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后诗歌（精选11篇）
篇1：半个世纪以后诗歌
半个世纪诗歌
当唱着动听的歌谣在舞台上歌唱时，
会不由自主的展现出自己的感情，
那半个世纪是光阴的历程，是时间的动脉。
当流水哗啦啦的流动时，
这就说明流水也在一天天过去，
那半个世纪是历史的见证，是美丽的.存在。
当梦在我眼前飞过时，
可以见证的是我热爱梦中画，多么美丽啊，
那半世纪就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篇2：半个世纪以后诗歌
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
引言:“翻番”与问题 新中国50多年,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业主产品供需基本可以保证总量平衡.大多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在人口增长翻番、人均耕地面积相应减少了一半的.情况下,仍实现了粮食产量翻番:分别从1949年的410亿斤/4.5亿人,增加到近年来的1万亿斤/12.6亿人.
作 者：温铁军 作者单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杂志主编刊 名：北方经济英文刊名：NORTHERN ECONOMY年，卷(期)：“”(8)分类号：F3关键词：
篇3：半个世纪的约定
走近之后，约瑟夫才发现那黑影是个穿着意军军服的少年，因为伤势严重和刚才的惊吓，已经昏迷。那一刻约瑟夫十分犹豫，很显然，躺在自己面前的是敌军的一分子，理应报告上级，可这少年也将必死无疑。一种深深的怜悯油然而生，约瑟夫决定把这个少年先藏起来再说。
约瑟夫偷偷找来一些牛肉，熬制了一小锅浓汤喂那少年喝下，也许是年龄相近，再加上都会一点法语，他们俩渐渐熟悉起来。少年名叫艾维尼，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伊夫尼亚镇，刚满17岁就被迫参军作战，相依为命的父亲也被人杀害了。艾维尼对约瑟夫说：“你知道吗?就在我觉得快死的那一刻，你喂我喝了一勺汤，那种又香又暖的感觉一下子把我拽了回来，让我想起了家乡，想起了父亲。”
在约瑟夫的帮助下，艾维尼在小镇的硝烟中藏了整整14天。当驻军离开时，约瑟夫与艾维尼互留了家乡地址，他们相约，如果能够活到和平到来的那一天，一定互相走访，再叙友谊。
战争结束后，约瑟夫回到了故乡，发现亲人早已离散，于是动身前往意大利寻找艾维尼。而在伊夫尼亚镇，他被告知艾维尼早已战死沙场。无家可归的约瑟夫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就留在这个小镇上，以卖牛肉汤为生。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年逾70的约瑟夫偕妻子回到英国故乡。在镇上最好的餐馆里用餐时，一位老人摇着轮椅来到他桌边，轻轻地问：“您是本地人吗?您可曾参加过二战中的西迪巴拉尼战役?”约瑟夫有些不解地说：“的确是这样，可您是怎么知道的呢?”那老人显得有些激动了：“那您曾在那个埃及小镇上遇到过一个叫艾维尼的意大利少年吗?”约瑟夫惊讶得一下子站了起来：“难道你是……”老人点点头，喃喃地说：“50多年了，我在逃出西迪巴拉尼镇的路上，被一颗炮弹炸断了双腿。抢救我的医务人员只在我身上找到了那张写着你家乡地址的纸条，所以当我再一次逃离死神后，发现自己已经被送到这里了。我想这可能是上天的安排吧，就留在这里开了一家餐馆，卖你曾经用来救我的牛肉汤。每一个前来用餐的客人都会被要求签名，而每一个与你同名的客人我都会亲自询问。这样，居然就过去了50年……”
一年后，约瑟夫与艾维尼一起在当年患难相交的埃及小镇开了一家牛肉汤餐馆，用这平凡温暖的食物来纪念他们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友情，以及穿越了残酷的战火硝烟的温暖人性。
【品读】
这篇小说也是极尽摇曳之能事，一波三折，令小说陡增回味。(刘高伟荐析)
思考：
篇4：半个世纪的情缘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一名刚跨进中学大门的初中生。在那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我们接受的是“身在教室、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革命理想教育。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了由周恩来总理题写刊名的《世界知识》。这份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刊物深深吸引了我。从“半月谈”、“国际札记”到“外论介绍”；从“列国志”到“新闻人物”，浅显易懂的“小知识”和“问题解答”，多彩的世界各地通讯游记，以及结合时事的新闻图片漫画，每一期都能令我这样一名中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充实了自己的国际知识，汲取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提高了自己观察国际问题的能力，了解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由此，我也成为这份刊物的忠实读者，它引领我开始关注世界大事。这一兴趣爱好几十年不变，一直延续至今。
