系。[5]班级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系统, 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都避免不了互动, 各种社会互动形式也存在其中, 下面将从统治与服从、冲突与凝聚这两对社会互动形式来探究班级互动中的矛盾关系。

1. 统治与服从

学校是一个控制型的机构, 在班级中体现为教师与学生“统治—服从”的互动关系, 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体现了教师与学生的矛盾关系。

(1) 被服从与对立均可能成为学生群体一致的源泉。服从于个人, 典型的具有一种把服从者统一起来的作用。班级中, 学生群体假如都服从于某位教师 (通常是班主任) , 那么该教师就能把班级中的学生融合成为一个凝聚的群体, 使学生产生一种共同的目标感。然而, 对于某个教师个人的服从也容易引起学生与该教师的对立, 有时候正是学生这种共同的对立, 而不是他们对教师的共同认同, 成为学生群体一致的源泉。例如, 有些班主任在管理上采用不当的管理方式, 用体罚或精神处罚使学生处于一种被服从的境地, 久而久之, 学生不但不会对班主任认同, 反而会导致班级中整个学生群体与班主任对立, 学生群体希望通过与班主任的对立限制其对他们的控制。

(2) 师生对立也可能会转换为生生对立。班级是个小型的社会, 班级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 要把这些有限的社会资源分配给几十人的班级, 势必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均。对于学生来讲, 教师是他们共同的社会资源, 谁都想从教师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 然而教师在分配这些有限的班级社会资源时, 由于学生群体的差异, 教师更愿意给成绩好或自己喜爱的学生群体更多的机会。出于种种原因, 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就会与教师产生对立, 以抗议教学资源的分配不公。因为惧怕教师, 使得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常常把与教师的对立转移到与成绩好的学生的对立上, 把对教师的不满发泄到成绩好的学生身上, 这就导致学生群体之间互动矛盾的发生。

(3) 学生受剥夺的程度与个人参与程度成负相关, 与偏见成正相关。学生服从于一个教师与服从多个教师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服从多个教师比服从一个教师更客观, 更少带有个人偏见, 这种较强的客观性给服从者带来更公正、公平或不太苛刻的待遇。当一个学生服从于一个对自己存有偏见的教师时, 这个学生受到的待遇可想而知, 而当他服从于多个教师时, 就不大可能出现多个教师都对他存有偏见的情况, 这样受到的待遇会较前者要好。但是, 在学生服从多个教师的情况下, 如果学生个人的参与程度低, 受到的剥夺程度会较服从单个教师时更加严重。[6]因为当学生单独服从一个教师时, 即使个人在班级互动中参与程度较低, 教师也会因为学生对自己的服从而不会给予他更多的偏见, 但是当学生服从于多个教师时, 自己的不参与就会导致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教师会因为学生没有单独服从于“我”而冷落这个学生。

2. 冲突与凝聚

人们一般认为, 冲突与凝聚是对立的, 认为冲突就是对凝聚的破坏。而齐美尔认为, 冲突并不是对凝聚的否定, 反而是凝聚不可缺失的因素。[7]它们都是正常的社会互动形式, 而且会彼此发生交互作用。无论靠何种凝聚力形成的社会统一, 总是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冲突。在班级社会中, 学生之间就存在着明显或潜在的差异对立、紧张和排斥关系, 例如学习成绩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互相排斥、学生个体之间为了争夺学习资源的潜在紧张等。班级中最为明显的冲突是那些导致人与人之间直接冲突的竞争, 例如考试就是学生竞争的一个主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个人的班级社会地位、特殊利益被坚持和维护着, 而班级正是在“冲突—凝聚”中彰显其具体内容和生命活力。

对凝聚最大的破坏不是冲突, 而是“不介入”—不发生任何形式的互动。在我国的学校班级中存在一种怪异的现象, 即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 以至到大学, 年级越高, 课堂的气氛就越不活跃, 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就越小, 在课堂上不愿意发生任何形式的互动, 班级也就越来越丧失活力。可见, “不介入”才是对班级凝聚最大的破坏。

三、齐美尔的社会形式论对促进班级良好互动的启示

1. 树立教师的内在权威

教师要想使学生服从自己, 靠外在的制度约束与体罚显然是行不通的, 其结果必然是学生与教师的对立。因此, 教师要从自身做起, 树立专业教师内在权威, 增进学生对自己的认同。首先, 教师要有既专且广的知识。知识的多寡深浅制约着教师的权威的影响力, 如果教师所具备的知识不足以胜任教师的工作, 就很难谈及其影响力。教师法定权力的笼统性造成教师权力的多样性、不确定性, 由于教师掌握着对学生来说的重要资源──知识, 导致教师具有法定权利以外的权力。[8]当然, 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不同, 对于与自己兴趣相符的教师难免会偏爱, 这种亲和力也有助于提高教师权威的影响力。其次, 教师不但应具备专业权威, 也需具备某种人格上的感召力量, 这样才能赢得学生的信赖和敬仰。在实践中, 教师要加强自己的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 这些都利于树立教师权威。再次, 教师要创新教育管理体制。教师权威带来的问题来源于陈旧的教育管理体制。过去, 教育管理体制体现了集权性、命令性、死板性, 与创新格格不入, 造成教师缺乏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难以生成教师的内在权威。要革新旧有的教育管理制度, 教育相关部门要充分信任教师, 给予教师教学上的自由, 不过分干预和控制教师。这样教师才可能在自由的天空中展示自己的才能, 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塑造教师的内在权威。教师内在权威的建立可以增进学生对教师的认同, 减少师生对立局面, 这为创建良好的班级互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师生间树立共同的奋斗目标

