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精神的意义

牺牲精神的意义（精选14篇）

篇1：牺牲精神的意义

甘于奉献的牺牲精神，是公安边防部队崇高革命理想的重要体现，是边防部队团结奋斗、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从内在质的规定性上看，甘于奉献的牺牲精神就是边防官兵基于对职能使命、自身价值的理性认识，而表现在心理和行为上的真诚自愿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主动付出的精神状态。从外在行为的规范性上看，它表现为不计得失、淡薄名利；爱岗敬业、尽职尽责；自觉奉献、勇于献身。

一、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祖国、为人民甘愿牺牲奉献，是边防官兵精神支柱的本质特征和道德风范的最高境界。新时期，边防官兵热爱祖国就是要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奉献就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舍得付出一切。

二、对工作高度负责

牺牲奉献精神体现在工作上就是爱岗敬业，尽职尽责。每一个边防官兵都要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有履行好职责的强烈事业心、责任感，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

敬业是奉献的基本前提。敬业不敬业是一个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对于边防官兵来说，只有具备了强烈的敬业意识，才能自觉地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努力工作为荣，不计名利，安心本职。

事业心、责任感是奉献的关键。责任就是份内应做的事。责任感，就是做好份内工作的一种强烈意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有了事业心、责任感，能力强的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能力相对弱的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把工作越做越好。可以说，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

三、强烈的使命意识

强烈的使命意识是边防官兵奉献牺牲的力量之源。部队与使命共生，军人和使命同在。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公安边防部队在新时期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边防官兵必须始终牢记“使命重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本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坚决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牺牲奉献是履行使命的内在要求。广大官兵一定要强化使命意识，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大力发扬牺牲奉献精神，在履行边防“主业”上求得主动，在全面推进爱民固边战略中提升水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牺牲奉献是军人价值的实现方式。“自古军旅多艰险，从来为武少安闲”。军人的职业既是神圣崇高的职业，更是一种艰险的职业。牺牲奉献是对边防军人职业的最好诠释。

篇2：牺牲精神的意义

学习王二小勇于牺牲的精神

前两周，老师给我们上了《歌唱二小放牛郎》这篇文章，让我认识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王二小虽然是个放牛的孩子，但是面对凶残的敌人，却能够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在敌人上山扫荡迷路时抓住王二小要他带路，他为了掩护八路军后方机关同志和数千名老乡就将敌人领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敌人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后便用枪尖刺穿了王二小的胸膛，王二小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八路军知道王二小是为了掩护大家才被敌人杀害的，就将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把敌人全部消灭掉。

王二小这种“牺牲我一人，保护千万家”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篇3：牺牲精神的意义

从先秦时期的“士为知己者死”,到后来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精神经历了无数次的升华。它不仅仅是武侠人物的行为准则,还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悄然扎根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之中,作为当代文学的金庸武侠小说,更是极大地丰富了武侠精神的内涵,把武侠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孔庆东在《笑书神侠》一书中曾提到:“武侠”的最基本的特征应该是具有牺牲精神。那么今天就此谈谈“武侠”的牺牲精神。

一、武侠之牺牲精神的内涵

首先,什么是牺牲精神?谈到它,可能多数人会马上想到“死亡”,想到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的,那是一种很崇高的牺牲精神,但真正的牺牲精神不仅仅是指这个,还包含了更多的含义。

汉语字典里,关于“牺牲”作出如下解释:一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二是为某人、某事付出代价或受到损害。由此可见,牺牲也并不是一定要丢掉性命。

在我看来,武侠的牺牲精神是当国家处于危亡之际、人民受苦受难之时、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能够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以一身承担道义,不计回报付出,勇于牺牲自己一切的高尚品德。

二、古代武侠的牺牲精神

武侠精神中核心部分最早应来自于墨家。墨家推从“义”,把“义”放在及崇高的道德平台上,墨子认为人的一切行动和言论,都要服从于“义”。什么是墨家的“义”呢?“且夫义者,政也。”是正义及正义的行为。具体说,墨家的“义”是“凡言反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反言反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即利国利他人利民的行为和思想。公输盘为楚造云梯攻齐,墨子听闻后,日夜兼程十天十夜,抵楚郢都冒死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不仅墨子本人如此,他部下“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汤,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墨家这种救世解纷超越个人生死的活动,表现出一种彻底的重义轻生的牺牲精神。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游侠的精神主要体现于“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帮助了别人以后,还必须做到“不矜其能,修伐其德”。如西汉鲁国朱家的故事,他因侠士而闻名。他救人于危难中,却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也不自我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而是唯恐再见他曾经给予过施舍的人。

古代的武侠之牺牲精神就是一种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为国为民为他人,不求回报的牺牲精神。

三、金庸小说中武侠的牺牲精神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但“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他把侠的各种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据金庸先生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那么,金庸小说里的武侠人士他们到底拥有着怎样的牺牲精神?

