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科举制度概述

隋唐科举制度概述（精选7篇）

篇1：隋唐科举制度概述

隋唐科举制度概述

摘要：科举制度是隋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为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产生的。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的行政机构。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关键词：科举制度、隋唐取士、糊名考试

科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隋唐科举制度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第一，官吏选用的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选官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第三，向各地方庶族、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实现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调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第四，科举似乎是最公平的，任何人只要读好书，就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唐太宗曾有感而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里维持13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不仅影响了古代的考试制度，也影响了欧洲、亚洲各国的文官考试。这对当今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品德教育上尤为重大，在科举考试中是以儒家核心的，虽然它本身有极大封建性，但在品德教育上不得不说它有很大效果。

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将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科举作为人才与文化的筛选器，不仅左右着当时的学校教育与教育管理，也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创立及完善的过程

隋朝统一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来充实官吏缺乏的问题，为了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就需要有一种新型的选士制度；另外，在改朝换代过程中，豪门士族的经济势力日益衰弱，庶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他们希望能参与政治，同时统治者为了集中选士权，团结广大庶族地主，解决地主内部矛盾，各阶层都希望有一种新型的选士制度来取代九品中正制，这样科举制便应运而生了。

集中选士大权，采用考试办法，分科举人，是隋代的一大创举。隋初，围绕着选士问题，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隋文帝为了集中选士大权，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置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到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七月“始建进士科”。大业三年又定十科举人，包括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其中“文才秀美”一科，当为进士科。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产生。

科举之制在隋代只不过初具雏形，国运短暂也使新生的科举制度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加之隋统治者多好佛老而不尚儒术，所以也不甚重视科举取士。科举在隋代虽还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它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文化上削弱了士族豪门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门阀士族把持选士的局面，为庶族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唐承隋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唐立国之初，就将人才选拔列入国家重要政事。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明确规定了应试日期、对象、预选办法等。次年三月选举诏书指出，由于广大寒士“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而官府又常常“举非其人，滥居班秩”，所以要求未得举荐者“亦听自举”，“洁已登朝，无嫌自进”。此诏确立了士人“自举”、“自进”的制度，规定了“怀牒自应”的自由报考办法。这标志着国家定时公开设科招考，士人凭才自由报考的科举制度臻于完备。

唐太宗执政时期，实行偃武修文的文教政策，一方面扩建校舍，振兴教育，为封建国家培养后备人才，以确保科举取士的数量和质量。唐太宗对科举最大的贡献是设国子监，开设并扩充国学；鼓励地方政府和私人开设学校。国子监下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在贞观后期仅仅国学院学生就超过了8000人。另一方面，开科取士，通过科举考试来网罗人才，钳制人们的思想，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设置明经、进士等50多种学科。随着发展，明经、进士两科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武则天时期十分重视科举制，对科举制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亲自策问贡士于洛城殿，开创了科举考试中殿试的形式；她令人练武习功，以长垛、马射、马枪为考试内容，通过武举来选拔军事人才，从而开创了武举的先例；当时，试场舞弊之风盛行，为此，她采取糊名考试的方法，开创了糊名考试的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在考试中沿用。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到了开元、天宝时期（公元713—755年），参加科举的人愈益增多，“一岁贡举，凡有数千”，科举制度中大部分考试科目已经形成，考试内容和形式基本确立，科举制度渐趋成熟和完备。

二、科举制度的科目和内容

隋唐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经济科等），明经、进士是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唐代科举分文科举和武科举两大类。文科举又分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每年定期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学、童子科等。其中经常举行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秀才科注重选博识高才、出类拔萃的人物，隋唐皆以此科为最高，最难。明经科注重考核儒家经典，内容分大、中、小经，另加《论语》和《孝经》。进士科注重诗赋，唐初沿隋制，仅试策而已，后包括帖经、试杂文、时务策三场。明法科注重考核法律知识，选拔司法人才，规定试律7条，令3条。明字科注重考核文字理论和书法，先口试，再试以《说文解字》、《字林》20条。明算科注重考核算术，要求详明术理。六科中后三科均为专门科目，虽列为常科却不经常举行，入仕后地位也难与前三科相比。秀才科虽最高但后

来此科废除，所以经常举行的又受士人重视的，仅明经，进士两科而已。

三、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意义

科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从静态看，文章典籍记录、表现、反映文化，文章典籍是文化之“言”，我们也可把文章典籍通俗地称作文本文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存活了1 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本文化的传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明显地反映在儒家文化的传延和唐诗兴盛两个方面。具体而言，由于科举制度为媒介，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独领风骚；而我国古典诗歌到科举盛行的唐代登上了发展的高峰。

由于科举制度的媒介，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而言，科举制度的实行突出强化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儒家文化的传延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孝廉”科的实施是以儒学作为取士标准的开端；至宋代，随着科举的制度化，科举考试的内容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儒家经典著作中；至明代，科举作为一项统一的取士制度已进入成熟化阶段。在这一阶段，考试标准更为刻板严格，而考试内容最显著的变化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八股文”被捧作统一的规范。“明以时文取士。时文或称制艺，或称八股文，或称四书文。制艺言其为制科(科举——原文注)之文，八股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其内容，因为出题取自四书，而又须依经按传，代圣贤立言。乡试三场，首场试四书义、经义，另一场试论、判、诏、诰、章、表，一场试经史策论。三场所重在首场，首场经义或称五经文，作四书文，亦用八股文式。所以论者称明以时文或四书文取士者，乃就其所重者而言，并非谓时文之外不另考其他文字”。自此，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科举制基本成为一种以考察对于儒学了解状况为选择标准的选官制度。