不同质的学生群体发生对立时, 教师要为不同的学生群体提供一个共同的“结合物”, 如此学生间的分裂对立就可以得到克服。在班级中, 考试成绩差的学生与成绩好的学生对立时, 教师可为他们提供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 从而把这种内部对立转换为内部凝聚力。例如, 教师与学生可以共同为班级制订一个计划, 要求在一定时间内成绩上赶上超过以前好于自己班的某某班等, 这样, 对立的群体就可以通过这个由内而外的目标而形成联合, 增强自身班级的凝聚力。

3. 给每一个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

第一, 在班级这个微型社会中, 其成员都有权利分享班级社会资源, 教师不能人为地将班级社会资源按成绩等级或喜好程度分配, 如果教师连学习的机会都不给“学困生”, 那么他们又何以有机会成为“优生”呢?当然, 这并不是要求教师要平均分配教学资源, 只是希望教师能在认知和行动上相对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第二, 在分配班级社会资源时应尽量考虑到班级的每一位学生, 以减少他们的不公平感, 把冲突抹杀在萌芽阶段。第三,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学生积极不参与课堂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校不当的教育方式抹杀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因此, 教师可以通过创设问题情境, 设置适合的目标定向, 使学生获得成功体验和良好的自我效能感;通过鼓励学生自我强化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样, 在课堂上学生的互动交流意愿便会被激发, 师生间、生生间的课堂活力便会增强。

4. 鼓励学生在合作和竞争中学习

班级是学生共同成长、合作的地方, 也是学生竞争的场所。竞争, 作为班级互动冲突的一种形式对于班级的凝聚是必不可少的, 学生都有一种争强好胜和不服输的心理, 教师尤其是班主任, 要利用这一点鼓励学生通过竞争学习, 加强班级的互动。首先, 采取激励性的语言, 因势利导, 激发学生积极向上, 不断进取。其次, 采用多种奖励措施。比如评选班级的“智慧之星”“进步之星”和“合作之星”等, 甚至只是班主任一个简单的手势、一个微笑都可以起到及时激励学生、肯定学生的良好作用。总之, 班主任要通过各种途径鼓励学生在合作和竞争中学习, 在合作和竞争中进步。

参考文献

[1][2][3][4][6][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5]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7]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第一卷)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篇3：西美尔(齐美尔)社会学理论

关键词：竞技体育；冲突；异化；齐美尔；货币论；文化现代性论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1-00-00

竞技体育源于古希腊，其诞生之初并非为了纯粹竞技，而是作为缓解当时社会矛盾和各城邦之间冲突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当时的竞技体育缺乏独立存在性，只是作为一种战争的替代品，属于业余性竞技体育。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竞技体育逐渐摆脱业余性并呈现出丰满的职业体育特征，由此竞技体育不仅获得了独立身份，而且成为一种有着丰富社会学内涵的独特现象。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对于竞技体育的这一演变进行解读，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竞技体育的异化也随之而来，这不禁令人思考二者之间的隐在关系；同时，从竞技体育历史演变的进程中考察异化也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并有望获得新发现。因此，本着社会学理论专有的解释功能，文章运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相关社会学理论对竞技体育的上述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新的探索，以期学术争鸣，共同探讨。

1齐美尔学术思想简介

齐美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马克思、韦伯齐名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出发，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并且不可避免的，他同时提出冲突的形式，对冲突理论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还对文化社会学有突出贡献，通过分析货币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最先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文化深刻的二律背反，即劳动分工进步的同时也使得劳动者与其产品处于异化状态。齐美尔的现代性论独到而深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弗瑞斯比曾赞誉齐美尔是“第一位论现代性的社会学家”[1]；并且齐美尔“作为现代性碎片的收集者，总是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事情中发掘出人所未见的含义”[2]，故又被赞为“一位有着无穷创新思想的人”[3]。随着时代的发展，齐美尔学术思想的前瞻性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折服，即使在体育学科领域，齐美尔的冲突论和货币及文化现代性论也为解读竞技体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齐美尔的冲突论对竞技体育的解释

2.1齐美尔冲突论的两种形式：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

在冲突形式的问题上，齐美尔把冲突分为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斗争与冲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不论是由于争夺财富引起，还是由于征服他人的愿望而引起，甚至是对于消灭敌人的渴望等，都会激发斗争与冲突。如果冲突能找到一种可替代的手段并最终化解，那么这种冲突在原则上就有这样一种性质：即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或事件得到满足，而不一定要通过斗争解决。这种形式的冲突仅仅是人们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因此，这是一种作为手段的冲突[4]。相反，作为目的的冲突则完全由主观感情决定，并且这种冲突存在着内在能量，而这些能量又只能通过冲突本身才能够得到满足，不能通过其他手段来代替，它本身就是目的和内容。这种冲突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为斗争而斗争。显然，作为目的的冲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理性成分较少。

