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关系的作用、实践与意义

同乡关系的作用、实践与意义（共5篇）

篇1：同乡关系的作用、实践与意义

同乡关系的作用、实践与意义

编者按：这是2012年9月22日，北京山东企业商会综合部长高健淇，在山东金乡县委、政府组织的北京金乡籍同乡中秋联谊会上的发言，部分内容有删减，关于“同乡”话题也仅是个人工作的一些体会和思考，现在看来部分观点可能不够准确，不够严谨，今天编发出来，供广大同乡参考、批评和指正，并多提宝贵建议。同乡关系的作用、实践与意义----2012年在北京金乡籍同乡中秋联谊会上的发言 人的出生有三个不能选择，哪三个？我总结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时辰、出生地和父母。天时是时辰，代表了我们的年龄、属相；地利是出生地，基本代表了我们籍贯、家乡；人和是父母，记载了我们的家族、血脉。人可以老去，亲人可能不在，只有籍贯跟你本人天长地久。纵然改户口、换国籍、结婚再离婚、离婚再结婚，今生你注定只有一个籍贯。所以我们见面问一个人年龄、籍贯、职业等是很重要的，一般性别不用问，基本上都能看出来。籍贯为什么重要？因为他不仅仅是地理信息，它还负载了历史、文化、民俗、价值观、生活习性、饮食习惯等等太多的信息量。我们常说：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一方水土一方人。国外看国籍，国内看籍贯。什么是同乡？同乡是和同窗、同学、同业、同行、同志一样，同，代表了境界。有志同道合、大同社会，所以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今天我们在北京，就是来一个地方，同一籍贯而在外地者互称为同乡。范围最大到一个省，最小到一个村，在北京来说，最合适范围是一个县。不大不小，联系正好。比如今天大家坐在一起，来有的乡镇多，有的乡镇人少，无论你是城区的街道（缗城）、羊山、胡集、马庙、霄云、鸡黍，还是来自王丕、司马、化雨、卜集、高河、兴隆，总之，今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一个籍贯——金乡。有了籍贯，就有了家乡；有了家乡，就有了方言。方言是一种玄机，是一把钥匙，能打消人与人之间警戒心理，那便是“同乡意识”。所以在北京、在全国，只要听到方言，便能“是人三分亲”、“照顾多一层”。有一次，我晚饭后和家人在北京街头散步，就被“照顾”一次，我随便说话，被后面几位主动上前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济宁人，我问你们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说是“吉普”（济宁普通话），可能你离开很多年，但还能听得出。经过交流原来是济宁市信访局副局长，来北京执行信访任务的。一看我也不是上访的，所以他听起来没有那么紧张了。有一个行业，在北京听到家乡话，可能不亲近，那就是信访工作人员。民间时间，汶上有一个叫褚玉璞的，任直隶军务督办（相当于今天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就乐于任用同乡，所以当时直隶有“学会汶上话，便把洋刀挎”的传说。有人说同乡关系比较薄、比较弱；有个段子说凡是铁的关系都是赤诚相见的光屁股关系，战友、夫妻、父子、同学、发小，有位老板说，我把客户都发展成了光屁股关系，我说，你如何做的？我是开澡堂的。在座各位，建议我们下次同乡联谊会就去北京郊区九华山庄集体泡温泉去。同乡关系虽然薄，虽然弱。但谁不也能否认这层关系的力量。古到封建帝王、封疆大吏，现到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小到一个十几人小的单位公司，你都可以看到同乡的力量。有形的无形的，公开的隐藏的。在民营公司中创业初期最稳定的一种结构就是家族治理，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家庭如此，江山更如此。同乡关系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家族企业招工基本首先考虑用直系亲属、然后再是旁系亲属，七大姑八大姨，本家族、本县同乡、本市或本省同乡。当然特殊岗位、职业经理人例外。我们都知道北京企业汇源果汁、北汽福田、净雅酒店等，大老板是山东的，中高层多是山东的。北京山东商会的会员都是山东的，由于老板是山东的，中高层基本是山东的。就算是职业经理人不是山东的，财务总监90%都是自己人。在沈阳我老家---嘉祥县大约有5万多人，为什么？因为家乡企业老板爱听家乡话，爱吃老家菜，老家人好管理，全部招工从老家拉。所以办理二代身份证，地方派出所直接带电脑过去工作了一周。一次我去沈阳，嘉祥商会召集所有会长、副会长就餐，一共20多人，除了接待我还有一个议题，就是为一个副会长孩子结婚试席，桌太大，会长决定一样菜上两份。酒场上你能听到所有家乡粗口，会长叫王则顺，靠捡破烂到东北，捡出了亿万富翁，他最后讲话，我宣布以后咱们结婚喜酒，告诉各家的老娘们，从家乡带来的风俗必须改过来，不要上来一盘个菜叨不两筷子，就往各自的方便袋里装，家乡的风俗必须改过来，人家笑话，等敬酒的时候，一看桌上全是空盘子。中国人爱吃三种面，哪三种？不是挂面、拉面、刀削面，更不是炸酱面，而是情面、体面和场面。同乡关系就是三种面。我们地方的省、市和县三级组织部是研究同乡文化最透彻的。从市县乡三级级领导任职来看，我们组织部门采取了苛刻的是籍贯回避制度。同籍贯领导不能在同地任职的。怕人情因素造成行政的腐败，事实上我们知道往往越回避，越是潜移默化，深化这种观念。每年春节初三，市县乡三级基本都召开本籍贯在外人员联谊会。县所有的科局中，公检法同样适用。为什么省委书记不受该制度限制。比如山东“二姜”。有人说他们已经超越了私人感情、个人恩怨、家族观念羁绊、同乡意识观念、地域局限，实际不全对。我认为在省部以上这个层面有固有特定的语系、逻辑思维和行为规则。如果你的身份不对等，和这些高级领导和你交流的时听到多是过去式，以前如何如何，没有现在时和将来时。我和一位山东籍副部级领导吃饭，整场谈的是回忆录，最感慨小时候过春节最爱吃好的东西，就是果子，果子中最好吃的是金乡的三刀。饭后我找当时的金乡驻京办的刘主任，让他从金乡带了一盒三刀，快递了他办公室，老领导很高兴。多数高级领导在职时是公开场合是刻意回避同乡活动的，退休后却积极参加。例如田纪云、迟浩田、李肇星等等。有些事情你看到不一定是事实，理解的不一定是初衷。走在一起是缘分，在一起走是幸福。如何让这些同乡走在一起，那就是聚。如何聚，要有载体、要有平台、要有桥梁、要有纽带、要有组织、要有内容、要有技巧、要有付出，告诉大家，从2011年10月份，除了重大节日，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因为每周周六或周日下午，我以商会名义组织了一个北京山东同乡沙龙，到今天举办了42期，明天是43期。所有的场地、嘉宾、话题、邀请、内容等，基本是我一个人完成。别人可以请假、我无法请假；别人可以选择，我无法选择。