清末废除科举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儒学由此走向衰微。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之所以难逃废除的厄运，也是因为“儒家以培养‘君子，为核心的‘求道’式的反技术主义教育观与西方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观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儒学兴衰与科举革废相互映照，进一步论证了科举制度对与光大我国儒学经典的重要作用。

四、科举考试制度教育意义

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有着亲密的联姻关系，教育为“养士”，科举为“取士”，“学而优则仕”，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科举考试便成为教育强有力的指挥棒，对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方法等起着全方位的指导和控制作用。虽然从科举制度发展的历史全程考察，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本着“储才以应科目”的目的出发，科举制度对教育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科举制度从隋唐至清未,一直实行了1300 多年。这是我国古代在教育事业上的一场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拨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它的意义在于:一是促进了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完善;二是促进和完善我国的考试制度和培养人才制度。实行科举制度,使得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进一步理顺,封建统治基础进一步扩大,同时也促使封建官吏体制的成熟,促使封建国家的教育事业发展,揭开了中国古代人才选举史上新的一页,为教育事业发展开劈了新的道路,完善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奠定了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制度的基础,对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

五、科举制度的意义及影响

隋唐科举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第一，官吏选用的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选官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第三，向各地方庶族、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实现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调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第四，科举似乎是最公平的，任何人只要读好书，就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唐太宗曾有感而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里维持13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科举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1、科举制度改善了用人制度。科举制度使得社会身份不再世袭，为封建社会各阶层间的人员流动提供了条件。科举制度使得贫苦孩子可以靠勤奋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

2、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和专制，消灭了士族制度。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在于巩固帝王的中央集权。科举制度消灭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制度，从此贵族阶层再也无法与君权抗衡。

3、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制度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从而增加了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比例。

4、科举制度摧毁了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为专制政权输送了大量经世愚民的官僚。

5、科举制度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官员选拔制度。

6、科举制度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当时的很多附属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比如：高丽、越南等国！

科举制度不仅影响了古代的考试制度，也影响了欧洲、亚洲各国的文官考试。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将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科举作为人才与文化的筛选器，不仅左右着当时的学校教育与教育管理，也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C].高等学校文科教

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3】《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02期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篇2：隋唐科举制度概述

唐代考生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出身的曰“生徒”；二是通过州县地方 选 拔考试而选送的“乡贡”；三是皇帝亲自选中的考生“制举”。实际上考生的主要来源只有二个，即生徒和乡贡。

关于报考的手续问题。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两级进行，即地方州县及中央官学的预试和尚书省的省试。唐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是：乡试(州、县的地方考试)--省试(尚书省的礼部考试)--吏部复试。

2.考试科目及内容

其中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这些科又称常科。

3.考试方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但方法却只有五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论、诗赋。

由于八股取士，考场舞弊等多种因素交织融合在一起，使明清之际的科举考试弊窦丛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批评，直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已成大势所趋。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们对 科举，尤其是八股取士的批评是切中时弊的。顾炎武曾抨击道：

八股取士“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致使“ 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为此，可以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八股取士不仅败坏人才，而且败坏了学术，造成举业盛而学术衰的可悲下场。科举考试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甚或仅限于《四书》，且只能代圣贤立言，八股取士的程式又极为固定，不能有所变通，这样固定的内容和死板的形式极易被揣摹、效仿，所以迎合考生的心理，适应 八股取士之需要，许多人开始押题做答案，考生便花钱买答案，只要背诵答案就可以应付考 试，而对经书原文，对研究学术莫不关心，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它降低了对儒学的研究水平，淡化了学术空气。

另外，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也愈演愈烈，使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 或附庸。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准备科举，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是学校传授考核学生的内容；科 举考试的方法也成为学校中考核学生的主要方法，科举完全成为学校的指挥棒，学校完全成 为应试教育的机构，无法培养出利济苍生、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篇3：隋唐科举试赋制度的历史考察

但也有不同的意见, 焦点在对所谓试杂文二篇的认定上,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说:“按杂文两首, 谓箴铭论表之类, 开元间始已赋居其一, 或以诗居其一, 亦有全用诗赋者, 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 当在天宝之间。”徐松以为永隆二年诏进士试杂文两首, 并不是诗赋文体, 推断迟至开元杂文才试赋。如果徐松所论成立的话, 即使从开元元年 (713) 算起, 离永隆二年已是三十余年, 换句话说, 徐松认为进士试赋的时间要比赵翼所论晚得太多, 接近盛唐了。今人傅璇琮先生赞同徐松的说法, 并对赵翼的观点提出质疑。傅先生认为, 唐初只试时务策五道, 试帖经是唐高宗永隆二年以后的事, 永隆二年起试杂文, 实际上最初所谓杂文者只是箴表论赞等, 后渐有赋或诗。傅先生同意徐松杂文试赋的年代在开元间, 又指出杂文专用诗赋是开元、天宝之交。但傅先生又引颜真卿所作《颜元孙神道碑》说:“举进士, ……省试《九河铭》、《高松赋》。故事, 举人就试, 朝官毕集, 考功郎刘奇乃先标榜君曰:‘铭赋二首, 既丽且新, 时务五条, 词高理赡, 惜其帖经通六, 所以不□ (原文缺) , 屈从常第, 徒深悚怍。’由是名动天下。”颜元孙为武周垂拱元年 (685) 登进士第。此距永隆二年实行试杂文仅三年, 这一年的杂文两首即是铭和赋[1]。由此可见, 进士试杂文两首, 诗赋参与其中, 肯定要早于开元时期, 赵翼所论不差。