时常我会回想起留存在我脑海里的、同这份刊物过往的陈年碎片。在那物质条件还不很丰富的年代里，每半个月我总会在父母给我为数不多的零花钱里拿出一角八分去购买，直至“文革”中杂志停刊。好几次为了买到一份杂志，我奔走于多个邮局报刊门市部之间，经历了个中之苦和买到以后的喜悦。也有经过长期的等待，在时隔13年后的1979年盼来了杂志的复刊，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十多年前，我萌生了收藏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世界知识》的想法。既为重拾旧时那段阅读的记忆，又为珍藏那段永远值得记忆的时光。也许这是老年人的一种忆往情怀吧。好在复刊后的刊物，我逐年装订成册，一直完好地保存着。连在拆迁搬家时都没舍得处理掉，带着它们来到了新家。所要收集的就是停刊前17年的刊物。经过数十年和“文革”动乱年代，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我想只要坚持，肯下功夫，一定会有结果。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关注相关信息，或联络售让者，或往返于旧书市场。在退休之后则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一次次的寻觅，一次次的遗失补缺，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追求换来了可喜的成果。令人欣慰的是，现在除了个别年份有几期尚待补齐外，基本完成了跨越时间长达60余年的《世界知识》杂志的收集。闲时从书架上取出这些历尽岁月沧桑、纸张已泛黄的陈年旧刊浏览，心里有着一种别样的滋味。
篇5：半个世纪以后诗歌
本文采用和田地区1954-气温实测资料,使用滑动平均法计算气温年际及季节变化趋势;计算统计特征值来分析气温年内变化特征.得出如下结论:和田地区年气温有增加的趋势;夏季、秋季、冬季气温也有增加的趋势且冬季气温值增幅较大;标准差及变差系数都是冬季变化较为剧烈;偏度系数在夏季及秋季为正值;峰度系数值在冬季较大.
作 者：孟彩侠 黄领梅 沈冰 秦胜英 李淼 武飞周 MENG Cai-xia SHEN Bing HUANG Ling-mei QIN Sheng-ying LI Miao WU Fei-zhou 作者单位：孟彩侠,MENG Cai-xia(西安理工大学,西安,710048;重庆交通学院,重庆,400074)黄领梅,沈冰,李淼,SHEN Bing,HUANG Ling-mei,LI Miao(西安理工大学,西安,710048)
秦胜英,QIN Sheng-ying(新疆和田河管理局,和田,848000)
篇6：半个世纪的坚守永远的爱与情散文
我和海子在一起生活，已经五十年了。今年十月就是我们的金婚之日了，金婚寓意着 ：至高无上，是婚后第二大庆典，情如金坚，爱情历久弥新，近半个世纪的风雨苍桑;近五十年的酸甜苦辣;近人生三分之二的旅程，我们总算搀扶着走过来了。为了这个信念，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的情感;太多太多的困惑;太多太多的委屈;太多太多的辛酸;太多太多的奉献。最后得到了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的大家庭，那天伦之乐，无与伦比;那老少儿孙嘻耍追逐的场面，比蜜甜，比花香，比水清纯，比海深沉。我不是在炫耀那已过时的“庸俗” 之词汇，也不是张扬那俗套子的人生理念，我真真地感觉到，人生果真坎坷，岁月果真艰辛，生活果真凡俗，果实果真香甜!如果不去细细地咀嚼那己走过的分分秒秒，日日月月，年年岁岁，又怎能揣摩出人生的味道呢?
五十年前的那年冬天，我分文彩礼都没有索要就糊里糊涂地嫁人了，那是一个多么天真，幼稚的年岁啊!不去探一探婆家的需求和世俗的观念;不去问一问婆家人究竟喜欢不喜欢你，就踏进一个陌生的且又繁杂的`家庭，那海子是喜欢你，还是玩一玩，乐一乐，爽一把呢?我懵懂似懂，乖巧顺从地就从了人家。
当第一个胎儿在腹中涌动的时候，我才刚刚开始明白：我是真的和一个比自己还小一岁的小弟弟结婚了，真的是人家的准媳妇了，真的拥有一个家了。那家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只是干活，吃饭，上炕睡觉。第二天依旧这样，在平庸中度过了年年月月。多少年过去了，从似懂非懂到悟彻大醒，噢!原来这许多年是在坚守一个信念：责任和义务!那平庸且凡俗的生活里，其实有许多的哲理和学问。那每日争吵的场面，其实也有许多的道理和值得品味的地方。那俗得不能再俗的日子里，有夫妻筑巢的心路历程;有夫妻双方各自闪光的亮点;有许多应挖掘却已忽略的大情小事。一天天过去，我们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老，一天天明白，一天天品味着大社会，新生活带来的愉悦和幸福!
