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共16篇）

篇1：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户籍证明（含本户中农业户口、户口迁出当地的在校大、中专学生户口）、居民身份证、下岗证、离退休证、在校学生证、就业状况证明、养老保险证明、失业保险证明、按有关政策领取一次性补助费的数额及用途证明、家庭成员的收入证明、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人的家庭关系合法证明等。

篇2：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一）燃气工程建设申请表；

（二）燃气工程平面布局图与位置图；

（三）燃气工程规模、功能等介绍材料；

（四）供气合同或意向书；

（五）燃气储配站等建设项目还需提供可行性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等。

二、申请燃气工程施工许可证所需提供的材料：

（一）燃气工程项目建设批准文书；

（二）燃气工程施工图审查批准文书；

（三）土地使用权证及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四）燃气工程施工合同、监理合同、中标通知书；

（五）地质勘察报告；

（六）门站、储配站、加气站等场站工程还应提交消防部门出具的审查意见；

（七）市外的工程施工、监理单位还需提交备案登记证明文件；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三、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提供的材料：

（一）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二）燃气工程施工许可证；

（三）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分别出具的质量合格文件；

（四）施工单位签署的燃气工程质量保修书；

（五）供气经营单位出具的质量检查报告；

（六）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消防、气象、质监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七）次高压及次高压以上燃气管线工程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时还应提供质监、消防部门出具的单项验收意见。

（八）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备案材料。

四、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备案应提供的材料：

（一）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备案登记表；

（二）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三）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复印件；

（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五）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证书、岗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项目技术负责人的资格证书、岗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项目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岗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篇3：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1.村民小组是否可以作为房屋登记的申请人?

2.如村民小组可以作为房屋登记的申请人, 村民小组的身份证明应由谁来提供?

金绍达:原《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对房屋登记的申请人作了规定:申请人是指依法享有房屋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即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都可以作为登记申请人。《房屋登记办法》并未对此再作规定, 这是因为我国相关的法律 (如《合同法》、《公证法》和《民事诉讼法》等)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已经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了规定, 《房屋登记办法》毋须对此再作规定。因此,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以是享有物权的主体, 当然可以作为房屋登记的申请人。

村民小组既不是自然人, 也没有法人的资格, 村民小组是否可以作为房屋登记的申请人, 应看其是否属于其他组织。

在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文 (答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 最高人民法院已认定村民小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按《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 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因此, 能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 除了公民和法人以外, 就是其他组织。村民小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 就应属于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房屋登记的申请人。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申请登记时, 应提交的材料也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在建设部政策法规司、房地产业司和村镇办联合编写的《房屋登记办法释义》中, 明确说明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明可由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出具”。

篇4：申请法律援助 要提供那些材料

我和老伴都已年届八旬，生有三子一女。我们原和大儿子一起生活，老伴无工作，我的退休工资每月都交给大儿媳妇。我和老伴的房子，与大孙子(大儿子的儿子)签了赠与协议。前不久，大儿子在一次生产事故中死亡。大儿子走后。原来对我们就不怎样的大儿媳妇，以儿媳妇没有赡养公、婆的义务为借口，多次赶我们走，让我们迁回已赠与孙子尚无人住的房屋。无奈，我和老伴迁回了老房子。每月靠我1090元的退休金生活，尚可度日。但现在物价上涨，我和老伴身体不好，又要经常吃药，每月千元的生活费已无法支撑我俩的药费和生活费。我找其余几个子女协商，让他们每月给我们拿几个钱，可他们以我们过去在老大家生活，工资都给了老大家，且唯一的房产没和他们商量就擅自赠给了老大家的孩子为由，拒绝给我和老伴生活费。这件事情经街道办调解无效，我和老伴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我和老伴听说申请法律援助，请律师不收费。请问：我应该到哪申请法律援助，需要啥手续?

读者：邹老贵邹老贵同志：

篇5：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一、民政部门：《民间组织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二、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建筑质量检测合格证。

三、消防部门：消防检测合格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证明。

四、食药监部门：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五、卫生部门：《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合格意见书》、有资质的健康检查单位提供的所有工作人员健康证明书原件和复印件。

六、教育部门：依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审批管理办法》递交相关材料。

（一）申办报告（内容主要包括：1．申办机构名称；2．办学地址；3．办学目的；4．办学性质和办学宗旨；5．办学设想、开办专业、业务范围、培养目标、招生对象、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办学规模、发展前景。6．办学条件，即教师、场地、资金、设备设施等；7．内部管理体制，即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法定代表人；8．经费来源与使用。）经辖区中心校签署意见盖章后附上法定代表人和拟任负责人的相关证明材料（身份证、学历证、资格证、接受专业培训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办学场地的权属证明或租用合同及平面图等提交到县教育局职成股。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学前教育机构登记注册（审批）登记表》。

（三）拟聘任的工作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身份证、学历证、资格证、接受专业培训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

（四）拟办教育机构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银行存款单、验资报告、购买教学设备设施票据证明等）。

（五）拟办教育机构的章程草案和发展规划（包括办学宗旨、规划目标、教育教学原则、招收对象和范围、师资队伍构成、课程计划、拟使用的教育教学指导用书等）。

（六）办学场地的权属证明或租用合同，办学场地平面图。

篇6：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2）《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3）施工证件或拆迁批准手续原件及复印件（拆迁协议）（4）经批准的总体规划方案及总平面图（原件及电子版）；经批准的红线图（原件及电子版）；1:500或1：1000的地形图；经相关图纸审查机构图审合格的施工图（原件及电子版）（如果有土方开挖）

（5）运输建筑垃圾中标书或建设单位签订的建筑垃圾处置运输合同（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

篇7：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申请人应提供学校（单位）审核的相 关 材 料 目 录

1.申请书；（原件）

2.申请人承诺书；（原件）

3.申请人及配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4.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结婚证或户口簿等婚姻关系有效证件，单身人员[未婚、未再婚]或离异的出具单身证明或提交相应的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5.申请人家庭（本人及配偶）现住房权属证件（产权证或相关合同）；若申请人家庭现住房已出售的，要提供出售档案（应提供买卖契约或交易记录）复印件（加盖交易中心公章），或原购房审批表；租住公房的租赁合同（或协议）；（原件和复印件）

[注]：现住房是指申请人家庭已享受过各种优惠政策的住（购）房（不论现在归属谁的名下）,或租住的公用住房。

6.凡申请人（包括配偶）从我区以外工作单位调入的，应提供调出地市级房管部门关于申请人家庭是否已享受过各种优惠政策的住（购）房，是否保留租住的公有住房，或申请人是否领取过各种住（购）房补贴等的情况证明。若申请人（包括配偶）在我区不同单位工作过的，此项证明应由其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出具；（原件和复印件）