以上诸家均认为进士试赋始于唐代, 不早于永隆二年, 只是具体时代有分歧。照此而论, 我们可以断定在此之前产生的律赋, 如王勃《寒梧栖凤赋》、李恽《五色卿云赋》等, 皆属于文人创作游戏, 与科举考试无关, 也就论证了律赋的产生不是由于科举的原因而是文体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但由于新、旧《唐书》都没有具体记载进士科试赋发生的年代, 导致后世对试赋年代始终不能统一认识。兹引三例。

刘煦《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白居易列传》云:“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 尚矣!自汉策贤良, 隋加诗赋, 罢中正之法, 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 罕趋函丈, 矫首皆希于屈、宋, 驾肩并拟于《风》、《骚》。’”《旧唐书》作者生活时代去隋唐不远, 指出隋代已有以赋取士的制度, 当为可信。隋实行科举制度, 科目种类繁多, 以秀才科最为显耀, 按《隋书》卷七十六《列传第四十一·杜正玄本传》所载:“开皇末, 举秀才, 正玄应对如响, 下笔成章。仆射杨素, 负才傲物, 正玄抗辞酬对, 无所屈挠, 素甚不悦。久之, 会林邑献白鹦鹉, 素促召正玄, 使者相望。及至, 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 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 始异之。”隋考试仍以试策问为主, 赋作为应试科目, 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杨素命杜正玄以白鹦鹉为题作赋, 意在难为杜正玄, 由此推断, 此次应试并无赋题。《北史》卷二十六《列传第十四·杜铨传》载:“正玄弟正藏, 字为善, 亦好学, 善属文。开皇十六年, 举秀才。时苏威监选, 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 应时并就, 又无点窜。时射策甲第者合奏, 曹司难为别奏, 抑为乙科。正藏诉屈, 威怒, 改为丙第, 授纯州行参军。”兄弟二人都是举秀才科, 杜正藏此次应试明显有试赋了, 为模拟之作。所以, 隋代的秀才科试赋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试赋例, 包涵了规定题目和限制写作时间等重要的考试特征。在没有发现更早例证之前, 隋代秀才科试赋堪称唐宋科举试赋的先声。

关于科举试赋, 尤其是进士科试赋文问题, 之所以众说纷纭, 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唐代取士科目的认识不清。“唐制, 取士之科, 多因隋旧”, 而诸科之中, 尤以进士科最为显贵。

由此我们可以对唐进士科诗赋取士的线索作总结说明:唐代科举取士颇为随意, 《新唐书·选举志》载:“而士之进取之方, 与上之好恶, 所以育材养士, 招来奖进之意, 有司选士之法, 因时增损不同。”唐初制, 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 帖一大经, 进士考试是与诗赋无关的, 贞观八年, 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永隆二年, 由于前一年 (即调露二年) 刘思立的建议, 下诏进士帖经及试杂文, 进士试诗赋当在永隆二年后, 诗或赋各一, 杂文一, 及时务策五道, 明经策三道, 亦有全用诗赋者, 初非定制。杂文之专用诗赋, 在开元、天宝之间。后成为常式。二十四年, 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 帝以员外郎望轻, 遂移贡举于礼部, 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建中二年, 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 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 而皆试策三道。大和八年, 礼部复罢进士议论, 而试诗、赋。文宗从内出题以试进士, 谓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 昨自出题, 所试差胜。”乃诏礼部岁取登第者30人, 苟无其人, 不必充其数。是时, 文宗好学嗜古, 郑覃以经术位宰相, 深嫉进士浮薄, 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 色色有之, 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 不可遽废。”因得不罢。“此为天子自出赋题之始。”[2]随后进士科诗赋取士制度最终确定下来。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陕西教育出版社, 2003.

篇4：隋唐和明清科举制度的对比

一、两个时期科举制度考生来源和资格的对比

隋唐时期，考生来源主要有两类，生徒和乡贡。中央与地方官学的学生经考试合格，由学校送尚书省参加省试，这些考生被称之为生徒。不在学校学习而学业有成者，则向州县“投牒自举”，经审查考试合格，由州县送省参加考试，称为乡贡。考生来源较广，资格审查较松，给大部分知识分子以科举取士的机会。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紧密结合，非经由学校出身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国子监是最高学府，监生可以直接做官。府、州、县是地方学校，学员称为生员，未取得生员资格者不得参加考试。进学校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由之路。

二、两个时期科考在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和形式上的对比

隋唐时期，科考的科目较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道举等，以明经和进士科为主。考试内容涉及经义、时务、诗赋、杂文等，内容多，并且注重考查考生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考试形式分为笔试和口试两种，有助于选拔优秀的人才。明清时期在这些方面有很多变化，考试科目减少了，考试内容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对经义的解释，只能以朱熹的观点为标准答案，不得有自己的见解。考试形式笔试，规定必须用八股文的文体作文，严格规定答题文章的具体格式和写作步骤，有严格的程式、标准和规范，不允许有任何的个人发挥。

三、考试和录取程度的对比

隋唐时期尤其在唐朝把考试分为常科考试和制科考试，常科考试一般安排在每年10月进行，唐初由吏部后由礼部主考，确定录取人之后送由中书门下进行复核，再把录取名单送给皇帝过目，省试录取，称之为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元或状头;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明清实行三级考试，首先是乡试，由各省主持，每三年一次，考中称为举人;其二是会试，由礼部主持，于乡试次年举行，考中为举人;最后是殿试，皇帝亲自主持，主要考策问，殿试不会淘汰会试录取的人员，仅排出名次，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四、两个时期的科举制度的作用对比

篇5：隋唐科举制度概述

1 中国古代医僧的通史性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医僧的通史性研究方面的著作, 主要有傅芳、倪青编著的《佛医人物小传》[1]和薛公忱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2]《论医中儒道佛》[3]三书。