我给海子起个新名——“宅男”，好听吧?其实这是爱称，过去那打架闹事出了名的海子，如今已经洗心革面，那昏天黑地的“少年英雄” 已经脱离幼稚，脱胎换骨，直着腰站在那里，像个爷们儿，在哥们中他豪爽真挚，在家中他把全部的爱和责任赋于每个人。我细细品着他的作为，是他的人品，真实地降服了我，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是他呵护了我，在我被人蔑视的时候是他支持了我，我出去旅游了，他看家护院，把那几十盆花养得翠生生，鲜艳艳。就连那小狗小猫也让他管理的规规矩矩。我玩疯了，他却忙着为家付出，为我坚守，我其实没什么可以再挑剔的了，只是内心那种愧疚于他总是难以出口，还是那虚荣和小资在作怪，还是那许久的“爱” 不愿表白。
人生百年，终有终了，愿这持久的坚守，深深铭记，愿亲情，友情，爱情永注!
用一首小诗结束这肺腹之言吧。
爱虽神圣 却是懵懂
久而久之 淡泊浮动
求子情同 生计败.兴
早春晚秋 望断京城
十三(年)苦挣 荆棘刺痛
爱河流逝 魂灵荡送
老茧生成 皱纹爬行
青丝挣扎 白发盖顶
转瞬即逝 岁月更名
青春己过 夕阳筑梦
尘埃世俗 烟雨蒙蒙
浑.昏.秽.庸 半世飘零
满目怅然 抱恨终生
求索取胜 熬炼钢成
内取柔韧 外沐春风
刚柔相济 处之太平
夫唱妇随 渐入佳境
平庸俗化 却是稳定
朝朝暮暮 月色朦胧
贤德厚重 雨雪消融
不胜慨然 如梦初醒
苍穹世故 重塑魂灵
篇7：半个世纪以后诗歌
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历史过错似乎已经无可辩驳。然而，一座失败工程近半个世纪的存在，同样可以让周围对它产生深深的依赖。
■外滩记者 王杰/河南三门峡报道
车子在离大坝很远的管理站就停下了。身材粗壮的赵利民一路小跑着，把记者领到了大坝前的铁桥上。宣泄的黄河水伴着震耳的涛声，从数百米远的正前方翻卷而来，经过脚下时，激起大片湿漉漉的水雾。
赵利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回过头咧嘴笑了。
这是11月份的最后一天，三门峡市艳阳高照，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大坝建设者的后代
“我在三门峡定居二十多年了。” 赵利民说。
1958年，赵利民5岁，在三门峡大坝当建筑工人的父亲就把他带到了这里。十几岁时，赵利民跟随父母漂泊到了陕西和河南交界处。上世纪70年代初，他重新回到三门峡，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他告诉记者：“我跟着父母漂泊了十几年，70年代初回到这里，我就不想再走了。如今三个姐姐和父亲都在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他说话很溜，关于大坝前那个“中流砥柱”的典故，还有大坝蓄水多少，发电多少，他都能跟人说得头头是道。“老实说，我越来越离不开大坝了。”他告诉记者说，“碰到闹心的事，往这里一站就没事了。”
不可或缺的水源
三门峡市位于大坝十五公里处，这个新兴的工业小城，是伴随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而崛起的。市区人口有30多万。
根据专家分析，三门峡库区两岸属于半干旱丘陵地区，地下水匮乏，而且与黄河水位关系密切。1995年之前，三门峡市完全靠二十多眼深井抽水供给，地下水超采严重。最后造成城市供水能力严重不足。
1995年，三门峡设计规模为每天16万立方米的第三水厂投入使用。
第三水厂非汛期直接从水库的取水量，占三门峡用水总量的95%，是30万人口的城市生活用水和21家企业用水的主要水源。
研究水文泥沙的专家王育杰描述说，如果让水库低于318米运行，供水能力将严重影响三门峡市的工业和生活用水，因为水质和含沙量，增加水厂的运用成本，造成水厂运转困难。如果水库畅泄，水厂无法取水，将造成城市水荒。
新的生态平衡依赖三门峡大坝
如果失去三门峡水库，已经实施的城市规划，也将失去依托，“黄河游”、白天鹅观赏区等自然山水旅游景点将消失。
三门峡市旅游局提供的资料表明，1950年代库区有鸭科鸟类9种，现在增加至12种，目前已经查明的有118种，天鹅、鸳鸯、大鸨这些珍贵的鸟，也开始陆续在库区出现。每年冬季至春季蓄水期，数万只白天鹅，就会集聚在库区戏水。
三门峡市旅游局市场处曹凯先生说，作为国家珍禽白天鹅和鹤类的栖息地，多年来库区200平方公里的水域已经成为维持本区域生态平衡的基本要素，并且已经成了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经过四十多年的运行，沿岸已经形成依托水库的工农业格局和生态环境链。如果失去三门峡水库，11项大型的取水工程也将无用武之地。”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局有关人士忧心忡忡地说。
三门峡：大坝下的回忆
随着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结论的作出，针对三门峡水利工程近半个世纪的争议也行将尘埃落定。
■外滩记者 陈磊
凤凰周刊记者 杨漩/报道
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先后两次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认为建造三门峡水库，将要淹没的关中平原是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价值不能单纯用经济数字来衡量。
几个月后，水利部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五天的会议，讨论这位年轻人的意见。在包括当时一些学界泰斗级人物的70名与会者中，支持这个年轻人观点的只有一个人。
这个年轻人就是温善章，而支持他观点的这个人就是黄万里。
今天，三门峡水电工程的历史功过再一次被审视。《外滩画报》就此事分别采访了温善章和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圆。
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大坝的建设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第一次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治理黄河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也成为政绩考核的亮点。当时中国政府邀请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订计划轮廓，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兴建水利工程的计划。
