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消费（通用14篇）
篇1：公款消费
提案
提案名称：关于取消公款消费的建议 提案人：郭亚辉
潘明 蔡澍 邓梅琢 张琪 张馨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关于取消公款消费的建议
中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广受关注，但具体规模一直没有数据。有学者提出“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2009年的行政成本占中国整个财政支出的18.6%，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中国的公款消费主要浪费在公款招待、公车滥用、公款出国、公款医疗这几方面。所以我们提议取消以上几种公款消费。
一、取消公款招待
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大吃大喝奢靡之风，但因缺乏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靠干部自律收效甚微。目前此风仍然在劲吹：住一宿几百元；吃一餐数万元；娱乐游览数千数万；有的甚至连性消费赌博也可在招待费中报销。贵阳市下属一个区政府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该区政府办一年的接待大约最少需要100箱以上的茅台，每箱12瓶，一年消耗大约是1200瓶以上。如果算上党委、人大和政协四大班子中其他三家单位，消费总量还应高于这个数字。窥一斑而知全豹，全国招待费用之高可想而知。老百姓对此十分不满。
因此建议：坚决取消机关单位招待制度与单位公款吃喝制度：上级机关干部下基层检查工作，一律以公差标准由上级单位补助；机关干部以任何名义到饭店公款吃喝，都应禁绝。
二、取消公车滥用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但民间和学者统计的数据是，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至35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元～4000亿元。两者的数据相差很大。公车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购买环节，存在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的问题。其次是使用环节，公车私用现象严重，一项调查显示，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最后是维修保养环节。权威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单位一辆公车一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车一年竟更换了40多个轮胎，也就是平均每周换一个，其中漏洞可想而知。又据报道：芬兰只有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位高官才配专车，而且只限公务私用，上下班用车属额外待遇，要照章纳税。其他部长用车必须由秘书向政府办公厅申请。如果高官多次公车私务，就会被举报暴光而问责。这一对比反差太大。
因此建议：对符合配备公车条件的干部，可自购私车，不动用公车，并每月享受一定数额的上下班交通补助。如果驾驶私车出差，可对过路费、过桥费、加油费和停车费等进行实报实销。对不符合配备公车条件的干部，根据级别发放一定的交通补贴。或者领导干部也可坐单位大轿车与普通干部一起上下班；住的分散可坐公交车，领取和普通干部一样的交通补助费。
三、取消公款旅游
公款旅游，全国已蔚成风气：北方去南方，南方去北方，出国近则新马泰，远则欧美加。多数以学习考察名义成行，而又有几多学习考察成效？对西方文明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中央明确表示不适合中国国情，是不能学的。学习借鉴西方国家财政管理制度、现代交通管理制度、选举办法等项，倒是迫切需要的，但这些只需要派相关的行政主管与专家成行就可以了，甚至不出国门只需咨询专家就可以了，需要派那么多人一批又一批出去吗？他们出去学习考察了什么，带回了什么，成绩是什么国人心知肚明。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公款出境游为部分官员提供了化公为私转移财产、赌搏嫖娼挥霍公款的机会与方便。有人还对公款出境游公民负担算了一笔账，结果是每一位中国人要为干部仅出境游就要负担160元。人民如果真正当家做主能同意吗？现在又兴起了红色旅游，公款红色游也是冠冕堂皇的。
因此建议：禁止一切形式一切名义的公款旅游。
四、取消公款医疗
目前，大部分地方大部分机关单位己经实行了建立个人医疗账户的医疗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减轻财政负担，减少浪费，效果是肯定的。但据调查，国家对三部分人群仍然保留着全额报销医疗费的制度，这三部分人群包括：离休老干部、县处级以上准高级干部、有权有钱的大机关。这种保留的弊端同样得到凸显：一是这部分人群的公费医药浪费仍然存在，有的机关每年都会为机关人员多次进行全费检查；二是改革大朝中对官员保留特权就使改革的不公正凸显，这样会大大影响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与心理预期及支持度。
因此建议：将保留全额公费医疗的单位人群与实行医改主流制度的单位并轨，想来高级干部与老干部是会支持的。制度上的平等，绝不是平均主义。否则，那么多的漂亮口号怎么让老百姓与普通职工相信呢！
目前构建和谐社会呼声正高，面对中国很多山区还依然处于温饱线上甚至极度贫困；我国社会全民医保推进极其缓慢；我国对科学技术与基础教育这两项带动全局的事业仍然投入不足；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保健三项公共福利支出只占7、9％，而政府公务支出竟占到18.6%-
24、7%；全国有超过2亿职业病患者无医疗救助；国家煤矿安全投入欠账仅国有重点煤矿就达500亿元等等等不争的事实。我们是否应该拿政府年底突击花的钱来填补这些不足呢？或许这样，那些在为自己温饱问题而走向不归路的事会少有发生；老百姓才会不会因看不起病而放弃求生机会；也不会再有人因煤矿坍塌而失去性命；政府真心为老百姓服务，老百姓才会信任政府„„
篇2：公款消费
公款消费情况自查自纠报告
为坚决纠正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吃喝问题，寺湾镇二小高度重视，对公款消费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建立了长期有效工作机制，坚决杜绝不合理支出。现将我校自查自纠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分工
学校对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项整治行动办公室，并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工作制度。
二、召开专项整治会议
召开了全校专项整治行动专题会及动员会，认真学习传达了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校党员干部思想统一，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九项规定、市委十条规定要求，要按照省委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总体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对挥霍浪费公款、社会影响很坏、群众极为反感的违规消费和公款吃喝行为，坚决予以纠正，真正做到从严从简勤俭办事，依法依规按程序办事，务实节俭进行消费和公务接待工作，有效扭转过度职务消费和公款吃喝等奢侈浪费之风，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工作长效机制。