我最大收获是42期聚了2000多人次。我如今所在的单位——北京山东企业商会，是在山东省政府驻京办指导下成立的非盈利社会组织，具有了全部的要素。商会是什么？是一个平台；平台做什么？从小的来说，服务于我们商会会员，因为我们的经费来自会员会费。从大的来说，我们服务于经济发展。从本质来说，我们则是服务于在北京的山东同乡。有人说北京这么大，到哪里找老乡？有人来北京20多年，认识山东的不到20人，一年认识一个，当然这里面可能有性格、职业、圈子等原因，但找对了一个人，就找到了一群人，和一个人做好朋友，就和一群人做了好朋友。有一个数学领域的猜想，叫：六度分割理论或小世界理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六个人N次递增，可以认识全世界。比如我从2007来北京，我从认识嘉祥县在北京的2个人，发展到现在，我认识嘉祥县在北京的2038人，而且是有手机号码的。从认识山东在北京的朋友有3个人，到如今，1万3千多人，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的有5000多人。同乡接触中难免“求人办事”，这方面就有了个行为准则，一是急不得。有人说，我要找谁谁谁？他有职权，能给提供很多便利。虽然是同乡，可能会帮你，但要多问一句为什么要帮你？你也许说同乡吗。同乡是纽带、是桥梁、是信息，有时是通行证，但不是筹码、不是领导条子、不是尚方宝剑、更不是信用证。帮你是幸运，不帮你是正常。据了解，在北京山东有同乡概念的大约有60%，30%多是淡化、模糊、不置可否的，甚至由于个案因素，还有痛恨同乡的。当面老乡，背后一枪。有杀熟、骗取同情等现象发生。有个建议，多增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而不是我想怎么去利用别人，你首先能做什么？为大家提供什么？你的价值有哪些？这样想，我们就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金钱不等于价值，财富不等于尊贵。二是算不得。我接触过几位司局级领导，说过几个个人观点，宁帮外地，不帮家乡；宁帮外人，不帮同乡。为什么？说家乡人只索取，不回报。只透支，不投资。有些事，出力出钱出人，却落不出好来。还说办事十个好不算好，一个差全叫差。更有借口的是，家乡人面前不好忽悠，做好了说你显摆充能有钱烧包，做差说了你混得狗屁不是。这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就是以个案和概率来否定整体。如果用量化和清算来同乡关系的话，心态就会出问题。人情规则是讲回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延时回报、非等价回报和不宜清算。今天我请你吃一顿饭，明天我马上就想让你回请，这样就犯了“即时回报”的大讳。有的领导非常高明，一生都在帮助别人、提拔别人却不索取任何回报。看是没有回报，大家把他推上了他能够坐到的领导的最高位置。还有一种怨不得。认识十个人，是正常交往；认识百个人，是善于交际；认识千个人，是朋友遍布；认识万个人，是社会活动工作者。在社会工作中，有人说，我身份、地位、口才、职业、收入，甚至长相都不自信。我不敢接触有级别的有身份的同乡。多年的社会工作经验证实：世界很大，乡情很广。你是谁？从事什么职业？并不重要；只要你做的事情，符合了最多数人的利益，代表一部分人的诉求，并认真地做这件事，这世界就会帮助你。作为同乡，作为个体，如何为老乡做事情，除了借助第三平台外，还要树立帮助同乡就是帮助家乡，帮助同乡就是帮助亲人，帮助同乡就帮助自己，帮助同乡就帮助未来的心态。做到可为、大为、无为而无不为三种境界。可为：可为是关心、是互助、是扶持、是拉一把，也可以是照顾、是倾斜、是人情。我们知道老家人来北京主要有“三大事”，哪三大事，一是上学；二是就业；三是就医；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当然，还有找对象、找房子、找律师等，政府层面还有：找投资、谈项目、接信访、邀约领导等等。帮朋友同乡亲戚找对象的事情让我焦头烂额，没有办法，谁让咱们认识同乡多啊，2012年七夕那周的周六，就利用同乡资源组织了一场七夕单身青年沙龙。虽然与商会工作有点远，但效果很好，无数年轻人记住了商会，并感恩商会。信息不对称，资源的稀缺，职业的便利，特殊的机遇，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为同乡做一件事情，其辐射效益、口碑、美誉度往往大于其他。尤其是在农村相对封闭的社会中，帮一个人能影响到三代人。三代人感恩你。大为：大为是信任、合作、共赢、共享，同乡+同业，地缘+业缘，就是信任+事业，是可以大为的，结成利益共同体，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不一而足。河南籍贯的军界首长，在任期间，公开提拔河南籍军界领导，有人质疑。他说：同等优异领导，我可以优先提拔河南籍，为什么？不是全国人说河南人不行吗？我就树立河南人形象，河南出来的将军越多，说明河南人越好。我们从家乡的重大项目建设中，几乎都能看到中央国家部委同乡努力的影子，都能读到同乡的大为。至于“无为而无不为”：借老子这句话，说读懂、读透地缘业缘关系，用足用透，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有句话说：学问好不如会做事、会做事不如会做人、会做人不如做功德。我们架桥修路、建学校和医院，为什么说功德无量，大爱无边。因为他是一种精神和力量的传承与延续，如果我们建设了我们这个平台，这个组织，这个群体，即使你个人没有做什么，大家都能从中收益，得到了好处。比如一个常来常往的场地；一本在外人员的通讯录；一本反应在外人员事迹人物专记；的一个不定期召开的联谊活动；一个特定的网站；一个聚集几百人的QQ群；一个在外的联络机构、一笔爱心公益基金等等，这些依附度、宣传效果、凝聚力，沟通交流效率，看是没有为具体的某个人某项事做什么，但立德造福，善莫大焉。套用一句诗词就是：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们已经飞过。最后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山东人口碑，可以用金子招牌来形容，大到政坛人物，小到公司职员。现在“六位省委书记、五位省长”，吉林的孙政才、河北的张庆黎、湖北的李鸿忠、贵州的赵克志、甘肃的王三运和山东的姜异康，六位省级一把手，31个省，占书记六分之一强。山东省长姜大明、湖北省长王国生、江西省长鹿心社、福建省长苏树林五位省长（*备注2012年职位情况）。军界更不用说了，民间有种说法，过黄河的时候，都问一声有没有山东人，再开船，干什么？辟邪！60%的同乡认同率，造成团结、亲情、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我们日常的所言所行，实际上是代表着山东人形象，我们竭力地要维护好山东人这个金子招牌。最后一句概括我的演讲：帮人帮同乡，投资投家乡，荣耀归故里，报答咱爹娘。