1955年，水利部召集学者工程师讨论这一计划，会议上，黄万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由于黄河多泥沙，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会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不但发电目的达不到，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1956年5月，面对已成定局的三门峡大坝建设计划。黄万里向黄委会提出意见：三门峡水库应比360-370米为低，并建议“把六条施工导流供低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备他年泄水排沙减缓淤积之用”。
温善章、黄万里曲高和寡
黄万里公开表示反对三门峡大坝建设之后，刚进电力部水电总局工作的温善章也先后两次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温善章提出水位在335米、容量90亿立方米的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
“1955年三门峡工程在全国人大全体通过的时候，我还在天津大学读书。我看了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很受鼓舞。但是觉得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报告里说，三门峡的计划蓄水位是350米，迁移人口60万人，淹没200万亩土地。”温善章回忆说，“1956年我毕业，在水电总局当实习生，看到蓄水位改成了360米，迁移人口90万，淹没350万亩耕地。我就忍不住了，用了半年时间写了个东西给国务院寄了出去。没有回音，我就给水利部长李葆华寄了一份。”
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经开始筹建施工设备，陕州也因此改建制为三门峡市。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刚刚提出，水利部就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天的会议，征求意见。
黄万里、温善章和张光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是在水利部一个小会议室召开的，当时的一些学界泰斗级的人物都参加了，有70人。主要就是讨论我的意见。讨论会开了15天，支持我观点的只有一个人。” 温善章说，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黄万里。
大会中，黄万里教授是惟一一位反对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人。也是因为他的这一主张，使得他在后来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蒙冤23年。
两种主张
在黄万里和张光斗共同的学生党治国整理的《三门峡争辩史料》中，了1957年6月18日以后的专题讨论会中黄万里和张光斗的发言记录。
黄万里（未经本人校阅）：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些，径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但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张光斗（未经本人校阅）：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
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因为“文人多无骨”？
张光斗教授的话后来被一些人评价是开了“钓鱼工程”的先河。“一项工程的建设是应该事先进行科学严谨的论证后才能制定出详细的施工计划的。怎么可以边干边看情况！”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圆说。
“修了坝，沙子就会留在上游。你们既然不赞成把沙子留在下游，那为什么赞成把沙子留在上游？”黄且圆回忆，这是她听到的父亲关于三门峡问题多次提过的一句话。
最后黄万里提议在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留下六个施工排水洞不堵，以便日后排沙之用。这一提议得到全体赞成和国务院的批准，但由于最后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导致在施工时将排水洞全部堵死。
“到底当时参加会议的专家是不是没发现建三门峡大坝所带来的问题？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地方政府历来表态基本上是‘不同意’，但是中央决定了就服从。” 温善章说，“当时我们的要求就是要保持一致。还有就是不允许反对派存在。”
黄万里先生当时认为那些一致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专家们，实际上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因为苏联专家说了能修，领导也说了能修，所以这些专家们就开始跟风，这些事情让黄万里先生非常愤慨。黄先生在1957年发表在一篇名为《花丛小语》的散文中，将这些专家形容成歌德派或是但丁派。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黄万里在《花丛小语》中写道。
黄万里也因为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
几次改建证明决策失误
1973年，经过领导照顾，黄万里被准许在监视下到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记者在黄万里后来写给领导的一封信中看到他当时在知道华县在三门峡建成后受到的灾害后写下的一首诗：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三门峡是是决策失误。”温善章回忆，三门峡刚刚修好，蓄水刚刚超过潼关一点，移民就受不了。故土难离，陕西出了一本书《黄河大移民》，他们从富庶的关中迁到土地贫瘠的甘肃，过不下去就回来，回来之后得不到安排又迁回去，有的来来去去有4次之多，有的人两边生活上没着落。
但他们和逃难的不一样。他们本身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关中平原，而且生活还过得去。不管有没有明确表态，后来三门峡的功能几次改变，三门峡几次改建，这本身就说明是错了。