1、为国为民的牺牲精神

郭靖是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神雕侠侣》的重要人物,他生性单纯刚直,从一个持弓射雕的质朴少年,到一位“为国为民、死而后已”的“侠之大者”,在于他具备了这种为国为民的牺牲精神。

《神雕侠侣》里他曾教导杨过“牢牢记住‘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他一生把“为国为民”作为自己的信仰,为此奋斗,鞠躬尽瘁、死守襄阳,直至最后牺牲性命,“郭大侠”三字当之无愧!

2、为朋友的牺牲精神

《鹿鼎记》里,那个在江湖与朝廷中都吃得开、兜的转,逢凶化吉,升官又发财的小混混韦小宝的成功秘诀,就是他那种敢于为朋友舍弃自身利益的牺牲精神。

韦小宝的身上虽有市井无赖的种种品行,但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讲义气。无论来自哪个阵营,只要是讲义气的人,他都能与其称兄道弟;所以他既是皇帝的亲信,又是皇帝对立面——反清势力的朋友。

为了维护朋友,维护自己的“义气”,甘愿弃官隐居,这就是韦小宝作为“怪侠”为朋友的一种牺牲精神。

3、为爱的牺牲精神

《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震撼人心,杨过作为男主人公,面对这段爱情,呈现出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侠义胆识。

面对封建礼教,生死威胁,他不为所动,宁与武林为敌,只为坚守那份纯挚的爱情;面对十六年之约,他痴心的等待,无怨无悔;面对小龙女早已离世的残酷现实,伤心至极,纵然跃入深谷。正是杨过为爱的牺牲精神,才最终换来了两人的有情人人终成眷属,结成百年之好。

4、为路人的牺牲精神

张无忌是《倚天屠龙记》的男主人公,他的个性比较复杂,儿女情长,带点软弱,少了点英雄豪杰之气,但对于这个“侠”的牺牲精神,他却发挥得很充分。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敢于为不相识的人出手相助,光明顶上目睹六大门派对明教的屠杀时,挺身而出,甘受灭绝师太三掌,奋身挡六大派,不是求名,不是逞勇,只是觉得“应该做”。直至最后他又号召和领导天下英雄起而抗元,当太平之势已成定局,又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归隐。

5、为民族和平的牺牲精神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侠”,经历种种磨难,仍怀有救天下苍生的胸怀,更是牺牲自己来消除契丹与汉族之间的矛盾,避免两族之间的屠戮,分明体现了一种破除民族隔阂的民族立场和反战和平主题,更显人物的卓而不乏。

以上只是我简单的总结和叙述,在金庸武侠小说里,有太多这样义薄云天的大侠人物,他们为正义、真理,信仰等甘愿牺牲自己,为亲人、朋友、爱人、甚至是不相识的路人牺牲自己的一切。总之,侠的牺牲精神已悄然扎根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为中华儿女所崇拜。

摘要：武侠文化是以各式的侠客为主角,以其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点,刻画和宣扬武侠精神。牺牲精神作为“武侠”的最基本的特征,它所倡导的是一种为国为民为他人舍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的一种高尚品德。

关键词：武侠,牺牲,精神,金庸

参考文献

[1]曹布拉,著.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孔庆东,蒋泥主,编.醉眼看金庸:北大醉侠点击金庸人生[M].北京:线状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篇4：环保，用牺牲的精神进击

为了履行职责，作出“不怕死”、“有牺牲”的承诺，这是把对人民的负责和对国家、对党的负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面对亿万观众，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深沉地说：“中国的环保事业一定需要不怕死的、有血性的人才能做。”

面对”会把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压力传递给地方环保局长”的提问，潘岳坦言：“我觉得我们环保部门，特别是地方环保部门在这个两者的转型的时候，就是旧的向新的转型的过程之中应该有牺牲的准备和付出代价的准备。但是我在这句话里，特别要加上一句，包括我在内。”

当“节能减排”成为全民话题的时候，当环境污染毁坏“社会和谐”的时候，潘岳直言不讳的“不怕死”、“有牺牲”的话语令人振聋发聩，更令人振奋和欣慰。为官者一旦有了这种勇气和魄力，便是民之大福、国之大幸。

曾几何时，“你好我好大家好，遇到问题绕道走”所谓的官场“潜规则”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甚至还有一些人倍加推崇，美其曰是“中庸之道”。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和事佬”、“墙头草”的行为，是对中国传统“中庸文化”的玷污和亵渎。《礼记·中庸》云：“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而这正是对“正直”这个概念的一个很恰当的诠释，同时也是对从政者 “修身立命”的基本要求。