篇2：同乡关系的作用、实践与意义

关键词：影视表演,有机交流,适应

一交流是演员内部舞台自我感觉的重要元素之一

交流指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与对手之间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动作等的相互传递、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交流是演员内部舞台自我感觉诸元素中的重要元素, 也是非常难以掌握好的元素之一。首先, 我们要知道表演该如何才能达到真实。就是要做到听到、看到、感受到。必须要看见对手, 是活的瞳孔看到对手表情中最细微的变化和表情后面隐藏着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必须要听见, 使自己的耳朵听出对手语气中最细微、最细致的变化和语言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潜台词。还必须要了解对手, 在自己的思考过程中, 观察对手最细微的思想活动和心理活动。所以, 掌握好交流这一元素十分重要。

二交流的不同类型及特点

1. 与舞台上的对手直接交流, 通过它与观众发生间接交流

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时, 每时每刻都在和对手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交流, 比如在与对手的台词、动作、情绪、表情等一系列的对话、对视、对抗等活动中, 都是有声或无声的交流。在演出的过程中, 观众会被演员精彩的表演带进规定的情境中去, 整个剧情的变化、冲突、矛盾等都会牵动观众的心, 有些剧情的变化是在观众的意料之中。而有些剧情的变化是在观众的意料之外, 这也就会让观众产生一种始料未及的感觉, 正是这样的剧情, 故事发展才会达到急转直下的戏剧效果, 矛盾冲突强烈且尖锐化, 让观众直呼过瘾, 给予掌声和喝彩。当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 听到观众给予的掌声和喝彩声的回馈, 会更能激发演员的创作热情, 会让演员变得更加兴奋和富于表现力, 这样的创作状态又会在表演时与对手交流中摩擦出新的“火花”, 创造出新的戏剧效果, 观众又会给予更加热情的掌声, 同时随着剧情的不断变化, 舞台上的演员与观众的这种间接的交流方式, 终将整个戏剧推向高潮。

2. 自我交流

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 很多时候会遇到无直接交流对象或独自表演, 这时演员就要面对自己与自己说话 (内心独白) , 也就形成了演员的自我交流。在这种情况下, 演员必须要有高度的心理体验, 需要对所扮演的人物心理生活进行绝不可缺少的感受, 也需要把第一自我融入第二自我中, 并在规定情境中, 以第一自我驾驭和控制角色的第二自我, 赋予角色真实的形体生活、思想和感情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最真实、最有机的自我交流。并且要符合角色的一切心理活动和当时规定的情境。所以, 掌握好演员的自我交流是表演艺术中具有实效意义的方法。

3. 与不存在的或想象的对象交流 (无对象交流)

表演中存在着演员扮演的角色主体与实际并不存在的假想客体进行交流, 称为无对象交流。无对象交流通常适用于镜头前表演。在教学中指导《镜头前表演》课程时, 学生在和对手分别拍摄, 通常情况下都是无对象交流, 很多时候学生眼前的一切都是空的, 没有对手, 没有具体视像, 所拍出来的眼神也是虚假、无神的。这时, 演员就应该给自己的内心填充原本应有的一切, 即内心视像。同样在舞台上的无对象交流, 也要求演员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内心视像, 并建立对不存在对象的信念。如果演员的内心视像不够具体、清晰, 演员所表达的无对象交流也会失真, 因此, 无论演员是在镜头前进行无对象交流还是在舞台上进行无对象交流时, 内心视像都将成为演员无对象交流的依据。