傅芳、倪青编著的《佛医人物小传》一书, 是研究中国医僧的专著。该书共收录佛医近600人, 并对其生平及学术、贡献作了简述, 对了解佛教在医学方面的影响和佛医相关事迹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助于佛学和僧医的深入研究, 为进一步深入及拓宽该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该书只从通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僧医进行简要的概述, 条文中详略有失平衡, 且不乏遗漏之处。

薛公忱在《儒道佛与中医药学》《论医中儒道佛》二书, 着重研究了佛教医学传入中国的情况、佛教教义对中医药学的影响、中国化的佛教对中医药学的利用及佛教与中医药学互为传播载体等问题。薛先生的研究也涉及到僧医形成的历史文化前提、僧医群体的构成、僧医的特征等, 是该书与本文研究相关性较强的部分。例如, 书中认为僧医主要由周边区域来华弘传佛教兼行医、周边区域来华求取佛法兼习医药及中国本土兼习医药的三种僧人构成。但作者主要从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的佛教医学, 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僧医仅略有涉及而已。薛先生的研究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僧医构成的大致轮廓及其历史地位, 为进一步深入及拓宽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学术论文方面主要有李清的《中国古代佛教医家的医学成就》[4]和李红的《中国古代僧医综述》[5]两篇学位论文。

李清的《中国古代佛教医家的医学成就》一文, 以中国古代佛门医家为研究对象, 通过发掘、整理、归纳文、史、哲、医和人物志、地方志等文献典籍, 对佛门医家的医学成就进行总结, 并做一定研究。但就作者的着眼点和注意力而言, 主要是佛教医家的医学方面成就及对中国医药学的贡献, 且是通史性的研究。从对僧医的研究情况来看, 由于选题自身的局限性, 无论是对于僧医的医疗事迹考证, 还是各种关于僧医重大问题的研究, 如僧医的构成、地域特征、发展脉络等, 相对较为薄弱。特别是缺少对僧医的逐一统计分析研究, 有待于进一步全面的展开。

李红的《中国古代僧医综述》一文, 从僧医的社会生活角度出发, 对僧医的慈悲活动、社会交往、教育作用进行了相关探讨, 为僧医的研究提供了相关参考。其中第一部分的“治病救人”“主持慈善机构”, 第二部分的“文人与僧医”“世俗医生与僧医”, 第三部分的“汉地僧医的传承”, 均与本文关系较为密切。但大多作者研究只是浅尝辄止, 停留在将有关僧医的各种材料加以简单概括的阶段, 未把僧医作为一个处在发展过程的整体加以把握, 没有描绘出历史时期僧医群体发展变化的脉络。例如, 对于僧医治病救人的记载, 作者仅举出部分有代表性的僧医相关医疗事迹, 并未对不同时期僧医的医疗事迹做出系统性分析研究, 也没有体现出僧医所具有的时空特色。同时, 作者的史料搜集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对于正史、出土文书、医史文献等资料几无引用, 难免遗漏部分重要的史料。作者在研究中, 对其引征一些史料缺少必要的分析, 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2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研究

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研究方面尚未有专著出现, 主要是部分相关性的研究论文, 如李清、梅晓平的《魏晋南北朝僧医的医学成就》[6]和郑炳林的 《唐代敦煌僧医考》[7]《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8]三篇文章。

李清、梅晓平的《魏晋南北朝僧医的医学成就》一文,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医医术、著述的归纳, 总结其为我国医药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僧人如佛陀耶舍、求那跋摩、于法开、佛图澄、耆域等大多研习医方, 借医传教治病救人或译述佛经传播医药, 极大丰富了我国医学的内容。在当时亦出现了诸如支法存、释僧深、慧龙道人、释安慧、道丰等汉地僧医, 或详论脚气、独创效方, 或金针拔彰、精治眼疾, 或虔祁神水、咒禁疗疫, 或研习医术、针灸愈疾等, 在周游四方时广播佛教、为人疗疾。同时, 该时期僧人潜心诸科慈悲拯急, 勤于著述奉献医学, 不但留下了较多宝贵的医疗经验, 同时也丰富了中医临床各科并影响了当时的一批诸如李亮、崔彧、陶弘景等中医名家。但是, 该文的着重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医的医学成就, 而对其时代和地域特征等缺少关注, 为后续研究留下了空间。

郑炳林的《唐代敦煌僧医考》一文, 作者利用出土文书对唐代敦煌地区的四位僧医 (索崇恩、翟法荣、索智岳、索法律) 进行了考证, 认为索氏三位僧医的医学造诣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严格地说, 唐代敦煌医学自吐蕃占领敦煌起完全从官学转入私学, 从官府转入寺院, 从师傅变成家传。”但作者研究仅涉及到上述四位僧医, 对唐代敦煌地区的僧医无整体性的考察。郑炳林的《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一文, 以敦煌遗书中的医学典籍、禁验药方及散见于僧俗文书中的医史资料为基础资料, 对晚唐五代敦煌的医学教育及医家进行一定的研究。作者的着眼点是医学教育、医事制度、外来医学在敦煌地区的影响, 认为吐蕃占领敦煌后, 正常的学校制度遭到破坏, 学术文化从官府转向寺院, 僧侣承担起了传授医学知识及治疗疾病的责任, 出现一批行医治病的高僧。文中着重对翟法荣、索崇恩、索智岳、索法律四位僧医的医学业绩和医学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没有对唐代敦煌地区的僧医做深入研究。该文对唐代敦煌地区寺院的医学传承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3 医僧的个案研究