牺牲是利益的分配和交换。有人以“关停一个企业，就要面临被关企业的职工就业问题”向潘岳发问，潘岳沉重地说,“如果说这一个企业，假设说它是几千人，但是这个企业造成的污染，影响了周围的几十万人，如果就是这几千人得了利，几千人都很高兴。但是留下了几十年以后的环境的隐患，我就毫不犹豫地关掉这个企业。”

牺牲表现着崇高，但有的人却亵渎着它的崇高。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郑筱萸做上高位后，“封妻荫子”，带领被誉为其左膀右臂的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和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与不法企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干起制造假药、草菅人命的勾当，最终得到了应得的下场——被“判处死刑”。这也可说叫“牺牲”，只不过是牺牲了国家和人民的大利益，窃取自己的小利益，到头来却又丢了卿卿性命。

牺牲不仅仅是一种勇气，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信念，一种忠诚，一种对理想的追求。

为了履行职责，作出“不怕死”、“有牺牲”的承诺，这是把对人民的负责和对国家、对党的负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近代学者梁启超说：“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要做到勇于负责。放弃了责任空谈做人是一种可悲，是个人的不幸；放弃了责任空谈做官则是一种罪过，是人民的不幸。

200年非典肆虐最猖獗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及时出现在城市的街头。陕西铜川矿难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在慰问遇难矿工家属时，饱含着热泪说，“我用什么语言也不能表达你们的那种痛苦。”这是忧国爱民、勇于负责、不怕牺牲精神的最好典范。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篇5：关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励志优秀作文

每当家里停电的时候，蜡烛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因为它既不浪费钱，而又亮光持久。可有人说，手电筒不也能发光发亮吗?又比蜡烛亮，又不怕伤到手。但是，仔细想一想，手电筒能像蜡烛那样既不浪费钱而又能亮光持久吗?就是有那种很节约的手电筒，可是买电池又会浪费你不少的金钱。就是再不浪费的手电筒，也比上一支蜡烛节约啊!

我深深地感到一支白色的，不起眼的小小的蜡烛在危急时刻，竟有了重要作用。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往往有一些像蜡烛一样平凡的小人物，如清洁工、修鞋匠，在危急时刻会做出出人意料的事：看见地上有垃圾，你能扫，可你能扫一条大街吗?你不能，清洁工能看见自己的鞋坏了，你能用修鞋具自己修吗?你没有修鞋具，你也不会修你不能，修鞋工能。

篇6：牺牲精神的意义

关于表彰王敬轩同志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自我牺牲、忍辱负重先进个人通报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各项目部：

王敬杆同志是我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川主寺隧道项目一名生产负责主管。2014年3月4日晚上9：00，在隧道洞口与中铁电气化局指挥长夏指挥因工作误会发生冲突，夏指挥言行失态，率先出手打人，王敬轩同志面对夏指挥的动手打人，坚持打不还手的坚强“卫士”，弘扬我司员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自我牺牲、忍辱负重精神，激发全项目部员工勇于担当，文明施工树形象、亲情管理促和谐、默默无闻讲奉献。为公司集体利益出发，冷静、合理、合法处理该事件，积极的保护、提高了公司的信誉和品质。

篇7：长征精神的现代意义

【摘要】：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彰显了崇高的理想信念。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强大精神动力。本文论述了长征精神的内涵，揭示了长征精神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的时代价值，并且阐述了长征精神对党，国家以及青少年的影响。

【正文】：

七律 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从毛泽东写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他以其独特的魅力突破了时代和国界,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无穷的精神力量,而且也为整个世界所称颂。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不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是不屈不挠的求索、是无所惧的前行、是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什么是长征精神？不同的人对长征精神有不同的概括。2006年10月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对长征精神作了系统的概括，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风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而在这当今纷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下，长征精神又具有精神导向、凝聚向心、感召励志、教育塑造的时代价值。

长征精神的凝聚向心价值是长征精神时代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指长征精神在社会凝聚中作用的意义表现。长征的胜利说到底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和信念所激发的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武器低劣，衣食匮乏，但靠的就是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对长征伟大意义的生动概括。几十年来，在中国一提起长征，几乎妇孺皆知。长征精神感召激励价值是红军广大指战员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一种精神价值。正是有了这样全面丰富的感召激励价值，才使得长征精神能够把人的活力、人的激情、人的信念、人的力量鼓动起来燃烧起来。