三适应是演员应具备的良好素质之一

适应是演员在表演中与对手交流时, 做出的各种不同反应, 并影响对手的一种技能。

一切交流形式都需要有相应的适应。在舞台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对手, 而每个演员都会有自己的表演风格, 而一个好演员就应该学会适应对手给予的任何刺激和变化, 并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首先, 演员应该明确自己和对手上场的任务和规定情境, 然后, 在和对手进行真实的情感交流时, 接受对手给予的最细微的变化, 适应对手或规定情境随时改变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只有真实地生活在舞台上, 才会有真实的交流与适应。

四交流与适应在表演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

表演必须是真实的, 它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只有演员真真切切地生活在舞台上, 才能有真实的体验和感受, 才能达到有机交流, 并在交流中适应。

综上所述, 有机交流和适应在表演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具有实践意义。其作用和意义在于:它能够让演员更加真实准确地找到人物感觉, 从而为演员创造角色找到心理依据, 更加准确地塑造角色。表演这门艺术创造是无止境的。作为演员要能够正确运用好有机交流和适应这一元素, 也就能够真正地生活在舞台上, 表演人类最真实的情感生活, 创造好角色的精神生活, 体验着每一个角色丰富的心灵世界和多彩的人生经历。

篇3：同乡关系的作用、实践与意义

关键词 生命意义；自我效能；主观幸福感；青少年

分类号 B844.2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12.005

1 引言

虽然家庭、学校和社会为青少年的学习和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是青少年仍然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许多不利因素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会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诸多心理问题，甚至导致自杀行为（冉媛， 李光友， 李佩珍， 2014）。近年来，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对个体心理健康的评定与维护应当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着手，而不能局限于传统的精神病理学范畴（Suldo & Shaffer， 2008）。积极心理学尤其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着重强调研究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其中主观幸福感就是最为核心的部分（李金珍， 王文忠， 施建农， 2003）。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其主观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感受和判断，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等特性（Dei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由对生活的满意、积极情感的体验和消极情感的缺乏所构成，对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体验到的积极情感愈多消极情感愈少，则个体的幸福感体验愈强烈，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现有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于保护个体免受不利因素的侵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张姝玥， 林艳， 黄婷， 2013）。因此，探讨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一直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问题。

那么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呢？研究者们发现，生命意义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及其组成部分。当前，从目的（purpose）、含义（significance）两个角度对生命意义进行界定最为普遍（张姝玥， 许燕， 杨浩铿， 2010）。目的性定义认为生命意义是人们对自己生命中的目的、目标的认识和追求（弗兰克尔， 2003），而含义性定义认为生命意义指的是理解生命意味着什么或者生命的含义是什么（Baumeiste， 1991）。从生命意义的功能价值来看，它是个体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对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而缺乏生命意义是产生心理问题和选择自杀的重要原因，很多心理问题都源自生活的空虚感和价值观的矛盾（张姝玥， 许燕， 杨浩铿， 2010）。大量横向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生命意义与其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生命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预测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消极情感以及整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就是说生命意义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也就越强（张姝玥， 林艳， 黄婷， 2013； 沈清清， 蒋索， 2013）。生命意义对主观幸福感的这种预测作用还存在着跨文化的一致性（Steger， Kawabata， Shimai， & Otake， 2008）。纵向研究进一步表明，生命意义对个体的消极情感和积极事件都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生命意义水平高的个体在6个月后所测得的抑郁状态有显著下降，而积极事件的数量则显著增加（Disabato， Kashdan， Short， & Jarden， 2016； Mascaro， & Rosen， 2005）。此外，有关生命意义的实验研究还显示，低水平生命意义的青少年倾向于对积极信息产生注意回避，而对消极信息产生注意偏向，因此越容易体验到消极情绪而较难体验到积极情绪（张姝玥，许燕，2014），其主观幸福感也必定不高。最后，还有研究者开发了生命意义的团辅方案和教育课程，其研究结果证明，对青少年进行生命意义的干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他们的心理问题和障碍，提升其幸福感指数（林艳，2015； 王杰法， 王丽， 2013； 杨盈，包陶迅，2015）。这些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生命意义很可能是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青少年的生命意义对于了解它们的生命意义状况，进行生命意义教育，以及提升主观幸福感都有重要作用。

然而，以往研究仅仅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青少年生命意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忽略了生命意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和机制。那么在它们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些中介或调解变量的作用呢？自我效能感这一心理学变量，也许能为我们进一步揭示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供帮助。自我效能感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Bandura提出，是其社会认知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在进行某一活动前，对自己能否有效地做出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Bandura， 1977）。Baumeister（1991）的生命意义理论认为，生命意义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高生命意义的个体其自我效能感也高。实证研究也发现，生命意义对个体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特殊效能感都有正向预测作用（莫娟婵， 吴炜玲， 全鹏， 2013； Blackburn & Owens， 2015），生命意义水平高的大学生对现在和未来具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性能帮助他们在面对压力情境时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和主导生活，也容易对失败形成可控性归因，从而促进效能感的发展（Ho， Cheung， & Cheung， 2010）。除此之外，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又能有效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刘毅， 黎建斌， 2013； Ma， Zeng， & Ye， 2015），加之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生命意义和抑郁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赖雪芬，2016），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我们，青少年的生命意义可能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因此，我们假设自我效能感在青少年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本研究将对它们的这种关系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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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四所中学中抽取被试450人，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26份，有效率为94.66%。其中，男生199人（47%），女生227人（53%）；初中生230人（54%），高中生196人（46%）。

2.2 工具

2.2.1 生命意义

采用何英奇（1990）根据Frankl观点所编制的“生命态度剖面图”量表 （Life Attitude Profile Scale， LAPS），该量表共39个题项，包括6个维度，它们分别是：意义意志（9题）、存在盈实（10题）、生命目的（4题）、生命控制（7题）、苦难接纳（5题）、死亡接纳（4题）。其中死亡接纳、存在盈实2个因子中所包含的题目为反向记分，其他均为正向记分。采用Likert 5 点评定方式，得分越高，代表其生命意义感越好。该量表在测量生命意义的感受强度上应用较为广泛（沈清清， 蒋索， 2013； 王鑫强， 张大均， 薛中华， 齐晓栋， 2012），能够准确测量出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水平，其信效度也较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9。