2.2齐美尔冲突论对早期竞技体育的解释：作为手段的一种冲突

众所周知，竞技体育源于古希腊并且是为了缓解各希腊城邦之间的纷争以及促进城邦间的和平交往而产生的，即“有助于不良思绪和心理状态的排解，引导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精神风貌”[5]。而现代竞技体育的诞生也恰逢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兴起，国家情绪浓厚之时，卢元镇教授在其所编著的《体育社会学》一书中便指出“必须承认，民族主义是20世纪国际竞技体育的基本背景”[6]。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各国都很注意体育的军事效能，将体育和军事训练结合以备军需，这就是为何当时各种体操、兵操尤为盛行的原因，例如当时英国的户外游戏和竞技运动流行一时便与其逐渐扩大的海外贸易和持续的殖民扩张不无关系。所以，无论是原始的古希腊竞技体育还是早期的现代竞技体育，都是以缓解社会矛盾、疏导民族情绪为宗旨，那么，按上述齐美尔的冲突形式论，这时的竞技体育是一种替代战争的有益手段，故可视为一种手段性冲突。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的话来说，体育是“和平时代的战争”，能将冲突矛盾从军队转移到民众身上。也正是在欧洲国际争端加剧，战争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下，考虑到既然古奥运会可作为一种替代国家间冲突的有益手段，顾拜旦才开始了按照古奥运会的方式和当时的条件来组织国际运动会的构想。他甚至曾在1894年11月16日雅典帕纳萨斯俱乐部的演说中说到：“复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必须每4年给全世界青年一次愉快的亲兄弟似的相聚机会，这种相聚将逐渐克服人们对关系到他们所有人的事物的无知，一种煽动仇恨、积累误解和对抗，沿着野蛮小径走向残酷冲突的无知”[7]。由此可见，早期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冲突形式，在缓解社会矛盾、疏导民族情绪方面可作为代替战争的有效手段，用齐美尔冲突论来看，即是一种典型的作为手段形式的冲突。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 刘岗齐美尔社会学理论对竞技体育的几点解释No.1 2014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竞技体育作为缓解社会冲突的一种手段，多以业余性为主，也即参赛者不以奖金或任何货币形式的报酬作为参赛动机甚至谋生手段，对获胜者荣誉的斩获才是参赛的最终目标。以古希腊奥运会为例，其对于获胜者并不注重物质奖励，而是给予他们最高的荣誉——橄榄枝花冠。橄榄枝花冠编制时不仅要特别精心，而且还要特别虔诚。当时规定，编环的枝条须由父母双全的儿童用纯金的刀子从宙斯庙旁的橄榄树林中割取，可见荣誉的尊贵和纯洁。当然，获胜者在自己的城邦也会得到物质奖赏，但最重要的、也是最悠久的荣誉还是橄榄枝花冠。同样，20世纪初伴随欧洲民族冲突、国家情绪而盛行一时的竞技体育也是以军事训练的方式而出现，是一种业余性竞技体育，跟以货币交换为目的的职业体育截然不同。

2.3齐美尔冲突论对现代竞技体育的解释：作为目的的一种冲突

如前所述，早期竞技体育运动多以业余性为主，直到19世纪，业余原则依然被各体育竞赛委员会列入竞赛章程中，如1876年成立于伦敦的田径俱乐部以及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但是随着运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运动技术专业化训练成为提高运动技术的重要手段，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开始放宽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同时，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也出现了以取得个人收入并将比赛和运动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运动员，运动员的劳动力资本开始作为商品进行货币交换。1980年，国际奥委会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了有关“业余原则”的规定，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并且在1988年第24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实施，更加标志着职业运动员身份的被确认。时至今日，职业体育已经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主流，而且职业运动员也成为现代社会广为认可的一种合法职业。

伴随着职业体育的逐渐形成，早期的业余性竞技运动也已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正当的工作需要，作为一种冲突，它已不再是替代任何其他冲突并成为缓解这种冲突的手段，而是演变成为具有独立存在性且自身内容即是冲突的一种冲突，按照齐美尔的冲突论，即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目的性冲突。作为一种目的性冲突，对目的的实现便成为职业运动员最自然不过的一种欲望，也是其本职工作的一种必需，这种欲望带有内在情绪，对竞技冲突有着热情的期待和向往，因为若失却了竞技冲突，运动员的劳动力资本无法当作商品进行货币交换，谋生之技亦无法展示，生存危机便由此出现。而且，出自人类竞技好胜的本能，运动训练中积蓄的冲突力量亟需机会展示，一旦有了竞技机会，职业运动员便会带着强烈的获胜目的全力以赴，更何况当竞技本能与谋生需要相绑定时，竞技体育便呈现出强烈的故意性和目的性。所以职业运动员大都热衷于各类竞技赛事，尤其是各项职业联赛，且尽力延长其职业生涯；现实中运动员无论是转会以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还是在运动技术水平下降时转去低级别联赛以续旧业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对于职业运动员，因大量的时间精力倾注于运动技能训练上，较少涉及其他职业领域，故使得职业运动员成为首选甚至是唯一可选的职业，体育竞技也由此成为工作内容本身，与谋生紧密相连。按齐美尔的观点，此时的竞技体育对于竞技者而言是一种发自内心、存在着内在能量的目的性冲突，是为生存或者更好的生存而斗争，理性成分较少，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职业赛场上违规及暴力事件频发。当然，职业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一部分，依然能够有效地疏导和缓解社会不良情绪，但鉴于参赛者对货币交换的这一出于谋生的主观需求，故职业体育更多地呈现出目的性冲突的特点。随着竞技体育冲突的公开化和获胜奖金的高额化，在本能的获胜欲望及现实的谋生需要的双重催逼下，参赛者的竞赛目的变得更加强烈，敌对性也越发彰显。如此以来，职业体育俨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目的性的冲突，尤其是在劳动分工越发明晰的现代社会和竞技体育高度职业化、商业化、竞争白热化的今天。