三、自查自纠情况
根据《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我校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自查自纠。
1、整治奢侈浪费问题。通过自查自纠我校不存在利用职务消费、随意列支、盲目攀比、挥霍浪费等问题，重点自查了公务差旅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费等经费支出，不存在开支不合理规范。
2、整治公款大吃大喝问题。通过自查自纠我校没有在高档酒店、宾馆、农家乐、私人会所等场所公款吃喝的问题。
3、整治公务接待过程中的违纪违规行为。我校严格落实接待清单制度，严禁公务接待活动中超规格、超标准接待，严禁擅自扩大接待范围、增加接待项目、用公款接待甚至借各种名义变相安排公务接待等问题。
四、建立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九项规定等制度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公务接待、会议费、培训经费管理办法等制度，以制度严格规范本单位职务消费和公务接待行为。
寺湾镇二小
篇3：公款消费
一、从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角度来看
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构成, 国家工作人员用公款报销个人消费的行为属于直接消费公共财物的行为, 很多情况下公务只是一个幌子, 其实是借为公之名满足个人欲望, 假公济私, 或者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事实, 实质上是将公共财物作为自己所有的财物进行私自、直接的消费, 排除了国家机关对公款的占有, 故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所要求的排除意思;另一方面, 该种行为, 给行为人带来了物质上的利益, 而不是单纯地毁坏、隐匿公共财物, 应当评价为遵从了公共财物可能具有的用途进行了利用处分, 故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所要求的利用意思。因此, 该种行为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 应由刑法进行规制。
二、从贪污罪所保护的法益及罪刑法定原则角度来看
(一) 从贪污罪所保护的法益角度来看
贪污罪所侵犯的法益为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用公款报销个人消费的行为, 既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亦导致公共财产大量流失, 丧失了为公共事业服务的功能, 沦落为个人消费“买单”的经济来源, 此类行为完全侵犯了贪污罪所保护的法益, 应由刑法予以规制。
(二)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来看
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 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而国家工作人员用公款报销个人消费的行为客观上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将原本属于个人消费的款项, 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者其他手段, 归入以执行公务活动为名所支出的公共费用, 从而实现“公为私用”的目的, 化公为私。由此看来, 将该种行为认定为贪污罪完全没有超出刑法条文的应有之义, 具有可期待性, 不属于类推解释, 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三、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
(一) 当然解释
与将公共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直接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相比, 国家工作人员用公款报销个人消费的行为更严重地侵犯了公共财产, 因为在前者, 即非直接消费公款的情况下, 还有可能追回赃款;而在后者的情况下, 公款流动性更强, 司法机关难以甚至不可能追回赃款。根据当然解释“举轻以明重”的解释规则, 没有理由不对该种行为进行刑法规制。
(二) 体系解释
从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来看, 刑法将直接消费他人财产的行为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依照盗窃罪定罪处罚;此外, 从《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来看, 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包括无体物, 以此为盗窃对象, 行为人只能直接使用和消费, 但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不可争议地认为盗窃电力等无形物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因此非法占有目的包含直接消费, 而不限于先转移占有再利用处分。直接消费无形财物, 能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按照体系解释的规则, 对国家工作人员用公款报销个人消费的行为, 也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由刑法对此种行为进行规制, 才能保持刑法的协调和统一,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四、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
当前, 国家工作人员用公款报销个人消费现象蔚然成风, 导致公共财产大量流失, 干群关系紧张, 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司法机关应当对此种行为进行刑法规制, 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才能遏制此种不正之风, 才能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 实现刑法保护公共财产的目的。反之, 无疑给一些贪污腐败分子提供了规避刑事责任的指示明灯, 给反腐工作带来极大阻碍, 不利于实现刑法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功能。
五、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
对贪污腐败行为予以刑事打击, 是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至关重要。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 很有必要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用公款报销个人消费的行为予以刑事打击, 即将此种行为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 进而认定为贪污罪, 定罪量刑, 提高犯罪成本, 预防此类腐败犯罪。反之, 如果不将此类行为认定为贪污罪, 不利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 相反会给贪污腐败行为从法律上提供“保护伞”。这与反腐败的趋势是相悖的。