7.申请人工龄与职务（职称）证明，职称资格证书、聘

书；（原件和复印件）（所在学校或单位协助）

8.申请人为退休人员的退休证；（原件和复印件）（所在学校或单位协助）

篇8：城市低保的最新发展研究

城市低保, 在1999年完成了“制度全覆盖”, 到2003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象全覆盖”。之后, 保障人数一直保持在2300万人上下, 资金规模从2003年的150亿元逐渐增长到2006年的224亿元。但到了“十一五”期末, 资金规模又几乎翻了一番, 2010年增长到525亿元;2011年更剧增至617亿元。上述变化说明了什么?变化的原因何在?还存在什么问题?发展的前景如何?这就是本文欲加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城市低保的实施现状及特点

从民政部的官方网站 (http://www.mca.gov.cn) 公布的与城市低保发展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看, 可以大致了解2006年以来这项制度的基本走势。

(一) 城市低保对象人数先升后降

2006-2009年, 城镇低保对象的规模先是呈逐渐上升的势头:2008年突破2300万人, 2009年达到峰值, 2346万人。但此后又逐年下降, 2010年降至2311万人, 2011年更是跌破2300万人的关口, 再次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见表1)

(二) 城市低保经费持续快速增长

城市低保经费则是一路高歌猛进, 2007年接近300亿元, 2008年接近400亿元, 2009接近500亿元, 2010年超过了500亿元, 2011年则已经突破了600亿元的大关。2011年的城市低保经费比2006年增加了175%。 (见表2)

城市低保经费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财政投入的增加, 尤其是中央财政投入的增加。2006年到2011年6年间, 各级财政投入城市低保的经费增长了175%, 共计2518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投入城市低保的资金2010年比2006年增加了169%, 地方财政则增加了81%, 5年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投入1289亿元和612亿元。 (见表2)

(三) 经费增加的结果是低保标准的提升

城市低保对象人数基本保持稳定, 而城市低保的经费却大大增加, 其结果, 必然是城市低保的标准大大提高了。

就全国而言, 2011年年底的平均标准是288元, 比2006年年底的170元增长了59%。2011年, 在平均线以上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15个, 以下的有16个;最高的上海为505元, 最低的新疆为200元, 基本属正态分布。 (见表3、表4)

从2006-2011年6年间每年的变化来看:增长的幅度从9%到15%, 基本上是稳定的。最有趣的是, 从2008到2010年3年间, 每年的增长额度都是一个定数—23元, 不知是有意的控制还是偶然的巧合。 (见表3)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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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年底低保标准的绝对金额看, 标准在500元及以上的有2个直辖市, 即上海和北京;在400~499元的有1个直辖市和1个省, 即天津和浙江;在300~399元的有9个省和自治区, 即江苏、西藏、内蒙古、山东、辽宁、河北、江西、陕西和海南;在200~299元的有18个省和自治区, 即重庆、安徽、湖北、广东、黑龙江、福建、贵州、山西、吉林、云南、宁夏、湖南、四川、广西、青海、河南、甘肃和新疆。其中, 最高的上海为505元, 最低的新疆为200元。 (见表4)

从低保标准的增长幅度看, 2011年比2006年的增长幅度在100%及以上的有7个省和自治区, 即内蒙古、黑龙江、江西、海南、河北、陕西和湖北;在80%~99%的有4个省和自治区, 即山西、浙江、贵州和吉林;在60%~79%的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即辽宁、江苏、安徽、西藏、广西、四川、重庆、山东、湖南、北京、河南和天津;在40%~59%的有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即上海、福建、云南、新疆、甘肃和宁夏;在39%及以下的有2个省, 即广东和青海。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内蒙古是155%, 最小的青海是34%。 (见表4)

(四) 低保标准的提升使低保的人均补差增加

讨论低保问题, 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指标是“人均补差”, 因为中国的低保制度是一种“差额补贴”制度。低保对象最终得到的低保金, 实际上是低保标准减去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后的差额, 圈内称为“人均补差”。实际工作部门会把低保对象分为两类:一类实行“差额补贴”;一类实行“全额补贴”, 后者大多是“无经济来源, 无劳动能力, 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对象”。其实, “三无对象”也可以算作实行“差额补贴”的对象, 只是家庭人均收入为0而已。

2006年, 就全国而言的人均补差为84元, 而到2011年, 人均补差已达225元。后者是前者的2.68倍, 大大超过低保标准的1.69倍。这意味着, 6年间, 每个低保对象实际得到的补贴大大增加了。 (见表5)

从2006-2011年6年间每年的变化来看:前两年, 2007年是23%, 2008年是40%, 然后又进入一个增长幅度稍低的阶段, 2009年和2011年都是19%, 夹在中间的2010年则是10%。 (见表5)

如果将低保标准和人均补差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如前所述, 低保标准减去人均收入等于人均补差。那么, 反过来, 保障标准减去人均补差就等于人均收入。按这样的思路, 我们发现, 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在这6年中一直走低, 从2006年的86元减少到2009年的56元, 然后再略微攀升到2010年的62元和2011年的63元。

二、城市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以上我们描述和分析了城市低保制度的现状和特点, 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下面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种现状和问题的形成原因。社会政策理论告诉我们, 任何社会政策都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 其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 不可分割。低保制度当然也不例外, 显而易见, 低保制度有其优点, 但也有缺陷。

(一) 低保制度的优点和缺点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为显见的优点是:能够保证将有限的低保经费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社会救助最为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家庭经济调查”, 对低保申请者要通过一整套行政程序进行审查, 只有在确认申请者确实因为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而难以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时, 才能动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施救。同时, 受助者在享受低保待遇的过程中, 还要接受跟踪调查。一旦受助者的收入超过救助标准, 即告一段落。正因为有了严格的审查制度, 才能确保纳税人的钱不至于被滥用。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 低保制度并不能帮助低保对象脱贫。低保制度的政策目标是维持受助者最起码的生活水准, 其理念及政策措施都是被动的, 并没有考虑帮助受助者脱贫。其二, 低保制度需要花费大量的行政成本。作为低保制度实施的前提的家庭经济调查, 以及贯穿实施过程的跟踪调查, 都需要有专门的人去做, 因此, 包括人工在内的行政成本较高。其三, 低保制度容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社会公众对这项制度的行政效率和效果十分敏感, 一部分人会十分在乎这项制度是否养懒汉, 同时另一部分人又对这项制度的苛刻的审查程序提出指责。遭受两面夹攻的尴尬处境, 常会使低保制度进退维谷, 无所适从。

以上所述的低保制度的缺陷, 造成了现实中低保制度面临的问题。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二) 通货膨胀和城市低保

毋庸置疑, 2011年公众最为关注的热点就是通货膨胀。对于物价上涨的冲击, 低保对象更加难以接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低保对象的日常消费支出, 是由政府按“最低标准”计划好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旋余地。据国家统计局列出的“菜单”, 其中“食品类”和“居住类”, 是低保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居民消费价格1~9月的涨幅同比为5.7%;而与人民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食品类”消费价格的涨幅是12.5%, “居住类”消费价格是6.0%, 涨幅最大, 这让低保对象叫苦不迭。