2.2.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Schwarzer（1994）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包含10个题项。采用Likert 4点评定方式，得分越高，代表其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19。

2.2.3 总体幸福感量表

采用段建华（1996）修订的来源于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ale， GWBS），共有18个题项，包括6个维度，它们分别是：对健康的担心（2题）、精力（3题）、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2题）、忧郁或愉快的心境（4题）、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3题）、松弛与紧张（4题），其中包含9个反向计分题项。采用Likert 5点、6点、11点评定方式，得分越高， 代表其幸福感体验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20。

2.3 问卷施测程序

本次调查问卷为纸质的自陈式量表，被试均为独立作答，互不干扰。施测时遵循学生自愿参与的原则，严格控制施测条件，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主试进行指导语的讲解。施测时间约为20min，问卷当场回收。因此，可以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和数据的可靠性。

2.4 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通过SPSS 17.0进行处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2） 分析青少年生命意义、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3） 采用Preacher和Hayes（2008）的偏向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指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周浩， 龙立荣， 2004）。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即把生命意义、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这三个变量的所有题项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8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2%，没有出现“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率特别大”的情况，由此可以推测本研究对变量的测量出现共同方法偏差的几率较小。

3.2 青少年生命意义、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表明，生命意义、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两两呈显著正相关。

3.3 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讨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偏向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生命意义能够有效预测自我效能感 （β=0.14， p<0.001）和主观幸福感 （β=0.37， p<0.001），自我效能感也能够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 （β=0.29， p<0.05），且3个回归系数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见表2）。进一步分析发现，生命意义通过自我效能感预测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值 （ab=0.04） 及其效果量 （ab/c=0.10， ab/c′=0.11， k2=0.06， R2med=0.12） 的Boot 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因此间接效应显著 （p<0.05）（见表3）。以上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4，占总效应的10%。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生命意义、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检验自我效能感在青少年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生命意义、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互为正相关关系，也证实了自我效能感在青少年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表明生命意义对个人至关重要，是健康和幸福不可或缺的元素，生命意义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张姝玥， 林艳， 黄婷， 2013； 沈清清， 蒋索， 2013）。生命意义是一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是对生命的积极态度，生活本身的目的就是获得幸福（沙哈尔， 2007）。如果青少年积极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具有明确的、热烈的、有意义的人生目的，对其生命感到满意，能自由做出生命抉择，了解苦难的意义并接纳苦难的考验，不恐惧死亡，就必然会积极地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即便遭受挫折和磨难也会始终对生活抱有希望和期待，甚至会将学习生活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这样不仅不会被逆境打败，反而会从中锻炼意志和勇气，使自己的心理、社会功能得到更大的完善，进而维持身心健康。反之，如果人们生活缺乏意义，就会产生空虚感，不能感受到价值，随之产生诸多心理问题，严重者甚至产生自杀意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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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发现生命意义不仅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还能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施加影响。自我效能感在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表明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水平越高，对自己解决问题、度过困难就越有信心，从而更多地采取主动解决问题和寻求外部支持的应对，即使出现非期望的结果，也较少出现消极的自我评价，从而较少产生负面情绪，维持自己的幸福感。生命意义能够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原因可能在于个体的乐观性，因为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在面对不利情境时会更加乐观，不易被困难所击倒。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乐观性在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Ho， Cheung， & Cheung， 2010）。综上所述，生命意义、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提示我们，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应当注重对青少年生命意义的教育，指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生命态度，对生命充满热情和期望，这样在面对不利情境时才能不抛弃、不放弃，最终体验到较高的生命意义和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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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同乡关系的作用、实践与意义

笔者在回溯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法律渊源的基础上,试从两者的内涵着手,依次透过本质属性、基本功能、法律地位、适用范围等角度,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做了详细的分析,对两者内在的逻辑联系做了梳理,最后还对如何正确指导海洋环境管理实践做了简要的阐述。

一、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法律渊源

海洋功能区划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由《海洋环境保护法》最先在法律层面提出、后由《海域使用管理法》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的。1982年制定、1999年修订并于2000年4月正式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在第六条的条文中第一次明确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制定主体和审批机关,而该法第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的条文则规定了海洋功能区划的多种适用情形,明确了海洋功能区划对相关海洋开发活动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另外,该法还在“附则”部分第一次对海洋功能区划做出了法定解释。而后,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10月制定、200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海域使用管理法》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规定“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从而标志着海洋功能区划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该法还为海洋功能区划设立了专章,对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主体、编制程序、与相关规划之间的关系等做了系统而详尽的规定,因而可以称得上是实施海洋功能区划法律制度的“基本法”。

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作为一项制度,则是源于国家环保总局于1999年12月所颁布的第8号总局令——《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该部门规章对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做了明确的定义,对该项制度的制定目的、执行主体、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划定和管理等方面内容做了系统的规定。

二、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含义辨析

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的“附则”部分,对海洋功能区划做出了法定解释,即“海洋功能区划,是指依据海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特定条件,界定海洋利用的主导功能和使用范畴”。在《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GB/T17108—2006)中,海洋功能区划是指“按照海洋功能区的标准,将海域及海岛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海洋功能区”,而“海洋功能区”则是指“根据海域及海岛的自然资源条件、环境状况、地理区位、开发利用现状,并考虑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所划定的具有最佳功能的区域,是海洋功能区划最小的功能单元”。虽然上述两个定义在字面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都指出海洋功能区划的实质在于以功能为标准将整片海域进行划定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区域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利用方向。通俗地说,就是按照自然特征,将海域划分为具有不同自然属性的不可再分的区块,以解决各个区块用来“做什么”的问题。[1]

