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言不辩，软化对方立场

大言不辩，软化对方立场（共3篇）

篇1：大言不辩，软化对方立场

论辩源于对立。论辩赛的对立由抽签决定;日常论辩不同，它的对立由论辩双方现实生活中的心理、事理(道理)、情理(情感)状态决定。论辩赛的对立通过评委打分决出胜负来加以解决，日常论辩的对立通常由双方在论辩中自行解决。论辩赛主要以语言(语音)的形式进行;而日常论辩则不一定具备完整的语言(语音)形式，它常常还借助于眼神、表情、肢体动作等(广义语言)。

很明显，在日常论辩中，我们应当避免论辩失控，争取对立软化。软化对立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具备“大言不辩”的心理。这一心理又可分为“不辩”心理、“都有理”心理和“平等”心理。

一、“不辩”心理

论辩赛是“要辩”心理，不可辩也要辩，尽可能寻找对立，激化对立，在对立中战胜对方。日常论辩则不一样，它的目的是要软化对立，双方共同解决对立，所以，它要求具备“不辩”心理，可不辩就不辩。

1.时时不忘简化对立。在日常论辩中，应时刻留心对立是否还维持着原先的内容。在论辩里引入过多的新对立，将使对立的软化变得困难重重。例如：女儿深夜才回家。母亲责问道：“你难道不能早一点回家吗?”女儿正因为临时加班而搞得疲惫心烦，说了一句：“总是话多。”母亲气坏了：“好哇，我关心你，你居然就说我话多。真跟你父亲一个样，有意跟我作对。”女儿很爱父亲，说道：“父亲怎么啦?上班干活，下班干活，哪能像你没事成天逛商场。”……母女最初的对立是：女儿是否应该早点回家。这个对立是很好软化的。母亲关心女儿，女儿晚归又有正当理由，说清楚就行了。但是，由于双方不断地引入新对立：母亲是否话多，父母到底谁好，反倒把问题搞复杂了。

2.注意适时退出论辩。日常论辩既然以软化对立而不是以战胜对方为目的，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退出论辩。比如：在一方理屈词穷时，在一方的情绪压倒理智时，在过多的新对立使问题复杂化时……例如：甲乙二人上了公共汽车，事先说好甲买票。谁知甲习惯性地只买了一张票。售票员来到乙面前叫乙买票，乙以为售票员因为人多搞错了，说：“甲不是买了吗?”售票员说：“没有。”乙有点不相信：“不是说好他买吗?”售票员火了：“你以为你是谁?坐车还要别人买票!”甲听到争吵，赶忙说：“乙，我忘买了。”乙闻言正要掏钱买票，售票员说了句：“这下可没辙了吧?不就一块钱吗?逃什么逃!”双方立刻吵起来了。在这场论辩中，最初的对立是：该不该买票，正当对立软化，乙准备买票时，售票员没有适时退出论辩，反而引入新对立：乙是否想逃票。论辩失控了。

3.寻找替换论辩。《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日常论辩的上策是：：不辩而屈人之兵。软化对立不一定要通过论辩，有时可以寻找论辩之外的论辩途径。一是寻找第三者来解决。比如在上例中，如果售票员在论辩中找甲(第三者)，甲替乙补票，对立也就软化了。二是想办法让对方遗忘对立，或使对方感到对立不重要，例如：妈妈回家后，发现儿子把家搞得乱七八糟，于是一把抓住儿子：“你是不是想挨打了?”独生子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我爱你——”妈妈叹了口气：“哎，算了。以后别这样了。”儿子一听蹦了起来：“是，长官!”妈妈：“真是拿你没办法。”这场论辩(严格地说没有形成)的对立是：儿子的错误该不该惩罚。聪明的儿子以儿童特有的方式软化了对方，让妈妈感到对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母子的爱。在这方面，受过逻辑训练的成年人远非儿童的对手。

二、“都有理”心理

论辩赛的心理是：我方“总有理”，对方“没有理”，把对方逼进“无理”胡同是一个大胜利。日常论辩则不追求有理与无理的尖锐对立，而是要软化对立。因此，必须具备双方“都有理”的心理，寻找对方的“有理”成分。否则，对立就很难软化。例如：