综上所述, 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用公款报销个人消费的行为认定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以贪污罪进行刑法规制具有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李峰.单位行为与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J].法制博览 (中旬刊) , 2012 (11) .
篇4：古代的公款消费
从一首童叟皆知的唐诗说起——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这位“元二”是王维的朋友、同僚，当时因公出差，目的地是安西都护府，位于今天的新疆地区。王维在渭水边上给朋友送行，当时的天气也很应景，刚刚下过一场晨雨，宾馆前的杨柳青翠欲滴，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诗人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写下这首名篇。诗中呈现的就是古代公务招待的一个场景。元二因公出差，同事送行，是人之常情，也是官场上的礼节，这种钱肯定不用自己掏腰包，单位会报
销的。
从一般花销到挥霍无度
早在唐代以前的南北朝时期，公务招待就已经形成制度了。当时有一种“迎新送故”的制度，就是说新官上任和前任离职，都要搞个欢送会，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而且，为了表示对前任的尊重，在他离职后的三年之内，以前任职的地方政府年年都要给他送点礼物，拜拜年，聊表寸心。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有人情味的，不是人一走茶就凉，要凉那也得三年后了，大家都过了心理适应期。当时的地方政府还有专人负责这事儿，职位就叫“送故主簿”。
到了隋唐时期，公务招待的制度更加健全。招待所、政府宾馆就不用说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搞起了内部食堂，最讲究的当然是中央国家机关的食堂。当时，每当举行朝会的时候，也就是皇帝接见地方的重要官员，主持召开重要会议，或者接见外国使节时，就举办宴会，招待大臣们吃一顿，叫作“朝食”。能吃上这种朝食的，都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级别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像宰相这样的高官，到专门的高级餐厅去吃，称为“堂食”，后来的食堂大概就是从这来的；级别低一些的干部则吃普通的工作餐。在唐代，这种公务招待有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叫作“公廨钱”。
到了宋代，不但中央的干部能吃上朝食，地方官也可以定期聚餐，每月一次，行政首长和幕僚，军队的将校等各级军官都可以参加。钱从哪来的？“公使钱”，其中一部分是中央财政补贴，另一部分是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而且，这笔钱有时候还花不完，有的人就拿剩下的“公使钱”投入出版事业，用来出书，流传于世的古籍中有一种版本就叫“公使库本”。
据说，南宋时有一个西南的地方官“公使钱”花得太多了，向中央财政要补贴，宋孝宗当时就气得拍了桌子。究竟花了多少钱？四十五万缗，一缗就是一千个铜板。当时要是拿来搞房地产开发的话，能盖普通住宅十三万五千间，搁现在，那就是个能容纳十几二十万人的大型社区，结果都被这个地方官给挥霍掉了，难怪皇帝要发火。
古代公务招待的名目非常多，比如升官了要招待，称之为“烧尾宴”；从虚职转入实职要请客，叫作“开印宴”；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也要喝酒庆祝，叫作“琼林宴”。一开始，这种宴会都是考生们自己凑钱办的，后来为了显示皇帝的恩宠，就由政府出钱，变成公款吃喝了。在宋代，为新科进士们举办的宴会规模盛大，皇帝也会出席，举办的地点就在皇宫御花园中的“琼林苑”，所以称之为“琼林宴”。
其他诸如官员出差，下基层视察、调研，公务招待都是难免的。通常是由政府的宾馆（“馆”）或者招待所（“驿”）来承担招待任务。从古至今，公款消费之所以居高不下，数额日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干部为了巴结上级，迎来送往，招待规格层层加码，礼品馈赠节节攀升，造成公务招待的费用不断膨胀，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明代嘉靖年间一位名叫翟銮的大臣代表皇帝去慰问边防部队官兵，这一圈转下来，收的礼物竟然装了一千辆车。
像翟銮这种钦差，地方官巴结得最卖力，公务招待的开支也是最大的。当时的通行做法是：地方财政先预支一笔钱，作为钦差的招待费用，之后再让各部门分摊。钦差来了，宴请是必须的，加起来要十几二十桌；还得有娱乐项目，比如听戏，一直折腾到凌晨才结束。光这顿饭就得花个几百两银子。要是上面来的人时间紧迫，来不及赴宴，那就要把筵席的费用折算成现钱送过去，叫作“折席”，另外车马费、土特产之类的馈赠也是不能少的。
铺张浪费与公事公办
有一次，明代的名臣张居正因故返乡，对于这位位高权重的大人，这一路的招待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张居正是个“吃货”，所以，他的车驾每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就会准备上百道美食供他享用。也不知道是饭菜不对胃口，还是旅途劳顿、胃口不好，就算是满桌的山珍海味，张居正仍然感叹没有下筷子的地方。
这一天，张居正经过真定（今河北正定），当地的知府钱普祖籍无锡，擅长做家乡菜。吃了这位知府大人亲自下厨做的家乡菜，张居正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总算吃上一顿饱饭了”。这位钱知府不仅厨艺高超，溜须拍马的本领更是高人一筹。他还为张居正特别设计制造了一辆“豪华座驾”，比现在的豪车一点也不逊色。这顶特制的轿子光门就有好几层，轿子里有寝室，两边还有亭子，各配一个“人力风扇”，就是有两人专门在亭子里摇扇子。抬轿子的轿夫要32个——要说这张居正也真敢坐，皇帝的轿子才16个人抬，也不怕犯忌讳。
相比之下，他的政敌高拱回乡的时候就凄惨多了。高拱被张居正打败之后，皇帝勒令他立即告老还乡，并让锦衣卫押着他出了北京。落到这步田地，自然别想沿途有人接待了，高老是坐着一辆牛车回老家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随波逐流，敢于坚持原则、不搞超标准接待的也有，当然是极个别的，比如与包拯齐名的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另类。他在浙江淳安当县令的时候，在公务接待的问题上就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事。一般情况下，公务招待，包括伙食费、车马费，总计花费不过五六两银子；重要干部，在这个标准上增加点蔬菜，再来只鹅，来条火腿。别人要花几百两银子才能搞定的事情，到他手里大幅缩水，公事公办。
一次，一个“重量级”官二代——节制浙江、福建等地军务的总督胡宗宪的儿子从淳安路过，淳安县驿丞（相当于今天的政府招待所所长）按照海瑞的吩咐，依照规定标准招待他。这个胡公子山珍海味吃惯了，哪见过这种清汤寡水的宴席，觉得这个驿丞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指使手下把他捆起来，吊在了房梁上。海瑞闻讯赶来，胡公子本想借老爹的威风压一压海瑞，没想到，海瑞根本不吃这一套，当场就把官二代给扣押了，还送信给胡宗宪说：您多次强调不许挥霍浪费，公务接待不能超标准，现在，有人假冒您的儿子骗吃骗喝，被我抓住了，您看该怎么办？胡宗宪被他搞得哭笑不得，拿他真没办法。