在《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管理办法》中,也清楚地表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就是“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划定”,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是指为适应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依据近岸海域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结合本行政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与规划,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近岸海域按照不同的使用功能和保护目标而划定的海洋区域”。国家环保总局在对《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管理办法》的说明中,也明确“在划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时,不仅规定了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使用功能,同时也规定了其应执行的海水水质标准的类别和应达到的水质保护目标”。由此可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之间不仅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利用方向,而且还有不同的环境保护目标。也就是说,划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标准不仅仅是功能,而且还包括环境保护目标,即能满足该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功能正常发挥所必须达到的海水水质类别。

三、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之间的区别

通过对两者法律渊源的回溯和对两者含义的辨析,可以看出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之间有着诸多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

由于海洋功能区划是将海域划分为具有不同主导功能和使用范围的空间单元,所以就本质属性而言,海洋功能区划就是以功能为标准,将海洋空间资源科学、合理地划分为若干功能单元,以实现海洋空间资源在不同涉海行业间的优化配置。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虽然也将海域划分为具有不同使用功能的空间单元,但空间单元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使用功能,而在于各自的环境保护目标不同,不同的使用功能仅仅是确定空间单元环境保护目标的一个依据。在实践中,单一的海洋功能区只有单一的主导功能,而单一的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则可能有多个功能,但执行单一的环境保护目标,即执行单一的海水水质类别区。可以说,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实质上就是划分具体的、以海水水质类别为表征的环境保护目标区。

2. 两者的目的功能不同

海洋功能区划的目的就是通过划定具有主导功能和使用范围的海域空间单元,明确在该海域空间单元的海洋开发利用类型和方向,来规制各涉海行业和部门在该海域空间单元进行开发利用的随意性和自主度,正确而客观、公正地协调各涉海行业和部门在开发利用海洋空间资源和物质资源等各类资源,实现海洋资源开发最高的整体效益[2]。海洋功能区划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对海洋空间资源的科学配置与合理布局,来遏制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无序状态。这是一种横向的规制。

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目的则是通过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划分,明确各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环境保护目标,并以此来约束和限制开发利用活动中对该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可能产生影响的环境损害和污染行为,以致国家环保总局在对《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的说明中,明确“划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施国家《海水水质标准》,控制近岸海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护和改善近岸海域环境”。在实践中,它通常不会依据使用功能对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类型做出限制,所限制的恰恰是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强度。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基本功能则是通过确立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环境保护目标,规范海洋开发利用行为,来遏制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无度状态。这是一种纵向的规制。

3. 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

如前所述,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由《海洋使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得到了国家法律层面的承认。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是由《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所确立的,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对该项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是国家环保总局自行颁布的部门规章,法律层级和效力均在《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之下,因而海洋功能区划的法律地位要比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要高得多。

4. 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

既然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由法律所确立的,那么该项制度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适用于所有的涉海行业和部门,所有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都必须予以严格遵守。而部门规章是由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在本部门内具有普遍约束力[3]。因此,制定部门规章的目的是职能部门为了履行某项法律赋予自己的管理职能,通常只适用于部门系统内部,对部门系统外部则不具有拘束力。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就是环保部门为了执行海洋环境评价管理职能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一般情况下只适用于环保管理系统内部。由此可见,海洋功能区划的适用范围比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适用范围要大得多。

四、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之间的内在联系

虽然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之间存在诸多的不同,但两者也不尽是排斥与对立,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制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过程中,通常是先确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使用功能,而后依据使用功能确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环境保护目标。由于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一项由《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法律制度,适用于包括环保部门在内的所有的涉海行业和部门,这就使得海洋功能区划所确定的海域功能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环保部门在实施《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管理办法》、确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使用功能时,就必须遵从海洋功能区划,也就是说环保部门必须依据海洋功能区划所划定的某一海域的主导功能,来确定该海域的环境保护目标。海洋功能区划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取消了环保部门在制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过程中确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使用功能的自主权。虽然国家环保总局在对《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的说明中并未涉及这种自主权的合法性问题,但也认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是对海洋功能区划的深化。那种“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是海洋功能区划的一部分,两者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观点[4],笔者认为有待商榷。海洋功能区划是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前提与基础,两者之间不是包含与被包含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依据海洋功能区划来制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是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和保证。

另外,在划定海洋功能区时,除了要考虑海域的主导功能外,还要考虑到海洋功能区地理单元的相对完整性和生态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并适当考虑海域整体功能的维护,海洋产业的协调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建设[5],而生态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则意味着海洋功能区环境保护目标的相对独立性,因而从理论上来说,海洋功能区的划定范围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划定范围应该是一致的。

五、对海洋环境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海洋环境管理的实践中,所有的海洋环境管理措施其实都是围绕着环境保护目标而展开的。没有具体的环境保护目标,海洋环境管理措施就成了无源之水,显得无的放矢。具体来说,某一海域是否需要控制污染物排放,是否需要实施环境治理和修复,关键看这一海域的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足其环境保护目标,因为海域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足其环境保护目标,是评价该海域是否被污染的依据。由于海洋功能区划只是划定了各个海洋功能区的主导功能,没有明确各个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目标,而主导功能所对应的环境保护要求,又通常是一个范围,在实践中无法操作。如,在《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GB/T17108—2006)中,将港口航运区中港口区的海水水质质量定为不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类别,只是定了海水水质质量范围,但具体到某个港口区,到底应执行第几类海水水质标准,即到底是执行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还是第四类,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在海洋环境管理实践中,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主要是通过禁止在保护类的海洋功能区中实施开发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的途径,来达到保护海洋环境的目的。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由于有明确的海洋环境保护目标,恰恰弥补了海洋功能区划在海洋环境管理中的不足。可以说,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是在海洋环境管理中使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得到落实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因此,实现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的相互补充,是海洋环境管理取得实效的可靠保证。