如果拿城镇居民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低保标准作比较, 可以发现, 低保标准实在是非常之低。就全国的平均数而言, 低保标准仅占一般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只有5个地区是超过20%的, 包括西藏、天津、黑龙江、江西和青海;在16%~19%之间的有14个地区, 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湖北、海南、上海、安徽、山东、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在15%及以下的有12个地区, 包括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江苏、浙江、福建、重庆、四川、云南、新疆。其中最高的是西藏, 最低的是广东和福建。

以上的统计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按照欧盟的规定, 贫困线应该在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之间。即使是一贯比较保守的美国, 贫困线也在社会平均收入的33%上下。现在中国的数字15%, 仅为欧盟标准的1/3到1/4, 美国标准的1/2弱。

拿国内各地区的数据来作比较, 更令人大跌眼镜。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第一档的, 即超过20%的, 除了天津, 都是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区;像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地区的省市区, 却都在第三档, 即15%及以下;而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国经济的领头羊, 表现也不怎么好, 处于中档, 北京是18%, 上海是16%。以上的统计分析说明, 以“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计算,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只有少数省市区例外。这是否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在低保标准上更趋于保守, 而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要顾及低保标准要起到“保底”的作用, 相对来说, 反倒表现得更为慷慨。

(三) 关注城市低保与养老保险的衔接

近年来, 低保对象的“清退”问题引致高层的重视, 一些省份有数万低保对象被“清退”, 似乎表明这项制度在实施中出现了极大的纰漏。实际上, 这可能是一些地方民政部门为了夸耀“政绩”——制度实施公正、节省政府开支, 等等——而用词不当, 对绝大部分低保对象来说, 规范的说法应该是“退出”。这是因为, 世纪之交时的“40-50”人员, 到现在正是“50-60”, 到了退休年龄了。在转制并轨时由“下岗”转为“失业”的人员, 他们的养老保险费是交过了的, 所以他们现在应该享受养老保险金了。一般来说, 在领取养老金之后, 他们的收入水平应该上升一大块。因此, 他们退出低保是正常的制度交替衔接的结果, 不应该大惊小怪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表7的数据可能有助于说明以上的理论假设:对比2010年和2009年城镇低保对象的具体分类, 可以发现:在7大类低保对象中, 2010年的低保对象中, “在职人员”和“登记事业人员”分别下降了10.8%和17.4%, 这可能与当年的“40-50”人员现在已经是“50-60”人员, 亦即进入退休年龄相关, 因为低保对象中相当一部分人虽然没工作岗位或没有稳定的工作, 但当他们进入退休年龄后, 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因此也就不再享受低保待遇。

在了解了上述的实际情况之后, 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一部分城市低保对象领取养老金后, 原来享受低保的低保金应该如何处理?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可以同时享受社会保险和城市低保两项待遇?二是目前养老保险所提供的养老金, 如果标准低于低保标准, 在同时享受两项待遇的情况下, 保险金是否应该计为收入?

对于第一个问题, 就社会保障理论而言, 一个人同时享受社会保险和城市低保是正常现象, 因为在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中这两项制度应该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国际经验表明, 低保制度的一项功能就是对领取了社会保险金后仍不敷家用的家庭作“收入维持”的补贴。

对于第二个问题, 一般来说, 享受城市低保唯一的标准就是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如果低保家庭中有人领取了养老金, 应该计为收入。然后再按家庭人口计算平均收入, 假如还是低于低保标准, 就仍然可以享受低保的差额补助。

三、低保标准的调整及建立与物价挂钩的联动机制

在2011年年初的两会报告中, 温总理提出, 要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绝不能让物价上涨影响低收入群众的正常生活。根据两会精神, 随着2011年物价上涨不断创新高, 各地区也频频传来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得到调整和提高的“利好”消息。

(一) 近年来各地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努力

从“社会救助网”获得的数据中, 可以看到从2010年9月到2011年9月一年中全国各地区低保标准的调整频度和幅度。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在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 自2010年9月到2011年9月的一年中, 城镇低保标准调整过两次的有北京、太原、长沙、海口、西宁等5个城市, 从没调整过的有福州、武汉、南宁、青岛、宁波等5个城市, 其余26个城市, 包括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济南、郑州、广州、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银川、乌鲁木齐、大连、深圳、厦门等, 都进行过一次调整。从调整的时间和频数看, 2011年6月公布的数据为最, 有14个省市区进行了低保标准的调整;其次2011年3月, 有9个;再次2010年12月, 有8个;还有5个是2011年9月公布的。要论调整幅度, 最大的一次是乌鲁木齐2010年12月公布的数字, 从156元调整到256元, 提高了整100元。

历次调整后, 低保标准最高的, 2010年9月和12月是天津和上海, 450元;2011年3月是北京, 480元;2011年6月和9月是杭州, 525元。低保标准最低的, 2011年9月是乌鲁木齐, 156元;2010年12月和2011年3月是西宁, 213元, 2011年6月和9月也是西宁, 238元。

从2011年9月的数据看, 低保标准在500元以上的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4个城市;在499元~400元的有天津、广州、济南、大连、宁波和深圳等6个城市;在399元~300元的有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合肥、南昌、福州、郑州、武汉、长沙、南宁、海口、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青岛、厦门等22个城市;在299元以下的有重庆、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4个城市。

表8的统计数据表明, 低保标准的调整, 若从绝对数看, 还是发达地区的标准高, 低保标准在400元以上的10个城市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当然也有例外, 是福州、青岛、厦门等3个城市, 虽处东部沿海, 但都在320元~350元之间, 可能偏低了。

从媒体报道看, 2011年10~11月, 又有一些城市对低保标准进行了调整:重庆, 从290元提高到320元;长春, 从350元提高到375元;石家庄, 从340元提高到375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

(二) 建立健全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努力

据媒体报道:在2011年年初的两会报告中, 温总理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3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局五部委就联合发出通知, 部署各地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建设工作。据媒体报道, 有记者作了统计, 发现2011年全国31省区市已提前“完成任务”, 都建立了“联动机制”。其中, 有22个省市区是以CPI涨幅作为启动联动机制的条件。

如今各地区都已经在考虑根据物价上涨的幅度调整低保标准, 这是一大进步。然而, 如前所述, 以“居民消费指数”作为调整的依据, 这样的政策思路仍然是有缺陷的。“居民消费指数”中, “食品类”和“居住类”, 与低保家庭最为利益攸关, 但同时又是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如果按全部八类来决定调整的时机和计算调整的幅度, 其他作用有限的六类会大大“稀释”作用最大的两类的影响, 实际上会使调整的幅度偏小。多年积累, 就造成了低保标准仍然越来越偏低的发展趋势。

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在设计低保标准的调整机制时, 都从技术上考虑了这个问题。具体的做法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种。其一, 在用八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 用加权的方式重点考虑“食品类”和“居住类”的影响。其二, 用专门对低收入群体采集数据的方式, 建构一个“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指数”, 以实事求是地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另外,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即用“居民消费指数”和“社会平均收入”构成一个综合指数, 作为低保标准调整的依据。目前这种方法还没有进入实际运用的层面, 但应该可以考虑。

摘要：城市低保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2006年以来的城市低保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 探讨了其变化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城市低保,低保制度,低保标准,最新发展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Z.[人民网,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229896/229904/15575399.html, 2011-03-17.