“如果不影响老百姓，能够拦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总是用技术问题来掩盖社会经济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技术失误。”温善章说。
反思更多的方案
温善章认为，当初如果不修三门峡，上游情况肯定是要好一些。但是渭河下游的情况却很难说，水利专业有句术语“大水大河，小水小河”，如果上游来水少，必然会出现河道萎缩，如果再出现了大水，可能就会出现灾害。今年的渭河大灾中，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哪个更多现在还很难说。全部归到三门峡也是不客观的。
温善章说，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态度。
据温善章介绍，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提出过两个三门峡方案，蓄水一个是320米，一个是350米，但是考虑到淹没问题，他们更倾向于前一个。后来在40年代，美国人建议过在另一个地方修大坝，也可以实现防洪。修坝的地方，并不一定非要在三门峡，也不是说就没有替代方案。
“如果我们能够晚几年修建三门峡，替代方案会更多，也不至于打乱国民经济部署。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晚个十几年，代价不会这么大。”温善章说。
历史的平反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记载：“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
在大坝建成42年之后，科学家再一次承认，当时三门峡高坝大库的建设的确是一个错误。
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相关省市及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作方式专题调研会”。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10月17日至18日，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再次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的方案在会上依然被认为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篇8：半个世纪的牵手
我是土生土长的缅甸华侨，老郑的父辈与我的父辈是同乡，都是福建厦门人，他是17岁时逃壮丁来到缅甸的。老郑年轻的时候非常地儒雅帅气，而且忠厚老实，我母亲非常喜欢他，再加上同乡的情谊，在我19岁那年便把我许配给了他，那是1948年，他26岁。在此之前我们之间根本就不了解，我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不敢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人，这一牵手就走过了漫漫57个年头。
我和老郑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仰光只升了11面五星红旗，包括报社和社团，我们家便是其中之一。
1964年——1965年我们全家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伟大祖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老郑便参加了致公党，是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员会第一届代表及创建人之一。
拨乱反正之后，我的工作非常忙，社会活动也很多，我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老郑对我的支持与帮助。老郑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是我的后勤部长。尤其是他离休后，买菜、做饭、理财……家里的一切全靠他，有时我工作到很晚，而他却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等我回家。
2004年底，我和老郑去缅甸探亲、参加社团活动，他突然说不太舒服，我们便打算经香港回国，谁知在香港便被医院留了下来。
我平时身体不太好，常常跟老郑说“我会走在你前头”，而老郑总是对我说“我活100岁没问题。”谁知病魔就这样无情地袭来，望着老伴儿日渐憔悴的面容，我只能咽泪装欢。
从1974年到1990年我因为癌症做过4次大手术，每次住院老郑怕我吃不惯医院的饭菜，每天风雨无阻都要骑自行车给我送饭，病友们都羡慕我有一个疼我爱我的好丈夫，而她们的丈夫有的一个星期都不露面。听说甲鱼煲西洋参可以抗癌，这十几年老郑为我做了100多条甲鱼，自从得了癌症以后，我吃了十几年的汤药，都是老郑给熬的，如果没有老郑的细心照料，我肯定活不到今天。
可而今老郑却要先我而去了，我怎能不伤心欲绝，在住院一段时间后，老郑便深深地睡去了，再也没有醒来。拉着老伴儿的手，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我不禁失声痛哭，人去屋空，去时好端端一个人，回来却已成白骨。
老郑走了以后，家里的一切摆设都没有动，我总觉得他还在，空气中的一点一滴都弥漫着他的气息，他还坐在老地方看报纸，照片中的他依然慈祥地向我微笑，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与他说说话。醒过神来，却已是物是人非。家中的一切都是老郑打理的，上至证件、钥匙，下至衣服、日常用品，我常常因为找不到某件东西而伤心落泪，这么多年是老伴儿一直默默地照顾我啊，失去了他，我仿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眼睛和手臂一样。当老伴儿在的时候，他干这一切仿佛都顺理成章，一旦他不在了，才恍然发现，他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或缺。
篇9：半个世纪以后诗歌
半个多世纪的无愧坚守-哈密林场实现连续58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牛年初一,正是万家欢乐时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哈密林场场长刘新华披着一身风霜,巡护在东天山茫茫林海雪原上.是啊,国家森林无小事,责任重于泰山.哈密林场已保持了58年无重特大森林火灾荣誉了,可不能让这和谐的`森林在牛年出点什么事.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啊!