长征精神规范导向价值主要是指长征精神对人的信仰的确立，人格的形成和价值取向的确定等方面发生规范引导作用的意义的表现。长征精神通过规范引导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勇于克服困难，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对理想对事业的不懈追求，真正体现精神价值在人的进步和完善中的实现。

长征精神的教育塑造价值主要是指长征精神在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等方面发生教育塑造作用的意义表现。科学地认识长征精神的教育塑造价值，对于用长征精神教育人培养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前进。

现在，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并不是号召大家再次用脚步去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去领悟长征精神，去传承去发扬长征精神，进而培育我们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多少年来，长征精神已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树立了不朽的丰碑。长征精神犹如一颗闪亮的星，射出璀璨的光芒；长征精神又像一杆路标，指示着青年一代的人生航向；长征精神是一本大书，给人以人生的思考，生命的启迪；长征精神更像一粒种子，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世纪，新时代，新希望，新蓝图，一切都是新的。作为有着鸿鹄之志的新青年，你可曾想过，在新的长征中，我们肩上负载着怎样全新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征精神有永恒的价值和永远的魅力，它必将激励我们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

篇8：伟大长征精神的世界意义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 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 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 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 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红军长征宣传和践行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 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既振奋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 也昭示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20世纪30年代初, 日本与德国法西斯逐渐成为东西方战争策源地。面对德日法西斯的猖獗, 国际上, 英、法等国采取“绥靖”政策, 试图“自保”。在中国, 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 并加紧“围剿”红军。在中华民族与世界和平都面临极大威胁的关头, 红军在长征中高举抗日救国的正义旗帜, 成为划破黑暗世界的曙光。1934年7月,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长征途中, 党中央不断在红军中开展对日作战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抗日立场与坚决的行动, 也使众多的国际友人坚信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依靠,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希望。美国作家拉奇曼曾著文指出, 长征“对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 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读完《西行漫记》后曾3次会见斯诺, 向他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情况, 并说“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会赢得战争的”。

长征的胜利, 使中共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江南奠基于西北, 将更靠近抗日战争前线的陕北确立为中共中央领导指挥抗日斗争的中心。它向世界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已走到抗日的前沿阵地, 反击日本法西斯的事业有了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和坚强的支柱。抗击日本不只是中国的事, 也是亚洲的事, 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发表通电所言:“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 也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 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 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 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 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 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

国际共运史上的丰碑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念, 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断揭示, 红军之所以能战胜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 经受住异常艰难困苦的考验, 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其根本原因在于红军指战员有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理想与信念的力量, 凝聚成这支无坚不摧的战斗队伍。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共产国际, 对于红军长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对它的胜利予以高度的评价。1935年7月,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此刻红军长征虽然没有结束, 但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中央红军已于一个月前到达四川懋功地区,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威廉·皮克在大会报告中, 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国红军的英勇斗争, 成了整个殖民地世界劳动人民的榜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意斯基在大会总结报告中, 详细描述了长征的艰难困苦与红军的英勇顽强, 高度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 超人的坚忍性和战斗精神”, 并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斗争的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当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 共产国际特使张浩 (林育英) 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他代表共产国际指出,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 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 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 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 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这充分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及其长征的高度评价。

红军长征的胜利, 也使各国共产党人为之鼓舞。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巴叶塔曾表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鼓舞了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斗争, “使我们的抵抗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了”。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斗争时期, 曾两次编印小册子介绍中国红军长征, 以激励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战斗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西班牙人民以中国红军长征为榜样, 激励当地青年的反法西斯热情。在亚非拉地区的革命组织和游击队员中, 也传诵着红军长征的事迹, 激励着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斗志。

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 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长征的壮举吸引了世界上无数的目光, 受到世人的高度称颂。伟大长征精神, 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更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红军长征胜利的传奇, 早已超越国界, 为各国人民所传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壮举的外国记者。他在《西行漫记》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长征:“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 像一把烈焰, 贯穿着这一切, 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 或者在大自然面前, 上帝面前, 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 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等人, 在他们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续西行漫记》《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等作品中, 都对红军长征作出了高度评价, 认为“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 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 是“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也赞叹, 红军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许多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学者都为长征精神所折服, 并乐意做长征精神的传播者。

众多国际友人还对长征经过的山川城镇、战斗遗址兴趣浓厚, 他们选择重走长征路, 亲身体验长征的艰辛。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9月携带全家人考察访问了长征经过的贵阳、遵义、安顺场、泸定桥等地。在娄山关他自豪地说:“我是登上娄山关的第一个美国人”, 回国后写成《寻访毛泽东的长征路》, 特别指出“要是对于长征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对这个民族及其领导人的内心世界也就会有更多的了解”。1984年, 76岁的索尔兹伯里来到中国, 乘车走完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整路线, 随后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该著作在美国出版后迅速引起全球读者的关注, 目前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在数十个国家出版。今天仍然有许多外国朋友跋涉在长征沿途的不同路段, 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长征、体悟长征。他们走进这段历史的同时, 这段历史也在融入世界。