[2]叶鹏煌.全国超7成省份建立社会救助与CPI联动机制[N/OL].法制日报, http://news.qq.com/a/20111107/001167_1.htm, 2011-11-07.

[3]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EB/OL].

篇9：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一、发明名称：该名称应直接、清楚地表现发明的实质内容。

二、发明所属的技术领域，应按技术系统与专业或行业来表示。

三、本技术的历史背景与现状，引证反映与本发明创造有关的技术文件和所检索或查阅到的现有技术资料。

四、发明的目的五、发明内容

六、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优点、特点或积极效果，说明现有技术之缺陷。

七、说明发明创造技术内容的附图，附图不要标注尺寸，并对图中内容进行说明。

八、实施发明的最好方式，典型实例，列出各种参数与条件，有附图的对照附图加以说明。

九、如果有微生物方面的申请，应写明该微生物的特征。

篇10：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一）职工身份证原件和职工住房公积金联名卡，职工所在单位审核盖章的《合肥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表》。

（二）租住私有住房的，应提供地税部门开具的租赁纳税发票原件和复印件、承租住房产权证复印件，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合肥市（区）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无房证明原件。租住住房暂时未办理房屋产权的，应提供租住住房购房合同和网上认购备案确认单复印件一份。

（三）租住房产管理部门直管公房或其他保障性住房的，应提供相应的租赁合同（协议）和由相关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出具的房租专用收据原件及复印件。

（四）承租单位公有住房的，应提供合肥市（区）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无房证明原件、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租赁合同或协议原件及复印件,房租专用收据原件及复印件。

同时提取配偶住房公积金的，还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配偶身份证原件和配偶住房公积金联名卡。

篇11：申报低保所需提供材料

1、户口本、身份证（户主及家庭成员每人页，身份证正反面）

2、婚姻情况（已婚、未婚、丧偶、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3、住房情况（自有或租住）自有房子需提供房照手续；

租房合同要求：双方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房屋坐落位置（楼房或平房）、面积、租金金额、租期时限、双方签字摁手印

4、残疾证（残疾类型、级别、年检章）

5、住院病例（病例首页、费用清单、住院收据、诊断书）

6、就学情况（大学入取通知书、学生证、交费收据、高中在校证明）

7、低保申请书（申请人本人或家属代写）

8、申请本人近期一寸蓝版照片二张

9、申请人需提供家庭成员在北安七家银行（龙江、工行、建行、农行、中行、邮蓄银行、农商行）的登记信息，申请人填写在银行部门登记信息承诺书（每人填写一份）

9、其它需要出具的证明

篇12：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一、“绿卡效应”及其表现

在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另类绿卡——低保证。 (1)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绿卡效应”正是围绕低保证而产生的。所谓“绿卡效应”主要是指基于低保证的贫困认定功能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政策照顾和补贴, 城市贫困家庭把低保证视为身份、关系、特权的象征, 采取各种不诚实行动“争”保, 并分化为两个对立群体, 从而干扰低保制度预期效果的实现。它具体表现为城市贫民为取得或维持低保资格而采取的各种应付低保审查的行动和“保内”“保外”贫困居民的分化。

(一) 应付低保审查的行动

在城市低保制度的基层实践过程中,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确定低保对象及对其后续的动态管理。在低保对象的目标定位问题上, 我国早期采用单一的收入调查方法, 由于无法解决收入的隐蔽性问题, 后又引入消费指标作为重要标尺, 各地根据具体情况都出台了一些“土政策”。例如武汉市保安街社区执行的标准是武昌区的“十八不准”原则, 该原则主要包括两部分, 前半部分从消费权利入手规定了很多消费禁区, 涉及住房、车辆、投资、收藏、家用电器、服装购买、休闲娱乐、子女教育、水电费开支、宠物饲养等, 后半部分从赡养、抚养、扶养权利, 劳动就业权利, 公益劳动权利, 及各种“恶”行等方面规定了低保资格。规则显得异常细致、周密。政策如此设计, 无非是想把有限的救助资源落实到真正贫困、需要救助的家庭, 但低保政策实施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了获得低保或者维持低保, 一部分人钻政策空隙, 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性行动。

城市贫民的“争”保行动形式多样。为了避开低保的限制条件, 有的夫妻办理“假离婚”。武汉市武昌区的低保政策规定:“实际生活水平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尽管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于实际生活水平难以衡量, 所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社区把“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一个硬性标准加以贯彻。武汉市中心城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月人均300元, 这一标准难倒了很多“低保边缘户”。这些家庭至少一位成员有工作, 往往是一方做事、一方下岗或者一方退休、一方未退休, 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但是由于家里有病人或孩子读书, 部分家庭的实际生活可能比低保户更艰难。因此, “假离婚”就成为一种应对低保审查的有效手段。在他们的离婚协议中, 家庭财产一律归有收入的一方;子女特别是入学的子女、已经成年但没有工作的子女都跟着无收入者。离婚后无收入一方就可以享受低保。这些夫妻离婚后, 基本还吃住在一起, 感情也未受太大影响, 正所谓“离婚不离床, 离床不离房”。有的家庭则把空调、冰箱、计算机等物品藏起来, 或者几家捆绑用电, 只安一个电表。在应对低保审查的手段中, 最常见的要数伪造相关证件、隐瞒或谎报家庭收入等。

(二) “保内”“保外”的行动差异

“绿卡效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形成了“保内”和“保外”两个不同的身份群体, 或可视为贫困群体的另一种分化。这两个群体对低保工作的态度和行动方式截然不同。作为政策的受惠者, 低保户对低保政策的评价较为肯定, 主要意见在于认为低保审查的政策过于细致、周密, 很不近人情, 以致干涉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个人隐私权。

对于“保外”贫困居民而言, 未能进低保使其对低保政策及基层低保工作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在他们看来, 有三种人可以获得低保:家里确实非常艰难, 无人能比;有后台, 关系硬;狠人, 勇于死缠烂打、敢于拍桌子瞪眼放狠话。“老实人是享受不到低保的, 能进低保的都是‘牛’人和‘狠’人”。“保外”居民最痛恨的就是在低保认定中走关系、开后门。贫困者对公平有自己的理解:既然低保是面向贫困群体的保障性制度, 就应当一视同仁, 让所有困难群众平等受惠, 贫困者都应当享受低保政策带来的优惠。但是, 对贫困的筛选和甄别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权力保”、“人情保”显然严重违反了贫困者对公平、公正的理解。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贯彻自身的公平理念, 应对不公平的政策, 从而纠正政策执行的偏差。