3竞技体育作为冲突形式由手段到目的演变的后果：异化

从手段冲突到目的冲突的演变，使得竞技体育从业余体育逐渐向职业体育倾斜，即向着运动员劳动力资本被当作商品进行货币交换的方向倾斜。而与此同时，职业赛场上出现了业余竞技体育少有的现象——异化。所谓“异化”意指一种自我的丧失，即人本身的活动变成一种独立于人的异己力量，且这种力量反过来剥夺人的自由，使人从属于它，变成它的工具[8]。竞技体育中的假哨、黑哨、球场暴力、兴奋剂丑闻、失业落差等等便属于典型的异化表现。可见，当竞技体育迈入以货币交换为特征的职业体育时代时，异化便随之而来，足见货币交换与异化的紧密关联，至于具体关联如何，齐美尔在他的货币论及文化现代性论中给出了进一步注解。

3.1齐美尔的货币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3.1.1齐美尔的货币论

关于货币，齐美尔并没有局限于仅从纯粹经济学意义上对其进行探讨，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挖掘货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讲到当货币交换在人们的交往中变得普遍的时候，理性的计算就逐渐扩展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将所有性质和独特性化约成一个价值多少的询问，于是抽象的计算进入生活，忽略了互动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最终促成现代社会的特点——理性化。而货币经济与理智至上的结合就形成一种对人对物讲究实际的态度，即社会现象成为可以度量的东西，每个人都如同一架机器中的零件，是可以被替代的，个性被忽视，个人价值被压到最低点，人成为异化之人，异化由此而生。他在该书中着重提醒人们留意货币交换的潜在危害：“货币在使得人们能够接触多种人的同时，也使得个体更加封闭，更加孤独，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通病”[9]。在齐美尔看来，货币本来是手段，但现实中人们却总是淡忘这一点，把它当成了终极目标，在《当代文化中的货币》一书中，齐美尔便说到“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化是任何高等文化都具有的主要特征与问题之一”，并且“人所面临的更大的危险是深陷在手段的迷宫之中而不得出，并因此忘记了终极目标为何物”[10]。

3.1.2齐美尔的货币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当竞技体育逐渐褪去业余性特征并披上职业体育的外套时，竞技体育的目的也随之从对荣誉声望的获得变成赤裸纯粹的货币交换，在齐美尔货币论的视角下，这种赤裸纯粹的货币交换使得参赛者们更倾向于量的计算，如现实中不乏有职业运动员为了职业联赛而放弃国家队比赛的事件发生，这便是货币量化权衡后的一种对量化利益更加倾向的选择结果，印证了齐美尔所言“将所有性质和独特性化约成一个价值多少的询问”。他曾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同理，职业体育所带来的货币利益也只是桥梁，在此桥上，竞技运动者们无法栖居，更无法久栖，退役前后的落差和不适正是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表现之一。同时，齐美尔所坦言的货币交换所带来的“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在竞技体育领域中也颇为彰显。随着职业竞技体育的蓬勃兴盛及获胜者奖金的高额化，所谓的“重在参与”及“更快、更高、更强”的超越自我，挑战人体极限的竞技体育的原始目地已悄然被抹煞，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击败对手并赢得比赛的这一具体手段，由此，职业体育中出现兴奋剂及暗中倾轧等不公平竞争便不足为奇，也无怪乎自奥运会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以来，奥运赛场上的兴奋剂事件便大幅增加[11]。由于货币奖金的获得并不一定带来人格的完善和培养，反而如齐美尔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只能给人一种空洞的自由，不能给人以充盈的意义，不能给个体生命以价值方向从而积极地发展完善自我，甚至还可能造成自我的丧失，即异化。然而，面对这种现象，齐美尔认为，只要有货币交换的地方，“手段对目的的殖民”便在所难免，这是“任何高等文化都具有的主要特征”。

按此，职业竞技体育中的异化现象亦在所难免，并成为现代体育的主要特征之一。庆幸的是，齐美尔在其现代性论中对异化进行了更深入的解释并针对异化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3.2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3.2.1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

在齐美尔看来，由货币经济催生的理性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文化的主观性、个体性、特殊性、差异性丧失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齐美尔发展了文化现代性论。

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是基于对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的。所谓客观文化是指“经过精心制作、提高和完善的事物，可以引导人类灵魂走向自身的完善，或者指明个体或集体通往更高存在的途径”[12]。也即普通意义上的所谓之“文化”。而主观文化则是指“通过这种方式而达致的个人发展程度”，也即个体吸取客观文化并将之整合进自身人格结构的程度，简单来说即普通意义上所谓之“个体素质”，如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等。从齐美尔对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的定义可看出，文化创造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自我完善，即“文化首先意味着通过对世界上事物的培养以达到对个人的培养”[13]。