篇9：不忘烈士的牺牲精神

冯达飞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1931年1月，冯达飞随红七军征途中路过家乡，并在此屋款待邓小平、张云逸等军部首长。为了纪念冯达飞烈士，1950年第一届连县人民政府授予此屋为“光荣之家”，并立匾于门首；1958年，东陂区人民政府报连县人民政府同意，把冯达飞故居所在的东陂街豆地坪命名为“达飞巷”，并在故居大厅加悬“革命之家”的匾额。2002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冯达故居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建筑时间超过100多年了，冯达飞故居到处崩漏，已成为危房。两年前连州市政府决定要维修冯达飞故居，并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在省文物局和连州市老促会的支持下，共筹集70多万元。今年，维修工作正式动工，预计近期可完成。

为了不忘烈士的牺牲精神，早几年前，连州市委、市政府就作出建造冯达飞纪念馆的决定，还让人到广州向周明、何俊才、张江明、张建勋等老领导通报建冯达飞纪念馆的筹备工作情况，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筹建小组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筹集资金80多万元，不到一年时间，一个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的冯达飞纪念馆建成了。纪念馆于2008年交付使用，由原粤桂湘边纵队司令梁嘉题字，馆内陈列冯达飞半身塑像，还有陈毅、莫文骅给中共连县县委寄来的信件、题词、照片和纪念文章等珍贵的革命文物。特别是冯达飞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与胡耀邦、罗瑞卿、莫文骅、刘亚楼等人合影，更显得珍贵。展馆图文并茂，还有部分实物，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展示了冯达飞为革命英勇奋斗的一生。近几年来，纪念馆成为连州党史教育、革命斗争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干部、群众来到纪念馆缅怀冯达飞将军，纪念他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我军的建设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篇10：雷锋精神的教育意义

——弘扬雷锋精神，传承中华美德

有一个名字家喻户晓

有一个名字永垂不朽

有一个名字能擦去寒冬

有一个名字能放出光芒

有一个名字抵得上一面旗帜

这个名字，就是雷锋！

四十余年来，他的精神已教育了几代人，规范了几代人的价值取向，影响深远。他助人为乐，教育我们要向身处深处难境之人伸出援手；

他敬业爱岗，教育我们坚守岗位，努力做出业绩；

他自强不息，教育我们要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他吃苦耐劳，勤劳节俭，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并珍惜劳动成果；

他团结同志，诚实守信，教育我们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团结友爱；

他求真务实，锲而不舍，教育我们对事要认真，并负责到底！

他是革命的傻子，是人民的勤务员，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而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接班人，是否具有雷锋精神呢？ 在大学里，学校会经常组织义务劳动，我们在义务劳动中切实奉行雷锋精神，不仅可以培养我们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在劳动中锻炼身体，还可以使我们在劳动中收获友谊。此外，学校中还有校服务队，院服务队，以及临时组织的志愿者服务队，他们任劳任怨，为学校自愿牺牲自己的宝贵的时间就和精力，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学校服务的楷模。他们，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更多的同学应投入志愿服务的行列中，为学校负一份责任……

在我看来，随时随地做好事也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在教师学习不扰乱课堂纪律；在图书馆不大声喧哗；在路上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在食堂买饭井然有序；在宿舍团结舍友……你是否发现，学习雷锋很简单，是的，雷锋精神含义颇大，但是却是由小事而来。只要我们肯做，肯坚持，相信会塑造一个个全新的自我。

传承雷锋精神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与坚持，如果一个个“雷锋”立于中华大地，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回事无比和谐的，我们的人民会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的祖国会是无比强大的！传承雷锋精神弘扬中华美德，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同学们，赶快行动起来！

13级动科一班

薛晓柳

篇11：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积淀，是一种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精神。雷锋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精神，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立足岗位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那种对同志、对群众像春天般温暖，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精神，都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大力发扬和倡导的。当前，全国人民都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面对这样艰巨的历史重任，广大青年更加需要发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进取精神，发扬顾全大局、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处处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的主人翁精神，发扬相互尊重、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和谐融合的人文精神。