针对“人情保”、“权力保”, 以及自身无法享受低保的现实, “保外”居民采取的行动策略主要有:其一, “背后诋毁”。诋毁的对象主要是社区干部和那些在他们看来并不贫困的低保户。由于不太了解具体情况, “保外”居民经常以讹传讹, 对一些现象捕风捉影、夸大其词, 甚至把一些个人恩怨投射到对此类事件的评价中, 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其二, 当街谩骂。某些没有通过低保审查的社区居民觉得自己委屈, 内心愤懑、有牢骚, 见到社区干部就追着骂, 以表达内心的强烈不满。其三, 讨价还价。有的居民能力较强, 虽然拿不到低保, 但会向政府索要其他形式的补偿。其四, 蔑视放弃。有的“保外”居民是主动放弃, 他们在了解相关政策后根本不去申请, 有的是被迫放弃, 申请后未获批准, 也就不了了之。

二、“绿卡效应”产生的原因

“绿卡效应”的产生既源于直接利益刺激, 也深受社会支持系统和社会救助理念等深层根源的影响。

(一) 物质刺激和身份塑造

客观而言, 低保政策带来的优惠水平非常低, 但在城市贫民眼中却是非常可观的资源。以武汉市为例, 在货币救助之外, 政府还动员各方力量对低保户实施政策补贴, 例如卫生费、水费、电费减免, 低保家庭子女读书可减一半费用, 还可享受2000元补贴, 另外还有廉租房、房屋补贴等, 加起来至少有13个职能部门为低保户提供优惠服务, 包括房产、殡葬、创业、租车、精神心理健康、有限电视、教育助学、电费补贴、卫生费、水表安装、天然气收费、廉租房等各项关系生存与发展的切身领域。

上述优惠政策的出台显示城市低保制度开始了从单一生存保障向综合保障的转型。保障内容既有“生存保障项目” (包括衣、食、住、水、电、燃煤、燃气费用) , 又增加了“发展保障项目” (包括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精神心理健康等) , 但仍然以前者为制度的主体目标。这些保障政策给城市贫困居民带来了诸多便利和优惠。

对贫困居民而言, 物质利益固然重要, 低保证对获得这些物质利益的合法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更重要。它使低保户实际上成为一个国家认可并保障的、具有合法弱者身份的独特群体, “低保证”就是该群体的“身份证”。它充分体现了“低保户”在底层民众中独特的地位与权利——获得国家公开认定并依法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救助。这张“绿卡”意味着距离国家更近, 更能得到政府的庇护, 由此产生的依赖感、踏实感或许比物质利益更重要。

(二) 社会支持的匮乏与脆弱

社会支持网络是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无偿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的重要途径, 它既可以来自于政府、单位、社区等正式机构, 也可以由家庭、亲属、朋友等非正式机制提供。当前, 城市贫困居民面临着正式社会支持匮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脆弱的双重困境。

20世纪80年代末期, 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在此之前, 城市贫困者主要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三无”群体, 包括无收入、无工作能力和无家庭支持的人。而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 因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改革而诱发的贫困改变了城市贫困的规模和构成。当前, 我国城市贫困总规模在2500~3500万人之间, 而且城市贫困率在不断增长。[1]现在的城市贫困者主要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新贫困群体”。这些人包括失业、下岗人员, 停产、半停产企业中的半失业者和其他的一些由市场因素引起的贫困者。[2]他们中只有下岗失业工人才能够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

在改革过程中, 城市下岗失业工人不仅经历了地位身份的巨大落差, 更遭遇着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全面崩盘。一方面, 计划经济时代所提供的“父爱式”关怀、终身福利戛然而止。伴随企业减员增效、关停并转, 国家通过企业提供的全面保障完全终止。另一方面, 受制于自身条件、观念和劳动力市场的升级, 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找到合适、稳定、收入与保障理想的新工作。在旧的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已经瓦解而新的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力量又有限的情况下, 该群体能从正式途径获取支持的机会自然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 有邻近血缘关系的亲人本应该成为城市贫困居民最依赖的支持来源。然而, 不幸的是, 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太富有, 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比贫困家庭好多少, 有的甚至和贫困家庭一样处于贫困状态。贫困家庭所获得的资金援助往往是单向流动、不求回报的。亲属之间良好关系的维持有时不能完全依靠精确的计算和市场原则来处理。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影响使得亲属间的互动富有某种道德义务和责任感。利益分割的适度模糊也有利于建设健康的亲属关系。处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会基于关系性质、信任基础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道德义务, 有的期望对他人的帮助能够得到回报, 有的则不期望回报。这些道德义务使人们之间可以进行各种交换, 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 而实现某种程度的“泛化的互惠”。无可否认, “穷帮穷”扶助体系是穷人创造的危机缓解机制, 但是它只能适当缓解生活危机, 并不能根本性改善贫困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 不能使他们真正摆脱贫困。

在正式社会支持匮乏、非正式社会支持脆弱的情况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贫困者所能获得的最方便、直接的正式社会资源, 对其克服困难、摆脱困境显得尤为珍贵。

(三) 社会救助理念的失误

如前所述, 目前在我国, 低保是少数贫困人口的福利, 只有被认定为贫困的家庭才能够名正言顺地享受一系列优惠。这就涉及一个根本问题:谁有资格获得低保救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反映出我国传统社会救助理念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一方面,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劳自立、勤俭持家, 个人的贫富完全是自己或家庭的事, 家庭成员不能以自身的贫困给社会增添负担。这种个体主义贫困观至今影响深远,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只有那些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法定赡养人的“三无”人员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国家的救助。那些因结构性因素下岗、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劳动机会的贫困人口则很难得到社会的同情。

另一方面, 所谓“慈者, 爱出于心, 恩被于物也”, 显然, 在行善者提供的帮助上附有行善者的恩情, 所以, 慈善活动在施舍物的同时也在施恩。我国很多管理干部都是怀着这样一种观念来看待政府与贫困者之间的扶助关系的。他们认为, 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的恩赐, 受助者应该知恩图报, 用公益劳动来报答政府的恩情。同时, 为了防止穷人因此产生依赖心理而成为政府和社会的负担, 必须进行严格的规范和限制, 消除贫困人员的惰性, 避免懒汉和无赖的产生。

在这些传统社会救助理念的影响下, 各城市推出的贫困认定标准都较为苛刻, 加之地方财政能力不足,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唐钧和朱庆芳的估算,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在1500~3100万人之间。而1999低保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后, 只有有281万人得到了该项保障。到2006年年中, 低保人数上升到310万, 7年只增加了30万人。[3]因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绿卡效应”的两种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贫困居民根据贫困认定标准而进行“自我证明”的过程, 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穷人, 有资格获得国家的救助。

社会救助应该是现代政府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对于公民而言,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只要收入低于贫困线就有资格申请并获得社会救济, 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确保每一个公民在生活困难时能够得到援助。由于种种原因, 这个本应具有基本公平性的制度只能为一小部分贫困人口带来实惠。因此, 被生活压力所迫的人们不得不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确实困难”。当意识到拥有合法弱者身份对于其主张权利所具有的意义时, 他们自然会主动采取行动争取低保。结果反而强化了政策执行的特殊主义, 使得更多的贫困家庭被排除在外。