关于医僧的个案研究论文主要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僧医, 如林伟良的 《从鉴真医事活动探讨唐代佛医关系》[9], 周一谋的《唐代高僧医学家鉴真》[10], 范家伟的《从隋代智顗的调气法论佛教医学与中国医学思想的融合》[11], 洪丕谟的《历史上医僧行医生涯散录》[12], 王凤兰的《〈释僧深药方〉的辑佚与整理研究》[13], 吴子明的《深师治咳经验探析》[14], 朱元杖、张日的《福建和三平寺祖师药签初探》[15]等。

林伟良的《从鉴真医事活动探讨唐代佛医关系》一文, 从鉴真的医学事迹和唐代佛教界的医药活动, 探讨唐代佛学交流在中外医药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对我国医药学的影响, 以及鉴真僧东渡对日本医药学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周一谋的《唐代高僧医学家鉴真》一文对唐代高僧鉴真做了简单介绍, 并对其在日本的具体行医事迹做了叙述, 且指出其撰写专门的医学著作《鉴上人秘方》虽已失传, 但创制的奇效丸、丰心丹、万病药等为后来日本人所袭用。范家伟的《从隋代智顗的调气法论佛教医学与中国医学思想的融合》一文, 通过隋代智顗五脏生患及调气法进行个案研究, 了解中国佛教医疗体系对中国传统医学及道教养生法的吸收。智顗的医学思想在佛教医学和本土医学的交互影响下产生。洪丕谟的《历史上医僧行医生涯散录》一文, 通过对历史上医僧诸如唐代鉴真、北宋时四明僧人奉真等救人治病事例的介绍, 侧面展示了佛教僧侣积极入世的精神。吴子明的《深师治咳经验探析》一文, 就我国南北朝时代释门名医僧深有关治疗咳嗽的经验作进一步探析, 从其对咳嗽的分类特点、治法特点、用药特点及佛教禁忌等方面的粗略分析, 进一步阐述了晋唐时代佛门医学的水平。王凤兰的《〈释僧深药方〉的辑佚与整理研究》一文, 对魏晋南北朝由沙门医家僧深所撰医书《释僧医药方》进行辑佚整理, 并研究其主要内容和佚文, 指出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医学与中医学的融合, 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朱元杖、张日的《福建和三平寺祖师药签初探》一文, 结合晚唐时期的历史背景, 应用中医理论, 对僧医广济禅师流传至今的75首药方药签的药性种类和方剂组成进行分析, 就以医理、药理进行客观探析, 并就其特点进行了初步探讨。

4 其他方面研究

此外, 在佛教医学的研究中, 还涉及到医僧医术等方面的研究, 较为分散, 就不再一一列举。同时, 有些医僧本身即为研究的热点, 这方面有大量的专著和论文问世。例如, 对玄奘、义净、鉴真等人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和细致, 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其生平的考述、佛事活动和佛事教义等, 而往往忽视对其医疗事迹、医疗水平等方面的研究。

5 结语

以上诸文的研究成果, 为进一步研究医僧打下了基础, 但研究内容及成果不够全面, 大多侧重僧医医药学成就及医疗事迹的考察, 某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僧医的主要因素被忽略, 如医僧的地域分布特征。

综上所述, 以上论著均从不同层面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医僧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且不乏精当的见解, 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 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 从研究的时段来看, 以宏观的、通史性的角度论述者居多, 断代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研究不足。少数几位学者, 对魏晋南北朝和唐朝的医僧有一定的研究, 而通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相关研究没有, 甚至贯通思考该时期的医僧研究亦较少。医僧在不同历史阶段均有不同的特点, 如果要正确把握隋唐时期僧医的特点, 仅研究隋唐时期是不够的, 必须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否则无论在做出长时段的概括, 或就具体问题做出具有理论性的结论时, 在一定程度上难免陷入臆断。如佛教在唐代进入鼎盛时期, 但医僧却呈势衰的趋势, 若不对医僧与佛教发展不同步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难以把握这一历史时期医僧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特征。第二, 从对医僧考察的内容来看, 大多往往强调医僧的医学成就, 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则往往深度不够, 如医僧的构成及特点、地域特征、发展脉络等方面均有待深入。因此, 仅关注医僧的医学方面成就, 对医僧的考察是不够全面的, 不能准确地描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发展的整体脉络, 也不能深入揭示造成这一时期医僧所具有的时空差异性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第三, 从医僧研究的范围来看, 多属于个案研究, 缺少必要的群体研究。学术界对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医僧的研究颇为细致、全面 (如鉴真、俞昌等) , 对影响较小的医僧涉及少, 甚至不予关注。研究方向大多以其主要的医学成就为主, 而对其医学的传承和地域特色关注不够。第四, 从对医僧的地域考察来看,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敦煌地区, 对这一时期南方的研究关注较少, 缺乏必要的地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五, 更多地关注佛教医学理论方面, 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关注度不够。例如, 医僧形成于何时, 医僧的医学成就, 医僧的构成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 尚需深入的研究与考证。

摘要：医僧是佛教医术的实施者。从中国古代医僧通史性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研究、医僧的个案研究三个方面梳理医僧的学术发展脉络, 分析医僧研究的成果, 并指出医僧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篇6：隋唐科举试赋制度的历史考察