为什么一位“小人物”去世后能赢得这样的荣耀？怎么会有这样强大恒久的人格魅力？为什么他会长久活在亿万人民群众的心里？那是因为雷锋早已成为时代楷模，道德模范，他所代表的崇高精神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振兴。雷锋同志短暂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一生，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一生，是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四十年来，雷锋精神已深深地融入中华儿女建设祖国、奉献社会的热血之中。雷锋精神，就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以雷锋的精神为基本内涵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文化精神。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的同义语、先进文化的表征。雷锋精神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不仅赢得了过去和现在，而且必将赢得未来。社会在进步，世界在发展。时代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雷锋精神那与历史同行的时代价值。

篇12：八一精神的现实意义

摘要: 南昌八一起义已经过去了。在现今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还要牢记历史，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汲取前人聪明才智。只有不断更新，才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八一精神所洋溢出来的拼搏、创新思想，时刻在暗示着我们，必须抓住八一精神的本质，揭示其在当今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不断创新和总结其先进性。这样，内涵丰富的八一精神，必定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强大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八一精神,现实意义,发展

一.八一精神为打造精细红色旅游做出了杰出贡献

红色文化作为植根于中华民族沃土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爱国情怀、价值观念和道德诉求的集中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无疑是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品质、价值观念、城市精神等要素所形成的凝聚力、辐射力和感召力。南昌作为军旗升起的地方”，在这片红土地上培育的红色文化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精髓，而且充实、丰富了民族精神。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实质内容，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和无限魅力

以八一精神为核心的南昌红色文化承载了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柱。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铸就的红色精神，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的红色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上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美德，下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红色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传承、锤炼和升华，成为南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和政治优势。

二.八一精神与军魂铸造

毛泽东的最重要论断，就明确而精辟地确立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从而基本上完成了我军军魂的铸造。“党指挥枪”由此成为人民军队的不朽军魂。建国以来，“党指挥枪”的军魂原则和传统一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贯彻。1975年1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郑重提出：“我们的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江泽民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也强调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建设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一直是人民军队的军魂和传统，至今相传不变。8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80 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战争考验，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走过了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已经成长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成为保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成队现代化建设思想的沐浴下，在“党指挥枪”的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武装力量。在中共几代领导人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军魂原则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人民军队“靠得住、打得赢、不变质”的本色和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新时期在高校弘扬和传播八一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八一精神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激励着中国

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从改革开放到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八一精神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今天，八一精神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继承和发扬。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会议上指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人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在高校中宣传和弘扬八一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对于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养成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塑造勇于创新和敢为人先的良好品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舒醒.论八一精神与南昌红色文化品牌的打造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08期

2．余伯流.论八一精神的内涵与军魂的铸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7，（08）

3.肖燕燕.“八一”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人民论坛》2010年29期

4.韩锡玲.八一精神：当代国民价值观培育的重要途径 《党史文苑》2012年10期

篇13：“岭南画派”文化精神的当下意义

一、兼容并包和力求创新的文化气度

岭南画派创立之初就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笔墨当随时代”“二高一陈”极力主张用融汇古今、兼容并包的学习精神进行创作, 既取经于东、西洋画, 同时也从传统绘画技法中吸取有益养分, 为其所用。这在当时具有激进的革新主义色彩, 被保守主义者斥之为“离经叛道”之举。但岭南画派的创立者们开宗明义, “二高一陈”从日本学成归来后更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绘画艺术的改革中, 同时在绘画的题材、技法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他们意识到, 创新是岭南画派前进的动力, 也岭南画派历久不衰、永葆青春的奥秘。艺术只有创新, 才有生命力, 而创新本身既是目标, 也是这个画派发展的动力。创新意识不仅表现在这一派别的集体创作理念上, 而且还体现在每个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上。1929年出版的《良友画报》三十八期上, 高奇峰的作品被称为“新派国画”;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画观》里, 则自称“新国画”。无论是第一代的“二高一陈”, 还是第二代的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等, 尽管有的师出同源, 甚至同窗学艺, 信奉同一个艺术原则, 但他们风格各异, 绝不雷同, 拒绝因循守旧。这种强烈的创新意识极大地影响了后学者如杨之光、陈金章、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

创新, 是时下文化领域内关注度最高的热门词之一。然而, 单凭一味的“人无我有, 人有我新”的赶潮流式的“创新”并不能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 “一山望去一山高”的创作模式缺少沉淀忽略反思, 很可能在不断循环更替中减缓前进的脚步, 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 甚至使创作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中。岭南画派之所以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取得今天的成绩, 就是画家们在力求创新的同时强调“兼容并包”, 既关注当前的文化艺术潮流, 也不摒弃传统文化精髓, 既向“前”望, 也向“后”顾。岭南画派创立者高剑父和陈树人曾为清末广州著名花鸟画家居巢、居廉的弟子, 有深厚的中国画技艺功底和传统文化积淀, 在取法日本和西方的绘画表现形式后, 他们极大地发扬了国画的优良传统, 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 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 由此在绘画技术上拓宽了天地。可见, “创新”与“包容”是无法脱离的, 仅仅强调“创新”容易导致不顾一切的形式主义的激进, 而只谈“包容”看似豁达, 却很容易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因循守旧的消极因素消磨殆尽, 失去前进的动力。岭南画派这种积极的“瞻前顾后”的胸怀和气度是当下文化形态中所缺少的, 要不崇洋媚外, 要不厚古薄今, 要不唯我独尊, 因此影响了艺术创作发展道路的拓宽。