三、消除“绿卡效应”的制度改进

“绿卡效应”实质上揭示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贫困认定条件苛刻及小范围救助的问题, 反映了城市贫民对制度公正的理解, 体现了他们对自身弱者权利的维护。城市贫民所实施的针对性行动, 虽然从社会公德的角度看有失光彩, 但是贫困群体道德缺陷的来源不是群体本身缺乏教养而是社会结构性原因。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以及群体内部的分化构成了穷人采取所谓“不道德”手段欺瞒政府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对立的结构性因素。因此, “绿卡效应”的消除必须以转变社会救助理念为基础, 承认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企业改革是导致城市贫困大规模爆发的结构性诱因, 承认存在阻碍下岗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结构性障碍, 认可并尊重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

技术层面的改进也非常重要。制度改进的方向在于避免“一刀切”式的操作, 让制度更人性化。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对政策的这种特性给予了深刻剖析。在他看来, 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 它们只是从官方的兴趣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一个片断, 而无法成功展示社会生活的真实全貌。[4]消除制度简单化的途径就是充分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最大限度地纳入各种可能的选择。落实到城市低保制度而言, 要求城市管理者不仅要注意低保户和其他贫困群体的区别, 更要关注低保群体自身需求的多元化。

(一) 构建动态救助体系

一直以来, 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都在不断致力于增加财政投入、扩大低保覆盖面。这种方式逐渐暴露出救助手段简单、落后, 不能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等缺陷。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扩大低保覆盖面是一个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增加低保人数的做法实质是降低了个人平均受助水平, 对缓解困境无益。应从实际出发, 兼顾救助需求和救助可能两者之间的平衡, 建立多层次、多类别、有差异 (包括地区差异和类别差异) 、有弹性的动态救助标准。开辟更多的救助领域, 区别需求差异和需求变动, 让更多的城市贫民得到适当、合理的救助, 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发展诉求。

分类救助是目前出现的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法。“分类救助”的概念学界已有提出, 实践中也在进行着尝试, 例如编制贫困系数以便区分贫困程度;把低保金划分为“基本生活救助金”、“特别需要救助金”和“酌情发放的救助金”3个部分;根据1人户、2人户、3人户、4人户、4人以上多人户的实际需求, 对补贴标准作出调整;对有劳动能力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可考虑适当减少其补贴标准等等。[5]此类措施均考虑到贫困群体的内部差异, 但在总体结构和相互关系上还不够清晰, 分类施助的方法仍有待探索。此外, 施助内容也应当更加丰富, 文化教育、技能培训、生活照料、心理健康咨询等都是有效的选择。

(二) 推进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整体改革

现有的城市社会保障体制过于狭隘, 它只着重对下岗工人实施有限救助, 而将农民工和新失业群体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制造了贫困群体内部的分化, 不利于社会团结, 同时也无法充分体现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优越性。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整体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强化国家的责任意识, 将政府置于主导地位, 同时将市场 (企业) 、家庭、社会组织等保障主体纳入体系之中。对各种保障性资源进行整合, 在城市贫困人群中进行统筹分配, 把农民工和新失业群体也有序地纳入城市社保体系。

改革的基础是对城市社会保障性资源进行整合。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城市发展现状, 在现有供给主体框架基础上开辟新的保障资源 (社会舆论、文化教育、心理辅导等) 及其供给主体, 其目标是不仅缓解城市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压力, 同时有助于突破阶层壁垒、增强群体交流与沟通, 在社会结构层面削弱导致社会排斥、社会歧视的结构性力量;区别各主体所提供保障性资源的种类、性质和差异, 构建统和机制, 明确各主体在保障性资源供给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努力构建一个以国家为主导并托底, 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等为辅的弹性主体框架, 各地区、各城市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适当调整, 优化资源配置机制。

改革的关键是把整合后的城市社会保障性资源有效地分配给不同需求的贫困群体, 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力度和效应。要准确把握城市贫困群体中三大人群 (下岗工人、农民工和新失业人群) 的具体需求和利益诉求, 区分其对基本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医疗保障、文化教育、司法援助、心理辅导、社会舆论等保障项目的需求程度差异, 以利于资源分配的有的放矢;更要全面了解各群体的客观贫困现状、主观贫困认知并预测其贫困性状的发展趋势;同时改进贫困认定方法, 以多维贫困理论为指导, 更新完善贫困认定与监测方法, 对贫困概念、贫困维度、贫困程度、贫困动态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既重视公共力量的作用, 也注意开发个人社会资本的潜力, 将“物质的”“生存型”的保障提升为“关系的”“参与的”“发展型”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唐钧.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形成与现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2, (3) :22-25.

[2]朱庆芳.城市弱势群体的特征、贫困原因及解困对策[EB/OL].中国社会学网, 2003-10-28.

[3]唐钧.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制度[EB/OL].剑虹评论网, http://www.comment-cn.net.2006-04-22.

[4][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3.

篇13：城市低保怎么申请

1?申请城市低保要具备什么条件?

答：(1)持有我市常住城市户口;(2)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3)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

2?申请城市低保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答：申请时须提供下列材料：(1)书面申请报告;(2)身份类证件及其复印件;(3)收入类证明;(4)凡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的申请对象，本人需提供有关求职登记证明、培训和推荐就业记录材料;(5)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如离婚证或离婚判决(调解)书、残疾证、失业证、特困职工证明等。

3?保障标准是多少?

答：市区(包括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高新区)每人每月550元;长清区、章丘市、平阴县、济阳县、商河县每人每月500元。

4?申请城市低保要经过哪些程序?

答：(1)提出申请：凡申请城市低保待遇的家庭，由户主本人通过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向街道(乡镇)提出申请，未设立社区的地方，可直接向街道(乡镇)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不在一地的，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社区提出申请，其他家庭成员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由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街道(乡镇)和社区出具。

(2)社区调查：社区受街道(乡镇)委托，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核实，经社区城市低保评估小组民主评议同意后张榜公布，时间不少于3天。无异议的，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暨审批表》，连同其它证明材料报街道(乡镇)审核。

(3)街道(乡镇)审核：街道(乡镇)对接到的申请表和证明材料逐一认真审核，并及时进行集中会审，符合城市低保条件的，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不符合条件的，委托社区以适当形式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城市低保待遇的审批，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县(市)区民政部门批准后，申请人所在社区要及时张榜公布审批结果，时间不少于3天，接受群众监督。无异议的，由社区代发省民政厅统一监制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

5?城市低保的审批时间是多少?