但也有不同的意见，焦点在对所谓试杂文二篇的认定上，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已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徐松以为永隆二年诏进士试杂文两首，并不是诗赋文体，推断迟至开元杂文才试赋。如果徐松所论成立的话，即使从开元元年（713）算起，离永隆二年已是三十余年，换句话说，徐松认为进士试赋的时间要比赵翼所论晚得太多，接近盛唐了。今人傅璇琮先生赞同徐松的说法，并对赵翼的观点提出质疑。傅先生认为，唐初只试时务策五道，试帖经是唐高宗永隆二年以后的事，永隆二年起试杂文，实际上最初所谓杂文者只是箴表论赞等，后渐有赋或诗。傅先生同意徐松杂文试赋的年代在开元间，又指出杂文专用诗赋是开元、天宝之交。但傅先生又引颜真卿所作 《颜元孙神道碑》说：“举进士，……省试 《九河铭》、《高松赋》。故事，举人就试，朝官毕集，考功郎刘奇乃先标榜君曰：‘铭赋二首，既丽且新，时务五条，词高理赡，惜其帖经通六，所以不□（原文缺），屈从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动天下。”颜元孙为武周垂拱元年（685）登进士第。此距永隆二年实行试杂文仅三年，这一年的杂文两首即是铭和赋 。由此可见，进士试杂文两首，诗赋参与其中，肯定要早于开元时期，赵翼所论不差。

以上诸家均认为进士试赋始于唐代，不早于永隆二年，只是具体时代有分歧。照此而论，我们可以断定在此之前产生的律赋，如王勃《寒梧栖凤赋》、李恽《五色卿云赋》等，皆属于文人创作游戏，与科举考试无关，也就论证了律赋的产生不是由于科举的原因而是文体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由于新、旧《唐书》都没有具体记载进士科试赋发生的年代，导致后世对试赋年代始终不能统一认识。兹引三例。

刘煦《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白居易列传》云：“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旧唐书》作者生活时代去隋唐不远，指出隋代已有以赋取士的制度，当为可信。隋实行科举制度，科目种类繁多，以秀才科最为显耀，按《隋书》卷七十六《列传第四十一·杜正玄本传》所载：“开皇末，举秀才，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正玄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隋考试仍以试策问为主，赋作为应试科目，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杨素命杜正玄以白鹦鹉为题作赋，意在难为杜正玄，由此推断，此次应试并无赋题。《北史》卷二十六《列传第十四·杜铨传》载：“正玄弟正藏，字为善，亦好学，善属文。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授纯州行参军。”兄弟二人都是举秀才科，杜正藏此次应试明显有试赋了，为模拟之作。所以，隋代的秀才科试赋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试赋例，包涵了规定题目和限制写作时间等重要的考试特征。在没有发现更早例证之前，隋代秀才科试赋堪称唐宋科举试赋的先声。

关于科举试赋，尤其是进士科试赋文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唐代取士科目的认识不清。“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而诸科之中，尤以进士科最为显贵。

由此我们可以对唐进士科诗赋取士的线索作总结说明：唐代科举取士颇为随意，《新唐书·选举志》载：“而士之进取之方，与上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有司选士之法，因时增损不同。”唐初制，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經，进士考试是与诗赋无关的，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永隆二年，由于刘思立的建议，下诏进士帖经及试杂文，进士试诗赋当在永隆二年后，诗或赋各一，杂文一，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亦有全用诗赋者，初非定制。杂文之专用诗赋，在开元、天宝之间。后成为常式。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大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文宗从内出题以试进士，谓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题，所试差胜。”乃诏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是时，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此为天子自出赋题之始。” 随后进士科诗赋取士制度最终确定下来。

篇7：隋唐科举制度概述

一、柳孜隋唐运河遗址的发掘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开凿于隋大业元年（605年），文献记载：“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大业四年又开永济渠，并重修江南运河。”第一次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通过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连接贯通，使东西南北的人流、物流得以畅通。其中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连接黄河与淮河的一段极其重要的河道，唐宋时期称汴河，“渠广四十步，河畔筑御道，道旁栽柳树”，其流经线路沿东汉汴渠（古汴河）至开封后，与古汴河分道折向东南，经今河南商丘、永城，安徽淮北柳孜、宿州、泗县，江苏盱眙入淮河，全长650公里，是隋唐大运河连接东西南北的枢纽河道（见图1）。此渠历经隋、唐、宋三代600余年，促进了当时封建王朝的大发展，对唐宋王朝的大繁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98年，在进行宿州至永城公路濉溪段改建过程中，于安徽省淮北市的濉溪县百善镇以东路段施工时出土了大量的瓷片、铜钱等物，随即上报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由当时的所长李广宁带人查看，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合施工，进行文物保护工作。1999年初，百善镇以西路段动工，在柳孜村施工中发现大量陶瓷、古钱等文物，还有一处石构建筑遗迹。5月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所、淮北市博物馆和濉溪县文管所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柳孜的石构建筑体进行发掘。从5月4日进点至11月7日撤点，历时200天，布8个探方，累计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此次发掘有三项重大发现：一是出土1座宋代石构建筑体；二是出土8艘唐代沉船；三是出土了隋、唐、宋、元时期的来自全国20多座窑址的近数万片瓷片，其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见图2）。

这次考古重大成果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进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2014年6月22日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另安徽省宿州市从2006年4月到2007年9月有两次汴河故道的考古发掘，根据宿州市博物馆高雷先生《大运河宿州段考古成果汇报》说：发掘面积共1064平方米，出土各类以瓷器为主的器物3900余件，涉及20多个窑口，这次发掘得知河口宽32.6米、底宽20米、深5米，文化层共分9层（见图3）。2009年10月，淮北市为迎接第五届大运河文化节，对淮北市百善镇老街大运河遗址进行了挖掘，得知文化层共分8层（见图4），清理出一批唐宋瓷器。2012年2月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根据胡均《2012柳孜运河发掘情况简介》知此次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大量遗物，其中瓷器残片数以万计，可复原的器物数量达3000多件，新发现两岸河堤、北岸石筑台体、河道、宋代木船。