如前所述,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源于国家环保总局的第8号总局令,一般只在环保管理系统内执行。因此,它只是海洋管理部门实施海洋环境管理,尤其是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评价管理的一项参考依据,而不是法定依据。海洋管理部门并没有必须遵守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的法定义务。然而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海洋管理部门只有借鉴和参照执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才能有效弥补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在海洋环境管理中的不足。《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赋予了海洋管理部门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和评价,以及审批海洋倾废活动、核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等多项海洋环境管理职能,而这些职能的真正落实还有待海洋管理部门在海洋功能区划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配套和完善类似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的海洋环境管理制度。

六、结束语

笔者是针对海洋环境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对海洋功能区划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模糊认识和一般误区所做的一种个人解析,尝试用个人的视角,最大限度地还原海洋功能区划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真实原貌,以求正确认识和对待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的同时,能以更加科学和客观的态度认清海洋功能区划的本质和功能,以解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所不能承受之重。同时,抛砖引玉,以期广大专家学者和管理部门的同仁能在完善海洋环境管理制度方面做更多的探求,使得海洋功能区划能在海洋环境管理制度建设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

摘要：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是我国海洋环境管理的两项基本法律制度。文章从渊源、内涵、属性、功能、地位和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多角度论述了海洋功能区划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之间的关系，并就如何指导海洋环境管理实践提出了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海洋功能区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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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同乡关系的作用、实践与意义

关键词：闻一多；实践；创作；教学

谈及对闻一多的评价，朱自清曾说过：“闻一多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唯一的爱国诗人”。爱国，是闻一多无论作为一名学生，作为一位诗人还是作为一位教师的核心精神。这种精神支撑着他的人生路径，构筑着他的诗歌创作，也导引着他的研究和教学。在这个精神支点上，闻一多走出了一条值得后世的人永远学习的路。这也是本论文核心论述的闻一多的教育教学和创作实践的互动关系对于今天的教师和学生的最大的启示意义。

一、从学生到诗人

闻一多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名诗人，除了早期的家庭熏陶外，与他在清华学校学习、留学美国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学生时代的闻一多，积极参与学校活动、感受现实生活，通过创作诗歌大胆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对祖国的情感，而这也正是他爱国精神的奠基时期。

（一）清华十年

1912年，闻一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学校期间，他主动参与了很多活动，对他影响最大的即是学生社团活动和编辑学生刊物。闻一多做过《清华学报》、《清华年报》、《清华周刊》的编辑，并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如《建设的美术》、《旅客式的学生》、《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等，这些文章多是他针对现实情状提出的尖锐批评。特殊的环境，让闻一多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衰败，使他直面现实，以爱国之心审视并指出国人和国家的弊病。期间，闻一多还参与了美术社、“美司斯”、丄社等社团的创建。1921年，闻一多又参与成立了“清华文学社”，并创作了许多白话诗，如《十一年一月二日作》、《贡臣》。其实早在1919年闻一多便已开始了白话诗的创作，写有《雨夜》、《剑匣》、《雪》、《西岸》、《二月庐》、《时间底教训》等诗。清华文学社的成立，极大的推动了闻一多的白话诗创作。除创作诗歌外，闻一多还对新诗理论进行了研究。他曾做过“诗的音节问题”研究报告，“对一般无音韵之新诗及美国新兴之自由诗加以严重之抨击。”①之后，他还撰写了《律诗底研究》一文。参与社团活动、编辑学生刊物，拓宽了闻一多的视野和活动领域，使他拥有更大的空间去实践诗歌创作、培养爱国情感。

国家的软弱落后使闻一多倍受刺激，他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爱国情感都写进了诗歌。在《雨夜》一诗里，闻一多自比孤独无助的树枝，体会着来自似暴风骤雨般的社会的压迫，难以成眠。在《二月庐》一诗中，他又吟叹到：“今天去了，明年、后年、后年以后，一年回一度的还是你嗎？”，闻一多追问燕子亦是在追问自己，赴美归来后的自己的爱国之心是否会如现在一样强烈。之后，燕子的声音又“爆裂得这样音响”、“迸出些什么压不平的古愁”，面对赴美学习和黑暗的国内现实，闻一多如燕子一般，有着自己的忧愁，却只能埋在心里难以释放。在《西岸》一诗中，闻一多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孤独。他与同伴们宛若世界的东西两岸，一为向往唯美主义，一为追求功利主义。身处复杂的时代，闻一多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心存理想，热爱国家。即使周围人的理想和灵魂已被现实的黑暗所吞噬，他也仍然保持着一份清醒，要为国家和民族努力。

在清华时期，闻一多不仅是一名学生，还是一位诗人。在参加社团活动、编辑报纸刊物时，闻一多结合所处的环境，将自己的情绪在诗歌中表达出来，初显爱国情怀。

（二）留美时期

1922年7月，闻一多离开清华赴美学习。这一时期，闻一多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被异乡民族环绕，饱受歧视，这些都刺激着闻一多，使他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的信念。

留美期间，闻一多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尽情的抒发了对祖国的思念与热爱，《红烛》诗集便是在此期间发表的。在前往美国的途中，闻一多曾写下《孤雁》一诗，把自己比作“不幸的失群的孤客”，孤独而不舍地离开故土。在《太阳吟》一诗中，闻一多又以游子的身份，向着太阳深切呼唤：“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还乡梦，又加他十二个时辰的九曲回肠”、“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烘干了小草尖头底露水，可他烘得干游子底冷泪盈眶？”，离国仅一个月，闻一多便已难掩对祖国的思念。在《忆菊》一诗中，闻一多又极力赞美了菊花，写到“我的希望之花又开得同你一样”。在他看来，菊花是“祖国底花”，而祖国则是“如花的祖国”，祖国如菊花般绚烂美好，他对祖国的感情亦如盛开的菊花那样炽烈。