答：审批管理机关自接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审批手续(申请人证明材料不全的除外)，从批准之日下月起发放城市低保金。

6?哪些情况不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

答：(1)虽然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但实际生活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的。

(2)非因拆迁原因购买商品房或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的;因拆迁原因购买住房但购买面积超出当地人均住房面积30%以上的;有闲置住房的。

(3)一年内购买电脑、摄像机、数码相机、钢琴、空调、冰箱、机动车辆、金银珠宝饰品等高档非生活必需品的。

(4)拥有并经常使用移动电话、高档电器、机动车辆等高消费物品的;家庭月通讯费用达到当地城市低保标准50%以上的。

(5)投资有价证券、收藏高值物品的。

(6)饲养观赏性名贵宠物的;经常出入餐饮、娱乐场所消费的。

(7)安排子女自费择校就读或出国留学的;外地学生在本地就读的。

(8)符合就业条件无正当理由一年内经有关部门两次介绍拒绝就业或技能培训的;一年内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不参加公益性劳动的。

(9)故意放弃或转移个人所有资产的;有赌博、吸毒、嫖娼行为而造成生活困难尚未改正的;违法收养的。

(10)群众反映强烈、经社区低保评估小组民主评议不应享受低保待遇的。

(11)不按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的;不接受低保工作人员核查的;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不按时领取低保金的;不按时提出续保申请的;凡是提供虚假收入证明的，一经查实，一年内不能享受低保。

(12)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其他不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

7?户籍与居住地不一致且在现居住地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申请低保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户籍与居住地不一致且在现居住地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申请人应当提供家庭共同生活成员户籍情况、户口所在地的房屋情况等有关证明，到实际居住地社区申请办理。

8?年满3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且未婚的残疾人可不可以单独申请城市低保?

答：年满3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且未婚的残疾人，可以单独申请城市低保。

9?患有当地政府认定的重大疾病的病人家庭的患者，能单独享受低保待遇吗?

答：患有恶性肿瘤、肾移植、尿毒症、白血病以及当地政府认定的其他重大疾病的病人家庭，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保障标准2倍的，其患者单独享受低保待遇，按当地低保标准给予保障。

10?申请低保待遇的家庭为增加收入将现有住房出租，租住其他房屋的，其家庭收入如何计算?

答：申请低保待遇的家庭为增加收入将现有住房出租，租住其他房屋的，在计算家庭收入时应把租房费用扣除，将超出租房费用的租金计算为家庭收入。

11?户口与父母户口在一起，但与父母分开居住的，其收入与父母的收入分开计算吗?

答：户口与父母户口在一起，但与父母分开居住的，其收入与父母的收入分开计算。

12?哪些单位有义务为申请低保的人员认定其收入?

篇14：城市低保申请书

1、按要求提供的家庭申报材料和填写的下述表格内容保_属实；2、本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均未有永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的八类情况；

3、自觉定时按要求向社区申报家庭成员、就业、收入等变动情况；4、服从社区安排，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公益性义务劳动。以上承诺如有违背，愿意按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篇15：城市低保申请书

**社区居民委员会：

我今年63岁，家住兴华路XX号，平房(23平米)，与妻子离异，现独自生活，身体长期有病，不能干重体力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靠亲属救济勉强糊口，年收入不足180元，生活异常艰难，当我-

当我听说还可以向社区申请低保，我非常高兴，本来已绝望的心又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看到了一线黎明的曙光。为此，特向广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低保。我也想靠自己的双手不给党和政府增加负担，但身体状况、家庭的窘困、生活的艰难，如今只能让我命悬一线，希望社区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范文网

20**年**月**日

篇16：申请城市低保应提供的材料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制度),是国家为解决城市居民的生活困难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是目前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了解这一制度实施十余年来的有关情况,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各选取一个城市作为调查样本采集点,其中中部地区选取了湖南省邵阳市(另外两地为广东省的佛山和陕西省的咸阳)。之后,由邵阳学院25名师生组成的调查员对邵阳市区多个社区的两百余户低保对象进行了入户调查,最终取得有效调查问卷212份。本文即是根据这些调研问卷、调查员记下的20余万字的调查笔记以及近年来邵阳市低保政策的变动而得出的综合分析。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调查阻力同时又确保调查数据有效性,调查前已告知了受访者所在社区工作人员。每个调查对象“聊天”约一小时,除了要求对方填写调查问卷,调查员同时记下耳闻目睹的受助者家庭的不同情况,之后作出简要分析评论。此外,虽然有社区和民政部门向调查员提供了部分相关名单,但各小组主要采取通过上一家受访者带路找下一家受访者的办法“串联”调查,并未完全按照社区低保名单调查访问,以保障调查的客观真实性。

本次采集的212份低保受助者样本,均为城市低保户,大部分为下岗职工。调查中,申请低保原因一项上,因为失业而申领的占51.2%,其次是因病致贫(24.2%)和残疾无法工作(9%)。从中不难发现,邵阳市城区低保对象大部分具备或基本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他们以缺少工作机会失业或待业者居多,这也与调查过程中受助者普遍期待工作的表述可相印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调查之前的调查预期是因病致贫是主要原因,调查过程中也呈现几乎每个受助者家庭都有人生病的现象,但是因病致贫的数据统计只有24.2%,这一真实数据与调查队员的感性认知区别较大,本文尊重统计数据,不做主观臆断。

二、对调查数据的分项评析

1.基本信息

这次调查问卷一共设置了七个部分:(1)受助者及其家庭的基本信息;(2)低保补助情况;(3)受助者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4)受助者心理状况;(5)教育医疗情况;(6)社会交往;(7)对社会的评价与认同。

调查组调查采访的低保受助者41.4%为男性,58.6%为女性;家庭人口方面,2~4人的小家庭占大多数(70.1%);年龄方面,仅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就占了58.8%,可见低保人群以中年为主,生活压力巨大;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58.8%,这不仅阻碍了他们自身发现也不利于其对下一代的教育;可喜的是未婚率只有5.7%,组建家庭和养育后代,这对于低保受助者来说可以在挫折中增加对抗不幸的力量,家庭的稳定作用,尤其是对于后代成长的期待很容易从受助者贫乏的语言中察觉出来。然而,受助者的家庭成员却常常为疾病和教育费用所困扰,这些最为受助者关注的“幸福”方面总是显得那么的不幸福。因此尽快解除家庭成员身上的枷锁,成为他们最先考虑的目标。

2.补助情况

调查发现,每月低保金300元以上的受助者只有26.3%,家有小孩正在上学的受助者中,享有教育补助的只有18.6%,而仅有12.7%的受访者表示得到了医疗补助。以上数据表明,低保补助依然是以偏低的单一现金救助为主,教育和医疗等配套救助覆盖不高,限制条件多。

与调查预期大相径庭的是,通常批评低保补助给付标准单一、弹性不大的现象在这次调查中并未显现,从已公布的《邵阳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分类施保办法》可知,邵阳城区低保对象被划分为重点保障类(A类)、特殊保障类(B类)和基本保障类(C类)。其中,对有劳动能力但生活存在暂时困难或家庭困难程度相对较小的人员,普遍划为C类,只享受低保三个月,且最长不得超过半年,过期要重新申请。这种分类施保办法在实际调查中体现出了它的实际影响,各户低保金参差不齐,差别较大,而由于领取时间长短不一,每家可领取的人数也有区别,因此各户从低保制度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区别很大。

3.生活状况

调查发现,受助者居住条件普遍不好,只有56.5%的受助者拥有独立卫生间。受助者居住类型为:住在老城区的占50.3%、住在新城区的占34.8%、住在村改居或城中村的占14.9%,这些住户大多数是公租房(53.8%),其次是自购房(拥有全部产权24%),公租房的住户中,对居住条件满意的只有27.3%。