作 者：俞言琳 作者单位：刊 名：新疆林业英文刊名：FORESTRY OF XINJIANG年，卷(期)：2009“”(2)分类号：关键词：
篇10：辉煌半个世纪
画家们的“暗箱”，后来成为照相机的基础，这种折像装置也兵分两路：一路直接参与影像记录，比如R、G、B分立方式的摄影机（包括照相机和摄像机），再比如通过折反光路由底部输出照片的宝利来一次成像相机，还有眼下通过折反方式获得变焦功能的数码超薄型卡片机如索尼T系列等；另一路则演变成照相机的各种取景器。本文则基于反光成像装置的应用来简要回顾折反取景器的发展历程（转向取景和光学测距器中的反光装置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反光式取景器
1839年银版摄影法公布之后，照相器材成为新的产业在工业化国家得到快速发展。而作为照相机的重要部件—取景器也在早期的发展中迅速得到完善。从那个时候起，取景器在技术上分就为光学取景和非光学取景两大类别；取景原理上又分为同轴取景和旁轴取景两种基本模式，反光式取景器则是光学取景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干版时代（1870-1900年）的照相机上很多产品都装备了反光式辅助取景器，这是一种独立的取景装置，在结构上借鉴了反光折像装置的原理，即焦平面调转90度用于俯视获取焦平面成像（包括空间影像）的装置。它是在镜头和焦平面之间装加了一片倾斜45度角的反光镜，将镜头（物镜）捕获的影像折反到垂直焦平面上，这种取景器后来又被广泛用在普及型相机上，另一种原理相同的，使用相对大型折反式取景装置的照相设备则衍生为双镜头相机，其主要特点是取景镜头和摄影镜头安装在同一个镜头面板上，且许多产品两组镜头的焦距一致，大部分还会参与调焦。事实上，“双镜头”是一种习惯称呼，系狭义概念，广义的双镜头包括了所有使用单独折反取景装置的照相机。当然，双镜头相机在大类上属于旁轴结构，亦称旁轴相机。它和其他类型的光学或非光学旁轴（取景）相机均属于非同轴取景相机。
而同轴取景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光学方式。事实上，除直接在成像面进行毛屏取景外，单镜头反光结构是同轴取景器中使用最多的一种取景方式，也是反光取景式相机中最具代表性的结构，即便是今天，单反结构的数码相机由于取景时能够获得最接近实际拍摄范围的光学影像，加之非实时取景模式下的有效节能，依旧是最受摄影发烧人群和高端用户欢迎的产品。
概念化的单反相机
最早的单反相机是由英国人托马斯·萨顿（ThomasSutton）设计发明的。他采用被称之为水珠镜头的透镜设计（一种球面突出的广角镜头）来获得宽视角的全景照片，这就是著名的“萨顿全景相机”。当时正值湿版照相时期，摄影还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劳动，在最后按下快门一瞬间之前，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准备工作要做。萨顿发明的是用于摄影室的照相机，其出发点就是想由结像面去观察拍摄瞬间之前被摄对象的活动过程。从技术上看，萨顿全景相机的反光镜由手动提升，调焦玻璃需从较高位置观察，操作者身体会处于不稳定姿态。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对萨顿的设计感兴趣，很久都没有人购买他的专利，直到后来也仅有极少数的产品问世，甚至连实物照片也不曾留下。很显然，最早的单反相机生不逢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它在无声无息中结束了使命。
走向实用的单反相机
最早具有实用价值的单反相机是美国人卡滨·雷·史密斯（CalvinRaeSmith）于1885年试制的一个专利产品。这是一架使用12×16.5cm干版的照相机，它用了一个双工反光镜，既用来折反影像提供取景，又用来兼作快门，设T、I（快门）两挡。为了确保可用视场，相机装有一支200mm的镜头。然而，1883年，意大利人马可·马涅尼兹就已经发明了一种摄影室用的单反相机，它装有内置横向反光镜，通过侧边的调焦屏可以观察被摄对象的活动情况，这就使得摄影师可以站在相机侧面工作，从而使视线得到解放，因此其实用价值也被得到肯定。
一般认为，装胶卷的单镜头反光相机更具备实用性。最初使用胶卷的单反相机是由德国人奥伊比斯·谢夫马哈研制，于1896年取得专利，翌年商品化。这架相机的画幅尺寸为9×9cm，装备了一支100mmf/8镜头和焦平面快门。此后，焦平面快门配合反光镜实现同轴取景成为单反相机的常用结构。其实，对于单反结构的照相机来说，焦平面快门至关重要。事实上，早期的单反相机在采用焦平面快门之后才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并在高级产品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焦平面快门的广泛应用还涌现出一批利用反光技术实现同轴摄影的折叠式单反相机。为了缩小携带时的体积，对大底片相机而言，折叠方式在技术上仍是最佳选择。于是，折叠式单反相机在20世纪初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如德国C.P.格尔兹公司1923年出品的GoerzFoldingReflex折叠单反就是一架使用9×12cm干版的照相机。它尽管拥有一支168mmf/4.8的镜头，但是折叠后的体积看上去比使用状态时小得多。