丈夫和临产的妻子为该买电脑还是买空调争了起来。丈夫：“买电脑好，买了电脑可以在上面写文章、办公、上网……”妻子：“有什么用?还不如买空调好。买了空调夏天不怕热，冬天……”丈夫：“没买空调我也不怕热。我……”妻子：“我什么我?是谁夏天老是开电扇来着?还说不怕热呢!”丈夫：“我反正要买电脑。”妻子：“我就是要买空调。”……

双方各不相让，互相打断对方的话，不愿意承认对方的话有道理，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其实，只要多替对方想想，丈夫主张买电脑或许是为了方便在家办公以照顾临产和产后的妻子;而妻子主张买空调则是考虑到产后的舒适——这样一来，表面的对立之下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对立自然软化了。

三、“平等”心理

论辩赛要求确立起优势心理，首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所以往往运用排比、连续的反问，不断地追问等手段来增强气势，恨不得对方为我方的气势吓得目瞪口呆才好。日常论辩一般不这样，由于要承认“都有理”，双方要共同努力才能软化对立，所以大家是平等的。也只有让对方感到平等而不是被你压倒，他才可以与你共同努力去软化对立。否则，将适得其反。例如：老太太为小事吵得儿媳回了娘家。当局长的老伴回家后，狠狠地责备了老太太。老太太不服，顶了几句。老局长马上连珠炮似的质问道：“你为什么要把她(儿媳)吵回娘家?你为什么不注意点影响尽添家丑?儿媳有啥不好，有啥不对?儿子回家后你怎么说?晚饭谁去做那么好吃的菜?谁去接放学回家的孙子?你总是爱倚老卖老!”老太太委屈得哭了起来：“连你也嫌弃我，我还怎么活啊!”这场论辩最初的对立是：老太太有没有错，由于老局长没有顾及到“平等”心理，盛气凌人地训斥老伴，老伴想不通，也在意料之中了。

大言不辩，一是可不辩就不辩(“不辩”心理)，二是不只为自己辩(“都有理”心理)，三是不让对方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辩(“平等”心理)。做到了以上三条，可谓达到了日常论辩的理想境地。

篇2：大言不辩，软化对方立场

庄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人生是怎样的?我越来越多得产生了好奇和疑问。只知道他终生没有做官，他也不愿意做官;他的妻子是个比较尖酸刻薄的人，常常埋怨他没有本事，挣不出吃喝来;他的.物质生活也确实穷困潦倒，常常借米度日。可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是如何思考的,......他怎能写出如下的话来呢?

夫大道不称，大言不辩，大仁不仁，不廉不椋不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篇3：大道无言，大言不辩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齐物论》）

上文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要说是非，那么任何事物都有是的一面，也有非的一面。从我这方面看是“是”，而从别人的方面看可能就是“非”。“彼”是由“此”产生的，“此”则是由“彼”产生的。生同时伴随着死，死同时伴随着生；对伴随着错，错也伴随着对。这样也就意味着，说“是”也就是说“非”，说“非”也就是说“是”。因为此就是彼，彼就是此。所以圣人不去确定是非而主张回归天道，就是这个原因。

此也是彼，彼也是此。彼有彼的是非标准，此有此的是非标准，彼真的不是此，此真的不是彼吗？使彼和此失去对立，才是得道的关键。得到了这个关键，才能够应对无穷的是非。如果要辩别是非，那么“是”是无穷的，非也是无穷的（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呢？）所以说，只有用空明的心境才能够达到这种得道的状态。

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但庄子的看法正相反：辩论不仅不能达到真理，反而产生更多的是非。庄子是这样论证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之？愚者与有焉！”（《齐物论》）在辩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而这个标准实际上只是一种成见。如果是这样的话，谁没有标准呢？不仅那些知道变化之理的聪明人有自己的标准，就连愚蠢的人也有自己的标准！既然如此，这些不同的成见之间的交锋又会产生新的成见，不是越辩论问题越多吗？再者，“彼”和“此”总是相互伴随的，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中我们无法判断是非。

因此，庄子主张放弃是非的辩论，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认识事物。

他认为只有超越对立才能够达到大道，或者说，对立并不是本真的状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彼此不互相对立，才是道的关键。得到了这个关键，就可以应对无穷的是非。只有用空明的心境才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所谓空明的心境就是抛弃是非的心境。