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协调发展是齐美尔对两者关系的一种期许和愿望。然而，在齐美尔看来，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现代社会却变得难以为继。现代社会中，客观文化不断增长，且日益脱离行动者的控制；面对客观文化的日益扩张，主观文化却出现了相对的萎缩和枯竭，它“绝对没有以同等程度前进，事实上，它还经常出现倒退”，于是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异化。换言之，即原本应该用来丰富涵养人类个体自身的途径和手段的客观文化，现在却越来越脱离“自己”这个创造者的控制，日益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异己力量与自己作对，不再是培育滋养自己的养料来源，这便是异化诞生的前奏，也是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更是齐美尔眼中二律背反的现代文化困境。至于主观文化为何相对于客观文化出现倒退甚至萎缩，齐美尔则解释为作为现代生命主体的人对文化的吸收能力天然有限，并受庞大客观文化的压抑，渐渐失去感应生活的能力，从而主体文化不能产生客观文化应有的宏观效应[14]。这种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使得主观文化不可避免地萎缩了，异化也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3.2.2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反观职业体育领域中出现的异化现象，按照齐美尔的理论，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是现代文化本身不可避免的普遍结局，只不过在竞技体育这个以对抗冲突为显著特点的领域更加触目惊心罢了。竞技体育从早期的业余化、娱乐化到今天的职业化、商业化，不乏各类客观文化的孕育和宣扬，如现代奥林匹克竞技运动所宣扬的“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精神层面的文化，又如不断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各种竞赛体制及规则等制度层面的文化等。但是从齐美尔的主客观文化矛盾的必然性论述来看，作为该领域文化主体的职业运动员，由于其时间、精力以及对文化的整合速度受一己之力的限制，导致其对该领域客观文化的汲取是天然有限的，不可能像客观文化那样在数量和速度上无尽地增长，也即如同齐美尔所认为的，无法将客观的文化“内”化为己有，从而造成运动员主观文化的相对萎缩，即运动员个体对客观文化的汲取程度有限，其外在表象即是职业运动员文化素质、道德水平的相对低下和滞后。

因此，当人们习惯性地将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归咎于所谓的政治及商业因素的干预、制度法规的不健全以及运动员素质的低下等因素时[15][16]，齐美尔文化现代性理论给了我们一记清醒的提示，甚至给了我们一条迥异的思路，即：发生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主客观文化的非和谐困境才是竞技体育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运动员素质问题仅仅是该领域主观文化滞后的一种外在表象；同样，所谓的政府因素、商业因素、制度因素等则是该领域客观文化不顾对主观个体的渗透而独自飞速发展的一种外在表象；正是这二者之间的非和谐性才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简言之，即问题不是源于A，也不是源于B，而是源于AB之间的非和谐性关系。所以，问题的解决应着力于改善AB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发展而非单方面地改善A或者改善B。因此，对于竞技体育的异化，不能单方面地从外部归咎于政治及商业因素的干扰或者相关法规制度的欠缺等客观文化要素，也不能单方面地从内部归咎于运动员人文素养的低下等主观文化要素[17]，而应归咎于主客观文化这两者之间的非和谐性发展。换言之，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即使客观文化先进发达，如相关制度法规日臻完善，体育人文精神已然回归，但若运动主体的主观文化相对低下，即运动主体对客观文化的汲取并内化为自身素质的程度有限，那么异化仍然无可避免；反之，即使运动主体自身主观文化水平很高，但若没有与之和谐配套的外在客观文化要素，如完善的制度规则，适度的商业激励及政治干预等，那么异化也仍会存在，只有运动主体这一主观载体“人”与其所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客观文化和谐发展，异化才有可能消除。

可以说，主客观文化二者的和谐发展远胜过单方面的突飞猛进。回溯竞技体育诞生之初的古希腊时期，尽管当时物质文化水平以及相关制度法规等客观文化要素简陋低下，但运动主体的主观文化也相应地简陋低下，从而使得主客观文化二者之间保持着和谐匹配的关系，因此当时竞技体育中的异化便无从滋生，就像齐美尔在《桥与门》一书中赞美古希腊文化时用他那充满向往的话语所言：“希腊人对哲学、科学、战略决策及生活享受等领域所做的贡献，使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能够掌握。他可直接将大量客观文化应用于自己的主观文化建设，使主客观文化得以和谐发展”[18]。

如上所述，既然促使竞技体育领域主客观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消除该领域异化现象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主客观文化的和谐发展呢？齐美尔的现代性论认为若客观文化能够及时、准确、恰当地渗透到主体文化中并实现对主体人的培养，那么主客观文化便可和谐发展，这便是齐美尔针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所开出的一剂解药。按此，要想解决竞技体育的异化，就必须促使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客观文化能够及时、准确、恰当地渗透到主体文化中并实现对运动主体的培养，也即促使竞技体育领域中的政治、商业、制度等客观要素能够与运动主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执法者等）发生良性互动从而达至彼此间的和谐发展。当然，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决绝非如此简单，这只是基于齐美尔现代性论而得出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向，但却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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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马克思和西美尔货币哲学分析

在有关货币哲学的各类研究中,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两位大家的名字, 一位是马克思, 以他的《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货币的哲学本质;另一位则是西美尔, 他的《货币哲学》一书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戈尔德塞德曾说过:“如果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先, 《货币哲学》无疑不会产生;但西美尔对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的补充, 是迄今的社会科学及其相近科学中绝无仅有的, 无论如何也值得重视。”这段话点出了马克思的货币哲学和西美尔货币哲学研究的联系, 认为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是西美尔货币研究的一个前置, 对西美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研究是马克思研究的一种延伸, 但不仅仅只是延伸, 具备了自己的不同观点, 对马克思的研究可以说是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从这段话出发, 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马克思和西美尔笔下的货币哲学, 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从马克思和西美尔货币哲学的区别处来看, 两者的切入点不同。