这一时期，闻一多饱尝了民族歧视，这种现实体验使他的爱国之情更为浓郁、救国之心更为急迫。《红烛》一诗中，闻一多把自己比作燃烧的红烛，满是真诚的赤子之心，即使烧成灰，也不改自己的志向。他在质问红烛“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的同时，亦是在询问自己：既已决心反帝爱国，又何必伤心痛苦呢？闻一多并非在现实压力面前退缩，而是担心自己即使“蜡炬成灰泪始干”，也难以“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更难以“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闻一多一直渴望能挽救国家的危难，唤起人们的爱国之情，即使牺牲自我也不在意。他对于祖国的爱，是凌驾于个人的生命价值之上的。对于国家软弱落后的现实，闻一多既存有无奈之感，又有着大胆的批判。在《长城下之哀歌》、《红豆》、《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作品中，他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情。

美国的学习生活体验，对闻一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爱国之心，愿意以诗人的身份、诗歌的方式向世人表露传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并希望能激励国人。

二、从诗人到师长

1925年5月，闻一多回国。回国后，闻一多先后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政治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任职，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此时，他也未改自己的爱国精神。兼具诗人和教师这两重身份，闻一多借助爱国诗篇和《楚辞》等的研究讲授向学生和后世的人传递爱国之情，引导他们成为爱国之人，挽救民族危机。

在去学校任教之前，闻一多经历了五卅惨案，目睹了上海血流满地的悲惨情景并受到极大的触动。他深感民族和人民的苦难，誓要救人民于水火。不但要在现实中救人民，更要在精神上救国。之后闻一多便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洗衣歌》等诗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现实的控诉，其中《七子之歌》将被侵占的殖民地比作孩子，深情地向祖国母亲呼唤倾诉自己的想念之情，拟人比喻的手法及细腻真挚的情感令每个人动容；《我是中国人》一诗两次引用“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并将之作为开头和结尾，这种反复和强调，加深了整首诗歌的爱国主题；《洗衣歌》一诗则借以洗衣为谋生手段的华侨之口表现出了他国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侮辱，从而集中表现了闻一多对民族压迫的愤懑。闻一多1928年出版的《死水》诗集亦是他对“死水”般的社会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指责批判。作为诗人，闻一多挑起了以诗歌文化教化世人的重担，通过创作爱国诗歌，向社会传播自己的爱国之情。

9月初，闻一多受聘于艺术专门学校（原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在教书育人之外，闻一多亦不忘创作诗歌，借助诗歌表达对当时政府统治的不满，鼓励学生参与反抗活动。闻一多曾写下《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一诗传达自己对参与“三·一八”惨案的艺专学生的关切，后又写下《天安门》一诗，借人力车夫的口吻抨击北洋政府。在受聘于国立政治大学期间，闻一多又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我要回海上去》、《发现》、《一句话》、《口供》、《心跳》、《你指着太阳起誓》等一系列诗，这些诗表现了闻一多对旧军阀混战的谴责和憎恶，对下层人民苦难的生活深深的担忧。《发现》一诗，记述了闻一多在异国他乡对祖国的深切怀念、殷切希望和返回故国后的所见所感。闻一多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祖国，相比想象中强大繁荣的祖国，他难以相信眼前破败衰颓的祖国就是“我的中华”和“如花一样的祖国”。闻一多久久不能接受眼前凄惨的祖国，内心充满痛苦郁闷之情，暗自为祖国心伤难过。但祖国终究是闻一多日夜思念的母亲，他最终还是重新燃起了对祖国的爱与希望，渴望能尽自己的力量为祖国重拾辉煌。尽管是作为一名教师，闻一多也始終未忘关注校园外的世界。通过教学与现实生活结合的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导学生认识世界和社会人生，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和国家民族的命运。闻一多这一时期的诗歌都饱含着他诚挚的爱国之情以及对祖国的殷切希望，他通过教育教学和爱国诗篇向学生传递爱国之情，指导教育学生关注国家命运，自强以救国。

之后，闻一多又任教于中山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名校。在这些学校任教期间，闻一多从事了有关唐代文学、《诗经》、《楚辞》、《周易》、古文字、神话等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收获讲解传授给了学生，尤其是将《楚辞》中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传递给了学生。《楚辞》中屈原的爱国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闻一多愿将这种爱国精神通过教学和研究注入到每个学生的内心，希望自己对《楚辞》文化及精神的研究能启发后世的人，让人们谨守这种民族精神。

无论是闻一多对《楚辞》等传统文学的研究讲解，还是闻一多创作的爱国主义诗篇，都贯彻着他的爱国思想，都是他爱国精神的外在表现和客观实践。通过自己的爱国诗篇、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闻一多不仅将自己的爱国情感传递给了学生，也将其作为隐形的文化知识传给了后世的人，供后世的人学习。

闻一多无论是身处学生时代，还是在成为一名诗人、一位教师之后，都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将这些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中，教育学生、后世的人都成为爱国的人。爱国精神伴随了闻一多一生，这一精神跨越时代影响了无数的人，而这也是对当今教师和学生最大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转引自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参考文献：

[1]陈凝.闻一多传[M].民享出版社，1947，8.

[2]闻黎明.闻一多传[M].人民出版社，1992.

[3]刘兆吉.恩师辛劳永放光辉，《刘兆吉诗文选》[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刘著.闻一多[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钱理群，温儒敬，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2卷[M].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