这样一来，谁也不愿意到海瑞的管片儿来了。到了该提拔的时候，也没他什么事儿，不过是换个地方继续当县令，算是平调，而且是调到了经济发展水平更加落后的地方，从浙江换到了江西。
古代治理公款消费的措施
古代的当权者也认识到了公款消费恶性膨胀造成的危害，不但让国家财政收入大量流失，被官员们挥霍浪费、中饱私囊，而且地方官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导致民怨沸腾，威胁政权稳定。汉景帝就曾经颁布禁令，严打官员“下基层”接受宴请、公款吃喝之风。如果发现了，马上撤职。大家觉得这种处罚太重了，到了地方，跟同僚们一起吃个饭，是人之常情，因为这点事儿就撤职，那太不近人情了。于是，汉景帝出台了新的规定，想吃可以，但吃完了要自己出餐费，赔偿国家财政的损失。
对于招待所和宾馆，汉代也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因公出差的时候，要到驿站食宿，必须有介绍信，按照级别高低享受不同的待遇，级别高的，吃饭的时候可以有酒有肉；级别低的，肉减量，酒没有。
宋代，因公出差的人员食宿有统一的标准，吃饭要拿就餐券，叫作“券食”，按照规定的标准用餐。超过了标准，或者私自接受地方政府的宴请，那是要依法治罪的。对于那些公款吃喝又寻欢作乐的，更是严惩不贷。台州知州唐仲友宴请自己的亲属，包括老丈人、小舅子之类的，宴会持续了一个月，花一个铜板都要报销，还招妓、嫖娼，被大学者朱熹给举报了。
草根皇帝朱元璋是铁腕反腐的，对于公务招待这块卡得也很严。如果不是办理军国大事的人，各地政府招待所是不能招待的。至于公车，也就是驿站的马匹、船只，不能随便动用，必须符合《应合给驿条例》的规定。历朝历代出台的治理公款消费的措施不可谓不多不全，但真正要扭转这种官场陋习，铲除公款消费的痼疾，还是要看当政者的决心和魄力。再严格的制度还是要靠人来执行，只要领导人的决心、魄力足够大，手段足够硬，铺张浪费的歪风邪气还是能刹住的。明代的吏治在开国初期之所以比较清明，跟朱元璋这位铁腕皇帝的反腐决心和力度分不开。
篇5：公款消费
自查报告
根据驻马店市纪委《关于全市开展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集中排查政治工作的通知》（驻纪发（2017）11号）通知及上级领导的要求，现将自查报告汇报如下：
一、认真学习，提高认识。通过学习各级领导一系列规定，充分认识到勤俭节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严肃性，思想认识有了提高。
二、认真查摆，找准问题。通过对照检查，我校属于新建学校，校园大，学生少，教师多，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不存在公款消费高级白酒、公款吃请等挥霍浪费问题。
三、完善制度，狠抓落实。依据《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票据使用和手续办理，把制度落到实处。
西平县第六中学
篇6：公款消费
公务支出有了刚性约束
本报讯 公务支出尤其是“三公消费”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我省率先在公务支出监管制度化上迈出新的步伐，日前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公务支出公款消费审计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大对公务支出、公款消费的审计力度，进一步扎紧“三公消费”监督的“篱笆”。5年内全省所有行政事业单位至少审计一次，最终达到全覆盖。
《意见》明确了公务支出审计的7项重点内容，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公务支出预算编制和执行总体情况、“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节庆及形象宣传活动等、党政机关办公楼费用支出、专项资金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规范津补贴。
今后，有无超预算、超标准支出；有无挤占挪用专项经费，随意改变专项资金用途；有无向企事业单位转嫁、摊派和报销费用；有无虚列支出、虚开发票、使用假发票报销等手段套取财政资金问题；有无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编制管理规定、配备使用标准；有无超标准豪华装修、超标准占用办公楼、超标准购置办公设施等问题，都将成为公务支出审计的重点。
此外，《意见》还明确建立通报制度，审计机关要在每年年末召开审计情况通报会，通报当对公务支出审计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审计机关将结合部门预算公开、“三公经费”公开工作，逐步公开公务支出情况审计结果。
篇7：公款消费
近日，樊至光院长、张平副院长、院务委员曾国平和计财处处长孙志芳分别参加了市教育局、市总工会、市纪委和市财局组织召开的广州市隐蔽违规公款消费自查自纠工作会议。各会议均通报了2013年3-11月以来，市属预算单位违规私设“小金库”调查情况，布置了广州市治理违规公款消费自查自纠专项清理工作。
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在6月30日下午的党员干部大会上，部署学院各部门（包括各经济独立核算部门）按照广州市纪委对专项清理工作要求开展自查自纠。会议对治理工作的对象、范围和工作程序做了明确规定。学院自查自纠工作由纪检监督，计财处负责组织具体工作，并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如实填报广州市治理违规公款消费自查自纠申报表。
篇8：公款·税款·缴税·交税
“我们已经达成契约在这个共同体里交税”，这是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表达，她认为法律的本质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导而不是强制制裁，最好把法律看成集体的契约。具体到“交税”，阿伦特强调的关键词是“达成契约”。
李炜光教授在他的《李炜光说财税》一书中，不仅说到汉娜·阿伦特的“交税法律观”，还以很大的篇幅讲述了“惊心动魄的财政史”：法国大革命正是财政、税制的改革点燃了“干柴烈火”，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最终被送上断头台;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与财政危机相关;解放战争的奇观是“小车推出来”的胜利，军事财政的动员延伸到每个村庄……
李炜光被誉为中国最具思想力的财政学者之一，他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财政税收对一国的兴衰、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决定性作用。
2011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人物”版报道了李炜光，《替纳税人说话，替鸡蛋撞墙》的标题颇有意思。报道开头说：《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贾宝兰艰难地穿过挤满人的过道，只能踮起脚尖眺望;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韦森搬了一把折叠椅坐在一旁微笑聆听;许多正在看书的人也被主讲者的声音所吸引，纷纷驻足……他们这是在北京三联书店的角落里，听李炜光的一堂财政课。
李炜光是个财政学者，却并不喜欢财政学。他文字犀利，被称为“最早唤醒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启蒙声音”。生活中，他却是个温文尔雅、从不会和人“闹红脸”的老好人。他说，是时代把他推到了浪尖上……