135单反相机的出现
早期单反相机的底片幅面较大，镜头焦距相对较长，反光镜预留空间与镜头之间的矛盾并不显现。但当普通135相机出现以后，短于或等于标准焦距的镜头由于后截距较短，无法在焦平面与镜头间置入取景用的反光镜。虽然中焦以上的镜头也有采用附件式独立反光取景装置的品种，但并未彻底解决135相机同轴取景问题，直到应对135单反相机的后焦距镜头出现。后焦距（即焦点后移）镜头实际上是采用等效视场角的方法，将有效视场角相应对的焦距作为镜头设计的参照，通过预留后截距尺寸的方法重新计算出镜头组中每个镜片截面的几何形状和各项光学参数，获得不同规格的标称焦距。后来，等效焦距的理论被延伸到变焦镜头的设计中，以实际焦距为衡量基准的情况下，焦点前移或焦点后移成了家常便饭。解决了镜头设计问题之后，利用反光镜同轴取景的135相机即135单反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传统相机中最终垄断中端及以上产品的主要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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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反相机的重要辅件——五棱镜
俯视取景和腰平取景是135单反相机最初使用的取景方式。世界上第一款135单反相机是苏联1935年生产的Cnopm（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135单反相机是德国在1936年生产的IhageeExakta）。它采用的是装加了目镜的俯视取景器，通过目镜去观察反光镜折反到调焦屏上的空间影像，装加目镜的优点是可以提高取景亮度和调焦精度。因此，当135单反稍后采用更为古老的腰平方式取景器时，大部分依旧保留了可折叠的目镜。
但是，在五棱镜出现之前，无论是单反相机还是双反相机其取景一致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虽然通过反光镜将镜头捕获的影像显现在取景器中，但影像左右是颠倒的。有些相机制造企业在二战前就开始了反光取景一致性问题的研究，直到1949年，民主德国蔡司·伊康公司终于发表了康泰时S型相机。它利用五棱镜的反射面率先解决了单反相机取景景物左右倒置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困扰单反相机的平视取景问题。对照相机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技术革命。五棱镜的原理依旧是反光原理，它不但将单镜头反光相机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而且也影响着双镜头反光相机的发展，装有五棱镜的双反相机也成为一个发展分支。当然，在反光取景的产品中，单反结构的产品在以后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主流，有些单反相机还采用了可换取景器结构。
另类方案
对于135单反相机而言，上世纪中叶也有另类方案出现，英国的Waryflex相机就曾经采用反光镜技术，奇迹般地解决了利用非后焦距镜头和实现平视取景这两个棘手的问题。其方法是将调焦屏和反光镜整合在一起，二者构建成一个V形体（部件），利用二合一的V形体，在曝光前让反光镜做后上翻动作，而不是前上翻动作。这样，前上翻的弧向预留距离便不复存在，相机镜头的后截距可以延伸到反光镜镜面的某个位置而不受影响。其好处是，对镜头来讲尤其是短焦距镜头，不必使用后焦距设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镜头的光学质量。它的取景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反射式腰平取景器的基础上又加装了一对适当角度的反光镜，形成影像纠正（使影像上下正立）的折反光路。这就使得取景屏上的影像再次反射得到一个和主光轴平行的取景光路，并通过目镜将影像放大，从而得到由摄影镜头直接捕获的景物。从结构上看，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反光镜取景系统，但它也存在先天不足，由于经过多次折反，其取景亮度大打折扣，且取景器里看到的影像和腰平取景的单反一样，是左右颠倒的。
反光镜的其他用途
当然，在同轴相机产品中，反光镜作用不光是用于取景，其功能一开始就被拓展到了个别相机的快门上，或充当快门前帘，或充当快门闭帘（在个别中心快门结构的单反相机上，以反光板回位来遮蔽光路完成曝光）。不过，这些具有双工作用的反光镜大都出现在低端产品上。其他反光结构还包括侧向反光式平视取景装置，如1960年代的奥林巴斯PenF系列半格单反相机；还有固定式半透明反光镜取景装置，如1972年的佳能F-1高速马达型等等，这个技术甚至影响到现在的数码单电产品如索尼α55。