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内涵来剖析货币, 而西美尔是从社会学或者说心理学的角度来切入研究货币。“西美尔描述现代社会的质态的切入点和论述方式是心理主义的, 即从感觉层面来分析社会形态, 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现代意义的透辟分析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 以及马克思早期对‘金钱’的批判主要是立足于人本主义, 具有不同的设问和观察点”。[1]正因为在切入点上的不同, 马克思和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 两者在切入点上的不同, 正反映了两者对现代性的不同解释。按照伯曼的看法, 马克思是最早从社会理论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哲学家, 其思想的深刻性和有效性至今无人能及。而西美尔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大家, 权威专家认为他是第一位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

两者对现代性与社会形态的理解也使得他们在看待货币时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在学术界, 在“两者何者对现代性的揭示更为准确”这一问题上还未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倾向于认为西美尔对现代性的解释更为进一步。按照国内知名学者刘小枫的观点来说, 《资本论》虽然提供了对资本的透辟分析, 但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西美尔《货币哲学》弥补了马克思所忽略的现代生活感觉的变化, “西美尔把货币现象从政治经济学问题转换为文化社会学问题”。刘小枫指出, 西美尔侧重于从个体生活感受来分析现代社会, 其内容便是货币经济支配下的大城市生活。他认为这种感觉论分析不仅高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 而且高于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结构的观点, 因为它揭示了“经济生活转变的最终意义是生活感觉的转变”。[2]

虽然两者的切入点不同, 但是马克思和西美尔在研究时都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或者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货币哲学。

在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货币哲学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首先提出了与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的逻辑起点, 认为商品价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类劳动的结合问题, 从而把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放置在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上, 并且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考察货币的产生。他认为,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出现, 源于经济发展带来的交易剧增造成的困境, 是交换活动发展的历史必然。在通过对货币的历史性分析之后, 马克思又把货币放置于现实性中, 也就是对资本的分析, 并且通过对拜物教的深刻批判, 完整揭露了货币的本质。

相对于马克思而言, 对于西美尔货币哲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很多学者抱有怀疑的态度。英国学者弗里斯比认为, 西美尔对现代文化体验的分析缺乏历史维度, “西美尔的著作没有对现代性如何到来作出具体的历史解释”, 而只关注“生活现象的转瞬即逝以及我们对它们的体验”, 并将其揭示为一连串永恒的“现在”。[3]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西美尔的文献, 会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西美尔研究的一个基调。西美尔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这篇重要论文中, 将现代性置于一种历史叙事之中。文章开篇就讲, 社会理论应以一种简明的方式来处理“现代与中世纪的对立”。[4]这个对立成了西美尔整个现代性分析的出发点, 它是一个聚焦于经济因素的历史叙事, 由此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社会理论领域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因而跟马克思货币哲学研究同样毋庸置疑的是, 西美尔在货币研究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二、两者的研究都进入了批判的角度。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的强力批判, 尤其是涉及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 显得尤其的深刻。在这一点上, 我们无需多讲。但是很多学者对于西美尔是否具有批判性或者说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表示怀疑, 认为西美尔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分析没有跟随马克思深入到经济领域, 而是侧重于现代人的生活感觉变迁。西美尔本人也明确表达了一种方法论自觉, 即在自己的研究中保持与马克思方法的距离和差异, 尽量把经济学事实处理成心理学的、风俗史的、美学的事实。但是如果就此否认西美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 未免太过草率。恰恰相反, 西美尔的理论从其思想来路看, 与马克思学说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19世纪后期, 德国出现了一批研究资本主义的大师, 这就是西美尔和韦伯、舍勒、松巴特、特洛尔奇等人, 他们共同开发了德国社会理论。从学理上来看, “他们有着和马克思共同的主题, 即反思现代性与资本主义, 但却采取了与马克思不同的思想路径, 即把资本主义不仅理解为一种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 而且理解为一种生活—文化的体验类型, 此体验类型塑造了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目的”。[5]

同时, 我们从文献分析中可以看出, 西美尔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 价值危机, 以及手段与目的颠倒的分析, 其批判和否定态度十分明显, 显示了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状况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在《货币哲学》的最后一章, 西美尔对现代生产体制内的劳动分工及其客观化后果作了批判性考察。他认为, 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破坏了内在于劳动中的个体同一性, 从而导致了“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劳动力本身变成了商品, 劳动者“要以市场价格来将自己的劳动提供给他人, ……劳动现在和所有商品享有同样的特性、估价方式和发展命运”。西美尔准确描述了这种劳动客观化造成的感觉体验: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再也看不到自己, 他的劳动提供一种和他个性心灵毫无类似之处的形式, 根本不顾个性的统一整体。[6]