一看到李炜光三个字就很亲切，我不仅买了《李炜光说财税》一书，还听过他的讲座。
作为杭州市政协委员，我常常去听政协组织的讲座，这当然是一种学习和吸收。李教授的这次讲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受益匪浅。李炜光所思考的财税问题，既宏大又贴近：为什么说财政是惊心动魄的?我国宪法在税收问题上有什么明显的欠缺?纳税人应当拥有哪些基本权利?国家应该怎样征税?分税制是咋回事?税收怎样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为什么减税应当成为国策?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在哪里?确实，懂财政才能懂中国。
“应该把‘公款’叫‘税款’”，这本来是一种常识，可我们总是习惯于说“反正是公家的钱，管它呢”，其实那都是纳税人的钱，都是你我的钱。“公款”与“税款”一字之差，性质有很大不同。那么，是“缴税”还是“交税”呢?哪个字更能准确地阐释纳税人与国家的法律关系?李炜光教授在书中对“缴税”与“交税”中的“缴”和“交”字作了生动的阐述，他说：
查《辞海》，缴、交的意思非常接近，都是交纳、给付的意思。但“缴”总让我想起“缴枪不杀”来。“缴”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交”则显得更平等，也平和一些。而我在前面已反复强调，税收法律关系的双方本来应该是平等的。……相比较而言，我主张用“交税”，而不是“缴税”这个词。
在法律条文中, 看起来“缴税”比“交税”更规范, 但从国民主权的高度上看却并非如此。在李炜光看来:“交税”应是纳税人作为国家主人行使主权的行为;而“缴”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用“缴”与“税”搭配, 虽然表现了税收具有法律性、强制性的一面, 但却遮蔽了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地位平等的根本关系。
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这是连年巨幅增长结下的果实——闹金融危机的年份，我国税收收入都照样高速增长;一些地方土地出让的收入，也高得让人咋舌。难怪老外们感叹：中国政府太有钱了!财政的钱实在多，到了年底为把钱花出去的“突击花钱”都成了问题。可是，手中握着收来的钱的人，从来是不觉得钱多的。不久前财政部就老调重弹：中国土地收入增长较快与地方财政困难程度无关;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税负痛苦指数”之说并不科学;坚决制止各地财政“年底突击花钱”云云。——突击也罢，不突击也罢，最后反正钱都被花掉了。
税收只讲“来龙”，很少讲“去脉”，政府花钱越朦胧，过程也就越舒服。预决算从来就是一个问题。李炜光教授呼吁修改《预算法》，对官员所谓的“人大代表不专业，看不懂预算”，他的批评既犀利又形象：“打油的钱不能买醋，买醋的钱不能买菜，把这么点事说清楚在谁家会是难事?如果你想让他看懂，他就能看懂;如果不想让他看懂，他就一辈子也看不懂。”在《李炜光说财税》中，专门有一章说的是《预算民主：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
预算通常被人们称为“国家的钱袋子”，预算权的归属问题是一个国家所有政治经济事务中最重要的问题，本质上是人民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约束。现代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奉行预算民主的原则，其基本特征是议会对预算实施严格的外部控制。……是议会而不是政府拥有对预算的控制权。议会依据宪法保留专属于自己的财政预算的立法权力, 其他政治主体不得与议会共享这种权力, 除非议会自己愿意将一些具体和细微的立法问题授权给政府或其他机构, 而且这种授权也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之内进行。议会之所以首先和必须拥有预算权力, 是因为国家必须妥善解决自己与人民之间的财产关系问题, 是一国最重要的宪法关系。
在我看来, 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延伸, 是一件很难的事。当权力膨胀, 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珍惜, 无论多寡也都会被看成是“小钱”。新近一则新闻很能说明问题:广西临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副局长李富得, 醉酒驾公车交通肇事, 撞伤一对父子, 其父被撞成植物人, 县财政“借款”133万多元给县住建局, 帮该副局长“埋单”, 借款迄今未还……人家哪里会把“公款”说成“税款”, 不变成“私款”就很好啦。
不同的制度环境, 不同的吏治权力, 不同的财政税收, 不同的花钱方式与路径, 不同的花钱效果——国民福利是大大不同的。税赋沉重、效果不良, 必然导致积怨深重。那么, 这个时候有李炜光这样的学者出来“替纳税人说话, 替鸡蛋撞墙”, 就尤为可贵。
篇9：香港如何管住公款消费
管住吃喝和旅行
香港经过英国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对公务员的各项管理制度已经从形成到发展，逐步走向成熟。最新数字显示，至2011年3月底，香港共有约16.66万名公务员，预计到2012年3月底，公务员职位总数将增至16.82万个。
作为全港最大的“雇主”，香港政府管理着这近17万员工。虽然有近6000亿港元（1港元约合0.81元人民币）的财政储备，特区政府对于公务消费的控制仍然十分严格。目前，有《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公务员（纪律）规例》和《公务员事务规例》3份文件，规范公务员的录用、薪酬、福利津贴等事项。
2011年5月，港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出席立法会会议时，首次披露过去3年香港公务员宴会开支的账单明细。从2008年到2010年，港府用于宴请的公款只有600多万港元。原来，香港公务员出差以及其他公干时，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事务规例》。根据这一条例，公干期间公务人员的开支，包括住宿、膳食、洗衣、应酬、交通、零用杂费等，一律由公务员从已经领取的膳宿津贴中自行支付，不再报账。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比如，出发当天在香港的饮食等费用一律不计算在内；而部门首长的津贴以及任何人超额支出，必须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审批。
在吃饭方面规定也比较细。根据有关规定，公务午宴及晚宴的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港元及450港元； 每一笔招待费的清单上，主人和客人的人数都得一清二楚。有些部门还出台自己的规定，比如2010年底，香港环境保护署向各下属局及部门发出内部指令，鼓励在公费举办的中式宴会上，点菜不超过6道，吃剩的饭菜必须按规定打包带走，否则视为浪费。
这些规定不仅仅适用于普通公务员，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也不例外。前段时间公布的一份曾荫权的外访开支记录上记载着：2007年11月底至2010年10月，3年外访40余次，支出98.7万港元，其中，赴上海世博会参加“香港活动周”开幕仪式等6次活动都是当天往返。记录中还写着：“行政长官赴美休假期间顺道出席活动，机票自理。”据悉，这样“顺便”公务的案例不止一次，“自理”交通费共约1.86万港元。
公务用车规定多
在办公用品开支上，香港政府也是限制重重。比如，按照有关规定，港府办公室地毯的使用年份不少于6年才可以更换，办公室内墙粉刷不少于4年才可以翻新。所以，走进香港的行政机关，很少见到金碧辉煌的崭新大楼，许多是老式的房屋，屋内摆设和布局也常常是数年不变。