二、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出土瓷器的品种和特点

据阚绪杭先生《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知：瓷器在柳孜遗址的发掘中大量出土（这次发掘主要是在唐代地层），整理的瓷片近40000片。器形有碗、钵、盘、盏、盆、罐、壶、瓶、坛、灯、瓷塑、盒，可修复件中碗917件、盘69件、盏119件、盆37件、钵209件、罐129件、壶28件、瓶6件、坛8件、灯4件、盒7件、盂6件、盏托1件、枕9件、瓷塑2件、铃15件、三彩器38件。釉色有黄釉、青釉、白釉、黑釉、彩釉、影青等，多数釉色深浅不一，其中黄釉较多，次为青釉、白釉、酱釉、黑釉等，多数瓷器釉下施一层化妆土，胎釉结合较牢，极少数有脱釉、飞釉现象。器表多素面，有少数点彩、彩斑、三彩、窑变，在装饰上有贴花、刻划花，绘花、印花、塑花，少数器物有文字装饰。

在挖掘遗址期间，淮北市博物馆与濉溪县文管所也从沿线百姓家中征集到一些残碎瓷器，这些残碎瓷器通过器形辨认，主要是民间日常生活所用的碗、盘、盏、壶、钵等。唐、五代时期的器物以饼底、平底、玉璧底、窄圈足的碗、钵、罐、壶为主，口沿特征主要是敛口、侈口、圆唇和半圆唇，器壁多较厚重。两宋时期器物的特征主要是：底部大多数圈足，少数为平底，宋晚期内底多有涩圈；口沿特征主要是敞口、敛口、平沿、卷沿、六出筋、八出筋、十出筋、莲花形、葵花形等形式；器壁有浅腹、深腹、弧壁、瓜棱、斗笠形等；釉色以青、黑、白、影青釉为主，少量黄釉，柿红色釉；装饰手法以胎装饰为主。可基本判定其所属窑口和窑系的主要有邢窑、寿州窑、萧窑、东门渡窑、磁灶窑、巩县窑、长沙窑、鹤壁窑、淮北市新发现的烈山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定窑、磁州窑、临汝窑、耀州窑、建窑、龙泉窑、越窑等，还有一些辨认不准的窑口。这些征集到的大量瓷器和发掘的瓷器中，发掘品以唐代长沙窑、越窑、寿州窑、邢窑、巩县窑为多；征集的瓷器中以寿州窑、景德镇窑、临汝窑、磁州窑、吉州窑最多，耀州窑、龙泉窑、越窑、定窑、巩县窑、钧窑、淄博窑次之，还有界首窑、德清窑、密县窑等，反映了我国唐宋时期南北地区各主要瓷窑产品的时代特征。这些瓷器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河南、河北、湖南、山东、安徽、陕西、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南北皆有，地域广阔（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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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出土瓷的总体特点，用五个字概括就是“全、新、多、亮、精”。

1 “全”是指出土瓷所涉及的窑口全。

2 “多”是指出土瓷的数量多、品种多。

3 “新”是指运输过程中沉没的商品或贡器，绝大多数是未曾使用过的器皿，釉面净，露胎净，器表少有附着物，最多有一点碱沁划痕，因而新。

4 “亮”是指器表因地下大运河弱碱性的水土环境，优于废墟、墓葬和地下水较多的窖藏。釉表接触不到有腐蚀或污染的物质，故而器表很亮。

5 “精”是指数代以来大量南方窑口的贡品遗存，和北方窑口的一些外销产品遗存以及南宋进贡金朝的“岁贡”“岁币”瓷器都有可能遗落在大运河里，成为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精品。

三、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出土瓷特点形成的原因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所出隋、唐、宋的古陶瓷遗存，从品相上看，可分好、中、差三种类型。它们分别出土于以下三个地方：汴渠河道至宋代束窄后，不再疏浚搅动的隋唐河道两岸各十米的宽度范围内；宋代束窄后的河道宽度范围内的宋代文化层；河道及两岸范围内上部扰乱层。

1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称：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柳孜遗址，深约7米，当时共布8个探方，由于堆积不同，河道可分7至10个地层。以最典型的第5、第6探方为例：第1层为表土扰乱层约0.5米；第2至第4层为唐至五代时期形成的地层约1.8米，以黄色沙土为主；第5至第9层为隋至唐时期形成的地层约5米，以黄色细沙土为主，并且是越向下，土质越细越纯；第10层为含白灰色料姜石的黄色生土层，不含文化遗物。这是唐代河床的地层堆积情况。宋代河床的地层从柳孜遗址第7探方看（其他探方都在唐代河床上），其地层堆积共8层，厚度约7米。第1、第2层为表土层约0.8米，第3至第5层是黄色沙土层，为南宋河道废弃后的淤积约3米，第6、第7层是黄色沙土为宋代河道运行中河床流沙淤积层约3米，第8层为含白灰色料姜石的黄色生土层（见图6）。从宿州市西关步行街隋唐大运河考古发掘河床剖面图看，文化层共9层：第1层为明清文化层，第2层为南宋中后期至元代文化层，第3至第6层为宋代河床堆积，第7至第9层为唐代河床堆积。从第5、第7代表唐宋两个时期的探方地层和宿州市的运河遗址发掘情况看，河道沉积的沙土层沙细如粉，遇水即湿、过水即透、见风就干，土壤的透气性非常好，经酸碱度测定为弱碱性，运河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千年。这是形成运河瓷器表呈现亮、新特征的根本原因。