从以上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认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与其说是马克思货币哲学的延伸, 不如说是马克思货币哲学的一种在理论上学术上的效应。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货币哲学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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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在诸多研究现代性的先贤圣哲中，德国哲学和社会学界翘楚格奥尔格·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影响甚大，并成为现代性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克拉考尔就指出，通往现实的大门是西美尔最先为人们打开的。特洛尔齐也称赞西美尔是一个“好孩子”，他钟情于现代性研究，包括现代性身上所具有的可怕的毛病和缺点。西美尔具备了那些同时代人望尘莫及的捕捉现代性基本体验的能力，并把同波德莱尔的理解相类似的现代性体验带入到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将他称作第一个现代性社会学家。在表达和分析“现代的”和“新的”生活世界的体验方式方面，他确实独领风骚，超然于同侪。而且西美尔的思想颇为庞杂，举凡社会学、哲学、文学、美学、艺术等，他均有涉猎。只是由于西美尔的犹太人身份和学术研究方法上的“离经叛道”，才导致他学术思想的光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遮蔽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他那杂乱无章的研究根本没有学术的系统性，也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终其一生，西美尔都是学院的陌生人和局外人。即使在西美尔去世之后，他的社会学仍然受到排斥。多年之后，他才被学院派社会学家纳入他们传统的经典之中，此后又过了几十年，西美尔才被列入社会学的鼻祖之列。而且，只有当今的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他也许是最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一位思想家、一位开创了社会学风格的人。

尽管如此，这并未影响与西美尔同时代的人和后辈学子对他的尊敬和高度评价。他的学生就“觉察出那个时代的天分”和他“从现代主义者角度对那个时代的解释”。有人把他的《货币哲学》推许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卢卡奇认为没有人不对西美尔的思想着魔，后者是现代哲学领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鲍曼对西美尔也赞不绝口，认为后者是非常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同时还是一位敢于发表言论的作家、一位思想家和开创了社会学风格的人。雷克称赞西美尔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的现代规则，为德国的美学社会学注入了鲜活力量。诸如此类，西美尔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他对他的学生、同时代人乃至后辈学者有着深远影响，布洛赫、韦伯、卢卡奇、舍勒、布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因为从其思想中汲取了营养而受益匪浅。

一.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特色

西美尔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独特之处或贡献在于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独领风骚。首先，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角度展开现代性研究的进程，那么西美尔则是从审美的心理感受的角度即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微观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以此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与韦伯致力于用理性来描述现代性不同的是，西美尔特意强调文化的感觉性，同时用个体的生活感受来建构社会整体。故而他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不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体验方式的言说。西美尔经常聚焦于人的内在生活和现代性心理学，他将现代性界定为心理主义，并要求按照内在现实来体验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分析现代性体验方式至关重要的心理过程，西美尔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正如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所说：“西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1]在《哲学文化》一文中，西美尔写道：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2]

构成西美尔现代性洞识的社会经历与他个人内在体验相结合不是偶然的，这尤其适用于他对大都市生活和成熟货币经济的异化关系所引发的内心紧张。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现代性的社会心理学痕迹。而且对个体内心生活的强调，与西美尔保护个体性的意图以及后来重新构建个体性的意图妙合无痕。因此，在西美尔那里，现代性是时下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之中。它不仅被归结为人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同时还被归纳为人们内心生活对它的接受。

其次，从心理感觉经验出发，西美尔并非是从社会总体上对现代性作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而是从日常具体生活中“现实偶然性碎片”出发对后者进行研究。换言之，他的现代性分析不是去考察社会系统或社会制度，而是通过社会现实中“看不见的线索”、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瞬间图像”或“快照”去建构现代性理论，他走的是从碎片到整体的研究路径——目的在于从生活的每一细微末节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正如陈伯清所说：“……西美尔好像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甚至边边角角，补裰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来。”[3]从前面刘小枫和西美尔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生活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总体化理想变得举步维艰，后者关注的并非现代性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是此过程中的碎片化体验。西美尔研究的出发点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其整个研究的一致之处就是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发现现代性意义的总体性。西美尔深信，生活的细节与表象乃是和它那最深奥、最本质的部分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尽可能捕捉那些化约为个人内心体验的生活细节，以林林总总的碎片而不是以社会制度或社会系统为切入点来阐释碎片背后的内在实质和总体性存在。“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阐释世界碎片意象的大师”（克拉考尔语），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是煞费苦心而且匠心独具的。

从审美的维度出发，西美尔赋予一切看似平庸的生活碎片以审美特征。日常生活中的桥、门、首饰等社会碎片或时尚、卖淫、调情、冒险、旅游、妓女、货币、陌生人等社会现象也因此具有了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西美尔想通过审美的方式来确定现代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他那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借助审美转换，我们可以通过碎片探寻到生活的终极本质。在《社会美学》中，西美尔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对我们来说，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4]endprint

二.西美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如上所述，由于西美尔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未被足够重视，导致了对他思想研究的严重滞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世界其它各国，即便在德国亦是如此。

首先是同时代人对于西美尔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大多是流于对西美尔的思想的评价和并不深入地分析，且语焉不详。如弗里塞森·科勒的《论西美尔》中从文化-社会角度出发，认为西美尔是“表现主义艺术的思想家”，后者那随笔式的哲学是表现主义式的生命创造的尝试。克拉考尔（西美尔的学生）则从他老师那独特的思考风格出发，承认西美尔是一个哲学意图超越经济和历史的观察者。从后者那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出发，克拉考尔判定西美尔是把玩世界碎片的大师，并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评价西美尔，他对西美尔社会学知识的本质和方法论予以批判。卢卡奇对西美尔的研究乃是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了后者哲学思想的特点——多元性和不成体系，并将其称为“印象主义哲学家”。从“印象主义”到“玩世主义”，卢卡奇对西美尔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哈贝马斯同样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断定西美尔并非社会学的古典思想大师，而是带有社会学科性质的推究哲理的时代诊断者。