二、深入生活和关注社会的艺术主张

南粤大地自古以来地势多样气候怡人物产丰饶, 民众勤劳肯干, 特别是近代以来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 再加上受“西风东渐”的影响, 商业氛围愈加浓厚, 勇于开拓、包容开明、务实灵活成为了岭南地区与北方有所迥异的文化精髓。岭南画派深受民风影响, 创立之初就极力主张在创作上摈弃“尊古卑今”的错误观念, 深入生活深入民间, 以岭南的特有景物作为创作的丰富题材, 以写生作为主要练习和积累材料的手段, 创作出具有浓烈地域特色和鲜明时代色彩的作品。高剑父就认为国画要“大众化”, 要“与群众亲近而共鸣”, 强调“无论学哪时代的艺术, 要归纳到现代来;无论从哪一个人哪一派画学习, 也要站稳自己的岗位, 不要忘记周围的现实” (高剑父先生遗稿) 。可见, 在岭南画派诸大家的眼里, 国画不是士大夫们 (今天我们说的知识分子精英) 孤芳自赏、自供把玩的所谓高雅之物, 而是一种紧跟时代步伐, 反映现实生活, 为大众服务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存在。正因为如此, 岭南画派画家们不仅能创作出气势磅礴、立意深远的山水画和活灵活现、跃然纸上的花鸟画, 而且能以极大的热情把炽热的社会生活和自身情感倾注于作品中, 从高剑父的《东战场的烈焰》到解放后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 关山月的《绿色长城》等都是这一创作理念的驱动下产生的传世名作。

今天的文化形态发展多元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趋势, 回顾岭南画派前辈们的艺术主张, 发现对于指导当下的文化进程有着崭新的意义。艺术家在创作中深入生活, 在与现实社会、与大自然的对话中磨练技艺, 体味进步, 积累素材, 提升自我, 这已经成为被认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理念, 由此出发, 坚持不懈, 艺术家会获得成功和社会的尊重。今天仍然健在的被认为是岭南画派第三代或者受岭南画派教育和影响颇深的画家, 如陈金章、杨之光在回顾自身的成长和创作历程时, 都对恩师们深入社会生活、亲近自然万物、苦练绘画技艺、体察风土人情的方法念念不忘。温故而知新, 回顾也包含着对后学的殷切希望。实际上, 不仅是中国画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的美术创作如油画、版画、雕塑等坚持深入生活实践、关注社会需求的创作理念, 尤其是潘鹤提出并践行“让雕塑走向室外”, 开启了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的新纪元, 也给岭南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 影响深远。我们不一定认为这些都深受岭南画派创作理念的影响, 当时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求变契机, 但却不能不说这是对岭南画派的创作主张和理念的回应。

三、重视美术教育和文化传承

岭南画派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散发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人文主义魅力, 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岭南画派的艺术家和追随者们在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高剑父不仅是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 一位杰出的具有天赋的勇于改革的画家, 更是一位善于总结自身从艺得失引导后学的美术教育家。第二代的关山月、黎雄才, 以及后来的陈金章等长期在美术院校从事教学工作, 对于美术教育更是颇有心得。岭南画派的画家们很重视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引导他们登堂入室的恩师, 但是重视师承关系并不等于拘囿于门户之见, 老师都希望学生基础扎实, 有创新精神,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由此代代相传。对于他们来说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和创作出名作同等重要, 陈金章和杨之光就曾经说过, 更愿意称其为“美术教育家”。杨之光本人晚年更是有感于国内美术教育的狭隘与功利主义, 从国外回来创办了“杨之光美术中心”。受自于前辈们的教育和提携的惠泽, 他们不仅言传身教对学生绘画技艺的方法进行指导和点拨, 倾注更多的是对艺术思维和意识的开启, 对生活的感悟和体认, 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 并汇聚成为一种源自于艺术创作却超越了艺术创作的文化传承。

岭南画派文化精神的传承在今天受到了关注, 并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粤各级政府重视对岭南画派纪念馆建设、十香园修缮等文化设施的支持, 海内外艺术家、学者对于岭南画派的研究方兴未艾, 表明了岭南画派作为具有南粤大地文化特色又有中华共性的绘画流派, 她的艺术主张、创作特色和取得的成绩, 以及文化意义在全球的影响, 更对当下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谭元亨.《岭南文化艺术》.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2]林木.《现代中国画史上的岭南派及广东画坛》.《朵云》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3]李伟铭.《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4]《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研究室·岭南画派研究》.岭南美术出版社, 1987.