2 由于大运河独特的地理环境，沟通南北五大河流的枢纽地位，使全社会的人流、物流得以畅通，“正是运河一开，天下利于传输”。再加上唐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制瓷业空前繁荣，窑场数量达到历史巅峰。市井生活光怪陆离，日用瓷、陈设瓷遍布社会各个角落，饭馆、酒肆、茶摊、药店里面，茶几、桌案、大小厅堂之上，陶瓷器皿无处不在。有专用斗茶的各式盏、吹奏的小乐器、玩耍的小动物、人物瓷塑等，其使用范围囊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品种用途开后世之先河。运河的开通为瓷器的销售打开了销路，销售量的增加又刺激了制瓷业的发展，由此促进了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进而又使沿运河城镇开始兴起并繁荣。以运河淮北段为例，境内40公里的河段，沿途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子镇等城镇，城镇又使瓷器有了聚散地。一方面是国内各阶层的需要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另一方面唐宋时期饮茶斗茶之风的兴起，宫廷对日用器皿陈设观赏瓷的需要，酒楼茶肆对酒器茶具的需要，社会各阶层生活的需要，使这一时期的创烧出很多新鲜花色品种。这是形成隋唐大运河汴渠段出土陶瓷品种多、数量多、窑口多的现象的重要原因。

3 《宋史·河渠志》记载“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说明了汴河的承载量及重要作用。其繁忙的程度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说：当年的运河是“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以此来形容其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船头接船尾的繁忙景象。由于大运河合理的交通网络，它连接了五大水系，五大水系又连接了树枝一样的支流，这些支流沿岸所设的窑厂生产的瓷器，均有进入大运河进行商贸成为大运河瓷的可能。另外通济渠上接引黄河水，挟带的泥沙较大，促使通济渠水位逐年抬高。这就需要每隔若干年就要疏导一次。宋仁宗嘉祜元年（公元1056年）对大运河实施“木岸狭河”的治河方略，将原来60多米的河道缩为40米，缩窄后，岸直流急，疏浚减少。特别重要的是原靠近两岸各约10多米的河道中的遗存，因被堤坝压覆，而能长久地保存下去直到今天。另外宋金对峙以后，疏浚减少，河床越来越高，河道越来越窄，河水越来越浅，直到最后完全湮塞。在这期间又遗存很多那个时代的瓷器。这是形成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有如此之多、之精的瓷器的又一重要原因（见图7）。

四、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瓷器的来源

由于大运河连接了五大河流，而五大河流的支流又伸展到远离大运河的内地，这样全国各地各个窑口生产的瓷器都能通过这些河的支流、干流畅通到外地。能在通济渠上行走的：一是当时的畅销瓷，即当时各大民窑的名牌产品，它们北上或南下，这在运河发掘品中可窥一斑；二是进贡品，一般是南方窑经过汴河进京的；三是外销瓷，一般是北方窑经过汴河到扬州港远销海外的；四是汴河沿岸的一些小窑口生产的瓷器由于运输的需要经过汴河；五是汴河两岸百姓日常生活使用的瓷器；六是由于河道的废弃当作垃圾丢弃在河内的。这些瓷器都会因为水患、战乱、事故、盗抢等原因遗弃在运河内。

五、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出土瓷器的研究

在研究辨识运河瓷的过程中，一些运河瓷收藏家、研究者根据运河瓷独特的埋存环境，经过长期的潜心琢磨，并结合与其他环境存在瓷对比，总结出一些规律要点：认为有些“大运河瓷”看起来新，感觉上净，视觉上亮，还有一些听起来闷，抚摸干涩，上手分量轻，总体数量上精品少、大路货多，具体地说：

1 同一时代、同一窑口、同一品种的运河出土瓷器与其他环境的瓷器相比敲击声有些暗哑，音频较短，不像传世品的发音清脆悠长，也不像出水瓷器那样糠散发闷，也没有一般出土瓷所常有的“沙沙”的声音。

2 有些运河瓷的釉面一般比较干涩，它的釉面特征与其他环境的高古瓷有些不同。运河瓷虽然涵盖了从隋到元八个朝代东西南北中几十个窑口，但是运河瓷有着一个明显的特征（不包括很亮的瓷）就是釉面包浆显得有点干涩。

3 有些运河瓷的上手分量比较轻，运河瓷出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干燥或者脱水处理，手上的分量显著变轻，经过研究发现“运河瓷”的胎骨致密度不够紧密，因而上手后分量感觉不够凝重。这种情况显然与地下环境有关，因为有些胎质坚实细密的瓷，如越窑、湖田窑、定窑等与运河内出土的同一时期、同一窑口、同一器形的瓷器情况迥然不同。

4 有些大运河瓷看起来干净，一般仅需用水冲刷即可光洁鲜亮，不似遗址墓葬出土的瓷器很长时间清洗不净，也有少数器物有一些黄色的附着物，当地人称“饭粘子”。大多钙化了并不脏。

大运河瓷经历了前700年的水环境，后700年的土环境，中间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流沙环境，特殊的环境造成了特殊的品相，这是与其他环境所不同的，是介于“出土瓷”与“出水瓷”之间的一个门类。

总之，大运河瓷与其他遗址、墓葬出土器物比较，运河瓷干净；与海水瓷比较，海水瓷呈哑光状态；与淡水瓷比较运河瓷又少了很多划痕，品相较好；与窑址比较运河瓷有土沁、碱沁；与地宫、窖藏比较，运河瓷更开门一些，不似地宫、窖藏若无明确记载或正式考古发掘，很难辨其真伪；与传世器物比较少了一些包浆。

六、结语

运河自开通后，从隋至元初，600多年的通航，曾经几度兴衰，浚而塞、塞而疏，大量的陶瓷经过这条黄金水道运输，从北方的海河到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直到出海口，沿途多少州县、郡府、城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期间因各种变故而散落、遗弃在河道里的瓷器包括完整的、残破的，数量相当惊人，淮北和宿州的运河考古已证实。运河就像一条大展带，它把600多年间我国东西南北中的各个大小窑口的各个时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运河瓷的研究才是刚刚起步，我们希望通过各位专家的研究，让大运河瓷发扬光大，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增色。