对公务员的用车规定也非常明晰。香港近17万名的公务员拥有不到7000辆公务车，这些车辆的采购、分配、使用由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下属的物流服务署统一负责，形成了一个权责明确、精干高效的政府车辆管理体系，想公车私用，报批手续相当复杂，基本难以实现。在香港，也只有20多名政府高层拥有专用公务车，而且，这些车的车号完全被媒体掌握，随时随地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
对此，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曾有机会体验过。有一次，记者到一个十分偏远的中学采访，当天只有记者一个人到场。活动结束后，记者正往门口方向走，时任教育署署长的张建宗也正好坐专车准备离校，便邀请记者一同坐车离开。上车后，记者正准备向张建宗道谢，他却先一步严肃地对记者解释：“有必要事先跟您说一下，这次我请您跟我一起坐车，是因为这里的交通实在不方便，我才破例带上您。这中间并没有涉及任何的利益关系，希望您能明白。”他还告诉记者，平时如果他不在车上，就算是其家人，也不能坐他的这部专车，以防止公车私用，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此外，港府公务员以公职身份出席某些场合获得的礼物，都被视为部门利益，不能被据为己有。某某日获赠一件摆设，某某日获赠一本书，某某日获赠一幅书法……行政长官每月收受的公务礼品都会公布在相关网站上，公众可任意查询。
从源头上管起来
香港鲜见以任何理由挥霍公款有一个政策背景，就是香港政府在编制公务开支预算时细致入微，必须得过三大“关口”，不给过度开支留下任何“暗门”。
第一关是香港立法会。作为政府开支的把关人，立法会要对每年的年度預算进行严格的质询和审核。2011年初，香港媒体披露曾荫权外出访问的明细账单，统计精确到了每一港元，详细记载曾荫权在出访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机票费用及其它开支情况，这都是按立法会的要求而做，以“确保每分每毫公款都被善用于社会”。
第二关是民众和媒体。在财政预算制定的过程中，政府须向社会与民众汇报阶段性进展，民众觉得哪里有质疑或不合理，政府要给出解释，再根据民众反馈修改，如此往复。每年3月，香港财政司司长会宣读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政府部门添置座椅或者更换灯泡的支出，都会列在其中，以便让议员更好审核，公众更好监督。此外，财政司司长一般会在某日上午11点左右宣读预算案，但政府允许记者当天上午9点就可以拿到预算案的文本。于是，很多记者拿着文件，一边听报告，一边仔细审阅，在每项开支里“挑毛病”。
第三关是审计署。预算案经立法会审批通过之后，实施过程中还要由香港审计署负责审计。审计署通常会每年两次披露其审计结果，供所有市民阅读。以前有这样的案例：香港某政府部门曾为两任前负责人举行饯别晚宴，第一次人均支出750港元，第二次人均支出650港元。审计署认为这不符合香港财政“适度和保守”的原则，要求两位前负责人退还相关款项。
当然，香港政府的公费支出管理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负责审计的审计署毕竟也是一个官僚管理的监管机构。记者尝试翻阅审计署过去的报告，发现不少报告的建议多年来都没有执行，也有一些政府部门利用公务之便去钻法规的空子，挥霍了不少公款。也许，从人性弱点看，没有谁不想奢侈消费。但只要制度设计严密、执行严格、监管严厉，人性的弱点就没法释放出来，所谓的公款吃喝难题也能得到化解、预防。从这个层面说，港府管理上的一些经验还是值得借鉴。
篇10：公款消费
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确保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按照《全市开展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集中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工作要求，县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迅速行动，狠抓落实，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排查，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全市开展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集中排查整治工作方案》下发后县高度重视，书记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县干部统一思想，按照市工作方案，抓好落实，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认真排查,集中整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同时要求在县各单位大力倡导勤俭节约之风，多措并举制止奢侈浪费，杜绝“四风”反弹，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的自觉性。
二、对照方案，开展检查
一是组织协调工商、国税、地税、财政、审计、商务、等部门成立两个高档白酒专项检查组，一组通过检查发货单、超市发票，另一组通过核查账目、检查接待情况对违规购买高档白酒进行摸排检查。二是成立检查组，对违规公款吃喝、违规公务接待等内容开展蹲点式和拉网式 暗访排查，坚决防止违规吃喝等“四风”问题反弹，营造全县风清气正的政务环境。畅通举报途径。在手机报、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和公开栏上公布举报电话、举报邮箱箱及受理范围，接受群众监督举报。
三、快查快办、从严查处
篇11：公款消费
消费问题专项整治”自查的报告
按照《关于XX农商行开展2015年“五项专项整治”的方案》文件要求，办公室重点对2014年10月1日以来内部食堂、培训中心公款消费情况进行了自查自纠。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认真学习
7月22日，召开“五项专项整治”动员会后，办公室立即组织员工以及所有后勤人员对文件精神进行传达学习，对内部食堂公款消费相关规定予以规范和重申，并对自查自纠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进一步提高办公室人员的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找准问题，开展自查
我行内部食堂分机关食堂和农区网点食堂，均不对外营业。机关食堂的职能是为机关人员、城区网点人员提供工作餐，以及负责公务接待配餐（包括行内会议参会人员就餐、上级行社来访人员就餐、监管部门检查人员就餐以及其他公务活动配餐）；农区网点食堂的职能是为农区网点员工提供工作餐以及县行机关部室来访人员就餐。为确保“内部食堂、培训中心违规公款消费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有效开展，办公室结合工作实际，逐项对照检查，认真开展自查，基本情况如下： 1.严格食堂就餐管理。我行内部食堂坚持双人采购食品，定额标准配餐，工作餐以时蔬家常菜为主，未提供超标准的菜肴和高档香烟酒水。经自查，2014年至今，均未收取职工就餐费。期间因工作需要有接待对象时，由办公室根据人数出具配餐单，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安排工作餐。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时，陪餐人数未超过3人；超过10人时，陪餐人数未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2.严格公务宴请管理。我行制定了公务接待管理制度，所有公务接待由办公室统筹管理，实行对口接待和事前审批制度，严格执行先审批后接待的程序。公务接待基本没有安排宴请，但我行要维护与中小微企业、系统大户、黄金客户等的友好往来关系，确实有公务宴请需要，但宴请标准均由主要领导审批，报办公室安排，且均能严格按照宴请费用开支和陪餐人数标准执行。公务活动结束后，我行要求接待部门如实填写了包括接待对象单位、姓名、职务以及活动项目、时间、场所、费用等内容的接待清单，并由相关负责人审签。