在生活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低保家庭参加社会保险的比率远低于正常家庭,16.9%的受助者参保了城镇居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61.9%参保了城镇居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保险多项合计才2.4%。由于大量低保家庭根本没有参保,本该由这些社会保险解决的部分问题就自觉地由“万能”的低保制度来承担。那么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参加了那些社会保险的受助者100%都被纳入了低保制度,目前来看,有一个已近建成的,覆盖如此之广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是可以给他多加入一些深层次的保障内容的。从近几年邵阳低保政策的完善情况来看,政策设计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如2014年2月1日开始实行的《邵阳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规定:“低保户可凭有效的低保证、户口簿、本人身份证享受国家和地方政策规定的医疗、教育、有线电视收视、再就业培训、水、电、气、住房保障、司法救助等方面的政策优待。”

注:佛山样本数为 211,咸阳样本数为 219,均用同一问卷同时期采集。

4.心理状态

近年来,由于部分公民自身生活状态不佳而报复社会的事件不断发生。调查发现,低保受助者的心理状况不是十分健康。这个群体中,对生活满意的只有24.4%,这与许多发达国家曾经面临的社会问题一样,成为了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矛盾。调查中,有28.6%的受助者感到未来没有希望,54.7%的受助者认为做任何事情都很困难,甚至有17.8%的受助者认为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调查发现,没有任何受助者接受过专业社区心理疏导,这也与中国普遍存在的社区心理援助现状一致。一方面,中国仿照国外高校普遍开设了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能从事社区心理工作的专业,每年都招收培养了大量相关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却始终大呼社区心理工作专业人才缺乏。事实上,上述专业学生即使想找这方面的工作,却常出现一个异常尴尬的结果———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岗位。由此可见,社区心理工作要建立并完善起来,不是仅凭社区就能解决的,如果没有政策性引导和政府经济上扶持,这样的社会公益性岗位几乎不太可能自主形成。

5.教育医疗问题

每次谈到子女,受助者多少有些欣慰或释怀,这可能是有子女的家庭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全家改变现状的最大希望,他们大多希望子女受教育程度在大学本科或以上(88.3%),但是93.3%的受助者表示子女教育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41.7%的受助者表示子女在教育方面享有优惠。

几乎所有的受助者家庭都有成员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而有52.6%的受助者表示自身身体差或很差,如果得了普通疾病只有极少数人会去诊所或医院(4.8%),如此低的就医率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一旦生病他们一般选择拖延,积小病成大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循环一直无法摆脱,由此,低保设计的最基本初衷也很难达到。

与受助者多疾病不对称的是,调查得出了极低的医疗支出比率:82.5%的受助者医疗月均支出占月收入的10%以下,这与同时期接受同样调查的另外两个城市差别很大(见表1);医疗支出低也与他们较低的就医率有关,如此低的就医率和医疗水平还造成了一个常被人忽视的事实:一些即使自身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受助者由于要照顾生病的家人,根本无法全身心地去谋生计。

6.社会交往

调查之前,初步设想是低保户会对领取低保难为情,不太愿意与他人多交往,为此问卷中设计了“很高兴”、“心态平静”、“应该的”、“难为情”四个选项,结果出人意料的是,选择前三项的共94.8%,只是个别人觉得难为情。申领低保没有想像中的是受助者自己觉得降低了社会地位,这反映出邵阳市城区低保受助者已普遍意识到申领低保是他们合法正当权益。这也从他们的社会交往中可以看出,62.8%的受助者春节期间探访过亲戚,并且春节期间有71%的受助者有亲戚来访,51.3%的受助者获得过亲戚的援助(其中79.6%为现金形式,49.1%为实物形式)。由此可以推测,除了低保金和自谋生计外,亲戚援助也是受助者维持生活的重要保障。

7.对政治和社会的评价和认同

受助者中不少人认为社会上存在较多的不公平现象(61.5%),对低保制度也只有一半左右的人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49.8%),有67%的受助者认为低保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合理现象,这其中有83.5%的受助者认为低保资格认证不合理。资格认证是申领低保的第一个政府处理的环节,但却是受助者对低保制度最不满意的一个环节,这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这一群体对于整个低保制度的评价。

受助者虽然有87.7%的家庭有电视,但很少有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他们大多对政治不作评价或干脆要求调查员不要问这类问题(如怎么看待官员腐败现象)。在回答问题的受助者中,仅有26.2%的人认为政府会重视他们的意见,其对政府的不信任可见一斑。

三、调查总结与初步设想

调查显示,低保制度发挥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是一项完成了基本任务的顶层设计。调查中即使调查员未按名单而随机在同一社区调查,基本没有发现漏保的现象,做到了应保尽保,有广泛的社会覆盖面。同时调查还惊奇地发现,最迟在2011年,邵阳市城区在实施低保的过程中就已做到了分类施保,能在实际操作中按对象、按致贫原因、按需求等区别对待。

然而,上述均是与低保制度极低的预期目标相对应的,而事实上调查也显现低保受助者依然生活艰难,教育和医疗等看似与生存无关的问题转化成为了威胁他们生存的生理和心理问题。近年来,低保金在不断上升(见表2),这种是明显年份超过物价水平上升幅度的,那么,低保政策原有的仅“保障基本生活”的顶层设计理念确实可予革新。

以教育和医疗为例,这些大宗家庭支出如果目前还不能成为低保制度本身重点关心的内容,那么它至少应成为帮扶的方向,从另一层面上说,即让低保成为受助者领取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相应救助的领取资格。从教育的角度说,给予低保家庭子女更多、更广的教育优惠,应是目前相对改动小、见效快的措施了。

从其低保金额的核算方法和实际发放的数额来看,补助只能用于购买生存所需的食物,直到现在制度本身不具备也根本没有设计保障受助者脱离贫困的能力,它被公认为是一种“被动”的,用以维持受助者现状的救助制度。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低保制度是否在“养懒汉”?也就是说,提高低保补助水平是否会造成低收入者的社会依赖。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只是部分学者的主观猜测,没有可成立的事实根据。由申领低保的原因来看,因失业而申领的占51.2%,也就是说,他们中至少有半数以上受助者具有工作能力,而本次统计各家月均支出仅1 000元左右到3 000元之间的便占了73.6%,这么多的支出绝对不是每月领二三百元低保金或从亲友救济能弥补的,调查显示,只有4.3%的受助者有正式工作,这一巨大的数据差额使得我们不禁推测,相当部分的受助者,尤其是其中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通过按日支付的零时性工作或摆摊点的方式弥补差额,这种自谋生计的办法才是低保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低保补助充当的是政策安抚和经济上稳定来源的意义,即使低保金在目前基础上再次大幅提高也不具备“养懒汉”的经济可能性。

我们已经知道,仅给予与食物相对应的差额补助远不能使低保金受助者过上正常生活,更不能使其脱贫,既然社会资金有向此倾斜的趋势,“最低生活保障”是该重新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