但近几年人们开始注意到，以奥林巴斯Pen和索尼NEX系列为首的数码微单相机的出现开始动摇了反光取景这一结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微单可以利用较短的法兰焦距支持大多数摄影镜头，包括35mm电影镜头和老式镜头，只要赋予相应的转接环即可，这样一来救活了数以亿计的手动镜头，尤其是APS和135相机的庞大镜头群；2.微单利用显示屏可以100%地进行取景而不会有任何误差，而且，全手动模式下微单同样通过显示屏在目视状态下即可以人机交流的方式完成曝光设置，如随意调整光圈来获得所需效果；3.微单体积小巧轻便，便于携带。当然，通吃各类镜头已成为微单突破镜头使用局限的杀手锏，这一杀手锏在数码相机突飞猛进的今天极有可能迫停单反结构照相机的生产。也就是说，反光镜将退出取景参与，而被可以任意旋转取景角度的显示屏所取代。不过，即便是反光镜真的退出取景参与，用于改变光路的反光镜技术尚不会彻底退出相机领域，它在卡片机甚至手机上还将以参与成像的角色被继续保留和进一步发展。
篇11：半个世纪的回忆
1951 年春，北京大学奉命筹建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即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址是五四运动发源地（今沙滩红楼），学校在一个大四合院里，有30 多间平房。
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对象是抗日战争年代、解放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目的是尽快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迎接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校长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务长曾昭抡教授。办好这所学校，需要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最早的一批教师是从北京大学调来的，他们多数是本科生，也有少数是研究生、大学助教。
1951 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春风和煦，阳光明媚，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悄悄地来到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他就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他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跟传达室打了一下招呼，就进了校园，和早到的师生聊上几句，询问师生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当时的学生中有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卫生员、警卫员、文工团员，还有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了。他们见到马校长倍感亲切，马校长和蔼可亲，没有什么架子，聊天时还不时发出笑声。马校长边走边看，边看边想，在校园转了一圈之后，见到了教务主任杨炳安。他对杨炳安老师说：“今天上午，我要在速中听课，随便哪一节，随便哪一位老师都行。”杨炳安老师事先不知道马校长要来听课，他立即到办公室看了看课程表，决定选一堂物理课请马校长听，选定的物理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黄国英老师。临上课前几分钟，杨炳安老师把马寅初校长要听课的安排告诉了黄国英老师，黄老师感到很突然，也很惊诧，她既紧张又兴奋，稍微愣了一下，平静了一下心态。她想，领导听课是常有的事，我赶上了这“历史之最”是一种幸运，一定要把课讲好，不能让这重要的历史时刻失去亮色。黄国英老师拿着准备好的教案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走上讲台，一抬头，看到马校长端端正正地坐在第一排正中间，正用睿智亲切的目光看着她。黄老师像往常一样说：“上课。”班主席喊：“起立。”马校长跟着学生同时起立。
这节课使用的教材是苏联十一年一贯制的课本，内容是：X 光的本性，性质及其应用。教材的分量重，内容深，进度快，学生感到比较难。黄老师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她讲课时举一反三，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尽管有马校长听课，但黄老师仍讲得很轻松。对黄老师来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她、鼓舞着她，使她在十分良好的状态下，出色地完成了这节课的教学任务。课后，马校长对27 岁的黄国英老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马寅初校长走进中学课堂听课这一珍贵的记忆仍深深地铭刻在黄国英老师的脑海中。每每谈及此事，黄老师倍感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