3.严格工作日就餐管理。我行注重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严格执行《机关食堂管理制度》，认真落实禁止工作日午餐饮酒的规定，未饮用各种酒类或含有酒精的饮品，商务接待等特殊活动除外。
4.严格公务用车管理。我行公务车辆实行专人驾驶，办公室统一调配的原则。未出现非公务擅自调用车辆的现象。5.严格培训中心管理。我行XXX培训中心已于2012年停用，因此不存在利用培训中心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送礼、公款娱乐、违规发放钱物等问题。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我行在内部食堂、培训中心公款消费方面未出现大的问题，但与纪委的要求，与上级行社领导的期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经过认真自查，主要表现在：一是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待加强；二是落实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细节管理有待加强；三是职工就餐费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四是在同城吃请方面要尽量压缩，减少费用开支。
四、下一步打算
在今后的工作中，办公室将按照省纪委以及上级行社要求，强化工作措施，落实工作责任。一是加强教育管理。通过宣传教育引导，提升干部职工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思想认识，形成勤政廉政、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二是完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公务接待和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审批审批程序。三是抓好贯彻落实。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党中央、省纪委和上级行社相关规定，从细节上贯彻落实，勤俭节约，精细管理。
篇12：公款消费
集中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根据总公司、炼化公司通知精神，为严防违规公款吃喝送礼等“四风”问题反弹，进一步巩固纠正“四风”成果，拟开展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范围
2017年1月1日以后。
二、有关标准
原则上按照每瓶白酒（不超过500ml）价格超过500元人民币的标准。
三、重点事项
本次集中排查，重点针对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问题进行整治。同时，对发现的违规购买消费其他高档酒水及香烟等“四风”反弹问题一并列入排查范围，对存在的问题要限期整改。
四、排查方式
在各单位、部门全面自查自纠的基础上，集团公司组织专项检查，随机抽查公务接待台账、报销票据，同时，畅通举报渠道，坚决纠正“四风”隐形问题。
五、工作要求
1.各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自查工作要底数清、情况明、数字准。排查过程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负面影响和舆论炒作。认真抓好问题整改，对问题较轻的，要督促及时纠正整改；对问题严重的，要严肃查处和问责。9月初，集团公司将组织专项检查，对工作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并追究相关领导人员责任。
2.各单位、部门自查自纠情况要形成书面报告并完善统计报表（见附件1-3），8月25日前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送至集团公司办公室。
联系人：闫国辉
联系电话：329900
附件：1.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问题统计表
2.违规公款购买消费其他高档酒水、香烟等“四风”问题统计表
3.集中排查整治违规购买消费高档白酒等“四风”问题统计表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篇13：国企老总输光五千万公款
东窗事发:普通国企巨亏5个亿
2009年5月初,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接到广州市岭南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举报, 称其下属外轮公司在由肖先敏担任董事长期间, 财务管理状况混乱, 资金亏损累计达5亿多元。
然而, 调查并未发现肖先敏有巨额存款和不良记录。据办案人员邓永成回忆, 有人举报肖先敏经常与一些国企老总打麻将赌钱, 又常出入澳门赌场。办案人员立即赶赴出入境管理中心查询肖先敏的出入境记录, 发现他从1998年开始, 从珠海拱北口岸 (进出澳门的陆路口岸) 出入境总计41次。外轮公司与境外公司并无多少业务往来, 境外公务活动很少。办案人员判断, 肖先敏极可能是赴澳门赌场赌博, 而其正常的收入显然无法支撑如此频繁的赌博活动, 他极可能动用了公款作为赌资。专案组迅速着手清查外轮公司历年来资金的流向, 发现它几年来对一系列无业务往来的公司进行了频繁且巨额的资金流出, 在账面是“业务款”, 但却从未见对方公司的财务凭证和相应的货品拨付。每一笔可疑资金的流出都在肖先敏从拱北海关出入境时间的数天或数周后, 对照起来一一吻合。
全力侦破:洗钱公司成突破口
去年6月14日, 荔湾区检察院对肖先敏正式立案侦查。一开始, 肖先敏对关于公司账面资金缺口的疑点询问遮遮掩掩, 反复以“个人财会知识薄弱, 纪律意识不强, 管理混乱”来推搪。在办案人员越来越强大的问话攻势下, 肖先敏开始交代部分违法违纪事实, 称其平时就有打麻将等赌博恶习, 有时玩得大输了钱, 就挪用公司资金偿还赌债。而当被问及赌博的时间、场地、金额及其去向等细节时, 却不能自圆其说。
办案人员随后在网上查找与外轮公司有大量资金往来的可疑公司的相关信息发现, 普宁市令煌贸易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曾在2003年被卷入贵州国企职员文永军挪用公款1800余万元赌博一案, 被确定为洗钱公司。这则信息对案件的突破极其重要, 专案组迅速派员远赴贵州省调查取证。
调查中, 当年涉案企业的出纳员文永军向办案人员证实, 令煌公司珠海分公司是澳门“叠码仔” (卖赌博筹码收取高利息人员) 为掩人耳目所设立的空壳公司, 确是“洗钱”账户。面对办案人员出示的有关令煌公司珠海分公司的证词, 以及频繁的出入境记录和巨额的资金流出凭证, 肖先敏只好无奈地放弃负隅抵抗, 陆续将自己惊人的犯罪事实全盘交代。
自做“庄家”:国有企业变赌场
1998年, 肖先敏受任外轮公司董事长职务。在改制和失去政策优惠后, 这家曾控制广州所有外贸进出港轮船副食品供应的企业已逐渐陷入亏损。
肖先敏生性好赌, 上任后不是努力工作, 挽救本已千疮百孔的公司, 而是整天与公司里部分员工赌球、“斗牛牛”及打麻将等。后来, 肖先敏发现公司内部分员工开始沉迷于地下“六合彩”赌博, 许多“六合彩”庄家赚得盆满钵满让他看红了眼, 于是他也在公司内部组织有赌博恶习的员工投注“六合彩”, 由其亲自做庄, 并由公司财务副总监江永炽负责记账。结果, 外轮公司上至董事长、下至司机勤务, 参赌者众多。