西美尔研究中的主将并且颇有建树的当推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其理论在学界影响甚大。他在第一届西美尔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开启了西美尔研究的主要思路。在此之前，弗里斯比还和另一位学者波多莫尔合译了英文版的《货币哲学》，在《译者导言》中他梳理了西美尔货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出了《货币哲学》是从审美主义出发的论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斯比的一系列研究西美尔审美印象主义和现代性理论的佳作不断问世，他和西美尔在德国的主要研究者奥特海因·拉姆施特德共同发起对西美尔现代性资源的勘探和挖掘。随后出版的《现代性碎片》即主要讨论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辟专章研究西美尔后认为，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后者对现代性的货币经济和大都市的考察，集中在它们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和内在精神生活的影响上，如精神衰弱、大都市生活体验与商品和货币经济等。该书可奉为西美尔研究成果中的经典之作。此外，弗里斯比还主编了三卷本的《乔治·西美尔：批判性的评论》，撰写了著作《社会学的印象主义》和《现代生活的审美》等论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都有指涉。

与弗里斯比的研究类似，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从社会美学的维度对西美尔的思想进行了考察，该书集中探讨了后者的“趣味”、“时尚”和“游戏”等概念。格罗瑙认为西美尔的时尚理论是解决现代性悖论（普遍性和个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时尚的社会游戏入手，著者把西美尔的社会学定义为“美学社会学”。还有戴维斯的《西美尔与社会现实的美学》、狄塞的《西美尔的艺术哲学》、勒曼的《乌托邦的美学》、胡布纳·凡科的《社会认知的审美化构成》、华斯的《超越艺术：论西美尔的艺术哲学》等亦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有研究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的，如格罗斯的《宗教社会学导言》、科瑞奇的《西美尔的宗教理论》、罗伯斯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韩梦德的《西美尔论宗教文集（前言和导言）》等。有专门研究西美尔女性思想和文化的，如魏茵戈特纳的《西美尔与女性的文化困境》、提森的《女性与客观文化》、伊克哈德的《西美尔关于“女性问题”的阐释》、克塞的《受忽视的西美尔对女性社会学的贡献》等等。一般说来，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现代性方面，如贝勒的《反讽与现代性话语》、布罗迪的《西美尔作为都市文化的批评者》、达美的《西美尔的性别社会学》、雷威因的《西美尔论个体性和社会形式导言》、穆勒的《社会分化与个体性：西美尔的社会诊断和时代诊断》、丝柏科曼的《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斯卡夫的《韦伯、西美尔和文化社会学》

此外，拉尔夫·雷克的《西美尔与先锋社会学：现代性的诞生》一书堪称西美尔研究的新声，它提出了许多关于西美尔研究的新观点和新发现。雷克将西美尔塑造成先锋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性别论者，使后者从哲学沉思者摇身一变为社会革命家。在书中，雷克还强调西美尔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并认为西美尔思想是尼采和马克思哲学的辩证结合，分析了西美尔对早期表现主义艺术运动以及对表现主义哲学的贡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西美尔研究更是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做些表面性工作，如翻译和介绍西美尔的思想。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美尔著作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社会学》（林荣远译）、《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生命直观》（刁承俊译、《叔本华与尼采》（朱雁冰译）、《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译）等。

国内真正对西美尔进行研究并形成专著的人屈指可数，根据统计，仅有杨向荣、陈戎女、刘小枫、陈伯清等几人而已。对他的时尚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伯清的《现代性诊断》主要是探讨西美尔的生平、他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片段以及他的现代性的理论和他的历史影响等，重点是研究西美尔的社会学和现代性思想。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主要讨论西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尝试整体性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以专门的个案，从女性主义、货币文化、审美和宗教等方面具体解读西美尔思想的不同层面，勾勒出其思想的基本轮廓。同时，又围绕文化的现代性来展开西美尔思想不同层面的论述，凸现出西美尔文化-现代性思想的不一样的现代性理论形态和理念旨趣。杨向荣的《现代性与距离》选取了西美尔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现代性、碎片和距离来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展开研究，该书偏重于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从美学的层面来讨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审美现代性的视域和美学的维度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而最终目的也是以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为背景，以“距离”为聚焦点，进而从文化社会学、美学、艺术以及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等层面窥探西美尔的文化、美学与艺术思想。研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还有刘小枫，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现代性的审美特性和西美尔的现代性体验美学进行了初步探究。该著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着意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由于涉及西美尔的研究内容只是以章节形式出现，严格说来，它并非研究西美尔的专著。此外，顺便需要提及一下的是苏国勋的《西美尔》，也只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卷）中的一个部分，在此也不计入专著之列。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以西美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44篇）和学术论文（不足200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西美尔的宗教理论和社会学思想、他的货币理论；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他的女性主义思想；现代性文化危机理论、有关时尚的理论（8篇）等方面。

从上述国内外对西美尔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人们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其一，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来挖掘西美尔的社会学思想；其二，以文化、审美、心理等关照方式为依托，从他的社会学、货币哲学理论中发掘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其三，从文化、历史和经济等角度来阐释其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337.

[2]转引自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周宪、许均主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3]陈伯清.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3.

[4]陈伯清.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