篇14：牺牲精神的意义

——编者

在“五四”时期，以学者身份而亲自散发传单，并因此身陷囹圄、饱受98天铁窗之苦的新文化运动发端者陈独秀，以其特殊的参与运动的方式，在“五四”众多学者中可谓绝无仅有。

1919年6月11日晚，一位身着白帽西装的中年男子一出现在北京前门外香厂“新世界”的屋顶花园，就引起了在场暗探的注意，因其“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果然，当晚10时许，正当下层露台放映露天电影之际，此人掏出怀中的传单，从楼顶撒向人群，引起了骚动，散发者也当场被捕。经审问，警方得知这位散发者竟是北京大学的前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虽然陈独秀在回答警方审问时称，传单是他几天前返京路过上海时，得自“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并已将其中的大部分转交一“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但实际上，这些传单却是陈本人在前两天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9日)。据参与印刷和散发传单的高一涵回忆，传单印好的第二天清晨，陈独秀不顾疲劳，和他一起到中央公园的茶座，把传单一份一份地放在空茶桌上，用茶杯压好。后来陈独秀觉得这个办法收效太慢，于是第二天晚上又和另外几名北大教职员分别到各娱乐场所散发传单，也因此在新世界被捕(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以一位学者而如此直接地参与五四运动，大概在当时算得上是绝无仅有。不过就陈独秀本人来讲，这样的行为倒也不算特别例外。一个月以前，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就曾令这位一向以激进著称的北大教授兴奋不已。当时，陈独秀就声称这次行动具有前所未有的“特有的精神”，那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他后来解释说。所谓“直接行动”，就是“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所谓“牺牲精神”，则是“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5号)。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本人的确也以上述的实际行动，成为所谓“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同时，这种身体力行又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的延续。

在“五四”前的数年时间里，陈独秀一直是北大新派教授中的激进者，是所谓“新中之新”。一般论者都认为，“五四”思想来源于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改为《新青年》)为嚆矢。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率先擂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因此，他希望青年人“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杨振声《回忆五四》)。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也成为新青年的导师和崇拜偶像。1917年蔡元培破格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时，“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即是其影响力的一个明证。

而由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配合校长蔡元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科也成为北大最有活力的一科。欧战刚结束的时候，陈独秀也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抱有幻想。欧战结束后的1918年底，陈独秀在继续主编《新青年》的基础上，又另外创办了周刊《每周评论》。在该刊的发刊词上，陈独秀天真地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好人”，对威尔逊鼓吹的所谓“公理人道”寄予厚望。然而，次年4月底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使陈独秀的幻想破灭了。从5月4日至6月8日，他连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痛斥强权政治，为学生摇笔呐喊，擂鼓助威。

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的巴黎和会和国内的南北议和一样是骗人的把戏：

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和《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中，陈独秀则大声疾呼：“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因此，他公开提出要对日本进行全民族的自卫，即使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

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若是有人)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那简直是)下等无血动物。(《每周评论》1919年5月18日)。

陈独秀同时认为，为了达到“全民自卫”的目的，光靠几个政治家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要由平民代替政府：

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每周评论》1919年5月26日)

可以说，“五四”学生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暴力行动，并在“六三”以后动员商界和工界起来罢市罢工，这些都与陈独秀提倡的“直接行动”和“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等主张不谋而合。

同时，当学生们把愤怒一股脑儿地发泄到曹、陆、章三个卖国贼身上的时候，陈独秀也表现出超出当时大多数人的把握事情本质的能力。今天从史实来看，曹、陆、章的一系列卖国行为都是在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指使下进行的，不过由于段某在当时人眼中“再造共和”和“参战英雄”的双重身份，使其得以逃脱万众切齿的命运。而陈独秀却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曹、陆、章固然有罪，但“根本罪恶”还不在这三个人，“拿军事协定和济顺、高徐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百姓”，“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2000万，这是什么勾当”(《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

1919年9月16日下午四时，被关押了98天的陈独秀在各界的营救下终于获释出狱。虽然在获释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受到警方的监视，陈独秀却不顾警方“受豫戒令”的约束，很快就恢复了社会活动。正如李大钊在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所写的白话诗中所说，“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