肖先敏原本打起的如意算盘是庄家肯定稳赚, 顺便也让属下员工尝点甜头。但事与愿违, 肖先敏连同部分员工做庄地下“六合彩”仅6个月, 就输掉了人民币36.3万元。见此, 肖先敏便串通江永炽等人, 先后七次以“业务急需”等名义挪用公司36.3万元资金来填补“六合彩”赌债。这些账目资金缺口, 直到1999年11月, 才被肖先敏用赌博赢回的钱补平。
后来, 这种“小打小闹”已无法满足肖先敏的赌欲, 他开始涉足境外赌博, 澳门发达的博彩业为其提供了豪赌的天堂。
经算命先生“指点”赴澳门狂赌
1998年年底, 肖先敏认识了一名算命先生, 并请那算命先生为他算了一卦。结果令肖先敏喜出望外, 算命先生算定他有“横财运”, “横财从何而来, 就要靠赌, 而且要赌大, 去澳门赌”。这位“大师”告诉肖先敏, 只要按照他事先算好的时辰进入指定的赌场, 肖便能只赢不赔, 大发横财。
从1999年元旦起, 肖先敏开始按照“大师”所算的时间、地点频繁赴澳门葡京、金碧、皇冠等赌场赌博。开始时, 肖先敏在赌场接连“开和”, 最多的时候共赢了2000多万元。随着赌欲的加重和赌额的加大, 肖先敏被赌场的“叠码仔”区某勾搭上。为了方便大额赌资的出入境, 让肖先敏可以放开手脚把赌额加大, 区某向他开出丰厚条件:约定肖每次赴赌前与区商定好赌款数额, 由他们在境外提供筹码, 如果肖赢钱, 由他们办妥兑现手续, 输钱的话, 肖可以回大陆后再筹钱还赌债。
在肖先敏看来, “叠码仔”的出现无疑是送钱上门, 只要他继续遵照“大师”的吩咐去赌, 想不赢都不行, 况且也免去了他无法携带大量现金的不便, 可以赌得更大。
深陷赌潭:近四千万元公款未追回
所谓“十赌九输”, 1999年下半年起, 肖先敏的“手气”急转直下, 不仅之前赢回来的钱转眼就输了精光, 还欠下“叠码仔”不少赌本。据肖先敏回忆, 最多的一次他竟狂输了港币600多万元。巨额的赌债让肖先敏日夜如坐针毡, 为偿还赌债和翻本, 他便又打起了外轮公司公款的主意。
外轮公司财务制度的松散, 加之肖在公司事务上一贯的专横独裁, 同时其与财务副总监江永炽“赌友”的特殊关系, 使得其违法违规划拨公司资金变得易如反掌。从1999年12月至2003年7月, 肖先敏在澳门输钱之后, 数十次指使江永炽以“往来款”的名义付往“叠码仔”指定的各个地下钱庄账号;或者在外轮公司收取业务单位支票后, 指使江永炽不入账, 直接转往地下钱庄账号。这些资金在外轮公司的账目上均以业务款挂账的形式处理, 而实际上却被用于了填补赌债窟窿。于是, 外轮公司的公款像流水一样流失境外。肖先敏先后四十余次挪用公款5000多万元用于偿还个人欠下的巨额赌债, 截至案发后仍有3965.9万元未予归还。
篇14：禁令下的公款消费报销“潜规则”
自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以来，公款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然而，笔者通过采访和实地走访发现，当前在发票上做文章、利用发票进行公款消费的公职人员、国企管理人员仍不在少数，发票也上演了形形色色的“变形记”：
“变形”一：巧立名目。一些单位或个人消费的款项不能通过财务制度报销，于是采用开具礼品、食品、耗材等类型发票的方式报销。
在北京一家大型商场的售卡处，当笔者询问开什么类型发票最多时，工作人员说：“每家单位需求不一样，客人要求开什么就开什么，只要商场有卖的。”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介绍，一些餐饮单位还会与一些小的办公用品公司、文具店“合作”，以稍高于营业税的金额购买办公用品发票提供给客户。据他们办案发现，少数高端会所甚至直接注册几个“皮包公司”，专门用作开发票。
“变形”二：化整为零。据一位公务员透露，当消费金额过大时，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或超标准消费，通常会采取开具多张小额发票的方式进行报销。而为客户分割大额发票也成了部分餐饮业主招徕生意和少数行政事业单位逃避监管的奇招妙术。今年“五一”期间，笔者探访北京市怀柔区多家“农家乐”，生意十分火爆，一位“农家乐”老板告诉笔者，他们可以开具多张面额低于1000元的發票，有的单位集体组织活动，就是冲着这来的。
“变形”三：空手套白狼。发票是单位采购报销的唯一凭证，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开单位想要的发票。于是，专门以收集倒卖发票为工作的“职业”应运而生。据了解，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报销的需要，专门向“黄牛党”购买各种各样的发票，然后利用这些“虚假发票”套取现金。
“办公用品”：没人愿意捅破的“窗户纸”
尽管中央执行“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力度空前，然而一些受访的基层干部表示，这些“禁令”往往只对单位中层以下的干部管用，一些单位“一把手”的公务消费报销仍有“门道”。
华北地区某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小李深受领导信任，每次出门都带着他。小李说：“其实领导们在哪吃饭都不重要，领导外出消费的开销，最终都以办公用品名义入账。”
2013年以来，一些部门、单位餐费都大幅下降，财政预算却没有明显减少，那么节省的钱都去哪里了？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将餐费报销成了办公用品，这层窗户纸大家都不愿意捅破。
小李介绍，一个县下属单位如果每年办公用品的消耗就达100多万元，这肯定是不正常的。例如，某单位的负责人以“为领导办事”为名，直接让会计准备10万元现金，最终都是以办公用品的名义入账。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各种变着花样的公款吃喝、领导出国消费，甚至在招商过程中的因私花费，最终都是要入账报销的，大部分都归为“办公用品”。因为在单位或部门，办公用品的消耗是没人查的，这是单位或部门的“潜规则”。
一位驻北京的财政专员告诉笔者，公务经费有明确科目，超出了就不给报。按规定，发票报销应附上消费明细，如办公用品究竟是多少纸、多少笔等，但现实中落实很不到位，给这种“偷梁换柱”的潜规则留下了操作空间。
管住发票，问责需要加大力度
虚假发票的横行，为少数人侵吞国家资产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海南省儋州市原市委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利用职务便利，将公款报销作为敛财手段，在儋州市任职4年多，公款消费报销共计404.94万元，仅2012年10月26日至29日的4天时间，就报销了6.7万元的住宿费和8.6万元的餐费。
海南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代红说，一些公务人员使用虚假发票进行报销，就是一种隐性腐败行为。“权晓辉之所以能通过报销的方式敛财，就是因为权力太大，而对权力的监管又不到位。”她说，要管住发票腐败，关键在于问责和监管。一旦出现问题，经手的单位负责人和财务人员应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驻北京的财政专员则指出，在追究违法违规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的同时，执法还应做到“违法必究”，不能查出100个单位只处罚10个，这样就总会有人抱有侥幸。“制度、法律的威慑力不仅在于严，还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一些餐饮企业、商场、超市等为发票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也应依法追责。代红表示，虚假发票涉及税务、工商等多个部门，如果都不管，听之任之，虚假发票就会泛滥成灾。相关部门应建立联动的监管机制，加强日常稽查和信息共享，对“问题企业”监管不力的要严格问责。“只有在制度、压力之下，才会守住我们的钱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