之所以要超越是非，还由于我们无法确定事物存在的最终原因和意义，因而无法辨清事物的真相。“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齐物论》）大地上本没有路，路是由于人的行走而造成；物本来没有名称，人们这样叫它也就有了名称。何以如此？如此就是如此。何以不如此？不如此就是不如此。事物本来就有如此的性质，事物本来就有可以肯定之处。因而也可以说无物不是如此，无物不是对的。而从道的角度看，小草与大柱子、丑陋的厉与美丽的西施、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相通的。那么，小的与大的、丑的与美的之间是怎样统一的呢？

从一般的角度讲，无论什么事物，无论它多么大或小，也无论它多么难看或者美丽，都是道的不同存在形式，从道的角度看是无所谓美与丑或大与小的。美与丑只是人的一种判断。既然它是一种判断，那么西施在不喜欢她的人看来就是丑的，而丑女厉在喜欢她的人眼中就是美的。从变化的角度看，西施不会永远美丽，而丑女由于年轻时就很丑，所以到年老时也不会变得更丑，因而相对于老太太西施或许更好看一些。而且西施原本是由并不美丽的东西变化来的，在她成为人之前只是一些普通的物质而已，那时候她与厉之间并无分别。再者，厉与西施都不可能永远存在，她们必定会死去，谁能够说厉死之后不会转变成西施呢？如果是这样，谁又能够说西施不是构成以前的厉的那些物质所转变而成的呢？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够通过争辩来确定是非呢？我们以为是的，也许是非；我们以为非的，其实可能是是。

人们之间的冲突都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所导致的。这些分歧有时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悲剧。但正像庄子在这里所说的那样，其实这些分歧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大多是表面上的差异，甚至只是一些说法上的分歧，如同“朝四暮三”和“朝三暮四”的区别，并无实质意义。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通过辩论不能够达到真理、辨明是非，因为通过辩论找不到任何能够确定是非的标准。庄子是这样论证的：假如我与你辩论，要是你胜了，我没有胜你，你真的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吗？反之，我若胜你，你没有胜我，我真的正确，而你真的就是错了吗？一定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吗？或者是两者都对？或者是两者都错？这些问题我与你都不能解决。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局限，那么以谁作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呢？让与你观点相同的人来判断，既然已经与你相同，怎么能够作为判断的标准？同样，让与我观点一致的人来判断，既然已经与我相同了，怎么有资格确定是非？如果让与你我都不同的人进行评判，既然与你我相异，怎么能够公正评判？让与你我相同的人来评判，既然与你我相同，如何能够公正评判？可是，我与你与他人都不能确定是非，那么还能够找谁来判定是非呢？

因此庄子主张不要陷入这种无谓的辩论，这种辩论对人生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徒然浪费宝贵的生命。

既然没有谁能够判别真假、决定对错，是不是就没有真理了呢？非也。真的境界还是存在的，但它存在于言辞和辩论之外，而不存在于辩论的任何一方之中。换句话说，真理具有居中的性质和不可说的性质。当我们“说”真理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真理了。庄子称这种真的境界为“道”或“大道”。

因此，庄子说“大道不称”，大道无须宣扬，因为能够说得清楚的就不是道，在大道面前任何的“说”都显得苍白无力。“大言不辩”，最高的辩论就是不争辩，因为最高的道的境界只能用心体会，而不是争辩出来的。因此这种“不言”是最高的辩论。“大仁不仁”，则是说最高的仁看起来似乎不仁，因为最高的仁不是一时一事的仁，它关照的是整体，而不是局部，所以某些局部的东西就可能受到伤害，似乎“不仁”。“大勇不忮”，最高的勇敢就是不要伤害他人，伤害别人不能叫做“勇敢”。如果一个人对天下所有的人都没有伤害，他难道不是最勇敢的人吗？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这样勇敢，都不伤害别人，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这才是最高的勇敢啊。

所以庄子说，最高的智慧就是那种能够知道在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却步的智慧，或者说，最高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只有达到了这一境界的人才能够不去争辩是非，从而能够结束是非。而一般人由于往往认为自己握有全部真理，故而总是理直气壮地争辩是非。那些“勇敢”的人毫不畏惧地去伤害别人，也是由于他认为自己手中握有真理，所以杀人成性，却心中毫无愧疚，因为杀死的是“敌人”。

那种最高的境界，即“不言之辩，不道之道”的境界，好像一座天然的府库，无论注入多少也不会满溢，无论取出多少也不会枯竭，但是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却不知道，它好像隐藏着的光明，不断地显耀出来，照亮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